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遭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安」，被重判入獄廿年，多名壹傳媒高層也被判六至十年。法官引用黎智英網路通訊紀錄、與外國官員會面及公開言論，認定他主導遊說外國，導致國際制裁中港。

「反送中」事件催生香港國安法，從此一國兩制退場。動盪後不到六年，歐美與中國的緊張衝突，已翻頁為競合互動。港版國安法第一起「勾串外國勢力」案宣判，判書所稱之「外國勢力」正忙著與北京交易，把人權民主的大旗暫束高閣。

川普自稱與習近平是好友，但他只在意中國買多少黃豆，並未積極替美國稱許的「自由鬥士」黎智英爭取自由。英國施凱爾內閣雖持續關切，卻同時快馬加鞭與香港深化金融合作，讓倫敦在脫歐及分散美國風險後，得以維持市場影響力。

香港歷經美中貿易戰、反送中等動盪，一度被稱「香港已死」。但如今，出走的資金與人才回流，北京不計前嫌，並未追究「反中亂港顛覆政權」的外國勢力。中南海喜迎外交盛世，榮光背後由黎智英扛下歷史罪責，為大國鬥爭畫下段落句點。

普世價值淪為地緣政治工具，台灣也沒缺席這齣荒謬劇。陸委會譴責中共假借國安打壓自由人權，踐踏言論自由，否定人民向執政者問責權。這些，不也都是蔡賴政府的反中「德政」？

Google最近公布的財報數據震撼整個科技業，他們現在有一半的程式碼是由AI生成。這不是實驗室裡的概念驗證，而是每天都在發生的現實。當全球最大的軟體公司之一承認已經讓AI接手一半的開發工作時，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一個問題，台灣的軟體產業還有未來嗎？

答案可能會讓很多人意外，正是因為AI的崛起，台灣軟體業反而迎來了最好的機會，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徹底拋棄過去20年的思維模式。

過去台灣軟體業的困境，說穿了就是市場太小、人才流失、缺乏國際經驗這老三樣。當台積電（2330）半導體產業吸走所有頂尖人才時，軟體公司只能喊缺人。更糟的是，台灣軟體業長期以來習慣做專案，為特定客戶量身打造解決方案。這種模式雖然能快速回收成本，卻永遠無法規模化。每次都要重新寫程式，累積不了可複製的產品力。

但AI正在改變遊戲規則，當寫程式變得像打字一樣廉價時，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反而浮現出來了，那就是領域知識。你懂不懂客戶真正的痛點？你能不能用客戶的語言跟他們對話？你累積了多少別人網路上找不到的專業know-how？這些才是護城河。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在前陣子的演講中講得很直白，他說那些認為AI會取代軟體公司的想法根本不合邏輯。就算是最聰明的AI，面對專業領域的問題時，還是需要專業工具。

就像一個完美的人形機器人要修理東西，他還是會拿起螺絲起子，而不是徒手去擰螺絲。軟體不會消失，只是使用者變了。以前是人在用軟體，未來是AI在用軟體。

這對台灣意味著什麼？我們不需要跟OpenAI或Google比誰的大型語言模型更強，那場仗我們進不去。真正的機會在於垂直領域的專精模型。台灣有全世界最強的半導體供應鏈知識，有最細緻的製造業管理經驗，有獨特的醫療健保數據。這些領域知識如果能轉化成專精的AI模型，配上對應的軟體工具，就是別人複製不了的競爭力。

更關鍵的是心態轉變，台灣軟體公司不能再想著「先在台灣試試看，成功了再出國」，從第一天開始就要鎖定全球市場。這不是喊口號，而是生存法則。台灣市場養不起一家真正有規模的軟體公司，光靠2,300萬人口，你永遠做不大。

現在的軟體行銷已經不是做漂亮的簡報和精美的網站就夠了，客戶要的是實際體驗，要先試用，要看到效果。最好的行銷人員就是你的工程師，讓他們直接跟客戶對話，收集第一手回饋，快速迭代產品。這種「前線部署工程師」的概念，正在成為新的標準。

AI對軟體業的衝擊確實是毀滅性的，但毀滅的是舊的商業模式，不是軟體本身。那些靠賣訂閱數目賺錢的SaaS公司正在經歷寒冬。當AI代理人可以用五個人加一百個AI完成過去一百個人的工作時，按人頭收費的模式就崩塌了。這些公司現在面臨兩難，要嘛自己開發AI代理人砍掉自己的營收，要嘛被新創公司開發的AI代理人騎在頭上。

台灣軟體業大部分都還沒大到需要擔心這個問題，我們反而可以輕裝上陣，直接用AI原生的思維來設計產品，不需要背負龐大的既有客戶和舊系統包袱，這是後發優勢。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人願意投入，台灣需要更多優秀的年輕人選擇軟體業，需要更多資金願意支持長期的產品開發。

軟體業不比硬體簡單，甚至更難。它需要的投入時間更長，變化速度更快，失敗率更高。但一旦成功，回報是驚人的，我們不能再抱著「軟體比較容易」的錯覺，而是要認真把它當成一場硬仗來打。

最後回到「台灣軟體業有沒有未來？」，有，而且可能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光明。

但這個未來不屬於那些還在想著接專案、賺快錢的公司。它屬於那些願意從第一天就瞄準全球、深耕領域知識、擁抱AI原生思維的團隊。當AI讓寫程式變得廉價時，真正的價值反而更清晰了。軟體已死，但懂得問對問題、解決真實痛點的軟體產品，會活得比以往更好。

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果出爐，自民黨在四六五席中拿下三一六席，與日本維新會合計三五二席，形成二戰後罕見的超級多數。這組數字的關鍵不在「誰更受歡迎」，而在於日本政府取得了推動大議程的政治空間。

從東京的角度來看，日本「想修憲」並不是突然發作，而是長期累積的矛盾被局勢逼到檯面。自衛隊是現實存在，日本也參與區域安全合作，但在戰後憲政框架下，其安全政策常靠擴張解釋與臨時安排支撐，若遇到危機便會陷入內部爭論，因此外媒普遍把高市的勝選與「推動修憲、強化保守安全路線」連結。但必須提醒的是，日本修憲有硬門檻，憲法第九十六條規定修憲須眾、參兩院各以三分之二同意提出，再交付國民投票，以有效票過半承認。所以眾院大勝提升的是「把議題推上軌道」的能力，而不是「一口氣完成」的保證。

以台海的視角觀之，這次選舉讓台海風險更深地進入日本內政語境，高市過去談「台灣有事」是把台海風險轉化成日本選民能感受到的安全議題，讓台海議題也牽動日本國內政治與對外關係。一旦台海風險被當成日本「必須準備」的公共議題，它的效果不是多幾句挺台，而是讓日本的防衛、後勤、聯盟協作更可能走向常態化準備，也會把東亞的嚇阻訊號變得更清晰，同時也會讓任何一次誤判的成本上升。

而在中國這邊，日本軍事力量的制度化準備將被視為政治壓力上升，其回應可能更強硬、更頻繁。根據去年十一月與十二月的相關報導，北京對高市涉台言論反應激烈，並要求撤回或表達抗議。這種互動邏輯可能陷入一種「愈壓愈硬」的循環，對日本社會而言，外部壓力愈具體，愈容易形成支持安全強化的民意；對中國而言，日本愈「制度化準備」，愈容易被視為牽制升級，把東亞區域推向更長期的緊張態勢。

從美國的角度看，日本眾院大勝帶來的不是單純的「同盟更穩」，而是同盟分工可能即將改寫。日本若在修憲與防衛政策上更積極，對美國當然有利，因為這意味著區域嚇阻不必完全靠美軍單打獨鬥，也符合川普近年一再要求盟友分攤更多安全責任的趨勢。外媒在分析高市勝選時也提到，美國政府對盟友負擔的期待正在提高，而高市可能比前任更有政治空間回應這種要求。

總結來看，日眾院大勝讓安全議題從政治口號走向制度推進，東亞局勢將進入更長期、更緊繃的調整期。日本若推動修憲與防衛政策制度化，台海風險將更嵌入日本內政與同盟分工，嚇阻訊號可能更清晰，但各方誤判的代價也隨之提高。中國對此勢必加強反制，反而可能鞏固日本國內支持強化防衛的民意，使區域緊張更難降溫。美國則在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與維持同盟可控之間拉扯，日美分工更對等，協調成本也同步上升。對台灣而言，關鍵不是押注外部保證，而是冷靜看清規則變化，在可能加分的嚇阻與常態化的緊張之間，維持判斷力與自主準備。（作者為自由業）

孫中山原始設計五權憲法的基本精神，講求五院「協調合作」，總統的地位與作用是位居五院之上的元首，亦為聯繫協調五院、增進各院分工合作的總樞紐。

原本在憲法規範及權力分立的解釋上，總統的權力應解釋為「調節權」；也就是總統平常不介入行政權運作，但當立法院與行政院、或其他各院有政治爭議時，由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介入調和。

因總統不介入平常政治運作，才可保持身為元首的超然與威望，並符合傳統上我國人民對元首的期待。另一方面，總統以其民主正當性與人民的期待，得以有效的解決政治爭議；如此，五權協調合作的憲政精神或可落實，今總預算及軍購特別預算案產生的爭議，也才得以消解。

事實上，第六次修憲後，立法院擁有大部分原來屬於國民大會的職權、取得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同意權。此外，目前的雙首長制，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又無民意基礎，若執政黨未能掌握國會多數，立法院決議又不受行政院接受，政治風波將難以避免。

依據憲法規定，總統與行政院長分享的權力，包括宣布戒嚴案、宣布大赦案與全國性減刑；締結條約案、宣戰案、媾和案、發布緊急命令等，這些重大事項必須由行政院會議通過，並經立法院議決或追認。原來的憲法本文傾向內閣制，基本上這些權力應由行政院長主導；但因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仿自法國憲法的雙首長制，並傾向於總統制，故這些權力該由誰主導，應視立法院的多數黨為執政黨或在野黨來決定。如果國會多數黨為執政黨，則總統有主導權；反之，若多數黨與總統黨派不同，主導權應在行政院長手上。換言之，總統與行政院長對於行政權的共享，應基於權力的調和來行使，方不致破壞權力分立與憲法有效實行的原則。

目前我憲政秩序正全面失控中，為力挽狂瀾讓憲政運作順暢，總統實責無旁貸。應以調和行政與立法的動態關係為考量，即尊重國會多數、由多數黨組閣，或由執政黨設法組成執政聯盟以多數組閣，才是化解憲政僵局之道。否則縱使五院院長茶敘，也不過是一場政治秀。（作者為立法院法制局前局長）

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化，教行也。」其字形由「人」與「倒人」（匕）組成，象徵著人的變換與轉化。古人認為，「化」代表了一種自然的轉移與影響，就像教化能夠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心。從字源學來看，「化」是從衝突狀態過渡到和諧狀態的藝術。這正契合了韓院長的初衷：希望透過溝通與引導，讓僵化的政局產生正向的轉變。

首先，從政治與社會層面觀之，強調透過協商化解對立。韓院長所提到的「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正是希望政治人物能放下本位主義，將尖銳的政治衝突「轉化」為建設性的政策討論，避免社會內耗。

其次，從日常生活層面觀之，我們常說「消化」、「化解」，指的都是將外來的壓力或複雜的物質，轉變成身體或心靈可以吸收、共存的養分。

當前的政治環境若陷入無止盡的衝突，受苦的終將是基層百姓。韓院長提出的「化」字，不僅是一個吉祥字，更是一帖政治良藥。若各方能領悟「化」字的智慧，將「對抗」轉化為「對話」，或許台灣真能如他所願，在紛擾中逢凶化吉，迎來穩定的新氣象。（作者為大學生）

不過，若將時間往前推，二○二四年播出的影集「聽海湧」，同樣以沉重歷史事件為背景，當時亦曾出現真實背景事件的當事人家屬公開表達不滿，認為劇中角色的呈現方式，未必符合其家族記憶，甚至帶來負面影響。相較之下，此類聲音在當時並未引發大規模討論，相關爭議也很快淡出公眾視野，當中差異的兩相對照，值得社會冷靜思考。

誠然，兩者之間確實存在差異。「聽海湧」播出時，作品已完成並公開，社會能夠依據實際內容進行評價；而林宅血案電影尚未上映，外界的關切多屬事前提醒，希望在傷害未發生前即提出警示。這樣的時間先後，確實影響輿論反應的強度；然而，若僅以時間因素來解釋社會態度的落差，恐仍不夠全面。更值得關注的是，面對歷史事件影像化，我們是否在不自覺中，採取了不同的衡量標準。

林宅血案長期以來被視為是威權時期的代表性事件之一，受害者身分明確，因此家屬的意見具有高度優先性，其是否授權，亦被認為是判斷創作妥當與否的重要依據。相對而言，「聽海湧」所描繪的歷史角色，處於殖民體制與戰爭結構交織的複雜情境中，角色行為與責任本就存在多種解讀空間。在這樣的脈絡下，家屬的不滿較容易被外界視為個別情感，而非需要高度關注的公共議題。

然而，對相關家庭而言，無論事件性質如何，影像再現所帶來的衝擊往往是真實且深刻的。若社會只在特定類型的歷史事件中特別強調「避免二度傷害」，卻在其他情境中相對淡化家屬感受，難免讓人感受到有標準上的差異。

筆者指出此現象並非要否定任何作品的創作價值，更不是要限制創作自由，而是希望公共討論能更加周延。歷史影像肩負著教育與記憶保存的功能，但若能在不同題材之間，對家屬的感受採取較為一致而謙遜的態度，或許有助於減少不必要的對立。

歷史不只是集體記憶的素材，也是許多人尚未走完的生命經驗；如何在創作自由與倫理關懷之間取得平衡，值得我們在每一次爭議中持續反思，而非等到下一次發生，才又重新爭論同樣的問題。（作者為研究人員）

國民黨下屆台中市長選情原本一片大好，卻因黨中央的協調不斷推拖拉，使江啟臣與楊瓊瓔的「姐弟相爭」一路延燒。黨中央近日宣布兩人將在三月底以民調決勝負，引發江啟臣不滿，市長盧秀燕也認為時程太晚；黨主席鄭麗文則稱排程已訂，無法再更改。一盤好好的棋，下到黨內烏煙瘴氣，完全教人看不懂。

去年迄今的各項民調，均顯示江啟臣支持度不僅遙遙領先同黨的楊瓊瓔，更以極大差距勝過民進黨對手何欣純。相形之下，楊瓊瓔和何欣純的民調在伯仲之間，最新民調更顯示何欣純支持度已超過楊瓊瓔。由此看來，由江啟臣代表國民黨角逐台中市長，應該是最合理、穩健的選擇。八年前的選舉，江啟臣在初選民調中僅以○﹒六％的誤差範圍敗給盧秀燕，他立刻大器地退讓。這回，楊瓊瓔大幅落後卻不認輸，則未免有失君子風度。

楊瓊瓔是多次連霸的立委，她積極爭取更上層樓，顯示其企圖堅定。但既是沙場老將，就應該知道政治情勢並不取決於個人「主觀意願」，而取決於「客觀形勢」，尤其是選民的意向。她把這場「姐弟之爭」打到歹戲拖棚，搞到等待「母雞」帶隊的藍營市議員焦慮不堪，看戲的選民則議論紛紛，對國民黨有加分作用嗎？

對這場紛爭，國民黨中央表現的荏弱及偏袒，同樣令人搖頭。若要爭取二○二八的大選勝利，今年地方選舉是重要的前哨戰；黨中央卻坐視形勢大好的台中市內鬥不休，顯不明智。江啟臣和楊瓊瓔誰更能在市長選舉勝出，一般民眾心知肚明，難道黨中央看不出來？

黨中央若要擺平江、楊之爭，基本上有兩個途徑：其一，是請出政壇或地方有力的黨內大老居間協調，勸退形勢較弱的一方；其二，則是及早舉辦民調，盡快決定人選。如此，可免使內爭煙硝影響政黨形象，甚至拖累選情。問題是，黨中央從去年底即開始邀雙方協調，接連幾次都無功而返，顯示高層協調不力。如今，竟然要把民調拖到三月底才進行，這不僅是放任情勢繼續惡化，更在放生黨內「小雞」。如此做法，不禁令人懷疑黨中央的智慧與公正。

且看，民進黨去年十月即提名何欣純代表綠營出征，賴清德已先後五次南下為她站台；何欣純更和廿多名綠營市議員參選人合掛看板，不斷聯合造勢，炒熱選情。這些景象，看在藍營議員參選人眼裡，能不心焦？這次，江啟臣抗議黨中央公布三月底初選民調的日期，其不滿也不難想像。拖到三月底才進行民調，已經是擺爛；而刻意公布民調日期，不等於在召喚所有綠營支持者當天來幫楊瓊瓔加持嗎？

更可笑的是，民調之所以拖到三月底，據傳是楊瓊瓔聲稱「玉皇大帝」告訴她，其民調三月會有「轉機」。這個「轉機」，若是要靠綠營支持者助她一臂之力，最後選舉的勝出者，恐怕就是何欣純無疑了！而如果民調拖到三月底，是為了拖到鄭麗文訪問中國大陸之後，那就更令人難解。江啟臣六年前當選黨主席時，並未收到中共賀電，被解讀為對岸可能對其立場存疑。如果對岸有此疑慮，也應該由國民黨高層代向北京澄清其立場，而不是藍營以此為由延宕他的提名吧？

除了台中市，藍營在彰化也有一場「姊弟之爭」鬧得沸沸揚揚，包括宜蘭、新竹縣的內訌，皆未見黨中央發揮協調功能。黨中央雖稱將「照制度走」，但國民黨固有的「民七黨三」制度顯不高明，也該走入歷史了。若不想落入「暗助何欣純」的結局，國民黨中央得拿出魄力了！

其一，二○二四至二○二五年間，台灣重大光電貪腐叢生，如台鹽綠能光電弊案、力暘能源與台南光電弊案等，涉及公私部門交相勾結、並經司法查實者有之；另有如監察院調查報告發現，地方勢力藉環保回饋金之名，向廠商強索費用、稱「綠電蟑螂」者亦有之，此等弊病也印證了ＴＩ的上述警示其來有自。

其二，一項隱形的風險，更可能是台灣結構性貪腐的根源。觀察ＴＩ公布、二○二四被列為「完全民主國家」者的平均分數為七十一分，以台灣亦在該列卻只得六十八分相較，透露出台灣的改善空間仍大。台灣透明組織也表示，這顯示我國拉低了完全民主國家的平均分數，須展現更強的政治決心與改革企圖，才能使廉政治理與民主成就並駕齊驅。

再看去年同樣由ＴＩ公布的二○二四「公民空間開放程度」評比，如公民言論自由與記者不受脅迫等，全球開放國家的平均分數七十分，台灣雖屬開放國家，但得分六十七，距離全球開放國家的平均分數也有距離。筆者認為，台灣在前述的清廉得分皆未達全球均分，源於台灣政治體制結構性的脆弱；易言之，民主認知與深耕實踐程度似有不足，這可由總統有權卻不需受國會問責的現有體制，以及行政院長「不副署」國會通過之法律等作為窺知端倪。

對於掌權者濫權一事，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布萊恩．卡拉斯在其著書《腐敗：權力如何崩壞人性》中說：「如果我們要進行監視，我們可以鎖定那些造成真正損害的高層人士，而非基層員工。」監視與管控有權力者，是卡拉斯很直白的話語，那麼立法院監管行政部門，遏止可能的濫權與貪腐，必然包括那天文數字的國防預算，萬勿使台灣淪為貪腐沃土。（作者為大學教師）

日本政壇大震盪。日相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奪下「超級多數」授權，日本的國家戰略走向進入了一個更為強韌、但也更具爭議的階段。高市內閣在選戰中高舉「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旗幟，並獲得了跨世代選民的廣泛支持，是否意味著日台關係能順利昇華為其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這次選舉，與其將最終結果解讀為日本政治整體的「右移」，不如理解為選民在日益嚴峻的亞太安全環境下，對強硬立場與治理能力並存的一次有條件授權，而非對任何單一政策路線的無限背書。

高市早苗的勝選，很大程度上源於她對日本國家安全議程的清晰描繪。在中國海軍頻繁跨越第一島鏈、台海局勢持續緊張的背景下，高市將「台灣有事」明確納入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範疇，這在法律與政治上為日本未來的武力介入提供了理論基礎。

然而，這種強硬姿態在贏得選票的同時，也揭示了日本民意的複雜性。首先是慎戰情緒的底層結構。雖然年輕世代傾向支持對華強硬，但日本社會對於真正捲入軍事衝突的恐懼依然根深蒂固。民調顯示，對於行使集體自衛權，日本社會仍呈現五五分裂的態勢。

其次是治理能力的優先性，選民授予的是「有條件的權力」。他們希望看到一個能應對生活成本危機、推動半導體與ＡＩ產業發展的政府，而非一個只會高喊戰爭動員、卻導致國內財政崩潰的政權。

高市內閣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在強化美日同盟的同時，緩解因涉台言論而跌至谷底的中日關係。儘管高市曾表示願與北京對話，但實質進展寥寥。北京採取的經濟復合式攻擊—從停止進口水產品到延長酒類通關時間，再到旅遊警示，已讓日本地方經濟感受到了切膚之痛。

日本政府一直試圖透過強化與東協的合作來稀釋中國的區域影響力，加強了海上執法、預警系統及基礎設施的建設合作。然而，單憑日本與東協，根本難以抗衡像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且東協國家普遍採取「經濟靠中、安全靠美（或日）」的避險策略。日本試圖將台灣議題帶入東盟框架，往往會觸碰到成員國「不選邊站」的紅線。

高市早苗要將台灣變為命運共同體，實際上面臨三個難以逾越的障礙。首先，法律與憲法限制。儘管高市內閣擁有超級多數，但修改憲法第九條、將自衛隊實質轉化為具備攻擊能力的軍隊，仍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以及程序挑戰。

其次，經濟依賴的雙刃劍。台灣與日本在半導體產業鏈上固然是合作夥伴，但兩者同時都與中國經濟高度互嵌。日本企業界在面對「撤離中國」與「守護台灣」的抉擇時，往往傾向於現實的利益權衡。

最難的是地緣政治的非對稱性。對台灣而言，日本的支援是生存關鍵；但對日本而言，介入台海則是可能導致本土遭受打擊的巨大冒險。這種風險不對稱，使得「命運共同體」在口號之外，缺乏實質的同步行動機制。

基於此，日本新政府難以將台灣變成命運共同體，高市「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言論，根本只是政治語言，甚至是為選舉造勢的煽動性訴求，在現實政治上沒有實現的可能。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