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為總預算審查卡關再槓上。五名大法官復活憲法法庭，待命宣判國會違憲。怎料，賴清德總統竟還把醫生拉進戰隊，叫他們問診若遇藍白立委及家人，要「曉以大義」儘快通過總預算。總統喊話驚壞小百姓，憂心此例一開，「以後醫生問診先問顏色嗎？」

國人上醫院看病，動輒大排長龍，醫生問診被迫精簡匆匆。若醫生還要替總統分擔國政，不僅增加病人心理負擔，醫生也會過勞。賴總統無視醫師人力短缺，還要他們「作功德」，令人質疑他的「醫德」和治國能力都有待精進。

總預算卡關需要行政立法協商，但卓揆從容不迫，寧被倒閣也不積極與國會溝通。去年朝野為原民禁伐補償、公糧收購價不依法編列，卡關兩個月。今年則是軍警消待遇退撫不依新法增加編列，財劃法更是不副署不執行，只等著拿到憲法法庭送進碎紙機。賴清德支持卓榮泰不作為，卻把政爭推進醫院診間，是覺得台灣不夠亂嗎？

賴清德慣將醫病關係視作政治資源。大選時，他要求牙醫界「利用洗牙時拉票，洗到同意為止」。上任一年半，依舊利用醫生情勒病人。莫非總統希望醫生都效法其好友「志明」，在電台賣藥兼洗腦？

當家愛鬧事，撕裂社會成習。人民已極度缺乏安全感，拜託總統放過醫院診間，讓病人安心看病。

繼鄭捷事件後，台灣再度發生大規模隨機殺人事件。然而，相較十一年前的鄭捷案，當時社會多是聚焦在如何健全社會安全網的漏洞；這一次，網路卻充斥著許多刻意將凶嫌張文「抹紅」，影射其犯行與中共有關的言論，甚至是由綠營政治人物帶頭製造謠言。這種刻意分化與對立的作法，均一再加劇社會的集體創傷，成了難以癒合的傷口。

凶嫌張文選擇在人潮聚集的台北車站與中山商圈進行無差別式的殘忍攻擊，引發社會震撼。但事件才爆發，網路就出現各式謠言，有人言之鑿鑿稱在捷運站及中山商圈行凶者並非同一人，質疑背後是集團性的組織犯案，影射有境外勢力介入；更稱在張文墜樓前一小時，就已有陸媒「提前」報導。這些帶有惡意的猜疑及刻意帶風向的言論，迅速在網路大量轉傳。

等到張文姓名曝光後，立刻就有人在網上質疑張文是單名，是入籍台灣的陸籍人士，也說他是陸配二代。曾代表民進黨出征新竹市立委的學者林志潔更藉由其子之口稱，此案不是隨機殺人，比較像「第五縱隊」，影射是中共在背後指使的恐怖事件，意在製造台灣內部的動亂；綠營側翼跟青鳥也立即傾巢而出，散布類似言論，反而製造了社會恐慌。諷刺的是，被青鳥們奉為圭臬的小橘書，當中就寫道對於假訊息「不轉傳、不散播、要查證」；這群小橘書的信徒卻是在網路帶頭大量傳播錯假訊息，甚至還是造謠者。

賴清德總統也在事發隔天表示，須查明張文背後是否有幫凶、受人指使以及金錢來源；這些疑點警方當然勢必會徹查，但在沒有任何證據之前，身為國家領導人發表這樣的談話，只會加深社會的對立與紛擾。賴總統前不久才到陸配所開設的麵店消費，並表示不論從哪裡來，只要認同台灣，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政府要讓每個在這片土地打拚、成家的人，都能自由、安心生活。言猶在耳，顯然是有口無心。

然而，事後證明，根據警方迄今調查，這是一人作案的隨機襲擊，排除有共犯；陸委會也澄清，歹徒非陸配二代。而警方清查張文的金流，發現他從去年六月後不曾有薪資申報紀錄，僅有其母每季三萬元和不定期單筆匯款的金援，帳戶非常「乾淨」。最近半年來，他在現實中與網路上也幾乎沒有與人互動。警方隨後也公布檢舉專線，希望民眾提供張文的攻擊動機與購買攻擊武器的資金來源。

從現有資訊看來，張文就是典型的社會孤立者，也帶有反社會人格，與外界及家庭幾乎斷聯。這樣的人在現今社會並不算罕見，在國外也常發生類似孤狼式的恐攻事件。在沒有任何證據下，蓄意將張文犯行與受境外勢力指使的犯罪連結，都是在消費這起重大悲劇，進行政治操作與認知作戰，無異是吃人血饅頭，讓社會沉浸在集體悲傷之餘，還要經歷分化與撕裂；比那些趁亂生事的恐嚇貼文，造成更長遠的惡劣影響。

令人感慨的是，警方發現，張文是模仿當年鄭捷犯案模式加以改進後的二點○版。然而，鄭捷案當時社會除了關注犯案動機，多是討論如何修補社會安全網的破洞，沒有人質疑單名的鄭捷是陸籍人士、是否受到境外勢力的指使犯案等。

這起重大公安事件像是一面照妖鏡，除了社會安全網依舊漏洞百出，更映照出現在的台灣社會竟變成如此對立、充滿猜忌，動不動就在內部找敵人，或許這也是許多人會比當年鄭捷案陷入更大集體創傷的原因。國家領導人更有責任讓社會盡快走出哀傷，做到真正的「團結」人心。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日前在社群平台轉發台灣出生率創新低的貼文，直言「人口數持續加速崩跌」，這位全球科技領袖的警告，讓台灣少子化問題再度浮上檯面。內政部統計顯示，今年11月新生兒僅7,946人，創下歷史新低，全年出生數恐將跌破11萬人。當一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占據關鍵位置的經濟體，正面臨人口結構急速老化與萎縮，這不僅是台灣的社會問題，更是牽動全球科技供應鏈的經濟風險。

從日本的前車之鑑來看，低生育率對國家經濟的衝擊絕非危言聳聽。1994年，日本經濟達到顛峰，占全球GDP的18%，但隨著人口平均年齡攀升至50歲，其GDP占比如今僅剩4%。人口結構學家指出，導致日本經濟停滯的生育率臨界點在1.3到1.5之間。對比台灣當前的生育率，我們正走在一條比日本更陡峭的下坡路上。這不是遙遠的未來，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更令人憂心的是，能夠生育的人口基數本身就在快速縮減。自1984年起，台灣生育率逐年下降，二、三十年的少子化已反映在育齡婦女人口結構上。2015年，30至49歲女性約380萬人，今年已縮減至約350萬人，減幅近一成。即使每位女性的生育意願完全不變，單憑育齡婦女基數縮小，總出生數仍會自然下滑15%∼20%。這種結構性的衰退，不是短期補助政策所能逆轉。

政府每年投入上千億元推動生育補助與托育政策，出生數卻持續探底，顯示問題核心不在誘因不足，而在於整體社會環境讓年輕世代不敢生育。衛福部調查指出，婦女不願生育的首要原因是經濟負擔過重，其次是不想因孩子改變既有生活。在主要生育年齡層中，35至44歲未婚婦女表示不想結婚的比率，達到33.2%，由於台灣非婚生子女比率僅約4%，不婚往往意味著不育。

少子化對經濟的衝擊是全面性的。勞動力減少意味著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將減少，社會整體資源也會減少。公共服務如道路、學校、醫院可能面臨關閉。麥肯錫研究指出，少子化意味著一個國家需要更多勞工、更高工時，或更高生產力。以德國為例，如果要維持過去的生產力成長，到2050年，人均每周工作時間需要增加六至12小時。台灣未來的上班族，很可能面臨更長的工作時數、更晚的退休年齡，以及更沉重的扶養負擔。

對台灣引以為傲的半導體產業而言，人口危機帶來的威脅更為直接。晶片製造是高度仰賴人才的產業，從研發工程師到製程技術人員，都需要長期培養與經驗累積。當年輕人口持續減少，不僅影響產業人才供給，更會削弱創新能量。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占據關鍵位置，正是因為擁有完整的產業生態系與高素質勞動力。一旦人口結構失衡，產業競爭力將面臨根本性挑戰。年輕工程師不足，企業必須以更高薪資爭奪人才，推升營運成本。同時老年人口照護需求增加，可能分散社會資源投入產業發展。這正是馬斯克關注台灣人口問題的根本原因，因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興衰，直接影響全球科技產業的運作。

少子化也許不是個必須被「逆轉」的現象，而是提醒社會重新設計制度的訊號。當馬斯克這樣的國際領袖都注意到台灣的人口危機時，我們更應該正視這個警訊。真正的關鍵不在出生數本身，而在我們是否能建構一個讓人願意生活、也敢於規劃未來的社會。只有當年輕世代感受到生活的希望，而非僅是生存的壓力，人口問題才可能找到出路。這場人口崩跌的危機，考驗的不只是政府的政策智慧，更是整個社會對未來的想像與承擔。

若繼續把焦點鎖定在檢討社安網、強化警力或優化通報流程等等，我們將永遠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因為這種集體反應隱含了一個誤導性的暗示，亦即無差別殺人是可以「管理」的；彷彿只要警察多一點、社工累一點，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但當我們期待歸責於基層員警或社工時，其實是在逃避更深層的恐懼—現有的體制對於徹底的「解序」已束手無策。

當一個人在社會中徹底斷裂、失去了與他人的意義連結，他最終只能透過毀滅性的暴力來強迫世界看見他的存在。這種心理結構的崩塌，不是靠增加巡邏箱、填寫風險評估表，或是精神醫療臨床上給個診斷，甚或嚴刑峻罰就能阻止的。回望這十年，二○一四年捷運車廂殺人案的鄭捷，死刑；二○一六年「小燈泡」事件的兇手王景玉，無期徒刑，但顯然都無法阻止下一個崩潰靈魂的誕生，似已走到司法的極限；未來就算是大眾運輸工具實施「戒嚴」，也只是換一個更大片的藥膏貼布遮住傷口。

我們總以為把「壞人」處理掉，社會就乾淨了，急於將內在的焦慮與陰暗面切割出去，並投射到少數、怪異的非我族類身上，藉此幻想自己處於一個純潔、安全的社會中；最後讓「社會安全網」在實務運作上愈來愈像是一張「監控網」，迷信數據管理，將活生生的人簡化為「風險指標」。社工被迫成為國家的「探針」，去刺探誰是潛在的瘋子；警察被迫成為「清道夫」，去排除可能的麻煩。

這種設計本身就是「制度性的排除」，是「與善並行的惡」。當我們用防衛、恐懼的眼神去審視社會邊緣人，亦同步在建立社會排除的關係；一邊製造冷漠與隔離，一邊要求社安等專業領域能完美接住那些墜落的人。我們以為在補網，其實是築高牆。

「社區重建關係」是唯一的解方，真正的社會安全網絕非指望全能的政府來幫我們把恐懼外包，而是建立起每個人與身邊他人的連結。與其泛道德地說社會需要更多包容、勇氣、愛心，不如說是「公民感」的養成，那是一種深刻的政治與倫理選擇。政治並非只有令人寒心的政黨鬥爭，政治乃眾人之事；公民感是對「非我」的辨認，對於社會與環境的期待、關心、分擔責任及糾正錯誤的信心。就如同在這次不幸事件中，冒著風險採取行動、幫助他人的勇者們一樣。

面對這個集體的創傷，別讓恐懼將我們推向戒嚴式的管理，甚至間接成為政黨競爭的材料，那只會讓社會變得更加乾枯、更加易燃。紀念余家昶先生義行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意識地提升自己的公民感，不要只把責任推給社工或警察；我們能做的有力反擊，不是要求更多荷槍實彈的警察或監視器，而是拒絕讓恐懼切斷我們與他人的連結。最堅固的網，是由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編織而成。

如果對方是赤手空拳，有練過當然多少有些用處，但預謀犯案的凶手一定有所準備，可能還有不只一種武器，即便有多年實戰經驗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因此可抽身當然是盡快離開。一旦有事發生，有些人一嚇便腳軟，自然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因此把肌力、瞬發力、心肺功能練好，緊急時可迅速脫身才最重要。

李小龍曾說過：「不怕會一萬招，怕的是一招練一萬次的對手！」這說明「熟能生巧久鍊成鋼」的道理，練到遭遇狀況時能直接反射應對，是必須下苦心才能達到的境界，但具備如此實力的人少之又少。我們不期待人人都達到這種水準，希望將基本體能練好是最起碼的，然而年輕學子測驗體適能一千六百公尺跑走，愈來愈多一路走到底的，這才令人憂心。

今晚就是平安夜，願大家都平安！

果不其然，網路出現一些揚言要在各地展開攻擊的貼文，這些人雖很快被警方查獲並緝捕到案，且似單純惡作劇者，但難保沒有真要起而效之或付諸行動者，令人擔心未來恐有人將凶手犯案過程引以為師。媒體將做案細節一再重複說明，恐引有心效尤者從中學習，犯罪行為可能再進化、防不勝防。

媒體報導犯罪新聞時，應將重點放在兇殘暴力行為引起社會不安的經驗教訓，要使有效法念頭的人受到威嚇，並加強著墨警力與社會安全網如何完善，使意圖從事暴力行為者心生畏懼而不敢採取行動，才是防範未然；過度細膩交代犯案過程細節的反效果不容忽視。

當校園暴力已升高至致死等級，社會敘事卻仍停留在「衝動少年」，是否低估了行為本身的結構性危險？在多人參與、分工明確、伴隨持刀、追擊與致命攻擊的情況下，量刑核心仍以年齡為主要衡量，而非行為組織與暴力程度，這樣的判斷足以回應事件本質？

判決反覆討論的焦點是加害者「是否仍可矯正」，對於被害者—那個人生已被終止的孩子，制度提供的回應卻顯得有限。當法律長於為加害者「規畫未來」，卻無法彌補被害者失去的一切，社會遂產生失衡感。少年保護制度的初衷並非錯誤，但當暴力後果已不可逆，制度是否也應重新檢視？一味保護「可矯正者」，是否也讓被害者家屬被迫承擔「他人的未來」？這或許是此類案件更值得正視的課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月前聲稱，如果中國對台灣發動侵略，恐將造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因此日本可能採取軍事行動來回應。此番「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言論一出，立刻點燃中日間的外交烽火。而高市在中方嚴詞抗議下不收回言論的態度，更徹底引爆中方怒火。另一方面中國駐大阪外交官的對高市的「斬首論」亦引起日本朝野激烈反彈。雙方爭端愈演愈烈。

一個多月以來，中國大陸除了各種外交抗議外，也對日本展開一連串經濟施壓行動，包括呼籲國民「減少赴日旅遊」、停止進口日本水產品、撤銷相關文藝展覽及日本藝人演出等。近日北京更將對立上綱至軍事層面，除於十一月底宣布黃海演練要再次擴大範圍且延長封鎖海域兩周，也在釣魚台增加了執法活動，以挑戰日本對該地之有效控制和主權宣告。最近傳出解放軍透過軍機以雷達照射日本軍機，又與俄國轟炸機編隊共飛繞行日本。這些軍武威脅已達擦槍走火邊緣。

而中國大陸國內本來就反日情緒高漲。在對日抗戰時期所累積的國仇家恨一直未曾平復，而日本身為戰敗國，一些戰犯雖受到國際社會審判和制裁，但日本政府至今未承認戰爭罪責，並對包括中國在內等被侵略國家道歉。諸多惡行如慰安婦事件、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等等，都是中國人心中無法釋懷的歷史事件。今年又適逢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從年初開始中國大陸就有很多紀念抗戰的活動。在高市言論之後，北京提出各種強硬主張與行動，將事件提升到二戰時勝、敗國之間的對立，激起民族仇日的浪潮。現在高市的言論早已不是焦點，「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假設成了從官方、媒體到民間的主旋律，中日關係面臨嚴峻考驗。

二戰時日本不僅荼害中國，亞洲各地也受傷甚重。尤其對韓國而言，從一九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是一段充滿屈辱與壓迫的悲慘歷史。而韓國的國民教育將反日歷史作為核心，不斷強化民族的受害意識與反抗精神，因此韓國人的反日情緒根深蒂固，很難抹滅。加上近年來二國也為「獨島」歸屬爭論不休。而北韓雖與南韓對立，但在對日的態度上卻一致，朝鮮中央通訊社就曾表示，日本是千年的宿敵，全北韓民眾將透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方式，聲討當年日本的罪行。日俄關係也因北方四島的主權爭議，導致兩國從二戰結束至今，尚未簽署和平條約。近年更因烏克蘭關係，日本加入對俄制裁的行列，而俄羅斯也實施反制，雙方關係降至冰點，處於僵局狀態。

日本與最近的四個鄰國都有糾紛，其國內長期累積的國債問題也瀕臨極限，ＧＤＰ占比攀升至百分之二六三，是全球最高。政府三分之一的稅收都要用來償還利息，財政體質非常惡劣。在內憂外患下，日本會如何發展將牽動東北亞的局勢。十二月十七日，高市在臨時國會閉幕記者會上表示希望與中國「持續坦誠對話」。雖未表示要撤回原先的言論，卻承認她的回應被認為超越了政府的傳統立場，值得反思。

高市態度是否會軟化？她是否會在十二月廿六日效法安倍去祭拜靖國神社？值得關注。而台灣身處其中，能做的不多，況且一旦中日發生衝突，台灣一定會受到波及，對我們都是弊多於利。在區域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與日俱增的情形下，我們最要緊的就是增強實力，就如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在談及中美台關係時曾給台灣的建議「保持低調，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繼續發展現有的出色經濟，並且盡量避免捲入衝突」這也適用於當前的中日台關係，盼朝野正視之。

由電視畫面可看到大批群眾恐慌地向外奔逃，同時卻有一群人正以截然相反的方向，無畏且迅速的向內衝，他們的目的都在「護衛生命」，其中有一群人的名字就叫警察。然而如此無畏、可能遭到死亡威脅、奮不顧身只為保護或減少民眾的傷害，不是應受到大家肯定嗎？警察卻哽咽了，為什麼？只因為，警察馳援現場時攜帶裝備不全；只因為，警察遭指於頂樓攻堅時延誤時機；只因為，警察未及時逮捕、制止歹徒持續犯案。

逼不得已，中山一派出所所長李欣鴻日前沉痛出面澄清：「有幾位同仁已下班，來不及領取裝備即趕赴現場」、「心中只有保護民眾的念頭，沒有絲毫猶豫」；至於四十秒未立即進入頂樓，是因為「貿然進入，可能造成更大傷害」。其實平心而論，這才是正確的作為，歹徒已經使用爆裂物並殺害民眾，焉知是否會埋伏於頂樓、持爆裂物或更具殺傷力的武器攻擊警察？

再者，歹徒既被包圍至頂樓已無逃跑之虞，待優勢警力抵達更能有效掌控現場，降低不必要的傷亡。至於質疑未能及時逮捕歹徒、制止繼續犯案，顯然期之過苛。事後調閱監視器，發現歹徒變裝多次，且精密規畫犯案細節長達一年以上；警察能於一小時內追緝到歹徒，已是一流水準，更應給予肯定。

李所長表示：「如果民眾與警察的生命只能擇一，同仁都會優先選擇奮不顧身的保護民眾，這份信念從未改變」，他更哽咽地說：「每位員警都有同樣的勇氣，不是只有殉職才值得社會大眾尊敬」，此言一出，令人動容，聞之實感不捨亦不甘，更為那些勇敢、卻遭誤解及質疑的警察感到不值。

下了班，仍在不及領取裝備的情況下馳援現場，是出於「警察」的使命感，只為了早一秒抵達即可早一秒減少傷害，他們沒有時間想到自身的安危。但我們更要問，若警力充足，又何須動用「下了班」的警力來支援？為何警力永遠不足呢？癥結乃在受限於各地政府預算經費，警察員額只能依預算配置，而非依編制給足，從而衍生出過勞、危險、勤務不正常等偏差現象。更不堪的是政府假「年金改革」之名大砍警察退休金，使警察紛紛延退，導致警力老化，年輕人更因此不願投身警察工作，使沉痾雪上加霜。

「驅之如馬牛，視之如糞土」，是警察常用以自嘲的話；更有人說「有事警察幹，沒事幹警察」。今天警察不顧生死、疲於奔命，社會大眾更應以善意多些體諒，莫再讓勇敢涉險、維護民眾生命的警察寒心。誠如李所長說，「不是只有殉職才值得社會大眾尊敬」，實應三復斯言，對這些急著救人卻渾忘自身安危的勇者，給予更多的肯定與溫暖。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早晨，三千萬人居住的日本東京首都圈，上班時間，三條地鐵發生沙林毒氣事件，造成十三人死亡，受傷人數約六千三百人，約一千人暫時發生視力問題。新興宗教「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指示信徒進行這次恐怖攻擊。當時我在日本念書，天天盯住電視了解事件原因、追捕嫌犯過程。

隔年元月十七日爆發戰後最大規模的阪神大地震，數千人罹難。當時我在神戶念書，睡夢中住屋全毀，交通、電信全斷，隔日拉著行李步行十幾小時走出災區，沿途建築物傾斜、倒塌；一片廢墟、高架橋扭曲不成形，彷彿是戰場。信仰因人心而暗藏邪惡；大自然的無情之下，人命亦微不足道。

宮崎駿作品《魔法公主》發行於一九九七年七月，故事情節描述東北蝦夷族少年阿席達卡為保護村民，射殺因怨怒而化成怨靈闖入的山豬神，受到詛咒病，於是離開村落向西冒險、走尋解方。他遇見從小被人拋棄、由山犬神養育的魔法公主。另一方面，黑帽大人聯合朝廷，建立達拉拉城寨，濫墾森林、開礦、提煉礦場、製造槍枝，朝廷則試圖取下守護森林的鹿神首級。

魔法少女痛恨人類，卻愛著心靈純潔的阿席達卡，誓言消滅達拉拉城。少年充滿愛、魔法少女滿懷仇恨；黑帽大人利益薰心，瞧不起森林神獸卻又愛護弱勢人群。沙林事件、阪神大地震嚴重衝擊日本社會，懷疑人性價值、文明崩毀；宮崎駿《魔法公主》從文明衝突論中指出，人要活下去，只有共生才能共榮，獲得廣大迴響，創造二○一億日圓票房的輝煌成果。

二○一四年夏天我帶研究生參訪巴黎，拜訪《查理畫報》發行人與「安古蘭漫畫節」終身成就獎得主喬治．大衛．沃林斯基 （Georges David Wolinski），他在住所勉勵我們要「熱愛工作」，那時他已七十九歲；隔年一月七日死於巴黎恐怖攻擊事件，引發「我是查理」運動。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巴黎聖母院大火，法國文明地標轟然在世人面前倒塌，那是我在巴黎留學期間常去的地方。

法國詩人、作家、政治家維克多．雨果，在一八三一年、廿九歲出版《巴黎聖母院》，台灣翻譯為《鐘樓怪人》，描寫一位容貌醜陋、內心偉大的撞鐘人加西莫多，還有一位貌似慈愛、正直卻內心邪惡狠毒的法羅路副主教。法國七月革命，查理十世波旁王朝被推翻，開啟充滿希望與疑懼的時代，雨果以這部小說探討人性的醜陋與光輝。加西莫多成為容貌醜陋、內心偉大的代名詞，提醒人不可貌相，莫聽冠冕堂皇的話。

宮崎駿透過蝦夷族少年阿席達卡，印證了用清澈的心去看待事物，終能找到解除詛咒的方法。雨果在《巴黎聖母院》指出：寬容是唯一能夠照亮偉大靈魂的光芒。ＡＩ開啟大變革時代，人心騷動，加上政治動盪、不穩定性加劇。我們只能衷心期許，從政者能彼此尊重不同意見、真誠守護所有人民，並找回從政初心；世人則以寬容化解暴戾之氣，營造一個共生共榮的社會。（作者為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