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政治是「眾人之事」，但只要看看政治人物都在吵什麼，即可知他們更在乎的，其實是個人恩怨。民進黨台南市長提名人陳亭妃去拜訪「挺憲派」議長邱莉莉，希望尋求黨內大和解；未料，因陳亭妃拒絕簽署對方所提的「切割郭信良」協議，大和解首站便告破功。

這個「推派西瓜都能當選」的綠都，果然不同凡響。先前初選，全市綠營人物都跑去幫賴清德屬意的林俊憲站台，結果民調仍是陳亭妃勝出。林俊憲落敗後也表態會全力支持陳亭妃，誰知他的人馬卻不罷休，硬要給陳亭妃難堪。「團結」二字說來容易，終究只是說說。

柯文哲南下陪民眾黨參選人張□楷掃街，和民眾合照時，竟演出對同黨女性林昱孜「架拐子」及「飄白眼」事件。雖是細微的動作，卻也引起不少議論，有人認為他不改「厭女」本色，有人認為他藐視下屬。倒是林昱孜本人樂觀以對，說這場「誤會」，反而讓她流量和知名度飆高。問題是，從政難道就只是為了「流量」？

就像江啟臣和楊瓊瓔在台中市的「姊弟之爭」，到底在爭什麼，也令人費解。如果說兩人各擁有一方實力，那麼民調一做，便見分曉。事實上，民調數字也早就有了，卻有人故意添亂。結果，本來盧秀燕就可以擺平的事，現在加了鄭麗文都還搞不定，真不怕選民看了厭煩嗎？

年底九合一選戰，民進黨昨天完成新一波縣市長提名後，在多數縣市已就定位；反觀國民黨則在多個縣市協調陷入僵局，競爭者甚至惡言相向。從黨中央到地方，若只能坐視紛爭持續，過去選舉分裂敗選情事，只怕歷史重演。

今年選戰，國民黨在多個縣市執政已兩任屆滿，優勢有限。民進黨搶先備戰，含二個現任已在十五個縣市各就各位，尤其藍綠實力相近的激戰選區幾全完成提名。而國民黨扣除五個現任僅完成四個縣市提名，激戰區幾乎都還在協調中。

雖然先提名不是勝選保證，但各選區提名後還要處理黨內整合問題，更可能還須進行「藍白合」協調，時程緊迫。國民黨提名聲聲慢，得到三月底才提名完畢，不但引發基層焦慮，也有分析指出，諸如新北、台中等原本國民黨的優勢選區，藍綠差距已拉近。尤其過去國民黨不乏因初選紛爭或大選分裂而敗選之例，如二○一四年基隆市、二○一八年桃園市與二○二二年澎湖縣，都是慘痛的教訓。

這次選舉提名協調，最引人注目者莫過於台中市和新竹縣。台中市是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和立委楊瓊瓔之爭，雙方對初選機制和時程都無共識，協調破局；楊瓊瓔說自己被「突襲」，外界則傳言楊瓊瓔不願妥協，是欲爭取江啟臣的副院長寶座。新竹縣是立委徐欣瑩和副縣長陳見賢之爭，兩人互批「球員兼裁判不正常」、「翻桌情勒黨中央」，形同翻臉，只能採幾已絕跡的「黨員投票加民調」黨內初選；且兩人戰意甚強，外界認為都有脫黨參選隱患。

國民黨在台中市和新竹縣的危機，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其餘尚待協調的「激戰區」或「藍白整合區」，還有新北、花蓮、宜蘭、彰化、澎湖、嘉義市等。每個縣市都有不同的整合難題，而且牽一髮動全身，即使只是少數縣市黨內分裂，或藍白各自為戰，都可能引發連鎖效應，讓民進黨得利。

國民黨會造成如今局面，黨中央難辭其咎。黨主席鄭麗文「新手上路」，上任後重心不在選務，對提名複雜度顯然輕忽，加上對地方缺乏掌握力，以致對提名欠缺整體戰略規畫，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或交由地方協調處理。但地方諸侯各有盤算，黨中央只能消極面對，以拖待變。

國民黨地方心態，也是問題。提名競爭激烈縣市，都屬藍營優勢或有可能獲勝縣市；黨內菁英願挑戰艱困選區者幾希。不少爭取提名者是為個人政治利益而戰，並非爭取黨的勝利最大化。且在擁有立院最多席次、大罷免大失敗，以及民進黨執政滿意度節節下降等因素下，國民黨內「重返執政」氣氛濃厚，過去「搶位子」的心態又逐漸浮現。那個讓人熟悉的、「內鬥內行」的國民黨，似乎又回來了。

但從二○一四年九合一大選國民黨慘敗的經驗看，所謂「優勢選區」其實是虛妄的。國民黨是否團結、能否提出好的人選，甚至在野黨能否團結對抗民進黨，都看在選民眼裡。如果只為私利，不顧全民利益；只爭個人輸贏，不惜讓民進黨得利，選民轉向也是理所當然；國民黨認為選民非支持自己不可，只是幻想而已。

二○一八年台中市長選舉，黨內提名階段，江啟臣僅以不到一％、小於誤差範圍輸給盧秀燕，隨即宣布退出戰局，並全力輔選，才能擊敗爭取連任的林佳龍，創造盧秀燕成為藍營縣市長領頭羊、江啟臣則躍居國民黨中生代領導菁英的雙贏。格局決定命運，藍營堅持爭到底的人物理應體會；而這樣的國民黨，也才能讓選民有感。

美國芳鄰加拿大不堪美國總統川普威脅，總理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簽訂經貿協議，帶來關係解凍。在其北方的格陵蘭正受美國強行購買或訴諸軍事併吞的威脅，歐洲許多國家發聲反對美國謬舉，結果招來川普提高關稅脅迫。

西方國家出現前所未有的內訌。在風雲變幻、波譎雲詭的國際格局中，「西方」這個曾經被視為穩固且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概念，眼下正逐漸解體。這一趨勢背後，是複雜而深刻的地緣政治、經濟和戰略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不僅重塑著國際權力的分配，更深刻影響全球未來的走向。

長期以來，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核心領導者，其戰略布局深刻影響著「西方」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二戰後，以北大西洋地區為核心，美國構建起了一個龐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聯盟體系。北約便是這一戰略布局的關鍵支柱，它將歐洲主要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美國憑藉其在歐洲的軍事支持和政治影響力，牢牢掌控著歐洲事務，歐洲國家也在美國的庇護下，享受著相對穩定的安全環境和經濟合作紅利。同時將歐洲納入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經濟秩序之中。「西方」概念在歐美緊密捆綁的格局下，顯得堅不可摧，成為國際政治中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

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調整，美國的戰略支點開始從歐洲轉向亞洲。東亞地區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日本、南韓等國家在科技、製造、貿易等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形成具有強大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美國為了維護其全球霸權，加大在亞洲的軍事部署，並在經濟領域試圖重新塑造亞太地區的經濟規則，削弱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這一戰略轉向使得東亞的重要性迅速上升，逐漸取代了北大西洋地區在美國戰略布局中的核心地位。歐洲，曾經美國戰略棋盤上的關鍵棋子，如今淪為帝國外撤路線上的一處景致，其在美國戰略考量中的優先排序大幅下降。

俄烏衝突的爆發及其走向，更是加速了「西方」概念的解體進程。烏克蘭逐漸陷入困境，即將面臨戰敗的局面。一旦烏克蘭戰敗，一場美歐之間的甩鍋大賽必將粉墨登場。這種相互指責將使美歐之間原本就存在的裂痕進一步擴大。

如今美國戰略重心轉移，對歐洲事務的關注度降低，歐洲國家在北約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日益式微。美歐在軍事戰略、防務開支分擔等問題上的分歧不斷加劇。隨著美歐關係的惡化，北約的衰落，「歐洲」這個曾經被視為統一整體的地理和文化概念，也面臨著瓦解的風險，和美國之間的猜疑和分歧逐漸顯現。

在經濟領域，歐盟內部也存在諸多矛盾和挑戰。歐元區財政政策不統一、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一直困擾著歐盟的發展。在應對俄烏衝突引發的能源危機和經濟衰退時，歐盟各國也難以達成一致的意見和行動，種種分歧使得歐盟在經濟政策上難以形成有效的聚合力，影響了歐盟的競爭力和發展前景。

歐洲有可能回歸為彼此猜疑的分散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各自為政，難以再形成像過去那樣強大的集體力量。在政治方面，歐洲的衰落將使得國際政治格局更加多元化；在經濟方面，歐洲市場的縮小和歐盟內部矛盾的加劇，將影響全球貿易和投資的流向，給世界經濟帶來不確定性。

「西方」概念的解體是地緣政治變遷的必然結果。未來，國際秩序將面臨重新洗牌，新的力量中心和合作模式有望崛起。歐洲國家需要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重新尋找自身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台灣應密切關注這一趨勢的發展，積極調整外交政策，抓住機遇，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崛起。

我方對於本次結果高調宣揚，顯然是要彌平上次疊加關稅引發的震盪，卻可能引發反效果。首先，美方發現我方如此高興，恐重新檢視原談判條件是否要求得「不夠多」，進而對我方增加要求、影響尚待簽署之書面貿易協議的期程；其次，他國注意到我方獲致「比較優惠」之結果，於是要求美方比照而造成美方困擾；再者是中國發出政治干擾，而這也發生了，中國外交部已立即表達反對美方與台灣簽署任何「具有主權意涵和官方性質的協議」。

有經驗的談判人員，即使內心對於結果高興和滿意，卻不形於外，甚至還應以「難過懊惱的相反表情」掩飾內心之欣喜，目的是讓對手鬆懈與鬆手。我方如此高調宣揚成果，或許是想諂媚川普，但確定他看了這情況不會覺得「有異」？一定感到高興嗎？

為了避免引發不必要之困擾，有經驗的雙方人員在談判結束時，偶爾會討論後續發布新聞稿或對外發言之處理原則，甚至不排除由單方統籌發布新聞稿，或程序上先經對方過目。

台美關稅談判事項，主要是美方以課徵高關稅要挾、提出諸多要求；我方則回應讓步方案，直至美方點頭。說白了，就是一方面由我方企業被動地出錢出人赴美投資，提振美方經濟實力；另一方面也是由我方降低關稅、擴大開放國內市場給美商。無論談判結果如何，都是美方得利、我方付出，頂多就是某些成果比其他國家「優」，實在不值得大聲張揚雀躍。某些比其他國家「優」者，也可能是因我國付出較多而獲得的「對價」，實質效益多寡尚待長期觀察。

美國公共廣播電視說，「川普一再威脅要吞併格陵蘭，並聲稱不排除動用武力的可能性，引起歐洲的恐慌和擔憂。」

川普這封寫給挪威首相的信，主要就是說「給我諾貝爾和平獎，否則就別怪我不和平」。挪威首相發表聲明說，「諾貝爾和平獎，我已經多次向川普總統說明，頒發該獎項是獨立的諾貝爾委員會，不是挪威政府。」

川普這個作為，很像每年萬聖節的時，美國小朋友們到鄰居家敲門，「不給糖就搗蛋」。不只挪威首相，很多看了這個新聞的人，都感到啼笑皆非；相信美國很多政府官員，看了這樣的新聞，知道川普總統的行徑，會感到羞愧。

委內瑞拉籍的二○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查多，到白宮拜訪川普，將得到的諾貝爾和平獎獎座轉贈給川普，感謝川普對於委內瑞拉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給予的協助。川普很高興的接受馬查多給他的獎章，也回贈了一些以川普名字製作的白宮紀念品。

諾貝爾委員會對馬查多這樣的舉動很不以為然，並發布聲明說，諾貝爾獎項一旦公布，即不可能被撤銷、分割，或轉讓他人，該項決定屬最終裁定，永久有效。

委員會在獎項公布後，也不會對得主其後的行為或言論發表評論。

將諾貝爾獎獎章私相授受的行為，過去未有聽聞，馬查多送獎座給川普，川普接受轉贈，都開了先例。

川普汲汲營營的希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已不是新聞，他多次念茲在茲的談到自己對和平的貢獻，認為拿到諾貝爾和平獎才是實至名歸；天不從人願，公理何在？

川普想諾貝爾和平獎，想瘋了。每年也有一個民間團體頒發「搞笑諾貝爾獎」，不知有沒有勇氣頒發「最厚臉皮獎」給川普？

該合議庭直接排除蔡宗珍、楊惠欽、朱富美等三名堅守憲法忠誠義務、依法拒絕評議之大法官，並以「憲法法庭不能缺席」為名強行判決。即便判決已公布，亦無法改變其嚴重欠缺程序正當性之違法事實。近日，一一五年憲判字第一號再度以相同形式作成，倘此「八分之五」判決成為常態，將使台灣司法公正性雪上加霜。筆者對民主法治愛深責切，具體指摘如下：

一、民主法治得之不易，司法行政別害了司法審判！大法官釋憲、憲判累計至今已逾七十七年，即便於戒嚴、戡亂之動盪時期，憲法司法審查仍持續運作，確保五權憲政制衡不墜。解嚴後，諸如釋字第三九二號使羈押權回歸法院等劃時代判決，更凸顯憲法法庭作為民主法治「拱心石」之關鍵角色。手握「司法抗多數」權柄之大法官，尤應體認民主法治得來不易，理當時時警惕、戒慎恐懼。

此外，司法行政本為輔助司法公正審判而存在。然前述二則憲判，若非賴總統指定之代理院長謝銘洋堅持組成合議庭，並挾司法行政之資源與權威，將不評議之大法官逕行視為缺席，即不致產生今日荒腔走板之違法判決。更令人憂慮者，憲法法庭書記廳許廳長亦無法保證，未來是否可能僅憑一名大法官即作成判決？倘憲法法庭持續遭司法行政綁架，何來公平法院可言？

二、憲法法庭應立即停止審判，待補足人數後儘速變更判決。至於「一一四憲判一」所引發之法治災難，法界擔心該五名大法官至任期屆滿前將持續壟斷憲法法庭。司法院前副院長蘇永欽教授指出，判決既已公布，在現行體制下難以否定其效力，並建議將立法院對大法官任命之同意門檻，由現行過半數提高至三分之二，以避免特定政黨完全執政下之單一化。在此改制完成前，憲訴法亦應配合修訂，使憲法法庭暫僅受理法官及人民聲請案件，不得介入政治部門間之憲政爭議，以確保權力分立。

筆者肯定蘇副院長之用心，惟此作法仍在某種程度上替前述五名大法官預留退路。法諺有云：「正者毋庸向不正者低頭。」既然憲法法庭之失能，肇因於賴總統不甘少數服從多數之政治算計，以及明知未符法定人數仍擅自判決之五名大法官，則是類決議縱具「判決」之外觀，實質上仍無判決之效力！賴總統唯有提出素孚眾望之大法官人選，使憲法法庭合法恢復機能，並由合憲、合議之憲法法庭變更前述違法判決，方能從根本重建司法威信。

三、兩岸應為法制邁向法治以臻良制努力，台灣「憲法司法化」經驗值得大陸參考。

台灣地區雖曾歷經卅八年戒嚴，但從未間斷的民主化，使我們從「法制」到「法治」之成果，值得提供當前尚處在「沒有宣布戒嚴的戒嚴」的大陸參考。縱然中共依其憲法乃「一黨領導」，但「憲法司法化」仍是大陸邁向「良制一國」的關鍵一簣。

兩岸制度切磋、求同存異刻不容緩，憲法法庭不該服膺政治，否則法治前功盡棄，法律人應為確保值得驕傲的「法律產業」努力！

以當前匯率計算，相當於十六兆新台幣的資金投向美國，會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答案雖「不確定」卻影響很大；「不確定」的原因是，這個金額已經大到超越正常情況下政府政策與企業決策的規畫範圍。最關鍵的因素是，我方最高談判代表、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在美國視訊記者會上強調的投資計畫，沒有明確的時間限制。

在談投資時限之前需要先看清楚，為何五千億美元要分為二五○○億美元「直接投資」與二五○○億美元「政府融資」。從美國商務部長接受媒體訪問時的說明可以看出，所謂「直接投資」就是台積電赴美投資晶圓廠，「融資」則是半導體產業裡配合晶圓製造的上下游，也就是美國要求從台灣取得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

美方會將台積電分出來「單獨處理」的原因，應該是看出來一項事實，雖然台積電是一家龐大的股票上市公司，但我國政府對其有實質的指揮權；其餘的產業鏈，即使政府不能直接插手，也可以用融資的誘因「鼓勵」赴美投資。總之，目標就如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直言不諱的「要讓川普總統滿意」，我國從一九八○年代努力建立起來的「護國神山」，如今卻成了「懷璧其罪」的原因。

至於「龐大而不確定的影響」要怎麼看？有幾個重要數字可以參考。首先是台美的貿易順差，從川普總統第一任展開美中貿易戰以來，台灣的對外貿易結構就開始調整，美國逐漸成為台灣貿易順差最大國家；二○二四年在成長近五成之後，達到七三九點二億美元，二○二五年預估將成長到一二○○億美元。這個創高的數字不及五千億美元的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在川普剩餘三年的總統任期裡，若要台灣對美投資金額全都入帳，將會使台灣對美貿易順差變為逆差。

相信即使是不大講理的川普，也不會要求五千億美元在三年內完成；然而若要讓他滿意，這三年絕對是關鍵時期，出口導向的台灣經濟如何因應，確是一大難題！就算台灣能拖，能拖多久？而拖得愈久，不確定因素就持續愈久。如果要猜「最長的時限」可以看另一組數字，那就是這兩年台灣對美投資金額；二○二三年不到一百億美元、二○二四年增加至一四一點二六億；不過關鍵的數字，是該年台積電對美投資占了其中的一二五億美元。有了一二五億美元的參考數字，可以估計談判結果所要求的「直接投資」二五○○億美元，難以拖過二十年。

美國在成功地將台灣半導體產業移到其國內後，是更有能力與意願保衛台灣，還是更可放心丟下台灣？巧合的是，二十年後就是二○四六年，王家衛導演在電影「二○四六」裡，用這個數字暗喻香港九七回歸之後五十年不變的終點；在電影裡，開往二○四六的列車在途中是不靠站的。我不知道我能否再活二十年，不過若真的能到那一年，我想看看是否煙花特別多。

世界經濟論壇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布倫德坦言，本屆論壇是在一九四五年以來「最複雜的地緣政治背景」下舉行。地緣衝突升溫、全球經濟碎片化、人工智慧等新科技加速重塑權力結構，原本就讓世界站在十字路口，而川普的回歸，則進一步放大了不確定性。

首先，達沃斯精神，與川普式外交的正面衝突。這是川普六年來首次親自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也是他第二任期中高度象徵性的亮相。他率領史上規模最大的美國代表團到場，卻並非為了修補裂痕，而是公開宣示「美國優先」的新路線。與達沃斯長期倡導的多邊合作、規則治理形成鮮明對照，川普的外交語言充滿脅迫、交易與零和思維。

這種風格在格陵蘭議題上表露無遺。格陵蘭的戰略位置與礦產資源，使其成為大國競逐的焦點，但川普的做法卻是將主權問題商品化，配合關稅威脅施壓歐洲盟友。更具挑釁意味的是，他在社交媒體發布的圖片中，用美國國旗覆蓋加拿大、格陵蘭與委內瑞拉，這種視覺語言本身就足以動搖盟友對美國的信任。

第二，跨大西洋裂痕，正在結構性擴大。歐洲的反應，前所未有地強硬。歐盟主席明確表示，丹麥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談判」，並宣布歐盟將升級北極安全戰略，其核心原則是：主權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法國總統馬克宏則指出，歐洲更偏好尊重與法治，而非霸凌與強權。加拿大總理卡尼也警告，世界正進入一個大國競爭不受約束的時代，中等強國若不團結，恐成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第三，強權即公理？國際秩序已面臨臨界點。長期趨勢顯示，歐洲對美國的重要性在下降，美國對歐洲安全的不可替代性也在減弱。但川普無疑加速了這一進程。馬克宏所說的「失序世界」正在成形：國際法被隨意踐踏，強權重新被視為正當性來源，「帝國野心」再度抬頭，即是註腳。

在「美國優先」框架下，多邊主義正在衰退。華盛頓既不願也未必有能力繼續充當自由秩序的守護者，於是最大化自身利益成為唯一邏輯。川普並非要退出全球體系，而是試圖重塑一個以美國為核心、服務於其戰略與產業利益的全球化版本，從關稅戰、ＡＩ到關鍵礦產供應鏈，皆是手段。

第四，資本也開始重新計價美國風險。這種轉向，正在金融層面引發連鎖反應。過去幾屆達沃斯的關鍵詞是「去風險化」，而今年，去風險的對象首次明確指向美國本身。

當川普威脅對阻撓其格陵蘭計畫的國家加徵關稅後，歐洲是否會將其持有的美債與美股「武器化」成為熱議話題。一家丹麥養老基金已率先宣布出售美債，這一象徵性動作，足以說明信心裂痕正在向市場蔓延。

當「強權即公理」被重新合法化，世界正逼近一個關鍵問題：如果國際法只剩下禮節性的存在，我們還能依靠什麼來約束權力？今年的達沃斯，或許不會給出答案，但它已清楚地告訴世人：舊秩序正在崩解，而新秩序，充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