內容簡介：是民主世界的最後防線，還是監控全球的幕後黑手？從冷戰陰影、恐怖主義威脅，到數位時代資訊戰，全球最強大情報共享網絡，如何暗中牽動國際局勢，影響全球權力布局？橫跨英美情報界半世紀，現存唯一英美雙重國籍情報員，以獨家內部視角，直擊五眼聯盟運作核心的權威之作！

無論是監控恐怖組織、預警地緣衝突，抑或偵測網路攻擊，歷經時代更迭，五眼聯盟始終在維護國際安全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隨著公民意識抬頭，這個由美、英、加、澳、紐五國組成的全球最強情報共享網絡，其龐大的監控機制也引發了隱私、道德與政治層面的爭議。

本書作者安東尼．R．威爾斯（Anthony R. Wells），是唯一一位曾在英美情報體系均擔任要職的在世情報員。他以五十年親身經歷，細數五眼聯盟成立至今所面對的嚴峻挑戰與運作秘辛。

從冷戰時期對抗蘇聯、波灣戰爭中的情報角力、九一一事件後的全球反恐、以巴衝突中的英美矛盾，到當前中國崛起帶來的地緣政治危機，威爾斯以豐富的第一手經驗，深入剖析五眼聯盟如何在歷史轉折點上扮演關鍵角色。

書中不僅探討了海外基地佈局、核動力潛艦協議等軍事戰略層面，更深入分析了後設資料開發、雲端運算等新興科技對情報工作的衝擊。面對內部威脅、全球恐怖主義、人口販運、網路戰爭等多重挑戰，每個時期都考驗著五眼聯盟如何在政權更替與組織對立的壓力下，維持平衡運作，為決策者提供冷靜客觀的情報，同時在新時代中轉型蛻變。

作者透過豐富史料與第一手經驗，將錯綜複雜的全球安全議題抽絲剝繭。本書不只是一部英美情報界的五十年編年史，更帶領讀者以超然角度審視全球政治、公民權利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微妙平衡，為理解當代國際秩序提供深刻洞見。

作者介紹：安東尼．R．威爾斯，威爾斯博士擁有五十年豐富的情報經歷，是唯一一位在世的英美雙重國籍情報員，也是情報學專家和現代情報技術研究的權威學者。他擁有倫敦大學博士學位，並在皇家海軍學院、牛津大學三一學院接受了嚴格的專業訓練。一九六○年代，威爾斯博士師從多位二戰期間的情報專家，深入學習欺敵作戰和其他高階情報技巧。於皇家海軍服役期間，因表現卓越被派往華盛頓與美國海軍合作，之後成為美國公民，繼續參與美國海軍的高層機密任務，深入英美情報系統的核心運作。威爾斯博士是現代資訊和欺敵作戰領域的頂尖專家，精通攻防策略。他目前正與美英聯合團隊致力於網路作戰的前沿研究，並於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擔任客座高級研究員，專攻情報學。

搶先試閱：〈政治性與體制性變化：五眼聯盟的文化基礎〉

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政策，是建立在清楚明確的價值觀與戰略考慮上。首要之務就是保護自己的公民免於遭受一些侵略及挑戰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國家認同的威脅，也就是在和平與和諧中生活的權利；透過民主程序決定國家前途的權利；以及不受任何壓迫或威脅以獨立國家的形式存在的權利。根深柢固的歷史、文化、種族、語言與經濟因素，將五眼聯盟的每個國家凝聚在一起。每個國家維護其國家認同及自決權的戰略要求，因時間與地理空間而異，而這些因素決定了每個五眼聯盟成員國對於可能使自由、穩固的獨立現狀蒙受威脅的國際勢力均衡改變，所做出的反應。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一個重要教訓可以概括為，當迫在眉睫的威脅如密布的烏雲般，顯示世界正在朝安全堪虞的方向變化時，必須未雨綢繆地做好防範準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納粹黨的崛起，以及一九三三年的德國大選導致德國從一九三六年表現得日益好戰，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引爆二次大戰。缺乏防範，可能會予人軟弱的印象，並助長侵略者挑戰現狀的實力。後者在如今的環境裡，不一定會是最壞情況下的侵略，也就是傳統的領土侵犯，而是經濟性的，包括水與石油等資源、傳染病的威脅、關鍵原物料遭壟斷式的收購，以及對網路空間的侵襲。這主要戰略需求的終極目標，就是確保國家的生存。

第二個教訓是，五眼聯盟成員國為了保護國家安全及重大利益而結盟。同理，好戰且往往具有擴張意圖的國家，也會與其他可能為自己帶來眼前利益的國家結盟。納粹－蘇聯曾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納粹－日本－義大利曾組成軸心國，以及德國後來撕毀納粹－蘇聯互不侵犯條約，都是二十世紀敵對國家為了眼前利益，建立或破棄結盟的政治現實之典型案例。

第三，二十世紀的民主強權美國、英國，及其盟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帶領世界提倡民族自決，例如英國就倡導去殖民與自治權。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之父，五眼聯盟成員國是成立聯合國的核心，而且美國、英國與加拿大也是北約的龍頭。國際聯盟成立於一次大戰後的和平時期，宗旨是促進國際合作並減少戰爭發生。聯合國則是汲取國際聯盟未能維持國際秩序的教訓，以更有效的方式維護和平。北約的優勢則是以軍事上的團結、組織與實力進行威懾，而不是威脅。

五眼聯盟共同的文化，還有透過明確的軍力、國家意志，以及在組織完善的聯盟架構內合作展示實力的需求，催生出一條貫穿其戰略思維的明確主軸，也就是：為抵禦持續變化的環境中出現的威脅做好準備。五眼聯盟發現，維護國際安全的外交策略，或利用國力達成和平，所用的手段可能相當複雜。後者包括利用外交手段及多國聯手，以經濟制裁、國際孤立，還有限制貨物、原料及資金流入來施壓。若上述方法均告失敗，才能動用武力這最後的手段，包括封鎖、布雷、提高備戰水準，或是在最壞的情況下，公開宣戰。

在某些情況下，五眼聯盟，尤其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有時會因為整體戰略形勢及勢力均衡不利於自己，而難以動用上述手段。蘇聯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與阿富汗，都證明了在多種情況摻雜下，會讓美國、加拿大、英國及其他盟友無計可施，而這種情況是不健康的。在上述的三個案例中，蘇聯的勢力都大到讓北約只能抗議，卻完全無法做出任何實質上的反應。這三種情況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教訓，尤其是軍事作為外交政策與整體國安政策的手段，是有局限性的。了解這些局限、集中式管理的問題，以及對五眼聯盟產生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

二次大戰無疑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衝突。令人震驚的是，在戰爭期間，無論是美國、英國或是其大英國協盟友，主要國防組織都沒有經歷徹底的改革。雖然有更嚴格的控管及出於必要的合作，但沒有任何一國的軍方對合作提出反對或抵制。考量到二次大戰各個層面的複雜性，尤其是在短期內建造規模龐大的工業基地與戰爭機器，並在極短的時間內進行技術創新的驚人能力，有一點非常清楚：這套系統是有效的。雖然不盡完美，但英美兩國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國防組織表現非常出色；在進行得飛快的改造中，官僚主義的惰性不復存在，阻礙改革或命令傳達的人很快就被剔除，各種失職或無能也都獲得了修正。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需要改革？而且為什麼會發生從各自為政到集中式管理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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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突破國別視角，穿越歷史邊界，從互動中見證文化之交織，探索亞洲的聯繫與融合！

　　在全球化的今天，傳統國別史研究已經愈顯局限，難以涵蓋亞洲各國之間複雜的歷史互動。過去，學者們多聚焦於單一國家，忽視了跨越國界的文化交流與影響。亞洲各國的歷史脈絡交錯，正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突破舊有框架，拓展新的視野。然而，這樣的突破並非易事。面對多樣的文化背景、語言差異與立場分歧，歷史研究也需要新的視角，來理解多國間的聯繫與匯流。

《亞洲史的研究方法》正是由此而生。本書由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精心編寫，以四個單元十三講，探討亞洲史研究的多元方法，並深入分析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互動。本書強調從區域史和全球史的角度出發，理解中國、朝鮮、日本、琉球等國在東亞近世歷史上的位置、文化交流與互動如何塑造今日的亞洲，也從中反思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詮釋。

葛兆光教授以深厚之功底、獨到之見解，不僅為歷史研究開闢新的線索與道路，更為讀者提供了具體指引。

作者介紹：葛兆光 ，曾任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京大學、臺灣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等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現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與中國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搶先試閱：〈「南海」：歷史課題與政治問題〉

當然，這裡要請大家注意，關於這個領域的歷史與現實，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其中最敏感的，當然就是南海問題。

　　「南海」之學，使得世界史和中國史都豐富起來，世界史不再是只有大國的世界史，中國史也不再是拘泥在傳統中國之內的中國史。因此，有關南海的中國文獻就給「真正的」世界史做出了貢獻。誠如馮承鈞所說，「近日南海諸國自有史文者固有數國（安南、柬埔寨、爪哇、錫蘭），其古史亡逸數典而忘祖者，亦復不少。賴有中國官私撰述，錄其史事大概。今人欲撰一『真正世界史』或南海諸國史者，終不能不取材於中國載籍之中。研尋久之，近年來無史之南海，遂一變而為有史之國民」。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儘管我們有豐富的南海文獻，證明古代中國對南海以及南海海域各國有豐富歷史知識，也有著豐富的出土資料，比如黑石號沉船上的唐代瓷器，「南海一號」上的宋代瓷器，正如比爾．海頓《南海》中說的，「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字記錄，東南亞卻缺乏歷史記錄」。（四九頁）。但是對於南海和東南亞的歷史研究，還不能讓人滿意。

　　大家知道，南海成為一個「領海」和「主權」問題，是很近代的事情。正如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所說，古代帝國沒有「邊界」（Boundary）只有「邊疆」（Frontier）；也正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傳統國家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差別，是「前者有邊陲（frontiers）而無邊界（boundaries）」。有人採用了拉鐵摩爾有關帝國統治是由「從中心向外發展」的說法，指出十九世紀以前，不僅是中華帝國是中心與四方、天朝與四裔這種「天下」模式，就連東南亞的統治空間，也「是由中心界定的：亦即由統治者的個人威望所界定，東南亞的曼荼羅式國家（統治範圍限於王都周邊，越遠離首都則統治權力越趨減弱，這種非中央集權、國土經常伸縮變化的國家）或者尼加拉式國家（特點為多中心、跨領土與不穩定），統治者的權威隨著距離王國中心越遠就越遞減「，只是在遙遠的周邊，統治者的餘光雖然衰減，但依然餘波不斷，彷彿漣漪。

　　然而，近代歐洲崛起以後，逐漸興起了以民族國家為主的國際秩序，來安排領土與領海的主權，這就和傳統帝國時代不同了，也生發出好多棘手的問題。在不劃定邊界的傳統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主權力沒有邊界，這就導致各國，一方面沒有明確而清晰的海疆意識，一方面卻又有著強烈而自負的海上欲望，這樣就不免引發海上的種種衝突。但在傳統時代還並不構成海上航行的大障礙，畢竟海洋很廣闊，容納得下不同國家和商人的船隻。可是，大航海時代之後，海上貿易大大繁榮，誰控制這一片海域上的航道，誰就占有了和亞洲貿易的權力。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後來是荷蘭人和英國人相繼東進，因此，在歐洲各國爭相向亞洲發展的時代，出現了有關海權的爭論，出現了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的《海洋自由論》（一六○九）。但是，自從十七世紀中葉《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 1648）之後，主權國家不僅在陸地上開始明確邊界，也在海洋上開始明確「公」、「私」畛域。

　　這就引起了「領海權」的問題。因為古代沒有領海、領土這些意味著「主權」的概念。到二十世紀初，現代主權國家基礎上的現代國際秩序成為主流，也影響到中國，海權才成為重要問題。據學者的研究，引起中國海權意識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已經占領臺灣的日本人一九○七年在臺灣西南四百公里，距離中國大陸兩百六十公里的東沙島開發鳥糞。一九○九年，一艘中國漁船發現日本人西澤吉治在東沙島挖鳥糞，消息傳回中國，引起廣東的一波抵制日貨的運動。在民間抗議的壓力下，大清政府才開始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兩廣總督張人駿和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達成協定，日本承認中國對東沙的主權，西澤退出東沙島，換得十三萬銀元補償。同時，張人駿還派出船隻，用了三個星期巡航西沙群島，並且繪製了新地圖，表示這片海域的歸屬（九一–九二頁）。然而，那個大清王朝，已經到了滅亡的邊緣，這一點爭取主權的努力很快化為泡影。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不過正如過去我指出的，一方面中國已是新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它仍然延續著帝國身影，中華民國宣布自己的主權領土繼續與舊帝國的領域相同，比爾．海頓指出，「舊『領域』等於新『主權領土』（sovereign territory）這樣一個簡單等式，就是目前對南中國海『國界』起爭議的根本」。

　　民國建立之後，不得不遵循新的國際慣例，因而屢次在政府內對這個議題進行研究，一九一二年，海軍、外交、農林三部就討論過領海界線；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民國政府就擬議設置海界，由統率部牽頭，還預備發布「公海與領海之界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在海軍推動下，設立了一個專門討論海權問題的「海界委員會」，主席是倪文德，他指出「海界關係軍務、稅務、漁業」這三方面的國家權利。一方面按照「主權在我」的原則，一方面尊重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他們對公海、領海、內海、海島等等問題，參酌英、美、法、日等國的情況，反覆討論了很久，制定了一系列的劃分領海的方法，議定中國領海範圍遵循國際慣例為三英里。在一九二二年，成立了海道測量局，開始進行劃界工作。在這一次劃界時，涉及南海的，主要是西沙群島和東沙島，不過，這個委員會和測量局，並不是一個代表中國政府的正式機構，會議完畢即解散，而當時的海界劃分，由於當時國際海洋公約沒有問世，各國關於領海的制度不一，也沒有實際的約束力。

　　「二戰」結束之後的一九四六年，戰敗的日本歸還南海諸島的控制權，林遵奉命前往接收南海諸島並且立碑宣示主權，同年民國政府建立「方域司」，開始審定南海地圖。作為戰勝國，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七年公布《南海諸島位置略圖》，一九四八年公布新的《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正式宣布南海的「十一段線」，把南海包括東沙、西沙、南沙一直到曾母暗沙的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劃入中國版圖。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仍然延續了這一做法，只是把「十一段線」改成了「九段線」。但是，這一對於南海的主權宣示，最近遇到了很大的麻煩，尤其是南海周邊的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對這一海域的海權提出了各自的不同主張。

　　當然，這些就不是我們歷史學者可以說清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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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我們活在充滿善意和愛的多維度世界，而生命的終結，只是「新階段」的開始！

●瀕死經驗之父帶你踏入死後生命研究的全新時代●

這本書會永遠改變你對於生命看法，幫助你重新理解靈魂與身體之間的關係，見證過另外一個世界後，你將不再懼怕死亡！

許多人曾親眼見過親人迴光返照，也曾親身經歷靈魂出竅，或者在照顧臨終親友時看到過光線、霧氣並聽到樂聲。這些都是共歷死亡經驗，也是死後世界存在的證明。

共歷死亡經驗與瀕死經驗並不相同。瀕死經驗是關於離開；而共歷死亡經驗，例如最廣為人知的迴光返照，則是關於返回。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共歷死亡經驗是一種客觀的、可以由一個活著且健康之人所分享的臨終者死亡經歷。

在共歷死亡經驗後，生命會發生不可逆的轉變，在世的人會對死亡與靈性展開全新的省思，因此不再懼怕，並意識到死亡是另一個生命新階段的開始。

本書集結雷蒙．穆迪博士六十年以來探索死後世界的成果，證明了靈魂離開身體後，將會進入另外一個維度的世界。穆迪博士的研究將帶領讀者透過七個見證，理解生命的奧秘，看見隧道盡頭那道充滿安慰與愛的光芒，見證生命的不滅。

作者介紹：雷蒙．A．穆迪，雷蒙．A．穆迪博士是「瀕死經驗」的權威——他在七ま年代創造的專有名詞，同時也為這個體驗作出定義。他的開創性著作《死後的世界》，徹底改變我們看待死亡和臨終的觀念，並在全球售出超過一千三百萬冊。《紐約時報》更稱穆迪博士為「瀕死經驗之父」。

作者介紹：保羅．佩里，保羅•佩里是《紐約時報》五本暢銷書的共同作者，其中包括與雷蒙・穆迪合著的《超越之光》，與丹尼・白克雷合著的（Dannion Brinkley）《死亡・奇蹟・預言》（Saved by the Light），以及和醫學博士傑佛瑞・隆共同撰寫的《死後生命的證據》。佩里與其他作者合著了十多本與瀕死經驗有關的書，其中有六本和穆迪博士合著，他的著作已在全球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出版。

搶先試閱：〈思考共歷死亡經驗的十九年後，我自己也有了一次經歷〉

這本書的主題對我來說不但是未曾接觸過的，也著實令我著迷，而在寫《超越之光》（暫譯，The Light Beyond）的過程中，我瞭解到構成瀕死經驗的一些基本狀況—許多人在瀕死時脫離了肉體、經常看到已故的親人、以及大多數人會被籠罩在散發著仁慈與智慧的光亮之中。我簡直被迷住了，以至於當時就決定創建一個專門為雷蒙還有他在瀕死經驗的專業領域而立的智慧圖書館。

我們初次開始合作時，雷蒙避開了瀕死經驗正應證了死後世界的想法，他質疑的理由很明確，因為瀕死經驗是一種主觀的體驗，唯有經歷過的人才能感受。而為了證明意識在肉體死後仍然存在的大膽信念，就必須要有至少另外一個人也親眼目睹才算數。我指的不是看著某人死去，而是以某種方式客觀地參與實際死亡的過程。這種類型的見證稱為共歷死亡經驗（shared death experience，SDE），如你將在這本書中所見，是活著的人參與了一個人的死亡過程。

共歷死亡經驗有一些不同的形式—看到一團薄霧飄離一個瀕死之人的身體是一種，與瀕死之人進行遠距離的心靈溝通是另一種，還有其他等等。

長久以來一直有謠言傳說我因為寫了一本「奇怪」的書，所以被喬治亞醫學院的教授們排斥。那從來不是事實，他們反而非常支持我的研究，也對這個議題深感興趣，每個星期總會有兩到三位醫師來問我，能不能讓他們聽聽那些公開自己死亡經驗的採訪錄音帶。這些好奇的醫師們總是在這些故事中，聽到也發生在他們的病人或甚至自己身上的經歷，大多數都符合我在書上所描述的模式。

我也從同事那裡瞭解到，那些病人所說的經歷中，有一些並不符合瀕死經驗的標準定義。事實上，他們的故事我一點也不熟悉；雖然和瀕死經驗類似，但不是發生在病人或臨終者身上，而是發生在臨終者身旁的人。例如其中一些提到已故親人出現在病榻旁，幫助垂死的家人抵達人生的終站；還有一些人在親人去世時，聽到悠揚飄渺的樂聲。當這些現象發生時，病榻旁很少只有一位旁觀者，房間內至少有兩個人，有時候甚至整個家庭都目睹了同樣的超自然體驗。

現在，我要揭露一個屬於我個人的案例。長期追蹤我的讀者可能已經聽過這個故事，但因為該次的共歷死亡經驗讓我對來世研究有了全新的認知，所以值得在此重述。

在開始思考共歷死亡經驗的十九年後，我自己也有了一次經歷。應該說，我家族中的所有成年人都經歷了一次。

我的母親在七十四歲時被診斷出患有非何杰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當她確診時，這種白血球細胞的癌病變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階段，醫生說即使化療也不會有太大的效果，她的生命只剩下不到兩週。

母親一直是我們的家庭支柱，而現在我們需要成為她的支柱。我們全家聚集在她居住的喬治亞州梅肯市，陪伴她度過最後的歲月。我們六個人（兄弟姊妹和姻親）都盡力讓她感到舒適與愛。我們僅僅在家裡照顧了她幾天，就因為病情持續惡化不得不住進醫院，我們也都在醫院裡，確保她不會孤單。

在母親在世的最後一天，我們再次聚集在她的房裡，我和妻子雪柔、我當警察的弟弟和弟媳，還有我的姊姊和當牧師的姊夫。母親在過去兩天一直處於昏迷狀態，但現在清醒了，她試著透過氧氣面罩和我們說話。

「請再說一次。」我的姊姊凱伊對母親說。

母親拍著臉上的氧氣面罩，用微弱的聲音說：「我非常愛你們。」

母親突然清醒的片刻給了我們希望，以為她應該還能撐一兩天。但在她表達對我們的愛之後的幾分鐘，母親又變得非常衰弱，可以明顯看出她只剩下幾分鐘了。

我們手牽著手圍繞在母親的病床旁，等待她的辭世。這時候，房間內突然改變了形狀—我們每一個人都這麼覺得。對我來說，房間變成了沙漏型。我們六個人當中有四個人覺得自己好像搭乘一座玻璃電梯般從地面升起，我感覺自己被一股強大的力量往上拉，其他五個人當中也有兩個人有相同的感覺。

「你們看！」我的姊姊指著床尾說：「爸爸在這裡，他回來接她了！」

我們有好幾個人都看見他了。我說「看見」的意思，是指我們看到的他就像是活生生站在我們面前的人一樣。

我們每個人也都認為當時房間裡的光線變得柔和，畫面像柔焦一樣模模糊糊，彷彿夜晚光線照在游泳池中的不透明感。

這些神祕現象並不可怕，反而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訊息交流，將悲傷帶離了房間，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喜悅。身為基督教衛理宗牧師的姊夫，說出了我們所有人的感受，他說：「我覺得自己好像脫離了肉身，和她一起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母親離世後，我們在接下來的那幾天一起處理親人死亡後的後續事宜，同時也在那段時間裡交換了個人的感受和見解，結論是，大家都覺得母親離世那一天原本是我們生命中最悲傷的日子之一，然而實際上卻成了我們最喜樂的日子之一。我們都認為自己在父親的探望下，跟著母親一起拜訪了至少一部分的天堂，也分享了她在死亡過程中的一些經歷。這是我們唯一能夠得出的結論。

除了我個人的共歷死亡經驗故事之外，我也曾有過兩次瀕死經歷。從本身的研究和個人經驗，讓我瞭解到自己所相信的，因此我不再害怕死亡。但是我的信念並不足以讓其他人信服，這引領了我思考該如何提出讓大家相信死後生命的證據。

那麼，我該如何在證明死後生命的存在之下，同時斟酌字詞的運用，並關照受眾的情緒與信仰呢？ 就如同我在探究瀕死經驗時所做的一樣—藉由敘述真實發生的故事，佐以其他研究者的經驗和調查，並將其分類為明確的推論，而每一個推論都將會增添結論的真實性與可信度。

⏩⏩閱讀更多 高寶出版 我是作者名《當靈魂離開身體：踏上跨維度生命旅程，相信死後世界的7個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