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心專家小組召集人張上淳連日神隱，外界擔心他受醫生兒子疫期出遊的牽累，愛國人士聲援辯護，強調「父不擔子過」。網民被帶風向，本來熱議出國禁令是否違憲、執行公平性，現在歪樓擔心起張上淳的職位。結果，淳兒醫師還是靠老爸滅火解圍。

兒子惹事的不止張上淳，指揮官陳時中也被兒子拖下水。其子用防疫衛教製作罷韓Ｔ恤，被指蹭老爸光環搞政治；陳時中淡然回應，「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事」，並不擔心指揮中心公信力被濫用。這份為人父的溫柔，對比他要求「小明們」承擔父母選擇國籍後果的決絕，判若二人。

「小明們」不是卅來歲的淳兒，他們未成年，政府以其不具我國籍，禁止他們返台與父母相聚。陳時中也許不知，很多小明正在排隊苦等入籍，若他發揮「小孩有小孩的事」的同理心，應能為年幼小明作更人道的安排。

陳時中、張上淳都是好爸爸，寬貸孩子在抗疫戰時藉父蔭自由自在。不少人順時中，看在英雄為國奉獻的份上，苟同「各人做事各人擔」。這看似尊重個人主體性，卻忘了被迫「子擔父業」斷送返鄉路的小明們，仍不得返家。

淳兒疫期出遊爭議，煩勞指揮中心台柱背書，甚至有綠委上綱，批此事是「中共陰謀破壞台灣防疫團隊」。小明們若有父輩用國家隊維護，就算回不了家，也不致被歧視。他們的困境不在老爸的抉擇，而是不能選老爸，連憲法也不保障。

過去一周，台灣的新冠病毒確診案例每日以二位數累增，迅速突破了兩百的大關。主要原因，是從歐美等地區旅遊或工作返國的人，將病毒帶進了國境。正當政府為第一波防疫成效洋洋自得，面對突如其來的第二波大爆發，是否顯示我們的警覺已變得鬆懈，或者政府防疫思維和措施未能跟上疫情的變化，值得檢討。

第二波疫情來勢洶洶，因為新冠病毒已無聲無息地擴散全球。而在這波狂潮中，從歐美各地返台的國人人數激增，甚至不少登機前即已出現發燒、咳嗽症狀，卻仍兀自登機直抵國門。僅看廿三日公布的確診名單，這樣的案例即有十餘人，包括夫妻與孩童，在入關時被查出體溫過高。儘管海關攔下了這些感染者，但在長途飛行中，他們可能已在機上將病毒傳播給其他旅客，這是最令人擔心的事。

換言之，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雖自詡我們的海關成功攔下一些確診者，但有些原本健康的「海歸派」卻可能在返鄉途中遭到感染，他們要到一些時日才出現症狀。這段期間，他們若未做好居家檢疫，可能又成為新的傳染源。讓人扼腕的是，當初政府接運「鑽石公主號」旅客時建立了「橫濱模式」，接運武漢台胞時又有更嚴格的「武漢模式」；為何這些思維在這波海歸潮中絲毫未派上用場，登機檢查形同未設防？

也正因為第二波洶湧的境外移入病例，疫情很快地進入了台灣各個不同的機構。例如，北部已有一所高中因三人確診被迫停課，中研院的一個研究團隊已有四人確診，導致與該院有密切關係的台灣大學也要求先前兩周曾進過中研院者需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此外，北部一個養護機構因護理師確診而被迫關閉，而環保署則有員工確診，一度引發立委質詢是否必須中斷的質疑。這些社會擴散的問題，本周可能將繼續擴大。

陳時中發布疫情時，每每提到「境外移入」案例，似乎便顯得寬心；只有提到少數來源不明的「本土案例」，才會感到憂心。這樣的態度，其實值得商榷，也存在不少盲點。第一，台灣第一階段防疫之所以成功，是在第一時間對中港澳設下嚴格入境管制。但現在全球海外確診案例已高達三十萬例，是中國大陸八萬確診數的四倍之多，我們的防線卻顯得相對鬆散，這是不合理的舉措。第二，台灣有多起本土群聚案件一直未能查出感染源，這也代表境外移入有一些漏網之魚，成為本土的不明感染源。第三，第二波海歸者相對年輕、洋派、自由，他們未曾經歷台灣首波防疫戒備的洗禮，未必能接受居家檢疫的拘束。但政府最近又在檢疫人力有限的考量下，放寬對輕症者的二次採檢和隔離；如此一來，不怕輕症者或無症狀者趴趴走的病毒擴散風險大大提高嗎？

全球疫情變嚴峻，我們的入境管制卻沒有隨之調整，顯不符比例原則。何況，第十四例一家四口赴義大利旅遊而感染新冠肺炎，在二月六日即確診；但政府卻一直到三月十七日才意識到歐洲疫情回燒之嚴重，這難道不是警覺性太低？簡言之，政府一直把防線對準中國和武漢，不斷高談闊論；等到發現疫情已經大轉向，一時不知如何調整，只能讓一湧而回的民眾衝破防線了。

事實上，這波來自西方的歸國潮，在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也同樣發生，也因此各自新增了一些移入的確診案例。各地也都分別採取了必要的防範措施，以北京為例，即指定了天津和上海等十二個城市為「第一入境點」，要求所有飛北京的國際航班要先降落在這些地方，經檢疫合格，乘客才可搭機進入北京。台灣也許不需要設置那麼多替代入境點，但如何建構一個緩衝機制，恐怕有必要再想想，否則雙北的防疫隔離設施都快爆滿了。

網購方案的目的，是要解決實名制自2月6日上路以來，許多上班（學）族群沒時間去買，以及衍生的「逆選擇」問題。因為上班（學）族主要依賴大眾運輸工具，或在上班（學）場所聚集，是群聚感染的高風險族群，顯然藥局白天配售對於愈需要口罩的人愈不利。原本可宅在家裡的家管或退休族，卻需為上班（學）的子女領取口罩而外出排隊、戴口罩、領口罩，變成最不需要口罩的族群反而必須消耗口罩，又增加感染的風險。

因此，實名制2.0立意良善，但流程設計確有複雜、不確定性高、時間拉得太長等缺失。例如若無自然人憑證和讀卡機，就要用手機App去買，年長者只好知難而退；若預購人數超過預定人數，將於首周登記截止日隔天公開抽籤，年輕人可能忙了半天仍買不到；用健保App下訂成功，只能用ATM轉帳匯錢，多了一道手續，最後仍須到超商領取，「網購口罩」竟然需要長達三段的手續，遠不如目前任何網路購物的下訂、付款一次搞定及貨送到家等優點。

何況，民眾到藥局領取口罩每片5元已含運費，到超商領取卻需要另外支付7元運費，並不合理。此外，超商又要和藥局充當配發口罩的志工，也將不堪負荷。由此可見，實名制2.0只增加上班（學）族買到口罩的機會而已，仍無法完全解決「口罩之亂」。也難怪實施以來，首波僅118萬人（不及預期的一半）完成預購登記，扣除未及時付款者，實際領取的人數更少。

實名制2.0無法完全解決「口罩之亂」的主因，在於即使前端用「網路」，但最終仍要民眾上「馬路」，用「零售」方式排隊領購，此種「以人就物」是最浪費人力物力的落伍方式，就像目前儘管政府高官不斷說衛生紙、食品供應充分，但只要疫情沒有緩歇的跡象，民眾仍然會因恐慌而擠往賣場搶購，也難怪排隊領口罩的人龍近日仍然處處可見。

若能改為「以物就人」的「批發」方式，其實不用網路就可輕易解決問題。因此，建議衛福部趕快利用大數據，將口罩批發至健保的「投保單位」（可稱為實名制3.0），可以低成本、迅速、方便地直接送到民眾手上。第一類保險對象包括勞、公、教、雇主、自營業主、自行執業專技人員等，加上眷屬（多為學生），且很容易用大數據以公司行號、機關、學校等地址，以快遞、郵寄等批發方式送達，其他各類民眾則可至農、漁會，軍營、鄉（鎮、市、區）公所領取，或是由村里鄰長發送，繳費、領取都在投保單位完成，也無須拖累藥局、超商等民間業者，優點遠勝2.0。

此外，口罩仍有巨額的「產而不發」的閒置或囤積黑數，政府可能至今都搞不清楚。2月6日起日產量320萬片，日配量以6,600家藥局每日配發200片計算僅132萬片，日閒置190萬片；之後產量陸續增加，至3月2日時日產已達640萬片，日閒置380萬片。實名制從實施起至3月4日止，初估首月累計閒置量即達1億片。

產能每日達820萬片後，3月5日起改為每七天領三片，日閒置達240萬片。3月9日日產能達1,000萬片，本周甚至可能衝上1,200萬片，則閒置量以每日600萬至800萬片的速度累積。即使實名制本周雖可發放一定數量，但不影響總配發量，初估政府囤積的口罩數量至本周止即超過2億片。

隨著疫情仍然吃緊，民眾對口罩的需求有增無減，建議政府改採投保單位的實名制3.0版，並增加配發民眾的數量，有效去化巨量的閒置口罩。

台灣第一波新冠防疫，繳出漂亮成績單，隨著數萬返鄉潮，進入第二波戰局。病例快速攀升之際，診斷過程常一波三折，背後是否有可矯正的系統性因素，值得重視。為減少漏網之魚、縮短傳播路徑，必須提高傳染病診斷的敏感度與速度，乃是此波防疫決勝點。

從先前案例不難發現，許多病人經歷數次漏診，似有系統性因素。因素之一是，受到某些海外的住院數據誤導，以為發燒是普遍的症狀，導致沒有發燒的病人未獲轉診或進一步檢查，最有名的例子是入境已申報咳嗽的澳洲音樂家，兩關皆未啟動檢驗。

新冠未發燒即具傳染力；且大規模流行病學分析發現，雖然住院期間發燒比率高達八十八點七％以上，但到院時卻僅四十三點八％有發燒。台灣許多病例亦是一開始沒有發燒。政府並沒有限制要發燒才可檢驗，宜廣為呼籲，不宜誤以為沒有發燒就不是新冠，以免漏接。

困難之二是病毒檢驗速度與敏感度仍有提升空間。據美國醫學會期刊報告，以咽喉為採檢部位的敏感度僅三十二％，且目前常需等候兩天才有結果。政府要求陰性者十四天後再次採檢，但兩次合計仍有四十六％可能漏掉，且失去及時追查與管制接觸者的時效。準確度低也導致不敢一次陰性就排除，沒感染者亦要禁足兩周，造成人力與社會成本耗損，也降低接受檢驗意願，增加防疫死角。若疫情擴大，有較多醫護人員疑似感染，這種流程不僅牽絆戰力，更將耽擱院內感控機制的啟動，事關重大。

如何補強？首先，既然發燒不普遍，症狀如同感冒、過敏或腹瀉等，難以辨識，就有賴醫學檢驗做鑑別診斷，且不宜限於有旅遊史、接觸史者。目前政府有約二百個新冠診斷據點，也放寬病毒檢驗條件，自應大力宣導民眾正確就醫，尤其不要跑到無法檢測的院所，徒增傳播風險卻無助於檢出。

其次，採檢部位宜依科學實證，以病毒量較高、敏感度較高、採集過程也較安全的鼻咽採檢，列為優先作法；此已獲美國CDC與台灣某些醫院採納。未來則宜引進民間資源，加速快篩技術的上市，以一小時內有初步結果為目標。

但，病毒檢驗再精進，還是受病毒量影響。若欲揪出社區感染，則宜考慮並用其他診斷工具來提高敏感度。廣受注目的是胸部電腦斷層掃描，能在輕症偵測出早期胸部變化，總體病例敏感度能達八十六％以上，比X光檢查高出不少，且馬上看得到結果；但其特異度較低，需與敏感度低但特異度高的病毒檢測並用互補，可加速發現潛在病人，盡快重複病毒檢測，大幅降低漏診與延誤，並提供肺部病情嚴重度與變化狀況，有利治療分流與追蹤，已受歐美重視。台灣中型以上醫院大多有此設備，可考量納入診療配套，降低一再漏診與十四天等候的時間耗損。目前其成本已大幅降低，但流程與消毒須有配套，宜給予適度補助。

第二階段防疫賽的挑戰更加嚴峻。寄望台灣有效提高感染源偵測之敏感度與速度，嚴防漏網之魚，掌握機先，持續領先。

隨著歐美疫情大爆發，可能真的傷害才要開始。為了因應新冠肺炎影響，各國領導人無不以大撒幣方式搶救經濟，連美國總統川普也罕見提出每位美國人發一千美元進行消費，來度過這波經濟低潮。

台灣先前也通過六百億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但這種急病亂投醫、大開預算之門的方式，真能做到蔡英文總統要求的「救急要快速、紓困要及時、振興一定要做到位」目標嗎？為達到總統要求與符合百姓期待，筆者有幾點建議：

首先，必須客觀科學分析疫情的衝擊。誠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所言，社區傳播感染要符合三要件，台灣還未符合「本土病例比境外移入多」這項，所以相關機制未啟動。對付疫情傷害的分析，也必須根據相關財經部門提供的數據，有條不紊分階段實施。切勿跟隨著他國，自亂腳步。

其次，所有振興經濟的政策必須做到超前部署的要求：此波疫情，台灣表現傑出，在於我們總結了上次SARS經驗，對於任何可能擴大疫情的因素，果斷出手封殺。超前部署讓台灣免於疫情海嘯。同理，我們也必須用相同的態度面對疫情過後的經濟災難。一個政策從討論到實施，有時間滯後問題，因此對於政策實施到結果產出時間不能過分要求，畢竟有些政策效果（如消費者信心），很難量化。

第三，振興經濟工具要多元且充足：許多醫院作了很多因應措施，來降低院內感染，包括減少醫院入口，減少探病時間等，鼓勵病人如果不是急迫性疾病不要到醫院，降低感染機會。同樣，面對疫情過後振興的部分，我們的工具也必須多元化、充足化。如果料敵從寬，認為疫情影響將達三年以上，則相關財政與貨幣政策必須隨疫情變化，與時俱進不斷推出有效措施。切勿一次性用盡所有籌碼，到最後發現彈盡援絕無法應付後面的戰爭。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擴大，將確診者或可能的感染者隔離，為防疫工作的重要一環；到目前為止針對「隔離」的相關觀念與工作，大多是從醫療及公衛角度來思考，然而隔離對象為真實的「人」，需考量的因素較多也較為困難。從相關媒體報導看到許多因隔離所產生的特殊行為，在在都說明了隔離工作越來越複雜，需要擴大思考面向。

從建築學角度來看，隔離的主體為「人」，形成隔離的環境則是「空間」，兩者存在著極為緊密的互動關係。舉例而言，從「密度與空間」（density and space）概念而論，「人們長時間身處於一個高密度的空間中，對於心理及生理的影響極大」已是許多研究的共同結論。再如「人們長時間可以忍受的密度極限，不是單純的面積，而是依據每個人所分配到的容積而定」。國外研究顯示一個人在單一空間內一至兩個月時至少需要七米立方，數個月的話則需要十七米立方以上的容積；這些容積都是指扣除牆壁及設備後的「淨容積」。

這些國外研究，多針對某些具有特定工作性質的空間來作為探討對象，例如必須長時間停留在外太空的太空船，或是經常潛伏於深海中的潛艦等，工作人員必須長期生活在密閉且極為狹小的船艙中，心理與生理可能會受到影響。這些個例雖極為特殊，但與疫情的「隔離」性質類似，因為確診者必須長時間住在負壓病房中接受治療，而可能的感染者也至少需要十四天在固定的房間中不得外出，這些都會與「密度與空間」有關。

進一步來看，作為個人的隔離空間，其最小的容積應為多少呢？這更是設計大規模且為群體的隔離設施的重點。另再引用環境心理學中「個人空間」概念；「個人空間」為一無形的空間，亦可視為與「人」有關的最小規模空間。同為國外研究成果，日本曾針對日本人的個人空間進行調查及統計分析，得到平均約2.7 x 2.7 x 2.4 公尺之三度空間的個人空間尺寸。雖然我們的建築界並沒做過針對台灣人的類似研究，且日本人平均身體尺寸與我們也不同，但這些概念與數據都是可以作為決定最小隔離空間時的參考。引申而論，如在大規模開放式的隔離設施中，人與人的「距離」就不應單只考慮「飛沫傳染距離」而已，人與人之間無形的「個人空間」所呈現出的距離，亦是需要考量的。

新型態病毒的出現，讓國內相關防疫工作備感壓力，醫療及公衛領域更是全體動員，站在第一線努力對抗病毒。隨著疫情逐漸擴大，新課題不斷出現，需要處理的問題也越來越複雜，此時除了醫療及公衛領域之外，相關的專業領域也必須同步加以檢視，進而尋求跨領域的相互合作，較能達成隔離及防疫的真正成效。

新聞報導，巴拉圭媒體Trece揭露我捐贈該國一百萬片口罩及十萬個手術帽，引起民眾不滿；外交部表示這批口罩是駐巴國大使館在當地採購，並非從台灣出口，不影響國人權益等。

無獨有偶，媒體亦批露，委內瑞拉國會友台委員會會長雅尼茲發放給民眾口罩印有我國旗，還用英文寫著「台灣可以幫忙」字樣。

疫情蔓延人人自危之際，贈送口罩不失為發揮人溺己溺的務實手段；然而，由於先前政府表示先救自己才救別人，民眾至今仍在排隊買口罩，因此質疑政府挪用國內醫療資源，情有可原；政府應體恤百姓之苦，趁此機會詳細說明這些援贈口罩的來龍去脈，以解疑惑並紓解不滿情緒。

其實我國對邦交國實體援贈計畫，行之有年，是極普遍的維繫邦交手段，項目廣泛多元，各邦交國各有不同，作業流程因其性質屬性差異也略見不同。

具體可見的如實體援贈，如修築公路等營建工程，限於我國工程公司承造能力或當地特殊自然環境，只能藉招標方式委託第三國公司承建。又如贈送救護車，採購國產車會有當地維修與零件供應問題；其他如規格與數量等因素，援贈品未必全出自國產，而是就地採購或併入邦交國相關計畫與其他物品共同採購。

外交部稱此次援贈巴拉圭口罩係在當地採購，可能並未掌握問題重點：此次疫情嚴峻，國內口罩供應明顯不足，巴拉圭當地採購的口罩是否來自於台灣，是否影響國人使用需求，才是民眾關心之處；這就是有人調查發現巴拉圭不生產口罩，更加深口罩可能來自國內的疑慮。

以個人親身經驗為例，元月國內開始發生口罩荒，內人電請法國友人代為蒐購口罩，那時疫情雖尚未蔓延至法國，但網路上法國已無口罩可供應，最後從義大利網站成功訂購口罩一盒，從義大利杜林寄達法國友人處，再郵寄台灣。從包裝紙盒標示發現，該口罩是法國口罩公司設於中國大陸仙桃市工廠製造（製造日期是去年三月，屬庫存貨），由波蘭進口商銷售至義大利。區區口罩，歷經波折，往返環遊半個地球，具體而微地說明代工全球化，行銷通路多元化的普遍現象。

全球口罩供應日益吃緊，我駐巴拉圭大使館仍能向當地採購大批口罩及手術帽援贈該國，誠屬不易；政府似可藉機向國人說明，我駐外人員如何完成不可能任務。

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嚴重，為預防社區感染，內政部營建署針對「社區管理維護」事項，發布因應指引，供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及會員參考。

然而，詳閱這份指引，突然警覺民間防疫的脆弱性。幾乎很少社區可以達到其中列出的種種要求。問題在於：

一、缺乏專業能力：依據指引所提，社區在集會活動前，必須進行風險評估；活動現場應提供醫療支援，如請醫療專業人員進駐協助等。此外，社區應訂定健康監測計畫，並有異常追蹤處理機制；若有住戶或社區服務人員發生症狀，應由固定人員給予照料。試問，有哪幾個社區有此能耐？

二、缺乏物質資源：該指引指出，社區應規畫防疫設施、隔離安置場所，及備妥適量耳（額）溫槍、洗手液及口罩，提供相關人員適時使用；各棟大門、各棟梯廳、電梯加強清潔消毒，並於上下班出入頻繁時段，清潔人員加強使用消毒水擦拭門把及電梯按鈕。然而，社區工作人員到處搶不到酒精、額溫槍、防護衣，也買不到口罩。

三、缺乏人力資源：指引規定，浴廁表面如水龍頭、廁所門把、馬桶蓋及沖水握把，應該有專人定期清潔。一般環境應該至少每天消毒一次，執行清潔消毒工作的人員，應該穿戴個人防護裝備（手套、口罩、隔離衣或防水圍裙、視需要使用護目鏡或面罩）。此外，還需要透過多元管道對社區住戶進行衛教溝通。試問，有哪幾個社區能有如此充足人力？

四、缺乏現場考量：指引也規定，社區室內兒童遊戲室、多功能活動空間等公共區域，應暫停開放使用。其實，肺炎感染關鍵因素在「群聚」，而非空間。因有危機意識，如今社區室內公共空間，如圖書室、閱覽室，使用者已寥寥無幾，且都做好自身防護，包括量體溫、戴口罩，保持距離等。比起社區外的公共空間，如捷運、公車、便利商店、餐廳，以人際接觸而言，反而相對安全。

這份看似滴水不漏的防疫因應指引，對社區而言，恰如一張空中樓閣的設計圖，看得見到不了，更多時候只能自求多福。目前各社區有越來越多居家檢疫者，與其提供高不可及的專業要求，倒不如提供社區必要醫療資源、協助廢棄物處理。甚至，教導社區如何採取更溫暖貼心的服務，凝聚社區力量與情感，才能漂亮打贏這場艱苦戰役。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已造成各國恐慌，台灣也戰戰兢兢積極做好防疫。

這些日子，對於台灣接收的訊息，大多來自歐美西方國家，對於各國原住民媒體訊息的報導卻是極少。相對地，台灣原住民媒體在報導疫情消息上，也是來自主流媒體。

過去在原住民媒體尚未設置前，也都是以主流媒體報導的訊息為主要來源，原住民族電視台於二○○五年設置，過去十二年來積極為原住民服務，守護部落這一塊而努力。原視屬公共頻道，設置宗旨本就是要為全台五十七萬原住民做文化、語言的傳承及落實媒體近用權，在傳播權利上希望能夠給予更大的發揮空間。

尤其到二○一七年又設置了Alian原住民廣播電台。對於原住民來說，擁有電視及廣播有全方位服務，更應該在訊息服務上有更好的傳遞功能，扮演重要的訊息平台。

對於人口不多且居住偏鄉地區的原住民族來說，以新冠疫情屬性及傳染途徑，除非確診者走進原鄉部落，原住民要感染也不容易。

不過，以原鄉人口移入都會已占全原民人口的一半約廿萬以上，如果稍不注意感染回到部落，也會傳給親人。

原住民媒體有必要積極傳達正確防疫觀念及防疫措施，透過十六族語言分別在電視及廣播平台上播出，尤其廣播在偏遠地區具有防災救災功能，過去三年積極建置的轉播站，就是為了解決資訊不對等的缺失，此時就是原住民媒體應該好好發揮的時候了。

一千萬元可以做什麼？給學童吃好一段時間的營養午餐，還是在山上做一件莫名其妙的工程，搞死了溪流，也把公帑打水漂？

農委會林務局最近在台中市和平山區的烏石坑溪，做了一項攔砂壩工程，工程中央有一道魚鱗狀的水泥斜坡，溪水由上往下流時，激出細白的水花，被網友認為景致像極了「土耳其棉花堡」，讓這項治山防洪工程成了「美麗的錯誤」，平假日都吸引大量遊客上山拍照打卡，攤販也隨之而來，山路動彈不得，還要出動警察指揮交通，寧靜的山區變得不平靜。

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把大家悶壞了，攔砂壩超旺的人氣讓專家看傻了眼。儘管現場豎立了「危險水域，請勿戲水」的警語立牌，遊客依然故我，爬上爬下玩得不亦樂乎。

這還不打緊，大家稱這道酷似「土耳其棉花堡」的水泥斜坡為魚梯，是為了幫助魚蝦洄游的返鄉之路，也讓專家搖頭苦笑「這麼陡的斜坡魚蝦怎能回得去？」把攔砂壩的消能工程當成魚梯，套句網路語言只能說「也是醉了！」

根據清華大學曾晴賢教授的勘查結果，這件攔砂壩工程應該是為了治理上游山區不斷往下崩落的土石，尤其下游有農民種田、養魚的高灘地和魚池，被這些不斷往下奔流、淤積的土石掩埋，促使林務局資上千萬元，打造這項攔砂壩工程，希望把土石攔在上游，解決下游之患。

只不過，從現場土石淤積量之大來判斷，顯示上游的山溝還在侵蝕中，做攔砂壩的這段工區正是河川運送土石的「搬運段」，通常在這裡做攔砂工程違反自然法則，只是徒勞無功，不僅水泥工程殺死了河川生態，下一波颱風豪雨也將驗收工程的可靠性，萬一也被土石沒收，上千萬元公帑就真的打水漂了。

如果不是民眾發現這項「美麗的錯誤」，很難凸顯治山防洪及治理河川的工程系統沉痾；這兩大工程分屬農委會和經濟部水利署，長期以來各做各的，聯合報兩年前曾深入討論野溪水泥化問題，對前瞻基礎建設的「水環境計畫」，提出工程缺乏生態檢核等質疑，如今水利署已納入河川生態專家參與工程提案審查，結果雖不盡如人意，至少是正確的起步。

但搞死河川的另一大問題出在農委會林務局和水土保持局等治山防洪工程，彷彿另類的工程疫情。

追究烏石坑溪攔砂壩工程已無意義，行政院若不深究錯誤的系統問題，山林的溪流將毀在政府手上，後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