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受限「兩年條款」，紛紛遞出辭職書。唯陳昭姿因《人工生殖法》解禁代孕未完成修法，傳出將要留任。黨主席黃國昌稱陳昭姿「狀況特殊」，將由柯文哲另行處理。阿伯曾稱，「兩年條款」是「新政治」，不同於傳統政黨利益分贓。看來，新政治也有密室死角。

白營稱，陳昭姿接受提名不分區，條件是推動代理孕母制；修法未成，所以留任。只見阿伯解除限制住居，隨即奔赴立院，帶著陳昭姿走訪藍綠黨團，名為遊說代孕，同時也激昂喊話「朝野和解在賴清德一念之間」。他受到老友柯建銘款待，話題包括「喬總預算」。

原來，「代理孕母」未完待續，另外還有附帶活動。最近張景森喊話柯文哲去找賴清德談一談，柯建銘也歡迎柯文哲到立法院走一走。但是綠媒則酸，柯文哲喊話賴清德，不過是為「解決官司」。可見綠營內部對柯文哲仍然看法兩極。

民眾黨聲稱，柯Ｐ將重現「關鍵少數」影響力。矛盾的是，若真要影響大局，「兩年條款」將造成民眾黨團由「見習生」接手，戰力大減，且未來是聽黨主席還是創黨人號令？若藍白因此不合，國會戰力薄弱，地方大選能不受牽連嗎？

柯文哲自稱「朝廷欽犯」，仍要面對黨內「定於一尊」的難題。他不要忘了「司法迫害」的訴求，才是他政治力量的來源，「待價而沽」早成過去式了。

賴總統新年談話再度催促立法院趕緊通過一﹒二五兆元國防特別預算，但隔天仍遭藍白聯手擋下。美國上月一口氣宣布八筆對台軍售，總金額達台幣三五○○億元，其中五筆屬於國防特別預算案範疇；外界認為，川普政府是為化解立法院對賴政府始終說不清軍購內容的不滿。但賴總統百般催促，加上川普出手，都很難消除台灣民眾對賴政府國防採購的疑慮。

國防部最近提出總金額達十五億元的子彈採購標案，其中採購數量最大的，是部隊最常用的五﹒五六公厘步槍子彈。問題是，這種子彈軍備局兵工廠不但能自製，過去還曾大量銷美。現在兵工廠剛完成遷廠並擴充產能，國防部卻要大舉外購，且採購價格是自製價格的三倍。國防部的採購邏輯，真的令人看不懂。

尤其，國防部招標案近來屢屢被爆「異類採購」現象，諸如室內裝潢商賣炸藥、鞋商賣底火、茶商做資安，跟疫情期間「小吃店賣快篩」如出一轍。這些案例看似各自獨立，卻有諸多巧合，難謂合理。其中，除涉及國防部採購系統性問題，許多民眾更懷疑，背後是否涉及利益輸送。

例如，從事裝潢的福麥公司先後標得中科院高熔點炸藥（ＨＭＸ）、軍備局海掃更（ＲＤＸ）炸藥原料採購案，以及經營鞋業的大石國際公司採購子彈底火案，都讓人嘖嘖稱奇。兩公司本業均與軍火無關，皆在投標前不久才變更商業登記，取得軍火貿易商資格，隨即順利得標。兩家公司登記地都在台南，外界戲稱「台南軍火幫」，似不為過。

面對外界質疑，國防部長顧立雄說「相關案件都採公開招標」、「未替任何公司量身訂做」，甚至表示「包商只要符合規定，不需要管名字叫什麼、登記在什麼地方」。然而，軍火採購攸關國家利益與國軍安全，又是動輒數億的大宗採購，不問資歷即可得標，不嫌草率嗎？

以福麥的炸藥原料標案看，過去廿多年，無論ＨＭＸ或ＲＤＸ，均無公開招標紀錄。中科院則承認，ＨＭＸ過去是向歐洲某國採購，如今對方不賣了，才另行採購。至於ＲＤＸ，不僅過去無公開採購紀錄，軍備局也宣稱有自製能力；為何這回公開採購，就在無競爭對手下，由首次參與軍火標案的裝潢公司獨家得標？政府買不到的軍火原料，反而是門外漢的裝潢公司買得到，這會不會太神奇了？至於底火採購案，鞋商首次投標，就擊敗其他過去有軍火採購實績的貿易商，難道是「被鞋業耽誤的軍火天才」？這些疑問，政府都有必要詳細說明，澄清外界疑慮。

另外，設籍高雄的鴻璋茶葉，雖非取得軍火標案，仍讓人看得莫名其妙。過去十年設在同一地址、同一負責人的三家公司，總計取得超過上百個標案，其中涵蓋涉及機敏資訊、資安維護的國防部、海軍總部標案。尤其，這幾家公司曾因履約糾紛與政府對簿公堂；有此不良紀錄，仍能堂堂獲得國防標案，實匪夷所思。

在美國施壓及兩岸緊張關係中，軍事採購遽增，國防預算大幅擴張。川普政府打破慣例出手幫賴政府化解疑慮，連美國在台協會都稱，願赴立法院說明。但這些標案卻顯示，國防採購規定存在漏洞，招標程序太過草率，並遭質疑背後存在複雜政商關係。有廠商誇稱，自己跨界標案「很勵志」，但這到底是勵志或利益輸送？擺在人們眼前的，卻是疫苗採購、超思雞蛋與綠能疑案的不當輸送翻版，平添外界對政府的猜疑。川普出手無法消除這些疑雲，那就請檢調動起來吧！

過去數十年，人工智慧（AI）的進步多半停留在數位世界。AI逐漸能寫、能算、能判斷，卻始終難以真正走進工廠、運輸、倉儲與醫療現場，替人類完成眾多高度依賴身體與環境互動的工作。不是因為算力不足，也不是模型不夠聰明，而是AI長期缺乏「身體」。然而這個結構性限制，現在正在被打破。

所謂具身智慧（Embodied AI），關鍵不在機器外型是否像人，而在於其背後的完整功能：讓AI透過感知、行動與回饋的閉環，在物理世界中學會怎麼代替人類做事。從此人工智慧不再只是演算法的推論結果，而是嵌入機器的運動、力道與即時決策之中。當AI能理解重量、摩擦、慣性與空間限制，才能跨出螢幕，成為現實世界真正的行動者。

近年來，具身AI、機器人AI與實體AI（Physical AI，又稱為物理AI）開始合流。傳統機器人強在精準與穩定，卻高度依賴工程師事前寫具規則；實體AI則提醒，一旦系統進入真實世界，安全、責任與可靠度就是不可退讓的底線。具身AI機器人之所以成為新焦點，正在於它首次把「會學」與「會動」整合，讓機器能在半結構化甚至非結構化環境中適應變化，而非只在理想條件下運作。

支撐這場轉變的，並非單一技術突破，而是整套關鍵技術與零組件同時到位。首先是多模態感知與即時控制的成熟，視覺、深度、力覺、觸覺與慣性量測被整合進同一決策迴路，機器不只看得到物體，還能精確感知抓取時的阻力與滑動風險。其次是高功率密度致動器與關節模組的進步，搭配精密減速機與力控技術，使機器人既有力量，也具備順應性，能在人機共作環境中安全運作。第三是靈巧手與末端執行器的演進，讓「抓、拿、轉、放」不再侷限於單一規格物件，而能處理多態樣、不規則的現實場景。

更關鍵的是學習層的工程化。透過高擬真的模擬環境，大量試錯得以在虛擬世界完成，再快速轉移到真實場域，學習成本與設備損耗同步下降。搭配邊緣運算與低延遲AI晶片，感知與決策不必仰賴雲端，即可即時回應現場變化。最上層，則是實體AI等級的安全設計與驗證機制，確保系統「可被信任」，而不只是「能動」。

將具身AI機器人起動元年假設在2026年，並非市場炒作，而是多項技術與應用條件正好交會。具身AI從研究走向工程可用，硬體成本開始下降，全球又同時面臨缺工、高齡化與供應鏈去風險的壓力。具身AI機器人不再只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維持生產與服務韌性的必要性投資。從功能展示、專案試辦到小規模可複製部署，2026年正是關鍵臨界線。

展望2030年，具身AI機器人的市場潛力並不能只用賣出多少台機器衡量。即便以最保守口徑，人形機器人整機市場已被估計達百億美元；若納入關鍵零組件、軟體模型、維運與場域服務，整體價值鏈將遠高於單純機器人硬體銷售。其中可累積的是學習能力、任務資料與系統可靠度，而非專案或硬體銷售。

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個不能錯過的轉折點。過去20年，台灣機器人產業長期受限於高度客製化與系統整合，專案難以複製，附加價值被壓縮。但具身AI機器人的興起，正在改寫這套舊邏輯。關節模組、致動器、感測器、控制器、邊緣AI晶片，正是台灣產業供應鏈最熟悉、也最具競爭力的領域；差別只在於，是否能把它們升級為「可被全球採用的關鍵模組與平台能力」。

歷史一再證明，產業拐點不在技術誕生之時，而在技術開始可被大規模使用之際。對具身AI機器人而言，2026年正是從展示走向部署的關鍵一年。能否在此刻完成從零組件、代工到系統與平台的升級，將決定台灣未來是繼續扮演全球產業配角，還是站上制定新賽局規則的高點。

「下鄉宣講」這個招式，去年推動大罷免時已使用過一次，結果證明會去聽宣講的幾乎都是原本就支持綠營的民眾，占比最多不過全體民眾的四成左右，不會有多少外溢效應；不喜歡及反對執政黨的民眾，也不會因為總統跟閣揆出馬就改變政治立場，所以下鄉宣講可說只是「浪費時間」，毫無建樹可言。

平心而論，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所以在立法院卡關，癥結點在於朝野嚴重對立與惡鬥，想要化解僵局就應對症下藥，由總統賴清德親赴立法院作國情報告，展現出與在野黨對話的誠意。妄想透過動員綠營支持者向在野黨施加壓力，可說是痴人說夢。

況且，賴清德總統在元旦談話時，疾呼藍白兩黨應趕緊做「正事」，因為彈劾案根本無法在立法院通過，推動彈劾案只是在「浪費時間」。倘若按照這樣的標準，「下鄉宣講」沒有成效、也不應當作「正事」，總統及閣揆大可不必把時間花在這檔事上。

賴總統上任後已證明過「下鄉宣講」是無效的，以高姿態與在野黨對抗只會讓台灣陷入空轉，對國家發展完全沒有好處，人民也不樂見這種狀況。執政團隊還是適時改弦易張、身段放軟，與在野黨建立對話溝通的平台與機制，才是當下該做的「正事」。

我從「小算盤」談起，小算盤是一個很神妙的軟體，可以替我們做很多的算術運算；比方說，要計算三的平方根，小算盤可以精確到小數點後三十位。大家都知道數學中有自然常數ｅ，ｅ不是一個整數，是有小數點的，小算盤也可以算ｅ的平方，而且精確到小數後三十位。對工程師來說，小算盤是非常有用的；我念大學的時候沒有小算盤，可是我們每一位工學院的大學生都買了一支計算尺，我搬家太多次，計算尺也不見了。

問題是，假如我們教小朋友加減乘除，而且鼓勵他們用小算盤，這就不對了，因為孩子的心算能力會變得很差。很少人想到一點，如果你的心算能力不好，就無法做除法。很多美國孩子完全靠計算機在大賣場裡工作，有一天忽然停電，他們就不知該怎麼辦了。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小算盤雖很有用，但我們的教育不能讓孩子完全依靠小算盤，幸好我們的小學老師，沒有使我們的孩子過分地依賴小算盤。

在晶片沒有發明以前，電機工程師會將電晶體和電阻等等裝在一個面板上，然後利用示波器來看這個線路。晶片發明以後，電機工程師設計了一個含有電晶體的線路，但他無法請半導體工廠幫他看看這個線路對不對，虧得有人發明了SPICE軟體。SPICE是一種模擬軟體，工程師可以利用這種軟體知道自己設計的電路有無問題。如果沒有SPICE，我們就很難設計線路。但如果SPICE告訴你線路有問題，你的電子學卻學得不夠好，也就無法修改線路。因此雖然SPICE可以提供幫助，但還是要懂電子學。

現在很多人重用生成式ＡＩ，有一些程式的確可以利用ＡＩ完成，但這些程式都是比較簡單的。若一位工程師要寫的程式包含一千個指令，ＡＩ難以完成這個工作。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位軟體工程師不會寫排序的程式，他就寫不出複雜的程式。所以我們做教授的人，絕對不能讓資訊系的學生過分地依靠ＡＩ。

我們當老師，當然會告訴學生如何使用小算盤和各種輔助性軟體；我們也要很認真地告訴學生，要製作小算盤軟體，數學一定要非常好；要製作SPICE，電子學也一定要非常好。如果我們永遠只會使用先進國家發展的輔助性軟體，就永遠比不上那些先進國家。

也許先進國家鼓勵我們使用這些輔助軟體，是「居心叵測」的，因為如此他們就能永遠走在我們前面。我們雖然要利用輔助軟體，但也必須教育學生，將來我們也要有發展輔助軟體的能力，而不是僅僅只會使用這種軟體。（作者為清大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電動車電池是一種高能量、高風險、高化學性的廢棄物，牽涉火災、毒性、長期汙染與資源流失，治理本質為環境風險控制，問題核心不止於「回收制度」，而是治理是否承載了環境現實。

從環境出發，電動車電池退役、運輸、暫存、拆解等過程，都可能引發熱失控事故，造成空氣汙染、消防災害，甚至土壤與水體汙染。這些風險具有高度外部性，一旦發生，成本不會由製造商或市場吸收，而是轉嫁給社會。因此，若法律仍以回收量（率）、處理量能做為主要績效，本質上就是對環境風險的低估，亦未凸顯廢棄物跨境處理之現實；回收法制以行政管理邏輯為主，而非風險治理。

第二個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責任的治理結構，電池回收涉及設計、製造、販售、使用與處理者，誰要負更多責任均無法迴避。近年歐盟電池與廢電池法規已修訂，延伸規範生產者責任，就再生料、性能耐久、資訊透明（數位電池護照）、供應鏈盡職調查（避免血淚礦產）與全生命周期管理；二○二七年二月十八日起，包含電動車在內的特定類型電池將強制提供數位電池護照，以促進電池循環利用。從治理角度看，台灣欠缺的就是誰必須對電池的全生命周期負起可追溯、可歸責的法律責任，而不只是誰來付回收處理費。

在法治國原則下，責任必須與資訊對等，若退役電池的流向不透明、事故無從歸責、再生材料無法驗證，那麼任何形式的「循環」只是口惠卻實不至。電池回收的治理基礎應建立在可追溯、可稽核性之上，以利法律判斷是否盡到注意義務，以啟動有效的責任追究。就此，國內推動電池護照必須加速，且涵蓋後端處理資訊。

第三個關鍵命題是，電池回收的治理，是供應鏈治理的一部分。電池在成為廢棄物之前，早已設計、組裝、封裝，其可否安全拆解、有效分選，往往在設計階段就已決定。若法律只在末端要求回收，實際上等於容許將環境風險「合法地往後推」；這是一種結構性的責任逃逸，也是台灣缺乏類似歐盟法規的軟肋。真正成熟的治理，必須讓市場參與者在一開始就承擔其設計選擇的後果，而非由行政機關疲於補救。

最後，台灣特別需要警惕的是「灰色回收」的治理真空。當價格不足以支撐安全、合規的處理成本時，非正規管道自然會出現。若法律僅停留在宣示性禁止，而未能透過差別費率、責任保證或追溯義務，使違規成本高於套利空間，那麼回收制度本身反而可能助長風險外包。而強化電動車電池回收的法制建構，是台灣永續轉型、環境法制奠基的試金石。

昨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象徵台灣正式為外送產業建立一套專屬的法律制度。這不僅是一部勞動保障法，也是因應數位經濟下，新型態工作關係的制度性嘗試。

過去幾年外送平台快速擴張，消費者享受便利、平台建立規模經濟，但外送員長期處於「非典型勞動」的灰色地帶，權益保障不足、報酬不透明、風險自行承擔，逐漸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結構性問題。

從產業角度來看，外送專法勢必對平台營運模式帶來結構性影響。外送產業未來的競爭，不再只是速度與補貼，而是平台業者誰能在合理保障下，建立可長可久的商業模式。

最低報酬、疊單計價方式改變、保險與教育訓練等義務，都將推高平台的營運成本，也迫使業者重新檢視派單效率、價格結構與獲利模型。部分成本是否轉嫁至消費者，外送費是否上調，配送密度是否重新配置，都將成為新制上路後的市場調整重點。

此外，平台也必須提供交通安全、職業安全與衛生相關教育訓練，將風險管理從「個人自負」轉為制度預防。對應去年衛福部食藥署發布修正「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外送員運送與交付食物時，不行抽菸、嚼檳榔、嚼口香糖等，違者最高可處兩億罰鍰，對於整體外送服務有更好的升級與管理。

外送專法的誕生，在於正視外送產業的特殊性，同時建立最低限度、可執行的制度底線，針對報酬、保險、資訊透明、申訴救濟與平台責任進行明確規範，試圖在彈性與保障之間找到制度平衡點。在報酬制度上，新法最具指標性的設計，是確立了外送服務的最低收入底線。

法律明定，每一筆外送訂單的報酬，換算成時薪後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一點二五倍，且不論訂單距離長短或系統計算方式，每筆訂單不得低於新台幣四十五元。這個金額並非固定數字，而是會隨最低工資調整而同步調升。

值得注意的是，新法同時明確保障外送員的工作自主性，透過禁止平台強制外送員上線，也不得因拒接訂單或下線休息而施以不利對待。新法也首次將平台的「資訊揭露義務」納入法律規範，外送平台必須定期向外送員提供完整且可理解的報酬明細，讓外送員不再只能被動接受系統結果。

在權益救濟機制上，新法要求平台必須設置獨立且具公正性的申訴制度，並且必須納入外部或勞工代表，避免由平台單方面裁決。

在安全與風險承擔方面，外送專法也明確將保險責任與職業安全納入平台法定義務。平台必須替外送員投保團體傷害險與相關責任保險，未完成投保不得提供外送服務。職災不再被視為個人風險，而是產業結構的一部分。

對合作店家而言，雖然未直接成為本法的規範對象，但平台制度改變勢必影響抽成結構、行銷方案與配送策略。法制化後，平台與店家的合作關係也將更容易被社會檢視，長期而言有助於減少不對等條款與單方調整風險。

對消費者而言，短期內可能感受到價格調整或等候時間的變化；但長期來看，當外送服務被視為成熟產業，其成本理應反映真實的勞動價值與安全需求，並且在平台做出調整後，消費者或可得到更好的服務與更多元的外送滿足。

一九八九年六月，台北股市首破萬點。那是「台灣錢淹腳目」的狂飆年代，繁榮雖粗糙卻算是雨露均霑。從一萬點走到兩萬點，台灣社會花了整整卅五年，隨著產業轉型、民主化的陣痛，以及無數中小企業勞工的汗水；但驚人的是，從兩萬點攻上此刻的三萬點，我們僅花不到兩年！這瘋狂加速標誌著經濟體質的徹底質變：若前兩萬點是全民長跑，這最後一萬點，則是一場僅屬於資本密集產業的私人派對。這種非雨露均霑的發展，不論是貧富差距指數或是傳產無薪假人數，都在社會底層與受薪階級心中鑿出巨大空洞。

讓我們對比一組令人心寒的數據。二○二四年，當股市慶祝站上兩萬點、ＡＩ產業鏈成為國家驕傲時，台灣自殺死亡人數卻重返歷史高點。根據衛福部的統計，該年度自殺死亡人數突破四千人大關，創下十四年來新高；且青壯年與高齡者的自殺率呈現雙重攀升。這說明了極其殘酷的事實：資本市場的噴發，並沒有成為社會的安全網，反成了加劇相對剝奪感的催化劑。

這種深層的社會裂痕，在心理上構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姿態。第一種是「過度焦慮的奮鬥者」。他們多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壯年夾心層，看著資產價格以光速遠離自己的薪資漲幅，心中充滿被時代拋棄的恐懼。於是強迫自己加入這場幾乎必輸的賭局，透過槓桿炒股、兼職過勞，試圖抓住那條Ｋ型經濟向上的尾巴。

第二種則是更普遍的「習得無助者」。當他發現無論如何縮衣節食、勤奮工作，都無法追趕上房價漲幅，也無法改變階級複製的宿命時只能停止嘗試，選擇躺平、不婚、不生，實是經歷反覆挫折後的心理癱瘓。

一如心理學家佛洛姆在其經典《逃避自由》中曾精準預言，當現代資本主義將人原子化，孤寂感與無力感會推向極致，而這種集體的心理創傷，最終必外溢到政治領域，侵蝕民主基石。當人們覺得自己無法掌控經濟命運，內心的無助容易轉化為對「權威」的臣服、渴望，或是對「敵人」的尋找。這解釋了為何近年來台灣的公共討論空間急速萎縮，取而代之的是極端化的二元對立。焦慮的群眾已沒有餘裕思考複雜的東亞局勢、能源配比、產業轉型或社會資源分配，急需的只是個簡單的答案、廉價的確定、可以擺放情緒的出口。於是，民主政治變成一種獵巫儀式，只要將某個群體貼上標籤，彷彿就能暫時緩解自己的焦慮。

面對這樣的困局，傳統的現金補助或單純調高基本工資，早已顯得蒼白無力，濃厚的「恩給制」色彩，彷彿是對弱勢的施捨，而非公民應得的權利。在高度自動化、資本高度集中的ＡＩ時代，國家須將部分科技紅利轉化為全民共享的基礎，不再只是與我無關的「ＧＤＰ虛胖」。

試想，如果從三萬點股市所徵得的資本利得稅，能用於建設大規模的社宅（而非僅是租金補貼）、用於提供免費且高品質的公托（而非僅是發放津貼）、用於建立完善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統；那麼，即便一個年輕人不是台積電工程師，他依然能享有低廉的居住成本、無後顧之憂的育兒環境，以及被社會接住的安全感。這或許才是真正的「雨露均霑」，也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韌性與社會信任。

※ 提醒您：若您或身邊的人有心理困擾，可撥打1925（依舊愛我）安心專線

其實道理並不複雜，執政者依法行政是最基本的職責，人民守法亦為民主社會的共同義務。在野黨肩負監督責任，但監督之目的不是癱瘓政府，若制衡被簡化為政治對抗，民主即失去意義。

以總預算為例，依預算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即使預算尚未完成審議，政府仍可依前一年標準暫行支用，不會如美國一般出現政府關門。然而，今年度總預算至今尚未進行實質審查，這樣的狀態卻是史無前例。制度或許撐得住，但不能長期停擺；預算久拖，影響的是民生政策，而非只是政黨攻防的勝負。

憲政層面的爭議更令人憂心，日前僅由五位大法官作成的一一四年憲判字第一號、一一五年憲判字第一號兩件判決，不僅引發外界質疑憲法法庭之組成是否合法，也將成為後續憲政爭議的焦點。問題不在個別判決結論，而在於憲法裁判是否具備足以服眾的法制和程序正當性。當社會質疑憲法法庭的運作基礎，唯有補足大法官人數，讓憲法法庭回到正常，才是真正務本之計。

總統補提大法官人選不是政治選項，而是憲政責任，其實制度上並非沒有經驗可循。最近中選會委員的人事安排，納入了在野黨推薦人選，可提升人事同意的正當性與社會信任。大法官人事若能參考此一經驗，在提名階段即納入跨黨派溝通與推薦機制，不僅有助於立法院順利同意通過人事，也能避免憲法法庭再度陷入信任危機。

軍購問題亦然，合理軍購有其必要性，「備戰不求戰」本是多數民眾的共識。但再正當的國防需求也必須接受民主監督，政府若能就軍購和總預算與藍白坐下來談，以對話取代對立，反而更能凝聚社會支持。

外交需要國際合作，兩岸和平仍是多數人民心中的首選。說到底，人民最關心的不是政治角力，而是生活能否過得更安穩。物價、就業、生活照顧與未來的安全感，才是民意真正關心的；政府能否解決人民關心的問題，才是民眾最在意的事。朝野以對話取代對立，讓政治回到解決問題的軌道才是治國之道。

這樣的治理邏輯並非歷史上的新發明，回顧十五世紀末，西班牙伊莎貝拉女王與斐迪南國王推動宗教統一的過程，可以發現高度相似的權力運作模式。當時為鞏固新生的王權與國族認同，統治者以「信仰純潔」為名設立宗教裁判所，將質疑、異議甚至中立者逐步推向異端的位置，透過不斷界定、標示「誰不是我們」，來迫使多數人主動表態、噤聲或歸隊。

在這種體制下，對宗教提出質疑往往比信仰差異更為致命；因為一旦制度遭質疑，整個權力基礎就可能動搖。因此其實異端不能被完全清除，卻需要持續存在；只要異端存在，就能不斷召喚恐懼；只要恐懼存在，統治者就能把非常手段合理化、將權力集中化。

將這一歷史經驗對照當前台灣政治現實，可以清楚看見類似的「我者／他者」操作邏輯。當「親中」、「中共同路人」、「認知戰受害者」等標籤被高度濫用，實際上已不只是針對特定立場批評，而是演變為政治版的「異端指控」。凡是對「兩國論」、法制收緊、政治動員提出疑問者，即遭質疑動機，而非討論論點本身。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操作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徹底消滅所有異議聲音，因為一旦「敵人」真正消失，恐懼的動員效果也會隨之消退。真正有利於權力鞏固的，是讓「威脅」保持在一種既模糊又持續的狀態，使社會長期處於警戒與對立之中，並逐漸習慣以安全、忠誠、立場純度做為衡量公共討論正當性的標準。

從此次綠委擬提案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連署完成後又收手的實例，再次證明民進黨從未真心推動台獨，台獨只是動員與操弄人民的口號；只要台獨永遠處於「尚未完成」的狀態，綠營就擁有取之不盡的政治紅利。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制度化的不信任」、理性的辯論與多元立場的競逐。然而當恐懼被反覆用來取代論證，當「我們」的定義，必須仰賴不斷製造「他者」來維繫，民主即向動員式統治與道德審判滑落。歷史已多次證明，這條道路或許能在短期內凝聚權力，卻往往以社會撕裂與制度空洞化做為最終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