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又傳Ｆ-16失事，飛官辛柏毅上尉至今生死未卜。賴清德總統呼籲全體國人「集氣」，希望他平安。

近年「集氣」一詞從社群流行到現實世界，彷彿越多人集氣，奇蹟就會出現。這種想法，其實只是安慰劑。對一般升斗小民，面對意外或病痛，集氣至少表達起碼的關懷。但對國家而言，凡事靠集氣，則未免太消極懈怠。

正如飛官始終是「帥氣」的同義詞，然而伴隨光環的，則是超乎常人的風險。軍人存在的目的，就是國家因應威脅而培育的「死士」，一旦戰爭爆發，就必須不顧生命挺身而出，平日訓練即在刀鋒邊緣冒險進行。失事固然令人遺憾，卻不可能完全避免，甚至是國家安全必須付出的代價。

這次，Ｆ-16加裝防撞地系統進度嚴重延宕，飛官的防水防寒飛行裝仍然無著，遭到外界批評。前者，或許是因對美軍購關係不對等的無奈；後者則無技術瓶頸，幻象戰機部隊已使用多年，Ｆ-16卻要到明年美方才交貨。令人感嘆，為何這麼慢吞吞？

全民仍在期盼辛上尉歸來，但不管有無奇蹟，他的戰友們還是每天跨進座艙，在空中履行對國家的承諾。手握權力的政府首長，有責任改善制度及設備，讓更多青年願意投身軍旅，無後顧之憂地為國效命。若只會跟著喊「集氣」，未免太輕忽責任了！

正當中日關係緊張之際，南韓總統李在明「趁勢」到中國大陸進行四天的國是訪問，將中國當成他「務實外交」的首站。李在明在行前表態，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以示南韓與日相高市早苗「台灣有事」的路線不同。此行，他也不忘帶著號稱南韓「經濟天團」的四大集團掌門人隨行，強調中韓兩國應該先做生意，再談戰略利益。李在明並宣示，今年是中韓關係的「全面復甦元年」；其外交彈性與柔軟身段，可見一斑。

為何說是中韓關係復甦元年？從外交層面看，長期以來，軍事靠美國、經濟向中國，一直是南韓平衡外交路線的最高指導原則。然而，二○一六年朴槿惠任內讓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後，北京對南韓進行經貿「限韓令」與旅遊「禁韓令」，兩國關係陷入谷底。其後，在奉行「親美遠中」路線的尹錫悅任內，南韓不僅與日本進行和解外交，更與美日唱和「台灣有事，就是全球之事」。此舉，不僅將南韓推向中國的對立面，也讓南韓的外交鐘擺全面倒向美日陣營。這次李在明訪陸，就是要對中韓外交關係進行再平衡。

從經濟層面看，儘管近年中韓兩國關係陷入低谷，但中國依然是南韓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占南韓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但在中國的限韓令下，三星在中國的晶圓廠計畫遭到無限期擱置，現代汽車在大陸市場的銷量也大幅萎縮。文在寅總統任內，曾著手推動「新南方政策」，以減少對中國市場的過度依賴。但近十年的閉鎖期間，中韓兩國經濟實力出現明顯逆轉，中國大陸在人工智慧及電動車科技方面，已遠遠超越南韓。此一現實，也讓南韓開始思索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市場，打開中國經濟的「際遇之門」。李在明此行與中國簽下十四項經貿合作備忘錄，希望重建兩國的產業供應鏈，這是對中韓經濟關係的再校對。

再從國際層面看。李在明這次訪中，正值美國對全球推動對等關稅大戰；南韓雖是美國的亞太重要軍事盟國，川普仍對南韓課徵十五％的對等關稅。南韓企業面對美國市場「退潮」的壓力，中國市場自然成為南韓經貿的最佳避風港。在北韓問題上，李在明上台後，雖持續對北韓伸出和平的橄欖枝，但北韓非但沒有任何對話的意願，還在李在明訪問北京期間，試射導彈進行威嚇。為此，南韓自然希望透過與中國大陸的政經合作，促使北韓重返兩韓對話的談判桌。可以想見，李在明此次的訪中之行，也是想要在美中朝競爭的大格局下，爭取到更大的政治避險空間。

從南韓看台灣，李在明此行是實事求是的「務實外交」，目標在求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被意識形態的對抗所蒙蔽。面對中國這個搬不走的鄰居，李在明選擇放下矛盾對立，希望共享經濟繁榮。反觀台灣，賴政府卻是不斷限縮兩岸交流，高喊抗中保台。面對近年中國經濟天翻地覆的變化，李在明看到互惠及合作的機會，而台灣看到的卻是敵對勢力的威脅恫嚇及滲透。李在明利用中日關係緊張之際趁虛而入，取得南韓最大的經濟利益，這正是務實外交的最佳典範。

猶記得，稍早南韓政府在電子入境卡上將台灣標註為「中國台灣」，當時外交部強硬表示，必定對南韓採取行動，迄今只聞樓梯響。而這次李在明訪陸，台灣議題也成為他的最佳伴手禮。在南韓政府轉向之後，今後台灣外交處境勢必更加艱難。一向逢中必反的賴政府，這次除了震怒之外，不知道將有何因應或反制之道？

2026年消費電子展上，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再次以他標誌性的皮衣造型站上舞台，宣告「實體AI的ChatGPT時刻已經到來」。這次他帶來的不只是更強大的運算平台，更推出了專為自動駕駛設計的模型，並且大舉開源多款機器人相關的基礎模型。從自駕車到家用機器人，從工業製造到智慧家電，輝達正試圖把AI從虛擬世界的對話框，推向能夠真實行動的實體空間。這個願景聽起來令人興奮，但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的一句話，卻道出了產業內心的疑慮「達到99%很容易，但長尾問題超級難」。

黃仁勳口中的「實體AI」（Physical AI），指的是那些能在真實世界中感知、理解、推理並採取行動的AI系統。不同於ChatGPT這類純軟體的語言模型，實體AI必須面對複雜多變的現實環境。一台掃地機器人要能爬樓梯，一輛自駕車要能應付突發狀況，一個工業機器人要能精準操作，這些都需要AI不只會「想」，還要會「做」。輝達的策略很清楚，透過強大的運算平台、開源的基礎模型，以及完整的模擬工具，打造一個讓實體AI快速發展的生態系。這個策略和當年透過輝達平台建立深度學習生態系的邏輯如出一轍，只是這次的戰場從GPU運算延伸到了機器人與自動駕駛。

自駕模型的推出，展現了輝達在自動駕駛領域的企圖心。這個模型最大的特色是加入了「思維鏈」推理能力，讓自駕車不只能執行動作，還能說明它為什麼這樣做。輝達相信推理能力可以幫助系統應對訓練資料中沒見過的場景，也就是所謂的「長尾問題」。這個想法很有吸引力，畢竟現實世界的複雜度遠超過任何訓練資料集，如果AI能夠推理，或許就能在陌生情境中做出合理判斷。

除了自駕車，消費電子展上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各式各樣的機器人產品。從能爬樓梯的掃地機器人，到配備視覺辨識的割草機器人，再到能折衣服的家用機器人，實體AI的應用場景正在快速擴張。這些產品的共通點，都是要在複雜的真實環境中完成任務，而不是在受控的工廠產線上重複固定動作。輝達透過開源模型，試圖降低機器人開發的門檻，讓更多開發者能夠參與。這個策略如果成功，可能會加速整個產業的發展，就像當年開源軟體推動了網路產業的爆發一樣。

台灣在這波實體AI浪潮中，其實握有不少關鍵籌碼。台積電的先進製程是AI平台的核心支撐，從3奈米到2奈米，每一代運算能力的躍升都離不開台灣的製造實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在散熱、封裝、記憶體等周邊產業鏈的深厚基礎，正好對應了實體AI對硬體整合的高度需求。

不過我們也要務實看待這些技術的成熟度，展場上的示範是在理想環境下進行，真實世界的複雜度要高得多。一台能在展場爬樓梯的掃地機器人，能否應對各種住家樓梯設計？一個能在模擬環境中完美運作的自駕系統，能否處理台灣街頭的機車萬頭攢動與違規停車？都需要時間驗證。更關鍵的是，實體AI涉及安全問題，一個語言模型說錯話頂多造成困擾，一台自駕車或機器人出錯可能傷及性命。

回到最核心的問題，實體AI真的到了「ChatGPT時刻」了嗎？ChatGPT之所以引爆全球關注，是因為它讓普通人第一次感受到AI的驚人能力，而且使用門檻極低，只要會打字就能體驗。實體AI要達到同樣的效果，需要讓普通消費者能夠放心把家務交給機器人，或是坐進自駕車放開方向盤。這個「信任的跨越」非常困難，多數人對於把身家性命交給AI仍然保持懷疑。黃仁勳的宣言更像是一個願景，而不是對現狀的描述。但願景也有其價值，它能凝聚產業的共識，吸引更多資源投入，最終推動技術的進步。

實體AI的時代或許真的正在來臨，但這個過程不會像ChatGPT那樣迅速。從技術展示到真正普及，中間還有無數的挑戰要克服。畢竟要讓機器在真實世界中可靠地工作，確實比讓它們在網路上聊天要困難得多，台灣要做的就是把握這波機會，建立起在實體AI時代軟硬整合的實力和能力。

當前營養午餐政策的亂象，根本反映了國家資源配置與社會福利標準的缺失。國民教育雖屬地方自治事項，但保障全國學童享有均等的教育環境與基本福利，也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憲政責任。當學童的午餐福利取決於戶籍所在地的財政狀況時，不僅加劇了城鄉差距，更實質違反了教育公平的核心價值。

中央政府不應以地方事務為由、置身事外，必須主導建立全國一致的營養午餐基本標準，包括食材安全、營養需求、廚工人力配置等，並透過財政調整機制，對財政能力不足的縣市給予合理補助，以縮小區域落差。唯有中央積極介入，才能打破部分學童免費、部分卻要自費的畸形現狀，實現真正的國教公平。

至於地方政府亦應明確認知，免費午餐若缺乏周全配套，恐產生嚴重的排擠效應。教育預算本已有限，當大量經費被轉用於午餐免費政策時，諸如校舍改建、教學設備更新、師資培訓、課程發展等教育核心項目的資源可能遭到侵蝕。已有地方政府坦言，全面免費將壓縮其他教育建設經費，這正是最令人憂心的後果。

教育施政應以學童的整體學習權益為核心，而非片面追求單一福利措施。免費午餐若要以犧牲教育品質為代價，無疑是本末倒置。因此，各級政府在推動相關政策前，應進行嚴謹的財政評估與影響分析，並確保教育經費的分配透明化，接受公眾監督。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應將資源投注於提升午餐品質的基礎建設，例如補足營養師人力、改善廚工勞動條件、建立食材溯源系統等，而非僅僅聚焦於免費二字。

因此，提出全面免費政策的縣市首長，更應該將配套措施置於政策核心。首先，應建立與物價連動的合理餐費調整機制，確保餐費足以支撐符合標準的食材與烹調品質。其次，必須嚴格落實食品安全管理，從食材溯源、廚房衛生到營養標準，均需有明確規範與查核制度。最後，必須補足專業人力，包括增聘營養師、提升廚工待遇與專業培訓，從根本上強化午餐供應體系的品質與永續性。

營養午餐政策不應淪為政治口號或選舉籌碼，而應回歸教育本質與兒童權益。真正的進步不在於宣布「免費」的縣市數量增加，而在於全國每個孩子，無論身在何處，都能享有同等品質的午餐，同時確保這份福利不會侵蝕他們接受優質教育的其他權利。

首先，筆者在教育現場之觀察，發現許多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童，「吃飽」即可，誰還有空去兼顧學童營養要均衡？

當前，學童在校外買麵包到校，隨意餬口即可，已是司空見慣，這絕非好事！學校的午餐教育適時介入，幫助孩童健康成長。

其次，「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童」不該只是口號！隨著台灣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增，不僅家長常要身兼數職而「自己受苦」，小孩也因家長無暇去照顧，導致部分學童營養不均衡。簡言之，學童常吃到「澱粉餐」、而非營養餐，這部分責怪家長無濟於事，政府應透過政策維護學童健康。

最後，根據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修正的教育基本法第二條：「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強健體魄及思考」，國中小營養午餐若不能免費，偏鄉學童與經濟弱勢的家庭，可能長期營養不良，遑論「強健體魄」？因此政府理當介入協助學童健康權！

為政在人，營養午餐的辦理更是重在學校承辦規畫的人身上，目前由午餐秘書擔任。有的學校的校護承擔起這個責任，大多數學校都交給老師來負責。目前老師擔任午餐秘書只能酌減上課節數，並沒有像一般組長、主任職務的行政津貼。

由於只有午餐是大部分學生在學校的唯一用餐，政府為了照顧學生的午餐，午餐工作業務量日益加重，造成學校每年在物色午餐秘書的人選，常發生乏人問津的情況。為了鼓勵老師投入午餐業務，建議政府從制度面將午餐秘書的職務津貼法制化，這是辦好營養午餐的第一步。

許多提供免費營養午餐的縣市為偏遠地區學校，由於交通不便、增加運送的成本，以及要因應路途上的突發狀況，許多供應午餐的食材廠商不樂意參與偏遠學校的食材招標。於是造成偏遠學校沒有很多選擇，甚至包括廚工人選，也不容易找到理想的人。

因此，對於提供偏遠學校食材的廠商，應該要提供更高經費，鼓勵更多廠商投入。對於影響午餐烹調菜色吸引學生喜歡的廚工，更應編列更高的薪資，讓學校可以選擇更稱職的人選。

為了不要讓免費午餐成為師生不得已的選擇，花錢要花得有價值、有意義，就要好好建立一支稱職的午餐工作團隊，規畫好業務、提供多元營養豐富的食材、還要能烹調出色香味俱全的午餐，讓學生樂於享用，才能真正體現免費營養午餐的美意。

空軍F–16V飛官辛柏毅於夜間訓練中失聯。然而，隨著國防部逐步說明事故背景，真正令人不安的，已不只是單一技術故障，而是一連串顯示出防護體系多點失守的現實。

根據公開資訊，事故涉及模組化任務電腦（MMC）異常，導致飛行姿態資訊無法正常顯示；自動防撞地系統尚未完成部署；而攸關落海後生存時間的防寒飛行衣，也未能全面到位。從座艙系統、飛行安全機制，到個人生存裝備，幾乎每一道原本用來降低風險的防線，都同時出現缺口。

在這樣的條件下，事故已難被簡化為「單一裝備延宕」或「個別技術失靈」。它反映的是一個更深層的制度性問題：當高度複雜的作戰平台持續投入高風險訓練時，安全究竟是來自於「已通過的軍購」，還是必須建立在「已完成的部署」之上？

近年國防論述中，常見把「軍購」與「安全」畫上等號的說法，甚至逐漸形成一種不易被質疑的默契。然而，預算通過僅意味行政程序完成；系統是否到位、整合是否完成、實際可用性是否經得起驗證，才是安全得以成立的關鍵。如果裝備仍處於「尚未完成部署」、「尚未獲得」的階段，軍購就無法自動轉化為風險的降低。

因此，問題核心不在國防預算，而在制度是否允許社會清楚掌握：哪些系統已完成部署？哪些仍處於過渡狀態？哪些關鍵風險，仍實際由第一線人員自行承擔？畢竟，過去已編列並核定的裝備項目，從新式戰機到攸關生存的個人防護裝備，至今仍陸續出現交付與整合落差，這本身就再次證明，預算通過與安全到位之間，從來不存在必然的等號。

然今年初黨籍立委、與賴清德總統同屬新潮流系的立委林宜瑾稱有逾廿名綠委連署提案，主張將兩岸條例更名為「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條例」，並刪除「一國兩區」的法律表述。隨即陸委會及民進黨黨團幹事長踩煞車，強調條例係依憲法增修條文授權制定，任何修正皆須「社會多數共識」，形同對此案設下制度性防火牆。

儘管行政院版修法與立委版修法方向不同，但兩者卻構成一組分進合擊、高度互補、分工明確的政治操作：前者著眼於國安治理的可行性與風險控管，後者則扮演政治立場的前導與測試角色。

首先，賴清德作為派系共主的地位依然存在。儘管各派系的投入強度明顯不一，連署名單以新潮流、蘇系與新世代成員為主。林宜瑾領銜、政策會執行長吳思瑤同屬新系，陳瑩、王美惠等縣長參選人亦為賴親自徵召人選，形式上呈現「派系共治」，實質上仍以新系為主導。

其次，黨中央並未、也不可能公開主張以「兩國論」作為憲政與修法正式方向。一旦由黨中央主導提出兩國論修憲或修法，不僅須更改條例名稱，也將牽動「中華民國」在兩岸法律架構中的定位，涉及憲法增修條文與兩岸條例的雙重修正，其政治震盪與外部風險頗高。

復次，立委版提案為行政院版本「墊高協商籌碼」。以「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條例」為訴求的修法，高度強烈象徵性，不僅有助凝聚深綠支持者，也凸顯行政院版修法的「務實、溫和與技術性」。在地方選舉與中間選民結構考量下，這種「高舉理想、低度落實」的雙軌策略，助於民進黨達成選票極大化目標。

整體而言，此案更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測試與角色分工：行政部門負責風險控管與制度穩定，立法部門部分成員則承擔價值倡議與動員功能，兩者共同構成民進黨在國安治理、意識型態與選舉現實之間的動態平衡。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說，辛上尉座機任務電腦（ＭＭＣ）故障，讓他無法參考飛行姿態。自動防撞地系統，是鳳展專案一部分，二○二三年宣稱會在二○二五年前完成安裝，但現在別說完成，根本沒有到貨。

回想過去，中華民國雖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援與美方軍售仍逐年減少。當時蔣中正總統深知不能永遠依賴外國武器供應，因此決定推動「國防自主」。

一九六九年中科院成立，就是為了：一、國防自主，擺脫對美援的依賴，建立自製武器能力。二、安全防禦，應對中共軍事威脅與核武發展。三、科技育才，建立國防科研體系，培養專業人才。四、民族精神，承繼孫中山「科學救國」理念。

可惜今天我們國防仍不能自主，繼續依賴外國武器供應；安全防禦，則是美國叫我們要扮豪豬讓中共吞不下去；科技育才遠不如半導體產業；民族精神，也在教改後不見。

此時回想蔣中正的遠見，對比現代政治人物不擺脫對美依賴的思維，更說疑美論會造成台灣的分裂，倚美自重，只知編列大筆軍購預算孝敬美國，但國防還是不能自主，戰機任務電腦故障不會修，防撞地系統下單了也還沒到貨；安全防禦則是完全聽美國指示，現在還叫我們要編預算，扮豪豬；更不用說國防科研體系沒人關注了。

美國要我們扮豪豬，可能他認為我們可以。但看去年底中共圍台軍演，我們的國防部只能說一切在掌控之中，然後提「堅韌台灣」影片因應。這樣算不算豪豬？

另外，這次中共軍演，川普說他不擔心，而美中軍方去年十二月中還在華府會談，川普也期望今年跟習近平能有四次會面，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則說盼與中共合作，難道是因我們可以獨力扮演豪豬了嗎？

當美中開始建立默契，而賴總統只能硬著頭皮扮演豪豬，期望自己不要被中共吞下去。但若「豪」還沒到位之前，我們究竟是要扮演什麼樣的「豬」呢？

賴清德政府上任以來，反覆強調「民主同盟」、「價值外交」與「抗中保台」，並將台灣安全全面嵌入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架構之中。然而，問題不在於台灣是否應與美國合作，而在於：台灣是否仍保有足夠的外交、戰略與政治主體性？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附庸」一詞，恐怕不再只是情緒化指控，而是一種值得嚴肅面對的現實描述。

首先，在外交立場上，賴政府呈現明顯的「選擇性道德」。對中國大陸的軍演、施壓與統戰行為，政府反應快速且措辭強烈；但面對美國及其盟友高度爭議的行為，卻往往選擇沉默，或僅以「與理念相近國家站在一起」含糊帶過。這種雙重標準，已使台灣的價值外交逐漸淪為政治工具。

其次，在國安與戰略論述上，賴政府高度美國化，幾乎完全複製美國印太戰略的語言體系。台灣的安全敘事，不再是從自身社會承受能力、經濟韌性與戰爭風險出發，而是被鑲嵌進美國的全球競逐框架中。當台灣只被定位為地緣政治棋盤上的一枚關鍵棋子，而非有自主判斷的行為者，主體性自然逐步流失。

第三，在軍事與財政決策上，對美依賴日益加深。國防預算快速膨脹歷史新高、軍購高度集中於美國，卻遲遲延誤交貨，相關決策往往以「抗中」為優先，卻缺乏對國內社會充分說服。根據遠見近期公布的「二○二六民心動向調查」，針對兩岸發生戰爭只有百分之廿五的民眾願意自己或家人上戰場，顯見台灣民眾對是否願意承擔戰爭風險、是否相信政府能避免戰爭，態度高度保留。

更值得警惕的是，賴政府在兩岸政策上幾乎放棄戰略緩衝空間，將路線鎖定在對抗、嚇阻與國際化，卻缺乏任何降溫或風險管理設計。這固然符合美國「以台制中」的結構性利益，卻未必符合台灣可長期承受的安全與經濟成本。

綠營支持者常常辯稱，台灣別無選擇，只能依賴美國。然而，依賴與附庸之間，差別不在於是否合作，而在於是否仍能說「不」、是否還有「慢一點」的空間。若政府在關鍵戰爭與和平議題上，只能配合、承擔與沉默，而無法對盟友提出自主判斷，那麼即使形式上仍是主權國家，實質上也已趨近附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