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總統力推「台灣之盾」，要整合國軍美製、國造各款防空飛彈及雷達，形成空中「擊殺鏈」，抵禦對岸攻擊。政治文宣細數神功蓋世，但在美國系統商口中，則是「有待努力的構想」，或「還在發展驗證的AI系統」。又見真金白銀買紙上談兵，讓人想起無錨出海的海鯤號。

且不論採購飛彈是否足以攔截共軍來犯，系統整合問題無解，就等於買心酸。海鯤號交艦無期，就因為從動力管理到電力機械中樞系統整合都有問題。美商不敢保證整合台灣之盾，賴政府若無條件下單，不怕重蹈海鯤號覆轍嗎？

「台灣之盾」號稱效法美國「金穹」、以色列「鐵穹」，隨即傳出賴政府得到美以兩國協助。接著，「股市老師」現身，鼓吹軍工股是下座護國神山群。賴清德選在股市盤中宣布「二○二七武統」時間表，點火軍工股十餘檔漲停。金主炒「盾」不懼戰，可見紙上神盾多神勇！

賴總統加碼一﹒二五兆軍購，在野黨質疑無上限舉債影響民生，民眾更擔心「不準時交貨怎麼辦？」執政團隊反而藉機扣紅帽，渲染亡國感，喜滋滋為大選累積相罵本。

從政治潛艦到輔選之盾，兆元軍費更像執政者的保護費。難怪，美中交往避戰，賴總統卻忙著籌款討好美國軍火商和政客。台灣之盾會是賴版海鯤號？套句蔡英文名言：那是下一代的事！

行政院長卓榮泰日前就立法院通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提出覆議案，國民黨團隨即揚言要讓他踢鐵板。卓榮泰嗆稱，立院再修版不可能在中華民國台灣的執政過程出現。國民黨團則回嗆，政院拖延逾一年不討論，現在才提版本，就是想蓋過立院版；只要覆議案一送進立院，藍營就會否決。卓榮泰對藍白聯手修法揚言「全面迎戰」，但用覆議案點燃戰火，恐怕只是暴露他的不仁與不智。

這次，已是卓榮泰對國會三讀通過的法案第八度提出覆議。卓榮泰上任前，中華民國憲政史上行政院總共只提過十三次覆議案；卓榮泰上任一年多，即提出八次覆議，創下史上紀錄；覆議已成為他的膝射慣性。這也是大罷免失敗後，賴政府滿血復活的第一個覆議案，顯示卓內閣仍無法認清現實：這個「戰狼內閣」無意解決問題，寧可讓台灣卡在鬥爭的惡性螺旋中，無法前進。

卓榮泰稱，行政院提出覆議，是基於「憲法」賦予憲政機關的權力與責任，是在被動的情況下提出。卓榮泰說得好委屈，但歸根究柢，是賴政府在心態上不願接受朝小野大、立法院無法再聽憑行政院使喚的事實，在實際作為上則不尊重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不承認國會多數代表的民意，更不理會地方的財政自主與建設需求。卓榮泰根本不尊重憲法，卻好意思拿憲法當擋箭牌。

在野黨去年發動《財劃法》修法，要求行政院提出對應版本時，政院悍然拒絕。俟藍白修法完成，釋出中央財源，賴政府一方面展開「覆議—釋憲—大罷免」三部曲反制，另一方面大砍地方補助款作為報復。這次在野黨再修《財劃法》，補正前次修法的誤失，並明定一般性補助款不得少於前一年、保障各縣市計畫型補助。卓揆除咆哮宣戰外，終於另提政院版本，卻拿不出各縣市最後實際補助數字。這就是堂堂中央政府統籌全國財政的能力嗎？

處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劃分，一則要有財政的專業能力，知道如何量入為出；二則需要寬闊的見識與胸襟，提供地方政府足夠的自主空間。然而，卓內閣卻兩者俱缺。卓榮泰一方面只想把錢攬在中央手裡，以便透過「補助」方式來控制地方，使它們聽命行事；另一方面他又充滿政黨私心，對綠營執政縣市慷慨補助，對藍營執政縣市則百般刁難。如此師心自用，卓榮泰版的《財劃法》已淪為箝制工具，讓人無法期待。

諷刺的是，卓榮泰刻意引用故總統蔣經國和立法院長韓國瑜說過的「買醬油的錢不能拿去買醋」，向韓國瑜及國民黨喊話。卓榮泰其實該問問賴總統獅子大開口的一﹒二五兆元軍購預算，和外傳「投資美國」的四千億美元，有沒有挪用人民買醬油的錢？更可笑的是，卓榮泰聲稱，國會若能對政院版本達成共識，行政院將詳列相關試算結果；這根本是本末倒置了！如果行政院連試算細節都拿不出，卻叫在野黨必須同意，難道是要教藍白立委扮演「盲劍客」？

上任一年半提八次覆議案，充分證明卓榮泰不在乎人民、不在乎院長的職務，甚至不在乎賴政府要有什麼作為。他唯一的渴望，就是扮演「塞子」，擋下在野黨通過的法案，用自己的死硬證明民進黨的無能。卓榮泰就像一個困在政治迷宮中的將軍，他以為自己在英勇殺敵，卻不知治理與溝通才是他的迷宮出口，他浪費了這個職位，民進黨也失去向人民證明執政能力的機會。

大罷免失敗後，卓榮泰仍耽溺於覆議遊戲，顯示他已失去自省能力，他也成為民進黨最大的包袱。

賴清德總統和卓榮泰院長最近大肆宣揚，台灣的平均每人GDP提早超過4萬美元，已進入先進國家之林，姑且不論政府的政策與施政是否有功於此，對大多數民眾而言，直接感到的卻是日子愈來愈難過，前景愈來愈黯淡，心理上產生更深的落差與挫折感。

台灣經濟總體數據美則美矣，但從微觀上看，多數民眾的實質所得仍卡在開發中國家水準，購買力甚至不如比台灣貧窮的國家，讓人感到GDP成長只發生在少數人身上，其他約九成的國人完全沒有感受到成長的果實。

根據2024年薪資統計，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平均約新台幣4.6萬元，中位數只有約3.7萬元 。換句話說，接近七成勞工薪資低於平均值。這就是台灣的特殊矛盾：GDP是少數人的GDP，生活壓力是所有人的壓力。

這種平均值被高薪族群拉高，而中位數／多數人跟不上的現象，讓很多人覺得自己永遠追不上那個平均值。這種自己比大多數人及社會整體弱勢的不對等感受，被視為「個人相對剝奪感」，雖然客觀條件未必差，但因與別人比起來落後，心理上乃覺得不公平、不平衡，進而導致對收入分配不公的憤怒或不滿。

換句話說，多數人薪資低於平均，加上社會對平均薪資的敘事及認知，比如「均薪4.6萬」常被標為一般水準，是合理期待的數值 。如果期望值與社會敘事不符，會讓個人覺得自己永遠達不到合理回報，則「期待vs.實際」的落差很容易造成不滿或焦慮。

因此，近七成勞工薪資低於平均的結構，確實成為社會中普遍沒有感受到好轉，或是感受不到經濟改善的情緒，成為不平衡感與相對剝奪感的溫床。其所帶來的連鎖效果是多數人覺得自己被拋下，讓人心理落差大，容易產生不公平感。何況在實際層面上，生活成本（房租、物價、教育、育兒、醫療等）壓力確實沉重，即便薪資小幅成長，也可能被生活成本上揚吃掉 ，而不會覺得生活變好，更會導致數據上漲但沒有感覺的不良感受。

這種矛盾累積久了，便形成一種集體情緒，以為經濟繁榮是別人的，痛苦是自己的。這種矛盾看似沒有災難，卻讓人覺得生活變得更艱難；沒有出現失業潮，卻覺得未來變得更渺茫；雖然沒有經濟危機，多數人卻覺得社會在下滑。台灣如今正處在這樣的心理困境上。

從宏觀層面看，產業結構的不平衡發展加重這種相對剝奪感。台灣電子科技、半導體獨強，其他產業卻停滯；傳產缺乏升級資源，服務業低薪，不具競爭力；金融市場保守而僵化；政府以出口與大企業為主的產業扶植政策延續多年，對內需、薪資、產業多元化缺乏整體布局，更因產業的單一化使大多數勞動者感到無法翻身。

執政當局的宣傳刻意讓民眾以為台灣獨強於世，實際上卻因自身結構與政策的缺憾，讓這股實質與心理層面的衰退浪潮更深更重。因此，問題不在GDP，宣揚GDP成長也不能產生宏大的宣傳效益，因為GDP成長並未改善人民生活，不屬於人民，甚至成為人民生活壓力的來源，反而會覺得自己愈來愈窮。

台灣如今不缺好看的GDP數據，缺的是讓人民真正有感的未來前景。GDP的提高固然要追逐，但也要恢復人民對未來的信心，這就必須要讓薪資真正跟上經濟成長，促使產業多元發展，加速服務業與傳產真正升級，也要讓年輕世代有機會成家與置產，讓政治從朝野消極性攻防走向積極性國家治理，啟動大幅度的改革。唯有如此，才能把經濟成長的果實重新分配給大多數勞動者，而使GDP不再只是數字，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改善。

在國際上每人所得排名，因衡量標準不一，我們台灣在全球排名可以出現十名至卅名之間。在四小龍中，也會排列第一，超越新加坡、香港、南韓，也會是倒數第四。

不論接受哪一個排名，不爭的事實是：台灣人民已經奇蹟式地，長期享受到了高所得國家中，都難以找到的政府照顧：相對低廉的電價、油價、捷運票價、水費、學費、健保費等；近日每人還可領到一萬元的補助。

出國多年的僑民，回來很容易地辦妥新的國民身分證。四個月後，即使從未付過稅，便可得到外國人都稱讚的健保。他們短期回來，主要的行程，就是充分利用幾乎是免費而又優秀的台灣醫療。

政府對美好的生活安排，還不只這些。縣市政府還有對學童，提供免費午餐；對長者有敬老金；對小孩的照顧，外語的學習，弱勢者的優待等，真是琳瑯滿目。

這種人間幸福，不需要去北歐（一九七二年在丹麥教書，全家就享受過），就在身邊的台灣。放眼世界，最貼心的還是台灣，近十年來與其他國家比，居然有極低的整體租稅負擔率二○二四年為百分之十四點一。其他國家如南韓（百分之廿三點八）、美國（百分之廿一點六）、德國（百分之廿一），都比我們高。這真使外國人嘖嘖稱奇：稅率低、福利高，台灣人民的幸福，變成一個「現代傳奇」。

即使這樣低的稅率，這樣優厚的補貼，不少利益團體，還是不斷地用「正義」「公平」的大帽子，持續壓住政府，要把白吃「午餐」提升到白吃「盛宴」的規格。只要有選舉，就有機會爭取更多的「白吃」。選舉有輸贏，利益團體則是永遠的贏家。

台灣如果還有大陸觀光客出現，可能還會遇到意想不到的「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抗議、示威、網上發聲、當面罵官員，所有這些不要有勇氣，只要有時間。台灣與一三○多個國家有免簽證的約定，全天候機場進出。退休的人，尤其出國旅遊勤快，其樂融融。幾年前，一位退休的中學老師告訴我她的「三七」退休生活：一周休息七天，一個月七次麻將，一年國內外旅遊七次。

可惜白吃午餐，終究要面對結帳的時刻。帳到底誰來付？結局當然只有一個：政府不斷舉債。民主政治的弊病，是政黨不斷開選舉支票，並且彼此惡性加碼，隨之而來的是公債年年攀升，哪一個民主國家，沒有面臨財政危機？現在以親身經驗對公債講得最嚴重的，就是一度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國的總統川普。

真實的台灣有很多面向，不少人早已沉痛地指出：媒體上及網路上的資訊，隨處在報導這些本末倒置的現象：

• 把「壞」消息當成能熱賣的「好」新聞。

• 把做壞事的「惡人」當成「名人」。

• 把到處造謠的「騙子」當成「君子」。

• 把翻雲覆雨的「政客」當成「英雄」。

• 把信口開河的「對答」當成「專家」訪談。

• 把違反做人做事原則的「叛徒」當成「好漢」。

這種痛心現象中看到了：報導商業化、新聞娛樂化、評論兩極化、善良邊緣化、正派人物被惡意醜化。

這就是既明顯又隱藏的普遍現象，讓我冠以一個新名詞：

「台灣弔詭」—小確幸中藏有大缺失。

這個使人不想承認的真相及缺失，是經年累月政府、立院、媒體、企業、民眾在討好、私利、短視、偏執的集體行為，與相互虛偽、敷衍、沉默下的共同產物。那麼台灣有志氣、想爭氣的人民該怎麼辦？

這是難解之結。在美國讀書與教書的四十年經驗中，自己一直在思考：戰爭不能解決的，求政治談判；政治不能解決的，換領導；領導不能解決的，只能痛苦地再等下次民意的選擇。

自己的結語是：一九五○年代在南港長大的眷村子弟，走過了大半世界，只學會一件事：「一切靠自己。」

這麼多年來，「政治正確」下，人民被慣壞的白吃午餐心態，早已使國家財政山窮水盡。政府不再立刻勇敢地、大規模地、合理地調升稅率、費率、行政效率及價格，在缺少財力支撐下，任何政見，都變成空頭支票。白吃午餐快要斷炊了，桌上還端得出牛肉嗎？

李光耀曾告訴新加坡人民：「世界決定了新加坡的命運。新加坡毫無選擇，必須改變。」台灣必須改變，要成功地「改變」，政治人物需要先「改變」認罪，千萬不可以再好大喜功，語不驚人死不休：

（1）「政治」語言愈正確；

（2）「國家」方向愈迷失；

（3）「戰爭」可能性愈增加。

這個世界最不可靠的是政府選舉時的承諾，政府高層官員最需要的志氣：就是勇敢大膽地調整「白吃午餐」的決策，理性選民要蜂擁而起勇敢支持。

換一個想法：從人性的根本改起。那就是考慮我四十年前提出「白吃午餐」的警告。引用當年張作錦總編輯的話：

「一九七七年五月廿七日的《聯合報》上，有一篇高希均教授寫的文章，題為『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作為一位主編，那天我接到官方和民間不少稱讚的電話。當時的台灣，正籌畫發展經濟，建設社會，提升教育，各方面都蓄勢待發，正需要一些新思想、新觀念的引領前導，高教授的建言來得正是時候。他告訴同胞大眾，建設國家，不能事事依賴政府，國民也要盡自己的責任。尤不可企望稅賦要少，公用事業價格要低，而社會福利要多。那不切實際，因為羊毛只有出在羊身上。」

美國獨立宣言，發表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此刻，「高」獨立宣言是以長者身分，獨自宣布：「人人必須尋求自己的經濟獨立。」

沒有一個現代人不嚮往「獨立」–尤其是思想獨立與行為獨立；甚至拋頭顱、灑熱血，就是要爭取獨立的民主體制–自由、人權、法治、正義、公平等。我自己何其幸運在一生中，有四十年的關鍵歲月，生活在自由與開放的美國校園。

今天的台灣人民，已享受到台灣的民主；可惜的是在民主沒有成熟扎根前，就演變成了民粹！且已陷入困境。

「新獨立」宣言是指：做為一個現代人，不要常常依賴政府，不要時時想占政府便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史丹佛大學演講時，形容一九六○年代初期大陸家庭的貧窮。他說：「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別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吃，我才發憤走上創作之路。」

因此，古今中外「窮」是最可怕的敵人。

這個世界最可靠的是自己的志氣；此刻最需要的志氣：就是拒絕「白吃午餐」–除了低所得及弱勢團體外–大家都需要接受這種必然：排富條款、使用者付費、以及能者多付稅。

政府有太多的施政要推動（如包括購買巨額武器的誘惑）；「白吃午餐」絕不是理性的選項。大有為政府要提倡的「新」獨立宣言，就是「經濟獨立」。

在我提出「新」獨立宣言中，排列出人生五階段論：

第一階段：求學階段，自己的功課自己做。

第二階段：踏入社會，自己的工作自己找。

第三階段：建立家庭，自己的幸福自己建。

第四階段：事業奮鬥，自己的舞台自己創。

第五階段：夕陽餘暉，自己的晚年自己顧。

自己正進入第五階段，回顧一生，似乎自己都在努力做到。

火災發生之後眾說紛紜，竹竿鷹架、圍幕等都成為被怪罪的禍源，也有依此主張加速老宅都更的。

務實面對火災威脅，首先要認清的是，所有大家在事後追究或歸咎的「缺失」，都會一直存在於我們周遭。若僅就這些枝節去追究、改進，並不能讓慘劇不再發生。

大樓拉皮整修會在各處持續進行。為了顧及施工安全及減輕住戶受粉塵、噪音之害，工程業者仍會使用各種具有效阻隔功能的材料與工法。

根據香港官方在初步調查後的說法，起火接著迅速向上竄燒的關鍵是包覆窗戶的保麗龍板，加上大樓天井構成的煙囪效應，是火勢迅速蔓延的主因。所用的圍網符合阻燃要求。至於死傷如此慘重，則應歸因於這場大火一開始，從某點起火到全面陷入火海，住戶未被立即警告，並把握關鍵「醞釀期」，撤離現場。

這次大火讓人想起二○一七年造成七十二死的倫敦格蘭菲塔大火。香港與倫敦同為世界最現代化城市，擁有一流基礎建設、最充裕的資源及監管與應變體系。大火慘劇所暴露出的卻是，身為現代人在事後，所難以理解的最基本盲點。

研究顯示，動物驚覺危險，都會善用「警報」來警告其他動物。例如鳥類與靈長類以不同叫聲、海洋哺乳動物用鰭或尾擺動，作為警報。而在早年重視守望相助的年代，也有專人巡更，提醒天乾物燥、小心火燭的防災體系。

當今整套防火基本策略也強調：透過火災風險評估以識別危害，及緊急疏散計畫。其中及時警報迅速疏散人員，是保命關鍵。

長期而言，建築工程的材料與工法，都待以創新思維選用與設計，將人的行為與環境演變趨勢，充分整合在一起。至於短期內亟待建立的，則是一套藉全民參與安全意識重建，以進行落實的警報與應變系統。

但終究，民眾與其期待政府對此有所作為，不如自立自強，務實面對災害威脅。各社區何不立即著手建立一套應急計畫，涵蓋：疏散程序（包括針對會需要幫忙的人），藉以找出可疑危險；分配角色，例如控管緊急應變者；防火與控制措施，以去除堆積易燃物等起火因子；定期檢討並維護警報、灑水等安全系統，並視需要增設自動化系統；人員訓練與維護；以及演練，藉以確保住戶都知道在真實緊急情況下，該如何應變。

另外，可充分利用既有的影像監測系統，針對某局部已經或即將發生的災害，透過社區廣播系統和巡防機制，及早提供警報。

一場無情大火，逾百人就此逝去，除了悼念，更該謹記：悲劇不該再次上演。

蔣萬安道出全台人民心聲，輕而易舉打趴徐國勇莫名其妙的比喻。眾所皆知，衛生紙確實是生活必需品，隨時也要有備用，但不能耗費過於龐大的開銷，影響其他支出及生活品質，而且要物美價廉又實用，最好不要人家用過的，這不就是蔣萬安所述要「恰到好處」嗎？徐國勇只會耍嘴皮，幫倒忙而已。

依據貪汙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得併科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實屬重罪範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三條之一第一項，檢察官得緩起訴之範圍，僅限於最輕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如此次電鍋案，就算侵占之物的金錢價值甚微，檢察官也無法以緩起訴來終結。復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二條第九款，法律有應免除其刑者，檢察官應為不起訴處分，似可為類案解套。

惟依貪汙治罪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必須於犯罪後自首，並因此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才得免除其刑；若在犯罪發覺後自承犯罪，或者不存在共犯之場合，也僅能依據貪汙治罪條例第八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一項，以犯後自白，或不法所得在五萬元以下，來為減刑或免刑。而因此等處遇，並非僅以免刑為唯一選項，檢察官就無法自為不起訴，只能在起訴後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甚至為緩刑之判決，以解決「情輕法重」之困境。

故「電鍋案」的第一審判決，就是依據此脈絡而得出之結果，似屬必然。惟這種以有罪為前提的思路，完全忽略罪刑法定之要求。以此案來說，實得先檢討清潔隊員是否為刑法規範的公務員，若不具此身分，就不適用貪汙治罪條例。依據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須為從事公務且有法定職權者，才具有刑法上的公務員身分，定義顯屬嚴格。清潔隊員雖隸屬環保局，但從事的工作並不具上對下的公權力屬性，也無法定職權，並不適格於刑法規範之公務員。惟司法者面對此類案件，未能審視此要件，一律適用貪汙治罪條例之重罪，實嚴重有違刑法第一條「罪刑法定原則」。

問題還不僅於此，因就算認為清潔隊員是刑法規範之公務員，但所謂職務侵占，在主觀上須有為自己或他人獲取不法所有之意圖；一般人丟棄的電鍋毫無經濟價值，未仔細審視此主觀意圖，反而凸顯了認事用法的粗糙。面對電鍋貪瀆案，執法者須重拾罪刑法定初心，才是最該檢討之處，亦實為諷刺。

法務部雖提出強化微罪不舉之相關修正案，卻未檢視貪汙治罪條例之成罪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要求，更未全面檢討此條例的重刑處遇是否有違罪刑相當，實為治標不治本。貪汙治罪條例是否該全面廢止，而回歸正常的刑法體制，或該是思考方向。

潔隊員因熱心，將資源回收的卅二元電鍋轉手贈與拾荒老婦，經法院審理後，昨日上午判刑三月、緩刑二年、褫奪公權一年。法院認為，黃男雖犯職務侵占，但因「自首、全數繳回，行為輕微且價值甚低」，經減刑後，僅科短期自由刑並宣告緩刑，以維持公務員廉潔之最低要求。

本案依貪汙罪嫌起訴時，情節經媒體曝光後引發社會譁然，社會輿論普遍認為立意良善，卻遭控圖利。最高檢曾為此發文，提醒各檢察機關，偵辦案件時應秉持同理心，作出合法、公正且有溫度的判斷及決定。

當事人在接到判決後，接受記者問及未來工作時，沉默了片刻，語氣輕得幾乎聽不見地說：「就…退休了。」沒有抱怨，聞者卻可感受到他複雜的心情及無法言語的孤單。真能順利退休？恐難如人意；事件未來可能的發展恐怕是，台北市政府人事單位在接獲法院判決後，須依公務員任用法第廿八條規定予以免職。任職辛苦工作逾卅年的清潔隊員，卻因愛心得到國家如此回報，令人不勝唏噓。

本案最後可能使得當事人卅年的勞苦化為灰燼。社會大眾或許對吹哨者戴立紳的故事記憶猶新，戴立紳當年任職於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和多數公務員相同，認為這是一份正當安穩的工作。但在長官要求他作假帳、公費私用後，他受到良心的驅使，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他透過政風室提出有力的證據，使貪汙共犯結構受到司法追訴。法院審理戴立紳案件，認為他不懼壓力勇於檢舉，遂免除他個人的刑責；但在判決確定後，戴立紳卻因為這個「免刑判決」，在二○一六年遭新竹縣政府核定「免職」，且「永不任用」。

「法律公義」恐使兩位公務員原本養家的穩定工作化為烏有。檢察官與法官談「依法論法」，或許如判決所載已數度減刑；法官未能判無罪，或許曾有〈瀧岡阡表〉中「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之心境。問題出於何處？猶記得筆者讀博士班時，已故的林山田教授曾於課堂提到，法律若缺少溫度，那麼這個法律是冷血的。我們的法律教育需要培養學生的，除了談構成要件外，在行法律公義時也需要存有憐憫心。

另，貪汙治罪條例修正草案第十二條雖針對小額貪汙案件，未來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且若符合要件，刑期得減輕至三分之一或免除其刑。但是否應考慮，比照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對當事人再任公職，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廿八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豁免？值得深思。

「保護森林就是保護人權」，對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此倡議很容易有畫面出現。而台灣對禁伐自然森林、保護森林之推動已超過卅五年，「保護森林」雖未必已臻百分百理想，但我們已邁入保護森林2.0之進程。政府開始推進都市林之修復再生與創生，海岸林之復育，以及郊山鄉村隙地防風林風水林之文化景觀保存，暨為減緩熱島效應，加強棲地生物多樣性之自然林乃至人工林之多樣保護與復植。

在台灣，我們不再只關注人類的生存生計，更已步入關心整體大環境之空間品質、景觀美質與生態棲地多樣性保護之必要新進程。如因大巨蛋興建、道路拓寬、校園興建光電型風雨操場須砍樹、移樹，進而引發民眾之強烈抗爭；以及為了防颱，工程人員過度或粗暴修剪樹木，造成市容「景觀權」嚴重斲傷之怒吼，甚至在不對的地方種不對的樹，如一窩蜂種櫻花、落羽松、花旗木、風鈴木，激起民眾對「景觀權」與「生態系干擾」之憂慮。

許多民間行動聯盟如「河好如初」、「護樹聯盟」、「…公園自救會」等組織之發聲，雖未有法令規範，但已形塑出一股以「景觀權」為名對生態與美學價值捍衛之堅厚認知後盾。

美中不足的是，在此公民倡議行動中，對「植物」之保護仍是漏洞百出，包括許多樹木被不當修剪，修路時不是「以路就樹」，卻便宜行事移除障礙，甚至因不當施工而埋下爾後樹木之死因。這些亂象緣於「植物」不像「動物」，會發聲、會有具象表情，更不會移動。今日吾人捍衛「動物權」「生物生命權」時，卻輕忽了「植物權」之重要性。

植物之價值不只是今日熱門的碳匯話題，它在水土保持、河岸穩定、淨化水質、海岸自然防護、微氣候調節，以及許多尚未被研發之科學醫學效益，甚至是社會文化群體記憶與心靈療癒之無形價值，仍未被清楚定義精算。當作業人員粗暴的將一排樹斷頭截枝時，好似樹木沒有「生命」，它們只是工程中的土木元素。積累下來，作為景觀生態網絡中最重要的組成元素「植物」，迄今仍未有身分地位，此亦導致整體城鄉景觀生態系統的支離破碎。

在此回應ＣＯＰ30，對樹木之保護仍應回歸其生命本質之「植物權」。沒有樹木就不會有森林；沒有森林，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也將枯竭。面對此價值渾沌之世，除了「景觀權」，「植物權」之立法實刻不容緩。

（作者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