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延燒，滯留大陸的陸配子女能否返台，政府政策一變再變。在國內反中輿論壓力下，衛福部長陳時中則以「丟包沒道理國家收」、「自己選擇的國籍自己承擔」，為此事定調。人道的普世價值，被丟得一乾二淨。

不僅如此，連陸配也成眾矢之的。未能登上首班武漢包機返台的血友病患母親，因為臉書的感謝文沒有感謝蔡政府，被網民肉搜查出她是陸配，而且還是「韓粉」。因此，慘遭綠營支持者「出征」，各種無情謾罵加身，叫她「不要回來了」。真是情何以堪。

這讓人想起春節之前，蔡總統參加海基會關懷陸配親子活動，說新住民權益是政府優先關注目標，還說希望讓陸配在台灣也有「家」的感覺，「海基會就是各位的娘家」。蔡英文說，大家有問題盡量反映，政府會全力協助解決。

總統那番話，對照而今發生在陸配及其子女身上的事，可謂無比諷刺。一家團聚、不被歧視，難道不是陸配希望政府解決的問題？放諸四海，這個要求並不過分，其他國家撤僑也都以夫妻、親子團聚為目標。而且，除了身分，竟連政治認同也能成為歧視的理由。

一場疫情，令人懍於政治仇恨竟超越人權和人性。蔡英文說過，「沒有人該為自己的認同道歉」；現在，是否要加上「但必須為自己的認同被剝奪權利」的但書？選前滿口漂亮話，選後則是滿滿歧視，真可謂「選前娘家，選後分家」了。

連續七天未發現新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又宣布了兩個確診病例；不幸的是，其中一名患者已在前一日病逝。台灣出現首例死亡病例，其實沒必要太過擔憂，畢竟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僅二%。令人錯愕的是，這名患者並未在生前被納入確診名單，卻在死亡後追溯才確認。這顯示，我們在標榜低確診數字時，可能忽略了一些潛在的患者。

之所以發生「死後確診」的案例，主要是這個案例並無任何陸港澳旅遊史，因此雖因肺炎在月初住院，但依當時的防疫規定，仍未達院方通報標準。直到本月十二日，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參考美國、新加坡作法，擴大採檢流感重症陰性病例的遺珠；又過了四天，這名患者才被宣布為確診感染者，但他前一天已經身亡。且不幸的是，他已將病毒傳染給同住的兄弟。

這波疫情最弔詭的特徵是，病毒潛伏期長達兩周甚至更長，有些患者症狀極不明顯，且在無症狀階段即有傳染能力，這造成新冠肺炎追蹤的難度，防不勝防。然而，這樣的情況並不罕見，日本上月底從武漢撤僑的首班包機返國後即查出三名感染者，其中兩人並無任何症狀，卻在快篩中確診感染。此外，目前已痊癒的我國第十例患者，是在輕症時不知不覺傳染給妻子；其妻先被確診，才追蹤到他。為此，本報二月一日社論《「無症狀傳染」的破口必須堵住》，即早早呼籲政府必須提高疫情管制標準，以防堵破漏。然而，憾事依然發生，可見政府的警覺不足。

死後才確診的第十九例患者，是一名白牌計程車司機，有時搭載往返兩岸的台商，可能因而受到感染。現在，政府要進一步追蹤的方向有二：一是往上溯源，尋覓他的傳染源頭；二是往下追索，他在潛伏期及住院期間，是否將病毒傳播給其他周遭親友或醫護人員。這兩路追蹤的結果，將是檢驗我國是否已出現「社區感染」的重要指標。

在醫護人員的追蹤部分，情況可能比較簡單。從上月下旬我國宣布入境檢疫後，台灣各醫療院所人員均已戴上口罩嚴陣以待，第十九例患者就醫時雖未被確診為新冠肺炎，但在醫護人員保持警覺的情況下，他傳染給醫護人員的機率較低。問題是，在他出現咳嗽發燒症狀後、未確診為肺炎前，是否有民眾在醫院或其他處所遭到感染，則必須再詳加追蹤。

至於往上追溯其傳染源的部分，則可能比較棘手。目前，防疫中心已從死者的手機通聯紀錄，鎖定三名他可能接觸的台商，正著手調查。然而，從死者初次發燒就醫迄今已事隔廿日，即使三名台商中有人被查出是感染源，這廿天來，此人也可能已感染周遭親友乃至路人。若果真如此，一演成社區感染，情況將可能複雜到難以想像。但即便最壞的情況發生，政府仍須耐心逐一抽絲剝繭追蹤到底，唯有如此，才能徹底驅逐病毒，避免SARS期間和平醫院封院那樣的憾事發生。

第十九名病例直到死後才被宣布為確診，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我們嚴密防疫工作上的一項難堪疏漏。尤其，當政府一再宣揚台灣防疫工作做得如何了得，蘇揆則自誇口罩實名制發放是「世界最成功」，這類態度，其實都在極力壓低確診數字，也可能因此抑制了醫療院所通報可疑病例的意願。疾管署在十二日通知回溯檢驗百餘件可疑流感重症檢體，這是極正確的作法；結果發現第十九例個案為唯一確診，立即將他移至負壓病房。但問題是，為何當天指揮中心未立即將這個案例宣布為確診，卻直到他死後次日才發出確認的消息？

「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確為對付新種病毒的最佳策略。一旦證實社區感染已發生，防疫中心恐怕必須公開這名死亡確診者的活動範圍，那是不得不的選擇。

回顧17年前的SARS，首發病例出現在2002年11月的廣東，此後病毒藉由全球綿密的海陸空網絡，迅速在37國造成8,096個病例。當年的台灣也不能倖免，自2003年3月中出現第一例後，短短四個月累積病例就突破600個，台灣還被世衛組織列入感染區，直到7月初疫情解除才被除名。

在SARS肆虐期間，台灣的民間消費縮水，就連企業投資也相當保守，累及當年第2季經濟負成長。在最悲觀、疫情還看不見轉折時，經建會（國發會前身）還預估SARS對台灣經濟衝擊將達100億元。所幸，這個不速之客在當年的夏日高溫中退場，台灣經濟也幸運地在第3、4季獲得V型反彈。

SARS情況如此，今日新冠肺炎的「終局」目前還很難測知。主要理由是，SARS與新冠肺炎雖然同為冠狀病毒肇禍，但是兩者的發源地、流行期間、動物宿主，及傳染力、致死率都不盡相同。台灣經濟當年能迅速復原，並不代表今年也如此幸運。更別說，目前已有多位公衛專家預期，人類所知有限的冠狀病毒還將流感化，長期與人類社會共存，待人類出其不意時再大鬧一場。

在一個黑天鵝頻仍現蹤的年代，政府在思索對策時，就必須要有開闊與彈性的視野，避免只能在事發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們必須借鏡《黑天鵝效應》、《反脆弱》作者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觀點：無法預測的事，存在於世界的每一事物中，由此形成了世界的脆弱性。既然黑天鵝事件難以避免，那麼我們就要努力透過「反脆弱」來減少損失，甚至藉由反脆弱得到好處。

什麼是反脆弱呢？反脆弱不等於追求剛強，而是一種願意與不確定性共存，處處展現靈活與彈性的心態。塔雷伯認為，這個世界最好像貓一樣，而不是洗衣機，才能生存地更好。貓所表彰的，就是一個靈活彈性的生物體，洗衣機雖功能強大，但是機械體的構成，往往用愈久，愈容易從小錯演變成連環錯，最後造成系統崩潰。

政府要將反脆弱思維應用在應對黑天鵝事件的經濟決策上，首先必須要拉高視野，不能只有產業紓困的角度，更別說，疫情穩定了，延遲的消費自然會大爆發，又何須政府籌劃限制多多的20億元振興抵用券？

政府該努力的，反而是該祭出誘因增加產業的彈性與耐受度。舉例來說，在防疫期間，有不少業者在「網路」的奧援下，坐收了一波「宅商機」，政府不趁此時加強輔導傳統產業數位轉型、催生更多的產業創新模式，更待何時？

另一個在防疫期間凸顯彈性缺缺的，還有台灣長年僵固的勞動力思維。例如，為了避免群聚感染，政府讓中小學生延長寒假，家長最長則可請14天的防疫照顧假。政府立意甚佳，但實務上很多雙薪家庭在無幫手的情況下，只能把孩子送往安親班，還得擔心孩子在更侷促的空間裡會不會生病。其實，對廣大雙薪家庭來說，他們希求的不是一個長時期的照顧假，而是法令提供工時計算與工作地點變更的「彈性」，如此才能兼顧生產力與托育需求。政府此刻若願意鬆綁法令、創造風氣，才是真正幫了勞工的忙。

抗疫，可能是一場長期戰役，但我們不能無所作為，政府、企業，所有人，都可以從長期抗戰中，發揮創意，創造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全台防疫如臨大敵。民間及網路輿論，有主張確診病例在被入院隔離之前，應公布其足跡地圖給全民知道，一如鑽石公主號的乘客。又有主張，新冠肺炎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的地址，應告知「同一出入口住戶」（如出入樓梯、電梯、社區大門）。凡此可見，全民防疫已有相當的警醒。人民出於自己切身安全而主張知的權利，既積極捍衛個人，同時也建構更堅強的防護網，誠屬可貴。惟主張者皆應小心翼翼處理相關的個資法議題。

人民知的權利規定在政府資訊公開法（簡稱政資法）；政資法的資訊公開包括主動與被動公開。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條對對象人員的保密義務，防疫中心對公開前述資料似有為難，此時個資法便是解套之道。

我國迄今一般見解，認為個資法構成資訊公開的障礙；恰恰相反，個資法的安全維護義務提供了解密的依據。依照個資法，只要相關機敏資料能符合要求，即可合理利用；除非該機敏資料另外構成特別法的實質要件，比如國家機密保護法或檔案法。在這個意義上，個資法扮演政資法的重要輔助角色。

我國二○一二年個資法新法想要推動的正是此一安全維護義務的制度；簡單的說，其由技術、產品、管理方案、內稽外證及國際認證等等所組成；在國家法制上，則由部會的行政監理予以推動。可惜，八年過去了，歷經馬、蔡二位總統各四年任期，竟然近乎無成就。否則，此次對抗疫情，台灣就可能有相當具體的解決方案，以保障人民的資訊需求與國家的資訊秩序了。

因應此次疫情，我國正一步一步接納智慧監控新科技。此次鑽石公主號郵輪一月卅一日停靠基隆港後下船旅客可能移動的動線，即是由防疫中心資料處理小組會同交通部、NCC協助，以鄰近基隆港的電信業者基地台調閱資料，接著依據電信訊號回溯來掌握，逐步重建下船旅客的移動軌跡。

近日由於防疫中心擴大入境限制，須居家檢疫十四天的民眾暴增至全台破萬人；中央電子監控手機嚴重不足，里幹事也因找嘸人而快抓狂。此時，似乎可以考慮就前述疫情資訊需求，強制當事人配戴監控機具，並開放其現時定位資料給周遭一定範圍以內的機關，甚至個人，則防疫效果必然大增，而防疫中心的工作負擔也可以大減。當然我國現階段在技術與服務上可能尚未成熟。國際上，定位服務已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增值業務，具有高度應用意義及商業價值；其精確度可達五至五十公尺。

總之，個資法不是此一業務的障礙，而是其輔助機制，政府是應該積極務實施行個資法了。

目前從陸港澳地區返國而接受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者已近三萬。少數人違反居家檢疫通知而自行外出，輿論要求重罰，官員甚至說被違規者將改為集中隔離作為處罰。在輿論對於防疫高於一切的呼聲下，卻忘了人身自由的基本保障。

二○○三年SARS防疫期間，和平醫院一名醫生認為命令醫院員工返院集中隔離，剝奪其人身自由，相關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聲請釋憲。

二○一一年大法官釋字六九○號解釋，承認當時傳染病防治法的防疫手段確實寫得不夠清楚，但認為在杜絕傳染病之傳染及蔓延此種重大公益目的下，縱使涉及人身自由的限制，法律明確性的要求也可降低。此外，是否有隔離或檢疫的需要，也不需要由法官決定，可由公衛醫療專家決定。

不過，釋字六九○號解釋仍提醒，隔離畢竟限制人身自由，「…建立受隔離者或其親屬不服得及時請求法院救濟，暨對前述受強制隔離者予以合理補償之機制，相關機關宜儘速通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

而後衛福部認為要通盤修法困難度高，疾管署認為可用提審法「建立受隔離者或其親屬不服得及時請求法院救濟」；傳染病防治法修法不了了之。

有問題的是，疾管署似乎認為，居家隔離與居家檢疫，並不是由政府對人民直接施加實質強制力之拘束，故應該不適用提審法。既然不適用提審法，若你覺得不服，能透過哪一種救濟管道提起救濟？

也許自陸港澳返國的國民，居家自我隔離十天後，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症狀，想要離家辦點事情。在沒有救濟管道下，也許有人決定偷偷違法。倘若有即時救濟管道，也許這些人可以試著主張，他們確信且願意證明，自己是健康國民。

傳染病防治法許多條文都有法律不明確問題，到底違反居家檢疫而擅自外出者，是否真的違反第五十八條「對主管機關施行第一項檢疫或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畢竟條文並不是寫違反命令，擅自離家的人，嚴格來說並非拒絕或規避何種政府檢疫或措施。

撇開法律明確性問題，柯文哲市長說要對失聯者用電子手銬，於法當然無據；但防疫指揮官陳時中說，違反居家隔離者送強制隔離到檢疫所，違反居家檢疫者第二次失聯也會強制隔離，一樣於法無據。強制隔離並不是一種對人民的處罰手段，而應該視該人的感染傳染病可能性，來決定強制隔離的必要。如果把強制隔離當成違規者的處罰規定，這樣的思維，同樣屬於在防疫視同作戰下，把人民當成豬一樣的思維，徹底違反大法官釋字六九○號解釋精神。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產業衝擊擴大，行政院會預計後天通過應變及紓困特別條例草案。絕大多數是針對各產業的救急紓困，與一般民眾有關的是廿億的振興抵用券，盼藉此刺激夜市、商圈、餐飲和藝文等消費，並擬與交通部另推的廿億國旅補助結合。

隨著國內出現疑似社區感染的死亡案例，後續就算政府再怎麼喊話，民眾對疫情的不安全感恐怕僅會只增不減，消費緊縮預料會再加劇。問題是，蔡政府祭出的消費刺激，竟又是一○一招的國旅補助搭配抵用券？

蔡政府過去因應陸客不來的連串國旅補助對象，就是以觀光、旅館、夜市等為主力，但幾波補貼下來，不僅學者認為補貼效果已疲乏，連業界也不看好，最近一波結合經濟部推出的「夜市抵用券」，甚至有四成未被使用。這回又要推出振興抵用券？

根據行政院初步規畫，宣稱這次是「折價券」，非可全額抵用的消費券，意即民眾要先掏錢出來，政府才會相對給予補貼折扣。但這樣的抵用方式，對於以小額消費為主力的補貼對象能起多少作用，令人存疑。

再說，許多夜市、商圈、小型餐廳，在政府帳目都屬「地下經濟」，既不開發票、也沒繳稅，現在卻要再拿全民納稅錢去補貼不用繳稅的產業？且根據政府規畫，振興抵用券啟動的時間點是疫情控制後，問題是，疫情「下線」後，民眾生活恢復正常，出門和消費意願自然「上線」，相關產業屆時本會跟著復甦，有必要砸大錢救急補助後，又要二度補助？

馬政府在金融海嘯期間撒了八百多億的消費券，最終成效卻如同打水漂，對經濟成長率提升有限；蔡政府一連串國旅補助也花了快百億，短期看似幫觀光產業裝了葉克膜，但長期下來養成民眾「不補貼就不旅遊」的壞習慣，實為糖衣毒藥、短多長空。

近年，不管是餐飲、觀光還是零售業都面對全球化衝擊，但國內產業轉型緩慢，景氣只要一遇風吹草動，就要靠政府補貼過關，不是長遠對策。

振興抵用券應「振興重於抵用」，讓產業在危機和高風險時做好早該面對的轉型，例如企業化經營、導入電子支付、善盡納稅義務，才是振興根本之道，也才是納稅錢應花的刀口。

台灣終於出現了新冠肺炎社區感染病例，而且和日本一樣是死亡病例，這是戳破台灣防疫優等生假象的一支利箭。台灣新冠肺炎的疫情，若短時間內沒有出台重大防疫政策變革，疫情相當不樂觀。

民眾對台灣防疫優等生的觀念是建立在用高大上的方法築起的檢疫高牆，例如：對武漢的航班登機檢疫，幹嘛要登機？在關口檢還不是一樣，我們非洲豬瘟檢疫都在出關檢，也挺好的，但登機檢疫比較高大上，老百姓才會有感。寶瓶星號檢驗，部長要上船嗎？當然要，高大上嘛！滯留武漢台胞回台，要台灣派醫護同仁上機檢驗嗎？在武漢檢不也一樣，當然不一樣，又是政治高大上。

當台灣還沉醉在民眾的誇獎口水中，新冠病毒早就偷偷的溜進台灣了。進來的渠道就是台灣脆弱的檢驗量能，在疫情過程中刻意的忽視掉一些原本低風險但後因循證而變成高風險病人的實驗室篩查。例如由旅遊警示區回來沒有發燒的人，及無旅遊史上呼吸道感染或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這些病人在檢驗量能的限縮下，一直無法得到有效的確認，就像非洲中南部與南美洲根本不篩查，所以一直維持零病例。

台灣因為一直只對入關有症狀的人實施篩查，因為檢驗量能不足社區根本不敢查，當然一直能維持社區零病例。只要一篩，第十八例及第廿例不就都出來了！一旦心血來潮篩一下積壓的流感重症通報病例，就篩出第十九例，而且因為已經給人家拖了一段時間，所以篩出來病人就往生了，成為台灣首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和日本神奈川的老太太一模一樣。

所以台灣防疫做得好，一直都沒有社區病例，原因是沒有篩查。大家真的很難相信台灣沒有社區病例，老百姓的信心危機出現在搶口罩搶消毒水。今天意外的篩查出一個社區感染往生案例，應該視為警訊，他背後最少還背了五十個社區感染的案例，因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只有百分之二。這難道還要強辯社區感染並不代表社區傳播嗎？此病例背後的五十名感染者是因為沒去篩查才沒冒出來，這數目怎會低於境外移入的病例，所以這是一個踏踏實實的社區傳播病例。

當疫情出現轉折是調整防疫政策的良好時機。出現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往生案例，最少代表我們該多篩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該提升檢驗量能與速度，最少不要在病人要往生前才給出答案，讓醫院與醫護暴露於風險。這樣的防疫政策改變並不難，都該在還沒有出現社區感染病例時完成，現在還有機會，但別又錯過了。台灣現在已經不再是個愛拚才會贏的時代，應該愛想才會贏，沒法想好再做，最少也該邊想邊做吧！

藥師接下防疫口罩實名制代售任務，十餘天來遇到的問題五花八門。不知您以前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當排隊結帳時，前面一位客人拿出一疊折價券，一項一項詢問店員優惠怎麼配，問完之後還會與店員爭辯意見，導致隊伍大排長龍，明明可以在家先研究好的啊！

不過購物歸購物，比起疾病防疫任務的急迫性可是大大不及。藥師一方面鼓勵民眾多提問，透過專業解答盡力填補防疫漏洞；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加快發放口罩的速度，避免急需的民眾無法即時拿到。藥師沒有三頭六臂，想替民眾解惑又心疼民眾耗時排隊，手心手背都是肉，實在兩難。

為替民眾節省時間，藥師通常會主動提供口罩相關資訊，到藥局時可多注意店外玻璃窗貼的告示或諮詢櫃檯上的立牌，上面通常會說明口罩的發放方式及狀況，或解釋政府的口罩政策。雖然資訊流通、網路發達，但許多中高齡族群對於手機、電腦使用仍有困難，卻又想要得到資訊，此時不妨先注意一下藥師貼出的公告，若仍無解答再詢問藥師即可。

藥師公會全聯會也整理並製作了一系列的口罩問答，大多數人的疑惑都能在裡面找到，像是「口罩下次購買時間的計算」、「購買口罩為什麼不開發票」及「如果沒帶健保卡但有身分證還可以領嗎」等，盡力解答民眾疑慮，讓大家能配合並支持政府政策。也希望民眾到藥局領口罩時，看到揮汗如雨的藥師，您能給藥師一個微笑，鼓勵白袍底下的辛勞。

台灣發生感染新冠肺炎的第十九例、廿例，並沒有出國旅遊史，惟因為受到外來的帶原者的傳染，經接觸後再傳給旁邊的人，所以可以說新冠病毒COVID-19已經有限度地進入我們的社區，但尚沒有大幅的社區傳播。萬一在社區中受到感染的人，症狀輕一點可能自己服一點抗感冒藥就可自行痊癒，但症狀重一點就會到醫院、診所就診，所以第一線醫療人員會是最重要的把關者，醫療同仁可以做到以下幾點：

一、遵守嚴謹的醫療規範：防止院內感染是最重要的防線，看病時問TOCC（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群聚史），以及可能的接觸史（是否接觸到中國或鄰近地區來的人士）。嚴格執行自我防護措施，檢查病人後一定乾洗手，若要檢查病人的上呼吸道，一定要有高度的自我防護措施（耳鼻喉科、家醫科、小兒科等）。

二、增高醫院的檢驗能量：許多醫院均新設或加強檢驗病毒的能量，且是疾管署認可的新冠病毒檢驗實驗室，大家都可以四小時內檢測出此病毒的存在。

三、增加防疫知識：對新冠病毒的特性、感染症狀、傳播途徑的介紹，可以至各醫院的教學數位管理系統中選修網路課程或上疾管署網站，來了解及學習相關防疫知識。

四、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勤洗手，洗手再洗手。勿用手接觸自己的口、鼻、眼；接觸病人前後一定落實再洗手；對周遭環境，如：把手、桌面、電梯按鈕等保持清潔，也不要亂摸；口罩拿下時，勿亂放桌面。以拱手代替握手，咳嗽時好好處理分泌物。由醫院回到家裡，第一件事換衣服，最好淋浴後，再進食或與家人互動。

提醒大家，這段時間盡可能不要出國，並減少出入人多、密閉的空間。病毒雖然有限度的進入我們的社區，但最有可能跑到醫院內，拜託所有醫療同仁由本身做起，有我在─看我做─跟我來，遵照建議，保護自己、保護病人、保護醫院，天佑台灣。

二○一九年新型冠狀病毒席捲中國許多大城市，至十七日疫情影響廿八國。顯然地，疫情波及面大而病毒四處散布後，欲完全自人群徹底消滅病毒已非易事！

防治新興傳染病，首要強化整合臨床偵測與病毒偵測，以明瞭感染後自不顯性感染到輕症與重症的所有臨床結果、流行的時空擴散趨勢與可能的嚴重度及不同防治策略的有效性。因此若能早偵測病例，促使流行初的星火不足以燎原，縮小疫區而易成功防控。若病例數少，檢測量能足，一旦得知病原，應據實驗診斷的「確診病例」，全面掌控新病毒的來龍去脈。

然若未知病原或病原經春運快速傳播，宜用「可能病例」包括極像的臨床發現與流行病學特徵（旅遊史、接觸史、職業與是否有群聚等），但這些「可能病例」分析的結果必須與「確定病例」比對，再下結論。有時為防任何漏失，二○○三年美國疾控預防中心在不知病原時，甚至採用「疑似病例」即著手防疫，爭取時效。

重要的是流行趨勢研判必須以病例的發病日較確診日準確，且要明瞭每日通報病例的確診百分比是趨緩或升溫，另發病日到防疫行動開始日愈短，若又能掌控較高百分比的病例，必早見防控成功。以二○一五年台南成功控制登革熱的經驗，不是單看轉折點何時出現，更要緊的是防疫重大決策與風險溝通必須仰賴專業團隊，才會看到病例數如懸崖驟降（而非緩緩走下坡）。但若檢測和通報均需上級點頭，防疫時效必大打折扣，畢竟病毒複製量增後再戰會越困難。因此，關鍵在診斷的效率及其後的分流、居家隔離／檢疫管理是否到位。

為降低未來大量中港澳返台掃墓者可能致生的「社區感染」，未雨綢繆處是研發此新冠病毒的快篩試劑及其抗體檢測，利血清偵測，快找出感染而未發病者顯得更重要；甚而明瞭病毒量多大易傳播，及抗體量達多高具保護力，更能提升防疫成效；並由他國經驗學習新冠肺炎重症的危險因子為何？

區域級以上醫院要備妥如處理流感重症與檢測新冠病毒的能力，誰有感染可請基層醫療單位與鄰近指定醫院合作，提升防疫最大成效。此病致死率低，我國確診廿位，尚不需如專收SARS的應變醫院；許多感染者無明顯症狀，萬一未來社區感染數增，居家檢疫不失為良策，待出現症狀，再至醫院採檢，省醫療資源；另衛生教育感染者須據實告知病史、旅遊史、接觸史，並要減少慢性病的年長者之感染、重症與死亡。

至於嚴重疫情國的防治策略應如二○○九年新型流感H1N1，以減害降至最低為主，即提高治癒率與降低致死率，保障醫護人員安全，並討論妥置有限資源（如抗病毒藥與疫苗問世）的優先順序，依風險層級與社會效益，取得共識，如醫護／防疫人員第一優先。一旦備妥有效的抗病毒藥物、快篩試劑與抗體檢測法，明瞭新冠狀病毒在人體的免疫機轉，防疫成功曙光即將來臨。目前急需行政院科發單位協調防疫的科學研究，縮短倫理委員會審查時日，發揮團隊力，提升我國科技防疫對全球衛生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