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比爾．蓋茲，是無私的慈善家還是權力掮客？！為你揭開不為人知的蓋茲和蓋茲基金會，一種危險不受約束的權力模式，已悄悄危及民主！

　　◆比爾·蓋茲真的改變了世界，還是只是改變了我們看待他的方式？

　　◆一場關於金錢、權力與政治影響力的真相揭露與思論

　　比爾．蓋茲常在媒體前以充滿使命感的方式描述慈善事業，成功將自己從科技界的惡棍改造成世界上最受仰慕的人之一。即使近年的離婚訴訟和不當行為指控損害了他的公眾形象，然而，蓋茲基金會因投入巨資在世界各地拯救生命而廣被頌讚，世人因此假定它是真的力行慈善。

　　作者蒂姆．施瓦布查訪多年證明，其實蓋茲仍是他在微軟時的那樣—一個恃強凌弱並自以為義的壟斷者，一心想把自己的想法、解決方案和領導力強加於他人。究其本質，蓋茲不是無私的慈善家，而是一個權力掮客和聰明的工程師，創造出一種新方法，將驚人的財富轉化為巨大的政治影響力，還使我們相信，我們應該為他取得權力喝彩，而非質疑。

　　長期以來，世界上最強大（和最隱祕）的慈善組織蓋茲基金會一直被眩目的光環籠罩，導致公眾無法有效監督。本書穿透表象，揭露蓋茲如何動用巨資取得對公共政策、私營市場、科學研究和新聞媒體的驚人控制權。無論是在美國推動新的教育標準、在印度推動醫療改革、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推動全球疫苗政策，還是在非洲推動西方工業化農業，蓋茲魯莽的社會實驗都已證明是不民主且無效的。在許多地方，比爾．蓋茲正在傷害他聲稱要幫助的人。

　　我們必須正視利用金錢干預政治的問題，因蓋茲基金會造成的問題，嚴重性不亞於匿名政治獻金或大企業的政治遊說。這是一種危險而不受約束的權力模式，已逐漸危及民主，需要我們積極關注。

作者介紹：蒂姆．施瓦布 ，以華盛頓特區為根據地的調查報導記者。他為《國家》雜誌（The Nation）、《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和《英國醫學期刊》（BMJ）撰寫有關於蓋茲基金會的開創性報導，曾榮獲伊利獨立新聞獎（Izzy Award）和最後期限俱樂部獎（Deadline Club Award）。本書是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搶先試閱：〈阿瓦漢計畫的成就與爭議 〉

印度後來成為蓋茲基金會的重點關注對象看來並非偶然。 印度如今是蓋茲基金會在歐美以外的最大捐助對象，共獲得超過600筆慈善贈款，總額接近15億美元。蓋茲基金會的第一個海外辦事處就設在印度，其名為「阿瓦漢」（Avahan，意思為「採取行動」）的愛滋病預防計畫發展，成為一個耗資3億美元的龐大專案，是蓋茲基金會當時最大的同類行動之一。在隨後 幾年裡，蓋茲基金會大幅擴展了它在印度的慈善工作，涉足孕產婦健康、疫苗、金融系統和其他領域。

但這是一個緩慢的學習過程。蓋茲基金會認識如何在印度 開展工作，以及與政府合作之必要，始於它從早期的愛滋病預防工作中吸取的一些慘痛教訓。曼賈里．馬哈詹在2000年代初阿瓦漢專案啟動時還是一名研究生，而她發現蓋茲基金會當時 在印度的工作人員很願意討論他們的工作──這種透明度和參 與度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思議的。馬哈詹現在是新學院大學的國際事務副教授，她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有關於阿瓦漢可疑遺產的 研究結果。《富比世》印度版則刊出了與此一致的報導。

根據這兩份資料，阿瓦漢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它進取冒險的 精神。它的招聘面試在印度最豪華的一些飯店舉行，而它提供 的極高薪水吸引來自麥肯錫等顧問公司的企業人才。阿瓦漢的總監艾索克．亞歷山大（Ashok Alexander）曾是麥肯錫的高級合夥人，2007年成為蓋茲基金會最高薪的員工，總薪酬接近50萬美元。

在被問到五星級飯店、商務艙機票和員工的高薪時，蓋茲基金會當時表示：「我們需要最優秀的人才以戰時狀態處理緊急問題。如果我們需要從企業界網羅這些人才，我們的僱用條件就必須對他們有吸引力。」這意味著以三、四倍於政府機構的薪水聘請技術專家，結果是公共部門可能因此失去一些人才。蓋茲基金會的巨額支出也促使許多非政府組織參與其工作。馬哈詹的研究提到一個原本致力於青少年健康的組織，為了爭取蓋茲的資助，改變原本的工作重心。截至2009年，已經有超過100家非政府組織在蓋茲基金會不斷擴大的愛滋病專案下工作。

在阿瓦漢之外，印度政府原本就有一個有力的愛滋病工作計畫可讓捐助者參與，因此，就某些方面而言，蓋茲基金會是在執行一種平行、獨立的策略。而蓋茲基金會熱衷於比較它的做法與印度政府的做法，大肆宣揚它精明務實的策略將如何發揮作用。「如果某個非政府組織成為向社會提供服務的障礙，我們就會找另一個非政府組織。我們將繞過權力結構中的障礙，以便為民眾提供服務。我們注重速度、規模和可持續性，」

阿瓦漢的負責人說。「我們的基準是私營部門的基準。第一年，我們就在550個城鎮建立據點，有醫師、同伴工作者和護理師投入服務。如果我們是一家商業機構，我們一定會為如此快速的發展感到非常自豪。我們奉行一種將問題細分的商業模式。在社會部門，你可以在哪裡找到如此專注於執行的組織？你可以在哪裡找到這種監測和評估機制？」

但是，隨著專案規模擴大，蓋茲基金會開始意識到，在一個人口超過十億的國家，它的資源是多麼微不足道。此外它還意識到，它那種設計簡潔技術手段的萬靈丹方法，要奏效並不像它的顧問和MBA團隊在紙上畫出漂亮的流程圖那麼容易。

「他們投入工作，以為分發保險套和提供資訊就能改變高危人群的行為，尤其是性工作者的行為，」馬哈詹某次受訪時告訴我。「他們發現這行不通。於是，他們嘗試其他做法，結果也行不通。他們與許多非政府組織合作，因此他們開始更仔細聆聽這些非政府組織的話，而那些組織說：『如果一名性工作者試圖使用保險套會遭到顧客毆打，那麼她有保險套可用又有什麼意義呢？』他們因此意識到必須了解比較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動態。」

馬哈詹說，蓋茲基金會展現出學習和轉向的能力，這一點值得稱讚。但教訓也僅止於此。蓋茲基金會領導層在認識到它針對性的介入措施過度狹隘的同時，也認識到自己不想承擔艱困和雜亂的公共衛生工作，也就是不想去幫助這個國家建設全面應對疾病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和能力。蓋茲基金會承認：「這種廣泛的結構面工作不是我們打算要做的。」

蓋茲基金會開始制定退出計畫，設想將阿瓦漢移交給印度政府。作為退出計畫的一部分，它發出一些新聞稿並作出一些捐贈，根本改變了阿瓦漢專案，使它從一個在政府之外運作的專案，變成一個與政府密切合作的專案。馬哈詹指出，當她問到此一策略轉變時，蓋茲基金會堅稱它一直打算最終將專案移交給政府。

比爾．蓋茲對這件事有自己的說法。「我們在印度最早的專案之一是阿瓦漢，它是一個愛滋病預防計畫，現在正為最有可能感染和傳播愛滋病毒的數百萬人服務。在許多國際夥伴的幫助下，我們啟動了這個專案，持續改善做法並測量其影響。 過了第一個十年之後，印度政府決定接管該專案，」蓋茲2012年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資助者與政府合作可以取得怎樣的成果。阿瓦漢正在拯救生命，而如果我們沒有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來檢驗一個有望成功的新構想，就不會有這個專案。不過，現在是印度政府在擴大這項工作的規模並長期維持其運作。過去數十年間，這種模式在印度各地不斷重複，而援助在該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

但事實與比爾．蓋茲所講的成功故事完全不同。印度政府認為，相對於它創造的好處，阿瓦漢成本非常高昂，是完全不可持續的。「我們告訴他們，你們不能創造許多資產，然後就離開，指望政府接管一切，」印度政府愛滋病防治工作負責人對新聞媒體表示。「我們永遠無法提供一種可複製的模式。而如果我們無法維持這個計畫，他們所有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

⏩⏩閱讀更多 寶鼎出版 蒂姆．施瓦布《破解蓋茲迷思：誰給他的權力，揭穿慈善大富豪的神話》

內容簡介：品中餐之形，嘗異國之味，舌尖上的全球史豪華美饌

在地與正宗的美味對決！牛肉麵、酸菜魚、肉骨茶、拉麵、河粉、椰漿飯……是我的中式美食？還是你的異國料理？

挑戰飲食民族主義，剖析世界與中國菜的距離。料理不只是文化底蘊，更是國族想像的一環。

　　透過這本書，希望您能意識到中國菜不僅是我們飲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一種寶貴的文化象徵。它可以是觀察世界史的透鏡，更可以是組織世界史的接合劑。──岩間一弘｜作者，第44屆三得利學藝賞（社會風俗部門）得獎感言

　　20世紀，中式飲食文化飄洋過海，在星馬等地開花結果，在英屬香港和日治台灣殖民地獨立發展，更進一步傳入亞洲及歐美各國。中菜在百年間遍布全世界，化作各式佳餚，廣受各地人群喜愛。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如你想像、宏揚民族文化的復興故事。當中菜在世界各地大放異彩，中國這個傳統國家卻正不像衰落與混亂。而且不僅是中國人，接受並吸納中式料理的日本、韓國甚至印度人，都為中菜的傳播和擴散貢獻了一己之力。

　　為了克服飲食民族主義偏見，飲食史專家岩間一弘爬梳大量資料，還原近代中菜的傳播過程，指出中國菜最鮮明的特點是在許多國家實現在地化，並深入各地人們飲食，甚至成為所在國度的「國菜」，超越了外國菜或民族菜的範疇。此間民族國家的成立，深刻改變了亞洲料理和飲食文化。

　　從近年蔚為風潮的全球史出發，聚焦於國家建設與民族主義，本書為我們畫出了一幅中式佳餚餐盤上澎派、豪華、可口的世界史面貌。

作者介紹：岩間一弘 ，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教授。研究專長為東亞近現代史、飲食文化交流史，中國城市史。

搶先試閱：〈被視為殖民地料理的「台灣料理」—皇太子的台灣行啟〉

日本殖民者企圖透過區分「台灣料理」與「支那料理」（中國菜），與中國文化切割，以此將台灣菜納入日本帝國文化的一部分。比如一九○三年大阪舉行的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為了讓台灣總督府介紹「新領土」而設置了台灣館。館中除了介紹台灣烏龍茶的茶館之外，也開設了模仿台灣酒樓的「台灣料理店」，由台灣請來的廚師提供麵、雞、鴨（沒有豬）、魚、蝦、蟹、魚翅等料理，款待了近四萬人8。於是一九○三年的內國勸業博覽會宣傳了「台灣料理」，讓民眾第一次認識到作為本國「殖民地料理」的中式菜餚。

　　之後在東京舉辦的各種博覽會，也一再推銷「台灣料理」。舉例來說，勸業博覽會（一九○七年，上野）就開設了提供台灣烏龍茶等茶品的茶館。平和紀念東京博覽會（一九二二年，上野）也設有台灣料理店。台灣博覽會（一九二二年在兩國的國技館開展）的「烏龍茶宣傳部」則提供「台灣料理定食」。

　　台灣料理店也進一步在日本內地開店。一九一一年，一位名叫陳千萬的口譯員，在京都市大宮通花屋町上之地開店，四月上旬邀請新聞記者，舉行記者招待會兼開幕慶祝酒會。據報導，這家店「聘用了二到三名十二、三歲的可愛少女，以極低廉的價格販賣各種台灣料理」，目的在於方便台灣（本島）民眾來京都參加本山寺院大遠忌（祖先歿後的法會），同時也將台灣人的生活介紹給日本內地民眾。《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的這則新聞，依個人淺見，應是日本內地最早的台灣料理店紀錄。同時也是京都最早的中餐館（除普茶料理外）紀錄。

　　台灣方面則是在一九二三年四月迎來了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親訪，這也是天皇、皇太子唯一一次巡幸殖民地的例子。皇太子的台灣行啟在蔣渭水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民族運動方興未艾的期間。此次視察的目的在於讓人們理解到台灣是天皇制度統治空間下的一個「地區」，也是意在強化「帝國」統合儀式的戰略性一環。

　　在此次台灣行啟當中，皇太子享用了「台灣料理」。當地的高級中餐館江山樓、東薈芳使用燕窩、魚翅等較具代表性的高級食材，烹調出「台灣料理」款待皇太子，此事也被《台灣日日新報》大幅報導。這是日本天皇、皇太子首次在殖民地品嚐當地料理，亦是首次在國外享用西餐以外的外國菜，為此自然需要一番精心準備。烹飪材料由江山樓、東薈芳兩家餐館素菜部精心挑選，做菜的八名廚師也從一星期前就在隔離出來的地方齋戒沐浴。皇太子如此品嚐「台灣料理」的過程，可視作是將殖民地納入帝國統合的儀式。

　　不過，這位後來的昭和天皇也愛上了中國菜。日後被稱為「天皇御廚」的秋山德藏，一九一三年自法國歸國後，一九一七年就任第一代宮內廳大膳職主廚長，負責準備大正及昭和天皇的餐食，總管宮中膳食。一九二二年，秋山在宮內省命令下遣調中國大陸，以上海為據點花了半年時間研究中國菜16，因此宮中至一九二五年便時常烹製中國菜。

　　繼皇太子之後陸續訪問台灣的秩父宮（一九二五年五月）、朝香宮（一九二七年十月）、久邇宮（一九二八年四月）、伏見宮（一九二九年五月）、梨本宮（一九三四年十月）等皇族也品嚐了「台灣料理」。這些日本皇族品嚐「台灣料理」的事蹟經《台灣日日新報》再三報導，讓民眾逐漸區分「台灣料理」與「支那（中國）料理」，普遍將之理解為「帝國一方」的料理。而一九四三年五月訪台的東條英機首相，也在長谷川清總督主辦的招待晚宴上吃了「台灣料理」，據說東條本人吃得非常滿意。

　　「台灣料理」、「朝鮮料理」、「滿洲料理」—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料理

　　在此想補述的是，除了「台灣料理」之外，日本人欲與「支那料理」（中國菜）做切割並將之納入帝國文化一部分的料理，此外也說說「滿洲料理」。一九三二年三月，日軍樹立傀儡政權「滿洲國」後，與滿洲國素有淵源的各式菜品開始在日本本國流行開來。例如，慶祝滿洲國建國的「新滿洲散壽司」、「新國家丼」、「五族協和丼」、「國旗便當」。除此之外，日本還試圖推廣普及滿洲產大豆與綠豆的豆芽菜做成的中國菜、以滿洲糧食資源高粱等雜糧揉製成的高營養價值「滿洲麵包」，甚至還想出了使用白菜、雉、鵪鶉等滿洲特產品烹煮而成的高級日本料理。

　　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的目標是建立起「滿洲料理」作為「滿洲國」這個民族國家的國族菜體系，並加以普及。滿洲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儘管主體是中國人，也是個「混血民族」，所以「從正確的意義（原文未改）來說，並沒有像滿洲料理這類特殊的高級料理」的說法是事實。儘管如此，當時著名的中國料理研究家山田政平表示：「成就北京菜基調的反而是滿洲料理」、「如同過去清朝成就了北京料理，我們深切希望今後的滿洲也能讓滿洲料理集大成。」山田試圖奠定出與中國菜有所區隔的「滿洲料理」。

　　此外，滿洲國的相關人士也使用「滿洲料理」的稱呼，而非中國料理。像這樣將「滿洲文化」從中國文化裡切割出來，強調前者的固有性與獨立性，在民族學、歷史學、國立博物館的展示、電影等多個面向都一以貫之，這些都反映了滿洲國的文化政策。

　　一九三四年七月，日本旅遊局的大連分部創立旅遊雜誌《旅行滿洲》（一九三八年四月號改名《觀光東亞》）。翻開該雜誌便可看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經營的大和飯店、鐵路餐車、國策旅行社的日本旅遊局的創建，目的都在於建立滿洲國獨有的飲食文化，開創出大和牛排、成吉思汗料理、高粱甜點等名產。但這些「滿洲料理」、「滿洲食」卻缺乏當地中國人的支持，自滿洲國垮台後，便幾乎在中國東北銷聲匿跡。

　　另一方面，煎餃和成吉思汗料理等菜品也作為滿洲菜，傳入日本本國。中文「餃子」在日語中的「gyouza」發音，應是二十世紀前半當時中國東北（滿洲）腔的中文發音，由於同時期有不少作為根據的文獻史料存在，所以這一點大抵無誤。此外，將烤羊肉料理命名為「成吉思汗」的是一九一○年代駐北京的日籍記者。一般認為，成吉思汗料理是從北京傳播到滿洲和日本內地的各城市。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陸軍糧秣廠的外圍團體糧友會會刊《糧友》（二卷十一號）在刊頭登出了「羊肉食宣傳主旨」。從那時開始，成吉思汗料理也開始在日本內地普及。譬如一九三三年三月於東京大井春秋園召開的滿洲國建國一週年紀念晚宴，主菜就是「成吉思汗料理」。

　　就這樣，日本帝國占領台灣、朝鮮、滿洲以後，日本人對殖民地的飲食文化就開始湧現較濃厚的興趣，日本內地也對「台灣料理」、「朝鮮料理」、「滿洲料理」的分類有了一定認知。殖民地的料理屢次出現在日本的料理雜誌或女性雜誌上，這是在侵略亞洲的歐洲列強各國不曾見過的現象。其發生的背景有很大的因素在於日本本國與台灣、朝鮮殖民地皆同屬亞洲國家，飲食文化較為類似。再加上，日本在遠東建設殖民地並建立小帝國的時間晚於西洋列強，中國菜在飲食領域上已經比日本料理更加遍及全世界，這應該也是日本人對「台灣料理」、「滿洲料理」感興趣的原因。

　　而且，與其說二十世紀初期興起的「台灣料理」和一九三○年代興起的「滿洲料理」是受當地被殖民者吹捧才出現的料理分類，倒不如說它們是在日本殖民者大捧之下才得以如此突出。相較之下，後述的「朝鮮料理」則經常被視為象徵殖民地的民族主義。

　　不過這些曾是日本帝國殖民地料理的「台灣料理」、「朝鮮料理」、「滿洲料理」在二次大戰後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台灣當地的文化人自一九三○年代末期開始將鄉土料理稱為「台灣料理」，到了六○年代，也有越來越多店家將在地庶民料理稱為「台菜」。「朝鮮料理」雖然逐步發展並宣傳為民族文化，但韓戰之後南北分裂，又產生了「韓國料理」與「朝鮮料理」的區別。至於「滿洲料理」則是隨著日本人的撤退一同消失在中國大陸，僅在日本成為懷舊的對象，留下些許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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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重新審視冷戰與世界、亞洲乃至台灣的關係，從中思辨「島鏈」場域，對於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之影響與意涵。在美蘇中等強權對峙的最新國際局勢下，全球權力競逐是否邁入「新冷戰」的格局？回顧分析過往冷戰的源起與策略，受強權擺弄的亞洲中小型國家，能否從中創造新局？

　　過往解析冷戰多以美歐為中心視角，認為美蘇強權才是冷戰主角和塑造兩極體系的決定方，其他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的中小型國家，不過是受強權擺弄的大國棋子，不可能左右冷戰大局。

　　然而回顧東亞中小型國家在冷戰初期的表現，可以發現受歷史糾結影響的中小型國家，仍可在領導人的堅定意志下，利用強權領導人對於威望、國際地位，以及國家安全的關切，創造新局，影響強權間的戰略互動走向。冷戰時期，東亞地區在美國的擘劃中，以海洋之隔與島鏈方式跟大陸國家進行對抗，台灣正位於「第一島鏈」的中樞戰略位置。但隨著冷戰結束，島鏈論述漸漸消沉。然而近年來，全球地緣政治轉變和大國競爭加劇，此一理論逐漸復甦，再度成為諸多國際時局分析的焦點。

　　21世紀的國際關係，隨著最受矚目的美中競爭，「新冷戰」議題不僅成為熱門主題，兩大強權在「島鏈」的拉鋸對抗，也成為此地區國家必須面對之充滿機會與挑戰的現實。特別是東亞區域已成為全球經濟、商貿與金融互動的核心區塊，強權國家能否塑造一個以其為核心的政經共同體？區域中小型國家又該如何因應變化、尋找出路？

作者介紹：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除十餘冊關於外交史與東亞研究學術專書、與上百篇文章散見各主要學術期刊外，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搶先試閱：〈冷戰源起之論辯與東亞案例省思〉

陳欣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冷戰案例顯示，東亞國家不是被動地成為美蘇冷戰的傀儡，相對地，東亞國家不時在權力相對弱勢的情況下，展示「尾巴搖狗」（Tail Wags the Dog）效應，左右美蘇冷戰對抗的發展路徑。

冷戰初期，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並未支持中共迅捷赤化全中國的企圖。史達林最初並不重視中共，視毛澤東為一個次要夥伴，最後出於確保蘇聯在共黨陣營主導地位的務實考量，史達林才不情願地接受中共政權。1946-1948年，蘇聯謹慎地援助中共建立革命政權，同時延續支持國民政府的既有立場，提出國共南北劃江而治的規劃，此舉受到毛澤東的強硬反對，兩方發生激烈爭論，最後毛澤東表示順從蘇聯，史達林才決定支持中共奪取全中國的宏圖，但不免疑慮毛澤東對蘇聯的忠誠，以及中蘇同盟的可靠性。美國自1947年起軍援希臘與土耳其，對抗兩國的共黨叛亂，但是華盛頓的決策者充分意識到國共局勢的複雜性，美國雖察覺中共與蘇聯的潛在緊張關係，但仍決定採取務實態度，對國共內戰採取消極策略，並沒有大規模軍援支持南京國民政府。1948-1949年的柏林封鎖（Berlin Blockade）危機後，杜魯門政府仍堅持不介入國共內戰立場，放任中共赤化中國。當歐洲已邁入美蘇對抗的冷戰階段時，蘇聯或是美國對中國局勢的發展，都陷入不同程度的遲疑與被動，兩者並沒有主動複製在歐洲的直接介入模式，升高兩造在東亞的地緣政治競爭。

相對於毛澤東在中國大陸創造新局的努力，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則是另一個擺弄美蘇中三方的重要人物。金日成於1949年3月訪問莫斯科，尋求史達林支持北韓南侵，為史達林所拒絕，可是史達林隨後改變初衷，在1950年3月同意軍援北韓，支持金日成的統一朝鮮半島軍事行動。檔案證據顯示，史達林立場的轉變，是在毛澤東有意複製中共革命成功經驗領導東亞革命行動的壓力下，為突顯蘇聯在遠東地緣政治地位，以及提高蘇聯革命威望，才勉強同意北韓的舉措，並非是為滿足擴張共產勢力的野心。冷戰史研究發現，金日成並不是順服蘇聯的大國棋子，相反地，他是一位可以實現北韓目標且熟練操縱國際暨區域動向的戰略家，巧妙地利用史達林與毛澤東之間的複雜關係，成功改變蘇聯態度，進而左右了冷戰的發展路徑。

傳統上，國際關係界定韓戰為冷戰的第一場強權代理戰爭，不過從本土、區域與全球互動的廣泛視角而言，韓戰並不是中小型國家為逐霸戰略目標效力的代理（principal-agent）關係，而是超級強權與其從屬國的複雜多向互構。中共在國共內戰後掌控中國大陸，拉開南北韓由矛盾升高為軍事衝突的帷幕，並且影響了蘇聯、美國與北韓等相關各方的態度；當冷戰在歐洲啟動後，各方領導人對冷戰初期東亞區域安全局勢有不同的解讀。原本已然陷入不穩定狀態的朝鮮半島局勢，因為中共的奪權勝利，而更趨緊張。蘇聯對於歐洲陷入冷戰的安全憂心，以及共產陣營的內在矛盾，促使史達林同意北韓金日成的南侵行動，美國對蘇聯與中共的誤解誤判，更國際化韓戰，為全球不同區域的內部糾結纳入並昇高為美蘇強權的全球權力競逐賽局，樹立了典範。

省思與未來

過往解析冷戰起源的國際關係研究觀點，反映以美歐中心視角解析全球冷戰的偏差。這些論述認為，以為美蘇強權才是冷戰的主角，強權是塑造冷戰與兩極國際體系的決定方，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的中小型國家，不過是受強權擺弄的大國棋子，缺乏國際社會能動性，是美蘇冷戰的被支配龍套，亦不可能左右冷戰大局。然而今日回顧東亞中小型國家在冷戰初期的表現，可以發現受歷史糾結影響的中小型國家，仍可以在領導人的堅定意志下，利用強權領導人對於威望、國際地位，以及國家安全的關切，創造新局，影響強權間的戰略互動走向。

就理論層面而言，冷戰是否為一個國際體系無政府結構下權力平衡邏輯的再現，仍值得重新酌量。結構現實主義曾錯誤預估，冷戰具備兩極權力平衡對峙的恆久性，但冷戰在1990-1992年的突然結束證明，無政府結構並不是決定性左右冷戰發展的關鍵變數，結構現實主義所強調的結構性因素，遭遇極大的理論限制，缺乏論證冷戰格局的理論效度與信度。今日國際關係史對冷戰的研究發現，結構性現實主義亦難以解析冷戰變遷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因素。在國際社會邁入被標誌為新冷戰的階段，援用國際體系無政府結構性變數，預估美中權力競逐的規模、發展走向，甚至悲觀地認為將難以擺脫霸權戰爭的悲劇結局，恐有再值得吾人深刻省思的空間。

就區域視角而言，在歷經全球化的生產鏈構建過程之後，東亞區域已成為全球經濟、商貿與金融互動的核心區塊，守成霸權或是崛起強權是否能複製冷戰時代的作法，迫使區域中小型國家加入強權主宰的地緣戰略同盟或是地緣經濟合作制度，宰制區域中小型國家的政策彈性，約制從屬國的能動性，依照強權意志，塑造一個以強權為核心的政經共同體，將是觀察未來區域走向與全球新冷戰格局發展的關鍵課題。

就個別國家的本土視角而言，相對物質實力差距，並不能限制國家在塑成國際新冷戰格局過程中的能動性。區域內國家之間的歷史恩怨情仇，國家間對於意識形態立場、國家威望以及地位的關切，賦予新冷戰的參與方，在舊有的概念性因素基礎上，對於各造的物質權力因素的消長，產出不同的詮釋與判讀。這些歧異的詮釋與判讀，如果缺乏區域對話機制的修正，很可能觸發連鎖性的誤解與誤判，形成多樣且複雜的轉折點，為未來美中權力交峰，帶來更多的變數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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