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總統宣布核二、核三具備重啟條件，台電將送重啟計畫給核安會，等於宣告民進黨將從「反核」走回「返核」。政策大轉彎，賴總統的說法卻是：「立院通過《核管法》修法，一定要依法行政」。彷彿政策跳票，是修法所迫。

去年《核管法》修法，只說延役評估及申請「得」由經營者提出，並未強制台電或經濟部須送件。亦即，是否延役仍屬行政裁量，不存在「必須依法行政，所以申請核電延役」之事。賴清德之詞，顯然是推卸責任。

更何況，去年核管法修法及核三重啟公投，民進黨都全力反對。曾任蔡政府環保署副署長的詹順貴，便痛批賴總統的說法是「選擇性依法行政」、「把人民當笨蛋」。

即便有法律義務，做與不做，賴總統向來也只依個人好惡而行。他在台南市長任內拒進議會，還因此被監院彈劾；閣揆卓榮泰五度不副署法律，賴清德是其堅實後盾；牽拖「憲法規定」，拒絕赴國會作國情報告；提名怠惰，放任大法官缺額。他不斷濫權行政，哪裡在乎依法行政？

賴總統知錯能改，拋棄反核神主牌，並非壞事。但過去對核能極盡抹黑，難道不應向擁核者道歉？「二○二五非核家園」變成「只有二○二五非核家園」，難道不該向反核者道歉？政策反覆又不負責，「依法行政」再好用，也早被看破手腳了。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公布《二○二六美國情報社群年度威脅評估》，在台海安全上有兩項重要判斷：一是評估中國大陸現階段沒有計畫在二○二七年入侵台灣，目前也沒有確定統一時間表；二是認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的「台灣有事」論，代表日本現任首相立場的重大轉變，中共則持續多方位施壓反制。美國的情報評估，一方面降低「台灣有事」的機率，一方面提高中日「因台灣而有事」的風險，把區域安全帶進更複雜的棋局。

儘管中共從未放棄武力犯台，但「二○二七武統」之說，卻從頭到尾是一個美國炮製、綠營炒作的假訊息。最初，是習近平提出確保二○二七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是其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戰略安排；美軍卻將之看成是中共攻台的意圖、準備和時間表。二○二一年時任美軍印太司令戴維森就警告，中共可能在未來六年內攻台；此後這張「武統時間表」不脛而走，綠營常用以販賣亡國感，賴總統也召開國安高層會議討論因應之道。

關於中共攻台意圖的研判，這次美國的情報評估，與前後兩任總統拜登和川普的訊息一致：他們都曾親獲習近平的說明，否認存在二○二七武統時間表。諷刺的是，美國的情報判斷雖有助於減少時間壓力下誤判的可能，卻結實打臉賴總統和他的國安團隊。賴清德不只是學舌美國，更意在借其東風，從戰爭恐嚇、擴大軍購預算到國安立法，政治操作才是目的。

美國情報評估也認為，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論，是日本政府立場的重大改變。雖然日方否認此說，但這項評估，讓川普可要求日本在區域安全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美國發布情報評估報告之際，高市早苗如期造訪白宮，並如願獲得川普在加強美日同盟、提高印太威懾、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共同承諾。當然，日本也第二波加碼投資美國、提高國防預算，並將協助因應荷莫茲海峽封鎖危機，高市並未讓川普失望。

隨著中東戰火擴大，美國駐守日本的「的黎波里號」兩棲突擊艦和二千多名精銳遠征軍，已奉命緊急增援中東。加上部署在南韓的薩德和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也被移調中東，使印太地區出現戰力空窗期。這已引起日本民眾的憂慮，因此高市早苗也提醒川普，印太形勢嚴峻。高市早苗和川普確認了加強美日同盟與印太威懾的共同承諾，但重點卻放在日本承諾迅速加強自身防衛能力，增加國防預算，提高聯合生產的飛彈產量等。未來一旦台灣有事，美國會不會抽兵來援尚未可知，但首先被要求出頭的，勢必是日本。

高市早苗成功在川普訪問中國大陸前，搶先再確認美日同盟和穩定台海的立場；隨行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並告訴美國副總統范斯，中國大陸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也會影響美國。針對「台灣有事」論引起的中日緊張情勢，川普還答應在訪問中國大陸時，將轉達日本觀點。

中共的立場一直明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台灣有事，干日本什麼事？去年「台灣有事」論風波乍起，川普和習近平通話後，並未力挺高市早苗；如今高市早苗搶先會川普，能否框住川普，有待觀察。但外界原就預期川習應會提到台灣，現在川普還幫高市帶話，可能更增加台灣議題分量。這對菜單上的台灣而言，是福、還是禍？

弔詭的是，美國情報評估，台灣可能無事，日本卻可能因台灣而有事。最怕的是，台灣挾美日自重，無事也要找事，導致美國情報評估失靈。

賴清德總統近日表示，核二、核三具重啟條件，將進入核安審查，引發社會分歧。支持與反對再起，凸顯核能議題的敏感，但問題已不在「要不要核電」，而是台灣是否願意面對現實，做出代價最低、風險最可控的選擇。

回顧核能發展，自1970年代引進核電以來，長期提供穩定基載電力；但三哩島、車諾比與福島事故，使疑慮升高。核四爭議延燒數十年，2014年封存、2021年公投未過，2025年核三除役後，台灣進入非核狀態。這不只是安全與環保的拉鋸，更是政策理性逐步被政治動員取代的縮影。

反核疑慮並非無據。台灣地震頻繁、人口密集，一旦發生事故衝擊巨大；核廢處置未解，延役或重啟恐將問題後延；老舊機組安全亦須嚴格驗證。但正當性不等於無限放大風險，更不應據此排除所有選項。

更應正視的是，「非核家園」自始即缺乏工程可行性與系統評估。該政策高估再生能源與儲能短期補位能力，低估電網韌性、備轉容量與燃氣基礎設施限制，也忽視台灣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現實。過去十年，燃氣擴張、備轉壓力常態化、電網成本上升，加上能源價格波動與政策反覆，累積社會代價逾兆元。這不只是政策選擇，而是一場代價高昂的誤判。

支持核能，正是回應此一現實壓力。核能低碳且穩定，在再生能源與儲能尚未成熟前，具有不可替代的過渡角色。台灣能源高度仰賴進口，天然氣占比攀升，在地緣風險升高下，能源安全已是國安議題。再加上半導體與AI產業擴張，「電力即算力，算力即國力」，電力已成國家競爭力的底層條件。

國際趨勢亦轉向。歐洲將核能納入永續分類，日本加速重啟與延役，美國維持既有核電並發展新技術。主要經濟體重新擁抱核能，台灣若仍自我設限，等同在競爭中棄守關鍵工具。

台灣面臨的壓力更為迫切。中東局勢動盪，能源供應不確定性升高；天然氣仰賴海運，一旦航道受阻或價格劇烈波動，電力系統即承壓。同時，AI與資料中心用電快速攀升，供電穩定已成產業基本門檻。

更關鍵的是極端情境。在台海緊張升高下，一旦出現封鎖或準封鎖，能源進口可能受阻。台灣電力結構高度依賴進口燃料，尤其天然氣庫存有限且仰賴特定港口補給。若缺乏可迅速恢復的本地穩定電源，供電將迅速惡化，衝擊民生與產業。

因此，「沒有核能選項」本身即是國安缺口。核電的價值，不僅在平時供電，更在危機時提供穩定支撐。持續排除核電，等同讓台灣承擔能源集中、減碳壓力與產業競爭力流失三重風險。這些風險不會立即爆發，但將持續累積，最終反噬經濟與社會。決策關鍵不在核能是否完美，而在能否降低整體風險。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尤須警惕的是，以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作為延後決策的藉口。此技術仍在示範與初期部署階段，距離在台灣形成穩定商業發電能力至少需十年以上。以未成熟技術作為依據，不是前瞻，而是逃避。

行政院亦應務實面對核四。核四是必須處理的國家選項。政府應立即委託具國際公信力的專業機構，針對安全、成本、工期與效益進行全面評估，並公開接受檢驗。唯有以專業取代政治，決策才能重建信任。

賴政府認清核電的必要性，不再被意識形態綁架，政策轉彎雖然引起爭議，但能源政策的本質，是風險管理與經濟效益。在確保核安與推進核廢處理的前提下，重啟核二、核三，並與再生能源、儲能及電網升級同步推動，才是務實路徑。台灣已無拖延空間。任何以意識形態取代風險管理的選擇，終將付出結構性代價。當全球強化能源韌性之際，台灣能面對現實，終是無從迴避的結果。

美以伊戰爭爆發，引發中東局勢的動盪，更進一步牽動國際燃油價格飆漲，以航空產業來說，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公告資訊指出，航空燃油價格二月中旬每桶美元九三點八八，三月中旬價格已趨至每桶一七五美元，其中大半漲幅落於三月上半旬之價格波動。

然依我國「航空客貨運價管理辦法」，在國際航空部分（華航、長榮），由於目前航空客貨運價屬「備查制」，航空公司尚可藉由燃油附加費反映成本急遽上升之壓力，但明訂附加費須待備查後第七日生效； 國內航空業（華信、立榮）卻猶如斷炊效應，同個規範明訂「須在交通部核准之上下限範圍內自訂全額客運票價、貨運與行李費率、附加費，應報請民航局備查，並自報請備查日之第三十日起生效」。

換言之，國內航空業者除須在政府設定「核准」票價範圍內營運外，還須等候一個月生效期。就前述燃油價格在一個月即成長一倍之前提下，實屬緩不濟急。以國際航空營運成本採極保守預估，燃油每桶價格每成長一美元，每月至少增加一五○萬美元的營運成本；依現況，油價僅月餘即成長九十美元，一個月成本將攀升超過一億美元。

以國內所有國際、國內航空公司今年一月創造約百億載客延人公里數（ＲＰＫ），若將油價反映在單位延人公里成本中，每延人公里將成長○點○一美元。若依此推估，極短程的航線如香港，每航段票價至少須反映五美元，長程航線每航段至少須反映五十美元，方可足額轉嫁至消費市場中，此尚不含其他受到油價間接影響之成本。

建議交通部應速召開國內航空票價審定機制會議，並在危機中縮短附加費生效日，以解業者燃眉之急，否則可以預期航空業者鉅額虧損，甚者不支倒地。同理，似「從未受通膨影響」，始終凍漲、保持全票十五元的台北市公車票價也實需檢討，政府應全面檢視現行運輸相關產業運價之合理性。春暖花開時節，卻拜中東戰火之賜，台灣運輸業春燕飛了！

筆者日前出席「磐石會」會長交接，在典禮上賴清德總統對於重啟核電議題表示，將依據立法院通過的核管法，朝多元電力推進。據悉，台電早已啟動準備程序，並擬妥核電廠重啟計畫，預計本月底送交核安會審查。

上世紀在德國崛起的綠黨，相當程度啟發台灣的環保意識與經濟發展路線之選擇。換一個時空場景，賴總統此番重大宣示，強調是考量經濟永續、國際上重新支持低碳電力、人工智慧帶動的用電需求，而審慎評估出的「新能源政策」。隨著川普去全球化的決心與中東戰火未歇，台灣核電維繫與否，涉及的不只是台灣產業優勢的存續；美以伊戰爭導致的油輪航道封鎖，已擴大為對液化供氣、港口接收原油的威脅，國安考量與事前準備勢必不可或缺。

大約半年前，台灣曾舉辦重啟核三公投，投票結果也攸關民進黨的反核神主牌是否依然有效。若對比二○二一年的核四公投，當時的投票率高達四成一，去年雖僅開出三成選票，但不同意核電的票數，於多數縣市亦減少至核四公投的三分之一弱。

核三延役公投反核票數減少所反映的民意轉變，究竟是選民的「策略性棄選」，亦即就算通過，執政黨也不必然要執行，抑或是心態上的大幅改變？其意涵值得深究，更能提醒政府因勢利導。除了黃仁勳先生幾次公開支持核電，更有其後輝達來台投資案。機緣湊巧的全球戰雲，竟促成核能政策大轉彎！順水推舟，台灣能源政策的轉向不能再耽誤，更重要的是時效。

國際能源總署的報告，美中德日韓台的能源自主率分別是百分之一○五、八十二 、卅八 、十三、廿、九。日韓台能源自主率都不到兩成，屬「能源脆弱三兄弟」。日本在三一一大地震福島核災後關閉全國五十四座核電廠。三年前警悟到能源短缺、自主率低，且ＡＩ發展重要，再啟核電，定二○四○核電占比要兩成。韓國核能占百分之十五，是核心的本土低碳基載。

德國總理梅爾茨上台後批評前朝能源政策認為，德國在二○二三年關閉最後三座核電廠，致使德國花費全球最昂貴的能源轉型。德國已開始投資研發小型模組化反應爐（ＳＭＲ）與核融合技術，要在二○三○年重新擁有自產的低碳基載。

美國能源自主率高，石油可外銷，但為ＡＩ需要，由政府領頭、民間主建，要在二○三○年前建十座加大型核電廠及很多中小型核電廠，總電力是現在的四倍；也鼓勵民間公司蓋核電廠。

中國電力發展完備，發電量是美國的三倍；在東部沿海每年增建核電機組十台，核電規模世界第一。

台灣現雖欲重啟核二、核三，路途仍遙遠；ＳＭＲ因建設時間只要三年，地點選擇靈活，適用地狹人稠的台灣，現為世界各國風潮，政府可列為選項，同時開放民間參與興建，加速能源自主。

面對ＡＩ算力需求、電網穩定、減碳目標，核能、綠能、儲能三足鼎立，成為能源的新鐵三角。台灣風能、光能、地熱開發，過往弊病叢生，如何奮進向前，政府要有具體辦法；先進國家發展儲能，重點放在建立大型電池陣列、氫能，再加上拓長儲存。台灣能源韌性不如先進國家，只有加緊努力。

我碩士畢業，擁有兩張教師證（國文、生命教育），現在桃園一所知名私立國小擔任導師；每日早晨七點到校、下午六點左右下班。班級學生人數四十多位，大約是一般公立學校的一點五倍。平日教師工作，除了繁忙的授課、備課、命題、作業批改、聯繫家長、放學導護、生活指導（包括掃地、午餐、午休等）、處理學生狀況之外，也承擔學年主任的行政職務，定期參與校方舉辦的會議、課程、研習活動。

初任教師工作時滿腹熱血及愛心，總是希望能以一己微薄的力量多為學生付出，努力扮演好「教育工作者」的角色，甚至犧牲寶貴的假日，親自帶領學生至鄰近的環保站、安養院參加志願服務學習、指導心得書寫；無論再怎麼疲憊，只要看見學生充滿自信、成就感的燦爛笑容，或是從活動過程中獲得成長與收穫，都甘之如飴。

直到有一天，接到某位家長的投訴，不僅受到沉重的打擊，也讓我重新審視教師這項「神聖」的工作，是否充滿未知的風險、危機和考驗？起因是班上兩名學生，在體育課發生肢體衝突，雖然已在第一時間帶學生至健康中心察看、擦藥，盡力安撫班上孩子波瀾、躁動的情緒，亦耐心向家長解釋前因後果、溝通，並通報學務處協助後續處置程序；但其中一位擁有法律背景的家長仍舊不滿意，揚言要提告老師、對方家長和孩子，且揚言要找市議員、鬧上各大新聞版面，讓學校和老師一起「身敗名裂」。

除此之外，管教學生也愈來愈不容易，我曾在監考非科任班時看見一名學生在把玩剪刀，在不確定該學生是否為「特殊生」的情況下，只能硬著頭皮、冒著生命危險不動聲色走向前，悄悄將剪刀收至安全的地方，解除班上同學可能爆發的一場危機。甚至還曾遇過調皮的學生，刻意在紙條上書寫不堪入目的三字經，不僅辱罵導師是「笨蛋」，還詛咒導師的父親。現代的父母平日忙著工作，卻未重視孩子的品格陶冶與教育，一旦行為出現狀況卻一味將責任歸咎於學校老師「沒教好學生」。

近年來聽聞諸多資深教師自願提前申請退休、提前離職，他們共同的願望只有一個，只希冀能在有生之年「安全下莊」、「好好活著」。這些教師們都是大家公認的「好老師」，不僅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好口碑，也願意替學生無怨無悔的付出。

期盼教育部能夠重視「現代教師的沉痾」、聽見基層教師的沉痛心聲、尊重教師專業、賦予適當的管教權，讓每位現職教師皆能安心、無後顧之憂從事教學工作。

身為導師，每天早晨總會面對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這件事該管到什麼程度，又該如何管？當學生熟練地在八點第一節課前「壓線」進教室，家長多半卻因早已出門上班，以為孩子已準時到校。晨間管理不只是時間問題，更涉及資訊落差。回顧三年的班級經營，七年級剛開學時，我曾在前兩個月採取較高標準的提醒，只要規定時間七點卅分未到校便立即通知家長，希望先建立基本作息。到了八年級，遲到情況雖仍存在，但人數大致穩定；到了九年級上學期，情況逐漸惡化，超過明定上學時間十分鐘後，已到校的人數仍常常落在十人左右。

面對這樣的狀況，在現有制度下導師若要介入，需要建立在親、師雙方有共識的基礎上。九年級上學期結束前，先試行兩天發送七點四十分未到校提醒，再透過家長代表向班級家長說明這項做法，爭取對於「準時」品格的認同，確認家長無異議後，下學期正式啟動每日簡訊提醒。這項措施並非懲罰，而是考量安全及準時上學的提醒服務；讓家長即時掌握孩子是否已到校，也讓學生知道無法再把晨間時間當成模糊地帶。實施後，班上七點四十分前的到校人數由原本約十人增加到十五人，整體確實出現改善。

不過，仍有少數學生在提醒下未見改變。實施兩周後，班上仍有六位學生持續慣性遲到，筆者將相關情況與次數告知家長，並說明最後觀察期；第三周結束後，對於仍超過約定次數的孩子，後續便不再逐日提醒，改由家長與孩子自行調整作息。放手不代表放棄，只是承認有些責任老師不能全扛。教育當然需要投入，但如果長期沒有相對的回應，老師也必須替自己保留繼續走下去的力氣。

生活常規的建立，需仰賴家庭與學校攜手合作；比起一句「辛苦了」，更實際的支持是家庭願意與老師配合。家庭是否願意擔負責任，決定了良好習慣能否真正留下來。七點四十分的界限，看似只是晨間管理的一小步，其實是教師在教室反覆練習的一課；教師不能因制度限制而完全放棄要求，但也必須承認，若合作遲遲無法形成時，適度放手有時反而是一種分寸，也是能守住熱忱而不致耗損的教育智慧。

觀察當今校園，老師不敢管教、學生無視指導的情形已趨普遍。面對課堂上無視指令、惡意挑戰底線的行為，老師若嚴格要求，往往面臨遭投訴的風險；若轉向行政端求助，甚至可能被貼上「班級經營能力不足」的標籤。

在這種氛圍下，教書的「情緒成本」高到令人窒息，愈來愈多優秀教師無奈選擇「修身養性」、明哲保身，甚至引發提早退休潮。這並非他們缺乏教育熱忱，而是不願意在孤軍奮戰中，讓自身的專業尊嚴，被殘破不堪的制度踐踏。

秩序守門人被迫退讓的結果，教室裡受害最深的，其實是那些安靜守規矩、渴望學習的「沉默大多數」。學生吵鬧，老師只能好言相勸；影響他人學習的行為若沒有具體處分，秩序必然崩壞。我們常說要給孩子安全的學習環境，但若連基本的課堂秩序都無法維持，安靜守分學子的受教權被嚴重剝奪，這豈是眾人的安全？形同變相告訴守規矩的孩子「破壞規則是被允許的」。

社會對教師有著「無限包容」的聖人期待，仍迷信單靠「溫柔提醒」就能解決一切。其實，真正的教育需要管教與關愛並存；並非要回到體罰時代，但政府必須提供合理的制度配套，借鏡歐美先進國家。管教從來不是老師個人的情緒修行，而是有後盾的專業程序、有明確的「行為準則表」。老師負責客觀判定與記錄，後續的執行由行政體系接手；公權力必須要求家長配合並帶回管束，絕不放任違規行為無底線地打擾其他同學，家長須正視自身的監護義務。

制度的缺失絕不該由基層教師的愛心來填補！教育部必須認清，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學校迫切需要建構起由教育主管機關與家長共同承擔的「管教支持系統」，還給校園一條明確的規則界線。不僅是守護教育專業，更是為了教導下一代最基本的社會現實─行為有界線、選擇有後果。政府若持續阻礙、限縮教師的管教權，只會讓孩子更加堅信「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教師這份工作，本應建立在信任與專業之上，但如今這份信任正逐漸崩解。日前筆者在批改數學考卷時，發現一位平時成績約落在六十至八十分的學生，該次考試拿到九十多分，且整份試卷幾乎沒有計算過程；私下找該生了解情況，學生表示原本有寫計算過程「但已擦除」。這樣的說法，與他平日的作答習慣有所落差；當場請他重寫部分題目的計算過程，他卻寫得支離破碎。

在那一刻，筆者其實可進一步追究，甚至依規定處理；但考量該生平時表現不差，我選擇相信他，並提醒以後不要擦除計算過程，以免造成誤會。這樣處理既保留學生尊嚴，也維持教育的溫度。然而幾天後，筆者卻收到家長投訴；學生向家長轉述為「老師認定學生作弊」，並且在課堂上「故意針對他」，一段本意為關心與提醒的對話，竟被扭曲成指控與羞辱。

這正是當前教育現場最令人心寒之處，一次善意的對話卻可能轉化為惡意的指控；且申訴門檻極低，一封信、一通電話，便能讓教師陷入冗長的調查與說明之中。當一位教師開始害怕「多問一句會不會被投訴？」「多管一點會不會出事？」教育就已失去原本該有的樣貌。教師不再敢要求、不再敢糾正學生，甚至選擇冷處理只求自保；長此以往，受傷的絕不只是教師，而是整體教育品質。

我們必須正視一個問題─當投訴成為常態，教育還能建立在信任之上嗎？當愈來愈多教師選擇離開校園，我們不能只問「為什麼留不住人」，更應該反思「我們是否正讓願意留下來的人也逐漸心寒？」那一天與學生的對話早已結束，被誤解的那一刻，卻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仍在滲血的傷口。這樣的傷不只屬於我，而是許多苦撐的教師們共同的無聲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