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最近遭假消息及假民調圍攻，忙得焦頭爛額。要爭大位，就得禁得起四面八方的檢驗，這點他無法逃避。問題在他的打法不對，凡事都要親自披掛上陣，最後只會弄得師老兵疲，弄得觀眾也索然無味。

首先，不要天天在那裡喊冤，傾訴別人怎麼「黑」你。被黑是因為你是值得黑的對手，但回應「黑」不能只是消極喊冤，還有更幽默、犀利的反擊手法，讓對方自知沒趣。否則，每天正經八百地在那裡撿拾假消息，只會使自己變成箭靶，引來更多矢石。

其次，身為主將，不必凡事御駕親征。韓國瑜要做的是運籌帷幄，部署大局，重點出擊，這才是總統候選人穩紮穩打的戰略。至於被動的澄清回應，交給側翼或幕僚去做即可。韓國瑜左有國政顧問團，右有市府及競選團隊，更有各色民間智囊，戰力齊全。打宵小和打地鼠的事交給他們去做，不僅更有效，自己也顯得從容。前提是他要會用人。

第三，成立青年小組，專攻年輕族群選票。韓國瑜在選市長時，僅靠幾個小女生擔任助理小編，即成功塑造他的特殊形象。而今，他的打法變得正規，反而失去了原先的輕鬆趣味；也因此，對年輕族群的吸引力愈來愈弱。若要訴求未來願景，這絕對是不能放棄的一塊，韓國瑜必須打出青年奇兵；若能奏效，也能成功中和他既有的形象。

身為藍營主將，韓國瑜要發揮智勇，承擔責任。目前的散亂打法必須改變。

郭台銘參選總統箭在弦上，此際忽傳出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八月初派「密使」到大陸，和國台辦談「換韓」的消息。儘管當事人張顯耀和國民黨都已出面嚴正否認，國民黨也揚言提告，但在敏感時刻釋放此訊息的背後動機，才是令人玩味之處。

之所以出現「換韓」之說，主要是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國民黨曾有「換柱」的傑作，不少人擔心舊事重演。近因則是，國民黨初選結束後，郭台銘陣營不斷傳出要等國民黨「換韓」，以便重新提他參選。在郭台銘與柯文哲、王金平結盟日趨明朗後，韓郭間的民調互有消長，讓此一說法出現了炒作的空間。

其間最明顯的，是郭陣營不久前發表的「調和式民調」，宣稱無論在韓國瑜和蔡英文一對一，或韓、蔡加上郭台銘的「三腳督」鼎立下，蔡英文都居於優勢。因此，唯有藍營重新整合支持郭台銘，改由郭、蔡二人對決，藍營才有勝選希望。該民調雖未明言要國民黨「換韓」，但訴諸勝選考量，要求國民黨改支持郭台銘對決蔡英文的用心，已溢於言表。

然而，民調解讀是一回事，運用真假新聞操作國民黨啟動「換韓」又是另一回事。後者牽涉的，究竟是事實或假訊息，其間沒有模糊地帶。若所謂「國民黨派密使向國台辦報告」是事實，則不僅意味國民黨可能棄守韓國瑜，且竟然要事先向國台辦報告，黨中央毫無自主性。如果真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行為，國民黨的信譽必將毀於一旦。

事實上，撇開當事人的否認不談，僅從傳聞的合理性研判，即可知此一訊息難以成立。首先，傳聞「派密使」的時間點是八月上旬，當時柯文哲之台灣民眾黨剛成立，郭柯王結盟皆僅止於紙上談兵。當時的民調，韓國瑜在一對一的情況下仍略勝蔡英文；三強鼎立情況下，則是韓、蔡不相上下，而郭台銘距領先群有一段距離。試想，以此情勢，當時國民黨有何動機啟動「換韓」？

其次，目前兩岸關係敏感，吳敦義一向的政治歷練並未特別向大陸傾斜，甚至刻意保持距離，連國共論壇都一延再延。因此，要說國民黨為內部機密的家務事去向對岸報告，根本匪夷所思。第三，是上次「換柱」代價十分慘痛，國民黨若再重蹈覆轍，就太愚昧。

最後，支持韓國瑜的「韓粉」忠誠度極高，又具戰鬥力，一旦「換韓」，這批選民勢將遷怒國民黨和郭台銘，即使重提郭台銘為候選人，這些選票也絕不可能轉移到郭台銘身上，甚至可能危及藍營立委選情。這點，無論國民黨或郭台銘陣營，應該都了然於胸。也因此，所謂「派密使向國台辦報告換韓」之傳聞，就更顯得無稽。

儘管真實度極低，但這樣的訊息，仍不免對韓國瑜選情造成負面影響，讓選民懷疑是否國民黨都不認真支持韓國瑜，從而鬆動對他的支持。而希望藉此操作得利的，恐怕就是綠營或包括郭台銘在內的第三勢力。亦即，這次操作，真實目的不在「換韓」，而在「削弱韓國瑜」。

此事發生後第一時間，郭台銘陣營雖然宣稱「不會期待國民黨換韓」，要參選也會以「獨立候選人」名義參選，表明不介入「換韓」議題。但與郭台銘結盟的王金平，卻親自表示「聽聞過此事」。這就不免令人質疑，郭、王在此事件上，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倘若郭柯王同盟下此重手，則三人結盟雖口口聲聲說是要「終結藍綠惡鬥」，但事實上，卻是用比藍綠惡鬥更糟糕的手段操弄「換韓」來墊高自己，甚至毀滅國民黨也在所不惜。這樣的「終結藍綠惡鬥」，相信不會有任何人認同。如是綠營的政治操作，那也是「黑韓」、「毀韓」無所不用其極，預見此次總統選戰的手段極為惡劣。因此，國民黨應該就此事追究到底，而不只是韓吳擁抱，以示團結而已。

台灣經濟主要的特色在於產業多繫於細密分工的全球供應鏈，經濟動能非常依賴代工製造與出口。面對美國打擊中國供應鏈，台灣長期就得設法擺脫依附於中國供應鏈可能的危機。選擇加入美國建構中的供應鏈是個契機，也是政府在台商回台潮中積極布局的方向。儘管以台灣產業的既有結構與能耐，加入美國供應鏈不算困難，但從更宏觀、長遠的角度來看，這種慣性的結構與能耐還是有其缺點與危險，可以發展但不能過度依恃。簡單來說，代工、出口一來很難避免國際景氣的衝擊，二來很難不重視低成本，但所造成的低薪現象常使經濟成長果實難以平均分享，也易衍生出中產階級困境和少子化等國安問題。

擺脫慣性的確是困難的事，畢竟台灣依賴出口作為經濟成長動能由來已久，也在全球名列前茅。但面對貿易失序及隱然到來的全球經濟衰退，若要趨吉避凶，開展內需布局以減緩對供應鏈的過度依賴與衝擊便極為必要。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的內需布局不能像消費券般，只是為了因應短期景氣衝擊，也不能長期依賴政府支出來支撐。我們要的是一個健全的內需，具有良好自我回饋機制的良性循環，並足以作為長期驅動經濟成長的動能來源。

事實上，政府並非沒有看到內需的重要性。從所得稅有感調降，到行政院正推動擴大內需方案，包含秋冬國旅補助、振興商圈、購買節能家電補助、計程車汰換補助等，再加上先前推動的都更、長照、投資青年就業、托育新制與單身青年及婚育家庭租金補貼、老農津貼加碼等政策，都可以看到政府對振興內需的積極。這些內需政策各有目的，包含社會安全網的強化、提升生活品質、促進內需產業發展等，基本上都具備良好內需應有的元素。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提出如下的建議。

正如前述，我們需要的是長期足以作為經濟成長動能的內需環境。對此，政府應將有限資源及政策誘因適度由外需轉向內需，避免過度重視出口而扭曲了資源配置。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唯有真正轉變思維，調整政策方向，才能創造健全內需，達到政府希望的內需與外需平衡目標，不致淪於口號。

其次，目前的內需政策多依賴政府支出來刺激，一旦政策不再，很難形成具有自我回饋性質的良性循環。以國旅補助為例，雖然短期可讓業界與消費者得利，但我們期待的是可以擺脫以量取勝、惡性競爭、低價質劣的旅遊業，進階成高品質、高附加價值、可提供高薪的產業，再透過所得的提高帶動更多內需產業的發展。但現在的國旅補助只是因應陸客減少降低業界衝擊的作法，雖然無可厚非，卻難助旅遊業升級轉型，甚至形成對政府政策的依賴，拖緩了轉型進程，無法創造具自我回饋性質的良性循環。

內需的發展代表生活水準的提升，可真實享有經濟成長果實。我們樂見政府對內需的重視，更希望這些政策不只是選前利多放送，也不只是為了因應短期出口衝擊所採取的緩衝作為。我們期盼扭轉過去為了營造出口業績而扭曲的資源配置，真正體認到有廣泛的內需才算是健康的經濟結構。

倫理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常理，社會越文明，對倫理規範也就更明確。例如職場倫理近年來已成各大學選修，甚或必修課程。社會上許多機構也設有處理組織內部行為規範的倫理委員會，例如有關性騷擾的性別平等倫理委員會等。大學評鑑也有評鑑倫理，最基本要求，如評鑑委員必須迴避曾任教的被評鑑學校，被評鑑學校也不得向評鑑委員關說等。科技部的前身國科會，也訂出違反學術倫理的行為類型，例如捏造、變造及抄襲等。

違犯前述各種倫理，即使不至於觸犯法律，但卻會受到倫理委員會處置，不論是遭到停權、降等、離職或其他處分，對當事人名譽及往後生涯發展，確實會發生極為不利影響。這表示文明社會除法律外，各種倫理可規範並約束民眾的行為。

但是，對於約束政治人物的政治倫理，面向雖多卻尚無較明確之準則。依據前述各種倫理的內涵，其核心要義大都在於誠信。子曰：民無信不立。為政者若失信於人民，如何還能立足？因此，對參選公職的候選人而言，誠信也是政治倫理的核心價值。可是，我們卻看到不少已經向社會大眾宣示退出政壇的，依然神色自若地參選，甚至在神明面前發誓不再參選的人，也能無所忌憚地又再投入選舉。

弔詭的是，這些背棄誓言而參選的政客，居然在選舉時還可拿到數十萬，甚至上百萬選票。究竟是他們無視於政治倫理？還是選民根本不在乎政治倫理？

其實這是政客和選民互為因果的行為，合力摧毀了台灣的政治倫理。因此要建構健康的政治倫理氛圍，除了候選人真誠的尊重政治倫理，也有賴於選民培養出要求政治人物遵守政治倫理的認知，並用選票唾棄沒有政治倫理的政客。

當前最受注目的新聞發展，就是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在中國國民黨初選時，喊出如果沒有通過初選就是自己努力不夠，而且一定會支持黨內初選勝利的人選。果真如此，其胸襟眼界可謂高遠。

可惜，初選失利的郭董可能參加總統大選的新聞不斷。對他而言，現在確是天人交戰的時刻，若執意參選，即使贏了總統大選，但因違背自己公開而又重大的誓言，終其一生必將成為繼續摧毀台灣政治倫理常被引用的範例。況且一個完全背離自我誠信的國家領導人，依前述聖人之言，其執政時又怎能獲得全民的信任與支持？那些鼓譟郭董參選並希望得到選舉利益的政黨與個人，也將成為摧殘台灣政治倫理的幫兇。尤其參選結果若是敗選，失敗再加失信，豈不正是「貞婦白頭失守，半身之清苦俱非」？但此時若能瀟灑轉身，以政治倫理為念，堅守誓言，則郭董無疑反將成為振興台灣政治倫理的最佳典範。

考量台灣已經虛弱不堪的政治倫理與個人清譽，選或不選，郭先生能不慎乎？

要不要限制大學十八歲新生騎摩托車，是個重要議題，因這個年齡層意外死亡原因，交通事故排名在前面。雖然十八歲可考駕照，但現在神經科學研究發現，十八歲心智仍有不成熟，尤其是在遇到壓力時，會有倒退認知的判斷。

研究發現，父母管教方式跟孩子交通事故有很大關係；青少年騎車安全，家長應扮演重要角色。不過這不只是家務事；公衛和青少年醫學研究發現對策能減少這個年齡層交通意外。

十八歲新生騎機車的頭一個月，最易出車禍，兩個月後才明顯下降，六個月後才會達到平穩。再來就是晚上九點到清晨，是容易發生事故時間。台灣也有大學統計過，大一生發生機車事故最多；過動和注意力不集中症的孩子，有更高比率發生交通事故。

父母對於孩子騎機車的安全，當然有責任，學校也可透過管理來促進學生的安全。

父母要當模範，設定和增強一些規定，機車的安全教育、車子的安全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決定青少年是不是足夠成熟可以拿到駕照？機車的安全性比性能重要，父母跟青少年的駕駛協定可減少車禍發生，建議可找懂青少年的醫生來幫忙協調和見證。

青少年剛開始騎機車不純熟，家長一定要監督，嚴格限制酒後不騎車、夜間騎車限制。特別是載同學時耍帥，很容易發生事故，要限制前六個月不要載乘客；開始開車也同樣要監督，減少青少年交通事故的機會。

孩子跟我說，有個當立委和當過縣長的老爸真好，可以拿出一卡行李箱現金送孩子，而且這麼大額現金還能忘了拿下車。

當今除了詐騙、洗錢和賄賂外，民眾誰會帶大額現鈔坐公共交通工具，而且是一大卡行李箱的三百萬。陳明文委員應該把那卡說要送孩子創業的錢，是如何分梯次提領的紀錄交代清楚，不然怎麼會有人相信這麼大的現額，只由孩子說是父母親給的投資款就算交代，而最該出來說清楚講明白的陳明文本人卻神隱。

不少人懷疑，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給孩子的投資款？怎麼會給要到菲律賓創業的孩子這麼多「新台幣」現金，這疑點實在太多了！陳明文，當今立委、智庫董事長、嘉義縣前縣長，民進黨政府如此重要人物，總應該向政府和人民說清楚，而且其如果有規避匯款紀錄所需負的法律懲處，政府也需向人民交代。

高鐵上一卡忘了拿的行李箱現金，到底是父愛或是貪婪？陳立委該拿出可以讓民眾信服的證明來說清楚，別再讓民眾瞎猜瞎想了！

新聞報導，有人在高鐵拾獲一個未上鎖皮箱，結果是執政黨立委所有，聽說委員還因警方將此事曝光而不悅，令人費解。

無關黨派，依據法律規定，失物招領有一定程序，何況又是鉅款，有誰不愛？謹慎從事無可厚非，應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及說明來源出處以昭公信，豈可因名人或有力人士的一面說詞便受理而草草結案？尤其三百萬不是小數目，誰會順手提著裝滿鈔票皮箱趴趴走？也難怪啟人疑竇，身為公眾人物更應坦承面對，以化解民眾心中的疑慮。

二○二○總統大選，究竟是目前的蔡韓對決？或是郭柯也加入戰局？對戰組合仍在變化之中。但蔡英文總統自從年初反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變身「辣台妹」，又因香港「反送中」讓國人對中共政權存有戒心，使得她在兩岸部分頻頻得分，民調也呈領先。

然而，去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當時韓國瑜掀起巨大「韓流」，幾乎都指向蔡政府缺乏人民信賴的「兩岸牌」及「經濟牌」。短短不到十個月，當時蔡英文的「弱項」，如今卻變成「強項」？

韓國瑜聲勢下滑，與他的諸多言行引發爭議有關。反映在民調上，便是此消彼長，怨不得人。蔡英文民調上揚，固然在大選搶得先機，但民眾對政治人物的要求，卻不是選得上就好，更要求福國利民的政策。

九合一大敗後，蔡總統作了不少改變，回應問題的速度也加快許多。然而，自從霸氣回嗆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紀念談話，讓她「撿到槍」意氣風發，用語也更加嗆辣外，對於許多國人關心的兩岸關係，卻無好轉跡象，甚至雪上加霜。

受到香港反送中的影響，蔡英文的「反中」更形同「政治正確」，讓她獲得的支持更為鞏固。但從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呼籲台灣制定「難民法」，行政院長蘇貞昌卻認為「台灣相關的法律機制運作完備自如」，其代表的政府態度，即可看出朝野的兩岸主張，其實沒有太大差別。

正如前立委林濁水的質疑：「民進黨說修法納香港人為難民，事涉國籍法和領土，所以有問題。難道民進黨立場是兩岸三地都是一中？否則把香港人當外國難民有什麼問題？」政府部門認為兩岸條例、港澳條例等法規已足因應，不正是回到憲法及增修條文，也說明兩岸及港澳並非「國際關係」？

因此，與其說蔡英文兩岸政策「弱項變強項」，不如說是嗆辣表現幫國人在對岸打壓下出一口氣，但兩岸關係終須信守「不挑釁、無意外、可持續」的基調。其他對手被比下去，則是在該表態時失之卑躬，或是顧左右而言他，強項反變弱項。

正如總統選情還在變化中，兩岸情勢也變動急劇。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宣布將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牽動反送中的下一步。儘管大部分民眾不同意對岸的強橫，但也絕不樂見兩岸僵持。在變局中，稱職的領導人更應不卑不亢。這樣，就算不能把弱項變強項，至少不會把強項變弱項。

衛福部早於二○○七年公布屈公病為第二類法定傳染病，昨天發布國內史上首起本土群聚感染疫情。鑑於境外移入病例創新高，蟲媒傳染病防疫策略改弦更張刻不容緩。

屈公病最大特徵是部分患者發病即出現嚴重關節痛，持續數周甚至數月，在非洲土著語言中，Chikungunya指「痛得將身體彎起來」。今年七月首起本土性病例，在衛福部與新北市府努力控制下解除管制，但緊接而來本土群聚感染，使疫情趨複雜與增加擴散風險。

首先國際疫情方面，南美洲與東南亞今年同步發生登革熱與屈公熱，疾管署發布疫情顯示，我國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九成以上來自南向政策國家；另筆者研究統計，每年一萬七千名出入境東南亞旅客中，僅一名被通報登革熱病例，但仍有四人可能是隱性或非典型症狀患者未被通報。而目前國內登革熱通報正確率僅六點三％，在南部更僅二點五％。

屈公病感染者症狀與登革熱、茲卡熱，甚至和感冒類似，造成通報與判定上混淆，國內感染源也多來自新南向國家，將面臨與登革熱源頭管理同樣困境。觀光旅遊與外藉移工遷移，是屈公病傳播主要途徑，疾管署也將感染國緬甸旅遊升級為第二級警示，今年巴西有九萬八千通報病例，且四十名死亡，因此，應建構機場多元防疫網，強化源頭監控，由政府與民眾共同努力突破困境。

其次，病媒與病毒生命周期對防疫策略影響甚鉅。二○○七年義大利有一九七名由白線斑蚊傳播的流行病例，國內首度發生三起本土屈公病，均由白線斑蚊傳播。屈公病毒在人類與蚊子體內潛伏期比登革熱病毒短，人類感染屈公病毒三至七日即發病，且發病前二天就有感染性。登革熱病毒在雌蚊體內須八至十二天繁殖才具感染力，但屈公病毒在雌蚊體內僅三天即可感染給人類。

台灣南部登革熱疫情比中、北部嚴峻，在於埃及斑蚊在感染登革熱病毒後仍有高達十四天感染力，而白線斑蚊僅十四天壽命，多數雌蚊在感染潛伏階段即死亡，但屈公病毒在白線斑蚊蟲繁殖快速僅需三天，因而感染後仍高達十天感染能力。

白線斑蚊分布於全台一千五百公尺以下環境，尤其在都會區的綠地、公園、學校與淺山休閒環境等人群活動場所，目前白線斑蚊密度已超過傳播臨界值的潛在風險。以「生態為中心」的防疫策略，例如封閉公園、封閉菜園或封山等友善防疫措施，會取代傳統的樹洞填補與藥劑使用，這都要社區民眾配合。

筆者在登革熱疫區協助防疫發現，民眾多不清楚也沒警覺蔓延六十餘國的屈公病潛在威脅，政府與民眾應加強防範，杜絕外來入侵新興蟲媒傳染病在台生根。

報載LINE欲將台灣警方調個資的方式由「調取票」改為「搜索票」，檢警認為將使辦案更加困難，因搜索票需法院核可，而調取票針對最輕本刑十年以上，外加詐欺、毒品等案類只需檢察官同意即可。報導還提及，執法機關與Facebook、Google偵辦重罪，也是以公文申請即可，不需搜索票。這似乎意味，業者應體諒檢警辦案壓力，妥協保護用戶個資的程序；聽起來方便，對執法機關也很友善，但不用法院令狀的個資調取，對消費者、甚至民主社會的維繫是好現象嗎？

現行台灣檢警向網路業者調取用戶個資的方法有：公文（包含與業者協商的制式文件或平台、業者公布的申請書、警方撰寫公文）、通訊監察、搜索扣押。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執行通訊監察原則上需經過法院同意，且有案類限制，並具事後告知當事人、定期公布統計等可供監督的機制；即使如此，通保法也已為檢警調取通信紀錄開了一道門，允許偵辦特定犯罪可不須經法院同意，由檢察官核發調取票，直接向業者調取通信紀錄。

這導致人民敏感的通信紀錄竟比一般刑事案件以搜索票取得證據的門檻更低，本就已有爭議。最高法院一○六年台非字第二五九號刑事判決中，認為過去已結束的通訊內容不適用通保法，應回歸搜索扣押。但無論是通訊內容或通信紀錄，執法機關仍以公文作為最常見的個資調閱方式。

去年立院「保障數位人權．國家監控的透明機制」公聽會有業者表示，最常收到警局以公文調閱，幾乎沒有搜索票和法院文件，且大多未說明案件，公司難以判斷提供與否。警政委員回應：「公文有時不會敘明偵辦案件，主要是因為涉及偵查不公開」。但持未經檢察官與法官核可、對業者也無約束力的公文調個資，這種碰運氣、期待業者自願同意的調閱方式，真的是檢警心中理想的打擊犯罪方式嗎？以法院同意的令狀調閱資料，除能有效取得辦案所需的資訊，避免博弈式的虛耗人力，也能取得民眾信任，更是回歸正常可受監督的正當法律程序。執法機關若依法行政，何必對搜索票如此抗拒？

檢警辦案有調閱個資的需求，人民也有保護個資不被濫用的權利。持搜索票才能拿到個人留存在企業的資料，本是數位時代應秉持的司法程序及國際慣例。此外，我國或許短時間無法避免以公文調取個資的情形，但執法機關至少應強化機制的透明度，業者也須審慎評估檢警調個資的申請文件是否完備。

去年的《台灣網路透明報告》中，刑事局提供與臉書協商出的制式文件，載明臉書受理個資調閱的案類限制，是值得鼓勵的事。我們也呼籲法務部與警政署應公布與業者協商的調閱方式，並比照通保法，儘速建立並定期發布調閱機制的例行統計，勿讓公文調個資成為不受監督的黑數。

九三軍人節，蔡英文接見企業敬軍代表時表示：希望中華民國軍人能夠多穿軍裝上街，引起網友一陣熱議：有人說她「把軍人打成米蟲還要消費」，有人說她是「一下罵，一下捧」，看到她說希望軍人穿軍裝上街理由是：「美軍可以，中華民國國軍為什麼不可以？」大家才搞清楚：原來這只是「跟著老大走」的「選舉語言」。

然而，蔡對軍人的「真心話」是什麼？現在許多人喜歡說「不忘初心」。蔡英文就任總統後的二○一六年六月，由她落款的琉球平和祈念公園的「台灣之塔」落成，碑文寫著：「當年日台戰士皆為同胞，生死與共，榮辱同擔」。難道這才是她的「真心話」？

二戰之初，日本人認為：當兵是日本男兒的「本望」，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人沒有資格當「日本兵」，只能當「軍伕」或「軍屬」，到中國大陸協助日軍作戰，「軍屬」須中學畢業，懂當地語言，從事通譯、調查或宣撫工作；「軍伕」擔任炊事、衛生、搬運工作。在日軍「軍人、軍馬、軍犬、軍屬」的嚴格序列中，是最底層的「勞務存在」，兩者都不准帶武器。他們怎麼可能跟日本兵「生死與共，榮辱同擔」呢？

二戰末，被徵調到南洋的台灣「志願兵」是可帶武器的。他們的任務是在俘虜營前站衛兵，監視被俘虜的盟軍士兵挑沙石、挖戰壕、建機場、在飢餓狀態下作苦役；必要時，也會在日本軍官命令下凌虐，甚至剌殺戰俘。「台灣之塔」說「凡犧牲一己之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不應被後世遺忘」。這是蔡希望大家記住的「真心話」？

戰後記錄顯示：南洋日軍俘虜營中有卅五萬盟軍戰俘，每百名俘虜中有廿七人死亡，是盟軍在德國和義大利戰俘營死亡率的七倍。戰後審判，有一七三個台籍「日本兵」被起訴，廿六人被判死刑。另七人一審被判死刑，再審改判十年，罪名都是「射殺或刺殺俘虜」。「台灣之塔」說建塔目的之一是「鞏固日台的恩義連結」。作為侵略者的戰爭工具或替死鬼，是為了要「鞏固日台的恩義連結」嗎？這應不會是蔡的「真心話」吧？

如果蔡英文就任總統之初落款的碑文，只是應景式「文青語言」；她在任期將滿前的軍人節，說的又是「跟緊美國，美國挺我」的「選舉語言」，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聽到她對「中華民國台灣」軍人的「真心話」呢？

香港反送中事件持續發酵，有香港民運領袖更來台灣尋求部分政黨之支持，但不料卻碰了軟釘子，不僅蘇揆表示「難民法」不必制定，就連林飛帆都說發起活動聲援，由民間會比較適合。

此事凸顯民進黨及時代力量等支持反送中的虛偽性，外界用「撿到槍」來形容蔡總統，殊不知這槍只敢掃射國民黨，面對香港問題，甚至是中共，卻也不敢有什麼太多實際作為；對於重視民主自由的台灣民眾來說，更可能會被騙選票。

隨著事件發展，整個抗爭活動手段不斷激化，愈來愈多暴力事件的發生，香港警方也採取以暴制暴，這都使整個香港陷入混亂、訴求模糊、正當性降低。無名人士的犧牲，換來的卻是民運領袖的光環，這都使人對香港的未來發展憂心。

如今這些學運領袖到台灣，因為陸港台三方的特殊關係，而獲得了高度關注，並為自己博得政治聲量，但香港抗爭不斷激化對立的結果，卻是讓陸港關係更加緊張。當大家在關注這些民運領袖時，又有誰在乎與關心在香港街頭為民主自由堅持的無名英雄呢？

台港民眾追求民主自由，但成功與否的關鍵，居然是政治人物涉入其中並為未來政治發展作考量，希望不管是台灣抑或是香港的政治人物，都要真心為兩地民眾及土地著想，切勿為了一時的政治利益而丟棄了民心，否則下次被抗爭的對象就是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