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僅剩一周，社會氣氛格外緊張。今年尤其特別的是，各地紛紛傳出民眾因轉發網路貼文遭警方約談的情事，不少人甚至是被外縣市警局約詢，必須遠赴異地應訊。平民百姓為細故驟然面對衙門法網，都感到寢食難安，不知如何應對。

誰能料到，台灣的東廠如此活躍，「人民保母」警察竟也搖身扮演起威嚇百姓的角色？且看這些形形色色的告發案件：一位民眾說，她的母親接到傳喚通知後就一病不起，她們家在高雄，卻要去台北開庭。另一位民眾說，只在蔡易餘與楊蕙如的訊息上按了表情符號，三天內就遭約談兩次。有些農民只是轉發立委的質詢影片，便被控違反《農業金融法》，同案被告多達七十人。

民眾因轉發貼文而大量遭到告發，堪稱是蔡政府執政的最新「創舉」：政府不僅把「官告民」當成家常便飯，更是把民眾的人權和言論自由視同糞土。即使在威權時代，也不曾看過如此濫用公權力來對付平民百姓的；不僅是漫無標準，甚至不知法的邊界何在？

這次蔡政府發動的「網路羅織」，從十一月起密集地出現，打擊對象對準了批評執政黨的群眾，約談日期都逼近選舉時刻。如此集中的狀況，當然會被質疑是在製造寒蟬效應，打擊對手。看來，蔡政府的「東廠」，已從「促轉會」的母體開枝散葉，繁衍到各個公權力機關；而警局也變成「東廠」支部，怎不令人扼腕？

東廠好忙，人民好怕！

民進黨強行通過反滲透法，引發高度爭議。對此立法的程序和實質正義問題，曾下令「限期立法」的蔡英文總統只輕描淡寫的說，「相信執法機關會用嚴謹的態度執法」。這句話不但未能釋疑，反而引發更大的疑慮；人民疑慮，不只因為國家機器過度「執法」，更因為民進黨政府濫權「玩法」。

回顧民進黨過去四年執政，核心就是「玩法」：若無法則造法修法，若有法則枉法逾法；受害者上至合法政黨，下至升斗小民。《不當黨產條例》和《促轉條例》，就是「無法則造法修法」的最好例子，為了政治目的，不惜違反一切法治原則。

有此惡法，行政機關不但掌握凌駕司法的權限，還演繹如何把「雙重執法標準」發揮到淋漓盡致。只要顏色不對，不管是政黨或者民間團體，凡與國民黨歷史沾上邊的都上天下地追殺到底；但只要是民進黨或其黨友，諸如李登輝的台綜院或吳乃仁的台苯公司，都視而不見。而所謂的轉型正義，也成了東廠鬥爭特定政黨與政治人物的「轉型不正義」。

「有法則枉法逾法」的案例，也是接二連三。去年的卡管、拔管事件，儘管《大學法》和相關行政命令都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民進黨還是堅持不讓管中閔擔任台大校長，甚至組成跨部會小組專責拔管，而其背後原因，也不過是管中閔「顏色不對」，曾在國民黨執政時當官而已。若非輿論的反彈，以及民進黨自己的演出荒腔走板，台大恐怕迄今還沒有校長。

近幾個月來蔡政府治理下的國家機器濫用法令箝制言論自由，把「枉法」推展到另一個高峰。儘管蔡總統又表示她相信警調都是「依法辦理」，但最早發明《社會秩序維護法》新用途的，就是蔡英文、陳菊、蘇貞昌等民進黨高官，他們拿《社維法》散布謠言罪來箝制批評言論；為加碼管控，蔡政府更以「績效點數」對警調既施壓又當誘因。但警調一方面要拿績效，一方面要迎合上意，還敢大動作「查綠」嗎？

任意曲解法令以管制言論的急先鋒，還包括農委會、中選會、外交部等諸多部會。民眾質疑民進黨政府要拿農漁會的資金投資新南向，在以《社維法》舉發不成後，農委會竟研發新招，用刑責更重的《農業金融法》提告。而中選會更是緊盯所有韓粉、藍營的臉書社團，稍有批評就舉發提告，動用的武器級法令涵蓋《社維法》、《選罷法》、《刑法》侮辱公署罪等。窮極一切法令，就是要堵住民眾批評的嘴。

當然，無論是整肅政黨、卡管或箝控言論，最終大多由司法權裁判。但無論是部會或警調對上在野黨或升斗小民，本就不對等。像國民黨儘管能在行政法院勝訴或聲請釋憲，但政黨運作已受影響；而民眾一旦遭鎖定，更是驚懼受怕奔波折騰。尤其司法院延宕釋憲，又有「辦藍不辦綠」的英系監察委員虎視眈眈，就算司法最後一道防線沒有問題，被迫害者也早就受盡折磨。

在《反滲透法》通過前，陸委會就表示，與滲透來源往來者，只要不犯該法所限制的遊說等五種行為，就不會觸法。問題是，遊說和政治獻金等都是一般人民與團體的合法表意自由；以民進黨枉法、雙重標準的斑斑劣跡，很難令人相信不會拿來整肅不聽話者或政治不正確者，甚至任意冠上「被滲透」來惡整。就算最後司法判決可以還人公道，但僅是整肅過程和引發的寒蟬效應，就足以令人膽戰心驚，不得不向民進黨舉白旗了。

「民進黨式的民主」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也見證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確實是「打著民主反民主」。如果連《大學法》、《社維法》等原已少見政治爭議的法令，都可以被民進黨拿來整肅異己、打壓不同聲音，更具生殺大權的《反滲透法》也交到蔡政府手上，人民如何安心？

以數據而言，蔡總統似乎有道理。的確，我國於1996年底，在經濟部長王志剛任內，簽署了世貿主導的「資訊科技協定」（ITA）複邊協定，和其他簽署該協定的成員相互免除多數資通訊產品關稅；而我國對這兩大區域經濟組織成員的出口，也的確以此類產品為主，所以乍看之下，並非絕對需要區域貿易協定。

但若真以此種表象來看問題，就可能大大謬誤。事實上，和我國在國際貿易市場上激烈競爭的東亞各國，紛紛在2000年之後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多數是兩國之間的雙邊協定，但東協十國除彼此間簽了協定互免關稅，另外集體和中國大陸（2004）、韓國（2006）、日本（2008）、紐澳（2009）、印度（2009）等國簽了協定，也相互免除關稅；而日本和韓國更分別簽署了16和17個貿易協定，但台灣卻完全無力突破；連2004年已和新加坡完成諮商，但簽署名義卻因陳水扁總統堅持用「台灣」名義，導致破局而讓東協國家無法跟進，此後台灣的出口表現就節節敗退了。

我們用清楚的數據來說明這種狀況：最近15年貨品貿易的出口表現，若以五年為一期分為2003-08、2008-13、2013-18三期，則三期的出口年均成長率分別為10.6%、3.7%和1.8%，貨品出口年均成長率已經由11%崩跌式地急速滑落到2%，也讓5%左右的經濟成長率跌落到掙扎徘徊在2-3%之間；過去台灣引以為傲的貿易出口動能幾乎完全消失。而分水嶺就是2008年，因東協和中日韓都已分別簽署協定、自由貿易、排擠台灣了。面對這種頹勢，不令人毛骨悚然嗎？

沒錯，台灣高科技出口還不錯，但幾乎全靠半導體產業：積體電路出口從2003年的1,505億美元躍升到2008年的2,556億美元、2013年3,054億美元，以及2018年3,340億美元，三期的年均成長率分別達到13.1%、7.3%和8.8%，十分亮眼；但傳統產業都難以再和鄰國競爭，例如化纖的聚醯胺（尼龍），即使在2008-13仍創出5.8%年均成長，但2013-18還是難擋大局、滑落到負5.2%。其他如小客車等機動車輛，同樣兩期也由亮麗的成長21.7%驟降到負成長9.6%；船舶業出口的沒落則加速進行，由負1.1%加劇到負7.6%。

近五年來（2013-18），台灣貨品總出口成長286億美元，但僅僅積體電路出口就增加331億美元，也就是說，若非積體電路表現亮麗，五年來台灣貨品出口將下降45億美元；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歸納，除了以積體電路為主的高科技電子業外，台灣依賴國際市場的製造業其實是百業蕭條的。這也是為何蔡政府說20年來經濟最好的時候，除了高科技電子業外，沒什麼人有感。而這種趨勢，和東協已分別和中日韓等競爭對手簽署貿易協定，當然息息相關。

因此，蔡總統說對RCEP成員國出口有七成，對CPTPP出口有八成，是免關稅的資通訊產品，其實正是沒簽署貿易協定，無力和他國競爭的結果；若現狀持續，資通訊出口比重會更高；而哪一天若近乎100%時，依蔡政府的邏輯，就是不必簽署貿易協定了，這不是很荒唐嗎？

然而，政府仍視而不見，迄今沒有任何積極作為，天天說「我願意」，就可以加入RCEP和CPTPP嗎？

一九九○至二○二○年，海峽兩岸變化之劇烈，史上罕見。卅年前，台灣甫如乘直升機飛騰而上，傲居亞洲四小龍之首，睥睨全球落後國家。彼時侷處海隅的台灣，ＧＤＰ高達規模五十倍的中國大陸的四十二％；而大陸與全球首強的美國相比，則僅及其六點七％。

卅年風水輪流轉，到二○一八年，大陸的ＧＤＰ已為美國的六十五％，暴增幾達十倍，而台灣則僅及其四點五％，暴縮也近十倍。而大陸之所以如乘直升機扶搖直上，竟與台灣出於同一個因素：一九八六年台灣失去了世界工廠；而其主力廠商一九九○年前後無中生有地為大陸草創了世界工廠，平均經濟成長率近卅年間高達兩位數，恰與台灣一九九○年前的卅年相互輝映。

單此一因，尚不足解讀兩岸的滄海桑田。自縛手腳、自毀長城，是更重要的關鍵。大陸篳路藍縷草創世界工廠之初，百廢待興，一切條件都不具備；尤其企業類皆國有或集體所有，吃了數十年大鍋飯，全無市場觀念。反觀台灣企業數十年間飽經磨練，從ＯＥＭ到ＯＤＭ到自行研發、自創品牌、全球接單、全球出戰，早具高度競爭力。這正是卅年前台灣ＧＤＰ可達對岸四成以上的根本原因。

彼時兩岸企業，一邊如狼似虎，一邊則呆若木雞，雙方交手簡直就是雞蛋碰石頭。當局只要稍具商場眼光，自將鼓勵驍勇善戰的台灣企業勇猛進軍大陸市場，摧枯拉朽一般全面占據，急速擴張，發展成為國際大企業。

未料我們的領導者卻畏頭畏尾，與包括當前政要在內的幕僚想出一套「戒急用忍」的策略，阻止台灣企業登陸，將他們牢牢綑縛；讓對岸不堪一擊的小老虎們休養生息、成長壯大，在台商助長的世界工廠餵養下，長成雄霸一方的猛虎，回頭反噬台灣企業。

另一方面，當對岸超級世界工廠飛躍成長，以其規模之大，與全球市場連結之深，也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拉力。專業機構估計，二○一二年世界經濟動力四成來自大陸；另有估計二○二○年此比例將高達一半。因而大陸的強猛動力讓許多國家尤其是除台灣之外的周邊各國，深受其惠。

然而由於自李至扁封鎖台海，全球最大的帶動力量幾乎全未惠及台灣；反因對岸的商機太過巨大，無數企業、人才、資金自鎖國的門檻下汩汩流失，台灣未蒙其利、深受其害，斯人獨憔悴。

與此同時，國力向上直竄的大陸，更強力阻擋我們跟他國及地區建立自貿協定（ＦＴＡ）；以貿易立國的台灣竟舉步維艱，難與對手公平競爭。台灣遂成為連成一氣的全球市場中與世隔絕的孤島。卅年來每況愈下，豈是偶然？

ＡＩ時代遽爾來臨，美中爭霸愈演愈烈，另一個卅年拉開了序幕。隨著美中貿易戰走向緩和，大陸元氣漸復，正要帶動全球走向復甦及通貨膨脹；台灣能不能欣霑雨露？或者反將因回流企業與資金又忽然反轉而獨受其害？眼前正是關鍵時刻。我們切莫重蹈覆轍！

（作者為經濟評論者）

報載上級逼績效，基層員警忙於達標，除了濫查假消息惹議之外，屢見法院判決斥責警方違法盤查侵害人權。

憲法保障人身及行為自由，須有正當目的，始得以法律為必要之限制；而警察組織係代表國家對人民經常行使高權強制力的命令指揮體系，其職權行使須受憲法「基本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及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則的規範；警察法規只是具體落實前揭原則的細節性、技術性及程序性規定。

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區分「對處所實施臨檢」與「對人實施臨檢」：警察依法固得在「警察機關主官指定」之「處所」無差別地攔停行人查證身分；惟若僅係隨機地攔查某人，仍屬對「特定人」實施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亦即必須符合法定「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等要件。

如果不是對「處所」全面盤查，而是警員偶然發現特定人「背包包站在超商前」或「ＡＴＭ提領逾兩分鐘」，乃「直覺」或「臆測」疑似車手，仍非「合理懷疑」；若以「車手都是背包包在超商附近」為由進行盤查，就是將「處所」與「特定人」不當連結，並不合法。

警方濫權，實與憲法教育不足及高層苛求績效有關；若警察真正認識憲法，既可保障人權，更能有效主張工作權益。

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競選辦公室日前召開記者會，指控國安局監控「LINE封閉群組」及「個人臉書」，並公布疑似國安局輿論監測系統的操作影片。國安局並沒有否認有輿情監控系統的存在，LINE則矢口否認。報導說LINE品牌公關表示，沒有任何人可以監控LINE，技術上也不可行；又說「無論何種形式，LINE都不會單方面配合政府隨意調閱用戶資料，也不會配合監聽或審查。」

LINE的回應不知道該被視為敷衍還是可笑，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技術上做不到？而所謂不會「單方面」配合政府似乎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在這個大數據時代，幾乎每個網路巨擘都想掌握用戶的實體與網路行為，不僅是為了確保競爭力、創造更多獲利來源，可能還會希望打造自己對公部門的影響力以備不時之需。

政府有沒有輿情監控的機制？包括針對社群網路或通訊軟體服務。我想有，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應該要有。但有沒有被濫用則是大家更關心的議題！更具體一點說，這樣的監控機制是不是在民眾不知情、未受監督規範，甚至只被特定團體為遂行特定目的所用？這是每一個國家的政府、民意機構、政黨，甚至媒體都面對到的挑戰與問題。

這次韓競辦公布的影片中還可以看到監測個人臉書，其實臉書的爭議早已罄竹難書，尤其在隱私權方面。就在去年八月，彭博新聞與洛杉磯時報等媒體還報導，臉書竟聘用數百名外部人員將用戶的語音對話打成文字稿，而且臉書事後也坦承確有其事。連語音都不放過了，一般文字還用說嗎？所以這些到底是網路巨擘還是網路巨鱷？

早在二○一三年，美國媒體就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有所謂的「稜鏡計畫」，許多網路業者都被要求必須讓美國政府能獲得在網路上傳遞的各種資料，郵件、照片、影片、文件、社群網路訊息統統包括在內。而幾乎所有叫得出名字的網路公司都參與其中，當然包括臉書在內。所以如果國安局的輿論監測系統包含臉書訊息，真的不必驚訝，因為既然在美國已行之多年，相關的自動示警與監測機制，以及系統整合介面絕對都是發展到相當完善了。

我甚至懷疑，這樣的機制可能早在三年前就已經進到台灣。因為二○一七年初，有次我聽到廣播節目直播專訪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我不僅完整看完，甚至還寫了好幾點心得與疑問，發表在我個人的臉書動態上。

我不認識唐鳳，那篇貼文也沒有標示他，我的朋友中也沒有人認識他。但就在我貼文後卅分鐘左右，他竟然在我的臉書貼文下方留言，禮貌且仔細地回答了我的疑問。當我好奇地問他，為何他能在我們兩個沒有任何關聯的情況下，這麼快發現我的貼文並留言時，他說他就是「偶爾看一下」，並附上臉書搜尋功能的網址給我參考。

我沒有再回覆，但我的疑問並沒有消失。因為我不相信數位政委會閒到「偶爾看一下」，我也不相信一位高智商的人會用「低階」的搜尋來關心臉書上的自己…

國民黨懸賞一百萬元希望全民找出「卡神」楊蕙如，但看來這個懸賞金是遠遠不夠的，目前似乎還沒有人敢冒身家危險揭發楊蕙如的落腳處或去向。

自「卡神」楊蕙如被地檢署官方認證是網軍首領後，楊蕙如有如人間蒸發不見蹤影。台北市長柯文哲稱台北市政府沒有司法調查權，且稱「楊一定會潛逃出境」。

楊蕙如與楊蕙如的大小網軍們被揭發後，對民進黨的選情大傷。在選前關鍵時刻，即便楊蕙如沒有出境，她也一定被特定人士保護起來，有司法調查權的檢警調為求自保也消極不作為，楊要被找出來並不容易，因此唯有重賞之下才有機會鼓勵知情者吹哨，或可找出楊蕙如的下落。

楊蕙如目前暫避風頭，但「楊蕙如們」依然活躍在網上，仍以不實言論、沒有是非地在帶風向。參謀總長沈一鳴不幸殉職，「楊蕙如們」依然出動，批評「黑鷹是馬英九要買的」，說黑鷹失事，是「馬英九幹的好事」。而這些網軍當初卻是竭盡所能地羞辱謾罵國軍是「國防布」，罵退役的三軍將士是「米蟲」。

從蘇啟誠案、總統專機私菸案、陳明文高鐵三百萬現金案與其他大小弊案，這些重大案件，若在國民黨政府時期或是國民黨立委所為，早被綠營掀翻天，如今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位在暗處的民進黨側翼網軍功不可沒。

經過部分民代鍥而不捨的挖掘，才逐漸拼湊出，「楊蕙如們」先透過綠營有力人士圍事，取得政府標案，獲取龐大資金後，再躲在暗處以見不得人的操作手法，配合當局執行各種帶風向與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工作。

他們的作法，積非成是、破壞國家法治、侵蝕民主基石，攻擊傷害盡忠職守的國家公務員，更破壞了台灣原有善良誠信的風氣，對社會傷害之深無以復加。這種可能與檯面上的人物或機關裡應外合、相互支應、相互掩護的行徑，堪稱是藉由網路所為的新型組織犯罪。

在當朝嚴密監控下，一百萬元的懸賞金是難以起到作用的，國民黨應加重懸賞金來尋找楊蕙如與「楊蕙如們」，才能幫助檢調警從其千絲萬縷的脈絡查出更多犯罪線索，並稍稍遏制這種使用網路的扭曲行為。

當然，找到楊蕙如仍不夠，唯有重啟特偵組，蘇啟誠案才可能水落石出，高雄三千億負債等疑案才可能真相大白。

去年，韓國和日本交惡，日本宣布對韓國實施三種特用化學品的禁運，這三種特用化學品都是用在半導體生產上的，造成韓國半導體業的極大恐慌。因為韓國的半導體工業已是精密工業，需要精密的化學品，日本可以生產這種高規格的化學品，韓國忽然發現他們是非常依賴日本的。

日本工業的一大特色就是精益求精，而非新亦求新。這三種特用化學品並非特別難生產的，很多國家都會做，但是只有日本能做出這種高規格的產品。而要做出這種產品，需要非常有學問的工程師，還要有耐心，如果企業主希望能有速成品，就不可能有這種精密工業產品了。

我知道很多工程師在政府的研發單位做很有意義的工作，他們的研發工作會使工業界有更精密的零組件，令我大吃一驚的是這些研發計畫都已被強迫結束，政府現在的興趣是在ＡＩ上。

我們可以看出為何我們的工業不能升級，我們的確有做研發，但政府毫無雄心壯志，研發只要淺嘗，永遠只要做到半吊子的程度，就換新的研發計畫。這種態度，使得我們很難有精密的產品。

所有的問題在於政府只知創新，而不知念舊。如果有人想做ＡＩ，政府一定大力支持；如果有人要做某種特用化學品，而且這種化學品是現有的，政府官員不會對這種研究有興趣的。很少政府大官知道將一個舊產品加以改良，提高它的規格，絕非易事。就以前面提到的特用化學品來說，我們都會做，但都不是高級半導體工廠所能用的。

我們全國上下，都要建立精益求精的想法。我們都希望有高薪水，如果工廠能生產高規格的產品，這家工廠的利潤就能提高，薪水也因此會提高了。

要有相當高級的精密工業產品，不可能在短期內達成的，但將目前的產品加以改良，即使這種改良只使產品的性能有些微的進步，也是有意義的。我們當然希望有極為聰明的工程師，能使產品在一夜之間升級躍進，但可遇而不可求，如果工程師肯默默地埋頭苦幹，我們仍然會有相當高級的產品。

問題是，政府似乎不了解精密工業的重要性，研究如果有一點成就，就滿意了。日本的工業常常鼓勵工程師在一個技術上一直下苦功，因此能夠做出非常出人頭地的產品，德國和瑞士也有這種文化。如果全國的工業都有力求上進的想法，我們有足夠的工程師可以使工業進步的，可惜只看ＧＤＰ有沒有進步。

我們應該要看工業界的競爭力有沒有提高，而要提高競爭力，需要長期有耐心的研究發展，因為好的競爭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得到的。大家都應該知道，日本的那些化學公司仍然在努力使特用化學品更有特色，絕對沒有停止在某一個產品上的研究。

柏拉圖批評雅典的民主政治淪為黨派鬥爭，而黨派激烈鬥爭的後果，則是對於黨派輸贏利益之重視，其程度超過國家利益。然而，雅典究竟是「一個國家」，國家利益之整體性內涵，終究有別於黨派的個別小算盤。

台灣的民主政治早已淪為黨派鬥爭，但是我們的黨派利益絕不可能超過國家利益，因為台灣沒有「國家利益」。

事實上，用陳水扁前總統的描述來形容台灣就非常寫實：「一邊一國」。台灣兩大政黨，每一邊都是一國，所以黨派的利益完全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也因此，整個台灣內部其實是「兩國論」。當兩國之間進行戰爭式的敵對行動，兩國鬥爭的過程，從來就與所謂民主價值無關，這種現象可在這次總統選戰之中得到充分印證。

但海峽對岸畢竟還有一國，而且它為台灣的兩國鬥爭提供了火藥。於是整個局面加起來，剛好就是「三國」演義。這三國之間的力量非常懸殊，一個強而大，兩個弱而小，若非還有一道珍貴的台灣海峽，這齣戲早演不下去了。理論上，兩個弱國應「聯合抗曹」才是生存之道，而今在台灣海峽的屏障功能日益降低之際，台灣兩國竟忙於相互摧殘對方，看在對岸那國的眼裡，情勢完全步步走入它的戰略布局。

無論台灣的兩國在檯面上相互攻伐的語言為何，都和坊間的流言差異甚大。有人說，反滲透法只是個障眼法，因為中方暗助的對象並非藍媒，而是綠媒，台灣內部鬥爭及政治走向若進一步不激化，「台灣問題」永遠不得解決；有人說，國民黨不分區名單是在他方指導下的產物，目標就是加速國民黨的敗亡，因為長期以來國民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早點讓台灣「一國化」，以後也比較師出有名；有人說，台灣政黨惡鬥到某一程度，人民對民主厭煩，「屆時」事情也較好辦。以上這些來自某些社會角落、來自市井小民的說法，無論你是選擇相信，還是嗤之以鼻，都不能否定它在「邏輯上的合理」。

台灣兩黨兩國，都說愛台灣，但台灣只有一個：在對岸的戰略目標上，台灣也只有一個。長期以來，台灣一直包容兩國，而很有可能形成一個跳脫傳統國家思維的創新模式。只是，如果兩國還是只有看著「眼中唯一的光明」，而奮不顧身或憤不顧台灣，結局恐怕是飛蛾撲火。

如果自一九四○年代以來，全球只有卅餘國實施某個制度，且又基本集中在某個區域，則勢必有其相當特殊的背景與理由。設若，還有專業的國際組織長年聲明反對，則更是不可不慎！

被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聲明為「不贊同」的「借閱權」，正是一個在歐洲卅國之外，只有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等大英國協成員國和以色列立法實施「圖書借閱補償金」的特別制度。

台灣自今年元旦起擇「國立台灣圖書館」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每借閱一次，政府即支付三元給作者與出版社」的方式「試行」補償金制度，期望透過台灣版的「公共出借權」，鼓勵創作、促進出版。

志在成為「亞洲第一」的台灣版「公共出借權」立意良善，但在「試行」的做法上，卻以「初估兩館每年僅約需支付一千萬元補償金」的奇異理由，一筆勾銷了其他國家為防止因「借閱率高低」導致「補償傾斜」，而一直堅持落實的「補償金上限」根本規定。

再者，從政策工具的角度來看，政府既是以「公務預算」支付「圖書借閱補償金」，則無論該預算是多或少，都必須達到總體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基此，「補償金」最終流向哪些類別的圖書，自然會對該些類別圖書的作者暨出版社產生激勵效應。惟依「試行」辦法的「全面補償、不分類」原則，一律依讀者「口味」來決定補償對象，而不是透過「擇優補償」來提升民眾「品味」，則一旦年度「補償排行榜」出爐，恐不單將與文化、教育兩部期待的「文化多樣性」漸行漸遠，更難保出版市場不會因「補償排行榜」效應，而愈發選擇趨吉避凶的市場風向。

最後，無論書本的原始售價是千元或百元，文化、教育兩部的「每借閱一次，政府即支付三元給作者與出版社」的作法，明顯不符比例原則，此不但對高優質的作品不公，長期更無益於鼓勵出版社投資高優質作品。結言之，搶做「亞洲第一」的台灣，實應善解其他國家的八十年經驗，不必如此勇敢地嘗試錯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亞洲第一」的「圖書借閱補償」，務須慎思、慎始！

台灣在民國七十六年之所以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在於領導人經國先生的先知灼見，面對民國六十二年全球石油危機時，啟動十大建設。但前提是民國三十八年  先總統蔣公帶來大量的優秀知識分子與教育人才，以及民國五十七年實施的國民九年義務教育。

民國七十七年筆者從新疆回西安的火車上，與新疆阿克蘇國際貿易中心主任李繼業先生同車，聊了四天三夜。當時他問我兩岸差距多少年，我說卅年，他不信。問我當時工資要幾年能買一台十八吋彩電，我回說在台灣我的薪資並不高，一個月的薪資能買四台彩電（當時八千台幣能買一台）。當時大陸大學畢業時的一個月工資，人民幣六十七元，相當於台幣三百元左右。他問我該如何趕上，我說首在提升全國國民教育水平，二在加強交通建設。

卅年過去了，大陸建設了兩萬多公里的高鐵，與無數的機場；台灣花了二十幾年才建好桃園國際機場到台北五十一公里的捷運。再加上李登輝登大位之後發起的統獨之爭、族群分裂議題；李遠哲主持的教改、林義雄發起的廢核，所有政治、教育與經濟建設亂象叢生，造就了今日傷痕累累的台灣與兩岸的懸殊差距。

很多大陸學生來我們這交流，看到的只是表象。我們這一代人，是從最窮到最富的一代，但又看到從富裕到衰敗的歷史見證。年輕人可貴的就是能看到歷史的重演，所以跟年輕人談歷史、講經驗，倒不如讓他嘗嘗歷史的苦果，他們才覺得有歷史的真實感。

聰明的人熟讀歷史的教訓，愚笨的人恥笑歷史的真實，瞎蠢的人享受歷史的重現。

西哲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曾經說過，中國的歷史老是處在「倒退運動中」。但這裡所謂倒退，並不是真正的倒退，因為在這一切生生不息的歷史變化中，還沒有任何的進展，只是為了打江山在原地打轉。台灣的未來是否仍逃不了歷史的宿命，就看現在年輕人的歷史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