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台灣新冠肺炎確診數未增，街頭不戴口罩的人多了，連買口罩的人龍也見緩解；不料這口氣透沒幾天，出現死後確診首例。這名白牌車司機因不符通報定義而漏網，案情震撼人心，民眾趕緊又登入「戴口罩，勤排隊」模式。

疫情蔓延全球，台灣先前一時無憂，政府便利用特定媒體宣傳政績，從管制口罩到實名制，從「超前各國部署」檢疫陸客，到寶瓶星號大作戰、鑽石公主號旅蹤細胞簡訊，官員被包裝得英勇神武。疫情能見度僅止腳前，但高官造神攬功，吹擂制敵千里之外，麻痺人心莫過於此。

蔡政府報喜不報憂，只求高民調。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成立，交通部下令機場港埠提升檢疫警戒；但十天後鑽石公主號照樣泊靠基隆，如入無人之境。政府口說禦敵從嚴，結果作消毒秀補破網，發細胞簡訊安民心，還自誇「全球創舉」。

我國防疫高談「殲敵境外」，但也誤導民眾，以為只要切斷兩岸渠道便可高枕無憂。這例死後確診的「零星社區感染」適時提醒大家：新冠病毒早已穿透全球國界邊防，就算沒有陸客陸配，今天是台商，明天可能是日、美旅客帶原入境，務實之道絕非以低確診數編防疫神話，而是及早作好社區感染之準備。

疫情中心針對無症狀病例回溯複查，在患者死前及時發現，火速疫調補漏。所幸除了浮誇貪功的政客，台灣還有許多專業、警覺的防疫專家，替人民修補最大的防疫破口。

立法院將於廿一日開議，行政院長蘇貞昌屆時將作施政報告，說明政府的防疫作為。防疫紓困是當前國政重中之重，但施政絕不能病急亂投醫，行政、立法兩院互動機制也是我國憲政運作的核心，尤其是新國會初上路，各政黨試運行，如何藉由防疫凸顯行政立法雙翼協作能有效讓政策上路，為產業紓困解難，當是新國會首要任務。

蘇揆施政報告，當然應對當前緊急狀態做說明，但不能淪為防疫紓困專案報告。憲法明訂，行政院有責任對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施政方針指的是行政院對國家大政的方向和規畫，施政報告則是政院工作情形與結果。政院據此提出法案預算，立委據此提出質詢，這是兩院互動的基礎。新國會理當避免上屆國會之失，勿讓閣揆報告成為虛應故事，才能彰顯國會的憲政功能。

民進黨過去四年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無視立法院反映民意的憲法角色與制衡功能，頻頻為施政方便，把立院貶為「政院立法局」。在野黨力主國會早日開議，民進黨卻以「讓政院專心防疫」為由推遲，潛台詞就是視在野黨為「麻煩製造者」，把立法議事當成「防疫絆腳石」。這樣的思維，顯示民進黨團對新國會的定位，仍是「效率重於監督」。然而，「配合政院」若仍是新國會首要目標，勢將重蹈立法失能、憲政失衡的覆轍。

上屆國會最受人詬病的，就是對行政院提出的前瞻預算等法案一律強行過關，無視民意質疑與專業論辯，以致前瞻預算淪為各部會「特別預備金」，大開方便之門。這次紓困，除交通觀光業提二百億納入特別預算，交通部另有三百億觀光升級與轉型前瞻計畫，可能編在公務預算或前瞻建設特別預算中；如此乾坤大挪移，還美其名為「前瞻2.0」升級計畫。這正意味當時「前瞻不足」、如今「補救未及」的撒錢方案，見證觀光補助政策已呈疲態。如今面臨疫情大考驗，觀光業恐難過關，政府只有窮盡一切途徑繼續輸血應急。

紓困條例與特別預算有其急迫性，各黨團陸續推出條例版本，行政院要推的特別條例則內容未定。依政院初步方案，將針對觀光交通、內需產業、農業紓困提出六百億預算，只是針對產業難關救急撒錢，但未必能對症下藥。蘇貞昌說紓困要「雨露均霑」，顯示他沒有特殊對策，只是想要急就章撒錢舒緩民怨，這種消極方式勢將難以因應接下來的產業急凍挑戰。立法院必須針對政院可能偏失，調整條例與預算方向，不能只把納稅人的錢拿來填補企業虧空的洞，卻無法協助他們轉型升級，甚而成為阻滯產業「汰弱扶強」的幫凶。

對於立法院，國人其實已期待有限，這是我國民主政治的一大諷刺。新立法院長游錫堃對朝野的世衛組織共同聲明應該二讀或三讀都搞不清楚，對朝野協商如何進行也頗為生疏，但勢必有礙國會扮演中央民意機關的角色發揮。但如果連立法院都選擇當政院的應聲蟲，立法院長若只以敲議事槌為已足，那麼誰當院長都一樣。但如果游錫堃要讓立院成為有效的憲政機關，開議第一戰，在防疫特別條例上就不能讓新國會淪為政院附隨組織。

國民黨最初提紓困立法時，民進黨還說緩不濟急；如今行政院卻強調不能讓當年SARS特別條例在疫情舒緩時才通過的歷史重演，這也意味著民進黨將快馬加鞭闖關，不讓在野黨有討論的空間和時間。在野黨雖在國會席次上無法抵擋民進黨團大軍輾壓，在政治情勢上也無法成為紓困法案的絆腳石，但也不能因此妄自菲薄任意棄守。尤其，國民黨正在重建形象，民眾黨則需建立形象，就得拿出專業能力以理服人，做好立法把關，讓民眾能夠對新國會、新政黨、新政局感到可以期待。

何謂「地緣經濟」？魯瓦克指出，就是大國強權間的競爭，沿用戰爭的邏輯，但以經濟與商業為對抗手段。換言之，即是國家透過經濟手段取代傳統軍事武力對敵國開戰，以達到政治目的，目前美國對中國掀起貿易戰即是例證。因為，當受益於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崛起，並挑戰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霸權，有關國家安全與全球經濟的辯論，已逐漸轉變為有關相對國力的爭論，並引發美國境內國家安全現實主義者（National-Security Realists）對「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重視。

畢竟，當兩國彼此間的資訊不透明、往來不對等且互不信任的情況下，雙方會不斷地將武裝升級，以確保自身安全，這便是「安全困境」。而「安全困境」並不單有軍事上的意涵，也適用於經濟層面。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國際分工是創造經濟效益最大化的要件，但就國家安全而言，當代許多生產資本財或民間消費品的工廠都可轉為生產武器，使產業過度相互依存未必能讓世界朝向無國界全球市場邁進。相對的，產業相互依存反而是風險；尤其當一國幾乎壟斷某一產業的所有生產，其他國家便有「安全困境」之憂。所以，任何國家若不想在「安全困境」激起的經濟武力競賽中落後，就要有能力取得並維護自己最先進的製造部門。同時，更必須確保國防產業基礎的供應鏈，不設在潛在軍事對手的領土內，或侵略性第三國的境內。

由此可知，中國網通大廠華為在5G領域的強勢發展，正是觸發美國「安全困境」的關鍵。特別是華為的5G技術不僅會在商業競爭中獨強，更有滲入國防軍事領域的可能性，美國戒慎再三，其來有自。

既然「安全困境」的顧慮如此明顯，為什麼近代史上的已開發國家，在大多數時候仍支持自由貿易？主要是當強權國家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和無可匹敵的工業領導地位時，將有一段時間可以從容面對軍事及經濟的安全困境。再者，誠如19世紀的經濟學家李斯特（F. List）所言，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將有助於鎖住前者的優勢，且落後國家將處處服從主導製造、商業及海軍的強權。因此，19世紀的英國便大聲鼓吹自由貿易，但美、德兩國則看穿自由貿易理念是英國追求自我私利的宣傳，遂積極保護本國產業，免於與英國競爭，進而使美、德兩國於1900年代超過英國成為工業強國。

豈料，當美國成為全球經濟與軍事強權後，卻重蹈英國覆轍，並沉浸於對中國開放將促使其向美式資本主義臣服的美夢，輕忽了後進者將以違反市場法則方式來追趕先進國家的歷史軌跡。一如二戰後的日本、韓國、台灣也都曾運用法規、匯率操縱等非關稅手法，保護國內企業免於進口競爭，亦補貼本國出口等情形。而今日的中國則以國家資本主義推動經濟成長，加以共產政體的權力集中化，均使其「違反市場法則」及收割自由貿易果實的力量更為強大，也讓美國愈發難以招架。

如今，大夢初醒的華府政治圈已由國家安全現實主義者占上風（即使仍多少受制於華爾街及其背後的政治力），且無論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如何，美國擁抱經濟民族主義的方向都不易改變，並將製造業視為國家軍事力量的基礎，要求本國製造業留在本土以示忠誠。這一切都顯示地緣經濟風潮將再起，美中貿易戰也只是地緣經濟爭戰的開端而已。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不只民眾忙於搶買口罩，第一線醫療人員也如臨大敵，醫療院所紛紛實施進入院（所）強制戴口罩的規定。儘管政府已經實施健保卡「實名制」管控購買口罩的措施，但是許多社區藥局依然天天上演民眾大排長龍買口罩的場景，這現象除了反映出民眾對罹病的恐懼，也顯示有龐大的口罩「剛性需求」存在。

疫情爆發前，台灣平均每日有超過一百萬人次的門診量，儘管不是所有醫院和診所都強制民眾要戴口罩才能進入，但據了解目前多數醫療院所皆有此要求。因此若以病患人次加計一定比例的陪病家屬人數，每日全國因門診就醫所需耗用的口罩數量就在一百萬至二百萬片之譜，若加上住院病患及陪病家屬的人數，每天因就醫所需的口罩數量就更為驚人。隨著國內因出現首例死亡病例疫情升高之際，或許經由資訊科技的應用，可以降低門診量、紓解醫療院所的防疫壓力。

根據二○一八年公布施行的「通訊診察治療辦法」第二條，規定幾項適用「通訊診療」（遠距醫療）的特殊情形，包括「急性住院病人，依既定之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於出院後三個月內之追蹤治療」、「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有關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法令規定之病人，因病情需要家庭醫師診療」等，政府首先可鼓勵醫療院所針對符合上述條件之病患，改採遠距診療的方式。

若要進一步降低每日因門診出入醫院的民眾人數，建議應再進一步放寬適用項目，例如「前次檢驗檢查後的門診回診（看報告），且無須進一步醫療處置者」、「病情穩定且領有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病患，為領藥而回診之就醫」，透過進一步放寬適用對象，降低實際到院所的民眾人數。

若主管機關願放寬上述對象適用通訊診療，尚有健保申報及取得處方箋的問題需要解決。正常而言，以健保身分就醫需要病患提供健保卡，由看診醫師讀卡始能申請健保給付，因此若要民眾與醫療院所願意配合上述措施，需進一步研擬不需實體插卡的身分確認機制，例如民眾改以自然人憑證進行遠端讀卡確認，或由民眾端的遠距醫療畫面，產生一個健保就醫QR code，在健保署開發的「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摺）App加入掃描QR code來確認就醫身分等方式，簡化健保申報行政作業。

十七年前的SARS疫情，許多大型醫院紛紛導入「無片化」的醫療影像系統（PACS），間接促成國內醫院的資訊化升級。此次政府積極防堵疫情之外，不妨思考借鏡FinTech（金融科技）的「監理沙盒」制度，在疫情尚未解除之際，鬆綁智慧醫療應用的法規限制，讓資訊科技協助紓解醫療端與民眾端因就醫衍生的防疫壓力。

新冠肺炎在台灣出現了第一個死亡病例，令人哀傷且沮喪。然而，對於這個死亡後才確診病例的事後嚴密追蹤，卻可以是台灣做為世界防疫典範的一個大好機會—找到三名具陸港澳旅遊史之台商乘客，約談、檢驗後排除兩名，鎖定一名追蹤（檢驗中）。而針對中部這一家人的群聚感染，調查鎖定一○九位，已經採檢一○八位。如此嚴密的追蹤調查，遠非其他國家（對比日本、新加坡等）可比擬。

從武漢第一批撤回的二四七人當中，除了一位確診患者，其餘都已經在昨天回家。這裡要說一句實心話：從高危險疫區「移出」人員其實是不對的動作，因為病毒才不認國籍。可是各國仍然採取撤僑行動，為什麼？因為對大陸的支持治療品質沒有信心—新冠肺炎的致死率不高，若能給予良好的支持治療，康復的機會非常大，可是若留在武漢等高危險疫區，後果實在難料。而這一點又是台灣的大好機會：如果那一位從武漢回來的確診患者最終痊癒了，將證明台灣的支持治療品質高超。

基於以上兩點，台灣有條件成為「桃花源」。

陶淵明〈桃花源記〉描繪出一個「避秦天堂」，而台灣正是不同年代的中國人為了「避」不同的「秦」而來，乃成為今天的台灣。那麼，當瘟疫在中國流行（包括SARS、禽流感、新冠肺炎等）成為現代的「秦」，偏偏世界各國又非得去中國大陸賺錢，那麼，台灣當然有條件成為世界的「桃花源」。

講得更清楚一些：全世界都要進中國去賺錢，而一旦他們需要「健康一些」（包括避開疫病與食品藥物安全），可以放心來台灣，那就叫做「桃花源」。而台灣事實上有著絕佳條件：海島。最好的例子是去年防治非洲豬瘟入侵，台灣嚴守邊境並祭出重罰而做到滴水不漏，於是成功避開了非洲豬瘟（也可視為在大陸災情慘重的「秦」）。而一旦台灣成為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政學商賈心目中的「桃花源」，那麼，WHO、ICAO就都只剩技術問題了—因為他們都想要來台灣解決生老病死問題。

我們需要做到的，說簡單也簡單：除了邊防檢疫、醫療品質外，建立最嚴格的食品安全標準、提供高品質的陽光空氣水，關鍵在全民能建立共識通力配合，偏偏那在台灣卻是最難的事情。

在教育部宣布延後二周後，學校又即將開學。近來，在調查個別學生在寒假期間的接觸史及提醒做好個人防疫措施的聯絡過程中，家長們除了抱怨買不到口罩外，也普遍表達對於孩子開學後在校園裡被感染的風險。尤其，在無症狀確診個案不斷出現後，這份擔憂愈發強烈。甚而也有不少家長表示在疫情緩和下來之前，會讓孩子請假在家避免校園群聚感染的風險。身為導師也是孩子的家長，我也據實以告：我也有相同的擔心。

最近在防疫指揮中心的地毯式清查下，發現了接觸史不易釐清的新冠肺炎死亡案例及由此案例傳染給家人的無症狀確診個案。除了要感謝所有站在防疫最前線人員的積極作為外，不禁也要為即將到來的開學日擔憂：我們教育第一線真的準備好了嗎？按照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目前規畫的措施來看，就是按時量體溫、勤洗手、環境勤消毒、不要求戴口罩等。

但是，新冠肺炎和十七年前SARS在傳染能力上最大的不同在於：SARS的宿主在發高燒後才會有傳染力，但新冠肺炎不僅有不少無症狀確診個案，而且不論是否發病都具有傳染力，這也是疫情擴散速度快且難以捉摸的重要因素。

要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讓全台三百萬學子面對校園群聚感染的風險？還請主政者慎思！

新冠肺炎肆虐之際，本流病模擬研究團隊整理各國防禦措施，大致可分二類。第一類防禦嚴謹的代表是台灣；第二類代表是採取網路酸民謔稱為「佛系防疫」的日本。

台灣四面環海，所有旅客入境都須搭飛機或船；近日起，除少數航班，台灣來往中港澳的直航航班全面暫停，過境中港澳轉機入台者一律居家檢疫。雖然日前有一例個案死亡及其家庭群聚感染事件，但其餘都是境外移入病例，未進展到真正的社區傳播階段；嚴謹態度管控入境旅客的好處是防疫卓然有成。

日本由於舉辦東奧，若對中港澳採取和台灣同樣嚴厲的入境管控，將影響主力客群到訪意願，所以採取被謔稱為佛系防疫的入境管控措施，至今疫情未歇，從南到北都有案例，部分案例尚無法確認有否中國旅遊史或接觸中國旅客，和新加坡同為中國以外案例數一數二的國家。

WHO顧問Ira Longini博士指出，新冠病毒的傳染力很強，全球最終三分之二人口將罹患新冠肺炎。另外，臨床證據顯示，新冠肺炎有許多輕症患者，致死率低至二％，多為本身有其他疾病，導致併發症發作而死亡。如果新冠肺炎的罹患率高、致死率低屬實，對於前述二類國家有何影響？

第一類國家終究得和中港澳恢復常態交流。對台灣來說，如果整個中國三分之二人口都得過新冠肺炎，屆時開放，一定爆發大量感染案例，日前的嚴謹管控只在延後感染時間（這點非常重要，容後說明）。

然而，第二類的翹楚日本敢採佛系防疫管控措施，他國學不來，乃因日本擁有全球優質的醫療技術和資源，醫療費用低廉傲視已開發國家，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只要患者沒有嚴重的慢性病史，透過先進醫療技術絕對可治癒，恢復過往生活。換言之，高質量的醫療技術和服務，讓舉辦東奧的日本採取佛系防疫管控措施，並非網路酸民所說的荒腔走板、毫無章法。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台灣政府用嚴謹的防疫措施和停飛大部分中港澳航班，延後和新冠病毒交手的時間，透過科研解譯和臨床治療，釐清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和特性，發展疫苗，尋找特效藥。等日後開放，若民眾感染新冠肺炎時，治療成效一定比現在有效，治癒率一定比現在高，康復期程一定比現在短，屆時甚至有疫苗和特效藥也說不定。如果新冠肺炎最終傳遍全球，高達三分之二人口都會感染，則我們對新冠肺炎的認知是，愈晚感染愈好；感染時，身體愈健康愈好；科研和醫護人員對新冠病毒的了解愈全面深入愈好。

總的評估，本流病模擬研究團隊認為，台灣所採取的嚴謹防疫管控仍更勝一層樓，遠勝佛系防疫國家，運用閉關爭取時間，尋求對付新冠肺炎的知識和工具。

新冠肺炎疫情不斷蔓延，對世界多國的經濟、民生活動等造成莫大影響，而在全球化，大量跨境人口的移動之下，體育賽事亦無法排除傳染病流行疫情的威脅。

由於疫情在日本迅速升高，世界頂級馬拉松巡迴賽，也是世界馬拉松大滿貫賽事之一的東京馬拉松已大幅縮小規模，取消一般跑者參賽，僅讓菁英選手參賽。

當前國際體壇高度關注的重大賽事，莫過於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的東京奧運是否如期舉行。對此，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沒有提供國際奧會關於奧運是否如期舉行的建議，且日本東京奧運籌委會日前皆稱沒有取消或替代方案，換言之，至目前為止，此四年一度的體壇盛事仍會照常舉行。

各界推測奧運如期舉辦的原因，可能是籌辦運動組織在籌辦期間投入了各式各樣大量的成本，一旦賽事取消、中止或必須延期，都會造成運動組織財務損失。惟即使賽會如期舉行，規模恐怕會縮水，原本預估可觀的經濟效益，將面臨大幅降低。

舉辦運動賽會難免有風險損失，尤其是大型國際運動賽會規模大、影響力廣、組織難、場館多、標準高，風險程度隨之增高。據學者指出，依機率與嚴重性是較為直接而淺顯的指標，可採行的風險管理策略包括：風險自承、風險規避、風險分散和風險轉移，其中當風險發生機率高，且後果嚴重時，最好的策略就是停止該項活動，例如：運動賽會舉辦時，遭逢重大傳染病流行可能造成嚴重傷亡。當風險發生機率不高，但後果嚴重時，可採取風險轉移，最常見的策略是透過賽事取消保險，若賽事遭逢意外事故而取消、中止或延期時，保險可填補相關損失，然其賠償項目、金額，端視承保範圍而定。

面對流行疫情的威脅，大型運動賽會的舉辦考驗著承辦單位的風險管理能力，更因為必須提升防疫規格與各項作業，未來賽會籌辦的成本勢必增高，可能讓各國的申辦意願降低。基此，運動賽會的風險管理，不單是承辦的運動組織應正視的議題，更是主辦的運動組織亦該關切的議題。為了降低風險，運動賽會管理者應在事前充分確認風險，制訂周整的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計畫，同時，所有參與人員均應確實執行，將運動風險降至最低。

當新冠肺炎在全球擴散之際，台灣多數民眾對於自己口罩存量的關注恐怕遠勝於在野黨主席補選的近況。眼下全民同心協力阻卻疫情蔓延，國民黨的有志之士仍得分心防範該黨行情持續下跌。

敗選之後元氣大傷的國民黨能否收拾殘局，振衰起敝，兩岸論述的重新定調至關重要。登記參與補選的郝龍斌、江啟臣，儘管分屬不同世代，但均是久經政壇歷練的老手，過往均將九二共識奉為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如今面對變局，思考問題的重點已不在世代間的差異，而是誰能夠找出取代舊思維的新論述。

基於國際政治的現實，自知無法走上法理台獨的民進黨政府，為了鼓動仇中情緒以換取選票或其它政治利益，對於九二共識的攻擊一向不遺餘力，但卻又提不出說服對岸的替代方案，以至於兩岸關係始終陷於僵局。倘若國民黨站穩「憲法一中」的立場，並且體察台灣的民意與國內外政治現實，理應可以從下列四點重構兩岸關係的新論述：

一、分裂分治：北京當局始終恃強不願正視兩岸分裂分治不僅是歷史事實，也是現在進行式，在當前中美兩強對峙的國際格局下，短時間內也不易改變。北京當局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否則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難以做出理性判斷以及明智決策。

二、平行主權：放眼全球化的今日，國家主權的交疊與讓渡已是普遍的現象，所謂「單一絕對主權」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覺。尤其面對分裂國家，傳統的主權觀只會製造更多的衝突與對立，因此筆者認為似可思考「平行主權」的新概念來解決兩岸的僵局。所謂「平行主權」係指一個分裂國家的兩個分治政權，在國際社會中均是法理上被承認的獨立主權國家，但在雙方關係上各自擁有互不隸屬、互不代表對方的事實主權，猶如兩條同向的平行線，雙方維持著友善而對等的距離，當彼此的期望與價值日益接近時，存在其中的間距也自然縮小，當兩條平行線完全重疊，形成法理上的單一主權，也就是國家終極統一之時。

三、民主協商：所謂民主協商係指以建構未來國家民主體制的協商，台灣年輕世代對於統一排斥的主因，在於對大陸共產威權政體獨攬政治資源與蔑視人權法治的憎惡感，日復一日地增加。有鑑於香港的例子，北京當局強推的「一國兩制」在台灣毫無市場可言，根本也不會成為台灣坐上談判桌的誘因。中共必須體察沒有任何政權可以萬年永世，絕對的權力也絕對的腐敗，只有走向政治的開放改革，允諾建構人權保障與權力分享的制度，才有可能強化台灣與之談判的信心。

四、漸進趨統：相信多數大陸人與台灣人一樣，並不急著統一。在兩岸廣大人民沒有迫切感的情況下，兩岸菁英倘若執意著手加快統一的進程，勢必換來師心自用，別有妄圖的臭名。俟條件成熟，因緣具足，統一也就成為自然而然的美事一樁。

國民黨敗選後需要改革之處不少，黨主席補選後無論誰當選，倘若換湯不換藥，依然無法化危機為轉機，這家百年老店恐怕只會江河日下。郝、江兩人能否提出具有創意的兩岸新論述，勢必成為未來觀察的重要指標之一。

國民黨在敗選之後，黨內表面上看是大家都有心要讓國民黨重振雄風，因此對於黨主席的改選全力以赴；但是看到最近國民黨的整體發展，卻發覺國民黨並沒有一種真心改革的內涵，反而更多的是讓人有舊瓶裝新酒的感覺，根本感受不到敗選後要再起的氛圍。

具體而論，單是不要讓傅崐萁重新入黨的事就能裂解國民黨，這不是很諷刺嗎？在這個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國民黨如果還無法真心團結，那不擺明死路一條嗎？

其實，國民黨長期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溝通。

以前，國民黨的大老心態始終存在，許多決策，一般黨員無以置喙，也因為黨的資源被部分人掌控，所以沒有分到權力的人也只好認命；不過，一旦媳婦熬成婆，這些人還是沉浸在權力的醬缸。國民黨如今已經不再擁有優勢，為什麼這樣的心態還是沒有改變呢？

個人認為，國民黨現在雖然是群龍無首，卻正是最佳的溝通時機，畢竟只要有讓國民黨更好的意願，每一種聲音都應該被接受，至少被聽見，而在一次次的質變下，國民黨才能跳脫以往那種醬缸文化，活出新的生命力。

但是，我們看到太多的放話，顯然已重重打擊可能再起的契機，甚至有人是藉此踩著國民黨的肩膀往上爬，而不是願意犧牲小我來換取大我的成功，這樣的心態更加可議。

希望國民黨面對未來的挑戰或爭議，可以敞開大門，不管是面對面溝通，或是政策的大辯論，都不要預設立場，而參與的人也應該摒除成見，更有遠見，畢竟覆巢之下無完卵，唯有國民黨再起，才能對台灣政治產生制衡的力量，也才會讓自己有更多發揮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