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愈演愈烈,經濟瀕臨癱瘓,港中關係極度緊張,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
抗爭原因複雜多端,其中之一,應是奇高房價。多年來在全球房價所得比評比中均高居第一,二○一九年雖有下降,仍高達廿.九倍,對一般港人是難以承擔之重。所以致之,則與香港政府自英國殖民時期延續至今的畸形土地政策有關;其根源,則是殖民政府將本身售地利益置於港人福祉之上。
台北房價所得比雖忝列其後,也高達十五倍。卅年前,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當時台北也不過八倍。卅年間,這個政府所為,竟與香港伯仲之間。
其實台灣最不應見到這種不堪之事。因為從孫中山先生開國以來,一直以平均地權為第一要務;他特別設計出漲價歸公的土地增值稅,落實此一理想。未料理想陳義過高無法執行,乃在稅率、估價上做出種種遷就現實的扭曲,反成為炒做地價法寶。配合變更地目千倍的價差,借助公權力圖謀暴利,乃成為大小政客聚寶盆,使台灣與香港殖民政府只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地價、房價,頭一個禍害,就是徹底汙染政治風氣。既然掌握公權力即可爭得聚寶盆,千萬、上億的投資極其昂貴也能值回票價,民瘼又豈在其心?
第二個禍害是,年輕人買不起房,難以成家,遑論生兒育女。少子化乃演成國安問題,造成勞力不足、學校招生無人、百業陸續蕭條、老年生活無依、整體經濟萎縮。
第三個禍害是,投資者平添莫大阻力。中美貿易戰許多台商返台,卻發現土地成本天高。市場服務業更要面對超高地價與租金,許多鬧區一間間空置店面,令人怵目驚心。即使未至關門歇業地步,房價吃掉大部分利潤,員工薪資自亦無力提高,年輕人低薪此亦禍根。
至於炒地不勞而獲造就所得分配不公,排擠效益遠高的實業投資等,更不待贅言。如何去此首禍之源,實屬當前急務。而欲去之,其做法十分簡易;只需主政者決心,加上一個完全切合市場經濟手段。
前者就是,透過民意匯聚及立法程序,將平均地權、禁止炒做房地列入憲法;自建立一套務實而有效房價評價制度,凡為牟利而刻意哄抬者以刑法論處。但若因市場供不應求致房價上漲,即鼓勵企業與民間機構或成立合作社集資建房,給予種種支持及優惠,使供求復為平衡。
但不免質疑,台北市寸土寸金,何來土地建房?眼前就有現實解方;少子化令許多國小廢校或招生困難。這些學校多半交通便利,生活機能健全,部分全盤整建,在校地新建一智慧小學,附設幼兒園、托老中心及托兒所,部分規畫為智慧社區,優先提供三代同堂及有二幼兒以上家庭,讓他們從托兒到長照的需求全獲滿足,供求即可平衡。
這簡單幾件事情既符民心又立即可行,一舉解除數十年大患。爭大位者,盍興乎來!(作者為經濟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