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揆搭專機赴日觀賽，因聲稱是「私人休假自費行程」，引起國內一陣口水戰。事實上，如果他此行私下會晤了哪位有意義的日方人士，這些爭執應該即可化解。否則，宣稱是「外交突破」，卻又聲稱全程私人自費，便有些矛盾。

四年前，賴清德曾以副總統身分赴日弔唁安倍；廿二年前，閣揆游錫?回國時曾遇颱風而轉降沖繩，皆受到日方禮遇。卓榮泰聲稱他入境日本是採「一般程序」，日方又定義他此行為「私人行程」；因此要說是什麼重大「突破」，就稍顯誇張。至於專機從松指部起飛，也算是本國對閣揆的尊重，在野黨便不必過度糾結。

去年七月，外長林佳龍曾參訪大阪世界博覽會，據稱曾會見包括正參選自民黨總裁的高市早苗在內之幾位政界人士，當時即聲稱是一大「外交突破」；但社會上並無此感受。這次，卓榮泰原想藉高市早苗為日韓之戰開球，塑造兩人「同球場」之意象，可惜因高市臨時取消開球而無法如願。為此，卓揆更被迫把此解釋成私人自費，遭外界追問，多少有些無奈。

說穿了，近年這類低門檻的「突破」太多了。這種單點式的出訪，充其量只具形式意義，無法積累成實質的外交進展。試想，吳釗燮任內斷交八國都不在乎，如今卓榮泰看場球賽就要高呼「外交突破」，也未免太矯情！

美以與伊朗的戰爭邁入第十二天，美國總統川普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訪問時說，軍事行動進展比原定計畫超前，並稱這場戰爭可能「很快就會結束」。問題是，川普所聲稱的「戰爭目標」並未達到，且不斷在變動。從最初他宣稱要解除伊朗核武與飛彈能力，又說要支援伊朗人民抗暴、推翻神權政府，如今又要伊朗「無條件投降」。目標不斷變動，意味著達不到，所以才要降低標準。

但伊朗並沒有無條件投降之意，它不僅力抗美國與以色列，還擴大戰事攻擊波灣國家，封鎖荷莫茲海峽，導致波灣油國紛紛停產。據估計，原油減產總量每日達六百萬桶，導致油價一度飆升至每桶一一九美元，世界能源危機儼然形成。川普說，油價短期上漲，只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極小代價。此話讓全球愈發恐慌，不知川普口中的「更大的攻擊」，將帶來什麼衝擊。

對於油價飛漲，川普政府連夜盤點各種抑制油價手段，包括聯合Ｇ７國家釋出三億桶原油儲備，甚至考慮降低制裁，讓俄羅斯原油重新回流市場等。然而，真要讓油價回穩，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趕快結束戰爭。但川普喊話結束戰爭，只是為了安撫人心，也是為了美國期中選舉。支持川普開戰的美國民意僅廿七％，隨著戰事擴散及油價高漲，支持度將愈來愈小；當選民對通貨膨脹愈來愈不耐，共和黨的國會期中選舉恐怕會被拖垮。據報導，川普的顧問們已建議他制定一套終戰計畫，強調美軍已基本實現其目標，這正是川普拋出戰爭「很快會結束」的主因。

但要結束戰爭，並非美國可以片面喊停。因為這是場三方的戰爭，如果以色列和伊朗不打算停止，美國想結束也結束不了。以色列眼看著就要把死敵伊朗打癱，怎會願意收手？當初是以色列把美國拖入戰爭，如今兩國的戰略目標已經產生歧異；以色列要的是伊朗衰弱不振，無論最後是街頭內戰或革命衛隊叛變，只要伊朗持續亂下去，以色列的目標就達成。但川普想要的是「委內瑞拉模式」，斬首後的伊朗政權仍能維持統治，並願意對美國讓步，他即可趁勢結束戰爭。

戰爭第八天，以色列擅自轟炸伊朗油庫與煉油設施，作為伊朗攻擊以色列平民基礎設施的報復。這使得德黑蘭籠罩在化學煙霧中，還下起黑雨，伊朗指控，這是美以兩國的「化學攻擊」。由於美國事先未被告知，川普對此非常不滿，因為這讓全球對油價更為恐慌。

至於伊朗這方，不僅持續抵抗，還不斷發射飛彈與無人機反擊，同時還依照既定程序選出了哈米尼之子穆吉塔巴繼任最高精神領袖。他既有殺父之仇，又要團結全國士氣，勢必維持強硬路線不變，這使川普想依「委內瑞拉模式」建立伊朗親美政權的夢想破滅。

伊斯蘭革命衛隊在駁斥川普的聲明中說：「這個區域的局勢與未來走向，掌握在我們武裝部隊手中，美軍無法結束這場戰爭。」換言之，不是美國想喊停就能停；戰爭要結束，也得看伊朗臉色。

現在川普急於擺脫發動戰爭、搞亂全球能源秩序的指責，只好設法轉移焦點。他九日突然主動與俄國總統普亭通了一個小時電話，就烏克蘭與伊朗等話題進行討論；看起來，似乎有意重啟和談，把全球注意力從伊朗拉回烏克蘭。本周末在巴黎的美中經貿談判，和即將到來的川習會，則是另一個轉移注意力的方程式。

這場戰爭的發動，不是川普能夠掌握；現在他想結束，恐怕也結束不了。這是他始料未及，但後悔也來不及了。

為因應美伊戰事推升國際油價，行政院長卓榮泰宣示，新增汽柴油緊急緩漲機制，由政府吸收部分漲幅，汽柴油貨物稅減徵50%，持續農漁業機具用油補貼；經濟部也宣布，中油吸收油價漲幅的六成，減緩衝擊。行政院這五項措施，主要以「擴大減稅，吸收漲價」來穩定物價，這些加上經濟部的油氣多元採購，掌握3、4月天然氣船貨量，及油氣法定存量保障。目的都在確保台灣油價穩定，不受國際局勢太大影響。

政府這些措舉，都是即時因應做法，用心及苦心都值得肯定。但中長期來看，台灣還是要擴大自主能源，特別是核能發電；世界各國發展核電，是要「以電代油，以電代氣」，擴大能源供給面。

伊朗戰事風雲詭譎，美國川普總統說辭反覆，一面說戰爭很快會結束，但又加派軍力狂轟濫炸伊朗；以色列和伊朗，更有不共戴天的世仇，難分難解；戰事何時終了，還在未定之天。最令人揪心的是，伊朗封鎖「全球能源咽喉」荷莫茲海峽，使得全球20%以上的油氣供應都受影響，亞洲更占其中85%以上，台灣約有60%的原油和30%的天然氣要經過這個海峽，也告中斷；科威特、卡達是台灣能源供應國，因無法輸出，儲油槽已滿，開始停產。

川普常有驚人之舉，攪動國際局勢變幻莫測，而牽動到能源，兩個月前美國接管委內瑞拉，現在的伊朗戰爭，都影響全球石油的供需和價格；未來，國際政經持續動盪不安，局勢充滿挑戰。再加上各國極力發展AI，需電孔急，因此都增設核電，核電愈多，各國自主能源力量愈強。台灣要發展更多的自主能源，力量才能操之在我，賴清德政府全力提倡AI十大建設，需更多的電力來支撐AI國力，核電是當務之急。

美國、中國、德國、日本、南韓、台灣都在全球經濟扮演要角，這幾個經濟體，能源自主率105%、82%、38%、13%、20%、9%；日韓台是經濟上的「東亞三強」，但能源自主率都不到兩成，是進口能源高風險區，屬「能源脆弱三兄弟」。日韓台，在核電發展也各不同，占總能源需求4%：15%：0%；日本綠能未達目標，逐步重啟核電，所以自主能源占13%；特別的是南韓，能源自主率20%，核能占15%，另外5%是再生和水力；南韓工業發達，能源需求大，核電占比長期穩定在15%，是核心的本土低碳基載。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報告，德國和台灣的電力結構有相同特質，兩個經濟體的核電都是0%。德國總理梅爾茨去年上台後，多次批評前朝政府（蕭茲、梅克爾）的能源政策，認為廢核是錯誤的；他認為，德國在2023年關閉最後三座核電廠，導致德國花費全球最昂貴的能源轉型，並在能源供應上極度脆弱；不只德國，歐盟主席范德賴恩最近也坦承，歐洲過去集體放棄核能，是戰略上的錯誤，特別在中東戰火再次推升油電價時，核能的穩定性更可貴。德國基於安全及成本的考慮，現已開始投資新一代核能，研發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與核融合技術，要在2030年讓德國重新擁有自產的低碳基載。

各國為因應AI需求，紛紛擴大核電規模。美國能源自主率105%，能源可外銷，但為AI發展，由政府領頭，民間主建，要在2030年前建十座加大型核電廠，之後還有很多的中小型核電廠，總電力是現在的四倍；很多民間大型、科技公司也參與興建核電廠。

中國電力發展完備，總發電量是美國的2.4倍；能源自主率82%，仍然發展綠能、風能、水力、光電，特別是核電。現能源主要靠煤炭，油氣對外依存度仍高，所以這幾年大力發展核電，以實現將電力轉化為熱能；中國在東部沿海，每年加速增建十台機組核電，總量已突破100台，核電總體規模世界第一。

台灣經濟近年都有高幅成長，但每到夏季，電力備載容量就亮紅燈；再生能源的開發，歷經蔡、賴政府的努力推廣，仍未達目標，且弊病叢生。台灣的核三廠預定月底送出再運轉計畫，學者、工商界多年來重啟核電的呼聲不斷，政府必要儘速重啟核電，加速核電SMR的推展，才能應付未來台灣經濟、AI發展所需，也能面對動盪的國際局勢所引致的能源短缺。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日新月異，尤其在人工智慧、機器人、電動車、電池與太陽能等產業上的成果有目共睹。能有這個發展，得力於許多條件，首先是電力基礎建設的完善，充足而穩定的電力供應，為高科技產業提供了強大的支撐。

除了基礎建設之外，中國更高度重視理工教育。每年有高於百分之四十的高中生選擇攻讀科學、技術、工程、數學（ＳＴＥＭ）領域，每年大學理工相關科系畢業生超過五百萬人，規模居全球之冠。龐大的工程師與科技人才供給，成為中國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優勢。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曾指出，中國在ＡＩ領域的實力已不容忽視，部分領域甚至可與美國並駕齊驅。相較之下，美國僅有約百分之四的高中畢業生在大學主修理工科，每年理工相關畢業生大約四十萬人左右，其中不少來自亞裔家庭。因此曾有美國學者指出，未來中美科技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演變為「兩地華人科技人才之間的競爭」。即使美國在科研與科技產業上的投資金額遠高於其他國家，但以其人才規模、管理制度及營運成本的短板，高投資未必能轉化為相對應的生產力。

再回頭看看台灣人才問題，情況令人憂心。台灣的生育率逐年下降，使得人才量能不足變成了基本的問題。在「質」的方面，教改之後強調「無壓力學習」，同時廣設大學，學生不必特別努力也能進入大學就讀。另一方面，原本培養技術人才的職業教育體系逐漸被削弱，許多原本可透過技職教育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反成不完全符合產業需求的通識型人才。

尤其在一○八課綱實施後，高中ＳＴＥＭ相關課程有所縮減，連最基礎且最關鍵的數學課，一周往往只有四節課，已逐漸影響學生的數理基礎能力。近年不少大學教授與產業界人士都提出警訊：若學生的數理能力持續下滑，台灣未來在ＳＴＥＭ領域的人才基礎將逐漸削弱，長期而言勢必影響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國際競爭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才培育早已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攸關國家未來發展的「國安」問題。

相較於美中兩國，台灣的教育與科研資源有限，我們一流大學的預算和中國大陸三流大學的差不多，教授的薪資也不高，常面臨國外大學的挖角，因此更需要審慎配置高等教育與研究力量。國家應集中資源，優先支持對台灣最具戰略意義的產業，如半導體、人工智慧與先進製造，強化人才培育與研究能量。

此外，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學術體系的整合。最近陳培哲院士的提議我也深有同感，為避免資源的重覆，我們可以維持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榮譽地位與無給職性質，而將旗下研究機構逐步併入各大學，使研究與教學更緊密結合，讓有限的國家資源發揮最大的整體效益。

面對愈來愈激烈的全球科技競爭，人才就是國家的根本實力。如果人才基礎動搖，再強的產業也難長久。如何建立真正有利於培養科技人才的教育與研究體系，將是台灣未來最重要的課題。

當年倡議以鼓勵種樹的方式來紀念孫中山的人，具有極前瞻性的永續發展思維。尤其面臨極端氣候的威脅，種樹植林在生態綠化、減少二氧化碳、調節微氣候方面，更具有顯著的貢獻。

孫中山先生作為近百年來，兩岸以及全球華人共同推崇且可能是絕無僅有的偉人；但其受人景仰之處，絕對不僅限於「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政治成就，而是其畢生倡議的「博愛」、「天下為公」的包容、宏觀思想。尤其是孫中山相當推崇的「禮運大同篇」，更與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完全契合。

舉例而言，「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寥寥數語乃道盡資源永續循環的真諦。

而「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更是打造社會安全福利的終極目標，也是ＥＳＧ領域的核心議題。因此，禮運大同篇即使放在任何討論永續發展的議題中，也毫無違和。

卸除政治外衣，孫中山或許可視為一位永續發展的先行者。若能以這個角度來過植樹節及紀念孫中山先生，或許更具時代意義。

美以伊戰爭，荷莫茲海峽遭伊朗封鎖引起全球震盪，關於能源供應鏈議題的討論不絕。近年俄烏戰爭衝擊歐洲能源供應、極端氣候考驗電網韌性、加上ＡＩ相關產業用電需求快速攀升，使「供電穩定」與「能源自主」重新被置於優先序列。能源治理的核心，正在由單一減碳目標，轉向兼顧安全、穩定與轉型的多重平衡。

美國近期的能源政策調整格外具有指標意義。川普政府強調能源自主與供應穩定，對傳統能源重新給予制度性支持，其政策邏輯並不難理解：當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壓力升高，決策者往往優先確保電力不中斷、供應鏈不受制於外部風險。氣候目標並未完全消失，但在政策排序上顯然出現調整；這種變化本身即是能源戰略轉向的重要訊號。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國家也有類似調整。歐洲在天然氣供應危機後延役部分核電機組；日本逐步重啟核電廠，韓國與法國亦強化核能在能源結構中的角色。所謂「核能回潮」，並非對再生能源的全面否定，而是在轉型過程中尋求基載電力與低碳目標兼顧的現實回應；當風電與太陽能仍受到天候條件限制，儲能技術尚待規模化與成本下降，各國須在理想與可行性之間取得平衡。

台灣同樣難以置身事外。行政院長卓榮泰近日表示將評估新式核能技術，政策語氣由明確排除轉為審慎開放，與其說是立場翻轉，不如說是在產業與戰略壓力下的策略調整。

隨著ＡＩ、高效能運算與雲端資料服務快速發展，半導體與電子產業對電力品質與穩定度的要求大幅提高；資料中心與晶圓廠全天候運轉，任何供電波動都可能造成重大損失。單一能源路徑是否足以支撐未來發展，確實值得重新檢視。

然而，核能成為選項並不代表爭議消失。核廢料處置、地方信任與安全監管仍待明確回應；若僅因短期壓力而鬆動政策，卻缺乏完整規畫與社會溝通，反而可能加劇不確定性。同時，作為出口導向經濟體，台灣的碳排強度與供應鏈碳足跡攸關國際競爭力；核能若被納入能源結構，其定位應在於補強低碳與穩定供電能力，而非取代再生能源發展。

當全球能源戰略進入修正階段，台灣若仍停留在標籤化與情緒化的對立框架，勢必錯失理性調整的契機。能源從來不是簡化的是非題，而是涉及風險分配與世代責任的公共選擇。若一方面承認產業發展與國家安全需要穩定電力，另一方面卻拒絕討論任何可能強化基載電力與系統韌性的方案，立場本身便難以自洽。

政策可以修正，但修正必須建立在清楚論證、透明程序與可承擔責任之上。如何在供電穩定、氣候責任與社會信任間取得制度性的平衡，是當前決策者無可迴避的課題。

三月十日在巴黎舉行的核能峰會上，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表示，歐盟將支持對「創新核技術」的投資，並坦言歐洲放棄這種可靠、可負擔得起且低排放的能源來源，實屬戰略失誤。

無獨有偶，行政院長卓榮泰也在日前表示，台灣「傳統核能時代的非核家園已經達成」，未來政府將「全面接觸世界先進的新核能技術」，例如小型模組化反應爐（ＳＭＲ）與核融合等；若未來核安沒有疑慮、核廢可以處理，並取得社會高度共識，台灣即可討論是否接受「新核能」。

這看似為台灣能源政策釋放彈性，但若把核能簡單劃分為「新」與「舊」，反而帶來一連串疑問，也可能使核能政策的討論陷入概念上的迷霧。

從技術發展的角度看，核能並不存在截然劃分的「新核能」與「舊核能」。就ＳＭＲ而言，發展較成熟的仍多是既有輕水反應爐的小型化設計，只是在工程型式與部署方式上有所調整。ＳＭＲ發展中的設計已接近百種，一般而言，除了機組較小外，每單位發電量所產生的用過核燃料並不見得少於現役大型機組，同時燃料型態也更加多元，這使其用過燃料的最終處置面臨新的工程挑戰。

事實上，高階核廢的最終處置在國際上早有明確的技術路線，例如「挖礦式深地質處置」。

真正需討論的其實不是「能否處理」，而是如何因應反應爐發展與廢棄物型態的變化，選擇適合的處置工程方案，這也是台灣規畫發展ＳＭＲ時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近年受到關注的「深孔處置」便是在此脈絡下出現的一種選項。在某些情境下，它被認為可能比傳統礦坑式深地質處置更具工程適用性。

此外，「新核能」的說法也帶來一個難以迴避的矛盾。若未來重啟核能，ＳＭＲ或核融合在短期內仍緩不濟急，最具時效且成本效益較高的選項，其實是延役核二、三廠並重新評估核四廠啟用。核二、三廠屬於第二代核電機組，而核四廠採用的進步型沸水式反應爐則是第三代改良設計，也是目前國際上運轉中的先進核電機組之一。若核二、三廠可被討論延役，而核四廠卻不能被討論，那麼「新核能」恐怕將淪為政治性的語言。

核能技術的進步從來不是一蹴可幾，而是經驗累積與持續創新的長期演進。唯有理解其發展的歷史脈絡，並掌握其科學基礎與工程上的可行性，才能走出「新核能」的概念迷霧，為台灣能源政策找到更穩健的發展方向。

大陸央視報導，在中共駐伊斯坦堡總領館協調下，七十多名滯留中東的台灣旅客搭乘東方航空航班，十日凌晨飛至上海再轉機返台。我國外交部發言人認定「此案應是返國班機受影響，不是滯留在中東戰火地區」；換言之，央視報導大陸協助台灣民眾返台，台灣政府並不埋單。

想當然耳，陸委會依舊是膝式反應，也不認為對岸有善意協助。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受訪表示，從中國媒體與網路上的異常訊號看來，該議題有「認知戰」情況。沈並回溯二○一八年燕子颱風襲擊日本關西時，「中共利用天災人禍散播台灣政府救災不力、沒能力撤僑」。

首先，從返台旅客角度，若因美伊戰火遲遲無法返台，基於早日返鄉的急迫心理，不論哪一國政府協助，當事人都心懷感激且樂於接受。合理猜測，台灣此批遊客非以大陸為旅行地，必然不會攜帶「台胞證」在身；加以中東戰火打亂杜拜、阿布達比、杜哈等地回台航班，若非大陸方面認定「台灣同胞」，協調出入境邊檢，想要順利先抵上海恐有相當難度。

其次，台灣官員「何不食肉糜」之風後來居上，不讓晉惠帝專美於前。該批旅客原預定經阿布達比轉機返台，但因航班取消而滯留，又因自土耳其轉飛，被我外交部認定「不是滯留在中東戰火地區」。台灣旅客受戰火影響而無法順利返台，只因非在戰火緊張區域（其實土耳其亦有遭伊朗飛彈攻擊），外交部似認為其非緊急協助之對象。但何以大陸願意伸手援助？台灣駐土耳其外交人員是不知、不為，或外交部認定既非戰區則干卿底事？

第三，卓揆為了「看棒球」而「自費包機」赴日，台灣旅客滯留海外卻求援無門，竟需要陸方協助轉機返台。兩相對照，便知台灣政府是否關心滯留海外民眾。若卓揆派包機飛往中東，載回美伊戰火下無法順利返國的民眾，則滯留在外的民眾都可接受台灣駐外單位協助，無須求助對岸駐外單位。世界各國都有撤僑計畫，台灣卻鴕鳥心態聲稱沒有撤僑的必要，只能「呼籲仍在中東地區旅遊的國人，盡速搭乘商業班機離境」。台灣執政大員應該深切反省，莫怨「央視統戰報導」、「議題認知戰」或「網路異常訊號」。

歷次民調問誰是對台灣最有貢獻的總統，經國先生幾乎總是居首，其施政興國利民、無私無我、與民眾在一起；小女欲服公職前，吾亦以「爾俸爾祿、民脂民膏」誡之。政府公務人員是公僕，為民眾做事、謀福利是本分。民眾因戰火滯外，協助他們返國，難道不是領民眾納稅錢公僕的分內之事？輪到對岸協助台灣民眾返台，台灣駐外館處是否無能或失職，對不起「爾俸爾祿」？

民眾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當閣揆搭專機出國看棒球，民眾卻需仰仗對岸的「同胞愛」來救援，執政黨羞矣！歸咎統戰、認知戰，官員尚知廉恥否？

美以伊戰火再度衝擊全球能源市場；行政院為了穩定物價，啟動油價緊急緩漲機制，由中油吸收部分漲幅，同時將汽柴油貨物稅減徵提高至法定上限五成。短期看來，油價漲幅被壓低，確實有助於減緩民生壓力，也有助於穩定物價，但冷靜思考，這類政策多半只是「治標」，背後的成本其實仍由全民埋單。

以這次措施為例，原本依照油價公式，汽油每公升應調漲五元多，但最後只調整一點五元，其餘由中油吸收。問題是，中油是國營事業，長期吸收成本可能轉為虧損，再由政府補貼。表面上是中油承擔，實際上仍可能由納稅人負擔。

另一項措施是將汽柴油貨物稅減徵至五成，減稅確實能降低油價，政府稅收卻因此減少；這些財政收入原本用於公共建設或社會支出，如今也等於是全民共同承擔政策成本。行政院在推出穩物價措施時，更應清楚向社會說明整體財政成本究竟是多少？是否會影響未來的公共支出？

此外，油價緩漲機制也涉及公平性問題。很多人平常依靠公車、捷運、自行車或步行通勤。當政府用全民財政去壓低油價，等於是用所有納稅人的錢補貼開車族用油成本，這是否公平？

與其長期壓低油價，也許更應思考如何調整交通與能源使用模式。若能藉機鼓勵更多人使用公共運輸、增加公共自行車站點、串聯短程交通系統，既可減少私人汽車使用，也有助於節能減碳、有利身體健康。對年長者而言，完善的公車與捷運系統是重要的生活支撐；偏鄉地區也應納入更完整的公共運輸網路，讓交通服務更公平。

更重要的是，這次能源衝擊再次提醒台灣，能源安全問題無法迴避。俄烏戰爭爆發後，全球能源市場劇烈震盪，各國紛紛檢討能源政策；如今美以伊衝突升高，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再次浮現。台灣能源高度依賴進口，一旦國際局勢動盪，油氣價格上漲難以避免。

目前台灣電力結構中，燃氣發電比率不斷提高，但天然氣高度依賴海運，一旦航道受阻或國際價格劇烈波動，電力成本與供應即受衝擊。另一方面，燃煤發電排放造成空汙問題，人民彷彿「用肺發電」，損害全民健康。許多國家近年開始重新評估核能角色。台灣既然已有核電基礎設施，對現有核電廠的安全檢查與再運轉評估理應加速進行，務實討論能源組合的調整。

油價緩漲雖可暫時穩定物價，但並不能解決能源結構的根本問題；治本之道在於建立穩定的能源供應體系，同時改善交通與能源使用模式。唯有正視能源安全、交通政策與財政成本，台灣才能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走出穩健的能源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