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台灣出生率全球最低，試管多胞胎率卻遠高於多數國家，背後隱藏什麼原因？女性生命與整體社會面臨什麼風險？

耗時15年、橫跨3國、超過100場深度採訪，寫下第一本全面探討人工生殖議題的專業之作！從追求成功懷孕，到尋求安穩生產，她們在人工生殖過程獨自承擔責任，卻難以掌握身體與胎兒命運……

　　多胞胎懷孕是一場既期待新生命降臨，又得抵抗致命威脅的旅程。人工協助生殖科技常被當成治療不孕的解方，但過程中，用來提高成功率的刺激排卵藥物與多胚胎植入，卻大幅增加多胞胎懷孕的可能，讓母嬰面臨健康危機。

　　當各國紛紛限制植入胚胎數目，台灣卻建立全世界最寬鬆的規範，成為獨特的「多胞胎共和國」。是什麼原因造成台灣極高的多胞胎懷孕率？孕產多胞胎隱含哪些有形無形的勞動與風險？每一位參與療程的母親，又如何做出最「好」的生育抉擇？

　　吳嘉苓耗時15年、橫跨3國、進行上百場深度訪談，寫下台灣女性求孕歷程的掙扎與挑戰。她揭露多胞胎母親的身心與生活負擔，她們懷抱哪些希望，承擔哪些風險？更探討台灣人工生殖技術與政策，如何跟社會期待、國家榮譽、特殊的醫療市場緊密交織。透過記錄這些真實存在的故事，本書深刻關懷母親與嬰兒健康，對人工生殖政策提供中肯建言，並帶領你我認識：

　　◆ 全球試管嬰兒發展技術的誕生與延續

　　◆ 多胞胎孕產為母親與嬰兒帶來的健康風險

　　◆ 台灣人工生殖技術如何與國家光榮的論述結合？

　　◆ 台灣、日本、比利時等國人工生殖法規與醫學指引的比較

　　◆ 從求孕、減胎到安胎，產婦的密集身體勞動

作者介紹：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包含醫療社會學、性別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等。吳嘉苓近期投入東亞跨國生殖與助產師之專業重建計畫，致力於建立更友善孕產家庭的社會制度。

搶先試閱：〈最初弱勢者翻轉局勢的支點，或許是從一名悲傷母親的淚水開始。〉

2001 年，國際生殖學會聯合會（IFFS）發表報告，詳列各國胚胎植入數目的規定，其中有一類叫做「無限制」（Jones and Cohen 2001）。「無限制」代表缺乏胚胎植入數目的相關指引。在IFFS 調查的39 個國家中，超過半數國家有明確限制胚胎植入數目上限的指引或法規，而台灣則被歸在「無限制」類別，還加上一個括號標註「＜ 6」，代表台灣例行的胚胎植入數目少於6 個（Jones and Cohen 2001: S12）。當時已有國家規範雙胚胎植入，「少於6 個」的案例已相當極端，但台灣的實際狀況可能比這個數字還高。根據台灣的登錄資料，在2000

年時，全台有近20％的治療週期植入了6 個以上的胚胎，最多甚至高達9 個胚胎（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3）。加拿大和希臘也被列在「無限制」的類別裡頭，後頭同樣標註「＜ 6」的字樣。相比之下，瑞典、英國、比利時、日本早在2000 年代初期，就已經透過國家或醫學會強制限制植入胚胎數目的上限

是2 個或3 個（詳參第一章、第二章）。台灣一直要到2005年才首度出現胚胎植入數目的相關規範，至今總共修訂三次。雖然台灣已不再屬於「無限制」的類別，但從人工生殖法的法令與生殖醫學會的指引來看，台灣對胚胎植入數目的限制仍是世界上最寬鬆的管制規範。

本章分析台灣制定胚胎植入數目指引的過程。台灣如何開始管制？在打造管制規範過程，誰是關鍵的利害關係人？如果臨床措施一直是由醫師所主導，這樣的權力動態有何變化？既然設定胚胎植入數目的管制是世界趨勢，哪些國家的監管模型被認為值得借鏡？什麼是「接觸地帶」（contact zone）？多數研究在討論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監管措施時，多以國家為分析界線，而台灣作為採行胚胎植入數目限制的後進國家，本身經驗有助於展現全球與在地互動的特性。我的分析起點是要辨認出啟動監管胚胎植入數目的利害關係人。最初弱勢者翻轉局勢的支點，或許是從一名悲傷母親的淚水開始。

「一位悲傷的母親」

在2000 年台灣早產兒基金會的電子報，刊出了一篇題為〈來自一位悲傷母親的真情告白〉的故事，訴說早產三胞胎家庭經歷的種種苦楚。故事順著母親的經歷展開，這名母親被植入5 個胚胎，過程中懷上四胎，並減至三胎。最後孩子在第25週早產出生。母親在文章中，抱怨主責醫師提供她誤導性資訊：

回憶當初減胎時，我們夫妻敦請醫師以安全為考量，視情況幫我們減胎，醫師留三胞胎解釋說：怕減胎太多影響另外胚胎之著床、並叮囑懷胎時父母會很辛苦，現在有很多成功產下三胞胎的案例，醫院小兒科很強，我們也就依照醫師的指示一路走下去。...... 辛苦對長之於農家的我們並不擔心，以為只要肯吃苦，終究將如播種般獲取豐碩的果實，於是全力配合。怎知一分耕耘卻無法

一分收穫，之前所花的心血不算，未來尚不知需要再投入多少心力。...... 為什麼醫師當初不向我們言明二胞、三胞其需要面臨的危險。（一位悲傷的母親 2000）

這類「悲傷母親」的聲音過去鮮少出現在公共領域。早產兒基金會創造了一個平台，以母親視角揭露各種醫療不當行為，並提出政策建議，例如提供多胞胎孕產健康風險的正確資訊。後續的媒體報導提出這名悲傷母親的三胞胎孩子有嚴重的健康問題（楊惠君 2002），讓人關注早產兒基金會提出的疑慮。IVF

的運用引發早產兒激增，相關統計已呈現堪憂的數據，但真正引起大眾共鳴的往往是發生在個人身上的悲劇經歷。

早產兒基金會成為批判人工生殖的新力量。該基金會成立於1992 年，致力於支持早產兒家庭。基金會的總部設在以小兒科聞名的馬偕紀念醫院。面對多胞胎早產兒數量從雙胞胎、三胞胎到五胞胎持續增加，早產兒基金會大約從2000 年代開始有所回應。例如在討論到一對五胞胎誕生事件時，鄒國英醫師就提出試管嬰兒整體健康狀況比較差，主要是因為多胞胎比較容易早產（楊惠君 2000）。鄒國英醫師是當時台大醫院小兒科照護新生兒的權威，也是早產兒基金會董事。她的說法有憑有據，是參考從1995 到1996 年間在台大醫院出生的100 名試管嬰兒所做的研究（Chou et al.2002）。風險預防與避免助孕科技技術濫用，逐漸成為早產兒基金會的新議程（楊惠君2002）。2002 年，有一位雙胞胎爸爸在早產兒基金會10 週年紀念活動上表示，他的太太兩度懷孕，一次是四胎、一次是七胎。雖然他們兩次都減到兩胎，但都還是早產。這名父親沉重

的發言廣受媒體報導（例如：邱俊吉 2002）。

早產兒基金會開始向人工生殖社群施壓，呼籲採取預防措施。除了這些具有情緒渲染力的個人故事，台灣豐富的登錄資料也成為利器。2002 年，當早產兒基金會慶祝成立十週年時，試管嬰兒的早產率是43.8％，其中有6.2％屬於極低出

生體重，這是台灣有紀錄以來最高的比例（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5a）。一名積極參與早產兒基金會的成員就對我分享她如何運用數據，向人工生殖的意見領袖們施壓：

有超過43% 的IVF 嬰兒早產，還有7％體重低於1500 克。太可怕了！這些全都是那65 家生殖醫學中心害的。我向李國光醫師報告這些數據，一直問他該怎麼辦……他說那我們來幫會員準備一些教育課程。從[1995 年]台灣實施全民健保以來，我們就有在追蹤早產兒的健康狀況。目前已經完成兩份關於早產兒健康狀況的白皮書，其中，大概有1/4 到1/5 的小朋友有輕微到嚴重不等的神經和發展問題。真的很慘。我希望醫界可以好好提供這些資訊。（早產兒基金會核心成員，訪談，2002年）

早產兒基金會透過呈現這些「可怕」的數字與悲慘故事，成功說服人工生殖社群採取行動。在日本，IVF 的改革動力之一是來自小兒科醫師與人工生殖醫師之間的跨專業衝突；而在台灣，促成轉變的主引擎卻是早產兒基金會。負責領導人工生殖團隊的李國光醫師，任職於早產兒基金會的基地馬偕醫院。他當時

也擔任台灣生殖醫學會的理事長，成功擔任早產兒代表與人工生殖專家社群間的溝通橋樑。終於，新的預想與新的成功定義在台灣出現，目的是要避免健康風險並促成活產。

台灣生殖醫學會採取的第一波行動是推廣教育與告知同意。學會持續辦理大小研討會與在職進修課程，建議醫師植入適當的胚胎數量。例如在2002 年，有一場標題為「最小化多胞胎懷孕風險」的研討會，就是由早產兒基金會執行長賴惠珍與生殖醫學會理事長李國光共同主持。在研討會上，更有三名講者分別針對單胚胎植入的可行性、減胎、人工生殖與早產兒之間關係等主題發表演講。生殖醫學會也調整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同意書範本，在上頭加註「人工生殖會增加多胞胎與早產機會」的警語。在某次媒體受訪中，李國光醫師還建議台灣醫師參酌美國生殖醫學會的指引植入3 到5 個胚胎，並依照受術女性年齡進行判斷（楊惠君 2002）。正如第一章所示，早自1980 年代晚期開始，已經有其他國家的政府或醫學會採取行動，透過指引或法規限制植入胚胎數量，而且這些做法也確實能有效改變臨床行為。李國光醫師擔任台灣生殖醫學會的理事長，自然也很清楚學會指引的重要性。不過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台灣醫界會建議參考美國生殖醫學會的指引，而不是其他國家的版本，例如英國、德國或日本？

⏩⏩閱讀更多 衛城出版 吳嘉苓《多胞胎共和國：台灣人工生殖的希望與風險》

內容簡介：

　　● 「你怎麼知道你挖的東西有多老？」「神秘的圖坦卡門是如何發掘出來的？」「石器陶器或骨骸如何判斷有多老呢？」「那些古老的東西為什麼還能留到今天沒有灰飛煙滅？」最有趣、重大的考古傳奇故事，在此書一一揭秘！

　　「三顆石頭就是一堵牆」是出自考古學的打趣格言：「一顆石頭只是一顆石頭，兩顆石頭卻成一個遺跡，三顆石頭成為一道牆壁，四顆石頭成為一棟建築，五顆石頭成為一座宮殿。」考古就是這麼值得期待。

　　● 本書是「最受歡迎的考古學圖書獎」得主傾力之作，擁有30年資歷的考古學者艾瑞克．克萊恩，告訴你第一手考古實況，並以豐富細膩的插圖協助讀者進入考古情境。

　　這是一本適合所有年齡層的考古人類學入門著作，從少年到成人和退休人士都能閱讀。過去幾十年來的考古學重大進展，如衣索比亞發掘的早期人猿骸骨「露西」、坦尚尼亞三百六十萬年前的腳印；法國肖維岩洞的史前藝術；土耳其的烏魯布倫沈船（內含大量青銅器時代的物件）；土耳其世界最古老的哥貝克立石陣神廟，和加泰土丘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新挖掘成果；中國的兵馬俑；阿爾卑斯山脈的冰人奧茨；以至於秘魯的莫切文明（Moche），和許多其他的新發現，都涵蓋在此書中。

　　本書由擁有三十多年發掘經驗的考古學家埃里克．克萊恩（Eric H. Cline）撰寫，透過帶領讀者參觀主要考古遺址，追溯了考古學從業餘愛好者到當今尖端科學的歷史。克萊恩生動地講述了這些挖掘背後的人物，包括挖掘特洛伊的前商人海因里希．施利曼和瑪麗．利基，他們的發現增進了我們對人類起源的理解。從赫梯人和米諾斯人到印加人、阿茲特克人和莫切人，過去的民族和文明的發現都以生動的細節呈現。一路上，這本書解決了考古學家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你怎麼知道在哪裡挖掘？挖掘工作實際上是如何進行的？你怎麼知道某樣東西有多老了？誰可以保留找到的東西？讓足不出戶的讀者都深入人類學的勝境。

　　《三顆石頭就是一堵牆》帶領讀者從十八世紀的開創性發掘到今天令人興奮的新發現，生動而重要地介紹了考古學的故事。如，1922年，霍華德．卡特第一次凝視圖坦卡門的墳墓，唯一的光亮來自他手中的蠟燭。當其他人要求他講述在墓門上開的小洞看到的東西時，這位埃及古物學家給出了著名的回答：「我看到了奇妙的東西。」卡特的驚人發現只是《三顆石頭就是一堵牆》中講述的眾多引人入勝的故事之一。

作者介紹：艾瑞克．克萊恩 ，艾瑞克．克萊恩是古希臘羅馬研究及人類學教授，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國會考古學院院長。他是國家地理探險家、富布賴特學者、蓋蒂學者和NEH 公共學者，擁有達特茅斯大學、耶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學位，是一位活躍的田野考古學家，在以色列、埃及、約旦、塞浦路斯、希臘、克里特島和美國擁有超過30 個季節的發掘和調查經驗，包括共同導演拍攝以色列米吉多（《聖經中的世界末日》）。

搶先試閱：〈發現亞特蘭提斯？〉

聖托里尼島大約位在克里特島北方七十英里(約一三公里)處。「聖托里尼島」是相當近期的名字，威尼斯人以聖伊里尼(Saint Irene)之名替這座島嶼命名。它還有一個較古老、考古學家經常使用的名字是錫拉島，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這個名稱是來自一位名叫錫拉斯(Theras)的斯巴達指揮官，他是公元前第一千禧年期間於當地建立的聚落的首領。而在那之前，這座島被稱作「卡里斯特」(Kalliste)，意思是「美麗的」或「美好的」；希羅多德曾說，這是腓尼基人替這個島嶼取的名字(儘管「kalliste」是個希臘語單字)。有些人主張這座島嶼的第一個名字可能是「斯特隆吉里」(Strongili)，可以譯為「圓形的」，這也言之有理，因為島嶼的形狀就是圓形的。而它事實上是一座火山，至今依然活躍。

公元前第二千禧年的某個時刻，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十七或十六世紀，這座火山頂端爆發了，主要朝南方和東方噴散火山灰和浮石。這場火山爆發正值米諾安人在克里特島上蓬勃興盛的時期，可能也帶給他們的文明或短或長的劇烈影響。據說比起現代最猛烈的一次火山爆發，也就是約在一百三十年前的一八八三年印尼的喀拉喀托火山(Krakatoa)爆發，這場噴發還要強勁四到五倍。從克里特島、埃及到土耳其等地，考古學家和地質學家已經在挖掘遺址期間和多座湖底找到了聖托里尼火山爆發的浮石。

火山爆發導致這座島嶼的中央完全消失，只剩下外圍不完整的環狀土地。這個圓環在兩處斷裂，因此有數以噸計的愛琴海水洶湧而入，填滿數百英尺深的火山口。這很可能接續引發海嘯，波及範圍遠至克里特島。至今在亞姆尼索斯(Amnisos)遺址旁的沙灘上，仍然可見巨大石塊，可能就是在這場天災中被拋擲出來的岩塊。今天，在火山口中央有幾座過去一世紀以來冒出的小島，由持續不斷的低度火山活動造就而成。現在觀光客(和考古學家)可以乘船出海到這些小島上健行。我的親身體驗可以證實那些岩石極為炎熱，就算隔著鞋底也能感受到熱氣，而島上的一切都散發著硫磺味道，宛如腐敗雞蛋的氣味。那是個獨一無二、有時不大愉悅的經驗──但相當值得紀念。

這場噴發還完全埋葬了青銅器時代的城市阿克羅帝利(Akrotiri)，這座古城經常被稱作「愛琴海的龐貝城」，因為它也徹底被厚厚的火山灰層覆蓋而保存了下來。在這座島上的某些地方，火山灰層非常深厚，現今還被開採來製作水泥。飄落的火山灰填滿了阿克羅帝利的房屋，有些淹沒至二樓。如同龐貝，這座古城的生活也彷彿就這麼凍結在某個超過三千五百年前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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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有沒有亞特蘭提斯的神話，阿克羅帝利遺址的挖掘都揭露了青銅器時代愛琴海地區的生活中有趣且重要的部分，因為那場火山噴發時，當地居民以及鄰近克里特島的米諾安人，都已經與地中海東部的埃及和迦南等地進行規律的交流和跨國貿易。

從挖掘期間找到的某些遺存可以清楚看出，在最後一次火山爆發之前，這座遺址可能已經幾乎荒廢。有些跡象顯示在最終的毀滅之災前，可能曾有一場大地震(也或許是多場)襲擊這座島嶼。雖然許多居民在災禍的第一個徵兆出現時便逃之夭夭，但至少有部分人留下試圖修復損害。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在火山爆發前經常會發生地震。那些古代人可能也清楚這一點。因為儘管考古團隊已經挖掘近五十年，卻沒有找到任何屍體或其他人體殘骸，也只尋獲一些貴重物品，這代表事實上多數居民很可能在末日終至前便已搬離當地，還隨身帶走了他們最有價值、最易於運送的財物。不過，他們依然留下許多東西，有待我們的發掘。

發現這座遺址是希臘考古學家史派里東．馬里納托斯(Spyridon Marinatos)的功勞，但要找到它並不太困難。遺址的一部分位在一個小峽谷中，每次降雨，雨水就會沖刷而下。流水洗去了那個區域多數的火山灰，所以有些遺址的文物一眼就能看見。那裡的發掘工作始於一九六七年。

自從一九三九年馬里納托斯在《古物》(Antiquity)期刊發表一篇文章後，長達近三十年，馬里納托斯一直渴望開挖遺址。在那篇文章裡，他主張公元前第二千禧年某個時刻的聖托里尼火山爆發，終結了克里特島上的米諾安文明，或至少帶來劇烈且不利的影響。這是一個相當大膽的說法，因此編輯要求他同意在文章開頭加上註釋，說明他將為了檢驗這個假設而展開發掘工作，如此才願意刊登這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開始，馬里納托斯指導阿克羅帝利古城的挖掘，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他在遺址現場身亡。官方裁定他的死因是從土埂摔落探溝引發的嚴重中風。他被埋葬在遺址，但過程有著十足的考古學作風，我聽說他們因為不斷碰到古代遺址的遺存，費了一番功夫才挖出一座像樣的墳墓。(我應該補充一下，每次要安裝新的屋面系統而試圖豎起支撐柱時，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因為他們在挖掘立柱的地洞時總會鑿到古代遺存。)

馬里納托斯在古代遺址展開挖掘的第一天就有所斬獲。而挖掘工作在他死後依然持續下去，現今是由著名的考古學家克里斯多斯．道瑪斯(Christos Doumas)主導。雖然至今遺址的挖掘已經延續近五十年，但人們估計這座古老城鎮尚只有一小部分出土。

在這座遺址的許多地方，都會碰上和在龐貝古城相似的情況：原來的木頭或其他有機材料已經分解或消失，在現已硬化的火山灰中留下空洞。挖掘工人在這些孔洞裡倒入水泥或熟石膏(一如在龐貝的做法)，接著將它們漆成棕色，仿造原始木材的樣子。如此一來，建築物至二樓都能在馬里納托斯和道瑪斯發現它們的狀態下被保存下來，有時甚至能到更高的樓層，而且遊客和考古學家都能安全地在其中穿梭走動。聖托里尼島建築形式的延續性非常高，若將那些廢墟漆成白色和藍色，這座古鎮和島上的現代村落幾乎無法區別。

⏩⏩閱讀更多 臺灣商務出版 艾瑞克．克萊恩《三顆石頭就是一堵牆：從圖坦卡門到納斯卡線，考古學的故事》

內容簡介：「我總是幻想著與哪個爺爺奶奶不期而遇，被帶回家，擠在家徒四壁的小屋裡，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分享一切。」───── 宛如台灣版《憂鬱的熱帶》─────走過安地斯、踏越亞馬遜，不是探險，是探心。

　　▎「我幻想自己像一棵植物，長出根系、抓住大地，以一顆赤心。」

　　▎一趟融入南美山林的無計畫旅行，現代世界遺忘的質樸與純真。

　　「爺爺在石磨上敲打著凍乾，奶奶到倉庫拿了幾隻羊腳丟進鍋裡，

　　那裡頭就像濃縮的高原：羊駝、馬鈴薯凍乾；沙土、湖水、寒氣與陽光……」

　　2023年，楊理博與伴侶帶著一只後背包，開啟一段長達八個月的南美之旅。他們不觀光，未訂旅宿與回程機票，一路上跟當地偶遇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一起回家，高山上挖馬鈴薯、做凍乾，睡在牧草床上；雨林裡抓魚、釀樹薯酒、採草藥……

　　旅途尾聲，兩人參與一場十天的靈境追尋儀式，求道者帶著對生命的探問上山，期間禁食、禁水、禁語；守護者留在山下為他吃、為他喝，也為他祈福祝禱──這不是宗教，而是「成為自己」的古老練習。

　　楊理博說：「我的身體，已烙著深深的土地與時間的印記。」這趟不帶時間表前進的旅行，是一顆純淨的心正試圖看見自己、看見土地，真真實實地活在世界裡。

作者介紹：楊理博 ，大學畢業後，把旅行當成生活，土地奉為信仰，戒不掉的是把日常裝進背包裡，走入他方與山林。喜歡探尋親近自然的文化與生活，聽古老的故事，唱土地之歌。現窩居在一個小小的溪谷裡，種菜、讀書、寫字。相信萬物有靈，萬靈同源。

搶先試閱：〈旅遊是門好生意〉

我們費了一番勁，才把兩個人跟兩大包行囊塞進一輛嘟嘟車的後座，車子駛進一條塵飛土揚的鄉間小路。四周盡是黃澄澄的麥田、高聳稀疏的尤加利樹林，林子裡一幢幢方方小小的土房子，偶爾有些趕著綿羊的老奶奶從林裡鑽出來，不疾不徐地穿過黃土路面。爬上小山頂後，視野瞬間開朗，兩片大藍如卷軸展開，上層是明亮的天藍，下層是深沉的水藍。

再度回到安地斯中心的高原上，我們來到了這個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可航行水體：的的喀喀湖，湖面深廣不見彼端。一脈相連的土地，此處卻被切分為秘魯。相較於之前玻國高原爺爺奶奶的家，這兒沒有湖水乾涸的問題，許多村落倚大湖而生，人們的生活與水相當親近。

也因為風光旖旎以及環境相對親人，的的喀喀湖成為安地斯山上最負盛名的旅遊景點之一。最早居住於此處的人們以生長在湖濱的一種蘆葦編織成舟船，在湖面上移動。他們甚至將這種蘆葦編織技術更進一步擴大，編織成可以居住的浮島，島上的房子都是用蘆葦編成。然而在今日，人們都住在陸地上，而湖中的蘆葦島就變成用來接待遊客的觀光景點、民宿。

突然來到這種熱門的旅遊景點反而讓我們一時之間手足無措，好處是這個區域的網路資訊相對發達，我查到附近有多個社區，村民們自動發起接待組織，讓村裡的各個家庭輪流接待外來遊客。但因為這幾年全球疫情的關係，這些組織似乎停擺很久，網路上的最新資訊停留在二○一九年，電話號碼也始終是空號。我們決定採用一貫的旅行步調，憑感覺挑個村子，直接去走走，看看會不會有奇遇發生，反正我們身上總是備著帳篷跟食物。

「你們要到村子的哪裡？」嘟嘟車從山頂慢慢往下滑時，司機大叔回過頭來問我。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聽說村子裡有些接待家庭，你有認識的嗎？」

司機大叔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我安心地把命運交給他。

說起來，跟司機大叔之間也是一種奇遇的緣分。抵達城鎮廣場的時候，我跟小魚很有默契地分頭，我到附近的小攤商補給一些乾糧跟水果，小魚則去詢問車子。廂車的司機們都因為沒有湊足乘客不願意載我們，直到小魚跟這位嘟嘟車的司機大叔對上了眼，一報出我們要前往的村名，司機就說他正巧是該村村民，非常願意載我們一程。

大叔帶著一種下班回家的愉悅心情，一邊開著車，一邊跟我們介紹沿途的村名。經過一段湖岸，可見湖中有一座小島，像隻巨大的海龜浮在水面上，大叔說那島叫Ticonata，我在心中默念，努力記下拼音。巨龜很快就離開視線範圍，取而代之的是一望無際的湖水裡頭點點的小船。

突然間，車子在一棟新穎的兩層樓房舍前停下來，屋子牆面漆成明亮的紅色，在這小小的鄉村裡顯得格外突出。我心裡隱約感覺不對。

司機大叔進屋子裡呼喊一聲，一個爺爺就出來招呼我們。爺爺帶著一臉過度親切的笑容，帶我入內參觀。原來整個屋子是新舊兩代的複合體，以原本的土磚屋為基礎，再以水泥擴建。原本的土磚房現在看起來是當倉庫之用，而水泥屋體有兩層，一樓是家人生活的空間，二樓後則有另外幾間特別整理好的房間，裡頭擺了床跟桌椅，床和桌上都鋪著精緻圖紋的安地斯風格織布。面外的牆是整片的落地窗，正對著湖光天色，整個房間雖稱不上寬敞，卻相當明亮，顯然是個設計有方的民宿。爺爺接著跟我說明他們可供三餐、如何收費等等。

我心中陷入糾結。其實我無意找專做觀光的民宿。我總是希望能夠貼近當地人的真實生活，尤其是那些真正在土地上生活，與土地有強烈連結的人們。住在渡假套房裡被奉為賓客，雖然舒適，卻會讓我感到隔閡。

然而我發現，表面上我跟自己說，保持開放的心讓奇遇發生，實際上，我反而被自己對「奇遇」的既定想像限縮了。我總是幻想著能在鄉間小路上，與哪個爺爺或奶奶不期而遇，相談甚歡，然後被帶回家，擠在一個家徒四壁的小屋子裡，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分享一切。但如果所有際遇都照著這個劇本走，那又怎麼算是「奇」遇？「奇」不正是預料之外？

我心裡一開始那個「不對」的感覺似乎源自一種偏見，認為呈現在觀光客面前的東西並不真實，但做民宿的人也有他的生命故事，觀光經營本身也是一種與土地的相處之道，不是嗎？

爺爺看著陷在思緒中的我，似乎不解我對房間哪個部分不滿意，畢竟這應該是這一帶最現代化的房子了。爺爺赤著腳，腳上滿是土乾掉的泥痕，而在爺爺身後的遠方，奶奶坐在屋後正對著湖水的泥土地上，低著頭不知道在做著什麼農產加工的活。眼前的樸實感讓我心裡放鬆不少，緣分帶我們來到此處想必自有安排。我們決定，就這麼住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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