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酈英傑去參訪中華職棒賽，竟稱中華職棒名稱易引起混淆，此說等於建議把「中華職棒」改名「台灣職棒」，做了外交官「撈過界」的最負面示範。中職要不要改名，輪得到酈英傑說三道四嗎？

外交官最大的禁忌，就是「干涉他國內政」。中華民國和美國雖無正式外交關係，但酈英傑是代表美國駐台最高層級外交官，一言一行，都代表美國立場。以我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美方的發言，就更加動見觀瞻。

酈英傑上任以來，大力推動台美關係，但常視「外交分際」如無物。最明顯的例子，最近兩次地方和中央選舉，酈英傑和AIT皆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偏好」，公開助攻執政黨陣營。這些助攻，也被綠營拿來當成造勢武器。儘管結果未必皆如美方之意，但已近乎赤裸裸的「干預政治」。

中華職棒是民間運動組織，酈英傑的發言，等於把他的「干預」之手從政治伸向民間體育活動。酈英傑的話是個人意見，還是美國官方下指導棋？是期待政府介入中職改名，還是嫌台灣的「正名之亂」吵不夠，所以幫忙火上澆油？無論如何，都「太超過」。

中華職棒要用什麼名稱，該留給他們自己決定。且看美國職業運動，不乏名稱名不副實或涉及歧視者，如職棒的「克利夫蘭印地安人隊」，美式足球的「華盛頓紅皮膚隊」，還有稱不上是「世界大賽」的職棒冠軍賽。如果我國駐美代表也建議它們「更名」，酈英傑和美國人將作何感想？

最近行政院長蘇貞昌講話越來越急，記者會的看板越做越大，國家隊的口號越編越多，不知所以的政策也越來越亂。這是蔡總統連任就職前的政府景象。在紓困亂象與民怨壓力下，蘇貞昌不得不出面道歉，但道歉現場還要指揮官陳時中來護駕；原因無他，只有「順時中」的光芒能遮掩「國家隊」的荒腔走板。

蔡英文和蘇貞昌都喜歡用「國家隊」來壓人，強調「有政府，請安心」，標榜政府團隊像「國家隊」般優秀。幾個月來，從「防疫國家隊」、「口罩國家隊」、「紓困國家隊」、「金融國家隊」、「農產國家隊」、「酒精國家隊」到「呼吸器、防護衣國家隊」，國家隊滿街跑。連民間團體罷韓，中選會都要搞個「選務國家隊」助陣。然而，超跩的紓困國家隊連「發錢」都不會，亟需救助的老百姓領不到錢，開賓士的人倒符合紓困資格，勤勞納稅的公民有苦說不出，忙翻的基層公務員只能忙著為不食人間煙火的國家隊收拾殘局。

這些亂象，固緣自蘇貞昌專斷急躁的施政風格，也和蔡政府的冷氣房決策有關。蔡英文的多項重大施政，不論年金改革、一例一休或前瞻建設，推動過程爭議不斷，率皆如此。主要問題都出在決策閉門造車，急著上路，還四處撒錢收買支持度。正因政策水土不服且執行不力，預算執行率年年無法達標，現在才有一筆又一筆經費，能在特別預算之外拿出來紓困撒錢。

蔡政府對「國家隊」上癮，其實是由結果論來看防疫成果。但台灣防疫有成，除了陳時中的全程無休、醫者素養與耐心溝通外，更有賴完整健保系統、公衛文化與公民素質的各方支撐。行政院霸氣收割防疫成果，根本是倒果為因。

回顧四個月來的抗疫過程，政府許多行政措施一團混亂。從最早的「口罩之亂」，當初蔡英文和蘇貞昌堅不戴口罩，綠營網軍還拚命酸戴口罩的侯友宜和柯文哲，蔡政府還剋扣人民與國軍資源去搞「口罩外交」，把人民玩於股掌。發口罩政策的方式不論如何變換花樣，不變的是民眾排隊之苦，直到最近疫情將盡才稍紓解。而調查局最近破獲多起打著「國家隊」旗號的廠商在操作倒賣口罩，發國難財，顯示口罩管制政策的負面作用正在發生。

磐石艦的群聚感染事件，說明了國軍缺口罩沒人管，國軍各行其是也沒人管，連疫情指揮官陳時中都要靠蔡總統出面，才能壓住國軍不受控的防疫作為。這在在皆是「走鐘」的狀況。

至於中央與地方防疫鬆緊不一而各行其是，更是屢見不鮮。從疫調作為、行業管制到社交人群管制，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爭吵即未停過。更奇特的是，只准中央「超前部署」，如果地方政府要兵推封城演練，即挨批「製造緊張」。這種中央爭功、諉過地方的做法，終於在「萬元之亂」踢到民意鐵板。

景點人潮警示的「一九六八之亂」，又是另一傑作。行政院對效果有限的「口罩地圖」洋洋得意，引為數位政績，因此想用來複製以掌握觀光景點的人潮。但其過程，既不詢問交通部門或地方政府意見，副院長陳其邁便急著宣布邀功，結果因取點失準而導致地方大反彈，最後還是要陳時中出面收拾殘局稱是「政治善意」。但善意政策整苦百姓，這個政府卻拍拍屁股裝作若無其事。

這個政府滿口吹噓政績，面對失策和民怨，卻無意修正。受疫情衝擊最深的是觀光旅遊業，但交通部紓困效率卻是各部會最差，還得勞駕總統電話催件。看到政府最近被罵翻，農委會乾脆將錢直接匯入農民帳戶，卻讓次等待遇的苦勞罵翻。政府拚命撒錢做「大內宣」，卻不見產業衝擊準備，也不為全球市場寒冬備戰。這種只知關門自嗨的「國家隊」，買得到民心嗎？

有鑑於疫情的擴散，對受影響的企業、民眾進行紓困是各國的普遍作法，政府也持續推出相關紓困貸款與補貼。此次紓困方案用在協助企業與民眾的貸款達7,000億元，可能加大銀行承擔風險，應有解決之道。

這項紓困貸款額度是由政府各部會編列預算，讓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進行十倍到12倍的貸款保證，而由銀行放款給受疫情影響的借戶（不限於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貸款額度的八成至九成。以此設計來看，銀行所承擔的風險不大，但是實際的狀況又如何？

雖然有政府支撐的信保基金保證，但是過去也常有信保基金保證的貸款，後來借戶違約，但信保基金依「不代位清償準則」而降低理賠額度、甚至拒絕理賠；其中常見有：授信銀行填載疏漏、借戶借新還舊、撥貸資金未按貸款用途使用等。特別是銀行撥貸後，借戶資金的使用有時不是銀行可全部掌握。因此，當紓困貸款違約，信保基金若能確保會依保證額度理賠，則更具紓困政策的含義。

其次，有一些借戶企業會以受疫情影響，向經濟部或主管機關申請紓困，希望債權銀行給予展延。此時這些放款大都沒有信保基金保證，但給予展延借款，可能會加大銀行的信用風險。特別是當疫情嚴重傷害主要經濟體系，進而影響大環境的復甦，而使借戶的違約風險劇增。

再者，在中央銀行提供的中小企業紓困貸款專案中，金管會為了鼓勵銀行承作，將此類放款之備抵呆帳提存率降為0.5%，但一般放款之備抵呆帳提存率卻為1%，這顯然存在風險管理的問題。

中小企業紓困貸款的風險原本就高於一般貸款，但其備抵呆帳提存率卻較低，令人懷疑此類放款的信用品質。另外，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的保證額度急劇增加，有可能會削減未來的保證能量，此時得靠政府編預算捐贈信保基金補強其保證能量。

為了增強銀行承作紓困貸款的能量，如同金融重建期間，曾銘宗立委曾提議，呼籲政府降低金融業的營業稅率，由5%降至2%，而所調降的營業稅則專款作為銀行承作紓困與展期貸款之備抵呆帳或沖銷使用。

這個作法在這次紓困也應適用，主要理由是金融業的營業稅不像其他一般行業有進項稅額可扣抵，加值型營業稅的最基本思維就是針對加值部分課稅，一般傳統買賣業以直接材料、間接材料及營業費用作為進項稅額，有實質的進貨憑證。金融業本業是一個總額銷售的型態（主要為利息收入及手續費收入），並沒有進項稅額可以扣抵。因此，對金融業而言，營業稅率5%是太過沉重，本來就應該調降。

而且，金管會也曾指出國際間對金融保險勞務大多免徵營業稅，包括歐洲、美國及亞洲的日本、新加坡、香港及韓國，對於無進項扣抵的金融保險勞務均免徵營業稅。因此台灣調降金融業營業稅自屬合理。

另外，還有一項值得討論的議題，當行政院蘇院長宣布紓困貸款方案時，並由八大泛公股銀行組成金融國家隊。然而這八家銀行銀行，只有台銀、土銀是政府持股100%，可擔任政策性銀行；其餘銀行或其母公司金控的政府持股只有二至三成，由行政院長直接下達紓困命令，同時，紓困貸款雖然有免除行政責任，但是風險銀行仍要承擔，這些作法都很有可議之處。

身為中年人，很難、卻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疫情期間全球百業蕭條，少數逆勢成長的公司，是Zoom。

Zoom的產品是視訊開會軟體。下載了這個APP，你可以跟任何人視訊交談。四十分鐘內免費。

當公司、學校、教會、健身房…大量取消實體聚會，Zoom趁勢而起。

這勢頭多強？Zoom在二○一一年成立，二○一九年四月上市，上市價是美金卅六元，五月一日收盤價是美金一三九元。

Zoom成功到連Google和Facebook等一哥都衝著它來，推出類似產品或行銷方案，希望藉由自身廣大顧客群，一舉撂倒Zoom。

視訊開會軟體其實不新。消費者熟悉的是Skype，企業界常用的是WebEx。這些產品都比Zoom「資深」。Skype被微軟收購後，還有霸主的深口袋。但如今都沒有Zoom受歡迎。

商場上「先占優勢」、「大者恆大」等鐵律為何不適用於Zoom？

為什麼巨人會被年輕公司撂倒，就像有經驗的中年人會被年輕人打敗？

Zoom的成功，有技術和行銷的原因。技術方面，是它在創始之初，就能在不同裝置、不同作業軟體上使用，而且品質一致。至於那些「老大哥」，受限於問世時間太早，基礎是上一代的科技，只有在某些裝置（比如說ＰＣ、Mac，或電話），或某些作業軟體（如Windows）上比較好用，於是便難以吃下大眾市場。

Zoom的這項優勢，部分原因是創辦人的遠見，部分原因是時機。以Skype為例，二○○三年推出，當時沒有智慧型手機，自然不會為智慧型手機而設計。未來當然可以「轉」，但怎麼轉也比不上Zoom這種智慧型手機時代「原生」的產品。

這也是中年人的包袱。我們年輕時抓住了某個時機而成功，但也因此受限於那次成功經驗，對於科技、觀念、市場的改變相對遲鈍，甚至抗拒。好不容易覺醒時，學得又沒有「原生」的年輕人快，於是「資深」，反而扣分。

Zoom受歡迎在行銷上的原因，是產品易於使用和四十分鐘內免費。不須註冊帳戶，只要收到網址就能參加會議。註冊帳戶，是老大哥的標準流程。Zoom打破成規，所以能快速攻下大眾市場。

中年人經驗豐富，於是「智慧」很多。智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成規，成規一多，就難以大破大立。

華爾街分析師在談Zoom時，常用「Robust」（夠力）和「Scalable」（可規模化）兩個字，意思是Zoom的資料中心設計地很完善，縱使湧入大量用戶，速度也不會變慢或當機。年輕公司能有如此的「抗壓性」，並不容易。

就像年輕人的「抗壓性」也未必比中年人低。一個人「夠不夠力」，跟個性、教養、教育有關，跟年齡沒有絕對關係。

當紅的Zoom當然有它的問題，如隱私、安全等。但它的成功讓我體會到這時代的本質：世界更頻繁地在歸零，在很多領域，經驗只是黃金打造的枷鎖。過去的成功越來越不值錢，值錢的是你能掌握時代變化，並且持續翻新自己。

（作者是作家，網路媒體《創新拿鐵》創辦人。）

今年是白衣天使南丁格爾出生兩百年，她的生日（五月十二日）也是國際護師節。當此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際，南丁格爾藉由公共衛生統計研究改善醫療與公共衛生服務的貢獻更值得一提。

南丁格爾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參與護理工作，並以戰場士兵死亡資料，製作由極座標形式所得的圓餅圖（或稱南丁格爾玫瑰圖），呈現戰場上士兵死亡率在不同季節的變化，也向國會議員提出改善克里米亞戰爭醫療條件報告。英軍因此改善軍中衛生條件，避免許多受傷士兵因感染而死。將統計學知識用到護理實務上，南丁格爾成為統計視覺表現和圖形分析的先驅；一八五九年她被選為英國皇家統計學會的首位女性成員。

台灣的健保資料庫是世上獨一無二的重要健康資料庫。不僅提供健保在政策的檢視與研擬、及執行與管理的參考依據，也提供醫療、公共衛生、健康與財政規畫等領域學術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在此波疫情上，健保制度也提供了相當的資源與支援；更重要的是，防疫過程中，政府採取資訊公開透明的作法。

以最近因紓困之申請產生的疑慮而言，即是因資料與資訊的提供不足引發的問題。政府雖明確框列紓困對象，但第一線人員沒有足夠訊息或權限進行即時查核。內政部已建構的內政大數據資料，可以連結戶政與地政資料，亦有能力判讀親屬關係及其土地、房屋之持有狀況。若能再連結財政部之財政資料，更能清楚紓困對象的範圍與定義，及其財產與財務等背景資料。當然各部會間的資料串接，涉及各自資料的機密、敏感性與個資等問題，仍待溝通與努力。

台灣還有一個獨一無二的重要資料源，即財政資料中心的統一發票資料庫。雖然一張發票上所有的資料欄位不多，但其品項卻非常複雜，且各店家有相當不一致的呈現，全台每日發票累積數量也極為龐大。在能夠使用發票資料進行分析前，需有非常龐雜的資料清理程序與定義、歸類等工作，也因此對發票的研究到能具體應用的階段，仍有相當的努力空間。

一個後見之明，在武漢封城之前，台商、台生及台灣的陸生因正值過年與寒假的返鄉往來兩岸，即已大肆蒐購口罩等防疫物資。當時若有全台這些物品購買發票金額與數量的總計，藉由時間序的資料，或可發現與過去同時期的異常作為預警，或可預估當時的疫情發展。

對於統一發票的完整分析，除了前述商業的研究，也可提供各行業實際受疫情影響的狀況評估。如比較去年一月到四月與今年這段疫情期間所有的發票內容，可探究各類商品消費的變化、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差異，評估產業面受影響的狀況，進而提供關於紓困的對象與產業可能的特徵訊息。甚且因各產業所需的投入不同，因疫情影響所需的恢復期間長短也不一，對於這些資料更清晰的理解與比較，對於紓困方案及振興經濟方案的擬訂，是相當重要的決策參考基石。

期待政府各部門超前部署更多開放資料，提供更多領域優秀的學者投入研究；當下一波疫情或其他災害發生時，我們已具備更多資料分析經驗、累積充分的訊息與知識，提供各種的不確定性的理解與洞察，作為政策的決定與執行的依據。

觀光產業堪稱新冠肺炎「海嘯」衝擊第一排，各式紓困方案如火如荼進行中。隨著疫情趨緩，國內已連續廿九天無本土案例，交通部觀光局正草擬下階段的振興措施，打算要砸廿億元振興觀光。但根據初步規畫，又是類似過去國旅秋冬補助的撒錢老招。

根據初步規畫，振興旅遊分三階段，會由旅遊業者先在六月派出踩線團推出「防疫旅遊」，再擴大國旅推安心旅遊，擬提供自由行每房補助一千元、團客一人六百元等補助，最後再開放國外旅客入境。其中國旅安心旅遊又是撒錢補助出遊，未將資源優先投注在觀光軟硬體的體質振興。

回首蔡政府過去幾波國旅補助，最早起源花蓮大地震後，為了振興東部觀光；隨後又因陸客銳減，持續再推補助。從暖冬遊、擴大暖冬遊到春遊補助，相同的招數都是砸錢補助。

撒錢救國旅，雖然可帶來短期觀光量變，但短多長空，觀光體質恐怕還是沒調好。

這回在疫情衝擊下，觀光產業更是哀鴻遍野，不少從業人員放無薪假、甚至丟工作，很多公司在紓困下勉強「續命」，但「大病」後體質更虛弱，疫情重傷後的觀光產業當然要療傷， 只是蔡政府過去一路已用納稅錢補貼了近卅億元，未見國旅「振興」，這回還要再將廿億花在國旅補助？

另一方面，百日防疫讓不少民眾神經緊繃，近期疫情「＋○」讓不少快悶壞的民眾「蠢蠢欲動」，很多景點假日已開始冒出人潮。

後續疫情更加緩和後，預料國旅有機會反彈出補償性旅遊潮，加上暑假旺季到來，且國外疫情相對仍嚴峻，在出國觀光還得緩一緩的情況下，不用政府補助，被防疫悶壞的民眾很可能都想出遊透透氣，國旅人潮屆時自然會有「報復性翻轉」。

也就是說，疫情平穩後，國內觀光缺的可能不是人潮，只能帶來量變的國旅補助，這廿億元銀彈恐怕淪為只是旅遊「助興」，無助觀光「振興」，白撒了。

國旅真正需要振興的，一直都是軟硬體的質變，包括景點硬體基礎設施、更便捷的觀光交通運輸，以及旅遊軟體服務、國際行銷、產業轉型升級等，甚至包裝結合在地文史農藝特色的深度行程。可惜這幾年，蔡政府每遇觀光寒冬，端出的總是無助體質調整的撒錢補助，一再錯過結構性「診治」良機。

新冠肺炎疫情緩和，防疫的「時鐘神」即將走下神壇，而更重要的能讓蕭條百業復甦的經濟或觀光「時鐘神」，何時才能真正上台？

台灣的防疫成功基本就是個「鎖」字訣。當新冠疫情初起，台灣立即封鎖中國觀光客來台（甚至武漢台民返台），將最大可能傳染源阻斷。

鎖字訣防了病毒也重創台灣經濟，尤其是觀光產業叫苦連天，因此交通部長林佳龍早在二月就宣示將籌百億元救觀光。觀光業紓困方面，包括補助、紓困、融資貸款及利息補貼，促進觀光業發展及人才培訓等六案。但以筆者實際接觸的人才轉型培訓或是官員宣傳簡化的「以訓代賑」計畫，就發現實際執行仍與理想有相當落差。

例如：開訓上課班數不足。配合防疫要求，每班人數控管在八十人以下，想受訓之人員無法充分滿足。有公會業者表示，全台有一半以上旅行社在台北市，公會一個月只能辦四梯次，要滿足所有人領滿一二○小時補助金額確實有困難。

再如：專業人力和上課師資不足。由於要快速開課，各公協會遭遇申請計畫專業人力不足和師資問題。台東縣內三大觀光旅遊同業社團皆反映無法獨力準備龐雜的提案計畫書，縣長饒慶鈴還特別指示另開專案輔導各公協會撰寫提案計畫，而偏遠地區訓練師資的缺乏也需要快速解決。

針對「以訓代賑」，政府實應考慮延請大學師資參與，提供研撰計畫專業人才，解決師資不足問題；再者，遠距教學應該納入，若能克服「訓練人員受訓簽到申請補助」之規定，採取網路線上授課，相信可以避免接觸傳染和增加訓練人數；第三，延長計畫執行期間，以訓代賑計畫期限為六個月，而林佳龍也表示把五億元預算加碼至廿億元。在業界表達有訓練需要、政府又大增補助訓練預算的情況下，如果課程和師資不足問題無法迅速解決，那就勢必要延長執行計畫期間。

疫情會過去，經濟的復甦無法等。防疫的「陳時中」已經達成任務，冀盼經濟和觀光的「陳時中」趕緊上位！

蔡英文總統在防疫期間，面對中美持續高漲的對峙，似乎有朝法理台獨邁進之勢。除了先前呼籲世界衛生組織考慮讓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外，並積極進行「口罩外交」。在對外關係方面，綠營啟動一連串台灣正名活動，包括提倡護照、華航、中華電信刪除「中華民國」，甚至中華職棒改名等。五二○總統就職前夕，黨籍立委更拋出刪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的「國家統一」字眼。這一連串動作，都是展現蔡政府在第二任時，試圖完成她第一任期在兩岸關係與外交政策上的未竟之業。

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若能成功競選連任，多會在第二任期大膽推行其在一開始競選時的承諾。而蔡政府趁著美中兩強因為新冠疫情產生的新一輪對抗之際，藉由一連串對抗中國大陸的外交措施，顯示她在第二任期的外交與兩岸政策會偏離「避險」，邁向「抗衡」中國大陸的態勢。

當美中關係日趨競爭，台灣該如何自處，遂成為更重要的議題。其實蔡政府第一任時期的兩岸與外交策略，大致仍落在避險的光譜之中。因為雖然台灣經貿上仍然與中國大陸有著緊密的關係，在此同時民進黨政府也不斷強化「新南向政策」，期望藉由分攤中國大陸投資風險至東南亞國家上。然而，面對北京在二○一六年後更高壓的對台工作，迫使蔡政府積極拉攏美國勢力，這就是所謂的避險；也就是一方面經濟上與中國大陸交好，另一方面尋求美國的安全協助。

此外，另一說則認為台灣的避險是抗衡與扈從中國大陸之間的中間策略。而這包含了「軟抗衡」。蔡英文在第一任期間進行一連串的「外部抗衡」與「內部抗衡」，表面上是加強抗衡中國大陸，實則仍在進行避險策略中「軟抗衡」的戰略選項。只是其「軟抗衡」力度較馬政府高一些。但總體來說，第一任期的策略還是屬於避險的範疇。

然而，蔡政府是否會在第二任期大膽地擺脫避險，而朝「硬抗衡」中國大陸邁進？ 筆者認為，如何在兩大強權間尋找中庸之道，避免成為大國博弈中的棋子，考驗執政者是否能夠細微地調整戰略與戰術。而蔡政府應該還是要回歸「避險」。

首先，在面臨兩大強權未知的競爭與合作前，切勿明確地選邊站。在美中兩大陣營還未全面對立之前，國家必須謹慎小心行事。而最佳的戰略選擇就是左右逢源，特別是當兩大強權在競爭又博弈的初期，選邊站是不明智的策略。

其次，面對強權在競合的期間所釋放出來的政治或軍事承諾必須更加小心。過度的扈從或許會使一個國家的主權被犧牲，甚或捲入因為聯盟引發的戰爭與衝突。因此，過度依賴以美國為首的聯盟體系，對台灣自身的區域安全並沒有太大的加分作用。

台灣處境已經比過去更為艱難，如何在美中關係中游刃有餘，避險概念應可提供決策者一個具有戰略高度的架構。

從新冠肺炎爆發至今，包括口罩禁止出口、武漢台商包機、中配子女國籍、新冠肺炎與武漢肺炎名稱爭議、與ＷＨＯ對抗等等事件，使得兩岸關係產生許多變數。雙方並未因為疫情肆虐而有同舟共濟的想法，反而因為防疫對立，導致民粹衝撞，加深彼此的嫌隙。台灣的「抗疫外交」被大陸批為「以疫謀獨」，感情嚴重撕裂，「仇中」、「仇台」的氣氛越來越濃厚，兩岸關係有著山雨欲來、劍拔弩張之勢。

這種緊張氣氛也反映在軍事行動上。即使在疫情燒得焦頭爛額之際，大陸軍機還是持續擾台，展現武力恫嚇。我方除嚴陣以待外，美國軍艦也適時穿越台海，並派遣軍機現蹤台灣海域，對於台灣而言，似乎展現一個軍事保護傘，警示大陸不要輕易挑釁。很多台灣民眾篤信，從一九七九年「台灣關係法」成立開始，美國就對台灣提供了安全承諾，一旦台海發生衝突，基於維護其西太平洋勢力，美國絕對不會坐視不管。近來由於貿易及防疫問題，中美關係日趨緊張，更加深了台灣往「親美反中」的路線靠攏。很多人也開始討論戰爭的可能及我們「備戰」的能力。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兩岸一旦開戰，美國基於其國家利益是否真會參戰，還是未知之數。即使真的出兵馳援，也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到達，但台灣早已淪為戰場。同時不管最後是誰取得勝利，戰後我們是被統一還是走向獨立，台灣本島都將在炮火摧殘下滿目瘡痍，軍民傷亡慘重，產業停擺，社會失序。試問我們是否可以承受電影上所看到的戰爭畫面成為舉目所見的現實？我們是否願意幾十年來的成就毀於一旦？我想答案都是否定的。因此「和平」、「避戰」應該是我們獨一無二的選項。

翻開歷史，過去台灣曾兩度幸運地掠過戰爭的邊緣。二戰末期，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實行「跳島戰術」，針對日本所占領島嶼進行攻擊，如中途島、硫磺島、關島等。這些戰疫都是由美國海軍主導。一九四五年關島戰役後，陸軍麥克阿瑟將軍主張先取菲律賓，海軍尼米茲將軍則選擇台灣，後經參謀聯席會主席馬歇爾協調，尊重麥帥的意見，攻打菲律賓，台灣因此躲過了淪為戰場的命運。雖然當時還是有些零星的轟炸，但比起直接受到戰爭洗禮，死傷百萬的情況，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而一九五○年六月，原本中共的攻台總指揮栗裕已集結了六十萬大軍，預備渡海攻打台灣，此時韓戰突然爆發，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希望大陸能夠派兵支援，最後中共決定出兵朝鮮半島，發起了長達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也間接化解了台海的危機。掠過烽火，躲過浩劫，台灣才能積極建設，創造出一方樂土。

以上兩件事情，決定權都不在我們，但卻在冥冥之中避過戰禍，由此看來，台灣是個福地。就像前陣子衛福部長陳時中所說，台灣有很多好，地理位置好、運氣好，也有好的人，因此造就台灣變得比較好。我們應該珍惜這些「好」，珍惜老天賜予的福氣，珍惜我們所擁有的和平幸福。希望執政者要以天下蒼生為念，以「和平」、「避戰」為己任，努力維繫台海的和平穩定，不要輕啟戰端，讓台灣永遠是個宜居樂業的寶島，這才是全體國民之幸。

世界衛生組織（簡稱世衛組織）每年五月在日內瓦舉行衛生大會，今年因新冠病毒全球流行而備受重視。事實上，世衛組織自一九四八年創立以來，曾在根絕天花、防控瘧疾、建立全球流感病毒偵測實驗室、每年決定南北半球的流感疫苗株、二○○三年ＳＡＲＳ流行後訂定國際衛生條例及二○一二年協助韓國防控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ＭＥＲＳ）流行，均有實質貢獻。

在傳染病較多的一九五○年代，世衛組織甚至敬邀各國傳染病專家出版一系列的防疫技術報告專書，將累積的知識與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各國。惜一九八○年代傳染病漸被慢性病取代，具國際視野與成功防疫實務經驗者劇降，因此若新興傳染病爆發流行在醫衛資源不足地區，世衛組織的專業領導遂扮演重要的樞紐角色。

我國因經常最鄰近新興傳染病的原發地，面臨的挑戰也最大，加上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是國際孤兒！二○○三年ＳＡＲＳ流行時，美國疾控預防中心派專家來台，當我國開始推動「全民量體溫」的第一天，美國團員即趕緊蒐集資料，對任一新防疫策略蒐集科學數據;同時也教我們評鑑院內感染每一環節的重要性。世衛組織雖首度派專家來台，因懷疑低報，特走訪台中市而非較多院內感染醫院的北市或高市，自此深深體會強化我國傳染病偵測系統的重要。

因此，台大公衛學院流行病所病毒研究室聯合台大醫院急診科、國衛院生物統計學家、疾管局資訊室、台北市衛生局及市立聯合醫院，共同研發以醫院急診國際疾病診斷碼為基石的新興傳染病症候群偵測系統（syndromic surveillance system），並與世衛組織專家一起發表在國際學刊。此系統建置後速降低腸病毒對幼童的危害；二○○九年Ｈ１Ｎ１新型流感病毒全球流行時，疾管署公布不同年層的「類流感」病例數，發揮預警防疫功能。此外，感染科醫學會多次舉辦防止院內感染研習會、疾管署推動醫院感控評鑑及與病毒合約實驗室提升新興病毒的檢測力，又與台大流行病所培訓全國衛生局基層衛生人員的疫情調查能力，讓台灣在新冠病毒突襲時足以應戰。

簡言之，二○○三年ＳＡＲＳ流行後的系統化防疫建置，經71型腸病毒流行的試金石與二○○九年新型Ｈ１Ｎ１流感的歷練，台北市又加入校園傳染病症候群偵測系統，較醫院急診症候群偵測的敏感度與時效性更佳，尤其流感病毒流行影響社區，社區病例飽和度又與醫院群聚息息相關，須全方位動員社區人物力資源、有效分流，跨越政治鴻溝，建立不同單位的互助合作，提供一全球流行而根植社區的成功防疫模式。

因此，世衛組織可參考台灣經驗，在檢測資源不足國家，建立「類新冠病毒感染症」的症候群偵測，並對輕、重症與其接觸者三群人，以不同地區、不同年齡採系統化抽樣進行病毒檢測，暫免昂貴的大量篩檢，再以確診病例、可能病例與疑似病例三層次比對重要流行趨勢，一旦掌握流行脈動走向，疫情控制易撥雲見日。

至今，公衛先進國採用防治措施不盡相同，幾項重要問題待跨國比較探研:如佛系防疫是否比疫情調查與即時檢疫會犧性更多年長者死亡?盡早升高民眾戴口罩百分比是否比疫情高峰時增社交距離更能降低病例的發生率與致死率？哪一種病毒蛋白的抗體較具保護力又可維持較久？更重要的是那些防控措施對開發中的國家公共衛生效益最大？

當新冠病毒來襲考驗人類之際，台灣盡其所能作最完善的準備與最壞的打算，以系統化的思考，不斷累積經驗、修正、驗證防疫成功法則，歡迎世衛組織專家來台討論防疫實戰經驗，我們有志協助中低收入國家與世衛組織聯合打贏新冠病毒全球疫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