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義使命」軍演打包去年末尾三天，給了台灣一個不甚安寧的歲暮。而軍演前腳剛鳴金收兵，習近平後腳就發表了新年賀詞。對台灣只有短短兩句：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不可阻擋。

這話比去年冷峻許多。去年好歹還提「兩岸同胞一家親」，還說聲「無法割斷我們的血脈親情」，誰都讀得出言詞裡還存著一脈溫情。今年就剩下「血濃於水」，彷彿看得見四個字背後他的那抹慍色。

這孰令致之呢？高市早苗一番台灣有事將觸發日本存亡事態論，賴總統卻曬出吃壽司照力挺，恐怕是主要肇端之一。國台辦都用「數典忘祖、背叛民族」開罵了，可見火大程度。台灣跟意欲復辟的日本軍國主義同穿一條褲子，無異對「血脈親情」、「一家親」不留情面的決絕踐踏。

美中經過一番關稅對轟，最終在釜山會晤上達成緩和共識。按理說，小兩岸跟著大兩岸一起生發和氣，才是正常脈絡。最後卻搞到要用一場強力軍演告別舊歲，問題恐出在東京、台北都不想看到美中和解。

但中美和解有其物理基礎，華府上月發布的國安戰略報告極力避免升高美中對抗，五角大廈機密簡報更明言軍事已掰不贏老中。賴清德不妨多品察一下「血濃於水」僅餘的微溫，若等到連這四個字都消失，共軍就真地要越雷池來了。

賴清德總統的元旦談話，揭櫫「打造更安全、堅韌的台灣」、「促成民主團結的台灣」等四個總目標；但在被問到遭藍白提案彈劾是否將赴立院說明時，卻輕蔑說立法院是在「浪費時間」，要在野黨「應該開始辦一些正事了」。殊不知應該開始辦正事的，就是賴總統自己。

去年元旦談話，為呼應當時的「大罷免」連署，賴總統提出「更大的民主」謬論，說立法院通過爭議性法案，除了行政院可提覆議，憲政機關也可聲請釋憲；而人民更有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權利，可以「匯聚更大的民主力量」，展現主權在民。這個宣示，讓台灣去年因大罷免陷入全面的政治與社會亂局。「罷」成為台灣二○二五代表字，是賴總統在去年元旦就寫好的。

大罷免最後以卅二比零的大失敗告終，各界期待賴清德及民進黨記取教訓，回歸憲政，「開始辦一些正事」；賴政府卻變本加厲，不但各種行政濫權並未收斂，還以違憲違法的「不副署法案」、「五人憲法法庭」等手段，沒收立法權，抹紅抹黑在野黨，並透過一次次談話和行政作為，升高兩岸對立情勢。台灣就這樣鬥爭虛耗，民主憲政體無完膚。

今年賴總統的元旦談話，除了無新意的政績宣傳，仍避談大罷免大失敗，顯示沒有絲毫反省之心，更缺乏朝野合作誠意。他說，民主真諦在於「即便有不同的意見，大家都願意遵守憲法」，「倘若憲政體制不被遵守，單一權力無限擴張，受苦的都是人民，被毀棄的則是國家」。賴總統指控的是在野黨，但不遵守憲法、單一權力無限擴張的，卻是賴政府。

這就讓賴總統「感謝憲法法庭秉持專業與道德勇氣，做出符合憲法和人民期待的決定」的說法，顯得格外諷刺。「五人判決」後，民調顯示絕大多數民眾不信任憲法法庭判決公正，更不認同府院自己決定是否遵守法律；一次毀掉行政、司法兩權正當性基礎，賴總統是在哪個平行世界，看到這些違法亂憲作為「符合人民期待」？

賴總統元旦談話揭示的，是他仍然無法面對雙少數執政的事實，且在高度介入甚至主導政治鬥爭下，一面妄圖以總統身分對不同政黨、不同政治主張者發號施令，要求立院盡速排審總預算，趕緊通過國防預算；一面又化身政黨發言人，指責在野黨強行通過有違憲之虞的法案、杯葛延宕福國利民的法案。實際上，賴清德就是在延長朝野對抗戰線。

這更讓賴總統的「韌性之島，希望之光」新年談話，顯得文不對題。尤其當他怒斥在野黨未達三分之二多數，提彈劾案是「浪費時間」時，可曾想到民進黨也未過半，有何資格要求國會多數對賴政府需索照單全收？發動大罷免是否更是「浪費時間」？賴清德的說法，不是「韌性」，而是「任性」。

賴總統已多次強調會積極「促成朝野合作」，結果卻是擴權亂政愈來愈肆無忌憚，朝野對抗愈來愈激烈。去年以「更大的民主」推動大罷免，今年則以憲法法庭「五人判決」和藍白「該辦正事」羞辱立法院。賴清德不斷對在野黨發出「宣戰文」。

賴總統說民眾期待「二○二五的僵局不會延續到二○二六」，誠然不虛；但是讓二○二五僵局持續到二○二六的，正是賴清德自己。只要賴總統繼續「不辦正事」，以激發朝野對抗、兩岸對撞為施政基調，二○二六年仍將從內到外烽火連天；賴政府繼續一事無成，也在預料之中。放下權力執念，正視政治現實，好好依法依憲行事，才是賴總統該辦的「正事」。

世界經濟大勢，自川普政府從2025年4月實施保護主義式關稅後，全球化正式退場，大的國家如美國、中國與歐盟，因為有足夠的經濟規模，進入了堡壘經濟時代。

歐盟與中國大陸雖然極力希望維持全球化、自由化貿易，但是地緣政治競逐加劇，各國都想通過減少貿易和供應鏈依賴、積累外匯儲備、強化技術本土化，以減少外部的風險，所以開始採取鎖國政策，至於小的國家，由於資源不足、市場不夠大，仍然需要外貿，被迫必須依附大國經濟。

一般估計，川普政府將在2026年為貿易緊張局勢降溫，平均關稅水準約為15%，但是對中國大陸，則因有地緣經濟競爭，關稅將不止於15%。去年1月至11月的數據顯示，中國輸美產品年減19%，但對歐盟與東南亞國協出口分別成長8%與14%，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仍可望在25年首次突破1兆美元。

對於歐盟與東協國家來說，美國市場有增加的關稅壁壘，而中國大陸貨品又如排山倒海般進口，愈想愈害怕。正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先前所警告的，由於全球無法消化中國過剩產能，其他國家勢必要仿效美國，提高對大陸出口商品的關稅，這個現象正發生在歐洲與東南亞各國。

中歐爭議的焦點是新能源汽車，中國產能估計將達3,600萬輛，是國內市場需求的二倍，所以只好大量出口，出口至歐盟的單價在二年間下跌9%，出口數量卻大增50%。不僅僅如此，鋼鐵、電子零組件、太陽能板等產品價格全面下滑，使大陸整體出口價格下降17%。外國指責低價傾銷，是因為背後有中國政府龐大的補貼措施支撐，甚至有分析稱，中國對產業的補貼約占GDP的5%，是美國和日本的十倍。

但這樣的說法未必公平，大陸研發能力也許薄弱，但製造能力卻很強，尤其擅長減少成本，這是其他國家所不及的。而且大陸的經濟成長在疫情之後，也遇到瓶頸，北京只好持續透過大量出口，來維持景氣。

中國實施的是計畫經濟，政策核心在於對產業政策的投入，畢竟，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在本世紀中葉達成習近平所說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以期在全球戰略競爭中取代美國，據估計，2030年時，中國大陸產值將占全球的一半。

但對其他國家，只好競相提高關稅，好保護自己產業與工人：墨西哥計劃自2026年1月起，對大約1,400項中國產品關稅稅率提高至最高50%。越南則從去年7月起提高對中國鋼鐵的關稅，截至11月，越南的中國進口商品較去年同期增加23%。

其中最強硬的是歐盟，布魯塞爾雖然直接批評川普的關稅政策，但是也對中國的傾銷表示不滿；法國總統馬克宏被認定對中國最友好，他在12月初出訪中國時表示，中國對歐貿易逆差「令人無法容忍」，回國後，他對媒體表示，若北京未對傾銷作出回應，「我們歐洲人未來幾個月將被迫採取強硬措施」。

歐盟手中武器就是祭出《反脅迫工具法案》作為回擊。該法案於2023年10月通過，歐盟在成員國受到他國經濟脅迫時，允許歐盟限制貿易和服務、削減某些智慧財產權、限制外國直接投資和公共採購准入等集體反制措施，但通過至今從未啟用過。

在川普掀起關稅風暴後，歐盟國家多次放出風聲，稱要對美國動用此工具，但歐洲的安全掐在美國手中，又還有烏克蘭問題需要美國支持，最後只好不了了之。但是對付中國大陸則不同，歐盟認定北京是莫斯科侵略烏克蘭的幫兇，加上美國鼓勵其他國家對中國強硬，更何況歐洲還有實際的貿易摩擦，反而對大陸愈來愈強硬。

大陸手中不是沒有對付歐盟的籌碼，歐盟就像美國一樣，在稀土方面嚴重依賴中國，中國控制著全球60%的產量和90%的加工，之前發布的管制措施，雖然美國與中國達成暫緩協議，歐盟卻蒙其害。

2026年會不會走到全球關稅大戰這一步?有待觀察，但是我們所熟悉的自由貿易、全球化的時代，卻已離我們遠去了。

一九九六年，當共軍向台灣周邊海域發射飛彈，美國派遣兩個航母戰鬥群進入台海周邊，果斷的決策瞬即結束了危機；當時美國擁有絕對軍事優勢，中共在面對美軍投射兵力時別無選擇。那次危機後，北京進行軍事現代化大工程，成為此後卅年共軍轉型的核心動力。卅年過去，軍事天平已顯著傾斜，中共軍費不僅居於世界第二，且在反介入與區域拒止能力上取得長足進步，使得美國在第一島鏈內的軍事行動成本大幅提高。

此次中共軍演展現的不只是軍力，更是一種戰略自信—即使美國介入，共軍也有能力在台海周邊進行高強度軍事行動；這種變化，不是絕對的軍事優勢轉移，而是從「單極嚇阻」走向「成本均衡」。美國不再能夠低成本、無風險投射力量到台海，任何軍事介入都必須承受重大損失的可能。這種戰略平衡的改變，根本性地影響了三方的計算方式。

一九九六年的美國，可以用「戰略清晰」來描述其對台政策—派遣航母就是明確的訊號。今日的美國卻陷入戰略兩難：一方面，美國國會通過多項友台法案、軍售金額屢創新高；另一方面，官方政策仍維持戰略模糊，不承諾在衝突中必然軍事介入。

這種矛盾源於現實的複雜性，美國深知台灣對其印太戰略和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也明白一旦台灣被武力統一，美國在亞太的信譽和同盟體系將遭受致命打擊。然而，與擁有核武的中國大陸在其家門口進行高強度戰爭的風險，是任何理性決策者都必須慎重考量的。烏克蘭戰爭的經驗更讓華府認知到，代理人戰爭和直接軍事介入之間的巨大差異。

從一九九六到今天，台海情勢變化的底層邏輯在於核心矛盾的日益尖銳。北京將統一台灣視為民族復興的必要組成，台灣民意則更加傾向「永遠維持現狀」、多數反對被統一。美國不能接受中共以武力改變現狀，因為這將顛覆整個印太秩序。這三方的核心利益存在結構性衝突，一九九六年各方還能在模糊下共存，但隨著北京實力增長與台灣認同固化，這個平衡愈來愈脆弱；卅年，見證了台海演變為可能決定廿一世紀國際秩序走向的關鍵戰場；權力對比的變化及各方利益的固化，都使得今日的台海比一九九六年更加複雜和危險。

然而歷史也告訴我們，即使在最緊張的時刻，理性和克制仍然可能避免災難。九六危機最終和平解決，不是因為某一方完全勝利，而是因為各方都認識到，全面對抗的代價超過任何可能的收益。今天這個教訓依然適用，戰爭一旦爆發都將是所有人的悲劇。在核武時代，大國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沒有真正的贏家。

台海的未來不應由飛彈和軍演來決定。卅年前，世界在台海邊緣窺見了戰爭的可能；卅年後，我們應更加明智，而不是更加接近深淵。

近年全球ＡＩ發展逐漸出現路線分歧。一條路線強調以人為核心、開放創新與分散式生態；另一條路線則主張集中算力，由國家與大型企業協同推進。這場路線之爭尚未塵埃落定，但有一點已愈來愈清楚：無論選擇哪一條路，如果制度設計只服務資本與少數高技能者，ＡＩ都將成為擴大不平等的加速器。

數字的勝利，未必是生活的改善，台灣正站在這場競爭的最前線。去年台灣人均ＧＤＰ首度超越韓國，連續兩年甩開日本，表面上看來是耀眼的經濟成就；但冷靜檢視，這更像是一場「數字的勝利」，而非全民福祉的提升。

對勞工而言，現實是每天辛苦工作，薪水卻愈來愈不夠用；當薪資入袋的那一刻，通膨與物價上漲早已讓實質收入大幅縮水，形成一種荒謬卻真實的感受—辛苦拿薪水，卻愈拿愈痛。

台灣能創下亮眼的ＧＤＰ成績，與在全球ＡＩ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密不可分。從半導體設計、先進製程到ＡＩ硬體整合與軟體應用，台灣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扮演不可取代的角色。企業投資、出口成長與高科技產業的集中爆發，使台灣成為ＡＩ浪潮下的重要受益者。

然而這些紅利高度集中於資本與高技能人才，卻未能有效向下擴散。低薪勞工面對的，往往是自動化壓力、產業轉型風險與工作不穩定性的同步上升。

日前通過的ＡＩ基本法，雖然強調創新與發展，卻幾乎未觸及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衝擊；技能轉型、再教育與紅利共享機制，仍付之闕如。ＡＩ被視為提升效率的工具，卻未被納入「如何保護與轉換勞動力」的政策視野。

令人憂心的是，物價持續上漲、房價居高不下，使低薪族群的實質收入幾乎停滯，甚至倒退。當ＧＤＰ數字不斷刷新紀錄、台股指數創新高，卻無法轉化為多數人的生活改善，台灣社會正悄然走向一個高度傾斜的Ｎ型結構—少數人享受科技紅利，多數人承擔轉型成本。

國際經驗顯示，ＡＩ發展並非只能走向「贏者全拿」。部分歐洲國家在推動ＡＩ創新的同時，強調勞工保護、技能轉型與社會保障並行，並透過制度設計，讓創新成果回流社會。這些做法未必完美，卻清楚傳達一個訊息：ＡＩ不只是產業政策，更是社會選擇。

ＧＤＰ成長，從來不等同於全民福祉的提升。如果ＡＩ時代只造就少數贏家，那麼再亮眼的經濟數字，都只是掩蓋結構失衡的裝飾。真正的關鍵不在於台灣是否擁有ＡＩ紅利，而在於我們是否選擇讓這些紅利，成為多數人共享的未來，而非少數人的勝利。

台灣已無法再迴避這個問題。當我們積極參與全球ＡＩ競爭，卻在紅利分配與勞動保護上長期缺席，最終承擔代價的，將不只是被邊緣化的勞工，而是整體社會的穩定與信任。

是的，歐盟是川普2.0版ＮＳＳ唯一的輸家，在短短廿九頁的內容中，歐盟是唯一遭嚴厲批評的對象。在談到歐洲時，ＮＳＳ標榜的「彈性現實主義」與不干預原則均完全不適用。ＮＳＳ批評道，歐洲面臨的問題不只是國防支出的不足與經濟的停滯，而是更為嚴重的「文明抹滅」；ＮＳＳ將這嚴重的文明危機歸咎於歐盟此類的超國家組織，傷害了歐洲境內的政治自由與國家主權，且歐洲人的言論自由因其過度管制而受損。

美國身為與歐洲有文化、情感連結的國家，要幫助歐洲人「抵抗目前的政治軌道」、鼓舞歐洲境內的「愛國」政黨並減少移民，以幫助歐洲恢復「過去的偉大」。

對於ＮＳＳ的嚴厲批評與明顯的干預內政，歐盟對外事務與安全最高代表Kaja Kallas回應是：「我們不同意部分主題，但在核心原則上我們歐美仍是一致的。」究竟哪些還能算是雙方的核心原則？卻沒有解釋。歐盟官方如此蒼白無力的回應，說明它對曾經堅若磐石的大西洋聯盟已不復存在，表現得不知所措與自我逃避。一位歐洲學者對歐盟的反應有一生動的形容：我的伴侶傷害了我，但他仍然愛我。

儘管ＮＳＳ的許多批評是涉及主觀意識形態的文化戰爭，但它提到的兩個歐洲現象是公允與客觀的。一是撇開核武不論，歐洲不論從哪一個標準來看，條件都明顯優於俄羅斯，然而應對烏克蘭戰爭，不論是戰還是和，卻都非美國不行；戰爭發生至今已快四年，歐洲防禦聯盟仍是空中樓閣。

其次，是ＮＳＳ批評歐洲國家雖說渴望和平，卻從不落實在行動上。確實如此，一直到美俄元首跳過歐洲盟友在阿拉斯加直接見面，會商終止烏克蘭戰爭的和平方案，歐洲決策菁英才反應過來，要有歐洲版的劇本與腹案。

歐洲如此進退失據，很大程度源自心理上、軍事上強烈依附美國的主觀情感與客觀現實。一位歐洲評論者如此形容：歐洲各國在北約中合作順暢，是因為他們有一位「美國指揮官」，歐洲的自我安全認同就是：我們是美國最忠實的盟友。

然而，國際政治就如同曾任英國首相的Palmerston勳爵所言：「我們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國家利益是永恆不變的，也是我們該依循的。」川普2.0版的ＮＳＳ清楚闡明了美國的核心利益，當美國的國家利益因Ｇ２時代來臨而轉向、改變時，留下了茫然失措的歐洲。走向未知的二○二六，這是歐洲菁英們第一次發現，自己不在餐桌旁，而是在菜單上。

元旦談話中，賴清德總統以「韌性之島，希望之光」為題，細數台灣在去年的亮眼表現：經濟成長率創下十五年來新高，預估達百分之七點三七；失業率降至約百分之三，為廿五年來最佳水準。

從總體經濟與官方統計來看，這確實是一個克服挑戰、穩健前行的一年。然而，正是在這些「光明數字」之下，社會內部的結構張力，也同時累積並浮現。

回望這一年，重讀美國政經思想家羅伯．瑞奇的《超極資本主義》，格外令人警醒。瑞奇指出，當代資本主義已演變為一種速度極快、競爭極端、幾乎無遠弗屆的「超極資本主義」。

它不再只存在於企業與市場，而是深度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形塑消費選擇、投資偏好與價值判斷。更關鍵的是，這個制度並非由少數權力者單方面強加，而是由我們每一個人，在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選擇中，被不斷推動與強化。

在科技化與網路化的推波助瀾下，企業為了回應市場對最低價格與最高報酬的期待，不得不持續壓低勞動成本、外包風險、削弱長期雇用關係。

於是，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我們」，確實獲得了便利、效率與報酬；但同時，身為勞動者與社會公民的我們，也承擔了工作不穩定、薪資成長停滯與貧富差距擴大的代價。這正是瑞奇所揭示的結構性矛盾：制度並非失靈，而是過於忠實地回應了我們片面的角色期待。

這種矛盾，在過去一年台灣社會中已具體顯現。根據天下雜誌調查，收入前百分之十的族群，掌握了全體百分之四十八的總收入。或許整體平均數據看來亮眼，但若從多數人實際感受的「中位數」來看，現實遠比統計複雜。

在社群媒體與消費文化的影響下，領兩、三萬元薪資者，與月入十萬元以上者，往往過著外觀相似的生活：使用同樣的新款手機、造訪同樣的網紅餐廳與旅宿。消費外觀的拉平，掩蓋了儲蓄能力、資本累積與抗風險能力的巨大差距，也讓階級差異被悄然轉化為「個人選擇」的結果。

剛過的二○二五年是ＡＩ百花齊放的一年。晶圓代工與算力需求，使台灣在全球科技版圖中再度占據關鍵位置。然而，ＡＩ競逐的最終結局仍未明朗，紅利卻已高度集中部分產業。高附加價值主要流向少數企業與高技能者，被取代或邊緣化的勞動，卻缺乏足夠的制度性轉銜與保障。當ＡＩ被視為產業成就，而非社會轉型工程，不平等往往只會被加速放大。

站在二○二六年的起點，台灣真正面對的課題，不只是投資了多少新科技，而是我們是否可能在投資人、消費者與公民三種角色之間重新取得平衡。因為一個社會的未來，終究不取決於它創造了多少亮眼數字，而在於多數人是否仍相信，薪資能與房價與物價取得平衡，明天值得努力，未來仍有希望。

有美國心理學家研究，「酒鬼性格者」可分為四型：海明威型、歡樂滿人間型、肥胖教授型、海德先生型。海德先生型酒鬼的特徵是容易發酒瘋、認知能力下降、攻擊性提高。海德先生是名著《化身博士》主角的雙重人格裡陰暗面的名字，他不受道德約束，視社會規範為無物，是殘忍、惡毒、攻擊、動物性的具體表徵。川普許多行事作為可說是海德先生的翻版。

首先，在國際事務上，川普將自己包裝成和平使者與戰爭終結者，自誇調停八場戰爭，甚至說解決了「中東三千年來」（搞錯時間點）的衝突，就像酒醉者不負責任的言行，毫無章法可言。川普所言只要翻開報紙就知道，泰國與柬埔寨戰事、加薩地區戰火、剛果與盧安達衝突等，不時都有狀況發生，況且俄烏戰爭的和平仍看不見盡頭，川普更無法自圓其說軍事威嚇封鎖委內瑞拉的矛盾。

其次，最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印太篇，有經濟與軍事兩個科目；經濟發展不見台灣的重要性，只有在如何遏制中共軍事威脅的內容中八次提及，目的皆為不讓台灣周邊水道及南海水域落入北京的掌控，因為該區域對美國的經濟影響深遠。如今中共實彈演習已在我們家門口，川普卻僅表示習近平「未告知他要軍演」、他不認為北京會攻台，這種說法完全違背美國的安全戰略報告。

再者，川普要日韓分擔防禦責任、澳洲與台灣增加國防預算，以共同嚇阻共軍攻台。

換言之，美國視台灣為抗中馬前卒，不是為了台灣的民主價值、更非同舟一命；第一島鏈破了還有第二島鏈，試問台灣有多少本錢？

以川普「海德先生型」的性格，恐為國際留下更多爛攤子，甚至搞垮美國。筆者認為川普只要能找到憲法漏洞，恐將參選個人第三任總統；他一直與美國憲法學者德蕭維茲討論連任的可能性，德氏已告知憲法上有空間。川普能否如願再連莊？考驗著美國人民的智慧，全世界卻得一起承擔，台灣斷不可有「美國在，台灣就沒事」的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