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七十六天後，武漢昨天正式宣布解封。這個曾因辛亥革命而留名青史的城市，今後將因身為冠狀病毒的發源地，新增一個長久的印記。美國的新冠肺炎人數雖已數倍於中國，但許多人仍用「武漢肺炎」或「中國肺炎」來稱呼，武漢這個原罪要很久很久才能洗刷。

七十六天的解封，是用鐵血手腕鍛造出來的。武漢人犧牲了自由，許多人甚至犧牲了親友和自己的生命，才換得武漢走過疾疫的陰霾，逃過死神的鐮刀。封城時，許多武漢居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活著出來，他們看著雷神山和火神山蓋醫院，看著更多患者被送進方艙醫院；幸運的是，他們也看到了方艙拆除，等到武漢解封。

武漢的解封，向世人展現了「人類成功戰勝病毒」的一役，但代價是高度的壓制及失去自由。換一個角度看，武漢自身的功課其實也還沒做完。例如，治愈者出院後卻遭到鄰里歧視，很多人還不懂「同理心」是什麼。例如，日後病毒會不會捲土重來，若缺乏足夠的公民意識，危機就會發生。再如，人們是否意識到大自然反撲的教訓，從而戒除嗜食野生動物的惡習。

武漢的許多問題，其實也是中國共同的問題。對疾疫的因應遲緩，反映了集權政府的末梢神經不良；行政上的有效控管，最後成功圍堵了疫情，但在「人道」二字上則留下了殘影。

對台灣而言，許多人大概無法體會武漢人所經歷的驚恐；那些，就留給武漢台胞回來述說。

為了對抗新冠病毒，我國口罩實名制已進化到2.0版；與此同時，政府的紓困政策也朝2.0邁進，從最初的六百億元一舉擴增為「一兆五百億護台灣行動」方案。這麼大的禮包外表華麗，但仔細盤點，其實只是把第一階段的補貼思維擴大放送，並未見具開創或遠見的紓困及重建思維。這一兆五百億的大錢撒下去，充其量讓衰退或失業的數字好看一點，糟的話極可能變成溫水煮青蛙，讓假裝舒適的社會來不及應對疫後的變化。

表面上看，我國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僅三百多例，受到的衝擊相對輕微。然而，台灣早在一月下旬即宣布對中港澳的入境管制，航空觀光及民宿商業因此受到的影響既大且深，至少比歐美各國長了一個半月以上。換言之，我們在醫療照護上的人力物力雖從未出現緊張狀況，但由於多方面的持續管制，在社會經濟面所形成的壓力其實日甚一日，只是暫時被疫情的緊繃狀況所遮蓋。清明連假南部景點爆棚的現象，基本上便反映了台灣民眾緊繃已久的壓力亟待釋放，另一方面，當然也是政府過度宣揚防疫成就而導致人們警戒鬆弛。

表現在政府的防疫紓困上，撒幣的規模突然爆增了一兆，看似誠意十足；但深入檢視，人們看到的仍是一成不變的「補貼」手法，不僅毫無創意，甚至不對症下藥。舉例而言，對於受創嚴重的航空、旅遊、旅館、民宿等業，政府在第一階段都列為紓困及薪資補貼對象；而所謂的一兆五百億紓困計畫，則是擴及計程車司機、自營商、攤商等，仍只是依業別按月補貼。近兩年來，蔡政府沒事就在補貼，已變相成為「政策性買票」，幾已隨著選舉變成常態。如今遇到百年一遇的大疫，民進黨政府仍然只有「補貼」一招，這已如同搬國庫「做功德」；但這類齊頭式的撒錢法，卻未必真能幫到受困的業者。

一兆五百億的數額聽起來驚人，但其中之最大宗，是屬於公股銀行要推動的紓困融資貸款措施，雖高達七千億之鉅，卻可能有「灌水」或「看得到、吃不到」的問題。政府要求公股銀行針對受到疫情衝擊或隔離影響的企業或個人，若其信用貸款、房貸或信用卡利息無法償還，可以申請展延期限，並免收違約金或延遲利息。這項政策，對於營運深受衝擊的企業或許不無助益，但申請紓困的「艱困企業」，條件嚴格而金額有限，有如杯水車薪，也難怪業者會批評這無濟於事。

此外，紓困對象還包括車貸等消費性貸款，明顯失之浮濫。尤其，各部會提出的融資紓困措施大異其趣，僅看交通部和經濟部的方案，不論是營運金補貼期限、周轉金貸款期限、利率補貼條件皆不相同，讓企業備感困惑。

更受質疑的是，政府推出「一兆五百億護台灣行動」，到底能不能幫到真正需要的人？勞動部宣稱，台灣目前放「無薪假」的人數已近九千人，未來還可能破萬。事實上，若將那些已無以為繼的中小企業、攤商、短期約僱人員算進去，在這波疫情中失去工作的人恐已不知凡幾。正因如此，台北市近日推出「千人防疫就業方案」，要招募場館量體溫、點收口罩、關懷居家檢疫者的臨時人員，一開放報名，立刻秒殺爆滿。由此可見，需要工作的民眾比比皆是，他們等待的是政府釋出工作機會，而不只是消極地塞小錢來「補貼」。

根據台北市的最新統計，其失業人數較去年同期攀升四十五．七％，申請失業認定者更上升達五十六．二％。如果連台北市都如此，其他縣市的情況會更好嗎？勞動部所謂九千無薪假的數字又可能真實嗎？我們期待，蔡政府端出的一兆五百億的大禮包，不要只是「盡人事」，或只是分紅「買人心」。大疫當前，國家的資源有限，必須用在刀口上！

在全球化分工趨勢下，台灣過去依循比較利益原則集中發展特定產業，並將這一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如果沒有其他外來衝擊，台灣其實走在穩健的道路上，儘管緩慢但仍有序地邁向產業升級轉型之路。但意想不到的巨大外來衝擊總會不客氣襲來，打亂有序穩健的經濟步調。2008年的金融海嘯危害雖大，但並未造成供給斷鏈，終還是維持甚至深化了全球分工的格局。但此次肺炎疫情已明顯傷及全球分工體系，牽一髮而動全身，很難有國家倖免於難。

台灣的貿易依存度在全球名列前矛，從正面來看，是比較利益原則的充分發揮，十足享受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但從負面來看，卻也是犧牲了產品的完整性，致力壓低成本，集中資源生產特定產業的部分中上游產品來為人作嫁。從結果來看，我們幾乎放棄了所有最終產品的生產，這迥異於競爭對手的日韓中各國。我們以大量的中上游產品代工生產來成就其他國家最終產品的完成，這在承平盛世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面對未來全球化退縮與短鏈革命趨勢，就顯得捉襟見肘、殘缺不全，無法形成足夠獨立自主的經濟。

因此，若此次疫情導致的全球化退縮趨勢，我們就必須審慎考慮建立足以自保、具有相當程度獨立自主性的經濟，口罩的生產是最好的例子。台灣由於有堅實的石化產業鏈得以供應口罩原料，也有強大的製造能力及時建立生產線，因此還有餘力供輸協助他國。歐美國家就沒有這樣的運氣與能力，於是光是口罩的短缺就可能引發巨大災難。口罩難不倒台灣，但接下來的各項藥品與醫療器材，如篩劑或呼吸器，就沒有那麼容易了。這些物品，或受限於專利、技術、原料，在面對疫情成災時，還是頗有不足。

疫情終會止息，但也將造成經濟結構的劇變。「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可能是在紓困之後，振興所需的最好經濟指引。過去的國際分工使我們不需五臟俱全也能活得很好，但疫情帶來「五臟不全就會承受很大風險」的教訓。台灣雖小如麻雀，如何保有健全的五臟其實是未來經濟的重要課題。

在策略上，就一般產業而言，迎合趨勢的某種短鏈化是必要的。日韓中各國雖也積極嵌入國際分工鏈，卻也從未放棄最終產品的生產，除了掌握更高的附加價值外，在面對巨災時，也能形成很好的自保堡壘。因此政府必須提供政策誘因來引導產業重構包含最終產品在內的生產鏈。

此外，要能五臟俱全，生技醫療產業格外重要。這次清明連假的國旅事件說明了就經濟價值而言，平安健康遠比觀光刺激消費來得重要；沒了平安健康還談什麼經濟獲利！口罩這類醫療產品在平時不具備太多經濟利益，在比較利益原則下很難期待市場會自動產生足夠規模的產能，但疫情提醒我們，許多生技醫療產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必須由政府介入引導。若具有市場利基，應扶植相關產業儘快成長獲利；若不具備市場利基，也應由政府透過國營事業或補助機制來建立自主產能。畢竟政府最重要的職能就在於維護人民的平安健康。

疫情已導致全球經濟結構的轉變與經濟價值的反思，面對未來經濟的劇變，如何讓台灣五臟俱全，得以趨吉避凶，應該是此刻最值得思考的課題。

「我遵守政府的忠告，但染上病毒並傳給他人。」

英國女明星及作家Abigail Tarttelin三月廿五日在《紐約時報》投書如此說。

五天前，義大利疫情已經失控而跡象顯示英國將步其後塵。英國首相強生仍自信滿滿，宣稱試驗「群體免疫性」，遲無行動。

三月廿七日，他確診染病。全國震驚。次日，他的閣員憤怒指責中國早期隱瞞病情，並揚言要事後算帳（rekoning）。

同日，《紐約客》記者Sam Knight發文說「強生是自己拖延對冠狀病毒因應的受害者」。

早在三月十三日，《紐約時報》記者Ian Johnson回憶當時自北京飛往倫敦。中方飛機上強制兩次測溫並留下電郵帳號和兩個聯絡電話。一下飛機，沒人理，旅客做鳥獸散！前後對比強烈。

他說，中國官員在年初壓制病情訊息造成禍害，但後來封鎖武漢等嚴厲措施迅速控制疫情，卻廣為西方批評為無效且侵犯人權。西方只關注中國開始的錯誤，而忽視後來果斷高效的措施，讓疫災迅速蔓延，害了自己。西方各國後來也不得不封鎖城市，前後言行對照，令人嘆息。

三月十五日，美國前國安會首席顧問Susan Rice在《紐約時報》上寫：「指責中國應為疫災來源和擴散負責，無法救美國人命」。同理類推，指責美國為疫災來源和擴散負責也無法救中國人命。

一月廿五日，某中文電台播出在美國名嘴節目說：病毒是武漢病毒中心製造。三月中之前，維吉尼亞州幾位美國軍事情報專家在Youtube播放視頻指出新冠病毒的來源，是美國某實驗室因管制失控被政府關閉後由美軍帶去他國。這些不休的爭論，似乎各自證據確鑿，但能拯救每日喪命上百的疫災病患嗎？

三月廿六日，只有零點五趴死亡率的德國已開始接收四十七位死亡率十趴的義大利病患。助人其實即助己。今日控制疫情有效如台灣的國家，面臨主要威脅是外來帶病者。疫災沖煞全球，人類休戚與共。沒有國家可獨享安全。

美國首位台裔女性聯邦眾議員孟昭文是台灣之光。今日台美關係加強，她理應高興，但事實相反。她感到無助和不安。因為美總統川普提出「中國病毒」，其國務卿屢次說到「武漢病毒」。美國反中情緒上升，許多亞裔被誤為中國人，不斷受到騷擾攻擊。台灣媒體挺美反中，而使用「武漢病毒」或「中國病毒」，何曾想到台裔同胞間接受害？疫災提醒我們世界在走向命運共同體。對他國的敵意會像迴旋鏢繞一圈回來衝到自己。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哲學教授Jan-Werner Müller三月廿日在《紐約時報》上寫道：「我們必須互相幫助，否則都將消失」。因為病毒對貧富貴賤一視同仁。豪宅的鐵門擋不住病毒，英國查理王子都確診。

國際關係大師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奈伊在四月二日的《關鍵評論》上指出：中美兩國應付疫災上開始都否認，浪費寶貴時間，後來互相指責，於事無補。今日如病毒和氣候變遷等跨國問題依賴合作而非鬥爭。你贏我輸，我贏你輸的零和博弈時代已過去。將取而代之是正和博弈：你贏我贏，你輸我輸。

（作者為前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

誰說人類是萬物之靈？就在最近一百天，全世界七十億男女都因新型冠狀病毒而陷入恐慌，與病魔搏鬥，也面臨破產、失業的威脅。在病毒面前，大國忽然脆弱起來，而國家領導的治理和應變能力，竟然禁不起考驗。

去年底，全球五百大富豪資產總值累積高達六點一兆美元（一八五點五兆台幣），但這兩個月瘟疫帶來全球的金融大海嘯，他們財富蒸發掉三三一○億美元（十兆台幣），包括：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一天蒸發八十一億美元（二四六三億台幣）。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六十九點八億美元（二一二三億台幣）。

股神巴菲特，六十七點七億美元（二千億台幣）。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一一七億美元（三五五八億台幣）。

病毒讓富豪財富重分配，更讓世界強權勢力重整。全球五大洲各大國全部中槍哀號，英國首相強生因感染住進加護病房，俄國強人普亭也被疑確診。自己沒被感染，卻因疫情燃燒而惹火上身的有習近平、川普及安倍等大國領袖，他們的政權正面臨嚴厲的挑戰。

人類歷史上因病毒而毀天滅地的事蹟，不勝枚舉。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他從多明尼加登陸，船上數百隻豬，讓當地原住民感染豬流感，死亡慘重，哥倫布輕易占領了多明尼加，將歐洲文明傳進美洲。一五一九年西班牙攻占墨西哥，他們帶來的天花比槍砲還厲害，強悍的阿茲提克帝國不幸而亡，秘魯的印加帝國也因西班牙人帶來的天花病毒而告終。

七千多年來，病毒與人類的戰爭不斷上演，廿世紀歐洲也輪番遭受天花、霍亂和鼠疫的肆虐，死傷無數，政權傾倒，文明解構而後再造。二○二○庚子年這場瘟疫，又將如何改造人類文明呢？

疫情演變至今，我們至少看到如下幾項挑戰：

一、全球化：原本蓬勃飛躍的人流、物流與金流等全球化文明，竟瞬間因鎖國、禁航、封城及禁足而斷絕退縮。疫情即使結束，破產的航空航運產業、斷了鏈的跨國企業及國際觀光旅遊，短時間很難「重操舊業」，全球化成了虛擬化，一切必須改弦更張。

二、國際新秩序：中美龍鷹爭霸的戲碼，經病毒調教後，勝負如何？強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或毀滅，面臨歷史公斷，世界還需要強國繼續霸凌嗎？像台灣這樣的良善國度不能引領國際風騷嗎？歷史上出現許多big but bad的雙Ｂ國家；後病毒時代，人類需要的是good and great的雙Ｇ國家。國不必大，良善為大！

三、民主自由：中國以共產主義立國，他們防疫和抗疫，充分展現其專制極權的特色。相對地，義大利、西班牙和美英等自由民主國家，面對病毒卻施展不出應有的魄力和能力，尤其此次美國的聯邦政府與各邦之間的矛盾衝突，大大抵消民主救災的力道。令人疑惑的是，中共處罰對疫情吹口哨的李文亮，被抨擊為反民主，為何羅斯福號艦長的吹哨求救信，卻也要付出被免職的懲處？

四、人口問題：NASA網站NASA Earth Observatory觀測指出，病毒使經濟活動停滯，強制人類自我封管，衛星發現中國空汙大為改善，威尼斯水質明顯變好，各國的機場和街道清淨許多。人少了，地球也變好。上帝是否透過這場瘟疫警告，人口不斷增長，地球受不了。人類之於地球，是否也是一種病毒呢？

新冠疫情居高不下，在超前部署、停課不停學的兩大原則下，教育主管機關積極建置遠距教學，各級學校也全動起來，期能降低停課時所帶來的學習衝擊。教育界倡導數位化遠距教學廿多年，萬不能因為ZOOM的資安問題而停下腳步，應克服問題，完備遠距教學，提升教育品質。

數位落差vs.學習落差。追求教育機會均等，多年來始終難以企及，關鍵在師資、設備與文化三要素未滿足。用數位遠距教學均衡城鄉教育落差，確實可以拉近距離，這是機會；另方面，我國仍存在明顯的數位機會落差，卻是威脅。遠距教學須奠基於完善的資通科技基礎建設，如未改善上述三要素，數位落差會否帶來更嚴峻的學習落差？必須未雨綢繆。

世代落差vs.學習落差。現在的學生屬於「數位原住民」，一出生就浸淫在３Ｃ環境，未來即將進入ＡＩ（人工智慧）、ＡＲ（擴增實境）、ＶＲ（虛擬實境）和ＭＲ（混合實境）世界中。他們的生活、思考和學習方式，與上一代的「數位移民」截然不同。如果遠距教學只為彌補無法進行實體授課的缺憾，直接將課程內容與講授方式數位化，是無法對應他們的學習需求，遑論帶動學習革命。唯有拉近世代落差，才能避免擴大學習落差，遠距教學也才會更有意義。

個別差異vs.學習落差。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及一○八新課綱，在於彰顯教與學的主體性、差異性，也就是允許學校、教師、學生展現多元學習風格和特色，進而發揮潛能。因此，一旦停課，基於教育專業，遠距教學應只會是其一而非唯一，ZOOM之外也還有其他視訊軟體、平台或系統可選；此外，經典閱讀、深度思考、創意發想、探究實作、微型GAP YEAR等，也都是停課期間可採用的學習方式，不應被忽視。獨尊某種教學模式或軟體，忽視差異化教學，不擔心窄化學習的真諦，深化學習的鴻溝嗎？

抗疫不能有兩套標準，但遠距教學卻可以有多重選擇；面對新病毒，學會謙卑以對，面對新世代學習型態變遷，衷心期待更多的包容與鼓勵！

「黨政軍退出媒體」，這個口號對民進黨來說，早已成為過去式；當年，在民進黨壓力下，被迫卸下民視董事長位置的已故立委蔡同榮，永遠不會想到現在的民進黨，竟然更大膽、更直接將手伸入媒體裡。

將時間拉回二○○三年，民進黨為了打破國民黨壟斷的媒體生態，努力推動廣電三法修法，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那時候，蔡同榮是民視董事長，成為各界關切的指標，於是現任的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在昔日中常會上率先發難，時任民進黨主席陳水扁當場裁示，要蔡同榮退出民視。

十多年過去了，蔡同榮絕對想不到，民進黨在第二次執政，卻選擇與媒體更加緊密結合，相互扶持。於是黨內各派系有樣學樣，都積極打造一個專屬自己的媒體，企圖幫忙發聲、擴大影響力。

首先是民進黨派系裡，以三立董事長林崑海為首的海派，因為直接握有媒體資源，勢力慢慢茁壯，在黨內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去年黨內提名不分區立委，更傳出海派介入、積極爭取自己人馬列入安全名單。

不過，民進黨對此絲毫不介意，更決定在總統大選辯論過程中，硬是要將與綠營關係良好的三立電視台納入，完全不避嫌。

其次，兩年前，時任華視總經理郭建宏遭到公廣集團董事長陳郁秀拔官，那陣子，華視、公視和民視人事傾軋傳言，繪聲繪影，派系介入的斧鑿痕跡明顯，更遑論直接在中常會上演向蔡英文總統「告御狀」的戲碼。

第三是前些日子市場盛傳，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申請成立新聞台，未料一下子輕騎過關，背後是因為該集團董事長與交通部長林佳龍頗有交情。眼看其他派系又要多了一個媒體管道，行政院長蘇貞昌趕忙關切，才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的決策大翻盤，收回台數科新聞台的決議。

這些都足以說明，民進黨想要經營或影響媒體不遺餘力，而且派系之間還彼此爭破頭，鬧到檯面上來，也不怕外界指指點點、看笑話。

對民進黨而言，派系是必要之惡，雖然名義上解散多年，實際上仍持續運作，而且比以前更進化，會選擇自己扶植或經營媒體，不讓其他派系一派獨大。至於政黨退出媒體，請忘了吧，連喊都不必再喊。

小英政府先後兩波宣布捐贈一千萬個口罩給歐美與邦交國，以及一百萬口罩給新南向國家，國內有不同聲音，認為不是國人優先嗎，國人目前都還要排隊買口罩，為什麼還要援助外國呢？

其實，一千萬個口罩還不到台灣目前一日產量；即使每月捐一日產量，也應不至於影響防疫部署。如果有下一波，不妨考慮直送疫情嚴峻的拉美邦交國。

口罩成本一個不到二元，這批總價不過兩千兩百萬元。更何況雪中送炭遠勝錦上添花，緊要時刻援贈外國的感恩效應，遠非平日惡名昭彰動輒億元的支票簿外交可比擬。

惟操作口罩外交，宜慎防兩面作戰的困境。一是中國政府與人民的強烈反感。二是受援國的貪腐。以上均可能造成防疫外交破口，外交不成，反而牽動一系列斷交與惡化兩岸關係。

一月中國疫情爆發，台灣針對性的禁止口罩出口，已經埋下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火苗。此時台灣援贈口罩，小英總統稱是口罩合作，而不是口罩外交，希望執行上不要淪為外交競價。對外論述上，政府務必統一口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進一步惡化兩岸關係。

其次，上述援贈名單中，邦交國受贈一百萬片。惟當地採購與機密援贈不算在這次的一千一百萬片口罩內，實際受援數字與金額，應遠超過外人理解。

立法院審查外交預算，可窺知近年對外援助（ＯＤＡ）機密預算數額逐年倍增，不但沒有因斷交數增加而節省對外援助，反而大增三倍，從一○六年四點六億增為一○九年的十五點六億元。

如算總帳，一○六年小英執政第一年的ＯＤＡ，公開項目加機密項目，二三三點七億元。到一○九的二八三點八億，大增五十點一億元。可見有名嘴說斷交可省錢推論是錯的。實情是，斷交數愈多，愈花錢。

台灣邦交國除教廷外的十四國，都是國際透明組織公布的清廉印象指數（ＣＰＩ）名單上的重度貪腐國家。緊急時刻，對於這些邦交國的援贈監督，更要到位。否則，救援物資到不了真正需要人手裡，日後還極可能是國際醜聞，反壞了台灣形象。

至於ＯＤＡ之監督，不能也不宜假手居於尷尬弱勢的駐外單位。筆者在南亞的友人曾透露，美政府ＵＳＡＩＤ做法，在貪腐國尋找ＮＧＯ或專家，匿名從事第三方簽證，才允許後續ＯＤＡ撥款。

與台灣有邦交的受援國政客，或有可能利用這波疫情，遊走兩岸挑撥離間，或是競價敲詐勒索。口罩援贈是善盡國際社會責任，但切忌淪為兩岸競價或邦交國勒索的籌碼。政府宜善用公民社會的國際人脈與網絡，或許是另類解決方案。

中西面對疫病的態度大不同。歐洲人，尤其是日耳曼人，深富自由戰士性格，他們平常就不看小病，只看大病。對於新冠病毒先是不甚在意，一旦發現或感到無法充分隔離疫病時，則本能傾向將醫院留給最需要的老弱與慢性病人，其他人應該像戰士一般面對生命挑戰。部分國家甚至有所謂「全民免疫」一說。除了荷蘭這樣對外交通繁多的小國外，整個中北歐洲日耳曼地區，大抵皆如此。美國一般白人（日耳曼後裔居多），也有此傾向。當然，這是疫情初期反應，隨著染病者飆升，各國作法也多有修正，但基本傾向仍在。

至於染疫最早的南部義大利，屬於拉丁民族，比較強調隔離與檢疫，全民醫療體系原本也甚佳，卻早已不堪負荷，初期曾爆發多起監獄暴亂、鬥毆事件，之後深陷悲傷之境，也激起全民團結。

兩岸三地華人地區（還有韓國），都強調徹底檢疫與隔離，以及充分的醫療措施，盡量遏制疫病流行並照顧好感染者。華人與韓國人對政府的期待極高，希望政府像家長般地管好所有事情，給予充分保護。同時，人民也比較聽話，容易管束。

自由主義下的歐美民眾對於政府的防疫與醫療期待，初期也頗有限。在美國，諸多防疫的事情，一開始都由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民間自理。例如很早停辦ＮＢＡ球賽，基本上是因為主辦單位怕民事賠償問題。人口是台灣三點六倍的德國，只有六十床負壓病房，政府認為已足夠，台灣有一千一百床，政府還很擔心不夠。德國至今也未管制消毒用品與口罩的價格與供給，隨人顧性命。

瑞典政府至四月上旬仍只強調個人自律與責任，很少作為與干預。其他西方各國，三月中後對政府的期待湧現，許多國家宣布緊急狀況，但除禁止無故外出外，其他措施仍相對有限。法國政府最近宣稱年底時口罩才夠用，人民也默默接受，這在華人地區是不可思議的。

德國與英國政府都在還只有少數確診數時，便宣布大傳染無可避免，讓大家準備集體感染，引起爭議。歐洲人向來相信病毒無法消滅，人必須勇敢鍛鍊免疫力，與病毒共生。這種態度碰到新冠病毒，結果卻甚為慘烈。西方文化的個體自由化戰士性格，與華人及韓國人的家族主義性格，及其相應的政治體制與文化觀念之不同，此次真實充分呈現。

台灣人從疫情之初就一直覺得這次活在台灣真幸福，大幅增加對現有體制的認同及對中國大陸的批判。大陸人在中期後，似乎也感戴中共舉國戰疫的種種雷霆手段、大量醫護與戰疫人員集體的犧牲奉獻、以及貧富皆可受檢與治療，增加對社會主義乃至集體主義的認同。雙方其實都帶有家父長制的遺留，只是台灣自由得多，資訊透明且警戒心高，成為世界防疫的模範。

中共這次在前期大失分，人民對政府與黨的信任度大為下降；然而一旦由黨中央發動全國戰疫後，中共本屬戰鬥性體制，反而會在戰鬥中獲得加強。一降一升，本來得失難計，但因歐美與全球疫情越發嚴重，自由體系遭受重創，中共很可能因此獲益！天道難測，易經與道家所說的凡事一陰一陽、福禍相倚，看來確實如此。

美國羅斯福號航空母艦前艦長克羅齊爾，因對外披露艦上官兵感染新冠肺炎訊息遭到解職事件，前海軍代理部長莫德利也因批評克羅齊爾「背叛」海軍，不僅道歉，亦請辭下台，顯見該事件從發生到處理都產生極大爭議且值得探討的問題。

回溯克羅齊爾為何會選擇體制外管道同步披露訊息的手段，無非可能是看到國際間已有幾艘大型郵輪，因部分遊客感染新冠肺炎引發的恐慌與危機，而不得不基於「人道立場」採取足以引起高層關注的作法。

莫德利則說，該艦長不但沒有在正常指揮系統充分表達憂慮，反而將訊息發給了二、三十個人，這種作法非但不專業，而且使國家面臨風險。之後又登艦發表談話，批評克羅齊爾的作法，不是太天真，就是太愚蠢，如果是故意，有如「背叛」海軍。

此事件至少暴露出「人道立場」、對「指揮系統忠誠」和攸關軍人「榮譽」等三個課題。

在當前的民主社會，舉凡任何危及性命安全的事件，基於「人道立場」考量似乎已成為普世價值；但嚴肅軍紀為軍隊命脈，軍紀之要素，端在全軍一致之三信心（信仰長官、信任部屬、自信負責），各級幹部對「指揮系統忠誠」的態度絕對攸關之。

若克羅齊爾的求救信是先循正常指揮系統反映而遭到長官漠視，再尋體制外管道解決，事態發展不至如此；「榮譽」是軍人的第二生命，將「背叛」一詞加諸艦長身上，是莫大的侮辱。

美國軍事體制的發展已非常成熟，然美軍在新冠肺炎肆虐下，依然會發生重要高階指揮官尋求體制外解決問題的事件，國軍高層應該以此為鑑，再深入、廣泛、理性地探討現行軍隊指揮機制的周延性與合理性，以防範類案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