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蔡英文赴澎湖視察，特別光顧一家曾因共軍擾台而遭國軍「棄單」的飲料店，採買冬瓜茶勞軍，也曾引起民眾大呼貼心。總統團隊工作細膩，屢屢將生冷的勞軍活動包裝成感人的故事傳誦；這樣的行銷功夫，國民黨真的是望塵莫及。

當勞軍的重點變成食物和飲料，當總統變身「一日外送員」，當然是很成功的情境轉化，也是成功的政績行銷。但別忘了，與此同時，國內民眾正在討論的是兩岸會不會真的開戰、後備動員教召年限要延長為十二至十七年。至於對岸，共軍正連五日在福建古雷半島軍演，央視則播出破獲百起台諜案的系列報導。在這種情況下，為麻辣鍋而感動的風向，會不會吹得有些失焦？

蔡政府喜歡用文青及市井口味迎合新世代，但台灣真實的政治情境其實是肅殺和險惡交加，卻被當成視而不見。這種認知與現實的反差，其實是一種危機。麻辣鍋也許能鼓舞樂山雷達站官兵的士氣，但台灣面對的整體風險，則完全被稀釋在這鍋麻辣湯裡了。

如果沒有當年民進黨反大埔拆遷、反文林苑的連串演出，無法映照蔡政府今天強拆南鐵抗爭戶的蠻橫。七年前在大埔事件中，蔡英文曾說，「在地人民抗爭這麼久，顯示政府對於人民和土地的感情都不重視」，她因而批評當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冷酷」、「無情」。七年之後，當自己執政大權在握，她和台南市長黃偉哲聯手演出「大埔事件再版」；民進黨對人民和土地的感情，又表現了多少同情和理解？

事實上，當年文林苑都更案急轉直下後，民進黨的態度，即已預示了今天南鐵強拆的結局。二○一六年四月，因蔡英文勝選而內定出任政務委員的張景森，發文嘲諷文林苑抗爭是「史上最kuso的社會運動」，即點中了台灣社運的死穴。當時，仍被稱為「太陽花學運領袖」的林飛帆曾經怒嗆，要求蔡政府要將張景森從內閣「剔除」。而今，林飛帆飛上枝頭當上民進黨副秘書長，他對自己參與過的「反南鐵東移」、「反大埔」、「反美牛」抗爭，已完全失去幾年前的「覺青」激情；對於近日南鐵拒遷戶遭到強拆及美豬開放進口，終究也是一語不發了。

同樣的，當年民進黨如果沒有反美豬美牛的激情表演，也不會折射出蔡政府今天無條件開放美豬的無理及顢頇。二○○九年，蔡英文以黨主席身分率民進黨上街抗議美牛，再三呼籲的是要「公共參與」、「透明原則」並「確保全民健康」。但她今天隻手拍板開放美豬的決定，哪一項符合自己當年要求馬政府的那些標準？不僅如此，她的閣員一個個角色錯亂：應該捍衛本土農業利益的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卻動用農損基金去宣傳美豬的好處；應該致力維護國民健康的衛福部長陳時中，卻悍然宣稱萊豬「吃幾輩子都沒事」。如此一味講究「政治正確」而不問是非的政務官，到底在為台灣或是美國服務？

從蔡英文的自食其言，到陳吉仲和陳時中的角色錯亂，乃至覺青林飛帆的反覆與墮落，這些改變難道都只是應驗了「換屁股就換腦袋」那句預言？或者，權力的迷幻力太強，會使人無法自持，不自覺拋卻自己的初衷和理想？而如果價值和立場可以如此輕易地變更，承諾可以隨便地背棄，丟掉了自己理想和信仰的民進黨，難道最後將只剩下「反中」是唯一堅持？

南鐵拒遷戶遭強拆，美豬無條件開放進口，除揭穿蔡總統「最會溝通政府」的謊言，也暴露民進黨自棄價值信仰的虛偽。細數四年多來的政府施政，人們不斷看到台灣各種向後倒退的發展：它一再制訂各種管制人民自由的國安法令、不斷以苛法嚴懲百姓；不斷藉機安置自己人馬於肥缺、破壞政府制度的中立；不斷利用置入性行銷影響媒體走向、毀壞民主台灣的言論自由；不斷將黨政勢力伸向校園、使各級學校受到政治汙染；不斷挑起兩岸爭端，促使兩岸人民互相仇恨。蔡英文執政四年即已如此，若再加一個四年，民進黨還認得自己嗎？

另一方面，美中科技戰愈演愈烈，對台灣科技業的影響利弊兼具。雖有不少緊密連結中國供應鏈的台廠受到影響，但許多已由過去與中國互補轉為如今競爭的台廠，則從中獲利。晶圓代工是典型的例子。當美國對華為展開制裁之初，台積電會受到何種衝擊是眾所矚目的焦點，但事後可證，台積電不但沒有受到影響，還產能滿載、供不應求。台積電及其他半導體廠商不但挺住了台灣的出口，還挹注了大幅投資，使台灣的經濟成長維持相對優質的表現。

我們可以說，台灣長期優勢發展的半導體產業在如今紛亂的局勢中，發揮了支撐經濟的強大效果。再者，過去擔心的紅色半導體供應鏈崛起對台灣的影響，也因美國的出手制裁中國大陸而得以舒緩。台積電過去這段時間在技術上的領先，已甩開三星等主要對手，成為世界獨強，儼然成為台灣的護國神盾。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成為台灣的驕傲，強化了經濟信心。但我們也必須指出，這樣的發展趨勢，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雖大，但以全球而論，真正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廠商並不多。晶圓代工製造的台積電、IC設計的聯發科、IC封測的日月光、矽品等大廠當然具有全球競爭實力。晶圓製造面對的威脅較少，對美國而言，台積電是其不可或缺的供應商，但IC設計的聯發科其實是美國大廠的競爭者，面對高通、博通的大廠的威脅。半導體產業中的其他廠商，其實還是處於中國大陸廠商追趕競爭的窘境。儘管台灣的半導體聚落尚稱完整，但依賴少數大廠的情況明顯，其實是不小隱憂。

如今在美中經濟戰下，美國亟欲打擊中國供應鏈並建立新供應鏈正具體快速成形。台灣沒有太多選擇，未來將是美國主導供應鏈的主要成員，也勢必逐漸淡出中國供應鏈。對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而言，這也是憂喜參半的趨勢。若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受到抑制，當然對台灣有利，但失去中國大陸市場的不少台廠，短時間內恐也不易打入新供應鏈，將會面對艱困的生存戰。

以全球經濟而言，美國還是真正的龍頭，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企業中，美國便占其八；以半導體產業而言，去年全球半導體產值前十大企業，美國占有其五，台灣有排名第三的台積電，中國僅有未上市的海思勉強擠入第十，而這還是因為其與華為的關係而得。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在技術領先、進入門檻高的藍海市場中，幾乎都還是美國廠商的天下；台灣廠商的能耐主要還是在提供與美國廠商類似的產品（如5G晶片）。至於中國大陸，多還是低階、以低價競逐市場的紅海市場中，儘管如此，也已對不少台廠造成威脅。

放眼未來，政府也應在榮景中透過政策妥適安排資源，讓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更為健全茁壯。例如，IC設計是高附加價值的半導體次產業，相較於晶圓代工製造或是IC封裝測試的高資本投入、高耗能，IC設計的低資本投入、低耗能、低汙染，是面對5G時代值得發展的目標。目前台灣IC封測的全球市占率超過五成、晶圓製造的優勢自不待言，反倒IC設計的全球市占率僅有不到兩成，顯示台灣的IC設計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雖然發展IC設計相關風險及不確定性高，但IC設計強韌與否對台灣的意義非凡，唯有持續投資發展先進技術，整併擴大規模，台灣的半導體業才能真正具有不可撼動的世界地位。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勢崛起，美國今正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倘嚴格說起來，已有瀕臨「霸權興廢」關鍵節點之象。美國政治與國際關係，在特異非典的川普總統折騰四年之後，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無疑將牽動世界權力格局，美中強權競爭，自然影響台灣對於未來圖存發展的估算。

民主、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決策處事性格迥異，職涯歷練截然不同，重大內政外交政策途徑分歧，雙方幕僚策士相識而不群，再逢肆虐全境疫情，社經秩序危殆，中國強力追逼等多重挑戰，何人勝選執政，影響可謂大矣。

距離美國大選投票日僅剩三周，綜合民調顯示現任川普居於下風，民主黨拜登普選票保持領先，然競爭激烈搖擺州之選舉人團票數以及最後勝負，仍未明朗。復由於通訊投票比例增加，投開票過程有無爭議，益增不確定因素。

川普倘獲連任，即使「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國際外交與內政經濟總方針不變，我們仍需考量：美國對中政策是否有何種幅度的戰術調整，國安團隊意識形態反中鷹派將否續任，「中共不等於中國」的倡議是否不再，川普視台灣為激怒北京利器的思維變化，華府近兩年來挺台力道是否趨緩而回歸從嚴的框架，以及川普將否考量卸任後家族生意與中國工廠及市場的關係。

拜登如果勝選，美國料將有「撥亂反正」且需相當時日之對外政策總檢討。歐巴馬政府「校友會」即使班師回朝，經歷四年美中「戰略互疑」洗禮的傳統建制派，回顧「亞洲再平衡」的視角，料當大異於前。我們必須估算：拜登政府「重修盟邦」、「再返群組」的可能途徑與做法，有選擇、有紀律、有原則的美中關係重定位，以及對「印太戰略」如何調整步伐，對台灣的意義與可能衝擊。

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美中戰略長期競爭態勢已成，過去在華府奠立的全球規範下，引導北京做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的期待，已然一去不返。近來美國政策圈對於台海兩岸政策，是否應從「戰略模糊」調整為「戰略清晰」，以回復對中國大陸嚇阻效果的辯論正要展開，我們當會受直接衝擊，即使是被動因應，也需縝密思考而有基本態度。

但話說回來，台灣身處夾縫地位，面臨雙殺風險之結構困境仍將存在。華府將近半世紀的「一中政策」難以撼動，對台美關係提升的想望，仍將存有封頂功能；美國貿易代表署對於台美自由貿易相關協議，仍將維持重重關卡；五角大廈持續透過軍售決定，對我們國軍強烈建議美國視角的「不對稱」建軍與整體防衛構想，增加國防預算比例，以及完善兵役制度與提升後備動員能量，仍將籠罩在大直上空。

美選結果，牽動國際權力結構，影響巨大，豈容忽視？然而無論川普連任或是拜登勝選，美國對台灣的支持限度與政策要求，依然存在；大陸對台灣的政治威逼與軍事壓力，也依然存在。美選結果，與我何干？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從一個民族經濟體或認同來說，台商回流確實有「回娘家」的溫馨感和團圓意味；但放在全球區域經濟框架來說，這表示台灣經濟衰退後的區域經濟「降級」了，從過去「東亞四小龍勝利區」被降到「過去東南亞失敗區」的緣故。衡諸東亞四小龍其他幾乎全都轉型升級了，只有台灣在「維持現狀」原地踏步。台商考量在低廉成本和區域條件之下，與其搬去不熟悉的越南或菲律賓，不如回台投資。我們要在經濟樂觀現象中觀察到新區域分工的變遷，以及迎接全球化經濟帶來的區域巨變。

再者，是嚴重的新世代勞工和青年低薪問題。以八、九、十年級世代而言，現大學畢業生起薪只有五年級的一半，意味著近年來經濟萎縮了近半，同樣現象也曾發生在上世紀區域競爭失敗的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越南和印尼，當他們開始大規模低薪之後幾年，下一步就成為「外勞國家」了。

就這一點危機而言，台灣政府不應以鴕鳥態度來因應青年低薪，而是應該要做大規模的制度和產業創新，以創造就業機會。甚至應當學習南韓和泰國在九七年金融亡國之後，大規模打造市場附加價值高的「知識與文化經濟」來救亡圖存。否則，台灣離外勞國家已經不遠。

進入ＷＴＯ之後，產業與就業市場競爭無法再受國家保障，而是訴諸區域型的市場競爭力。還有，除了中國經濟崛起之外，東南亞也開始組織東協加三、東協加六等形成ＲＣＥＰ，將東南亞、中國、東亞、東北亞和紐澳等都囊括進來，未來將是龐大人口紅利的亞洲盛世核心區。當東協龐大經濟體正式運作後，台灣如繼續「維持現狀」，這種「孤島狀態」，將可能是台灣經濟亡國之時，國人不該掉以輕心。

經濟全球化帶給民族國家最大的巨變是，它的經濟社會變遷動力不再是內部，而是來自「外部」，也就是外部的區域競爭力和市場價格，影響國內的政治經濟發展。九○初期的阿根廷，由於對國際情勢反應太慢，在ＮＡＦＴＡ和歐盟一起運作時被「區域性夾殺」，造成阿根廷歷經了長達廿年黑暗式亡國經濟。魁北克則是提早避免區域性夾殺而加入加拿大的北美貿易聯盟以避難。這些都是早在七○年代就被迫退出聯合國的台灣政府不熟悉的治理條件，也是應該做好思想準備和制度轉型之處。

目前各縣市捷運系統興建、鐵路立體化，因為都涉及中央政府補助，因此都是由各縣市政府自行提出可行性研究，經過交通部審查後，交行政院核定。後續的綜合規畫、基本設計到細部設計，則由中央自辦或交由地方政府辦理，過程中都仍需經過中央相關部會審查，並由行政院核定。

實質工程方面，除桃園捷運是鐵道局興建外，台北、新北、高雄都是地方政府的捷運工程局負責興建，或是台中捷運委由台北捷運工程局興建。

在營運方面，台北、新北捷運多數由台北捷運公司營運，新北淡海輕軌則由新北捷運自行營運、高雄捷運及輕軌由高雄捷運公司營運。

中央地方各階段分工都規範在大眾捷運法中，但實務上卻也面臨下列爭議：一、地方提案需求與中央審查的專業性衝突；二、審查方法與審查標準不一；三、不同審查階段卻再討論相同課題；四、地方捷運工程局處的人力不足以承擔工程；五、跨縣市經營權競爭。

最近基隆南港捷運及汐止民生線的課題出現整合，雙北首長都提出關於捷運系統興建及營運的縣市整合課題，地方首長們並不反對制度打掉重練，重新思考一個好的制度。筆者提出一些建議，供各界討論參考。

一、縣市政府針對縣市內部的整體運輸規畫，提出地方需求的捷運路網路線及設站計畫，由交通部進行審查。交通部針對縣市交界與串聯的路線提出整合型的路網，經與地方政府審查完畢後，縣市的軌道路網就此定案。而未提出軌道計畫的縣市，中央則另外加碼補助關於公車、公共自行車的營運計畫，鼓勵軌道需求較低縣市，可以獲得較高的公共運輸補助。

二、縣市內部的軌道路網定案後，則由地方政府針對不同路線分案提送可行性研究至交通部審查，若能優先提出跨縣市的整合路線，則優先審查，加速進行。

三、通過可行性研究後的計畫，綜合規畫開始到工程施工，都由中央負責，鐵道局則分為規畫設計部門與工程部門，集中培養人才。

四、六都捷運公司則整合成北部、中部與南部捷運公司，分別營運新竹以北、雲林以南為界的捷運系統。對於各縣市的捷運系統，分別按照區域，交給不同公司營運。為避免三捷運公司財政預算受地方政府財政影響，交通部應投入基金，分別持有三大捷運公司至少卅％的股份，確保財務永續。

軌道建設是百年建設，跨域跨縣市是必然，在歐洲搭乘鐵路一不注意就跨越國界了。在台灣交通部面對來自縣市的本位，應該更積極在制度上尋求解決，避免因為政黨輪替或黨派不同，就讓軌道建設審查結果或補助額度南轅北轍。未來台灣還有很多軌道建設要進行，就從制度改變開始吧！

隨著二○二二年地方選舉逼近，有幾位民進黨籍行政首長即將卸任，他們或因執政成績不錯，或因年紀尚輕須更上一層樓，各種如連續劇的聯想紛紛出爐。近日外界評論更開始出現蔡總統「助攻」某些人的說法。然而，當前這個時間點，是蔡總統開始人事「助攻」的時刻？或者後續是人事「平衡」？筆者試提供幾點觀察。

外界看民進黨接班人的討論，熱鬧有餘，但冷靜心態不足。過去歷任總統，或許有自己接受的副總統人選，例如李元簇、呂秀蓮、蕭萬長、吳敦義及陳建仁，但現在看，她／他們明顯不是總統選定的接班人。

前總統陳水扁時期的人事「平衡」安排最為特別，他讓每個資歷差不多、政治分量差不多的可能接班人都歷練行政院長職務。但這個徹底「平衡」的手法也有風險，就是容易讓這幾位可能的接班人處於高度競爭的態勢，甚至衍生出派系的高度對立。二○○七年至二○○八年執政後期謝長廷與蘇貞昌、謝系與蘇系的情況，就是如此。

蔡英文總統之前讓賴清德掌政院，似乎讓人看到前述人事「平衡」安排的再度展現。但隨著賴清德投入黨內的總統初選，他與蔡英文總統的競爭出現，所謂「平衡」安排隨之結束。二○二二年地方選舉將近，幾位民進黨籍首長將卸任，他們當然是準接班梯隊，蔡總統是否再有「平衡」作為？非常值得關注。目前，這是後續最保險的安排。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現蔡總統的領導權威正處於最巔峰狀態，看看最近總統府人事的諸多變動就可得知。因此若後續有「平衡」安排，她與陳水扁前總統第二任期的情況絕對是不同的。陳水扁前總統的第二任期，已逐漸喪失領導權威；而蔡總統現擁有最高的主導權。

在蔡總統主導下，大約二○二三年初，民進黨正式的接班人選才會清楚出現。當前要說蔡總統人事「助攻」某些人、哪些人「掉隊」，時間尚早。蔡總統會先有一個階段的人事「平衡」安排，讓可能的接班人都有機會。過程中，蔡英文總統主導，也要避免十多年前接班人及派系爆發對立的可能風險。

「倫理」具體可見。二○○○年六月日本知名的雪印公司在大阪一家鮮乳製造廠，因生產機件部分汙染使牛乳不潔淨，因而造成一千二百人飲用後中毒。公司隨即收回市面上成品，卻又將其重新處理再上市銷售，整個事件被大阪市政府揭穿，公司聲譽一敗塗地。管理學界稱之為：「一瓶二百元日幣牛乳拖垮一家百年老店」。

美國最大的戶外用品公司Patagonia，創辦人伊凡（Yvon）在二○○二年自主性發起「捐一％營業額救地球運動」（1% for the □Planet），公司無論賺錢與否，每年都捐營業額的一％給全球各環保團體。有人說：Yvon瘋了。

但一％運動迄今全球有超過三千四百家的企業組織，主動響應「一％地球稅」（Yvon稱企業傷害地球太多，一％是繳稅救地球）。

台北一家「博仲律師事務所」是一家自動繳交地球稅的組織。二○一八年，作者曾專題指導研究同學訪談該事務所，更獲知博仲不僅繳一％，而是三％，繳交方式是直接把捐款寄送給需要協助的環保團體，台灣保護白海豚等運動就是這家事務所的生態保育工作之一。

全球數千家企業組織跟著一％運動，證實Yvon沒有瘋。除此之外，並非公部門的硬性制約或規範，而是民間企業或組織主動做，凸顯出倫理是自律性地具體可見！

台灣一家知名的上市櫃汽車零件生產公司，接班人的倫理思維及實踐，與創業的第一代大有落差。即便半世紀來曾經創新產品也導入先進管理系統，但該公司接班的幾位第二代子女各自盤算自身利益，各擁利益地盤飽入私囊，逐日遞減對員工等利害關係者的關懷與責任的溫度，幾年前公司有如絕症患者，冰冷地走入歷史。

欠缺自律性的倫理思維的企業組織，就像外觀碩壯卻體內虛弱者，企業組織若少見乃至未見倫理實踐，形同重症病患，生命延續猶且艱難，遑論企業組織的創新與競爭力呢！

每次開會，許桑幾乎都是一雙沾滿泥濘的膠鞋趕來。這位奈米工程的頂大博士，放棄科技業優渥高薪，帶著強大的熱忱和理念，投入地方農業創新發展，導入科技思維，期待找到改善社會與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許桑常分享他推動「循環永續農業」的有趣實例，像利用蚯蚓和微生物發酵技術，把沼渣跟豬糞轉換成生物多樣性的堆肥，取代化學肥料；或導入IoT物聯網系統來輔助栽植，在農園安裝偵測不同環境因子的感測器，分析數據，精準判斷農作物的成長狀態，協助農夫更即時有效的管理農田。

為了跟傳統營利為主的公司區隔、確保創業初衷不變，許桑更將社會使命納入公司章程，保留公司卅％以上的利潤盈餘，持續投入公司的社會使命。公司的財務透明化之外，也定期揭露執行公益的成果報告書。

然而社會企業的創新熱忱，燃油必須來自四面八方的成全，除了創業者本身的使命感，更需要政策與法規面的支持。在目前欠缺友善的社企法規環境下，許桑雖努力經營事業，仍須投入比一般企業更多的成本，並承擔不確定的法律風險。

由於社企沒有法律的位格，許桑必須投入許多時間，甚至簽訂個別契約，來說服簽約廠商、投資人和消費者，社企公司與營利至上公司的不同。而現行法中並無扼阻假社企「洗綠謀利」的機制，當鋪天蓋地的廣告行銷襲來，一般人根本難以區辨社企與其他產品的差異。

許桑經營的困境，也是許多社企經營者的心聲：法律跟不上經濟和科技潮流的變化。現行公司法和資本市場的法制，雖已導入企業社會責任做調和，但基本上仍是配合營利至上的經營模式為主；使得選擇社會創新事業的經營者，無法從中找到合宜的法規做後援，也導致政府推動社會創新的政策事倍功半。

法律不只是救濟的管道或最後防線，更具有推動社會思潮的強大功能。幾世紀以來，資本主義主導的自由市場，已造成太多經濟上嚴重的失衡與停滯。發展社創經濟，期待能透過「社會創新事業專法」突破既有法規的障礙，塑造促進公共利益的市場機制，將是台灣邁向下一個世代，永續發展的關鍵！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

所謂學習歷程檔案，是個人申請大學備審資料的制式化與延長化。目前大學招生，大約有七十％是透過個人申請的方式。個人申請分兩階段，第一階段依據學測成績篩選，每人最多六個校系。第二階段的錄取方式，則由各校系自行決定。除了有的仍會參考學測成績之外，還可能安排面試或筆試，或同時要求學生提供備審資料，以決定錄取哪些學生。備審資料有助審查委員深入了解學生的背景與特性，也可以提高口試的問答效率。

備審資料大致包括學業成績、語言鑑定證明、擔任過的幹部、參加過的社團、活動、比賽等，有的校系還要求寫自傳，自傳又可能得符合不同格式，準備資料過程繁瑣。一般而言，學測結束到申請入學之間不足兩個月，要整理高中三年的學習軌跡，相當倉促。所以，教育部引進南韓制度，建置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規定學生於在學期間上傳，以減輕學生負擔。

弔詭的是，學習歷程檔案反而加重學生負擔。因為把備審資料提早並延長為三年來準備，壓力便隨之提前並加長。尤其多數學生並非很早就清楚自己適合讀什麼科系，需要時間摸索。一旦改變方向，那麼之前上傳就等於做白工。何況各校系想看的內容必然不同，很可能大部分資料都是無用的。

最讓人介意的，是可信度與公平的問題。提案學生說，為了豐富學習歷程檔案，每個人都好像在比賽誰寫的故事比較精采，似乎更不能清楚了解學生的能力。據說，南韓學生上傳資料必須有老師認證，若有造假，則老師必須負刑責，但我國並未建立這種預防制度，便有變相鼓勵吹牛之嫌。

如果一方面逼著高中生花大量精力準備一堆可能無用的資料，學著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另一方面又剝奪了他們深化基礎知識的時間，那麼恐將培養出一群實力淺薄又浮誇的所謂現代公民，怎不令人憂心？

威爾森是第一個創建「拍賣理論」框架的人。拍賣通常是「拋售一個具有市場價值的物品」，在他的研究中，他指出投標人提供的報價通常會比他們所認為的標的物的價值要低，因為投標人害怕在信息不清楚的情況下付出過高的價格，這是為避免所謂的「贏者詛咒」。

但是在大多數的拍賣中，投標人除了考慮市場價值之外，也會考量對自己的個人價值。例如，在購買房屋時，購屋者會同時考慮他們個人對便利設施及上班地點的喜好，以及那個房屋的市場價格。

所以拍賣者如果可以找到那個特定的「個人價值」，就可以賣出高於市場價值的價格。換言之，拍賣市場可以透過人為操作，美國的對台軍售，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而米格羅姆則提出了一套理論，用以如何處理市場價值和個人價值的混合模型。他研究在何種情況下「贏家詛咒」會發揮最大的作用。他比較英國拍賣行的價格「低開高走」與荷蘭拍賣行的價格「高開低走」，進而發現後者的平均拍賣價格會比前者更來得容易被低估。所以，做一個人人要爭取的小塞子，會遠比做一個表面光鮮亮麗的棋子來得有價值。

他們的研究影響了拍賣市場價格的制定與運作，也提供了其他類似的經濟活動在決定市場價格時的理論依據。

市場價格的制定，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系統，要考量競爭性、購買力、個人化，以及通路、行銷等眾多因素。聰明的人待價而沽，愚蠢的人自貶身價。智慧的人豐收囤糧，愚笨的人賤價拋售。遠見的人創造價值，短視的人自我作踐。

如果把台灣的未來放在拍賣市場作一個價格預估，現在執政黨的所作所為，無異是讓未來不論是統一亦或獨立，台灣的市場價值崩盤。

多花時間思考台灣的未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或許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