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臺灣史是什麼？》
內容簡介： 「臺灣史是什麼？」是質疑，也是期許。習以為常的臺灣史敘述，其實潛藏著哪些濾鏡？本書是吳密察的提問，也是吳密察的回答
臺灣史過去不受重視，如今已成顯學，並且堂而皇之的占據課本大量篇幅。但，臺灣史是什麼？只要講述臺灣的過去，就建立了臺灣主體性嗎？荷蘭人的紀錄、清代的方志、日治時期的檔案，分別有哪些預設框架，導致我們看見的「歷史事實」其實有所偏移？今日的臺灣人應該如何使用這些歷史資源，才能產生意義，而不陷入陳說的窠臼？臺灣史又該如何採取更寬廣的研究視野，讓島嶼的經驗有資格在世界舞台上和其他學門切磋對話？
這些問題都是吳密察教授終生的學術關懷，而本書便是他對上述問題的答覆。吳密察親自挑選生涯發表之研究，以「臺灣史是什麼？」為核心主軸，重新組織成本書。
第一部總論，以大視野描畫出臺灣史的輪廓，提出有臺灣主體性的臺灣史應該是如何，不該是如何。
第二 部提出影響較深遠的大問題，具體呈現史學研究者引證史料、分析史料的技藝，並提出不同於傳統看法的詮釋。如：臺灣史上最大戰爭乙未之役，如何而起？在臺灣民主國的官員紛紛逃跑之後，日軍為何反而遭遇更猛烈的抵抗？日本殖民政府的土地調查，如何扭轉前近代的臺灣社會，採行近代個人主義式的財產制？
第三部則是挑戰奇怪的、似是而非的臺灣史觀念，提出異於以往的理解。我們總是不假思索地把鄭成功和反清復明連在一起，但實際檢視鄭成功和明宗室以及清廷之間的互動，會發現未必如此。我們都說臺灣四面環海、是海洋國家，似乎預設了隨處皆可出航。但細看清代的紀錄，可以發現當時臺灣根本沒有「良港」……
「我想要出版一本挑釁通說、俗說的書。」這是吳密察教授推出此書的意圖，在回答臺灣史是如何建構出來、臺灣人的自我認識又是如何受到影響的同時，又帶著「臺灣史如何能對世界學術有所貢獻」的期待及想像。結合立論主張以及研究成果，吳教授期待本書的各篇文章能夠與讀者對話，預備臺灣史更加深化並普及的未來。
作者介紹：吳密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博士課程修了退學。曾任臺大歷史學系教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國史館館長、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研究領域為臺灣史、日本近代史。
搶先試閱：〈臺灣古代史的真相〉
連雅堂《臺灣通史》的〈開闢紀〉裡，以中國古書的記載，來重建臺灣古代史。雖然連氏在採納這些中國古書史料時，態度顯得輕率不倫，缺乏科學精神，但這種企圖利用中國古書的記載，來重建臺灣古代史的辦法，卻為往後的臺灣史研究者所因襲（博學如伊能嘉矩者，其《臺灣文化志》，亦莫不如此)。然而這樣的方法實在包含了太多問題。
首先，中國古書中「疑似」臺灣的記載，不但數量絕少，在品質方面，也多含混不明。所以要利用這些文獻來重建臺灣古代史，一開始就會碰到史料認定上的困難。中國古代典籍如《尚書》、《列子》、《史記》固不用論，即使唐代才撰修的《隋書》，其中〈流求國傳〉所記載的，是否即今日的臺灣，就引起世界性的(至少包括中、日、法、德、荷五國學者)長年爭論，至今仍不能有一致的看法。因此，這些中國古代文獻到底有多少可信性，的確值得懷疑。
中國古書記載的另一個缺點是，這些記載或是出於臆測，或是源於傳聞，或是來自短期的觀察。其內容不是荒誑無稽，或只記載中國的經略，就是僅作民族誌的描寫。因此，即使這些資料所描寫的地域果真是現在的臺灣，所表現的也只是中國對臺灣原住民族之民族誌的瞭解，實不足以用這些資料，來重建生息於臺灣的人在漫長時間裡的歷史發展。
如果我們肯定所謂「臺灣史」就是：生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在臺灣這土地上的歷史，那麼「臺灣古代史」也就應該是以臺灣的居民為主人，以臺灣這塊土地為舞台，所發展出來的歷史。既然如此，「臺灣古代史」就不應該是以漢人，甚至是以中國大陸的漢人為主體的歷史，而應該是以臺灣土著民族為主體的歷史。中國古書裡的記載，除了本身含混的缺憾之外，中國大陸漢人的臺灣「經略」、「征伐」史，也不足以代表臺灣的早期歷史。因此，臺灣古代史就必須借重考古學家的地下發現了。唯有從地下發掘出來的臺灣先民遺物，才能說明臺灣先住民在此地域上的生存軌跡。
但為了瞭解古代中國與臺灣的關係，我們仍然有必要來看看到底中國古書上所描寫的中國和臺灣的關係，究竟是怎麼回事。
邈遠的海上之島
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高拱乾的《臺灣府志》在〈封域志．星野〉中說：「臺自破荒以來，不載版圖，不登太史星野」。但就像編纂家譜時總是將家系上溯至三皇五帝一樣，當時的修志者，還是將臺灣列在中國遠古的揚州屬下，其證據只是因為《尚書．禹貢》中的一段記載：「淮海惟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遠於淮泗。」其實，中國古方志中的星野，只是修志者因襲的習慣，本無任何根據可言，對於《臺灣府志》這種聊備一格的說法，本可置之不顧。但日人尾崎秀真在他所著的〈臺灣四千年史之研究〉中，卻廣徵博引地強加附會，勉強認為「禹貢」裡的「島夷」指的是以臺灣為中心的中國東南島嶼。其實就這段文字中「淮海」或者「沿於江海，遠於淮泗」的文字來看，根本不可能與臺灣扯得上關係。
《列子．湯問篇》的一段文字，也被認為是有關臺灣的記載：「渤海之東，不知幾億里， 有大壑焉，實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虛。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有人認為所謂的方壺，就是現在的澎湖。更甚的是取「岱輿」「員嶠」的首字，重新合成「岱員」，取其音與「臺灣」相近，而認為這個憑空創造出來的「岱員」就是現在的臺灣。將明指在「渤海之東」的方壺，認為是澎湖已屬牽強，更何況無中生有地揑造出一個「岱員」來，更是荒誕無稽。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齊人徐巿〔福〕等上言：海上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仙〕人居之……〔始皇〕於是遣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這個典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可是徐福所說的神山，究竟在何處呢？有人認為是現在的日本，而且言之鑿鑿，但其實也只不過是想當然耳罷了。除此之外，還有人認為瀛洲就是現在的臺灣，然而這更只是猜測，全無根據，因為再也找不到其他文字可以說明它的可能性。
上面的例子是將空泛的文獻記載，附會、渲染成臺灣。此外，《史記．東越列傳》的一段記載，被過度解釋的情形，就是另一種情況了。根據《史記．東越列傳》的記載，公元前一三五年閩越出兵擊南越，引起漢朝天子的不滿，出兵壓境；閩越王郢之弟餘善為了求和於漢朝，發動政變殺其兄向漢謝罪。但因為在這一次政變的策畫過程中，餘善有不成功便「亡入海」的打算，這「亡入海」三個字便被學者用來證明遠在古代，即有不少閩越民族渡海來到臺灣（見凌純聲，〈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其實，就餘善這個打算來說，只是一種假設狀況，不一定必然「亡入海」；而且，事實上餘善的政變成功了，根本不必「亡入海」。況且即使真「亡入海」也不一定就來到臺灣。所以這種推測也是一廂情願的想當然耳罷了。
這種推理方式的最佳典型，是連雅堂的《臺灣通史》。連雅堂說：「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於閩，流落海上，或居澎湖，是澎湖之通中國也已久。」顯然這只是連雅堂一廂情願的推斷。連雅堂《臺灣通史》的〈開闢紀〉中，類似這種「或曰」的表現方式，真可謂一絕！
《漢書．地理志》曾記載：「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見。」這段記載是首次有較明確敘述的文獻。但東鯷究竟何所指，學者至今不能肯定（市村瓚次郎、白鳥庫吉等人，認為可能是臺灣，郭廷以不加可否；梁嘉彬、桑田六郎則反對是臺灣）。不過，以在「會稽海外」來看，指江蘇、浙江海外諸島，甚至日本、琉球的可能性，都比臺灣要大得多。
中國王朝征伐的對象
這類記載就比較詳細了。《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記載：黃龍二年（二三○）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大軍萬人，浮海取夷州和亶州，俘夷州人數千而回。在該記載中，曾說明亶州人有時也到會稽買布，會稽地方人有時遇風也會漂至亶州。《三國志．吳志．陸遜傳》，對於孫權這次用兵的目的地載為夷州和朱厓（今海南島）。將「孫權傳」和「陸遜傳」合併來看，顯然亶州指的或是現今的琉球（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即持此說），或是海南島（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即持此說）。
與此事件相隔大約百年後，沈瑩的《臨海水土志》有關於夷州的記載：「夷州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土地肥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除此之外，《臨海水土志》還對夷州居民之生活情況、社會組織以及習俗有相當詳盡的描寫。因此，如果我們認定夷州可能是現在的臺灣，那麼《臨海水土志》就是關於臺灣的第一部民族誌。
成書於唐代的《隋書》，在〈煬帝紀〉曾記載：「大業三年（六○七年），……遣羽騎尉朱寬使於流求國。「（結果是「掠一人而返」，載於〈東夷列傳〉（大業六年）六一一年），「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萬七千口，賜百官。」另外，在〈東夷列傳〉中有〈流求國傳〉，是一篇相當詳盡的民族誌資料。
《隋書》記載的這個「流求國」到底何所指？可以說是近一個世紀以來，臺灣古代史研究上最大的爭論。根據賴永祥的統計，關於此問題的研究著作不下六十餘，至少有中、日、法、德、荷五國學者參與此問題的爭論，至今尚未完全達成一致的看法。不過目前學者似已大致承認《隋書》的「流求國」就是現在的臺灣。《隋書》成於唐代，因此〈流求國傳〉的描寫，可以說是唐代對臺灣的認識。《隋書．流求國傳》也成為宋代以後幾本重要書籍（如《諸番志》、《文獻通考》、《宋史》）描繪臺灣的範本。
如果《三國志》、《隋書》記載的「夷州」和「流求國」確是臺灣的話，那麼，從這兩本史書的文字可以看出來，當時的臺灣是「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土地肥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厥田良沃……土宜稻梁」的樂土，但中國的王朝卻前後對它發動三次攻擊。所以就這一時期的中國史書來看，臺灣是中國王朝征伐的對象。這種歷史記載又豈有臺灣的主體性？
利源之所在
到了宋代，因為中國的開發早已到達福建，而且福建人口和耕地不均衡的情形已經形成，閩南漁民也已經發展出近海漁業，甚至是更遠的海上作業，因此澎湖海域很自然就成為閩南漁民的作業場所。漁民利用澎湖諸島寄泊、汲水、避風或作為操業的根據地。因為捕魚需隨季節作業，閩南漁民應該是季節性的來到澎湖，一段時日之後才有定居，定居後也才逐漸有種植。但閩南人前來澎湖的發展，純粹是出於民間生計的推力，政府的角色並不明顯。而且這種發展也僅推展到澎湖為止，一水之隔的臺灣則尚未與焉。
至於南宋政府注意到澎湖，則是因為有所謂「毗舍耶國」（有學者認為是臺灣，有學者認為是菲律賓）人掠擾澎湖、福建所致。於是在澎湖「造屋二百間，遺將分屯」，這算是中國政府在澎湖駐軍的開始，但也只是臨時措施，並非定制，不久即荒廢了。
元朝時代，元世祖（一二八○年代）曾有遣使招諭瑠求（臺灣）之舉，可是沒有任何成果。成宗時（一二九○年代）又有興兵討伐之事，也僅擒生口一百三十餘人而還。也就是說，中國王朝仍然將臺灣視為應該征伐的化外之地。不同的是，這個時候民間的開發卻有相當的進展。根據元末汪大淵《島夷誌略》的描寫，澎湖「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間，坡壠相望，……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煮海為鹽，釀秫為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爇牛糞以爨，魚膏為油。地產胡麻、綠豆。山羊之孳生，數萬為群，家以烙毛刻角為記，晝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興販，以樂其利。」看來當時澎湖已是漢人的新樂土。但在漢人開發過程中一直扮演消極角色的政府，在民間已稍有所成之後，隨即跟在後面，在至元年間（一二八○－九○年代）成立巡檢司（有如現在的警察分局），「以週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也就是設官府收稅！
對於一水之隔的臺灣，《島夷誌略》的描寫則是：「土潤田沃，宜稼穡。氣候漸暖，俗與澎湖差異。水無舟楫，以筏濟之。……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知番主酋長之尊，有父子骨肉之義。地產沙金、黃豆、黍子、硫黃、黃蠟、鹿豹麂皮。」但在中國人看來，這個好地方仍然是「外國」，所以才說「海外諸國，蓋由此始」。
明朝初期，東南海面漸漸成為海盜出沒之所，而且政府為了控制海外貿易，原則上只准許以朝廷為對象的朝貢貿易，拒絕外國商賈來航，又顧慮一般人民販海通夷，勾引倭寇、海盜，因此在洪武末年（一三八○年代）有所謂「墟澎﹂之舉，也就是強制民間完全放棄在澎湖的經營成果，返回大陸。閩南人經過幾代經之營之的海外新天地，再度成為廢墟。
雖然政府禁止沿海居民渡海到澎湖求生存，但因為利益所在，因此還是有不少潛來之漁民重新在澎湖興建家業，於是澎湖又漸漸成為福建沿海漁民的移居地和漁場。根據萬曆年間所修的《泉州府志》，成化年間（一四六○－八○年代）澎湖即已恢復舊觀了。
就在福建人不斷來到澎湖，甚至越過澎湖東方的黑水溝來到臺灣的當兒，正好也是西方勢力來到東方的時候。這個時候的中國東南海面，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冒險份子爭取霸權。臺灣就在這個際會，脫離完全由先住民主宰的階段。外來者逐漸取代先住民，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扮演主要的角色，以後的臺灣史也就由這些不同的人發展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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