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國片票房，《陽光女子合唱團》異軍突起，打破《海角七號》創下高懸了十八年的紀錄，狂攬六億多元票房。而號稱成本三億、由九把刀執導的《功夫》，票房則遠不如預期，可說幾家歡樂幾家愁。

諷刺的是，與功夫相比，陽光女子合唱團雖贏得票房與口碑，所獲之政府支持卻差遠了。例如國片輔導金，功夫拿了三五○○萬元，陽光女子合唱團則僅其三分之一。陽光女子合唱團並無文策院、國發基金投資，功夫則獲投資超過一億元，差距有如雲泥。

政府投資補助影視作品，雖是鼓勵高於獲利；但九把刀也是掌握豐厚資源的票房導演，何須政府錦上添花？國發基金投資超過百部影視作品，功夫補助金額就是其中之最。補助與投資標準為何，令人不解。

答案應該在政治。製作團隊政治背景是否強大、故事題材是否政治正確，更能贏得補助。剛在文化部「大航海計畫」拿到七千萬鉅額補助的電影《甘露水》，就是前民進黨立委姚文智的公司製作。可見，在大缺電、大罷免都挺綠不遺餘力的九把刀，獲上億投資補助，即不令人意外。

但也因為如此，陽光女子合唱團跳脫框架，好評如潮，更別具意義。好的故事，不需要政治正確，不需要背景雄厚，更不需要政府豢養，就能打動人心。藝術為政治服務，仍舊只是政治。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川普總統的「對等關稅」違憲，這是美國司法獨立的勝利，也為行政權過度擴張畫下紅線。但在全球經貿的現實戰場上，這場勝利僅具象徵意義，對深陷美中博弈漩渦與經貿高度依賴美國的台灣而言，這仍是一場驚魂未定的風暴。

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一出，早早和川普敲定協議的國家都成了輸家；尚未正式和美國簽署協議或遭課懲罰性關稅的國家，反而轉居上風。曾遭川普點名嚴厲批評的國家，如中國和巴西，此刻壓力大減。相形之下，英國、歐盟及日本在內的美國盟友，則更具相對剝奪感。日韓和台灣付出數千億美元的投資和採購代價，自以為換到十五％的低關稅，一夕間全都退回原點。

這項判決，推翻川普去年推動的大規模關稅調整，符合外界對「權力制衡」的期待，卻無法遏止「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強烈意志。川普迅即啟動《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一二二條，對各國加徵十五％的關稅。美國貿易代表葛里爾也稱，將讓多項嚴厲關稅「起死回生」。

其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ＵＳＴＲ）宣布將加速三○一條款調查，只對他國不公平貿易啟動調查及加徵關稅報復。此外，如《一九六二年貿易擴張法》二三二條款，對威脅國家安全商品徵收進口關稅，可轉化為針對個別國家實施懲罰性關稅；包括動用二○一條款，以保護國內產業為由向特定商品加徵關稅。現實上，這些替代條款皆須依固定程序推動，較費時費事。以三○一條款為例，分為啟動、調查、談判與行動四個階段，估計需半年到一年以上。

賴政府春節前才敲鑼打鼓宣布簽定《台美對等貿易協定》，隨著美國最高法院判定對等關稅違法，已經失去法源基礎。如今美國對全球推出稅率十五％加最惠國待遇稅率，使得台灣輸美平均關稅來到十八．七八％。以副閣揆鄭麗君為首的談判團隊，為爭取調降對等關稅，向美方做出許多承諾；在川普祭出一二二條款後，這些關稅優勢已然消失，與各國完全打成平手，甚至比起競爭國還處於劣勢。

更令人憂心的是，占台灣輸美金額逾七成的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就在二三二條款的調查射程內。行政院近日雖強調優惠待遇不變，但在「川普一人說了算」及「一日數變」的作風下，賴政府空洞的口頭保證顯然不足。

事至如今，面對美方的強硬態度，加上三○一、二三二等大棒隨侍在側，台灣想要維持「十五％不疊加」的條件，恐須與美方展開第二次談判。歐盟已先開了第一槍，要求白宮履行去年談妥的協議，並說明下一步具體措施；印度則延後赴美簽約行程，日韓先按兵不動。台灣縱無勇氣向美方要求「作廢重談」，也應保持與美方修正協定與再磋商空間，不能一字不改就送立院審查。

賴政府也必須開誠布公，告訴民眾這份協定何以要載明國防預算須占ＧＤＰ三％？包括台灣在合作備忘錄中承諾的兩個二五○○億美元的投資加信保，若繼續執行，究竟能為台灣換得什麼？

台灣去年是美國第四大逆差國，逆差近一五○○億美元，成了美方施壓台灣的最佳藉口，是我們把自己逼到壓力第一線。賴政府應重新評估台灣產業的未來發展，滾動訂出輔導解決的方案。如果雞蛋一直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台美貿易繼續傾斜，我們將持續被美方掐著脖子。此時，執政者若還在洗腦人民、壓迫在野，宣傳貿易協定談得多棒，還不如多花點力氣去進行真正「對等」的對外談判。

在全球資本高度流動、產業競爭以制度取勝的今日，法院早已不是僅負責解釋法律的「消極裁判者」，而是深度影響一國經濟結構與市場信心的關鍵制度力量。近日，美國最高法院針對總統川普政府所推動之全球稅務與跨境課稅邏輯的政策作出違憲判斷，再次凸顯司法在經濟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該判決的重點不在於「稅收多寡」，而在於清楚劃出行政權在經濟政策上的憲政邊界。最高法院指出，涉及跨境所得與全球稅基的制度設計，若逾越憲法對課稅權、財產權與正當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即便出於促進競爭力或稅制公平之名，仍不得以行政裁量逕行擴張。

美國最高法院的立場，對市場釋放出三項關鍵訊號：其一，投資可預期性。企業與資本最害怕的不是稅率高，而是規則不穩定；其二，制度可信度。法院願意對行政經濟政策進行實質審查，本身就是法治成熟的象徵；其三，長期競爭力。司法透過守住憲政底線，反而避免短期政策衝動傷害長期經濟結構。換言之，法院不是「阻礙經濟發展的煞車」，而是避免經濟政策失速翻車的安全系統。

從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台灣司法可以參考有三點：一、敢於評審經濟憲法問題，不將財政、稅制、產業政策視為「高度政治問題」，財產權、平等、法律保留亦適用。二、培養經濟影響意識，法院在論證時評估制度對市場之實際影響，提升說服力與穩定社會預期。三、以司法劃定制度邊界，降低政策風險，讓行政與市場在明確規範下安心運作，並促進投資與法治信賴，保障長期發展。

真正有利於經濟的法院，不是替政府背書，而是替制度「畫線」。長期以來，台灣經濟治理高度依賴行政效率，卻對司法角色抱持矛盾態度：一方面期待法院「不要干預經濟」，另一方面又在市場失序時要求司法「伸張正義」。結果往往是，法院在關鍵經濟議題上選擇保守退縮，形成審理冗長、實質審查不足的「司法沉痾」現象。無論是在稅捐爭訟、重大投資案、產業補貼、能源轉型，甚至數位平台與競爭法案件中，司法常被視為最後、卻也是最慢的一道關卡。然而，正是在這些領域，法院其實最有條件協助台灣經濟「走得穩、走得久」。

具體而言，在稅捐爭訟中，法院常以形式課稅要件取代實質經濟審查，對行政函釋高度尊重，卻未清楚界定課稅權邊界，使企業難以事前評估稅務風險；在能源與公共事業案件中，法院多以「高度專業判斷」為由退場，僅審程序、不論授權與比例，反而放大投資不確定性；在產業補貼與投資獎勵案件中，補貼標準與差別待遇缺乏司法校準，長期侵蝕政策正當性；至於競爭法領域，法院對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的審查標準搖擺不定，使市場難以理解何謂可預期的合法競爭。

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法院是否偏袒政府或企業，而是司法若未能清楚劃出課稅權的界線，反而使「守法成本」成為投資障礙。讓行政權在法治框架內運作，讓市場能合理預期風險。當法院能從形式合法走向實質審查，從過度尊重走向有原則的介入，它不僅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反而會成為台灣最被低估的制度競爭力。

在地緣政治不確定、產業轉型壓力升高的此刻，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快的行政衝刺，而是更穩的制度托底。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提醒我們：真正強大的經濟，從來不是靠行政速度堆砌，而是由司法理性守住底線。

這一課，台灣不應再錯過。

她的強勢姿態尤其體現在對中國議題的表態上。去年十一月，高市提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強調台海安全與日本安全密不可分，引發中國強烈不滿。北京要求收回言論，她則公開表示無須更改。隨後中方祭出觀光、水產品與稀土出口等限制措施，試圖透過經濟手段施壓。然而此舉在日本社會引發反彈，許多民眾認為外部干預已觸及國家自主與尊嚴，反而進一步鞏固高市支持基礎。

但選舉勝利只是起點。高市面臨的首要課題仍是經濟。自一九九○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後，日本長期處於低成長與通縮的陰影之下，被稱為「失落三十年」。產業競爭力下滑、薪資停滯、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加上近年來日圓貶值與物價上揚，民生壓力日增。如何在穩定物價與提振經濟成長之間取得平衡，將直接影響高市的施政評價。

在對外策略上，高市主張深化日美同盟，強化產業與安全合作，並規畫於三月訪美，與川普總統會談。川普雖在選前曾表達支持高市，但其談判風格向來重視實質回報與交易條件。美方對日本五千五百億投資與產業布局有明確期待，在高市首相與川普的會議上，美方勢必會要求日本加速實現對美投資。

日本如何在回應壓力的同時維護自身利益，避免產業外移與財政負擔加重，防止日幣大幅貶值，將是高市的重要考驗。

另一方面，中國仍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雙邊經貿高度交織，若政治衝突升溫，勢必衝擊企業信心與金融市場，日本又如何改善當今的經濟體制？因此我認為高市在勝選後應會逐步調整態度，為中日雙邊關係的發展保留空間。

這些預測並非空穴來風，從近期一些訊號觀察，風向已經在改變。例如在被問及是否參拜靖國神社時，高市的回應極為審慎，強調將綜合盟國與鄰國反應評估。

另外對於「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說法，也轉為強調撤僑與美日協調，而未再觸及軍事層面。同時，中方亦低調放寬部分稀土出口限制。這些動向顯示，雙方或在強硬立場之外，已經在尋求更具彈性的互動方式，甚至可能已有私下的對話。

東北亞向來局勢敏感。日本北鄰蘇俄，西接中國，附近還有朝鮮半島上的南北韓。這四個鄰國與日本有著歷史的糾葛與現代國防安全的議題，高市勢必會在強硬與務實之間取得平衡，在國家利益與區域穩定之間審慎布局，與中國化解矛盾應是執政後的第一步，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在民眾的角度，「茶敘」的政治溫度固然引發討論，但真正影響生活與未來的，是關稅協定卡關的原因與後續。這份協定涉及的不只是關稅，而是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美方的信任、企業投資判斷及政府的制度能量。如今因為法源問題而暫停，等同揭露台灣在面對重大協定時，制度基礎仍有斷層。台灣在政策推動上長期存在政策先行、程序後補，導致政策推動難以穩定，制度信任也逐漸侵蝕，卡關的問題在於制度不足以支撐重大協定。

行政部門若在未獲完整授權下先推動協定，在國會勢必遇到程序阻力；立法部門若基於法源疑慮而暫緩審查，不但合理，也是憲政體制之必然。重大政策愈複雜，愈需要完整法源、明確授權與程序透明，否則無法取得穩定支持。與此相比，「茶敘」引發的政治話題反而像是一種注意力轉移；誰出席、誰語氣變化、誰釋出善意，固然容易製造新聞討論，真正該揭示的政策問題卻沒有成為焦點。

台灣的公共討論長期對人事、對戲劇張力極為敏感，卻對制度、程序、法源、監督等基礎工程缺乏耐心，真正攸關國家的政策討論經常被表層事件壓過。例如關稅協定卡關，涉及供應鏈重組、國際契約信任、國內法律架構完善，社會焦點卻一度被「誰來喝茶」牽著走。「茶敘」確實有助於緩和氣氛，卻無法代替制度本身的完善；立法院需要以更嚴格的標準檢視重大協定是否具備法律基礎，行政院則需確保政策內容在程序上站得住腳，而不是完成國際談判後才回頭「補法源」。國家治理能否穩健，不是比誰在茶敘上說得漂亮。

接下來，行政部門需要的不只是「重新提出版本」，而是向社會清楚說明法源缺口在哪裡？如何補強？授權界線如何調整？未來如何避免重演？重大政策愈透明，就愈不容易產生疑慮；程序愈完整，愈能形成持久的社會支持。這正是政策推動的根本，而非附帶條件。

台美關稅協定卡關，對行政部門、立法部門乃至整個政策文化都是提醒。政策要合法、協定要透明；沒有制度基礎，再多的善意都只是暫時緩解。台灣正處於國際競爭最激烈的階段，從供應鏈到科技安全，各項議題都需要制度支撐，靠政治姿態無法解決問題，靠茶敘儀式也無法提升治理能力。

真正重要的是讓政策依法、程序到位、資訊清楚，讓人民知道政府在做什麼，能理解國家該往哪裡去。一份協定卡關可以暴露制度缺口，但若國家沒有面對制度缺口的勇氣，那才是真正的危機！

（作者為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強烈異議，主張總統面對芬太尼危機、不公平貿易與供應鏈威脅時，需廣泛裁量空間。既然ＩＥＥＰＡ允許更極端措施如禁運，則關稅應視為合理工具；但多數意見勝出，堅守憲政權力分立原則。此案關鍵在於權力分立是保護經濟利益的核心機制，企業直接對抗行政部門的過度擴張，當企業擁有制衡政府恣意行為時，才可營造有利商業、公平競爭可預測的環境。

ＩＥＥＰＡ途徑雖被司法封鎖，川普政府卻迅速轉向其他法定基礎。「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一二二條允許總統在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時，加徵最高百分之十五的臨時全球關稅，期限一五○天；「一九六二年貿易擴展法」第二三二條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鋼鐵、汽車、半導體等特定產業課稅，此條款不受本次裁決影響；「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三○一條針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報復機制，仍是對華貿易戰核心，這些替代工具足以維持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與壓力。

民調顯示政策高度分裂，紐時、華郵與皮尤等調查顯示，約六成至六成四美國人反對川普關稅政策，主要擔憂通貨膨脹；然而共和黨支持率仍維持七成一，顯示關稅已成為強大的政治動員武器。川普迅速將判決轉化為敘事優勢，指責建制派菁英與華府官僚再次背叛藍領勞工，將憲政爭議包裝成反菁英、反全球化的核心元素。這在今年期中選舉前夕特別有效，能激發共和黨基層熱情，並在鏽帶州與郊區放大經濟不滿情緒，將政策挫敗轉為選舉優勢，迫使國會議員在關稅永久化議題上傾向妥協。

對台灣而言，川普關稅政策的延續，構成極為尖銳的雙刃；一方面，對中國供應鏈的持續高壓，正強力推動全球企業加速撤離中國，生產基地大量轉向東南亞與台灣，直接鞏固台灣在半導體與精密製造上的全球戰略地位，台灣有機會趁勢躍升為科技供應鏈核心。另一方面，關稅戰火可能延燒至盟友，或以「國安」為名擴大涵蓋更多高科技產品，川普團隊已明確表態下一步行動。

川普將持續把經濟武器化為國安工具，關稅僅是冰山一角。他深信「國安經濟」，透過單邊制裁與供應鏈重組，防堵對手滲透關鍵領域；他不會因單一司法挫敗而停手，而是會層層疊加新工具，再到潛在的永久化立法。

台灣必須主動出擊、加速去風險化，強化國內創新投資、推動未來產業，並深化美台戰略夥伴及經濟安全關係，將台灣關鍵科技定位為美國不可或缺的夥伴、深化雙邊的戰略資產，並強化台灣法治經濟體的國際吸引力，以吸引更多全球投資與合作。

（作者為國民黨國際部前副主任）

對此，美國麻州波士頓市長吳弭近日簽署名為「保護波士頓居民免受違憲及暴力聯邦行動行政命令」，援引美國憲法第五、十、十四修正案，行使「反徵用」及「地方產權與管理權」，並強調「正當法律程序」，以行政命令反制聯邦行政部門激進的執法行為。該命令甚至直接指出，倘若聯邦官員違反州法，仍可能依法負刑事責任，並非如川普政府所稱，ＩＣＥ執法人員即享有「絕對豁免權」。

此外，吳市長更串連舊金山、芝加哥、西雅圖等之四十四個城市首長，共同簽署「法庭之友」意見書，於上月遞交明尼蘇達州聯邦地區法院，指摘ＩＣＥ違憲與暴力之執法行為，並期待法院透過裁決形成判例，供全美各城市援用。她強調這舉措不為別的，只為遵守法律。

筆者認為，吳市長十足展現法律人從政應有之風範，並期盼華人政治人物在邁向良制之路上都能以她為榜樣，具體分析如下：

一、政治產業之缺失，得靠具憲政素養之領導人補正

吳弭市長畢業於哈佛法學院，父母來自台灣，為芝加哥出生的第二代移民。她於二○二一年僅卅六歲時即當選波士頓市長，成為該市首位有色族裔及首位女性市長。去年十一月競選連任時，更以壓倒性票數連任成功，是位深受選民愛戴的市長。吳市長除了有法律人一貫的理性嚴謹外，她也展現政治家應有的包容與熱忱，正如她首次當選市長時所言：「我們準備好要成為一個不排擠任何人的波士頓，歡迎所有人以此為家。」

尤其，當吳市長面對川普政府強勢作為，她秉持遵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透過行政命令及司法，盼能即時遏止聯邦違法的執法行為。吳弭強調「我們不允許美國民主的誕生地被背棄建國精神的人破壞」；相比之下，台灣近期的政治及法律產業則顯得相形見絀。無論是「不副署」爭議、大法官在未達法定評議人數下擅自裁判，以及賴政府違憲的「務實台獨」施政，皆反映當權者憲政素養及治理本事之不足。為政者實應以羞、以惕、以勵，讓政治的歸政治、法律的歸「法治」。

二、台灣地區並無民主揮霍的本錢，追求良制刻不容緩

其實，美國的憲政歷史與政治多元性，使其既會出現強人型政治人物如川普，當然也會培養出恪遵法治的「吳弭型法律人政治領袖」。筆者也相信，只要吳市長繼續努力，潛力無限，甚至如歐巴馬總統一樣走向更高政治舞台。

然而，台灣政治產業與美國天差地別，承受不起類如主張兩岸「互不隸屬」之蔡總統，以及標榜「務實台獨」的賴總統等，破壞台灣地區民主法治的政治過客。而放眼當今台灣政壇，同為法律人及市長的蔣萬安與吳市長背景相似，也是值得託付之年輕世代政治人物之一。筆者期盼蔣市長應以吳弭市長為榜樣，堅守憲政信念，堅持做對的事。

三、選賢與能，以選票推動良制一國前行

法治與人治乃一線之間，須時刻防範別有居心者將民主偷渡至獨裁。政治人物之學養及品格，左右華人社會由法制邁向法治、以臻良制的進程，這得仰賴選民的智慧。基此，無真才實學、淺薄的政客終會被鄙棄，華人社會需要更多像吳弭市長般奉行法治的政治人物，早日實現「良制一國」之目標！尤其，當法律人主掌權柄時，更應為建置「驕傲的法律產業」殫精竭慮，自不待言矣。

（ 作者為「法律產業」的倡導者）

美國最高法院認定川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的全球性關稅違法，這項裁決直接推翻川普經濟戰略的重要支柱，也重新界定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界線。此判決證明了民主的根本原則，亦即民選總統也不能凌駕憲法。行政權若把自己凌駕於立法之上，民主的骨架就會先鬆後崩。美國最高法院給賴政府的警訊是，大法官是權力的制衡者，不是政府行政權的延伸者。

首先，最高法院判決的意義是收回川普的行政擴權。川普的關稅政策不是單純經濟政策，而是外交與安全工具。他利用「國家緊急狀態」名義對全球課徵廣泛關稅，以迫使貿易讓步。但此次裁決明確指出，關稅屬於國會權力，行政部門不得以「緊急權力」取代立法程序；換言之，美國司法正式宣告總統不能單方面改寫全球貿易秩序。

其次，台美關稅談判本質是「行政協議」。賴政府宣布與美方完成「台美對等貿易協定」，主要內容包括對等關稅確立為一成五、二○七二項輸美產品獲豁免、半導體適用「二三二條款」優惠、台灣承諾大規模對美投資（約五千億美元），行政院將其定位為「重大外交與經貿突破」。但問題在於這是一份行政部門協議，並非美國國會批准的正式的ＦＴＡ，美國最高法院形同否定由行政權主導的關稅協議。

再者，台美談判協議在法律上已出現不確定性。行政協議不等於長期法律保障，美國最高法院已裁定行政部門不能用非常授權決定關稅；台美關稅協議來源屬行政裁量，未來可能被美國國會否決，或被美國法院推翻。賴政府與美方談到的只是「政策優惠」而非「法律權利」。

最後，賴政府以為只要與美國行政部門談成，就等於取得安全與經濟保障。美國最高法院卻用判決證明川普政府無法保證行政承諾的持續性。賴政府須面對三個戰略現實：一是不能把行政談判當成外交勝利終點；二是真正具有保障的是條約，而非行政備忘錄；三是美國內政變化，可能直接重寫台灣經濟環境。

川普任命的大法官也否決川普，這意謂著美國大法官不是效忠總統、不是服務執政黨、不是維護任命者的利益，而只效忠憲法，制度忠誠高於政治忠誠。對照台灣，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院同意而任命，組成憲法法庭職司違憲審查；但憲法法庭卻以「緊急」之名，五人即可「開庭」，在重大的釋憲案與判決中屢被質疑袒護行政權、高度介入政治爭議。大法官成為賴政府擴權的助燃器，如何維持司法權超然中立？

（作者為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