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斷近十年的「國共論壇」，傳將重啟；鄭麗文與習近平的「鄭習會」，也浮出檯面。民進黨立馬膝反射，批評國民黨「背離主流民意」、「淪為統戰工具」，更質疑有條件交換。簡言之，就是指控國民黨會賣台。

這類批評，國人並不陌生。所有兩岸交流，只要是國民黨主導，民進黨的抹紅從未改變。然而，民進黨執政近十年，兩岸局勢緊張已瀕戰爭邊緣。民進黨不僅無心無力處理，更當成政治資本炒作，已完全失格；用抹紅把戲老調重彈，更是失德。

諷刺的是，民進黨視兩岸交流為洪水猛獸，但近半年來，已有十幾個國家元首級政治人物訪問中國，並與習近平會面。其中，包括法國總統馬克宏、澳洲總理艾班尼斯、印度總理莫迪、南韓總統李在明等。按民進黨邏輯，難道馬克宏是在「賣法」，李在明在「賣韓」？

這些國家，無一不是民進黨聲稱的「抗中盟友」。但政治對峙是一回事，基於經濟互利及為和平而交流，又是另一回事。加拿大總理卡尼，今天也將訪中；今年四月，川普也可能和習近平舉行「川習會」。民進黨的思維，顯然看不到國際的車尾燈。

從選舉的角度，民進黨抹紅不斷，無論國共論壇或鄭習會未必對國民黨有利。但到底誰在「背離國際主流民意」，抹紅有沒有道理，其實已見分曉。

台肥董事長李孫榮去年底突遭撤換，府院欲安排政院中辦副執行長吳音寧接掌，卻因輿論炸鍋，高層被迫收手，改由總經理張滄郎升任。詎料，時隔兩個月，台肥總經理人事遺缺發布，竟由僅當過台南柳營農會總幹事的陳右欣出任。連總經理職務也能拿來酬庸，賴政府的用人低標，再次打破眾人三觀。從吳音寧到陳右欣，在賴政府眼中，台肥似乎是一塊不容他人插手的大肥肉。

賴政府上台後，「台南」成為關鍵字。諸多內閣官員出自台南幫，兩家本業為裝潢與鞋業的公司，變更商業登記不久後即順利拿下大筆軍火標案，也出自台南。不到四十歲即接任台肥總座的陳右欣，同樣出身台南。這樁人事安排看似突兀，但仔細爬梳其背景，即不意外。

陳右欣在賴清德總統擔任台南市長任內，即進入台南市農業局，十年前出任柳營農會總幹事。二○二二年，她經賴清德推薦入黨，她也利用自己在農會的資源和人脈，賣力為賴清德輔選、抬轎。其後，不僅入列民進黨不分區，政治行情更隨賴清德出任總統水漲船高。前兩年，陳右欣轉任農業部專門委員，未聽聞她有突出建樹，如今竟三級跳升上台肥總經理的肥缺，當然引發外界議論。

陳右欣雖具有農會歷練，但柳營農會編制僅一百人，與台肥的規模及複雜度有如天壤之別，且績效在全台農會不算突出。再者，過去台肥總經理多由具材料化工背景者或由內部系統晉升，熟悉公司內部經營。再對比陳右欣的專業與經歷，是不是酬庸，答案已很清楚。

公營或泛公股企業酬庸人事雖時有所聞，但多為董事長這類「門面」或「門神」職務。至於總經理，則肩負公司經營重責，理應由專業經理人擔綱，不該成酬庸標的。尤其台肥是上市公司，須對眾多投資人及公股負責；未料，這個「理應」也被打破。如此專挑肥肉下手的無顧忌吃相，如何教民眾心服？

台肥人事為何屢屢引發爭議？台肥在一九九九年民營化，至今農業部仍持股廿四％，是最大單一股東，經營權仍由政府掌控。台肥目前最大的利益並非來自肥料買賣，它擁有龐大的都會土地資產與精華區地上權合約，才是主要收入關鍵。台肥光在台北即擁有近六百筆土地資產，其中在南港資產市價就上看千億，成為各方爭逐標的。

這種「政府持股加龐大地產」的國營或泛公股公司，往往就是弊端、官商勾結與利益輸送的溫床。當年，吳乃仁的台糖弊案，就是賤價出售台糖土地資產。在吳音寧傳出將接台肥董座時，前政務委員張景森曾疾呼，台肥應完成不動產處分的透明制度並推動公股退出台肥的改革，派系也應退出公營事業人事。對此，賴政府卻當成耳邊風。

賴政府先前強要安插吳音寧，最後在輿論反彈下被迫轉彎，卻未學到教訓。如今，派出仇恨值及知名度未若吳音寧、但適格性卻更有問題的陳右欣出任總經理，更坐實了「台南幫」的排他色彩。這幾年，台肥正積極投入綠能轉型及資產活化，陳右欣會是合適人選嗎？張景森的諍言，有如狗吠火車。從吳音寧到陳右欣的人事，一再印證賴政府如何把台肥當成嘴邊肥肉，緊咬不放。這種把「國家當私器」的心理，比起陳水扁的貪瀆，又好到哪裡？

陳右欣是否真夠格接任台肥總座，農業部必有一番美化說詞，一如當初護航吳音寧般。事實上，民進黨人只要捫心自問：如果台肥是自家公司，自己會不會邀請陳右欣來主持總經理職務？一聽答案，即可分曉。

台灣去年的經濟成長率可望突破7%，是本世紀除了2010年金融海嘯後復甦的特別一年外，經濟成長最高的一年。展望今年，關乎經濟成長GDP各成分可望維持榮景或有所改善，因此在去年高基期之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仍很有機會突破4%。亮麗數字後的細節值得進一步深究思考。

就出口而言，一如預期，在人工智慧方興未艾的發展下，晶片與AI伺服器仍將是今年創造貿易順差的主角，相對的，一般傳統產業如果與AI無直接相關，仍會持續面對挑戰、辛苦經營。產業的K型發展將是未來台灣亟需克服的問題。就投資而言，在稅收充裕下公共建設可望維持不墜，民間投資在科技產業市場機會的引領下也可預期有不錯的表現。

值得一提的是內需消費。去年民間消費的成長率僅約1.5%，是疫情後的新低，原因除了先前的高基期之外，汽車消費在汽車關稅可能調降的預期心理下極為薄弱是重要原因。展望今年，汽車消費可望因補償效果而擴增，一般消費在薪資調漲、股市財富效果、政府多項福利政策支出及新世代高購買力下，也可望再現榮景，為經濟成長挹注去年所缺乏的動能。

樂觀的經濟成長展望下也並非沒有疑慮。產業發展的榮枯不一，也帶來薪資水準的兩極發展。薪資改善困難者還須面對日益上升的物價，心理上的相對剝奪感強，形成社會不穩定的因子。所幸半導體領軍的電子科技業不但享受空前利基，也使政府稅收充裕。政府要能將稅收妥善用於擴大社會安全網，才能將經濟成長成果擴散分享，避免貧富差距擴大而造成動盪，這應是台灣經濟要能朝長期穩健發展、兼顧成長與分配的關鍵課題。

只可惜在稅收充裕後，朝野各界對此的討論極少，反而陷於財劃法爭議的僵局中，加上大選逼近，各式譁眾取寵卻嚴重扭曲市場機制的政策買票作為不斷出籠，充裕稅收能否有效率地運用實令人憂心。

另一個重要課題是如何面對發展遭遇困境的產業或企業。務實而言，必須體認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企業的事實。儘管是眾所擔心的工具機產業，在面對美國關稅調升及更激烈的國際競爭下，仍有企業業績暢旺、加班不斷。企業表現的差異固然有源於產品類別不同的因素，例如是否供應AI相關產業，更多的是許多企業長期進步遲緩、喪失競爭力。面對後者，政府應有更積極的因應，例如轉業或協助退場等調整策略，不宜一味保護而造成資源錯置，畢竟以台灣有限的資源還想發展許多新產業，就必須騰出土地水電勞工等資源，將有限資源做良好的配置才有可能使產業發展可長可久。

前不久，經濟學人雜誌指稱台灣經濟罹患了「台灣病」，其內容固然過於誇大而言過其實，例如以大麥克指數來斷定新台幣匯率嚴重低估，但其若干論點仍有值得思考之處。以新台幣匯率而論，雖然不易論斷是否過度低估，但置於政府長期偏重出口導向政策的架構來看，新台幣的低估也只不過是眾多類似政策中的一環，並不令人意外。重要的是長期偏重出口誘因的政策現今是否仍合適實值得深思。早年低成本、高獲利的出口環境當然值得傾國家之力全力一搏，但是當成本高漲、獲利萎縮之時，仍以政策誘導將資源大量投注於出口產業，導致貿易依存度在全球名列前茅，恐怕不再是最好的資源配置方式。在人均國民所得邁向4萬美元之際，如何將資源配置於能有效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內需產業以真正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應該是今後值得努力的方向。

賴清德總統在去年520時，曾揭示「台灣的經濟體質必須調整，要兼具出口導向與擴大內需，兼顧科技研發實力與傳統產業升級，兼備強化軟體發展與生產製造」，這是不易做到的理想目標，值得政府與全民共同努力。

目前，中國大陸原油進口核心主力來自中東與俄羅斯，合計占比約六成。至於受美國制裁或實質掌控影響的委內瑞拉與伊朗，即便計入透過第三方轉口、洗產地後的「灰色流量」，合計份額通常在一成至一成五之間。因此，美國壓制這兩國能源輸出的戰略意義，在於精確打擊中國大陸尋求「非美控的廉價能源」管道，迫使北京須在動盪的國際市場中支付更高的戰略溢價，並將採購需求轉向更易受美國金融體系監控的石油公開市場。

美國對委、伊石油貿易的干預，本質上是利用其在金融與航運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再透過美元結算系統的排他性與次級制裁威懾，即能有效阻斷大型金融機構參與受到美國制裁的非美世界之能源交易，迫使中國大陸須依賴效率低下、風險高昂、雙邊局限的小型結算窗口。

此外，全球海運保險市場高度集中於西方國家，當美國實施制裁封鎖時，相關油輪將面臨「無處投保」困境，不僅拉高物流的摩擦成本，更限制「影子船隊」的規模效益。這種戰略彈性構成一種心理威懾，意即美國能依據外交需求隨時收緊或放寬制裁絞索，使中國大陸的能源供應始終處於高度不確定的狀態之下。

評估能源制裁對中共攻台的嚇阻實效，須區分戰爭發展的不同階段與軍事邏輯。在衝突爆發後的短期作戰階段，石油制裁的物理約束力極其有限，因為中國大陸具備全球領先的戰略石油儲備，足以支撐九十天以上的常態消耗，且戰時軍隊擁有絕對的燃料撥付優先權，制裁天生的延遲性，使其無法全然阻止開戰瞬間的軍事決策；絕對不會是一個有效的煞車，除非已提前實施制裁。

然而，若戰事陷入持久消耗戰，能源壓力將從邊緣轉向核心，將迫使國家在軍事需求、民生穩定與工業生產間作痛苦的資源選擇和博弈。此時，被美國封鎖的委、伊進口管道和占比將成為能源體系的致命傷，導致中國大陸社會運作失速，甚至拉高政權穩定性的風險。這種對「戰後長期崩潰」的預期，迫使決策層在權衡「動武紅利」與政權生存代價時，須面對「勝而不利」的風險。

中國大陸積極透過能源多元化策略來規避脆弱性，但各類替代路徑在面臨全面制裁時仍顯力有未逮。美國由能源封鎖、金融脫鉤、馬六甲航路控制、關鍵科技限制，讓台海戰爭不再只是區域性的軍事對抗，而變成一場涉及全球體系的結構性衝擊。能源制裁的終極意義，在於讓決策者意識到開戰是可能導致國家長期停滯的毀滅性賭注。

能源是一道戰略枷鎖；美國不論是對委內瑞拉，或箭在弦上瞄準伊朗，均牽一髮動全身；蝴蝶效應不斷放大，間接影響了台海局勢。

今天是蔣經國總統逝世卅八周年紀念日，經國先生應該是最被老一代台灣人尊敬的政治人物，他執政期間深入基層、廣求民瘼、結交民間友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身為威權統治的既得利益者卻親手終結威權。如果不是他晚年宣布解除戒嚴，國民黨的任何一個後繼者應該沒有足夠的威德做這件事；如果不是他的寬容，「美麗島事件」的首犯，可能沒有機會成為催速台灣自由化腳步的英雄。

胸襟、格局、寬容是蔣經國給台灣社會留下的典範，面對族群差異，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是台灣人，我也是中國人。」相較於現在民進黨動不動就把政治異己貼上「賣台」、「中共同路人」、「中共統戰的在地協力者」，蔡英文總統說在她任期內「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應該是民進黨執政以來「聽起來」最具寬容的談話。

胡適之先生一九五九年於〈容忍與自由〉一文提到：「我總以為容忍的態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們也可說，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這樣：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稍微理解自由社會特色的人都知道，自由社會不可能思想一統，政治理念不同，是「自由」必然的結果，因此把政治異己當敵人，不只是不懂自由，而且是濫用自由。

事實上賴清德總統就任以來，面對政治衝突從不反躬自省，反對者永遠是錯的，只要不符合他理念的都是「毀憲亂政」，儼然把自己當成公理正義的化身；他從來沒有體會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彌勒的提醒：「只要是人，都可能犯錯」，難道他真的以為自己是「賴神」，所以永遠不會錯嗎？

一個永遠不會錯的總統，其實是可悲的，因為他無法從不同的聲音中汲取養分，讓自己的決策變得更好。更惡劣的是，他的好戰性格，使他即使擇惡卻也固執，所以在台灣內部製造敵人。也許賴總統是正派的，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公民」，他在政治領域的表現，完全抵觸自由需要容忍的精神。因此賴總統自稱自由民主捍衛者，實在相當諷刺。

「台灣應該何去何從？」只要具有一點思辨能力、可以自由表達自己想法的人，對這個問題一定有不同的答案。若一個人把自己的政治主張當成唯一的標準答案，且使用語言暴力羞辱異己，那麼即使打著自由的旗幟，其實是自由的敵人，只有懂得容忍異己的人才理解自由。

經國先生逝世紀念日特別令人感慨，今天充分享有自由的台灣人，對自由的理解和實踐卻不如一個威權統治者。

已故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教授來栖三郎，於昭和廿八年（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日，在立命館大學法學部所召開的第十二次日本私法學總會第二日全體會議，以「法的解釋與法學家」為題，在「一般報告」中，曾嘲諷地說：「法律家是何等的神氣啊，常常將自己的解釋，作為客觀唯一正確的解釋，以具有客觀性自詡；可是依其觀點而言，法律家又何等的不爭氣，萬事都想依賴法規，認為社會都須普遍受其規範，若不作這樣的想法，就靜不下心來。法律家更多麼虛偽而無責任啊，無論如何明明是主觀上的主張，卻在客觀的名義庇護下，假借法規作出解釋！」

來栖教授當時的發言，可以說震撼當場，根據當時參加會議的清水誠教授說：「當時聆聽時所受到的感動，讓我終身難以忘懷，記得當時滿場的聽眾都深受震撼，整個會場一片寂靜，鴉雀無聲」；唄孝一教授也說：「一九五三年日本私法學會的研究報告中，對法律家的批判，是他此生所遇聽到最令人感動，銘記於心的一刻」，連法學大家長作總結時，亦情不自禁地稱讚來栖三郎的嘲諷之語，讓人無法忘懷！

我當大法官時，常引以此為誡，最近看到大法官一、二號判決，不免大失所望。我國憲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明明規定：「本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向來大法官解釋的可決人數，不論是先前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乃至現行的「憲法訴訟法」，都依此設有明文。

即使是修正前的憲法訴訟法第三十條規定：「判決，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參與評議，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更是重中之重。目前大法官現有總額共計八人，三位大法官具有睿知，既有不同的意見，則拒絕參與評議，毌寧是彼等當然之舉。如果他們也參與評議，判決就成立了。大法官要使「判決」成立有效，要嘛就說服其中一人參與評議，要嘛就以拖代變，豈可逕行「公布」不成立的判決，豈不貽笑方家！

語有之：「事不過三」，一已違憲違法，再則愚不可及，豈可再三乎。拜託五位大法官們，給法官做個好榜樣吧！

寒流來襲、氣溫驟降，在台中街頭，仍不時可見流浪漢蜷縮於騎樓或街角，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只能憑著單薄外衣撐過漫長寒夜。這些鏡頭不在經濟統計之中，卻真實存在於城市的角落；衡量國家發展，豈能只看亮眼數字？

近來股市在半導體與ＡＩ產業帶動下，一片紅通通，政府高層屢屢對外宣示經濟表現「相當突出」。然而，若從資本市場回到民生現場，卻可清楚看見另一種趨勢—落在貧窮線附近的民眾不減反增，且貧窮現象正快速年輕化。

低薪結構長期未解，物價與房租節節上升，讓許多年輕人即使全職工作仍難累積資產，只能選擇不婚、不生、不敢規畫未來；這並非個人不努力，而是制度性壓力下的集體困境。

此時再想到飛官辛柏毅因執行任務而墜機失蹤，令人倍感沉痛。國軍官兵長年在高風險環境下執行任務，為保家衛國承擔生命代價，卻仍面臨裝備、待遇與制度保障備受檢視的現實。照顧軍人若僅停留在口頭致敬，卻未能在風險補償、家屬保障與退役銜接上有實質改善，如何令從軍者安心？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政治的核心不應只是權力操作，而在能否成為人民信賴、指引方向的北極星。當前社會真正期待的不是無休止的政治對立與算計，而是政府能否放下鬥爭，以同理心看見二千三百萬人民如何為家庭、為社會、為國家默默付出。

在這寒冷時節，民眾需要的不是政府自我陶醉的成績單，而是有溫度的政策、有感的改革與可期待的未來。唯有讓社會安全網更綿密、低薪結構得以鬆動、軍人獲得實質保障，施政才能為社會帶來一絲溫暖與希望。

米勒口中的「鐵律」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固然不假，但二戰後的國際體系正是為了摒棄這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建立。如今川普團隊似乎決意從規則的維護者，轉身成為規則的破壞者，擁抱「強權即公理」。川普對格陵蘭的覬覦並非出自經濟考量，畢竟丹麥每年需補貼該島六億美元；他看中的是隨著極地冰蓋融化而浮現的絕對戰略價值，包括控制格陵蘭—冰島—英國通道的水下態勢感知、監視俄羅斯潛艦進入北大西洋通道，以及掌握北極新興貿易航線。然而，美國早在一九五一年即與丹麥簽訂「接受防禦任何針對格陵蘭島襲擊的法定義務」並保持良好合作，若川普執意要透過購買或施壓來擁有格陵蘭，不僅多此一舉，更可能導致北約體系瓦解。

對台灣與印太地區而言，「唐羅主義」最深遠的影響在於向北京和莫斯科傳遞危險訊號。如果美國可在西半球肆意遂行單邊主義，將拉丁美洲與北極視為自家後院而無視盟友主權，那麼中國在台海、南海的灰色地帶行動，以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都將獲得某種程度的「大國勢力範圍」合法化。當美國將戰略重心聚焦委內瑞拉與格陵蘭時，美國對中國的關注似乎正在降低，美中關係正滑向大國瓜分勢力範圍的Ｇ２格局，對處於地緣政治前端的台灣而言絕非好消息。

面對川普將目光轉向格陵蘭，任何指望川普轉彎、在關鍵時刻退讓的想法不切實際；丹麥不能用實質讓步來換取程序承諾，也不能指望透過犧牲部分利益達成最終協議。任何片面讓步，無論是開採權或擴大軍事基地都不會滿足川普的胃口，反而會被視為軟弱，鼓勵他提出更多更荒謬的要求。因此，面對格陵蘭危機，歐盟應尋求與丹麥及格陵蘭達成協議，象徵性派遣軍隊協防格陵蘭；這並非為了與美軍交火，而是建立川普若想「強行接管」，就必須面對「俘虜盟軍」的巨大政治代價。美國國會很難批准這種導致北約崩潰、讓美國陷入孤立，並讓中俄漁翁得利的軍事冒險。

歸根究底，真正的強大並非來自掠奪盟友領土；若美國繼續沉迷於米勒口中的實力與武力，忽視讓美國強大的法治與聯盟體系，那麼「這股力量」終將從指尖流逝而落入競爭對手手中。川普這場「唐羅主義」的西半球豪賭，賭上的不只是格陵蘭歸屬，更是西方民主陣營的團結與國際秩序的存亡。

一開始推１９９９的主要目的是節費及便民，過去是由市府各局處建置專線，民眾十分困擾，遇到市政問題不曉得如何找到正確窗口。１９９９承擔了總機的角色，將原本去電各局處的話務收攏至單一專線，除讓公務人員辦公時減少干擾，更節省了各局處數千萬元的話務費，當時每月可服務五萬通進線量。

時過境遷，１９９９像一個有機體逐漸茁壯，成長為無所不包的客服中心，可觀測民眾需求、協調派工、追蹤案件，並發展多語言及視聽障服務。青春期的１９９９生意勃發，介接防災系統，俾能及時提供災防資訊給民眾，並增加市政透明度，與其他陳情系統例如市政信箱等整合，利於管考追蹤，強化市政回應力。

同時，北市１９９９已成為全國進線量最大的地方政府熱線，平均每月服務十四萬八八六八通電話，較二十年前成長三倍。若要應付每天約三千通的話務查詢量，勢必要擴容及增加人力，且是不可逆趨勢。市府即思考，是否花費千萬完成ＡＩ系統建置，以應付日益龐大且查詢問題五花八門之話務服務？

此刻的１９９９話務人員，特別是新進同仁，可將原本每通電話查詢的平均所需時間，由二十秒大幅縮短至二秒，節省了九成的處理時間；除擴充服務的能量，更能專注於服務品質的提供，從單純回覆問題進化到聆聽民眾需求。

這是怎麼做到的？秘訣在於把１９９９前台的語音對話，利用ＡＩ同步轉成文字，並納入後端的常問問題（ＦＡＱ）資料庫；ＡＩ同步查詢，從中篩出匹配度最高的答案，秀在話務人員螢幕上以方便其回覆。過去話務人員需人工側聽電話並速記重點，再手動查詢資料庫作回覆，如今「人機協作」模式可讓話務人員專注聆聽民眾問題、給予情感支持，不僅增強其服務的滿足感，也讓外部顧客得到貼心答覆。

此外，過去ＦＡＱ資料庫的蒐集及更新，皆靠市府各局處官網資料，較不利於資料介接，需仰賴資深人員的經驗校正。結合ＡＩ後，民眾詢問的內容如同大數據般，可於儲存後不斷回饋給演算法，再配合深度學習鍛鍊其精確度。一個市政服務能挺過四位不同黨派市長，足足證明它的普遍性、需求性、可持續性，這豈非台灣朝野僵峙的最佳對照組？為政者應在乎民眾幽微的感受，亦即施政的溫度。（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因應國際、兩岸情勢，台灣增大為一點二五兆國防特別預算案持續延燒。其實，去年三月，當時美國準國防次長柯伯吉、聯邦參議員蘇利文就曾對立院刪凍國防預算表達疑慮、感到不安，還點名國民黨；稍晚之後，ＡＩＴ就陸續拜會在野政黨。我們必須看清背後的權力結構，亦即台灣已被深度綁入美國的印太戰略，成為對抗中國的「不沉航母」；美國官員與政治人物的動作，非出於對台灣安全的真誠關切，而是擔心其「戰略資產」沒有按計畫「武裝到位」。

這種施壓本身就暴露一個殘酷事實：台灣在美中博弈中已失去自主性，當外國官員可公開對一個民主國家的預算審查程序指手畫腳，這就是主權淪喪的徵兆；更諷刺的是，這些要求台灣「多花錢買武器」的人，其背後往往就是美國軍工產業的利益集團。

美國對台灣說三道四的邏輯很簡單，台灣軍力愈強→對中國威脅愈大→中國更需要美國制衡→美國戰略價值提升。但台灣的困境是：軍力愈強→北京紅線壓力愈大→武統急迫性上升→台灣實際安全反而下降。這是一個「為美國利益服務卻損害台灣安全」的零和困局。

當柯伯吉等人譴責預算刪減時，他們絕不會在意：即使台灣把ＧＤＰ的一成投入國防，面對解放軍兩千架軍機、六百艘軍艦、數千枚導彈，台灣到底能撐多久？這些天文數字軍費，到底是為了「防衛台灣」，還是「讓美國有介入藉口」？

既然軍事化是死路，真正的和平穩定策略就須建立在清醒的現實評估之上，當前兩岸關係最危險的狀態不是「統獨對立」，而是完全失去溝通管道。二○一六年後兩岸官方對話幾乎中斷，這意味著任何誤判、意外都可能直接升級為軍事衝突；即使不談政治議題，至少在經貿、人員往來、突發事件處理上也應要有常態化溝通。歐洲冷戰期間的「東方政策」、古巴飛彈危機後的美蘇緩和，都證明對話永遠比對抗安全。

台灣必須清醒認知：美國的利益是「維持台海現狀以牽制中國」，而非「協防台灣到底」；川普曾公開質疑為何要為台灣而戰，拜登的「戰略模糊」本質上也是保留不介入的選項。

台灣最大的安全保障不是飛彈，而是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如果台灣的民主淪為民粹、治理失能、貪腐橫行，無論軍力耗資再巨大，都會失去國際道德支持，也會讓人民質疑「這樣的制度值得捍衛嗎？」台灣不是完全不要國防，而是要理性投資；我們需要的是「足夠嚇阻」而非「軍備競賽」，台灣需要的是「讓武力犯台成本高到不划算」的不對稱戰力，而非「與解放軍正面對決」的幻想。

柯伯吉、蘇利文們的憤怒，本質上是要求台灣當好「棋子」的角色；但台灣人不是棋子，我們有權利追求真正的和平，而非為大國博弈當砲灰。台灣必須清醒：當前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與安全？還是為了別人的利益而走向戰爭？選擇權在我們手中，但隨著中共軍演的頻密、隨著台灣生存空間日益有限，時間愈益緊縮，都讓戰爭更近一步；每一次拒絕對話，都讓和平更遠一點。

勇敢不是購買更多武器，而是有智慧選擇和平。這才是對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真正負責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