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要求民進黨對抗腐化，話才落地，裸退的前秘書長羅文嘉便隔空敲山，直言民進黨有些處事界線超過其理解，「遲早要出事」。羅文嘉居江湖之遠，卻非鄉野說書；最近在全代會角力場上，「卓羅體系」發揮關鍵作用，替他聲稱的「黨內正氣」爭到貯氣槽。

卓榮泰與其任內提名的不分區立委，加上臨時成軍的連江縣黨部，組成新的「卓羅體系」。這支政治槓桿，突擊破壞英系大將陳明文的中評會主委夢想，還助泛新系增加中常會席次。小英精心配比的派系平衡，冷不防被這支小槓桿改變地貌；仗勢蔡總統的權力暴發戶因而揚言：「泛新系與非新系終須一戰」。

外界質疑卓羅投身新系側翼，羅文嘉稱，他只是回應舊友後進對黨職選舉「應抑制哪些力量」給些意見，以保存民進黨的「元氣與正氣」。話鋒藉正指邪，三言兩語為後蔡的綠營權力版圖畫出楚河漢界。

羅文嘉不慍不火，令人想起卓羅在蔡賴之爭堅持程序正義，飽受英系海派霸凌。當時羅與陳明文中常會對槓，「出去外面講」；這一出去，竟走到全代會較量。「正氣」之說，浮現從總統初選到權力接班的刀光劍影。

所謂「正氣」，像在剪貼十一寇歷史：新潮流切割貪扁，再助蔡取得政權，新系是永遠當權派。羅文嘉對當下新蘇連吃銅吃鐵的作風，可嗅到一絲「正氣」？雙標的「正氣」，有如政治博弈裡取勢圍地的棋子，故作不俗，矜偽惑世可能為害更深。

為了公視應否應文化部要求成立「國際頻道」，公視臨時董事會經過一番廝殺角力，最後在總經理等三名高層人員「恐怖平衡」請辭下，換得該案過關。如此刀光劍影的景象，在政壇或許司空見慣；但對號稱屬於全民的「公共」電視而言，卻是被拖入政治泥淖的一大步，公視的體質可能因此急遽變化，失去它服務公眾的目標。

公視董事會的爭議主要焦點有二。一是程序問題：公視治理團隊受文化部委託密籌國際影音平台，卻未向董事會報告，引發「程序不正義」之質疑。二是實質問題：反對的一方峻拒政府插手，唯恐公視淪為「大外宣」工具；贊成的一方則主張台灣應有向國際發聲之平台，要打造「媒體國家隊」。兩方為此僵持不下，承認程序疏失的正副總經理曹文傑、謝翠玉表態請辭，以換取該案通過。持反對態度的新聞部經理蘇啟禎深恐兩人「打假球」，隨即跟進請辭，迫使兩人確認離職事實。

如此劍拔弩張的景象，不輸私人企業的利益爭奪，也暴露了公視的敏感體質及董事們薄弱的互信。僅一個成立「國際頻道」議題，就能讓公視的矛盾檯面化，除了經營團隊隱瞞該案的程序失當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董事們不滿蔡政府蠻橫插手，認為這將使公視的本質發生扭曲，淪為政府的「大外宣」機器。

這樣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或杞人憂天。原因很清楚：公視每年獲得政府補助的經費不過區區九億元，但蔡政府要求公視成立國際影音頻道，四年即花費五十八億元，遠遠超過公視的「本業」。試想，在如此大量經費的介入和導引下，公視的「副業」比重勢將大大超過它目前的「本業」；如此一來，公視真能抗壓，不變成政府的大外宣工具嗎？

公視最初成立的宗旨，在提供民眾免於商業及政治干擾的公共頻道；即使如此，這些年來在藍綠惡鬥下，公視的營運仍屢屢因政黨輪替而受到干擾。一旦公視被定位為「媒體國家隊」，它的節目內容必然不斷加入政治宣傳取向的內容，以服務「國外人士」為目的，而服務「本國公眾」的考量必然受到壓縮。屆時，公視的經營及節目還能不變質嗎？公視固然亟需經費改善品質，精進內容，但如此龐大且不成比例的挹注，目的性又極明顯，恐非「公視內部文化自可抗拒」一句話即可消除外界疑慮。

表面上看，這次爭端只是公視內部成員的立場分歧；實質上，問題的根源卻來自文化部對成立國際頻道的「指示」，乃至府院對公視高層人事的插手，讓既有成員感到憤怒。以文化部的做法來說，新文化部長李永得雖是媒體人出身，但他就任以來的行事紀錄，卻缺乏支持新聞自由的說服力。七月初，他以大陸東南衛視兩名記者在台錄製節目為由，下令廢止其記者證，要求離境。事實上，東南衛視記者在前文化部長鄭麗君任內即長期如此做法，一直沒有問題；何以李永得一上任，即以鐵腕驅離？成立國際頻道也是如此，鄭麗君任內推動《公共媒體法》的立法，欲將公視、華視、中央社、央廣等政府旗下媒體進行大整併。但李永得一上任，竟不待法制完善，即插手指示公視籌組國際影音頻道。這些做法，不僅太過政治取向，也太急功近利，且未考慮公權力與公視的安全距離。

事實上，蔡政府要成立「大外宣」影音平台，從央廣或中央社的整併著手才更合理。從名稱看即知，這兩家媒體從國民黨時代就扮演國家對外宣傳機構的角色，一向更擅長此道，只要政府提供經費協助其提升數位影音的能力即可。政府捨此而不為，卻強對「公共」性質鮮明的公視下手，難道不知道政府官員對公共媒體要保持分寸嗎？

蔡政府近期把「國家隊」掛在嘴上，動不動就要組國家隊；難道沒有公視，台灣的對外宣傳就啞口無言了嗎？而以政府近年插手獨立機構的斑斑紀錄，公視若淪為大外宣工具，那才是全民的損失。

何以如此？主要是疫情轉為全球大流行後，各國央行不惜代價地試圖拉平總體經濟衰退曲線。諸如美國聯準會先於3月兩度緊急降息、以「無限量QE」政策大量購債，近期更啟動中小企業的貸款計畫及挹注地方政府的流動性機制，使聯準會已成為華爾街、商業大街及地方政府的最後貸款人。無獨有偶，歐洲、日本等央行亦跟隨聯準會腳步降息、擴大量化寬鬆規模，推出各項前所未見的援助措施。

同時，受惠於央行的大量購債與低利率環境，財政部門舉債成本下降，使財政部門不斷減稅，並推出規模驚人的紓困激勵政策。也就是說，在低利環境下，當前財政部像是獲得央行的煉金術般，幾乎可無限制地透過借貸來擴增政府支出。

不過，前述央行及財政部的定位轉變不盡然源於本次疫情，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與貨幣環境亦是主要的助力。金融海嘯後，各國央行打造出的極寬鬆貨幣環境，雖收到救市效果，卻使整體經濟依賴央行成癮，這也是此次疫情下，美國聯準會、歐洲及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均暴增，但各界似乎不以為奇的原因；另一方面，已開發國家通貨膨脹長期偏低，使央行得以維持低利率多年的環境，賦予政府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的空間，且可藉由發行新債來減少債務負擔，而這些龐大的公債透過央行購債再轉為強力貨幣。多年來，政府債務占GDP比逾200％的日本，至今未發生債務危機，似乎證實了此機制的可行性。

美國此次紓困措施使政府債務遽增2.8兆美元，然自2月27日至7月23日間，1個月期國庫券標售最高殖利率卻由1.53％大幅滑落至0.08％。因為美國債務發行中有87.2％為一年內到期的短期票券，是以隨著時間推移將使政府債務的平均利率逐漸降低。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更預測，即使聯邦債務規模因疫情而急遽擴大，但整體利息支出金額反倒減少。

然而，各國央行和財政部門為拯救經濟的共同作為，卻創造出如同魔術貨幣（the magic money）般的力量。特別是由於美元為全球最大儲備貨幣，相較於其他主權貨幣更具備取得資金之優勢，使美國能充分運用魔術貨幣的力量來搶救經濟危機，但這對疫後經濟的影響猶未可知。正如聯準會主席鮑爾所言：「因應疫情危機的一系列政策已跨過了紅線。」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馬拉比亦指出，現今聯準會的作為已逾越往常維持市場流動性與運作的角色界限，直接提供實體部門必要的經濟和財務協助，儼然成為支撐國家經濟的太上部會。問題是，有別於困於通縮壓力長達20年的日本，美國因消費動能強大而仍具有溫和通膨現象，較他國易發生通膨反轉向上的風險；一旦通膨發生，聯準會勢必要升息以維持物價穩定。屆時，將導致償債利息憑空膨脹，甚至使政府陷入債務危機。

要言之，自2008年金融海嘯至今，央行貨幣創造能力大增，疫情當前，央行與財政部門的共同作為則模糊了貨幣及財政政策間的界線，催生「魔術貨幣時代」，也埋下新的貨幣失序與政府債務地雷。有鑑於此，各國央行仍應堅守獨立性且具備前瞻格局，兼顧經濟發展永續性，不可耽溺於當前貨幣環境的甜頭而輕忽風險，尤其美國仍背負高額國債，聯準會的行動與美國金融情勢對全球經濟具有極大影響力，稍有不慎將會使風險一發不可收拾。

就實務而言，並沒有所謂的「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兩種不同的論文比對(查重檢測)系統。目前最常見的Turnitin與iThenticate、(中國知網)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等系統，以及國內知名廠商所開發之比對系統，便可充分查察國內外與中國大陸學位論文、學術期刊和網路文獻，甚至部分專著。這類防止學術抄襲的對比工具可協助檢測學生作業及論文的原創性，各廠商產品差異性在於所收錄或合作的資料庫內容之不同。

當今若教育部因新聞事件，擔心國內學位論文「抄襲」國內學位論文，而想要大費周章藉由國家圖書館另□報載所稱「全國碩博士論文比對系統」，此動機和時機也似乎仍有疑問且不單純。誠然目前大部分國內大學所採購的國外廠商之比對系統，對於國內的碩博論文收錄仍有不足，故難以全面比對檢測，但是即便是國家圖書館有2018年新修「學位授予法」的電子版強制送存規定，其能掌握的電子學位論文授權筆數亦難周延，無法回溯；而日後新呈繳的全文電子檔既以典藏為主，卻仍涉及著作散佈行為和公開傳輸權等之利用問題時，能否藉此轉為「全國碩博士論文比對系統」的全文比對資料源？法律上恐仍有疑慮。教育部理應協助整合國家圖書館與民間廠商現有資源，使始能真正妥善解決學位論文之抄襲比對之疏漏。

試圖開發(或整合)台灣自己的「學位論文比對系統」單項產品來解決時下論文抄襲爭議，不僅必須投下可觀時間與經費，若以整合國內產業與公部門資源為最終訴求，而非兀自開發公部門系統，才是樂見之事。然而，值此論文抄襲的新聞風波之際，則仍是相當「見樹不見林」的政策方針，因為教育部(含大學)應該還有更重要工作仍亟待解決，思考問題，例如：

一、論文繳交初始階段之比對系統檢測時機？各大學操作論文比對系統之時機點，應該規定包含學位論文口試之前、後兩階段，避免口試修訂後人為蓄意或無意之作假。又如：

二、如何認證研究生所交付之紙本、電子檔為同一正複本? 又該由誰執行和檢核? <學位授予法>所獲致的學位資格與證書，送存之圖書館事後若放任任何文書的作假(異於原始文件)，僅強調著作人自行負責、管理人免責聲明，這種切割行政作為合法否？有無疏失？

三、論文收錄圖書館典藏後，若論文事後如欲抽換變更，如何受理? 原正本(首送存版)權威控制之落實?

上述第二與三項問題，便該思考唯有積極且謹慎訂定規章程序、表格，以及能否接受事後變更之抽換規則與次數，保障相關人權益。即做好原始版本(紙本與電子檔)權威控管、或以浮水印、電子簽章來辨識及確認電子檔簽署人身份資格及一致性；甚至，如果不怕多事更可透過CrossMark等技術輔助來存查不同版本電子檔。而即使以最新替換過的修訂本作為流通版本，但仍然應該允許讀者申請閱覽原始版本，如此才足以保障論文品質、杜絕弊端、維護管理者權益。設想若不經查核任由抽換，產生內容增刪遺漏，同時又可能造成多處典藏地（包括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廠商資料庫）之版本互異；此外，紙本與電子檔抽換並須同時作業，而各個典藏送存圖書館必須具備版本權威控制意識，確實將新舊版本註記與保存。遺憾的是：目前仍有部分大學圖書館之處理方式是逕行銷毀或歸還本人，原始畢業之電子檔案則被覆蓋取代。論及論文抽換一事，權責往往落在圖書館業務，故圖書館員不得不謹慎。此外，比如：

四、紙電版公開年限之一致或允許差異？允許「延後公開」的設計，不但能保障著作人個人的自由權益，也充分尊重著作人意願。

多年來，各大學根據教育部97年函示：「若作者欲延後公開則需訂定合理期限，其期限至多為5年，且應避免永不公開之情況。請研究生上傳論文時先與指導教授確認論文授權情形，是否有專利、投稿等需求，避免造成無法申請專利或投稿之情況。」在當時紙本為主之空背景下，造成一般認定其規範僅侷限於紙本學位論文最多五年期限，即使電子論文時興的今日，許多大學仍通融電子論文作永不開放選項。然而，此種紙電版本開放期限差異亂象，似乎也直到今日才又引起教育部的重視。在圖書出版環境中，電子形式出版物常被視為「資訊服務」而非「電子書」；因此，若我們接受紙本學位論文足可擔負起「公開閱覽」之責，就不必再強迫純粹原被視為「送存典藏」目的之電子學位論文去權充「公開利用」的角色，這無疑也該是倫理實踐的一環。換言之，國家開放取用(Open Access，OA)政策必須與「學術倫理」脫勾；相對而言，若宣告實施OA政策，則在國際學術出版市場的認知下，電子學位論文便不能享有延長開放期限之權利，即不得有電子版延滯開放(embargo)之情事，此觀念必須讓各大學圖書館與學者清楚明白。

時今學位論文之倫理爭議，問題根源複雜，學術倫理教育是可以從「學術論文引文格式」規範的認識著手，就像我們必須認清任何比對檢測系統所呈現之文句重複比率高低，僅可作為檢視之基礎點，而非據以判定抄襲與否之最終結果，它仍然必須遵守引文格式規範之認定。因此，引文格式規範將是學術倫理的基本資訊素養；但各大學校內紛亂的學位論文送存程序及政策皆難咎其責。我們該如何逐步糾正亂象？今後則有賴教育部的政策引導，以及各大學藉由此次新聞事件，適時檢討與反映問題，並落實政策之執行。

來說個正在發生的故事。住在台北天母、長期從事環境設計的一位企業負責人，今年農曆年前回台灣過年，不巧遇到新冠肺炎疫情，國境封了，他也回不去以往長駐上海的大陸總部，索性就在台北待著。

正因疫情必須「隔離」的需要，他不搭公車，也因住家和公司不長不短的距離，索性每天沿著天母磺溪，走半個多小時的路程上下班，一來欣賞沿途的風景，二來也換來健身效果。

每天這樣走著走著，發現磺溪裡竟有令人意外的生態風景。在淤積長滿雜草的小沙洲上，有白腹秧雞、小白鴨的身影；在深水區，則見大小烏龜、斑龜不時探頭、作日光浴的可愛模樣，另外也發現四、五種魚類。每天步行上班的路上，這位老兄已不再看表，計算一趟路程要多少時間，關心的反而是待會出門或下班路上，能不能再瞧見這些這些難能可貴的生態。

因為做的是環境設計這一行，他反射式地檢測磺溪的水質，已是偏酸的PH四點五狀態，溪水裡也摻了不少生活汙水，整體來說水體不太健康，也不是很適合白腹秧雞這樣的鳥禽生活，但眼前的生態說明：牠們已克服了現實的困難，待了下來，甚至還開始繁衍後代。

這位老兄駐足觀察，吸引愈來愈多路過的民眾也跟著停下來，仔細瞧瞧眼前這般過去鮮少注意的風景。這位老兄也不吝於向他們一一解說。有天怪手開進兩邊都是水泥堤防的溪床，清除了一小段沙洲和雜草，他驚覺不妙，立即向北市府反映要求暫停這項「環境清理」工程，保住了既有生態。現在，他擬好說帖，希望有朝一日磺溪能「棄溝還溪」，找回風貌自然、生態豐富的天母水岸。

廿幾年前，北市府為了防洪，把天母西路以下的磺溪中段改成「兩面光」的水泥堤岸，附近環保人士抗爭無效。如今放眼望去盡是光禿禿的灰色水泥溝，河堤兩岸沒有孔隙、沒有生物植物棲息空間，已淪為一條大排水溝，在視覺景觀、熱島效應和生物多樣性等方面都毫無效益；對比一橋之隔的上游河段，還保有原始的自然河道樣貌，讓人納悶「為何上游可以，下游不行？」

同一條溪流，廿幾年前把她水泥化，廿幾年後有人要努力還她原本的面貌，這是什麼樣的轉變？這位老兄的願景能否實現，努力和挑戰都少不了，但在遇上破百年高溫紀錄的台北來說，這段故事聽來格外令人欣慰。

台灣人對文憑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幻想與迷思。所以政治人物起心動念，有了一點點權勢，就要想方設法，拿一個學位沽名釣譽。下焉者，砸錢買學位，用假論文行騙。上焉者，買通指導教授，東抄西湊，輕鬆過關。

這種病態的學術倫理，因著虛偽政客的推波助瀾，成為台灣高教的顯學。一些大學刻意巴結，自甘淪為「洗學歷」的工具學店，某些系所成為特定政客的「垃圾回收」中心，一傳十，十傳百，拉出一大串政教勾結的腐爛臭粽。

這種大學、這種系所、這種教授，跟在外面賣的有什麼差別？當學位成為一種商品，台灣現在最不值錢的，就是讀書人，最沒有價值的，就是高等教育的學位文憑。

不過學術廉價化，舉世皆然。我每天一早到辦公室，打開電郵，就要清除許多「學術蟑螂」的論文演講與期刊邀約。為什麼稱之為「學術蟑螂」呢？因為這些會議與期刊，美其名是學術演講與論文邀約，其實都是賺錢的巧門。

這些主辦人看準有人需要消化研究預算與升等，但論文卻投不進正式學術會議與科學期刊，就做起生意。找一個熱門的觀光景點，訂一個觀光旅館的會議室，就可以辦一個所謂的「國際學術會議」，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國際學術期刊」。

這些會議或期刊，只要有人花錢去參加或付費投稿，什麼阿貓阿狗的論文都可以上去發表或刊登。到年度寫升等報告的時候，這些不入流的學術論文都可以按表造列。既可以消化預算、深度旅遊，又可以作為升等考績，真是一舉數得。

這些會議通常只有十幾廿個人，大部分與會學者都來自第三世界或開發中國家。反正就是我的論文唸給你聽，你的論文唸給我聽，唸完就各自安排旅遊。

有一回，一個朋友從台灣到芝加哥參加會議，我到旅館接他去吃飯，結果一問之下，就是這種「學術蟑螂」辦的會議。他事先不知情，晚餐時一直破口大罵。可見不管有心或無意，這絕對是一門好生意。

近年來，台灣教授升等論文造假時有所聞，世界知名大學販賣學位也層出不窮。這兩天，國民黨高雄市長補選候選人李眉蓁涉入論文抄襲風波，公開認錯道歉。前陣子，蔡英文的博士論文也鬧得沸沸揚揚，升等論文列為機密。看來這年頭，學術跟良心真的是愈來愈不值錢了！

不過相較於民進黨全黨上下，全力護航，國民黨則是努力切割，事不關己。果然兩黨都是正常表現，水準發揮。一個是土匪流氓，寡廉鮮恥，一個是無用書生，薄情寡義，都是剛剛好而已。

在台灣，新冠肺炎出現如香港一般的社區感染爆發，風險始終是無法排除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除了指揮中心沒能給台灣人民一個心裡踏實的答案外，三不五時的讓外國抓包也讓人非常沒信心。

六月底的櫻花妹事件，日本友善的告訴台灣輸出了感染病例。對自誇防疫模範生的台灣而言，簡直是個羞辱，因為竟然只知道獨善其身，背地裡幹的就是以鄰為壑的勾當。因為我們只知道要篩沒感染者才讓其入境，但卻不管出境的人，隨便出口有風險的人到鄰國，這是個非常沒有國際禮儀的作為，說它是個外交事件也不為過。

經過了這次事件，尤其是對哈日特別有領悟的台灣而言，理應好好改正缺點，下次不再犯。可是指揮中心並沒有改，先是以偽陽性來模糊焦點，進一步傷害台日情感。再以少得誇張的接觸者陰性篩查結果，草率結案。這就是為什麼國際上仍有很多國家不信任台灣的防疫成績，因為你還在輸出病例，教別國如何相信台灣的社區是真正的清零了。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作法，韓國出現兩個社區案例，可因此篩查二萬個接觸者。中國大陸的清零政策，是在出現一個社區感染病例後會將所有高風險與低風險的接觸者，一個也不放過的全部篩查，全部管束。櫻花妹第一波只篩查了最近最親密的一二三個接觸者，我們指揮中心也真的是太宅了，怪不得台灣人民及國際友人根本對台灣零社區感染是抱著懷疑態度的。台灣這種病例接觸者篩查的廣度，連香港都趕不上，怪不得香港疫情再現，大家都有唇亡齒寒的感覺。

這種以鄰為壑的勾當，在櫻花妹事件後，又再出現泰國移工返國染疫事件。指揮中心同樣也掩耳盜鈴的不算在本土病例中，雖然不算病例，但又撈取了有限的一百多位接觸者，因為外國人在指揮中心眼裡應該都很宅的。初步核酸篩查的結果應也如預期的都是陰性，台灣人又可忘掉這個案子了，大家繼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是專家們可沒辦法這樣就被忽悠過去了，因為我們最怕找不到感染源的社區病例，它通常代表了社區感染爆發的冰山一角。尤其是被作掉的社區感染病例，連一角都看不見的冰山，船要撞上去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為今之計，出境篩查是我們必須落實的政策，確保由台灣輸出的病例每個都是乾淨的，這雖然不是國際檢疫所要求，但卻是未來邊境解封及和其他國家談「旅遊泡泡」所必需。政府可以用各種方法麻醉自己的人民，讓人民相信政府所說的一切，也陶醉在政府營造的美夢中。對於要第三方檢驗的真理，聰明的作法應該是拿出最好的，不要讓別人來揭穿國王的新衣，到時老百姓不會原諒你們的。

高雄市長補選候選人的碩士論文被踢爆嚴重抄襲，舉國譁然，不少政治人物的學位論文也被質疑違反學術倫理。遮遮掩掩的著作權法是否強制公開碩博士論文議題，必須被攤在陽光下討論。

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作者有權決定要不要公開他的著作，但對於碩博士論文，基於學術流通及公眾審查，除非作者明示要求不公開，否則就推定同意公開。教育部原本都行文各大學，要求碩博士生應公開學位論文，但碩博士生常常依據著作權法，拒絕公開。一○○年時，在本人建議下，教育部曾決議修改學位授予法及著作權法，取得一致規範。

經濟部的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原本將取得學位的碩博士論文，由現行「『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修正為「『視為』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達到強制公開的效果，但在一○五年十一月十日行政院審查時，連同現行「推定」同意公開發表的規定都被刪除，等於是退步到完全不必公開，理由雖說是要在學位授予法統一規定，實則是擔心引發碩博士生反彈。

後來，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的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對於強制公開碩博士論文一事，果然完全未置一詞。在本人強烈建議下，由立委柯志恩提案，完成一○七年的修法，勉強在第十六條增訂學位論文要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而國家圖書館應將這些論文在館內對公眾公開，除非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才可以經學校認定而不公開。這種得保留不公開的規定，其實沒有道理。一般論文的發表，都不該洩漏這些資訊，何以碩博士論文就可以寫進來，再作為抗拒學術流通及公眾審查論文的理由？

學位授予法的修正，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因為，國家圖書館在館內依法公開，不會侵害公開發表權，但外界不到國家圖書館，還是看不到，而學校或其他人公開學位論文，仍然會侵害公開發表權，成為非常荒謬又難以解釋的怪現象。

根本解決之道，是修正著作權法，將現行「推定」碩博士論文可以被公開的規定，修正為「視為」碩博士論文可以被公開。如此，學位論文的著作財產權仍被保護，未經同意，不可以任意翻印、上網，但一定要被方便地公開查閱、瀏覽，則長年以來蓋在學術倫理上的黑幕將會被揭開，違反者無所遁形。只是，不知道立委諸公們的碩博士論文，願不願意也攤在陽光下？

廿七日國際黃金價格飆升至創紀錄高位，盤中攀升至每盎司一九四五點一六美元水準，突破二○一一年九月所創一九二一美元的市場名義高位。

美國日益加劇的新冠疫情危機導致強勢美元進一步下挫，中美相互關閉對方領事館的激烈動作，促使全球焦慮投資人選擇貴金屬等實物資產保值，以致提升了以黃金為首的避險資產吸引力。

黃金一向被投資人當作是政經危機時期的一種保值手段；金價今年以來已上漲逾四分之一，成為表現最好的主流資產之一。

全球投資人的趨避風險需求強度，是推升金價飆漲的主要動能。尤其世界主要國家競相推出巨額財政和貨幣刺激舉措，目的固為減輕疫情對經濟打擊，卻也因此大大壓制被視為安全資產的政府債券殖利率。以國際市場最強勢的美國國債為例，一旦把最近「超級ＱＥ」必然帶動的通膨預期納入核計，多數美國國債投資報酬率根本就是負值，不啻大大提升「本無收益性」的黃金，莫大「保值保本」的吸引力。

今天既然剔除通膨影響後的公債殖利率降至零以下，當然促使投資人積極尋找類似黃金這種「不會貶值的安全港」投資工具。

眼下支撐國際黃金價格高位的，不是中國、印度等國的實物黃金需求，而是透過與金價聯動的交易所交易基金（ＥＴＦ）所流入的大量資金：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統計，今年以來黃金ＥＴＦ市場資金一直持續流入，截至五月底的累計流入淨額換算成實物黃金約六二四噸（扣除流出部分後的淨值），金額達到三三七億美元；目前黃金ＥＴＦ總持有量，已達歷史性新高紀錄的三千三百餘噸。這是國際投資人對未來黃金前景信心的具體映現。

最近一季國際金價持續走高，背後主力支撐的兩大變數：一是國際社會對於強勢美元必然弱勢化的前景研判，愈來愈肯定；二是，人們已然普遍化的「經濟前景信心喪失」。這場大流行病繼續在美國肆虐，而歐洲疫情復燃已導致一些國家重新實施旅行限制。證諸廿七日美元持續下跌，美元匯率更已跌至二○一八年六月以來的最低水準，就是一大實證；依照經驗，美元貶值必然會促使其他貨幣的持有者，可以更便宜地購入黃金。

今天國際投資人無一不試圖致力保護其既有投資組合，不至於受到實質利率進一步下跌的影響，尤其當歐美政府都賡續採行零利率、甚或負利率政策時刻；因此國際市場觀察家普遍認為，國際金價在未來六至十二個月內，理應會朝向每盎司二千美元挺進。國際智庫市場策略專家更認為，國際金價距離經通膨調整後的實質峰值，迄今水準還有一段距離。

當下新冠疫災難了、貨幣量寬及財政赤字擴張緊鑼、強勢美元加速弱化、貿易戰轉新冷戰、南海美中軍事對抗及波斯灣伊朗中俄聯盟與美國爭鋒等熱戰危機，都肇致國際社會對經濟復甦的信心喪失，乃至對黃金持有之吸引力暴升，使得國際黃金價格站上歷史性極峰值二千五百美元的可能，變得不容忽視。

據報載，公共電視廿七日上午召開臨時董事會，多位董事認為政府指示公視以十億元成立國際頻道有爭議，質疑此舉是在做「大外宣」等等，導致公視總經理、執行副總經理及新聞部經理當場請辭。作者謹建議政府似乎宜先整合相關部會涉及的大外宣各項業務與資源，再來討論公視是否賦予大外宣工作的議題。

大外宣其實就是所謂的國際宣傳、提升台灣形象等行之有年的工作；當年我國自退出聯合國後，國際處境日漸艱難，行政院新聞局所屬的國際新聞處擔負起國際文宣的規畫與執行，除陸續在全球設立五十二個駐外單位，積極推動各種大外宣工作外，在國內設有視聽處（製作發行影音文宣品）、資料編譯處（製作發行外文定期刊物與文字宣傳品）與聯絡室（外籍記者的接待與管理）負責後勤支援；負責輔導國內產業的處室，如電影處、出版處與廣播電視處等，也會將所轄業者相關的國際交流活動訊息，知會國際新聞處，轉請配合辦理海外文宣工作，以宣傳我國的軟實力。

民國一○一年政府執行組織改造案，行政院新聞局被裁撤，所負責的國際傳播業務（原國際新聞處、視聽處、資料編譯處與聯絡室）均移撥至外交部，國內產業輔導管理業務（電影處、出版處與廣播電視事業處等）則歸予文化部，五十二個駐外單位的人員、業務與檔案同樣也一分為二。

上述單位與業務的畫分，也造成了國際傳播工作上雙頭馬車的分裂與空窗問題。

依外交部組織法，該部掌理國際新聞傳播政策之規畫、協調及執行，下設國際傳播司，負責編製文字影音文宣品及海外發行。

同樣對國外發聲的中央廣播電台、中央社與目前擬推展大外宣的公共電視，則屬文化部主管，但分屬不同業務司督導。文化部輔導各個產業的司局業務單位，負責相關業者赴國外參展推廣事宜，但不含國際宣傳項目；文化部另外單獨成立的文化交流司，僅負責國際合作交流，也不負責國際宣傳業務。所以，就目前外交部與文化部組織職掌分工而言，國內文創軟實力與相關產業的國際宣傳業務，自組織改造後即處於三不管狀態。

公視要邁向國際，向英國、法國及日本等知名公共電視看齊，自我期許，值得嘉許，但是是否等同承擔大外宣重任？或更進一步成立國際外語頻道？

對照前述組織改造後，外交部與文化部擁有的相關龐大資源，政府若能出面整合，妥善運用外交部與中央廣播電台大量的外籍資深編譯人才，將文化部輔導的國內產業發展，連結外交部外語文字影音文宣品素材及中央社資源，作為國內的大外宣支援機制；至於國外執行推廣方面，則迫切需要外交部與文化部的駐外單位業務的整合，明訂統一指揮分工辦法。大架構一旦訂定，分支細項計畫則可併同討論，例如政府在大外宣的各項方案中，是否委由公共電視單獨成立國際外語頻道或是其他更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