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琪連番發言逆時中，這次她為「小明」伸冤。她說，「小明」的陸籍身分，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陳時中稱「自己選擇了國籍，就得自己承擔」，不讓小明們回台，她酸：「多麼煽動人心的口號啊！」

「小明」是一群人的代稱，有的是陸配的前婚生子女，也有不少是台灣人的親骨肉。因為媽媽是陸配，他們跟媽媽去大陸過了個年，突然就回不了台灣。陸委會主委陳明通發現錯殺無辜，說了個「小明的故事」試圖向社會動之以情，卻遭網民和名嘴圍剿，政策一天之間髮夾彎，「小明們」全成了犧牲品。

「小明」其實一直住在台灣，有健保、有戶籍，在台上學，也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只是在等國籍許可。但武漢爆發疫情，爸媽都能回來，只有小明不行。冷血的防疫政策，拆散天倫，已五十多天本土零確診，蔡政府仍不放人。

不論是問國籍或血液，「小明」其實都無法選擇。疫情緊張時，陳時中以國籍作為防疫藉口，或許騙得過去；但疫情趨緩還不讓人回來，就是侵犯人權了。有些拿美國護照的人，發病後跑回台灣，陳時中為何沒叫他們自己承擔？

非裔美國人喬治．佛洛伊德被警察壓頸窒息致死，全美掀起激烈的反種族歧視抗爭。喬治也是因為無法選擇自己的膚色和血液而死，「小明」和「喬治」代表了不同的被歧視群體。而台灣一邊聲援「喬治」，卻抵死抵制「小明」，這算什麼人權立國？

「罷韓」投票明天舉行，民進黨也趕在倒數三天通過罷韓聲明。撇開該案最後過與不過不談，這次活動最讓人關切的，是「罷韓國家隊」的高度介入，和罷免新制低門檻引發反民主後遺症。民進黨四年前主導下修罷免門檻，表面理由堂皇，卻只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無關民主的深化。這種邏輯混亂的修法，已成為蔡政府執政四年多來的普遍現象。

二○一六年底，蔡總統上任僅半年，民進黨即主導下修公職人員的罷免門檻，並從「不可宣傳」改為可以宣傳。其表面理由是：「讓最新民意展現」及「監督民選公職民代」，但實際原因，則是此前「割闌尾」罷免藍營立委未能得逞。放眼全球民主國家，採取「罷免」民選官員和民代制度者少之又少，像台灣這樣不需要具體「違法失職」即可發動「政治性罷免」的國家，恐怕是絕無僅有。

其他民主國家對罷免制度持保留態度，原因有三：第一，根據民主理論，官員或民代一經選出，即與選民形成委託和被委託關係，其任期就是委託年限；而定期改選本身即具「展現最新民意」效果，毋需另行罷免。第二，政治性罷免的性質與選舉的性質接近，罷免容易淪為「選舉延長戰」；第三，要以「罷免否決選舉」，應設定多高的門檻，仍難有定論。

我國最初制訂罷免規則，採取的是「高門檻」，目的在避免選舉結果被罷免輕率推翻。罷免門檻降低後，三年前曾用於罷免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即浮現諸多問題，如今罷韓則更見嚴重。其中有數項爭議：第一，發動罷韓的主要理由，是韓國瑜當選不久即參選總統；然而這並非法所不許的情況，只是具有爭議而已。何況，類似現任官員民代轉戰其他選舉的例子，俯拾皆是，何以獨獨韓國瑜無法見容？其次，韓國瑜當選時獲得八十九萬多票支持，但要將他罷免，卻僅需五十七萬多票，這將構成「少數否決多數」的反民主逆流。

此外，依《選罷法》規定，罷免應由「選舉人」提出，公務員不得參與；但這次的「罷韓」活動，執政黨卻關係參與。發動罷韓的主導者，其實是過去陳菊市府的官員；政府公權力在各層面的助攻宣傳，更是層出不窮。在最後關頭，連蔡總統也直接利用主席身分直接下令動員罷韓。如此把罷免當成選舉的「延長賽」，不僅否定選舉的價值，也讓握有公權力者有上下其手空間，剝奪原本的選舉民意。這樣的制度設計，能說沒有問題嗎？

再看，民進黨對《公投法》的予取予求，對照其罷韓動員，正好印證民進黨修法邏輯混亂及反民主言行。公投做為直接民權，可以彌補代議政治的不足，其價值普受肯定，只是各國在制度設計上有所不同。公投雖是民進黨長期宣揚的神主牌，但民進黨在二○一八年公投綁九合一選舉慘敗後，竟不思檢討敗因，反而霸道修法把公投與選舉脫鉤，且規定兩年只能公投一次。如此一來，必定造成投票率下降，公投不易過關，這對公投的成功率和人民行使直接民權，都是雙重傷害。

可恥的是，民進黨修改公投法的唯一原因，竟是「減輕選務負擔」。為了選務技術問題，而否定民主價值，可謂駭人聽聞。更可笑的是，近來蔡英文拋出修憲議題，民進黨立刻主張修憲之「複決公投」應該綁二○二二年的大選舉行。不許人民的公投綁大選，自己卻要把複決憲法綁選舉，民進黨的矛盾及私心自用，真是赤裸裸一覽無遺。

從罷免門檻到公投規定，每一次修法，都看到民進黨將國家法律當成自己的敲門磚和墊腳石，為自己量身打造，用過即棄，何曾以台灣的民主為念？如此短視近利，打造的只是政治惡鬥的樣板：為了權力，沒什麼不能做，沒什麼不能改。

美國禁令對東亞半導體產業影響，以台灣衝擊最大，韓國則提高警覺，日本尚無影響。台積電的先進製程依賴荷蘭企業ASML的EUV（極紫外線微影）設備，而此裝備約有20%的部分是在美國康乃狄克州製造。同樣的，三星與SK海力士的記憶體廠若是少了Applied Materials等美國設備商的服務也無法生產。

相較之下，因為日本企業一向重視垂直整合與科技自主，日刊工業新聞評估，鎧俠與SONY可不受美國科技管制影響。

儘管台韓企業都無法不使用美國科技，但是美國的禁令並不包含記憶體，這使得韓國企業暫時鬆一口氣，這也讓部分人士認為，台積電將因美國禁令失去了華為這個大客戶，而三星卻可以繼續供應記憶體給華為，這將對兩家企業的營收造成差異。不過就算台積電無法替華為高階晶片代工，由於中國晶圓廠的製程能力有限，7奈米高階晶片華為只能外購的情況下，最後大多訂單還是會回到台積電身上，因此美國禁令對於台積電長期營運的影響不大。

韓國產業界看待美國禁令，關心重點並非在台積電身上，而是憂慮如果美國一旦將禁令範圍擴大到記憶體，韓國半導體業將會受到嚴重衝擊。2019年全球標準型DRAM記憶體市場，韓國的三星與SK海力士共占73%。一旦美國限制韓國企業供應記憶體給華為，華為的智慧手機部門只能打烊，而三星與SK海力士一旦失去華為這個大客戶，也必受傷慘重。

在此背景下，面對今後中美科技戰發展，韓國半導體業應採取的戰略，韓國第一大報的朝鮮新聞，以及韓國經濟新聞，都不約而同建議以「走鋼索」的方式，力求在中美雙方之間取得平衡。韓國產業界深知如果得罪中國或美國一方，都會遭到報復。

2016年韓國部署美國的薩德反飛彈系統之後，中國展開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報復。結果是，現代汽車在2016年破百萬輛的銷售量，在去年只剩下68萬輛；零售業巨頭LOTTE也因薩德事件影響全面退出中國零售業；三星電子也由於手機在中國銷售一落千丈，乾脆將手機生產基地移轉到越南。中國報復的痛，韓國企業記憶猶新。然而如果韓國在中美霸權爭奪中，對中國過於親近，違反美國利益，則又可能被川普政權處以高關稅報復。

韓國產業界的苦惱，也是告訴台灣，今後在中美兩強對抗下，維持「走鋼索」的困難。一方面台灣必須遵守美國不斷更新的各種規定，同時也盡量讓中國這個重要客戶感覺到情義在。像台積電在謹守美國新規的同時，也趕在寬限期內集中供貨華為，就是一種力求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的努力。

此外，在這次華為衝擊中，我們看到台灣與韓國半導體產業依賴美國的結構性脆弱，而日本半導體業，雖然往日雄風不再，但卻有能力擺脫美國限制，以自主科技持續供貨中國。可以預見，中國今後要擺脫美國限制，走出自己的半導體供應鏈，日企會是重要關鍵。近年來台日半導體業合作緊密、去年華邦電集團的新唐，併購Panasonic半導體；聯電獲得富士通12吋晶圓廠，這些日系晶圓廠可能是今後中國自主半導體供應的重要關鍵，也是台灣半導體業的重要轉機。

最近重看三集《教父》，依舊對其中的史詩敘述感動，但隨著年歲漸長，反而看出其中深義。有句話，仍值得現在台港及處理兩岸政策的人好好聽。那就是：「keep your friends close, but your enemies closer.」（親近你的朋友，但離你的敵人要更近一些）。

現在港台搞社會運動的人，都距離敵人太遠了，遠的只剩情緒，根本不了解對手，像幼稚的勇武派，最後當然被幹掉。

先說香港。去年八月曾赴香港參加一場文化節演講，當時反送中初起，我約資深媒體朋友見面。他認為，香港群眾運動不妙，美國準備把香港搞爛，因為香港本是美國亞洲情報中心，現在已撤退到台灣。所以內湖美國在台協會擴大辦公空間，並派駐武官，不是無因的。既然要走，把香港搞爛，讓中共難以收拾，就是戰略一部分。

中共知道嗎？當然知道。香港大概是特務密集度最高的，中共掌握進出消息，怎麼不知道。再加上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香港絕對是美國的武器。香港大衰退，殺傷中國經濟，死傷的是港人，美國坐收漁利。這是代價最少而獲利最高的戰場。

中共一開始也認定這是中美之戰，而不是對香港。如果香港群眾運動變成美國的武器，對中國就是一把插在背上的劍，成敵我矛盾，把劍拔出來甚至毀了，都在所不惜。這一條原則，當初如此，現在港版國安法一樣適用。有人說香港經濟地位會消失，可惜了東方之珠。但對中共而言，若是東方之珠成毒珠，留它何用？所以，第一要務是「去毒保珠」。若不能去毒，毀珠何懼？所以美國對香港的制裁，毀的是港，早在算計之中。

所以港人的「攪炒」，玉石俱焚的是自己家園，華盛頓跟北京打起來一點也不心疼。這一點港人想明白了嗎？何苦讓自己的家園，變成別人戰場？

講白一點，一切都是中美之戰。美國總統川普也說得極其明白，現在是「戰爭時期」，在他心中，中美早開戰，從經濟戰、科技戰、南海，到港台之戰，都是戰場。中共沒有錯估形勢。新設的「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夏寶龍在報告說得明白。

從這個觀點看，美國棄港之舉，以及在二○二○總統大選中全力挺蔡英文，介入如此之深，是戰略布局。

同樣道理，既然華盛頓和北京都認知台灣是中美之戰一環，那麼美國通過各種惠台法案，甚至大叫嚷台灣加入ＷＨＯ，但美國硬是不具名支持，是不是很「工具化」？力邀台積電赴美設廠，是不是美國準備在台灣大幹一場，所以把核心高科技先轉移呢？台灣難道還不知心生疑懼、戰戰兢兢嗎？

港版國安法剛通過，北京隨即召開〈反分裂國家法〉實施十五周年會議，豈是無因？中共在告訴台灣，底線在這，寫得清清楚楚，不要走過了頭，像香港一樣，變成插在背上的毒劍，為了保命，中共武力攻台是有可能。至於兩岸網路上有關攻台爭論，稍微讀幾頁《新戰爭論》就知道，全是老世代外行話。現代戰爭不是那樣的。

《教父》還教過一句話：離你的敵人近一點，你才會了解他在想什麼。香港和台灣有了解中共在想什麼嗎？

無論如何，台灣是我們的家園，千萬要戒慎恐懼應對，不要變成香港那樣，去求著人家立個難民法來收容你，那就悔之不及。

（作者為作家）

日前例行疫情記者會，記者問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對川普揚言動用軍隊鎮壓抗議騷亂有何看法時，面對鏡頭杜魯多沉默了廿一秒。這被ＢＢＣ稱為有如史詩（epic）般的沉默，只見杜魯多多次抿嘴、輕嘆，扭動身軀，欲言又止，面色凝重。

最後他終於開口，表示對美國所發生的一切感到「恐懼與驚愕」，他說：「這是一個需要團結的時刻，這是傾聽的時刻，是需要了解何為多年過去仍存在不公不義的時刻。」他承認在加拿大的少數族裔受到系統性的歧視，呼籲加拿大人正視問題，但始終未正面回應提問，也未提及川普。

杜魯多的反應，引起在野黨批評他軟弱虛偽。平心而論，ＢＢＣ標題用的「史詩」一詞，最能精準形容杜魯多承受國內外壓力與其歷史背景。

新冠疫情在美加爆發伊始，疫情快速蔓延，為防止擴散，兩國迅速關閉邊界，美國還陳兵邊界說是要防止加拿大疫情擴散；事實上美國災情比加拿大嚴重許多，這一匪夷所思的軍事行動，令加拿大倍感壓力。美國不但攔截加拿大的醫療防護用品，還禁止３Ｍ出口醫療口罩給加拿大，引起加拿大不少省長開罵，但杜魯多都不曾惡言相向。

身處在不惜以鄰為壑的美國旁邊，的確不好受。川普一上台，就提高加拿大軟木與鋼鋁關稅，撕毀行之多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要求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簽訂美加墨協定（ＣＵＳＭＡ），限制加拿大汽車業出口。在中美摩擦中，加拿大成為大象打架所蹂躪的小草。中國是加拿大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成長快速，已經遠超第三名的英國一倍。二○一八年應美國要求逮捕在溫哥華過境的華為公司財務長孟晚舟，引起中國不滿，對加拿大農產品出口增加限制。

杜魯多父親皮耶杜魯多也曾任加拿大總理，對加拿大的國家形塑與政策方向影響深遠。他於一九七○年代冷戰美蘇對抗中，提出第三選擇理論，主張加拿大要走自己的路，增加獨立自主能力，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加強與國際組織和第三世界聯繫，任內也完成與中國大陸建交。

在美國堅持單邊主義與中美對抗加劇壓力下，第三選擇路線空間受到極大擠壓。從近日加拿大通訊公司紛紛放棄華為５Ｇ合作，可見加拿大承受來自美國的壓力。加美中三方關係將面臨結構性調整，杜魯多雖克紹箕裘，卻未能為父親路線增加揮灑空間，內心想必也有許多苦楚。

最後，這史詩般的沉默，不只是加拿大的沉默，而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尷尬。

美國在疫情衝擊全球時，不但沒有負起領導責任，只見不斷甩鍋中國與世衛組織，與各國搶醫療物資，國內防治荒腔走板，疫情嚴重世界之最；現在又因種族議題爆發大規模暴亂，總統竟持續煽動對立，揚言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西方民主道德制高點，已到崩潰邊緣，各國內部族裔衝突也隱隱作祟。

新冠疫情造成歐美國力重傷，川普的補刀，讓西方國家更無語問蒼天。

國際貨幣基金四月調降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負三％時，把台灣的成長率也估得很差，是負四％。主計總處最新公布預測為正一點六七％，在疫情下肆虐算是佼佼者。

主計總處的計算，是納入台灣行業最新統計結果，及加上採用當年ＳＡＲＳ的經驗：假設疫情在台只持續三個月，之後供應鏈生產及消費活動逐漸恢復；而各國防疫封鎖措施，將在夏、秋逐漸解除，套入計算得到前述結果。

幾個重要結論：民間消費，從春節開始，各行各業都難免受到波及。尤其餐飲及國內休閒旅遊等服務消費大量銳減，例如春酒、公司聚餐、畢業旅行，幾乎都被取消。相對的，宅經濟等需求被激勵，電子商務與外送平台等多元消費管道快速成長，加上政府推動各項紓困補助與消費振興措施，有助抵銷部分負面衝擊。因此，今年民間消費實質僅負成長○點二四％。未來振興三倍券如發揮功效，甚至可以由負轉成正成長。

民間投資方面，電信業者布建５Ｇ網路及離岸風電等投資進度延續，半導體業者持續投資先進製程，台商回流投資計畫陸續落實，這些受疫情干擾較小。然而疫情的不確定性仍難免衝擊部分企業投資意願，加以去年基期偏高，因此今年民間投資實質成長二點三一％；如果加計公共投資可成長四點三三％，對內需有極大幫助。

外需部分，我國並沒有封城，製造活動也沒停工停班，有利訂單正常出貨與獲得新訂單及轉單效應的台商回台引發的擴增國內產能，加以國內深具技術領先優勢的進階半導體製造產能陸續開出，而疫情又加速全球供應鏈重組帶來出口擴張之正面效果。輸入部分，受原物料價格走弱及出口與內需引申需求略有減少。進出口相抵後，得到今年海關商品順差與上年度相去不多。但服務貿易部分，疫情使得來台旅客及國人出國人次同步劇減，影響所及，服務貿易之旅行收入與支出大幅滑落。整體商品與服務貿易順差估計還可達六百七十七億美元。

總之，台灣真是個寶島，天佑台灣，加上我們有過ＳＡＲＳ洗禮，民眾警覺性高，因此疫情相對輕微。經濟已走過谷底，可以再創新猷。

推特日前首度對美國總統川普開鍘，將推文加上警示標籤和連結，請讀者查明事實；川普則以「干預今年總統大選，扼殺言論自由」的理由回擊，在近期嚴重種族歧視社會事件中，更繼續放送不實訊息及塑造人民對立。

臉書員工也要求祖克柏對川普貼文進行有效舉措，只是祖克柏曾一度認為，社群媒體不是真相仲裁者；與川普言論自由論點不謀而合。

在高度依賴社群媒體的時代，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保持社交距離成日常，但社群距離難以拿捏。社群媒體使人人得以展現、表達自我意見，並且成為新聞製造機。

虛擬世界裡，各方資訊皆能「一手掌握」，也都習慣性信任自己的資訊來源是正確的，甚至成為一種思想信仰或意識形態，透過轉發分享，各方藉著「按讚、分享、訂閱或追蹤」，在保持社交距離的無奈中，找到一絲慰藉及發洩情緒的出口。

當新聞媒體漸漸充斥「網友說」，這些「網友們」可能就是我們的「親友們」，他們在社群媒體中發布出處可能不明，或某粉團後製的內容，面對質疑出處與內容正確性時，他們又回以「我不是公眾人物，只是現在有這樣的風聲，我也認同所以轉發，只發給我的同溫層看而已！」

言論自由，固然是民主國家重要特質之一，就如同祖克柏所言，社群媒體要展現的是各方意見，但言論自由不等同於不需要是非的存在。

推特為川普的言論加註事實查核標籤，不僅是對政治人物、意見領袖、新聞媒體或其他社群的一個警戒，更是讓所有人反思，在享有言論自由、資訊蓬勃發展的時代，即使科技來自於人性，但是對資訊進行審查並負起言論責任的最後關鍵還是「所有人」，無關乎是否為公眾人物，不是「我PO故我在」，更要落實真正的「我思故我在」。

奧斯卡影帝丹佐華盛頓曾對記者回應自身假新聞說：「如果你不看新聞，你會與世界脫節，但如果你有看新聞，你會與事實脫節。」在現今任何大小事情都可能成為新聞的時代，更需要有懷疑資訊來源的態度，與不斷求真的生存技能。

振興三倍券規畫出爐，主要仍是以票券，而非現金形式發放，雖可排除政府「存起來」的顧慮，但在其他方面影響，不但會抵銷此優點，還會造成更大的負面效果，不能不考慮。

三倍券最致命的缺點，是流通性不足。欲達到乘數效果，流通性是必要條件。乘數效果就是政府發出的現金或消費券，透過每一次使用，都將會增加商家營收與利潤。流通次數越多，創造營收與利潤就越大。等到所有發出去的金額都流通一輪，效果也等於增加一倍。

現金流通次數是沒有限制的，可無遠弗屆創造消費。但三倍券與消費券一樣，流通性都嚴重不足。

消費者以三倍券購物，收取三倍券的商家要將它再支付出去，才能創造乘數效果。一個商家主要支出的項目，有進貨（或原物料）、薪資與租金。但這三種都屬大額支出，不適合使用三倍券。商家最有可能的處理方式，是拿到三倍券後至銀行換取現金。三倍券可能只流通一輪就停止，其乘數效果將遠不如現金。政府花費高額印製與行政成本，最後只流通一輪，相當不划算。

就如政府所言，現金最主要的缺點，就是人民會存起來不消費，我國儲蓄率達到廿％，因此可能會有廿％現金被存入銀行。政府改發三倍券，卻犧牲了更重要的流通性。事實上，現金只要多流通一輪即可增加一倍效果，足以彌補上述存入銀行的損失還有剩餘。

然而，我們也不需太過悲觀。在三倍券流通完一輪且被換成現金後，仍可繼續以現金方式流通，乘數效果仍可繼續。最怕是，商家將三倍券暫放抽屜不兌換，或者政府不能即時提供兌換，都會影響其流通性。政府的方案是在發放的一個星期（七月廿三日）後才提供商家兌換，時間有點久，應在發放隔日即可兌換，才能極大化其流通性。

三倍券的第二個失策，是會降低人民領取意願。據民調顯示，近三成民眾表示不會領三倍券，此對振興經濟造成負面效果遠超過上述廿％存起來。三倍券領取手續繁瑣及有形與無形流通限制，加上需先支付一千元提領金，是民眾不願領取主因；發放現金將可大幅提高人民提領的意願。

三倍券另一個失策，是向人民收取一千元現金。此行為本質上像是政府發放三千元所徵收的所得稅，稅率為卅三．三％。不論是什麼，政府收費都是屬於緊縮性財政政策，將會有害於經濟復甦。特別是政府向人民收回流通性高的現金，卻發放流通性低的三倍券，是否明智，仍待時間驗證。

全球各國以發放現金做為振興經濟的主要方式，消費券除程序繁瑣外，主要即是考慮流通性。筆者不解，政府曾一再表示，先前消費券是失敗的，為何最後仍會選擇以消費券形式發放？現在發放三倍券似乎已箭在弦上，改發現金可能性不大，如今只能從提升三倍券的流通性與民眾領取意願著手，其中一個方法即是協助商家儘快將三倍券換成現金，改善流通性不足的問題。

近日在課堂與青年學生不小心對話罷韓這個熱門議題。課堂上不適合討論這話題，師生立即跳開這話題，但能感受罷韓青年學生的義憤填膺，但相對於不同意見的人，反而只能更加隱身了，彼此失去理性民主對話的機會了。

因此，給青年學生的結論，不管支持或反對，認同的話就勇敢去投票，不認同的話，當天就好好順便來場高雄輕旅行，六月六日後，我們高雄，一座四季充斥著豔陽的城市，仍然反映著市民們對生活的熱情。

對於罷韓青年，請思考你們是以何種想法與方式去參與這個投票。

一、是政治流行嗎？ 因為罷韓是現今主流政治工程，綁住罷韓黃絲帶，罷韓青年世代就能「改變」（Change），但有沒有想到議題已經質變，罷韓青年還能保持「初心」嗎？

二、對高雄現況不滿？真的像罷韓團體訴求的，是對高雄執政者不滿意，辜負市民的期待，強調六日是攸關高雄城市未來關鍵，但有沒有想到政治是短暫的，如過往雲煙，生活在其中的市民生活才是最真實的一面嗎？

三、罷韓後，高雄就能恢復正常？趕走一個市政團隊，下個團隊就會更好，那可是一廂情願想法。

高雄一直是座富有生命力的城市，生命要延續，必須仰賴良好的代謝功能；我們肯定透過民主的實踐，會讓高雄更好，更值得驕傲。這是責任、也是義務，是高雄人持續茁壯的一小步，更是台灣社會的一大步。二○一九年政黨輪替後，高雄值得有心人對待，大家攜手同心一起讓城市變得更好，變成心中所想要的樣子；六月六日後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吧。

您逛街購物了嗎 ? 滿街是否都是「出清」、「破盤」等字眼？新冠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台灣雖是防疫優等生，仍無法避免「衰退」現實。

疫情趨緩，各國陸續解封，第一波竟未包括台灣，陳時中部長抱怨有政治因素。但學者卻言及，國內未提供科學數據，「是過不去的坎」。當外國準備拚經濟時，政府振興腳步更要加快。

當台灣超前部署防疫有成，卻可能因缺乏採檢數據，讓指揮官對解封變被動；千萬不要等店家都「被迫出清」，再振興，可就來不及了。

三倍券方案，民眾不滿意原因，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可是為什麼卻仍執意而行？

消費券是濟民眾之窮，紓民眾之困。而振興券則是以商家為考量重點，要拿來刺激市場買氣，振興國內經濟，民眾的方便性考量點就在其次了，為什麼民眾有義務配合救商家？

講更白一點，今天如果是在選舉前，政府討好民眾都來不及了，絕不會推出這種明顯向商家傾斜，但卻讓民眾不討喜的措施。

兩者間難道沒有平衡點，可讓商家、民眾都滿意？簡單的做法是，直接發消費券，而民眾如果使用消費券時若另搭配自掏腰包購物，則也可更獲得折扣優惠，優惠差額可由商家再向政府請領。也就是說政府應無條件的先給三千元，民眾可各憑能力看是否願意再多花一千元去享受優惠購物。如此一來，紓困濟窮與振興經濟的雙重目的就都達到了。

蘇貞昌拍板全球最複雜的振興方案，所謂振興三倍券，扣除成本一千元，每人實領不過二千，還不及七十美元。區區之數遠不能救急，更不能濟貧。發放時間還定在七月中，遙遠的一顆小酸梅又能刺激出多少唾液？再加上重重的限制和障礙，飽受人民怨懟。將來的亂象，也是完全可以預見，如蔡英文在馬政府時代曾經說：「排隊領消費券和一九三零年代經濟大恐慌民眾排隊領失業救濟金一樣難看。」這種不知恤民之苦的作為，就是孔子最憎恨的「為政五惡」之一的小吏刁難心態。

論語堯曰篇論及為政的五美四惡，其中四惡之一就是：「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是為有司」。明明是要賑濟或應該發放給人民的錢（猶之與人也），但還要多方設限不肯給人民方便（出納之吝），這就是公門小吏自我滿足的威權心態（是為有司）。

新冠疫情，不過是最新的一片罩頂烏雲。這片烏雲如一塊遮羞布，讓蔡政府暫時將百工百業困頓歸諸疫情。今天既然防疫有成，人民當然企盼早日全面解封。全民拚經濟救前景，才是王道；全球各國也莫不如此，台灣當然也是人同此心。

不論時中大神如何拖延解封，早晚都要掀開這塊遮羞布，原來的千瘡百孔必然更嚴重，蔡政府責無旁貸。如果主政者不能以今天三倍券經驗為鑒，仍然抱持處處刁難設限的酷吏態度，除證明民進黨除了擅長選舉和甩鍋之外，拚經濟是完全無能也無力的，這又怎麼對得起當初的八百一十七萬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