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問柯文哲，罷韓之後，民進黨下一個要打的敵手是誰？柯文哲嘻嘻哈哈說，「我推薦侯友宜」。

柯文哲嘻嘻哈哈，不表示他心裡沒嘀咕，以為自己很安全。民進黨善於「切香腸」，一段一段切下去，大選頭號戰犯韓國瑜切掉了，接下來馬上輪到柯P。二○二○大選柯文哲逃過一劫，但他放話要參選下屆總統，民進黨必定會提早打他、整他、滅他威風，不會讓他好過到二○二四變成大患。

事實上，柯妻陳佩琪連日來三嗆陳時中，連民進黨市議員都跳出來迎擊代打，批評陳佩琪有辱市府團隊形象；這些交手，就是民進黨和民眾黨「超前開打」的預演。有一說，陳時中遲遲不肯宣布防疫解封，讓民眾脫掉口罩，主要就是民進黨要推他角逐下屆首都市長，很需要這個舞台。由此看，陳佩琪連槓陳時中，絕非沒由來。

柯文哲「推薦」侯友宜出來擋箭，當然是聰明之計。一則可轉移敵人的注意力，二來可借刀殺人，在柯文哲而言，反正都是無本生意。再說，侯友宜榮登柯P「推薦榜單」，也非浪得虛名。防疫期間，侯友宜在新北幾項超前部署作為都跑在中央前面；但若以為蔡政府會欣賞地方首長如此積極有為，恐怕就想太多了。

所以，柯文哲才會很放心地說，最近自己「民調很差」，民進黨不會太在意他。其中機關，賴清德應該知之甚詳：重點不在你是好是壞或有理無理，重點在你有沒有擋路。

在美國總統川普下令驅逐具共軍背景的大陸留學生之際，蔡政府也對境外生來台喊卡。其理由，除了國際疫情外，更不諱言境外生議題涉及中港澳政治及國安考量，因此不擬解禁。陳時中原本說，由教育部決定時程規畫；後來改口說要再觀察，「很難訂下時程」。可見，疫情因素已屬次要，在兩岸敵意與國安大帽下，境外生的生涯規畫、大學的國際聲譽，甚至台灣高教產業的生存發展，都已變得無足輕重。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教育領域也受到嚴重衝擊。尤其各國封城鎖國、關閉學校的措施，不僅影響本國學生受教權，更讓許多國際學生無法到校上課，一些仰賴國際生源作為重要財源的大學都嚴重受創。國際化原是許多大學努力的目標，也是吸引國際學生的學校特色，國際人才流動更有助於全球化的融合。但在疫情影響下，國際化程度愈高的大學受創愈重，各國大學都出現了「去全球化」的現象。

川普把美中衝突從貿易戰、科技戰打到教育戰，如此極端的例子若不足為訓；那麼，澳洲作為最早封閉邊境的國家之一，國際學生一夕從搖錢樹變成不受歡迎者，其後果更值得警惕。

澳洲的國際生，尤其是以中國和印度為大宗的亞洲留學生，每年為澳洲經濟貢獻超過三五○億澳元（約七千三百億台幣）。但疫情期間，不僅亞洲留學生常遭歧視，澳洲總理莫里森更宣布，沒有財力撐過疫情的留學生應該「回去自己的國家」。澳洲媒體估計，今年澳洲教育產業收入將銳減卅億澳元（約六二五億台幣），並導致該國兩萬多個職位流失。澳洲留學市場可能因收入劇減、學者流失和國際學生不來，而永遠無法恢復。大學人士也擔心，如果今年失去國際學生，那麼第二年、第三年，接下來的幾年也都不會再有境外生來。

「斷一年，接著會斷三年」，這同樣也是台灣高教的憂慮。台科大校長廖慶榮擔心，多年累積的國際化成果將毀於一旦。台大校長管中閔也說：境外生和國外學校會用台灣在困難時期能否照顧境外生，作為判斷學校國際化程度的依據。目前國內每七位博士生就有一位是境外生，當境外生因台灣不友善的境管政策而卻步，將影響台灣學術研究人力，有些研究所部分課將開不成，有些研究將停擺，大學的國際學術聲譽和世界排名也可能下滑。

境外生來台卡關，真正原因未必是因為疫情，而是因為政治考量為先所致。教育部原規畫分階段先少量地開放，設定「疫情輕微國家」及「學位生優先」的解禁原則，本來被認為可行；誰知卻不敵高層一句「國安」考量，二萬六千名境外生來台之路就此卡住。政府所謂的「國安」考量，其實顢頇而霸道，以教育部的方案，依「少量」及「安全」原則試行，是合理的作法。疫情指揮中心提出分批、分校、分年紀逐步解禁的辦法，兩者也可並行不悖。包括境外生提出的暑假分批分校返台的計畫，根據檢疫床位數及境外生來源地疫情逐步解封，這些論理都狠狠戳破「國安」的託辭。

「小明」的故事已說明：在官員心中人道一斤幾何？至於境外生提出個人生涯規畫受挫，包括入台證到期、在台租屋到期、無法畢業、就業或升學等問題，從八百名陸生的連署信到境外生的陳情信，在國安的殘酷大帽底下，都顯得好卑微！

境外生是台灣高教發展的重要成果，此時若可以幫台灣說一個「防疫模範生，顧好境外生」的好故事，未來將可成為台灣在兩岸與國際關係的重要資產，難道我們竟要將之拋棄？疫情造成各國大學的「去全球化」只是短期現象，面對疫後的高教競爭，台灣更應「超前部署」。只因川普對大陸留學生擺臉色，蔡英文就不敢對境外生開綠燈，國家自主性在哪裡？

首先，我們不得不佩服政府的創意，從振興「抵用券」、「酷碰券」到正式定案的「三倍券」，就是絕對不用馬政府時期的消費券三字。根據行政院日前公布的內容，振興三倍券7月15日上路，每人支付1,000元購買3,000元「禮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預算總額逾500億。其運作方式分紙本、信用卡、電子票證與電子支付等四種，發放對象為全體國民加上有居留權的外（陸）配都可領取，沒有排富。但是，只限在實體店消費，電商網購並不適用。

其實，這次疫災把蔡政府在意識型態下的財經治理能力，完全暴露於民眾面前。經濟理論告訴我們，遭遇疫情肆虐，紓困應該普發現金，以補貼民眾生活急難為先；面對疫後重建，振興應該廣發消費券，以提升民眾消費力道為重。前者，行政院做得雜亂無章，終至爆發「萬元之亂」的民怨；至於後者，三倍券幾經反覆修改終於定案，但尚未上路即搞得民眾暈頭轉向，莫衷一是。尤其是該三倍券方案的複雜、矛盾以及其經濟效益的誇大不實，更引起輿論的廣泛質疑。

行政院堅持不直接發現金或消費券的理由，乃是擔心民眾會不用於消費或替代原有的消費，而致影響刺激消費的效果。這個顧慮的確存在，且也是一個棘手的困擾，但重點是三倍券的設計並未能解決此問題。從表面上看，因為民眾得先拿出1,000元來消費，政府才額外加碼2,000元，合併創造出3,000元的總消費，所以政府似乎就不必擔心所花的錢會被儲蓄起來或被拿來替代原有消費。

然而，民眾消費行為複雜多變，並不是簡單的加減算術習題而已。三倍券的發行數量，決定於民眾的購買能力與購買意願。如果民眾只需出500元換1,500元，三倍券是否會賣得更好？如果民眾用1,000元買到的是政府加碼4,000元的「五倍券」，是否民眾購票意願會更強？當然，這些變化都會牽涉到政府的預算以及其預期達成的效益。只是，我們從來沒有看到政府對這些不同的設計考量，做任何專業的分析與說明。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大約從今年第1季開始。去（2019）年第4季的全國總消費金額約為2兆5,200億元，該期間人口數約為2,360萬人，亦即疫情前台灣每人每日消費約為1,200元。由此可知，三倍券要求民眾先出1,000元，遠比民眾平均每日就會有的自發性消費金額還少，所以並沒有創造出「超額」消費的效果。至於，政府所支付的2,000元，由於金額不高，除非它只能用於非經常或必要性消費，否則民眾很容易以之用來替代其原本（二天）的自發性消費，從而亦大大削減了其「邊際」效益的發揮。這其實才是三倍券最大的盲點。

然事既至此，已難回頭。行政院應趁尚有近一個月的「準備期」，亡羊補牢做好二件事：其一，現行辦法中，有削弱民眾消費力道疑慮之不合理規定，應斷然予以廢除或修正。例如，電商網購是現代流行通路，為振興擴大消費，政府鼓勵猶恐不及，怎可以其已受益於疫情之謬論而將之排除在外。

其二，提振消費者信心是解決民眾替代性消費之最有效方法，歷經疫害創傷，民眾亟需領導者的撫慰與激勵。例如，蔡總統在三倍券實施前夕，對全國民眾舉辦一場溫馨的「爐前夜話」，並發起「全民消費救國運動」，鼓勵民眾多「超前」消費，此當能發揮預想不到的信心效果。

以民進黨政府的作風，很可能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為了國家，我們還是要說。

韓國瑜罷免案開票，結果有將近九十四萬張的同意票，超過了門檻的五十七萬票，通過罷免案，使韓國瑜成為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第一位被罷免的縣市長。

坦白講，當時韓國瑜出來競選總統，我是非常反對的。反對的理由之一就是因為他剛當選高雄市長不久，就想出來選總統，「吃碗內，看碗外」，犯了政治人物的大忌。

但是這次的罷韓案，就叫人感到十分奇怪。韓國瑜請假去競選總統，是法律所允許的。他競選期間，市府仍然照常運作，並沒有失職的問題。選完之後，他處理高雄市政，也是可圈可點。那麼為什麼非得要把他罷免掉不可呢？想來想去，理由只有一個，就是民進黨看他不爽！

自從蔡英文高票當選總統後，黨政軍大權一把抓，在罷韓案投票前兩天，蔡主席在民進黨中常會上親自「督軍」，通過罷韓聲明，民進黨長期培養的各路網軍，精銳盡出，韓國瑜當然會被他們動員出來的「投票部隊」壓制得「無法呼吸」！這難道不是先秦儒家最為忌憚的「無罪而殺士」嗎？

今天蔡英文不知道是否會感到「稱心如意」？別忘了，上次總統大選中，韓國瑜犯了許多戰略上的錯誤，但是仍然得到五百五十二萬張票。那些「韓粉」對於民進黨的「橫柴入灶」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今天民進黨的「罷韓」發起人自稱「四君子」。「無罪而殺士」的「劊子手」居然敢自稱「君子」，真是曠古奇聞！在我看來，他們的形象，看起來其實更像最近美國「霸凌」少數族群的那四個警官！

亢龍有悔。蔡英文在她的權力達到最高峰的時候，輕而易舉地用她的「綠衛兵」，拔掉了一個民選首長的職位。她在稱心得意之餘，是否有聽到那些支持過韓國瑜的「韓粉」正在哭泣著呼喊：「把你們壓在我們頸上的膝蓋拿開！」

在二○一八年十一月廿四日的時候，中國國民黨在韓國瑜這個政治明星的帶動下，壯志滿懷。那時誰會想到，二○二○年對國民黨來說是如此慘敗的一年？從年初的總統大選遭蔡英文的八一七萬票輾壓；連二○一八年獲得八十九萬票奪回的高雄執政，在六六罷韓投票也被開出九十三萬的罷免選票。經歷這一番民意洗禮，國民黨該重新思考復甦之路。

國民黨從二千年開始就如一艘迷航的艦艇，不論是兩岸、國際、還是對自己—中華民國與三民主義的認知也越來越模糊。尤其在二○○五年中國大陸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國民黨的理念論述也從曖昧轉為空洞。而一艘沒有羅盤的艦艇，到底為什麼還能持續航行二十年呢？只能感謝前人種樹，栽培了滿溢的人才庫，使國民黨在匱乏時，總能出現一人救全黨的政治明星，靠著明星光環庇蔭，讓有如行屍走肉的國民黨，一次次借屍還魂，拖著空殼苟延殘喘拖了廿年。看起來是解藥的明星牌，卻讓國民黨病入膏肓還不自知。在幾次明星被拉下神壇後，我們回頭追問國民黨的核心價值究竟為何？卻總是一陣靜默。

民進黨自一九九九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肯認中華民國正當性後的二十年，蔡政權開始揮舞國旗、公開主張「中華民國台灣」，要說這是民進黨的障眼法或是工具論也罷，現實是蔡政權的政治光譜版圖已經擴及淺藍的華獨派，而國民黨到底可以替台灣帶來什麼價值呢？當國民黨還在以「平等、自由、民主」試圖替自己找台階下的時候，民進黨也拿著一樣的號召武器，還比國民黨更願意支持「進步價值」，無論民進黨實質能否做到，但理念論述清楚、敢主張、敢表態，回頭看看國民黨還在一團迷霧中，搞不清自身定位，卻持續找尋下一個政治明星出現。

無論走何種路線，釜底抽薪之道即為以價值作為核心，國民黨可以重返捍衛以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的核心價值、抑或重新思考九二共識的存廢，在危急存亡之秋，唯有拋棄追星思維，回頭反省國民黨對台灣的價值。要說清楚，國民黨接下來對台灣有什麼貢獻？要說清楚，國民黨對台灣的未來提出了什麼願景？並且要不屈不撓地用具體的行動去積極實踐，由此才能真正重獲新生。

二○一八年，韓國瑜在一片不看好的聲音中，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代表藍營出征高雄市市長選舉。

慶富超貸案、輕軌存廢、前鎮氣爆的責任歸屬和捐款的流向、八二三雨災道路淹水問題、綠營長期在高雄執政二十多年留下沉痾的市政建設等，助長了他的氣勢；在短短三個月中，異軍突起，聲勢大漲。他乘勝追擊，在三山造勢成功和網路傳播下，成功翻轉高雄，贏回了高雄市長寶座，被塑造成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

當時他所到造勢場合，真是萬人空巷，筆者目睹他在掃街造勢活動的盛況，聲勢嚇人。

總統大選在其粉絲的簇擁推舉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不得不出來代表藍營來選舉參與總統大選。奈何沒做幾個月的市長就決定出來競選總統，高雄市民認為他吃碗內看碗外，沒有誠信，對他失望。

二○二○年總統大選碰到香港反送中的不斷抗爭，韓國瑜被認為親中，尤其他擺脫不掉的誠信問題，還有一些豬隊友及他的粉絲有一些落人口實的做法，不為外界接受。蔡英文總統在反送中的議題延燒下，占了優勢，勝過了韓國瑜。

平心而論，韓國瑜在那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他不得不參與總統選舉的使命，這也給了市民罷免他的理由，罷免案的成功再次證明了高雄是一個民主聖地，是一個多元、包容的城市。改制以來的民選市長吳敦義、謝長廷、陳菊、還有韓國瑜都不是在地人。

謝長廷競選歌曲「快樂的出航」，已航向日本當代表了；陳菊翻唱日本美空雲雀那首「孤女的願望」，請問「播田」的阿伯台北從那裡去之後，也到了繁華的台北，當完總統府秘書長了。接下來的韓國瑜，就像他的競選歌曲「舊皮箱的流浪兒」，可能要提著舊皮箱繼續流浪了。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也應驗了王貞治所說的「人生的劇本是無法預先寫好的」，祝福韓國瑜市長一家人。

中國大陸兩會閉幕，海內外新聞主要聚焦於：一、六保（保就業、保民生等）；二、未設經濟增長目標；三、軍費增長六．六％；四、決定制定港版國安法。可以看出，這是北京當局在新冠疫情衝擊及中美關係衝撞下作出的最新的、積極的回應。但這樣看，只能說是見樹了，卻未必見得了林。

從宏觀視野及歷史格局的角度觀察，二○二○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極為關鍵的轉折點。轉折，意味著三大趨勢都正在出現結構性、本質性的巨大變化：一、全球化vs.半球化；二、去中化vs.去美化；三、被動化vs.主導化。

這三大趨勢之間，又存在著相互糾結、彼此連動的關係，以致對中國、對中美關係乃至於對全球權力格局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自二戰結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中國半路插隊，一九七九年宣布改革開放，打開封閉大門與全球接觸；二○○一年中國入世，不僅中國更全球化了，全球化也因中國入世而更全球化了。但這也是全球化的歷史高點。進入新世紀之後，因九一一（二○○一）、金融海嘯（二○○八）、英國脫歐（二○一六），全球化即一再受到打擊。二○一七年川普上任後，認為美國不僅未受益於全球化反而是最大受害者，美國因此一下子從全球化的最大驅動者變成了最大的破壞者，全球化幾乎面臨著崩解的危機。所幸此時中國羽翼已豐，毅然接下全球化的棒子，但大勢已去，最多撐起半邊天，所以是「半球化」。

美國打擊全球化就是要打擊中國，一則它認為中國因全球化占了美國的大便宜；二則，更重要的是中國已成全球老二，是全球唯一能挑戰及衝擊美國霸權地位的戰略對手。所以，美國之「反全球化」，本質上就是「去中國化」，從貿易、投資、科技、產業鏈到金融資本、政府採購、科技交流等，無所不用其極地切斷與中國的關聯。中國也不得不在貿易、製造、貨幣及標準各個領域，以「去美國化」作為回擊。於是，全球化並未瓦解，而是很有可能發展成「一個地球，兩個世界」的（兩個）「半球化」。

事實上，早在十年前歐巴馬開始針對中國採取「重返亞太」的遏制戰略時，中國即意識到遲早將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攻擊對象，因而也開始在戰略上展開對沖及抵銷的布局，如一帶一路、亞投行、RCEP、中國製造二○二五，及近年來更化為積極行動的DCEP（數位主權貨幣）、北斗導航、中國標準二○三五等一系列「去美國化」的行動。換言之，中國正力求將中國在全球中的角色地位，從「被動化」轉變為「主導化」。所有這一切以及所有以上「三個化」的轉變，二○二○都是關鍵時刻。

一九七九，鄧小平決定換一條路，改革開放，是「易軌」；一九九三，朱鎔基啟動四大市場經濟改革，是「轉軌」；二○○一，中國入世，是「合軌」；二○二○，美中「脫鉤」，是「脫軌」。今後，中國要走的路，或將是「換軌」──從「美規（軌）」向「華規（軌）」轉換新的軌道。

滯留陸港澳的多名陸港澳生向我政府陳情後，返台時間依然無著，最新卡關的理由傳出是「國安問題」，此也說明，台灣防疫的邊境管制，從來就是政治凌駕專業之上。

在六月三日的跨部會會議中，包括教育部、衛福部、乃至內政部、陸委會等專業與主管部門都傾向可以少量、分階段的讓境外學生返台，尤其又以應屆畢業的學位生為優先，但會上傳出某單位出席代表提出幾點問題，本案又全盤卡住。

該代表的問題是「放誰進來？怎麼放？一次放多少？」但這些細部規畫早已經各大學與教育部多次磋商：學位生優於交換生，畢業生優於低年級生，已控制疫情的國家地區優於仍在發展中者，再視各校宿舍容量分批接納境外生入境後隔離，名單由各校篩選後再由有關單位核可。

在全球許多已控制疫情（甚至疫情還在發展）的國家陸續解封下，台灣依舊進行嚴格且有差別和針對性的邊境管制，唯一的解釋仍是政治考量。

台灣反中氣氛高漲，陸港澳生居多的境外生，即使已有多個部會願意幫忙解套，但只要碰到「國安問題」就無解，原本傾向開放的部會代表也擔心變成「陳明通第二」（陳明通「小明的故事」被打臉），只好不吭聲。

因此，陸生即便寫了「卑躬屈膝」的陳情信，恐仍難撼動少數鐵了心的官員與反中民粹。

但他們的訴求是合理的，他們繳了全額的學費、房租費，卻不能完整受教，不能入住，畢業生不能回來處理宿舍私人物品，即便他們願意負擔隔離費用也不行，即使他們所在的地區已連續二個月無新增確診病例，也不被相信。

歸根結柢，兩岸關係不好，陸生就被當成代罪羔羊，反中的箭靶就會射在他們身上。

有陸生難過的說，他們不是中共，他們只是學生，學習自己喜愛的專業，但卻承擔許多政治問題，很多台灣同學、師長常問他們「大陸為何要打壓台灣？」

他們夾在中間很為難，也無法回答，那些周遭鄙視的眼光，讓他們情何以堪。

許多陸生對台灣是抱著憧憬才來的，前輩們描述著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教科書上寫著阿里山與日月潭的美，才想來台灣看看，但疫情沒有拉近兩岸的距離，反而愈推愈遠。

這些來台陸生現在多數還不是共產黨員，未來卻有可能會加入共產黨，成為各地的黨政官員，台灣不利用現在與他們交流，維持友善關係，等他們未來成為中共黨員後，他們回憶起曾經在台灣遭受到的歧視對待，恐怕讓他們對台灣也不會有太多好感，台灣不能廣結善緣，未來是好或壞恐不辯自明。

新冠病毒肆虐，線上數位課程一夕間爆發性地成長，附帶應被關注的，則是校園智慧財產權議題，但著作權人到底願不願意提供合法授權機制，是問題之核心。

每學期開學時，教育部都會函轉教科書權利人團體來函給各大學，要求師生合法使用教科書；每年的教育部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跨部會諮詢小組會議，權利人團體也都提案要求教育部應清查各校數位教學平台上的非法內容。

數位網路時代，紙本教科書已跟不上線上數位學習環境。校園實況裡，教材來源多元化，教授常指定多本教科書中之特定章節或單篇期刊論文，做為課程教材或閱讀資料，並善用數位教學平台，方便同學學習，不獨鍾特定一本紙本教科書，而這也引發智慧財產權議題。

本人多次在教育部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跨部會諮詢小組會議提案，建議智慧財產權人應建立單張（章）利用之合法授權機制，才有立場要求各校數位教學平台應使用合法內容。可惜出版社很多只是原文書代理商，沒有授權權限，或不願與作者重新洽談線上閱讀授權條件，或堅持要賣整本紙本教科書，擔心單張（章）授權會減損既有利益，始終沒正面回應，而教育部也僅納入後續研究，沒有積極協助作為。

當CD的單張銷售已被線上串流單曲付費收聽所取代，若出版社仍堅持賣整本紙本教科書，不願面對單張（章）線上閱讀授權利用之需求，可以想見，師生只能被迫以「自己想辦法」的方式因應，這對著作權人、利用人及大學教育而言，都是三輸的局面。

疫情嚴峻的環境，師生以線上課程突破教學與學習限制。出版社在網路時代，也應勇於面對單張（章）線上閱讀授權利用之需求，才能因應紙本市場蕭條的危機，再創新藍海商機。

司法院即將大幅增員最高法院，新增廿二名法官，終審法院員額破百，舉世唯一！司法院理由是：最高法院廢除限量分案，必須增加員額，才能消化累積案件。但限量分案是最高法院發明的陋習，他們長期享受於法無據的黑箱特權，直到鬧出分案霸凌的爭議，不但沒有任何問責，司法院竟挖肉補瘡，用掏空基層來擴編最高法院。這算哪門子司法改革？

對照司法院不久前的宣傳，為避免終審法院見解歧異、無所適從的亂象，創設「大法庭」強化統一見解的功能云云。言猶在耳，如今卻又大幅增員最高法院，製造更多的歧異見解，簡直莫名其妙！樹大必有枯枝，人多必有白痴，顯然司法院根本不在乎最高法院的臃腫肥大，才會提出自我打臉，前後矛盾的司法政策。

蔡總統召開司改國是會議，按照司法院的宣傳，迄今已制訂憲法訴訟法、勞動事件法、被害人參與訴訟、再審言詞審理、設立商業法院等。這些採取「加法」思維的改革政策，必然增加基層法官的負擔，但司法院無視於此，反而採取「掏空事實審，膨脹法律審」的人事政策，可見分封賞爵，百官簇擁的美妙感覺，仍是政客無法抗拒的誘惑！

司法院面對輿論抨擊司改無感，對策卻是濫授名器的官位大放送。奇怪的是，雖然此舉明顯「掏空基層，膨脹高層」，但是法官同僚鮮有異議，因為它正好迎合法官群體飢渴難解的升官欲望。未來，「法官喜孜孜，院長笑呵呵」，應該就是法界和樂融融的溫馨場景。至於「百姓苦哈哈」的憂慮？那種掃興的酸言酸語，不必理會。此外司法院網站宣傳建立金字塔的訴訟體系，這種「桌上畫畫，牆上掛掛」的文青語言，也該卸妝下架。都大剌剌地搞成靈骨塔，還鬼扯什麼金字塔！

話說回來，面對最高法院限量分案闖的禍，在不增加員額下，應如何解決？其實，最高法院正應藉此建立終審法院的審查模式！終審法院重在法律規範的抽象審查，因此不必要，也不應該沿襲事實審的調查密度，執著於個案枝節的鉅細靡遺，錙銖必較。既屬抽象的規範審查，重點在於針對原審判決的理由構成，思考規範目的、探討法理論述、區辨差異標準和比較外國法制等，這才是終審法院應有的高度！要改變的是審理模式，不是增加員額！因循舊例調卷審查的必要性，都應大幅檢討。如果屬於事實調查疏漏，導致法律判斷錯誤，一方面已經修法放寬再審事由，另方面則應建立對事實審的問責機制。唯有如此，才能落實各級法院職能區分，督促事實調查的縝密翔實。

甘冒違憲爭議「再任」大法官的司法院長，懷有崇高理想，不畏艱難；燃燒青春，致力除弊的司改先鋒，擔綱重任後實踐昔日願景，重塑價值。可惜，一切都是幻覺！所以只能投書來向想像的美好時代告別。我在想，如果能對司法官員投票罷免，他們還敢這樣嗎？

倒是可以預告，按照司法院這種人事政策，蔡總統未來的司法改革，保證失敗。或許現在就該提早籌畫新的司改會議，不如取個炫目的名稱，就叫「全球司法改革會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