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鐵防疫尚未解禁，高鐵突針對大學生推出「優惠活動」，時間巧遇罷韓投票日，遭諷是「Wecare專車」。無獨有偶，國防大學入學考試和罷韓投票日撞期，國防部也特別宣布延期。包括李進勇稍早在高雄發表「剁頭論」，台鐵提醒設籍高雄的員工可休假投票，皆堪稱連串「罷韓國家隊」行動。這是巧合或是策略，只要比對最近流出的「打賴」文件，答案已昭然若揭。

總統府電腦被駭而流出的文件中，陸續揭露了去年蔡賴初選廝殺的刀光劍影；蔡英文團隊的打賴策略，分工之縝密與翔實，令人嘆為觀止。從黨內政治運作到外部輿論醞釀，乃至網路風向操作，不只方方面面一網打盡，更是節奏緊湊分明。其中，兩位被提到「協處」打賴的外部人士，儘管當事人皆稱文件遭到「變造」；但從結果論，一人後來成了民進黨副秘書長，一人成了民進黨不分區立委，這豈非論功行賞？

從這些披露的文件看，外界即不難理解，當時賴清德為何會向蔡英文求饒：「請你的網軍停止對我的攻擊。」人們也終於清楚，為何原本民調大勝的賴清德最後卻被打趴，最後還被迫接受蔡賴配。誰能抵擋這樣綿密的組合拳攻勢？

打賴如此，打韓還需要手下留情嗎？民進黨當然動用所有國家資源，無所不用其極進行割喉戰，以奪回高雄執政權。要說誰對「罷韓國家隊」的陸海空聯合火力感受最深，可能不是韓國瑜，而是賴清德吧。

擾攘了近兩個月的「酷碰券」，行政院終於決定更名為「振興券」，預定七月上路。根據新的遊戲規則，除擴大發放對象為全民，並取消原僅限於行動支付的規定，每人可付一千元現金換取三千元振興券。從酷碰券演進為振興券，雖然方法稍見改善，但仍暴露了政府施政脫離現實的事實，尤其缺乏「時間成本」及「行政成本」概念，才會設計出如此繁瑣的東西。

行政院四月初提出酷碰券構想，總額僅一三四億元，每人每月最多只能領取一千元，且限用在四個行動支付平台。方案一出，外界負評連連，認為缺乏刺激消費的誘因，對低所得者及未使用行動支付的民眾不公，而且偏袒四個行動支付平台。經過一個多月的吵嚷，行政院終將酷碰券更名為振興券，並將發放金額擴大為四六○億。問題是，行政院用的仍是「酷碰」思維，民眾必須先掏錢購買振興券才能享受優惠，除了不便民，反映出蔡政府凡事分配管制的威權心態。

可笑的是，行政院先前對酷碰券自信滿滿，誇稱其「花四千給一千」的設計，可以為刺激消費帶來「四倍效果」。如果這樣的說法屬實，那麼新版「花一千給三千」的設計，豈非將造成消費「三倍緊縮」的結局？政府官員當初信口開河，而今如何自圓其說？更糟的是，從酷碰券到振興券一吵就近兩個月過去，這樣的行政效率，如何能救疫後的重建之急？

不可否認，台灣防疫工作確實展現了「超前部署」的作為，成果亮麗。然而，在解封與振興工作上，政府卻出現了作業牛步化的現象，完全是落後及滯後布局。檢視防疫進程，台灣自四月十三日起即未再出現本土確診案例，迄今一個半月，這個「不叫消費券的消費券」才搞定設計，還得等到七月才發放。如此遲緩，真的是看不到民間商家嗷嗷待哺嗎？

許多人更納悶的是，為什麼政府不直接發給每人兩千元振興券，為什麼還要大家花一千元去買三千元的券來抵用？說穿了，這項設計的精神，其實是在展示政府的控制欲及權威感：民眾非要親自大排長龍去購買振興券，人們才會銘記蔡政府的施惠恩澤，商家才懂得感謝蘇揆的德政。其中奧妙，從口罩的「實名制」發放即一覽無遺：人們無怨無悔地排長龍領口罩，對政府的苦心充滿「感恩」，從鐵腕下領到的口罩令人倍感珍貴。

問題是，發口罩不僅耗費藥局的人力，也耗費民眾的排隊時間及等待心力，這些都是政府轉嫁給人民的成本。同樣的，發振興券要先掏一千元去換三千，勢必出現新一波排隊潮，換成郵局和超商代工。政府若認為人民的時間就該耗費在這種無聊的程序上，試問，國家的競爭力將從何而來？同樣荒謬的是，近日兩名學生在國中會考時因未戴好口罩而有五科被記零分，在疫情尾聲如此踐踏侵犯受教權，整個社會竟在「順時中」的氛圍中裝作視而不見。可見，疫情對人們的「馴化」作用，到了什麼地步。

我們必須提醒的是，政府在紓困及振興工作上的遲怠現象，應該快馬加鞭提升速度。我國防疫有成，不僅減少了民眾的生命財產損失，更重要的，是為台灣爭取到經濟衝刺的先機。當其他國家還忙著防疫抗疫，我們若不能利用這段搶到的時間加快部署，卻每天自滿於「零確診」的戰果而不作為，台灣就是在浪費自己的戰果。最近國內無薪假人數暴增至兩萬多人，實施無薪假企業更高達一千兩百多家，超過當年金融海嘯的規模；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誤判了疫情的連鎖效應，使得服務業受創的災情逐漸向製造業擴散。如何慎選地區對象，適度重啟航空客貨運航點，都是必須思考的事。

振興券要等到七月才發，真的太遲，整整浪費了三個月的好時光。

在此之前，美國政府限制出口的規定是，美國（技術）製造的組件占總價值25%以上，其後修改為10%，這次的新規定等於是一口氣把它降到了零。然而，與過去類似，新的制裁政策也設定了120天的緩衝期。其目的是維護美國企業的利益，因為美國晶片受此影響估計將減少37%的出口額，總值830億美元，衝擊太大；其次是留下談判空間。相關制裁政策缺少細節和時間表，是為接續的博弈創造條件。

相較於斷供華為，美國逼迫台積電赴美投資，則有放眼未來，為美國重建完整的半導體產業的打算。台積電赴美投資設廠，從經濟效益面考慮，明顯地並非利多，無論在規模經濟、員工組成、產業鏈體系等各方面與台灣相比都不具優勢，因此相關決策並非經濟性的考慮，而是一個政治性的考慮。至於川普政府，當然也明白其中道理，但似乎想要賭一個更大的局，就是預見到台積電在美投資設廠的諸多困難，期待台積電此一決定能產生讓更多的台灣工程科技人才，及半導體相關上、下游產業，隨著台積電也群聚美國。

美中科技大戰這齣戲演到現在，脈絡輪廓都已清楚浮現，兩大主角及兩大配角，劇情則是美中世紀爭霸戰的第二幕。

美中世紀爭霸這個大形勢不必多說了，美國從歐巴馬開始就對中國採取遏制戰略，但效果不彰，川普乃改弦易轍，決定跟中國直接動手，短兵相接，但有個順序，先貿易戰，再科技戰，最後，不排除軍事戰。從2018年3月到2020年初，雙方主要是貿易戰的交鋒，其間科技戰也零星交火。貿易戰打到2019年底，美中關係已明顯惡化，作為美中關係締造者及見證者的季辛吉忍不住提出警告：美中關係如不受限制任其自然發展下去，其結果將比上世紀的一戰還要嚴重。所幸，現在還不算太晚，因為現在還只是在冷戰的山麓，還來得及。

然而事態發展似乎超過季辛吉的預期，一是進入2020年後爆發新冠疫情，使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二是美方發現貿易戰未能占上風，年初雙方簽訂的貿易協議更因疫情衝擊，目標難以實現，因此決定正式開闢科技戰場。

美方發動科技戰的前哨戰是中興事件及孟晚舟事件，旨在打擊華為，繼而通過各種影響力，讓一眾國家拒購華為設備，但兩年下來，未能奏效，於是重新部署，決定使出狠招：全面斷供。美國鎖定華為，是因為華為在5G領域已超前美國，領先世界；而5G之於工業革命4.0有「得5G得天下」之說，擒賊先擒王，必須先解決華為，不惜使出所有手段，把華為往死裡打。既然要全面斷供，那就得從所有供應華為半導體的企業下手，包括美國相關企業如高通，及最大供應商之一的台積電。當然，所有被限制向華為供應的企業都面對巨大損失，台積電及台灣一眾產業鏈中的企業成了夾心餅，處於空前的窘境與困境之中。

以中、美為兩大主角的世紀大博弈，在第二幕科技戰中出現了兩個配角，分別是華為與台積電，究竟該何去何從？華為的選擇沒有懸念，自然是中國大陸，主要的戰略是以空間（市場）換時間（技術升級）。至於以台積電為首的台灣高科技電子業，面對的是技術依賴美國，市場則依賴份額將逐年上升的中國大陸，因此其戰略選擇取決於對兩個形勢的判斷：一是中國大陸未來在相關科技上追趕的能力與速度，二是中國大陸市場規模擴增的潛力與速度。簡單說，最終就是「技術導向」與「市場導向」的較量。

在其他角逐者相繼退出初選後，拜登顯然已成為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提名人。儘管新冠疫情造成許多州的選舉延後，使得拜登獲得的黨代表人數尚未過半，但他代表民主黨挑戰川普應無懸念。不過三月下旬，拜登前助理李德女士披露在上世紀一九九○年代初，曾經被拜登接近性侵的性騷擾。

在媒體紛紛報導這個消息後，一向主張女性有權利表達其感受的拜登，強力否認事件的真實性。共和黨則批判民主黨的虛偽，指出許多該黨女性政治人物未在第一時間譴責拜登，乃是雙重標準。不過，共和黨自己的總統候選人川普被十多位女性指控性騷擾，有些還可能是性侵，但他採取支付封口費的方式，難道不更應該遭到非議？

李德女士在不擔任拜登助理後，成為一個謎樣的人物。大部分接觸過她的人都有一種強烈被騙的感覺。過去十多年間，李德在加州中部一些城市常常以自身機遇不佳、經濟困難、歷經離婚和破產，博取陌生人的同情，以獲得接濟，但隨後又消失無蹤。儘管過去她曾經和友人提過遭到拜登性騷擾，但在加州這段「流浪」的日子中，她經常提到曾為拜登工作，對後者的評語也都屬於正面。

由於李德女士的說法缺乏佐證，加上她這段時間個人生活方面的種種問題，因此在提出有關拜登性騷擾的指控後，記者們調查她的背景、訪問曾經和她接觸過的人，很快就兜出一個李德並非一位可信度很高的受害者。至少，和前年指控大法官提名人卡文諾的福特教授相比，後者給人的印象確實不像有太多政治目的或其他的經濟考量。

然而，最近在記者們調查李德女士的背景中，有一個更重大的發現，就是她的學歷涉及造假。由於李德曾經遭受過家暴，因此她宣稱在九○年代重返校園時，乃是在一個「保護項目」之下，完成她的大學學位。不過，她所宣稱獲得學位的西雅圖安提阿大學卻對外表示，儘管李德曾在該校上過課，但卻沒有完成學位。同時該校當時的校長也否認為李德做特殊的安排，強調她根本未修完足夠的學分，學校也沒有頒給她畢業證書。

由於李德可能透過這個假學士學歷，又進入了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完成了法學學位，因此她以曾在拜登辦公室工作和自身是家暴受害者的經歷，加上還不錯的學歷，就多次成為加州法院經常傳訊的專家證人。如今她的假學歷被媒體披露，許多過去因為她作證而導致被告輸掉官司的律師，開始展開行動，想要進行重審，因為李德偽造的學歷可能影響了陪審團的觀點，衝擊到司法的公正性。

換句話說，由於李德以專家身分參與家暴事件作證時，曾擔任拜登辦公室助理的經歷和她所偽造的假學歷，是她被挑選參與這項司法過程的原因．如今假學歷的問題曝光後，不僅讓李德對拜登指控的可信度遭到質疑，她所參與作證的判決是否需要發回重審，也成了熱門的話題。

李德確實是一位家暴的受害者，她的遭遇也令人同情。但這不表示她可以因此利用人們的同情心，更不應該偽造假學歷招搖撞騙。在李德的律師、也是＃MeToo運動幾個重要性騷擾案例辯護者的維格道，決定不再代表她對拜登提出訴訟後，應當不會有其他著名律師願意協助這位爭議性極高的李德。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疫情過後，我們過去所熟知的世界已經回不去了，也可看出，科技還是有其限制，因為疫苗迄今還沒做出來。但科技在這次的角色仍不可忽視，台灣因控制得宜、衝擊較小，不像歐美大國般慘重，現在靠「紀律」，下一步還是要靠「科技」，如果過不久又來一波疫情，科技的角色就會更吃重。簡言之，這次疫情後，「數位轉換的速度將會加快」。

零接觸漸增 工作模式改變

這次我觀察有幾個趨勢。第一，「零接觸」漸增。民眾現在看到現金零錢，會覺得細菌太多太髒，而改用行動支付；或者，以後上課都透過視訊教學，老師的角色就變成指導者與陪伴者；而在家工作者也變多，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疆界模糊了。原本都在大國的工作機會，也會往外移出。

第二，工作模式的改變。像剛講的視訊教學、在家上班，都讓實體辦公室「變小」了，或護理人員，可以用機器人照顧病人，做到真正的分流，這些都是以前ＳＡＲＳ時沒有的，未來靠科技的遠距模式興起，將改變全球化的工作環境與模式。

自動化普及 人工智慧抗疫

第三，自動化生產更多。以後將是全面自動化的時代，資本家也朝這趨勢走，所以部分受薪階層人員的工作機會變少，像是請工人屠宰牛隻等工作；以及原本工廠的生產基地將往外移動，例如生產重鎮中國，就會出現「去中國化」。

第四，ＡＩ（人工智慧）協助疫情。以前沒這麼明顯，但這次南韓用某種ＡＩ技術，一次快篩上百人及測量體溫；中國也有人臉辨別技術，看你有無戴口罩。ＡＩ可以處理「scale」，意即大規模化，但這次台灣疫情控制得宜，還沒遇上歐美、俄國等大規模的疫情爆發，這些疫情氾濫的國家，都需要靠高科技的協助。所以，台灣現在靠「紀律」，下一步則靠「科技」，如果秋冬天或明年再來一波，ＡＩ的角色就很明顯。所以，比起疫情肆虐的歐美，台灣這次控制得宜、衝擊較小，改造會比較慢。

隱私權兩難 產業新創良機

第五，隱私權的問題。假使不做個人追蹤，會讓疫情擴大，但又牽涉到個人隱私，真的是兩難！未來怎麼辦？可能得靠立法來解決。像是這次，如何知道染疫者的足跡？或國外政要人物及南韓新天地教會超級傳播者的相關軌跡，都是靠追蹤手機。

但因處於疫情肆虐時，所以大家才會採取包容的態度。但這方面的規範，也要超前部署、立法，像是總統授權的緊急命令時，才能使用相關追蹤，不然這些都是很敏感的資訊，會侵害到人民權利。舉例來說，安卓與哀鳳手機，曾有協定互相資料交換，但卻是由使用者自行決定要不要公開，但在疫情爆發時，若有人不同意公開，該怎麼辦？

第六，就商業面來看，是新創的好機會。例如以前美食外送也沒有蓬勃發展，是去年夏天因為天氣太熱大家不想出門，才慢慢變多，又遇上這次疫情爆發，就更多了，加速了所謂的「典範轉移」；對新創來說，疫情帶來的衝擊絕對是大展身手的好機會，因為很多生活模式都在轉變，飲食習慣、娛樂、辦公模式產生出來的問題都是痛點，都是新創團隊可著眼的機會，例如線上教學、醫護管理、行動支付等。

而這次疫情對中小型企業，也會使產業重整與轉型，因疫情被迫不能做生意的時候，企業該如何學會轉型，就變成了一個課題，例如旅遊業生意沒了，但不可能坐以待斃，業者還是會盡量開創出新商機，或轉為線上服務；而五星級飯店，因國際商務客人減少，甚至高檔餐廳也出問題，所以可能就轉而開發本地客人，或推外帶外送。

習慣性獨處 人際關係疏離

最後，就是心理狀態。現在全球有許多人被隔離過，像是美國就非常在意心理問題，因焦慮、疏離、憂鬱等傾向的狀況變多；而需要在家照顧小孩等因素而不能出外上班的人，也會與能到辦公室上班的同事，兩者之間產生競爭壓力。

所以遠距久了之後，人與機器介面愈接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反而愈遙遠，在家上班者如何與公司的人聯絡感情？Google辦公室就有規定，「大家視訊開會前，一定要先聊天。」

還有口罩戴久了，以後會不會乾脆不說話？像是在捷運車廂裡或電梯裡，大概會形成不說話的文化，但當然人們也會更愛乾淨；而習慣這種疏離感之後，人與人距離更遠，像是草食男，不需另一半，遑論繁衍後代？

等這波疫情結束後，我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推動旅遊，因為旅遊可以看到外頭的風景，以及可以沿途跟人接觸與聊天。

（Google台灣前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口述，記者何醒邦整理）

中共人大決議制訂「港版國安法」，香港人再上街頭，場景是去年「反送中」重演，可往後劇情還是跟去年一樣嗎？中共中央去年被「螫」到，結果「送中條款」不得不廢止，滿臉豆花，此番還會演出相同劇本嗎？

中共中央如果是這樣水準，那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但應該不是。

五月上旬，解放軍一位鷹派代表人物發表文章中說「中國現在的首要任務不是統一台灣」，因為「美國明擺著要插手」，被解釋為中共鷹派態度急轉。可是當看到人大決議要制訂「港版國安法」，頓然發現兩者有著關聯，背後是中共認定港獨、台獨乃至疆獨、藏獨的根本問題都在美國，而「港版國安法」就是北京對華府的一次「叫價」（以梭哈為喻），看美國要怎麼回。

截至目前，美方的喊話大致是「經濟制裁」、「西方企業退出香港」，這些應該都在北京的估計當中。問題來了，中共是認為美國不會制裁到底？還是認為自己實力抵擋得住西方制裁？

然而那是中、美的思考，對香港人而言，最現實的問題是，北京難道已經不在乎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角色？對仍然決心力抗「北京暴政」的港獨青年來說，他們心底最深層的問題則是：「我有拚到底的決心，可是美軍到底會不會來？」

美軍華盛頓號航母已經脫離病毒威脅，即將遠航來到亞洲，可是，美軍會不會為了香港對中國開火？

確實，發生戰爭對美國的軍工複合體經濟有提振效益，然而，前提是美國自己不要陷進去—過去歐戰、二戰都讓美國「大補」，而韓戰、越戰、阿富汗、伊拉克都「大傷」。尤其最好是能將中國拖進戰爭，而美國先當兵工廠，最後才進場收拾戰果「割稻尾」。以此觀之，最佳盤算是中國跟印度有事，其次是北韓，再來是台灣，而香港應該不在考量之中。因為香港沒有軍隊，必須美軍跟解放軍兵戎相見才打得起來，而那卻是美國自己陷入戰爭，對手又強、補給線又長，怎麼算都「不合」。

對台灣而言，卻是睜大眼睛看清楚的大好機會：美國能制裁中國到什麼程度？中國有多少實力抵抗制裁？最要緊的是，自己千萬不要捲進去：台灣曾經因越戰而受益，可是當年美國是參戰國，我們支援盟國理所當然。此番如果美軍只是虛張聲勢，而台灣卻跳了進去（例如提供太平島，甚至軍港讓美艦停靠），那就太愚蠢了！

折騰了一陣子，為使百姓多點經費消費，更主要目的是為提振經濟，不讓年底的國民所得成長率太難看，因此所給的經費稱為振興券，並且初步公布了給予的方式。此一名稱已認定有消費，經濟必振興；且為了不重蹈過去消費券覆轍，亦即拿政府的錢去買原本你就要買的財貨，以致百姓事實上並沒有額外支出，所以也避開消費券的名稱。由公布相關內容，可以預期此一振興券作法的必然後果。

目前規畫是非中低收入戶不排富、每人消費一千元能獲得三千元。至於如何獲得三千元？目前說明可以到超商、郵局領取實體券，或是電子支付、電子票證或信用卡等方式取得。不論是以錢換券或是以小數字換取大數字，令人疑惑的是何以是到超商及郵局，是店家多、便利性高還是有著其他考量？

到郵局比較可能是拿錢換券，一般人不可能正好要郵寄一千元，更不可能買一千元郵票來換三千元，但如果是可以繳各式費用，不也是替代了原本就要支用的花費？而超商可能順手就買個三、五十元商品，為了三千元，就補足一千元，問題是何以這三、五十元在領取當下就成為超商業績，而非其他店家？更重要的是，如果這三、五十元真是所需，不也是替代原本就須支出的費用？又以電子票證或電子支付領取，無形中不也僅將業績做給有此種支付方式的店家？

不論以何種方式取得三千元，民眾可以額外支用的就是多出來的兩千元。試想一次就將兩千元花掉的人，這兩千元所購買的財貨是否即是他原本就想買的？如果是，除了名稱不同之外，和過去消費券有何差異？但規畫者心想反正百姓為了不浪費掉兩千元，胡買瞎買一通，經濟因此提振？如果不是亂買一通，這兩千元不也正好取代了原本就想要買的財貨？

再看另一個極端的花錢方式，如果三千元是一百元一百元的小額支用，這種情形更可能是每人日常需要購買的財貨，買早餐、買便當、買口罩、買串衛生紙等。振興券不是一樣替代了原本就要消費的應有支出？因此，繞了一圈，百姓多出來的兩千元，正好取代了他的日常支出。所以兩種類型的消費方式，可以提振經濟就僅是為了換取三千元而強制消費（支出）的一千元。

如果政府認為過去給每人三千六，會完全替代原本就想買的財貨，所以沒有額外支出以提振經濟，何以現在給兩千元不會有此問題？給有期限的券或額度，不正可提醒民眾記得消費？而目前的規畫，不僅未能解決過去的問題，而規畫的四百六十億元，未來我們也不知民眾確實兌換了多少？國家經濟沒提振就罷，恐提振了不該提振的對象。

台灣新冠疫情穩定，各項備戰禁令鬆綁，朝防疫「常態化」推動，疾管署日前提出「新生活運動」，期許洗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或選擇配合防疫措施之店家消費等措施，融入個人生活層面。但這是以個人衛生遵守為主，卻忽視公共衛生的社區群體健康性質，未能反思當今基層公衛再難與社區有機合作、組織的根本問題。

「公共衛生」是透過組織社區與公共資源，預防疾病、促進健康的科學，防疫常態化階段應即啟動社區端的整備工作，取代以中央為主的備戰指令。回歸地方觀察，社區防疫指引仍如虛設，常態化只訴求個人衛生遵守、不訴求社區志工組織培訓；只重視疫情宣達，卻不見社區衛教。

戰後，台灣優異表現曾受世界高度重視，彼時的Taiwan Can Help，包含傳染病防治，如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台灣為第一個瘧疾絕跡地。衛促會訪調一九五○－一九八○年台南地區公衛工作，地方公衛護士表示，民眾衛教是社區衛生的核心；基層衛生人員每日肩負訪視皮箱，穿梭在城市的長街短巷，鄉村的羊腸農道，探訪民眾，描繪社區健康動態的全像圖。一與學校、村里幹部、社區組織有機合作推廣衛教；二則考量個案多元差異的生活條件，衛教孕婦產期、嬰幼兒營養知識；三對家庭全體成員集合衛教，導正民眾對於生育甚或傳染病的錯誤認知。紮實的基礎，建立在與社區的緊密結合之上。

據一○七年衛福部《衛生福利公務統計》，當前衛生所護理人員編制總計約三千人，平均一位公衛護士即須管理地段七千位民眾；服務內容仍有大量門診醫療、大型疾病篩檢工作，排擠地段訪視、居家衛教建立社區連結的工作時間。

當前社區常態化防疫工作，在過勞的公衛護士無暇外出訪視、組織社群充分衛教情況下，早已失去在地深耕、建立集體意識與有機合作的機會。

關於蔡總統五二○就職演說宣示修憲，議題選項除優先將投票權年齡下修至十八歲，較無爭議外，其他如國家定位、政府體制、人權改革等，各方則意見不一。甚有憂心，如果二○二二年多案複決綁大選，恐重現二○一八年公投之亂。

然筆者以為，蔡總統所欲推動，甚至僅剩一案也在所不惜的，可能只有修改選舉年齡而已。理由很簡單，從其過去四年執政來看，不諱言地說，缺乏宏圖偉略。對其修憲目標，原不必過度期待。例如目前討論的廢考、監兩院，因形同自廢人事酬庸，落實遙遙無期。另如改國號、疆域等，因涉及統獨與變更兩岸現狀，亦不至輕率為之。由日前立委蔡易餘自動撤回兩岸條例與憲法條文修正案，可見一斑。故擔心此番修憲成災，甚至衍生「兩國論最高潮」，或是「杞人憂天」。

反觀下調投票年齡，因契合國際潮流，朝野又早有共識，故阻力小，通過機率高。尤以常理判斷，此際蔡總統最掛心的，還是剩餘任內，如何建立自己歷史定位。基此，倘二○二二年能藉修憲「還權青年」之名，複製二○二○年勝選模式，號召年輕人返鄉投票，趁勢拉抬己方聲勢，從在野手中贏回地方首長寶座，完成全面執政「最後一哩路」。除空前得票數外，更可望在憲改功勞簿上，加上一筆，比下扁、馬兩位前任。屆時內外上下，誰能否定此「不世之功」？

誠然，門檻高，時程緊迫，疫情後勢難測，與相關的民生經濟影響，均可能對順利完成修憲，投下變數。但若以現時執政黨在國會的絕對優勢，加上掌控媒體輿論與網路聲量，再配合外部如香港「反國安法」抗爭又起，綠營重新「撿到槍」等情勢，客觀評估，後年修憲複決，料達成機會仍不低。

對上述修憲案所能發揮鼓勵公民參與、深化民主的正面功能，個人並無異見。只是唯恐淪為政治工具，在此想問一問台灣年輕人：自洪仲丘案、太陽花學運，乃至挺港「反送中」，歷次運動訴求的改善軍中人權、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通過難民法，迄今實現多少？徒有投票權，對解決自身關切的低薪、育兒、買房等問題，又有何助益？

近期國內疫情趨緩、口罩產量充足，疫情指揮官陳時中部長表示：口罩措施預計自六月一日起鬆綁，但仍會實施口罩實名制，保證民眾都能買到口罩。不過，針對口罩政策鬆綁後是否會出現囤貨問題？陳部長回應，徵用開放後，會依據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保護民眾權益，不管是囤積或哄抬物價都是不被允許的。

事實上，廠商囤積或哄抬口罩價格行為，並非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規範的違反誠信原則或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更非公平交易法第九條至第廿五條規範的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等廠商市場行為。所以，這兩部法律對於預防囤積或哄抬口罩的亂象，可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本來，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主管機關已開始徵用之防疫物資，有囤積居奇或哄抬物價之行為且情節重大者，最重可處七年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但是，日後政府一旦停止了口罩徵收措施，本條規定即失去處罰依據。如此而言，政府不得已使出的殺手鐧，可能由行政院公告口罩為生活必需用品，然後依據刑法第二五一條規定，對於意圖抬高交易價格，囤積口罩者，最重可處三年有期徒刑，併科卅萬元罰金。

只不過，在口罩解禁後，政府動用刑事法處罰口罩囤積、哄抬行為，在認定標準不明確情況下，對涉嫌者處以徒刑，剝奪其人身自由，是否違反比例原則？值得我們深思。是以折衷之道，政府當局可考慮將口罩列為醫療用品，將其納入藥事法規範對象，從口罩工廠生產到銷售通路，完全納入稽核管理系統內，對於違反管理規定者，處以罰鍰或一定期間停業等行政處罰，應該是較切合實際且可行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