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被高票罷免，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欣喜若狂，總算除去了九合一大選讓民進黨潰敗的眼中釘。經由此役，也證明民進黨的政治霸權已無與倫比。

曾是民進黨一員的民調專家游盈隆說得好，民進黨最無法容忍韓國瑜的，不是他參選總統，而是他「偷竊」了民進黨的起家厝─民主聖地高雄，「讓民進黨顏面無光」。亦即，讓民進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無關政績，也無關韓國瑜是否中途落跑，而是他揭穿了國王新衣的真相，讓民進黨丟了面子。

經過此役，顯示民進黨要誰下台，誰就得膽戰心驚。台北市長柯文哲擔心，他和侯友宜會成為下一個目標，其來有自。民主政治貴在制衡，是責任政治；但民進黨卻一步步變成「霸權政治」，兵鋒所向，無人能擋。這對台灣民主是利是弊，一目了然。

這個綠色霸權帶來的，還有另一個與民主相反的價值─霸凌。罷韓後，高雄市議長許崑源墜樓身亡，民進黨議員梁文傑公開嘲諷他「賭很大」，綠營支持者各種尖酸刻薄言論如「雙喜臨門」、「買一送一」之語充斥網路，令人不忍卒睹。掌權者對此無隻字片語節制或譴責，顯然把「霸凌」當日常，到沒有人性的地步。

罷韓是民進黨的勝利，卻非民主的勝利。民進黨的霸權，不是深化民主，而是把政治當成霸凌工具。綠營常把國民黨下台歸功於選民「覺醒」，但今天看來，選民到底是覺醒，還是昏睡了？

高雄市長韓國瑜遭罷免後，隨即傳出高雄市議長許崑源墜樓身亡。一天之內，國民黨在高雄折損府會兩員大將，這不僅是黨的挫敗，也是黨主席江啟臣領導威信的嚴重折損。罷韓前夕，王金平透露獨派大老辜寬敏建議他組「台灣國民黨」，語帶玄機；罷韓之後，立即有台東縣議員陳宏宗宣布退黨。這些，在在打擊國民黨的士氣。

韓國瑜二○一八年在高雄捲起的庶民旋風，曾吹動藍營十五縣市長的意外勝利；但他輕率投入總統大選，卻造成黨內「庶民」與「菁英」的對立，自己最後也落得兩頭皆空。兩年的情勢逆轉說明：打仗需要英雄豪傑，但政黨經營卻需要更細密冷靜的組織運作，才能發揮全方位的攻守部署。這次韓國瑜選擇「低調」因應罷韓，和他大選時發動民調「蓋牌」策略一樣，都是孤注一擲的錯誤戰略；但黨中央未能從側翼助攻，也跟著錯上加錯。

江啟臣三月擊敗郝龍斌當選黨主席，顯示國民黨內對於「世代交替」之迫切，已有深刻認知。年輕世代在大選中力挺蔡英文，他們不只在網上積極討論參與，甚至熱烈相偕前往投票；這些，和國民黨過去熟知的選民投票行為已大不相同。江啟臣在這樣的氛圍中當選主席，積極推動黨內各項人事部署的年輕化，並延攬□熟網路行為的專家出任「數位行銷科技長」，都是重要的變革工作。

然而，除了推動人事年輕化和組織精簡，江啟臣在國民黨一些迫切的大整合工作上卻缺乏進展，或者他根本未意識到這些議題的重要性。也因此，國民黨的在野制衡角色，目前似乎更固著在對民進黨的日常施政批判層面。問題是，面對蔡政府完全執政的霸道態度，往往只有「狗吠火車」的作用，卻無力改變現實。簡單地說，國民黨如果無法對民進黨作更深的揭弊調查，或結合民間團體對社會不公現象作更有效的揭露，國民黨的在野制衡只停留在「口頭批判」的層次，並無助大眾覺察民進黨的自私與顢頇。

目前看來，國民黨欠缺的內外大整合工作，可從三個方面討論。第一，黨內的跨世代、跨階層整合：黨內人事的年輕化，不一定要以世代切割為代價，而應該結合不同世代的價值和眼光作最佳之運用。這次總統大選，民進黨催化了台灣社會的「世代撕裂」，讓許多熟齡人口感到失落，這點國民黨應有著力空間，不要讓一個努力的世代遭到否定。同樣的，江啟臣推動黨政年輕化，也可能讓許多忠誠老黨員感到被疏遠；這些疏離感，有必要設法彌合。許多國民黨退休政務官各自擁有其基金會，若能結合這些人力物力共同投入台灣的公義議題，打破菁英、庶民之限，必能使國民黨的政治關懷被公眾看見。

第二，政策論述的社會整合：藍營總統大選失利，除了候選人本身因素，主要敗在兩岸政策擱淺在國際政治現實的礁岩上，進退不得。國民黨要如何擺脫此一困境，迄今因內部意見各異而無法討論溝通；解脫之道，應該是邀請社會有識之士共同參與，必須有效區別出階段性目標、戰略性論述及終極性理想，才能與社會有對話空間。黨內打破腦袋也解不開的難題，不如多傾聽外界意見。

第三，政治行動力的跨界整合：在民眾黨、時力等小黨競起的情況下，國民黨必須廣伸觸角與不同的公益社團接觸或結合，開發更有深度或具時代意義的議題，才能爭取更多的社會認同。一些社運團體成為民進黨的附屬勢力後，社會監督力量明顯退化；國民黨作為在野黨，有義務幫助弱勢發出聲音。

國民黨每一次挫敗，都是因為與社會脫節，或遺忘了關注民眾的利益。謝立功或陳宏宗退黨，王金平想要另組政黨，其實皆不足懼。更怕的是，那些身在國民黨、卻心不在此的人。

過去20年來，全球生產鏈不斷拉長、深化，台灣善用並安享這樣的局勢，至少都能維持一定榮景。如今全球生產鏈面臨解構衝擊，儘管台灣實力仍可能在新供應鏈中維持存活，但積極的經濟對策必須設想更多元的布局、更廣泛的國際連結、更直接的市場掌握，才能在後疫情時代有更寬廣的揮灑空間。

這其中，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 SI）的加速與強化應該是未來經濟政策的主軸，透過系統整合輸出來取代過去在生產鏈中的單純供貨角色，不但是面對全球經濟變局趨利避害的必要舉措，更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指引。另一方面，新南向國家在未來全球生產鏈中必將有舉足輕重地位，也是政府籌謀已久的生產基地與目標市場，無論考量趨避風險或擴大合作，都必須更積極經營。

事實上，過去中、日、韓各國以系統整合輸出模式開發新南向市場已行之有年。「公私合作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投資帶動輸出」模式是目前掌握系統整合輸出開發中國家商機的主要模式，中日韓各國即常用此模式來開發當地市場，並形成規模經濟。可惜的是，台灣的系統整合商多屬小規模，也多只能成為第二包或第三包之委外廠商，能發揮的價值有限。

培養具規模的系統整合廠商本是蔡政府的經濟目標之一，但幾年下來成效還屬有限。在承平時期，系統整合的重要性不易凸顯，但面對變局，這個目標只能加速落實。要能發展系統整合輸出，幾項條件必須落實。首先是借重國際合作與國際經驗，例如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是日本對外實施政府開發援助 （ODA）的主要執行機構，藉著補助、投資與融資協助東南亞及南亞各國完成基礎建設、規劃工業區，絕對是值得台灣取經甚至合作的對象。其次，政府必須開始籌組建構優秀的系統整合國家隊，以克服個別廠商經濟規模過小與資金不足的問題。

上述兩個條件只有政府能扮演角色，而且其中最關鍵在於資金。台灣沒有像新加坡淡馬錫一般的國家主權基金，也沒有像日本JICA一般資金充分、對外投融資的方便，過去在執行新南向政策時本就已感到吃力。如果系統整合輸出新南向國家是重要的政策目標，政府最好的選擇就是善用國發基金，讓國發基金發揮以錢帶路功能，協助系統整合國家隊順利布局國際，迅速累積經驗並成長茁壯。

國發基金因資產屬於全體人民，過去在運用上的規範與限制頗多，往往不能發揮即時配合政策或經濟局勢變遷之效。

國發基金過去主要是以投資國家經建計畫中之重要生產事業為主，但對於產業發展所需的國際併購、資產或技術蒐購、海外生產基地投資等國際日益活絡的項目，卻往往缺乏積極主動作為。在台灣沒有國家主權基金的情形下，國發基金實在不應自我設限，應該有更多主動積極的作為。

面對全球後疫情時代新經濟，對台灣是危機也是轉機，端視我們掌握契機轉變自我的決心。

事實上，台灣沒有太多選擇。想要偏安於不確定的未來全球生產鏈，風險太大。透過公私協力來打造系統整合國家隊才是可長可久的「振興」經濟政策；讓國發基金走出國門，帶動系統整合輸出，更是一個一石兩鳥的國家發展策略。

勞保基金只能再撐六年，因今年投資失利時間可能更短，民進黨政府不得不做些「改革」了，為勞保尋求續命仙丹！

勞工保險投保人數超過一千萬人，是軍公教退撫人數的十六倍，財務窟窿又遠大於退撫基金，破產時間也最為急迫；因此，只要勞保沒有改，「年改」就等同於沒有改革。因為改了勞保，其他退休制度才有比較基準；可是民進黨先改了軍公教，不僅是亂了套，且沒有多大助益。

可是，改革勞保談何容易？勞工只要被剝奪，就會豁出去的。蔡政府在第一任時就宣稱一年內完成改革，當時筆者就算定，只會挑軟的來改；因為早有蛛絲馬跡可循。

話說二○○七與二○○八年間勞保修法改為年金制，將原本精算報告所提出一點一％的給付率兩次提升到一點三％與一點五五％，就已經種下勞保的財務危機了！兩黨都挺不住勞工的壓力，討好了當下卻犧牲了未來，正是藍綠的共業。

毫不意外，勞保年金化上路不到十年，基金即走向入不敷出。二○一二年行政院即邀請了地方政府代表進行了數次會議共商修法，著手處理勞保財務。當時討論若在勞保條例中增列「政府應負最後支付責任」，政府則需找到財源，才能每年編列數百億預算挹注到基金中；此外，還需要調整保險費率與給付率，勞工將會多繳少領。當時金融海嘯陰影未去，在實務上該怎麼做才不會造成重大衝擊？勞工又會如何反應呢？

於是，先提振經濟並將薪資水平拉高，政府才有錢挹注，勞工若增加薪資，多繳保費才不會有壓力，這應該是勞保改革的前提；還好當時距離破產時間有十五年，應該來得及。沒想到，當時在野黨見縫插針，大事宣揚勞保會倒，國民黨無能拿不出辦法，接著將矛頭轉向軍公教，大肆批判年終慰問金與十八趴。當時最需要的是共體時艱，卻成為某些政治人物的籌碼，更重要地，錯失了改革的時機。

時間很快過了八年，勞保破產時間更迫近了，而民進黨仍沒有作為，如今要改革困難度更高！更沒想到，新冠病毒肆虐，經濟必然也會受波及，就算政府緊急挹注資金，兩百億有用嗎？還抵不過今年投資虧損的十分之一！那怎麼辦呢？筆者提出三項改革措施，希望能為勞保延命十年。

首先，政府考慮將標準薪資的計算從最高的六十個月延到一二○或一五○個月，對財務幫助有限；何不一勞永逸，採工作期間所有投保薪資的平均，但必須調整幣值，這是最公平的做法，而且也可以減少「低報」現象。

第二，雇主負擔受雇勞工保費的七成調降至六成，雇主負擔減輕之後，自己的保費就應提升到八成；換言之，以職業工會身分投保，保費由政府補貼四成降為兩成，每年可節省五十億以上。如此可減少「人頭」現象的歪風，有助人數回流至國保。

第三，投保薪資上限掀頂，將現在的四萬五千八百元調升到平均薪資的一點五倍（約七萬元）。那麼，勞工的老年給付即可提升。

這三件事情需同時進行，前提是提升薪資。試想，月薪若調升五百元，勞工保費負擔調至三成約需多繳一百元，勞工應會同意，雇主可將減少負擔勞工的保費移轉至掀頂部分，同時政府也能省下補貼雇主與職業工會兩成的保費。最重要地，勞工的退休給付，不會因改革而少領。

（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高雄六月六日那頁，台灣民主政治光譜有了嶄新一頁；同時也是「三個遺憾」民主。北漂青年依然在窮忙台北都市裡水深火熱，誰是被害者？

遺憾一，庶民想要事情真相。最近Netflix推出八集的《誰是被害者》和《做工的人》台灣影集引起廣大回響，兩部故事主軸軸線圍繞在庶民生活百般不耐。《誰是被害者》讓觀眾的心懸在生命與道德的鋼索上盤旋，急著想找出真凶，卻又怕承受不住太殘酷的真相；現實是：蔡政府司改遺憾，小燈泡案判無期徒刑，殺鐵警李承翰一審無罪。四年前蔡五二○就職演說中承諾強化社會安全網，要「積極把破洞補起來」變成遺憾。

遺憾二，北漂青年在意窮忙族和購屋租屋房價居高不下，民生物價追不上薪資，廿二Ｋ「只提高到二三八○○元」也是何其荒唐的經濟改革。多數北漂青年在圍籬城市裡宛如《做工的人》埋頭苦幹，不被尊重、不被加薪；北漂青年如工地現場的寫真，做工的人雖憨厚樂天卻悲喜交雜，在檳榔與保力達Ｂ的混合中，交織著從四面佛到養鱷魚的城市「發財夢想」，北漂青年多數感同身受。

遺憾三，北漂青年如同做工的人想要「活下去」，在後疫時代社會叢林法則考驗下，低薪、沒房、沒背景，誰能幫青年實現人生夢想？

罷免之後，社會激烈上演「復仇者罷免」。蔡政府在立院、高雄政治板塊挪動恢復「贏者全拿」局面；下流世代，窮忙北漂青年的未來機會與困境，誰是最大政治受益者，誰又是被害者？國民黨若還不知北漂青年「怨念」，亡黨危機恐不遠；社會「怨念」蔡當局「想想」深思！

非裔男子佛洛伊德死亡引發的全國示威活動，已進入第二個周末。隨著示威目標從反對警察暴力，升高至追求整個社會體制的族群正義與平等，示威規模愈來愈大，群眾也日益理性平和，看來美國這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群眾社會運動，可能對族群關係帶來根本性改變。

這些年來，當我上課談到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分配不均的兩極化問題時，中國學生往往會問我：「美國呢？」我的回答是黑白之間的種族問題。世界上大多數社會都有種族問題，但是美國的黑白問題是一個因為背負著四百年歷史包袱，在社會、經濟、政治各個面向產生的結構性問題，所以美國的黑白問題和以移民為主的拉丁裔和亞裔有關的種族問題不盡相同。

美國在南北戰爭結束後，從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年間，陸續通過了憲法第十三、十四及十五修正案，廢奴、使非裔美人成為公民並享有同等法律保障的權利，以及禁止在選舉投票上的種族歧視。可是這些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一直到整整一個世紀之後，也就是到了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一九六○年代才真正落實。譬如一九六五年通過的投票權利法案，真正掃除了主要是在一些南方郡縣對於非裔美人投票權利的諸多限制。

歷史的長河在北美大陸緩緩前行，花了兩個半世紀從蓄奴走向廢奴，又花了一個世紀，洗刷了對於非裔美人公民政治權利的種種限制；之後又過了半個世紀，美國社會今天正在面對非裔美人在司法、社會以及經濟各個領域所面對的困境。

我們要問非裔美人爭取族群正義與平等的道路為何如此漫長？今天在美國全面展開的群眾社會運動是否又會成為歷史的另一個轉捩點？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世界上任何族群爭取平等待遇的抗爭之路俱屬艱辛，但是非裔美人因為在人數上居於少數、在經濟上又處於劣勢，不像過去南非的黑人雖在經濟上處於劣勢但人多勢眾，或馬來西亞的華人雖然人數較少但在經濟上有一定的優勢，更不像在台灣過去威權時代爭取本土化與民主化的主要族群，不論在人數上或經濟上都有相當優勢，所以非裔美人在這條路上走得格外辛苦。

不過今天席捲全美的示威活動，不論就質與量來看，都和過去的類似活動不同。就質來看，許多從全國到地方的官員、民代、公民團體、媒體、知識分子、學生，甚至一些成為抗議對象的警政單位，不分種族顏色都對和平的示威活動表達支持。從量來說，從大城到小鎮，甚至許多社區，都有各式各樣的示威活動，參與民眾也是以白人為主的各個族裔年輕人，甚至許多青少年和幼童也和父母親一起參與。

就如美國小說家詹姆士．波爾溫所說：「不是每一個面對的問題都可以被改變，但是只有被面對的問題才可能被改變。」作為具有高度反省能力的自由開放社會，美國正在嚴肅地面對族群正義與平等的問題，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前行 。

二○一八年，高雄市民以八十九萬張選票告訴執政二十年的前執政團隊，不願再把高雄未來繼續交付；二○二○年，高雄市民再以九十四萬張選票告訴執政一年多的執政團隊，拒絕回收那年得到八十九萬人的託付之後數月卻想當總統的市長。高雄市民用選票強烈表達我們要一個願全心全力為高雄做事的市長。

綠色執政，高雄市的停滯我見證了。韓市長的路平專案，讓肺部腫瘤切除一片肺葉的我很有感，因為上下班要咬牙忍痛騎機車經過的路不再顛簸；不久後韓市長接受徵召投入總統大選，又讓我的左胸口疼痛起來，那是對政治人物漠視誠信的疼痛。

一年多的藍色執政，我看見高雄比以前好，但我仍然必須接受更多高雄市民的感受。

罷韓成功，高雄值得驕傲嗎？我並不認為。當我們拒絕回收去選總統的市長，卻只能從他所屬的那個為部署總統大位摒棄市民託付的藍色政黨，或執政廿年卻無法帶領高雄進步富足的綠色政黨裡「回收」一位市長，史上首次直轄市市長罷免，是不值得驕傲的。

誠徵非藍非綠的市長補選人，來為有骨氣有行動力的高雄打拚！

六月七日起，全台防疫大解封，民眾搭乘雙鐵、捷運、公車只要能維持社交距離，也能脫下口罩，讓緊繃許久的防疫生活「喘口氣」。還有台鐵列車長說，巡車時看到久違的旅客「大嗑排骨便當」風景，感到很熟悉。

解封後的防疫新生活，正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正讓我們的生活恢復日常。

台北車站大廳亦然。解封首日適逢周日，黑白相間的棋盤格地板上，再現民眾三三兩兩休憩的風景，不管是台灣的朋友，還是飄洋過海來台謀生的移工朋友，大家輕鬆自在、無拘無束，各自或坐或站談天說地。而這本來就是疫情前北車大廳的日常，很熟悉，只不過多了保持社交距離或戴口罩二選一的防疫原則。

北車大廳看似隨著疫情解封回到日常，但只是過渡期。台鐵日前規畫北車大廳解封後禁坐，引發外界「紅龍事件」再起的質疑，但也有不少民眾認為有礙觀瞻、影響旅客動線，正反爭論讓台鐵頭痛，台鐵目前仍正在研議解套方案。未來北車大廳能否恢復過去大家熟悉的日常，還是未知數。

根據台鐵當初規畫禁坐理由，其一原因是「擋住購票動線」。但台鐵統計，去年北車每天平均有十二萬多人進出站，僅五千餘人透過大廳櫃台購票，推估與旅客多使用電子票證、網路購票有關，且無論是高鐵、捷運轉乘，幾乎都在北車「地底」完成，每天穿越北車一樓大廳購票人相對少。

再看現地環境，多年前改裝後的北車一樓，四面各式店家進駐，各有動線可逛可走，旅客其實並非只有中間大廳可走；對要穿越對向民眾來說，大廳也許是捷徑，但絕對不會因有人席地而坐擋住去路後就無路可走。

台鐵以擋住動線作為禁坐理由，顯然不充分。

指揮官陳時中在解封首日登上台北一○一大樓觀景台，他說，各項管制措施解禁後，逐步回歸正常，希望民眾維持防疫新生活，看得更高更遠。

防疫新生活讓大家可暫時脫口罩喘口氣，北車身為全國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大廳何嘗不也是旅人、異鄉人能暫時喘口氣的城市空間。短暫休憩後，下一站幸福。

防疫要保持社交距離，但是，包容和多元的普世價值不該有距離。也許最該解封的，是潛藏在無意識裡的歧視與偏見，台鐵新方案應該「看得更高更遠」。

選舉結果本就有輸有贏，但只想贏只能贏不可輸又輸不起的民進黨，以不公不義的手段，把院轄市地方父母官毫不留情一路追殺到底的報復行動，很可能給往後台灣各項選舉投下未爆彈；只要候選人不是同志，而是其他黨派的人當選，都可以假借任何不爽理由把他消滅，換上自己人上台才心甘情願。

我們曾引以為傲為榮的民主，就這樣被蔡政府團隊吃乾抹淨，那以後誰還會相信選舉公平公正公開的正當性呢？

民進黨口口聲聲說愛台灣，卻把台灣處境帶向危險邊沿，猛抱老美大腿，對日本諂媚，還一再挑釁中共，使兩岸如今似冰河時期，把台灣經濟搞得亂七八糟，每況愈下。高雄市明明是一顆明珠，在民進黨執政廿多年後，變成又老又醜又窮的地步，還在陳菊當市長任內，負債三千多億。為什麼後代子孫要無辜背負龐大債款來面對他們沉重的未來？

台灣在新冠疫情防疫上得到國際的肯定，並捐贈歐美多國口罩等防疫物資，獲得掌聲。正當歐美各國紛紛有限度解封之際，疫情正重擊我邦交國聚集的拉美地區，日前我一名駐宏都拉斯外交官確診，更顯拉美疫情的嚴重性，所以我政府應加大對該地區的防疫援助，以展現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

拉美官方確診人數已超過一百廿萬人，而實際數字無法得知，究其原因不外乎醫療檢測和通報體系不健全，以及威權體制的刻意隱瞞。例如我邦交國尼加拉瓜官方和該國人權團體的確診數字竟有十倍之差距。其次，巴西的確診人數已突破六十九萬人，僅次於美國成為全球第二，但該國總統波索納洛依舊不改其輕忽的態度，巴西衛生部網站甚至將疫情統計數據全刪除。雖然墨西哥、厄瓜多和阿根廷等國的確診人數相對較少，但醫療體系已不堪負荷，醫療物資又欠缺，急需外界援助，這些困境也包括我邦交國。

宏國、瓜地馬拉及海地，是我邦交國確診人數最多的前三名，病例數都在千位數，但醫療體系不足，經濟情況不佳，社會發展有限，所以真實的確診人數應不止於此，更需外界關注。我國雖已啟動第三波國際抗疫人道援助行動，其中提供我各邦交國一○九萬片口罩，但卻遠不及對美國一個州的捐贈數量，看在友邦眼中，恐不是滋味。

美國的拉美專家在評論新冠疫情對該地區的影響時，幾乎都會提及中共的角色，特別是對我邦交國的工作。中共從三月中開始大量對拉美輸出醫療物資及技術援助。華為是擔任前進我邦交國的前鋒，以科技資源支援瓜國；巴拉圭政府冀望台灣的幫助，但該國「農業聯盟」從四月中即開始不斷以信件連絡大陸外交部及其駐巴西大使館，請求物資援助；海地總統更直接到機場迎接從大陸採購的物資。上述發展對台灣鞏固邦交有一定的影響。

今年有拉美十國（其中九國為非邦交國），七十一名「福爾摩沙俱樂部」友我的國會議員致函世衛秘書長譚德塞，呼籲正視台灣加入世衛組織的正當性及急迫性。對於他們的相挺，台灣除了感謝與珍惜外，更應該提供實質的協助，以凸顯「台灣正在幫忙」的價值，同時也是對我駐外人員、僑胞和當地民眾自助助人的關懷。

今年統測報考人數銳減快一萬人，這是一件大事，可是我做了一個測驗，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統測為何物。統測是技專院校的入學考試，有這麼多人完全不知道統測是怎麼回事，可見得社會不重視技職教育。我們不能說這種銳減是因為少子化引起的，但政府絕對要負相當重的責任。

在教改的過程中，過去我們引以為傲的專科學校幾乎都不見了，最可惜的是台北工專。既然政府決心要消滅專科學校，青年學子當然意識到技術不重要，而紛紛想讀一般大學。

我們國家仍然希望有製造業，沒有一個國家完全沒有製造業，但任何工廠都需要相當多的技術人員。以裝配噴射機為例，總不能所有人員都是工程師，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技術人員。除此以外，大的工廠需要配電，配電絕對是非常專業的，工業配電就更加專業，如果沒有技術人員，製造業絕對不可能存在。

我國工業正走向精密工業，精密工業需要很多很特別的技術，比方說銲接。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無縫銲接，無縫銲接相當不容易，但仍要由技術人員執行。精密工業需要精密的研磨技術，精密的研磨更需要很高級的技術人員來做。

在德國，精密的引擎上除了有公司標誌外，還有技術人員的名牌，這充分表示德國是重視技術人員的。

很多年輕人對製造業有一種印象，就是工作人員是黑手，這不完全正確。現在很多工廠生產的是精密儀器，這些儀器工廠都非常乾淨，有的還要在無塵室中完成。可惜宣傳不夠，我希望機械工業能努力地將形象改好，以吸引年輕人來做技術人員。

問題是，政府似乎完全不了解工業技術的重要性。政府只會呼打高空的口號，比方說，最近政府所推行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是(1)資訊及數位、(2)資安、(3)生物和醫療科技、(4)航太和國防、(5)再生能源、(6)關鍵性民生戰略物資。看了這些耀眼的項目，大家一定會覺得我們能做到嗎？

就以生物和醫療科技為例，政府不妨看看全國大醫院中所用的醫療儀器有多少是國產的？醫療儀器都是非常精密的，這些醫療儀器都出自歐美日大公司，這些大公司裡面絕對有相當多的技術人員。最令我失望的是，政府提到國防工業。國防工業包含所有的工業，而且現在國防工業也非製造普通的槍砲，絕對需要非常精密的零組件，這些零組件也都是由技術人員做出來的。

如果政府仍然只會打高空而不知道工業基礎技術的重要性，技職體系學校會越來越困難，工業升級就絕無希望，國家的競爭力會越來越有問題，經濟也不可能改好。這次統測報考人數的銳減，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

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通過後，民進黨盤算著韓國瑜是否提出罷免訴訟，再決定由誰代理市長，並傳聞已有多位可能人選。其實，行政院若依《地方制度法》的規定辦理，就沒那麼多政治算計的空間。但從陳水扁總統執政開始，已將「派員代理」違法運用成「政治任命」，而現今民進黨正沙盤推演代理市長人選，恰可說明在此玩法弄權的原因。

首須釐清《地方制度法》所定的「派員代理」和「政治任命」不同。政治任命是指政府有權者依據法律之規定，使某位人民成為擁有政府權力的政務官，而「派員代理」則是指政府有權者指派機關內的屬員，以其現有的官職身分，再去暫時兼任代理另個待補實空缺的職務。

高雄市長是由選舉產生，法律規定市長去職時由行政院派員代理，一因代理只是暫時性的權宜措施，二來行政院是以直轄市自治監督機關的立場，在未完成市長補選或依法不必補選時，「代管」地方自治行政。因此，代理市長代表行政院暫時代管高雄市自治行政，先決資格應具行政院官員身分。

民國八十八年以前，縣市長去職且所遺任期不滿一年不需補選時，自治監督上級機關的台灣省政府，通例是派省府（政）委員兼任代理縣市長。台中市長自民選至八十六年，曾有五次省府派省府（政）委員兼代市長的情形；其中，原省府糧食局長林學正更在改任省政委員後，再派兼代台中市長。

民國九十三年屏東縣長蘇嘉全辭職赴任內政部長，原政務副縣長吳應文依法辭職，但他後來卻以民眾的身分，經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縣長。事實上，吳應文辭職後就不是官員，擔任代理縣長是違法的「政治任命」。從這時期起，派員代理被違法轉換成政治任命，民進黨兩次中央執政迄今，已出現過八位違法政治任命的代理地方首長。

地方民選首長的權力來源應是住民選舉，若政院指派代理人選須經市議會同意，此尚較符合地方自治原則。然而，目前地方民選首長去職所遺任期不足二年無需補選，已為民進黨善加運用在政治布局上，這也是違法用政治任命取代派員代理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