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啟始的兩岸企業家峰會（也稱為紫金山峰會）今年正在南京舉行，在官方互動受限情況下，峰會成為維繫兩岸經貿溝通的重要平台。然而，若回到產業結構與全球環境的現實來看，將其理解為推動深度合作或整合的關鍵引擎，恐怕已不完全符合當前情勢。與其說這個平台象徵合作的延續，不如說它反映了兩岸產業關係本身正在發生的轉變。
企業家峰會成立之初，主要功能在於提供企業層級的溝通管道，協助降低資訊不對稱，讓市場參與者能更清楚理解政策方向與風險環境。它並非為了處理重大政治議題，而是希望在有限空間內維持基本的經貿互動秩序。這樣的定位，本質上更接近一種「降低摩擦成本」的制度安排，而非推動產業深度融合的機制。
十多年前，全球化仍以效率與成本為核心邏輯，供應鏈高度分工，兩岸產業也被普遍視為互補關係。台灣側重研發、設計與接單，大陸則在製造、規模與出口上具備優勢。當時的經濟合作不僅被視為理性選擇，也被賦予穩定關係的附加期待。然而，隨著國際環境改變，這套以效率為導向的合作模式，已逐漸失去原有基礎。
近年來，貿易戰、科技戰、出口管制與制裁工具頻繁出現，使供應鏈不再只是企業層面的營運議題，而成為國家安全與政策治理的一部分。在這樣的背景下，產業合作面臨的不確定性明顯升高，「深化融合」不再是一條可線性推進的路徑，而是一項需高度審慎評估的高風險選項。若仍以過去的合作想像作為決策依據，企業可能須承擔超出預期的成本與風險。
這種轉變，也反映在近年峰會的議程與語言上。早期著重分工互補與市場擴展，如今則更頻繁出現供應鏈安全、韌性與風險控管等議題。這顯示合作的目標，已從追求共同成長，轉為避免系統性風險與突發衝擊，維持基本穩定成為優先考量。
企業面臨的核心矛盾，在於經濟理性與國家安全邏輯之間的張力。對企業而言，市場規模、成本與效率仍是重要判準；但對政策制定者而言，安全、可控性與自主性的重要性明顯提升。在此排序之下，即使商業上合理的合作，只要涉及高度敏感或前瞻技術領域，也可能因政策調整而被中止，且往往缺乏明確過渡期。
這樣的環境，使企業對長期投資的可預期性產生疑慮。當規則可能隨時變動，企業自然傾向縮短投資周期、降低承諾強度，並為各種不確定情境預留彈性。這並非否定合作本身，而是反映合作行為已內含更高風險，需要更審慎的管理方式。
同時，兩岸產業關係的性質也正在轉變。過去相對清楚的垂直分工逐漸鬆動，隨著產業政策朝向內循環與自主創新，雙方在電動車、高端製造、生技與綠能等領域的競爭重疊度明顯提高。這意味著產業互動正從互補走向競逐，在部分成熟、低敏感度產業中仍可能維持有限合作，但在高附加價值與關鍵技術領域，競爭將成為常態化。
在地緣政治升溫與政策不確定性加劇的情況下，企業若缺乏制度化的風險緩衝，將難以進行長期布局。因此，未來兩岸產業互動的核心，勢必更偏向風險管理導向。企業決策不僅須考量獲利能力，也必須評估在極端情境下的承受度，包括市場配置、技術布局與營運結構的分散化。
在此脈絡下，兩岸企業家峰會的角色，也可被重新理解為風險訊號交換與政策溝通的平台。其價值不在於描繪宏大的合作藍圖，而在於協助企業更清楚辨識可行範圍與潛在限制，為決策提供現實參考。
整體而言，合作本身並未消失，但其前提與形式已明顯改變。唯有先調整對合作的期待，正視不確定性成為常態的現實，企業才能在新的競爭環境中，建立更具韌性的經營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