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國的亞洲主義:東亞的共識還是戰爭催化劑?》
內容簡介:「亞洲主義」──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起點!排外與猜忌、族群的分裂與統合、擴張與合作的矛盾交錯,交織成近代中國對亞洲的想像與實踐。今日的中國與亞洲,從未真正走出「亞洲主義」的影響。
誰能領導亞洲?是中國?日本?還是──美國?
當「國恥未雪,民生多艱」成為民族主義的核心語彙,一個「強國夢」將如何改寫亞洲的命運?又將為世界帶來何種未來?
◎從「亞洲盟友」到「亞洲老大哥」──中國為何堅信自己該領導亞洲?
當帝國崩潰、列強環伺,面對百年屈辱與國土喪失,中國知識分子在廢墟中尋求出路。他們從日本「脫亞入歐」後孕育出的「亞洲主義」中,看見東亞團結的可能,也嗅到了強權政治的野心,更將之作為亞洲對抗西方秩序的起點。隨著論述的引介與轉化,中國逐步從尊奉日本為亞洲盟主,轉向強調自身在區域中的主導角色,構築起一條從「尊日」到「打倒西方帝國主義」的思想脈絡。
◎「國恥未雪,民生多艱」不只是歷史──更是今日中國的語言
從引介日本論述到建構本土思想,中國知識界將儒家倫理、種族觀與現代民族主義融合,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亞洲主義觀點。這套論述不僅回應當時的國際壓力,也反映了中國對區域角色的重新定位。從「東亞共榮」到「中國夢」,亞洲主義不再只是對抗西方的口號,而是融入中國思考主權、地緣政治與發展戰略的核心框架之中。
◎今日的一帶一路,昨日的亞洲主義
「亞洲主義」雖曾沉寂於歷史,但其核心理念已悄然重返當代中國的外交語言。從倡議「命運共同體」到強調協助發展中國家,中國正以新的語彙延續過去的思想脈絡。若要理解今日中國的區域構想與全球戰略,追溯這段思想的歷史源流將是關鍵一步。
作者介紹:史峻 ,史峻博士的研究聚焦於中日思想關係與翻譯史,目前任澳洲墨爾本大學翻譯研究學系副教授。代表著作為《中國的亞洲主義》,主編之專書為《佔領的譯文:日本侵略中國,1931–1945年》(Translating the Occupation,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1年)。二○一○年於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並於二○一四年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獲得博士學位。
搶先試閱:〈同文同種〉
從十九世紀到廿世紀,除了帝國霸權宰制,基於生理差異所區分的人種優劣高下, 也被強加於世界大部分地區。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認同以歐洲為中心之新學的主導權,透過翻譯引進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個人思想之餘,也譯介人種學說。人種之分進入中國人的認知,對亞洲與歐洲、民族與帝國二元對立的概念產生深遠影響。艾提安.巴利巴爾(Étienne Balibar)指出「人種與民族的論述從來只有一線之隔」,在中國尤其如此。
人種(race)是亞洲主義建構的重要因素。人種化(racialization)雖誕生於歐美現代化過程,但隨著帝國主義浪潮席捲全世界,與國族(nation)、民族(ethnicity)、文化、文明論述緊密交織。2 全球帝國主義促成且加速人種概念傳播,並如法蘭茲.法農(Frantz Fanon)六十年前即指出的,幾乎全面使階級依人種劃分。在東亞的想像裡,這個概念被當作對帝國主義的抵抗。十九世紀末中國關於人種學說的著述突然備增,部分是因為意識到西方白人的聯合進犯,部分則是因為一群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發現日本人的論述把滿族與漢族定位為不同人種。兩族有別的科學主張使革命派為之振奮,革命派欣然接受人種學說,並發現這些學說可以輕易調整至迎合他們的需求。利用權威話語可將敵人定義為人種的他者,這為中國知識分子採納人種學說帶來動力,但這些學說被採納的過程實則更複雜,是我們理解人種與廿世紀早期亞洲主義如何相關的重要關鍵。
許紀霖在闡述現代中國思想如何吸收文明論述的一篇文章當中解釋,古代的「夷夏之辨」使中國人能夠全心採納西方的人種典範。所謂夷夏之辨,將不接受古典中國文化者與接受者區分為「夷」和「夏」。許紀霖指出這種天下主義觀念不僅能吸收傳入的典範,且也使新典範能夠輕鬆與古典觀念結合,使廣大中國文人能夠接受武斷絕對的人種典範,並且填補夷夏相對之分留下的論述空間。3 從下述可見,廿世紀初的人種著述沿用夷夏之辨的語彙,將作者認定以外的種族歸類為「夷」,並將天下主義的同心圓架構用於區分黃種(yellow race)的等級。中國知識分子採納帝國主義的種族分化階級制, 進一步認識了殖民現代性,並獲得新的觀念武器。
本章我將指出,人種是一個流動的概念,易於配合論者的意向塑造成區分他者的工具。人種的概念一如亞洲的概念,被當作一種思想工具,用於號召受壓迫的民族團結對抗帝國主義西方勢力,因此是廿世紀初亞洲主義的重要元素。此一以人種為基礎的亞洲主義在十九、廿世紀之交備受矚目,日後在眾多亞洲主義者的論述中雖仍是重要特徵, 但本章主要分析廿世紀初始十年在中國革命派著述逐漸顯露的「同種」團結論,以及他們的想法如何從寄望日本支持,轉變為相信亞洲受壓迫意識正在崛起。我首先回顧早期中國的種族著述,指出種族概念是如何與對種族戰爭的想法─與白種(white race)
和黃種(yellow race)的衝突緊密相連。隨著「黃禍」論傳入東亞,不只該概念受到採納,對種族的自豪也隨之建立。中國知識分子在人種的概念下,面對內有滿人持續壓迫、外有歐洲人進犯的歷史現實,極力界定「自我」和「他者」。這使得人種觀念產生極大轉變,顯見這些知識分子所關注的並不是對人種進行準確、靜態的分類。相反地, 他們把區分人種當作工具,用以協助反抗霸權。我發現,內有亞洲帝國主義、外有歐洲帝國主義所造成的複雜局面,可說占據廿紀初中國革命派的人種論述,促使他們多次重組對人種的分類,終至建構出一種新型態的亞洲主義,脫離「同種」團結論,走向建立於共同受害意識之上的亞洲團結。
十九世紀末中國的人種論述
中國的人種論述可上溯至古代,但十九世紀末,西方區分種族階層的觀念在中國出現,伴隨的科學研究也使相關論述獲得一種深受信服的、足以建構新世界的合理性。現代的人種概念主要以膚色及其他生理特徵來區分人類,這個分類系統最初並非透過日本傳入中國。對此一西方概念的討論,事實上首見於晚清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 一八三九|一九二八)出版於一八九二年的《格致匯編》。其中〈人分五類說〉這篇翻譯文章,以生理人類學角度描述黃、白、紅、棕、黑這五個人種,所根據的全是生理特徵。不過,這篇早期的文章並未像往後幾年出現的論述那般廣獲採信。
一八九五年,緊繼甲午戰爭之後,嚴復發表在《直報》的四篇文章,改變眾多同胞的世界觀。「白人」和「黃人」等語雖然早有人使用,前段所述的西方人種論也在三年前就譯介進入中國,但經由嚴復這幾篇文章,人種之說才首次在中國普及開來。他的文章描述黃、白、棕、黑四個人種,並且不同於過往對種族的理解,是將人種置於演化競爭這個至關重要的脈絡中定義。往後數十年間,演化競爭論一直與人種論述密切相關。梁啟超在其創辦的《新史學》中順此脈絡,稱歷史無非「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他將人種分為有歷史的和無歷史的。由於在梁啟超看來僅黃種人和白種人有歷史,繼而發展出未來求存所必要的水平,所以未來戰爭勢必發生於此二人種之間。
人種與種族戰爭
本於人種的世界觀並不是早期亞洲團結的唯一基礎,早期的亞洲團結更像是眼見西方勢力以武力攻勢強行打開市場,而群起產生的反帝國主義反應,但對世界人種的想像很早就進入亞洲主義論述,並成為核心要素之一。將西方帝國主義看作「白人」聯合進攻「黃人」是無可否認實際存在的思維,尤其不論是在東亞和世界各地,壓迫者本身也奉行這樣的人種之分。很難判定種族政治確切在何時進入思想論述,但吉洪諾夫(作者按:吉洪諾夫移民韓國後更名為「朴露子」)主張「最早在中日關係用上人種分類的一例」是曾根徹虎(一八四三|一九一○)於一八八一年對何如璋講的話,他說服何氏接
受興亞會的亞洲主義理念,為他此後在中國的活動爭取到重要菁英支持。馮客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論述在一八九五年前後轉向相信可能發生種族戰爭,自此「眾多革命派逐漸接受世界秩序受白種人主宰,黃種人必須反抗圖存的觀點。」嚴復除了是把關於人種的科學論述介紹進中國的第一人,也是最早假設黃種人可能滅亡的人。
人種戰爭這個主題反覆出現在中國人的著述中。對此戰爭的恐懼延續於大半個廿世紀。二戰期間,汪精衛利用這種恐懼為泛亞洲聯盟找到理由,並把這些想法與孫中山的立論連結起來。在他為孫氏彙編於一九四一年的英語文集所寫的後記裡,汪精衛說:「此為泛亞洲主義之起源。如前所述,美國、澳洲與今之非洲,原有的三個人種相繼滅亡,亞洲黃種的命運危在旦夕。」對人種戰爭和種族滅絕的恐懼,在東亞知識分子之間雖然影響顯著且深長,但這個概念根源於帝國歐洲。
其源頭可說與「黃禍」觀密切相關,西方人憂懼亞洲游牧部落大舉入侵,以軍事或經濟力量控制西方。這種恐懼被用作對世界各地施行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政策的理由。
西方人借基督福音和自由市場之名,團結聯合對歐洲以東的一切施行宰制。史上著名首創「黃禍」一詞的德皇威廉二世,出兵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前,想必很清楚自己話中的諷刺意味:
各位即將與狡猾、勇敢、武裝精良、冷酷無情的敵人交戰。臨陣時要記住:不留俘虜,不放過任何一人。你們運用武器的方式, 要讓未來千年的每個中國人打消睥睨德國人的念頭……(一九○○年七月廿七日)
各位將執行的是一項嚴肅而艱鉅的任務,無人知曉會如何收場。不無可能會是西方與東方大戰的開端。西方全體正在團結起來。為了共同的目標,就連長久以來互相對立、互為死敵的國家也加入了。
(一九○○年八月二日)
德國對東亞的帝國主義戰略,在德皇威廉二世口中被表述為西方與東方、白種與黃種的大戰。在此之前幾年,他安排畫家赫曼.克納克福斯(Hermann Knackfuß)畫下著名的〈黃禍圖〉,畫中佛陀乘火龍接近基督教歐洲。呼籲西方團結以抗「黃禍」的這種說法在日本與中國皆引起注意,兩地對於此種論述至今仍記憶猶新。
⏩⏩閱讀更多 臺灣商務出版 史峻《中國的亞洲主義:東亞的共識還是戰爭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