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視中國疫苗如蛇蠍，現在對具有「中國成分」的疫苗大表讚賞，豈不兩套標準？復星醫藥三月就與BNT合作研發疫苗，在德方技術與材料的支援下展開臨床試驗，正已進入人體階段。對此，東洋的態度務實得多，說德商與他人的商業合作，重點是我方買到的是「德國貨」。

儘管BNT疫苗為德製，但其問世過程確有陸方貢獻，且德國就是希望借重中國人體質來測試疫苗功效。若依陳時中或民進黨的反中標準，與中國相關即是低品質，即可能造假，豈能相信使用中國數據研發的疫苗？

新冠肺炎確爆發於武漢，但中共成功壓制疫情，如今累計病例已與日本不相上下。如果不願就事論事，而一味否定謾罵，其心態與另一個庚子年肆虐中國土地上的義和團有何差別？

還好，東洋公司董事長是林全，而不是什麼泛藍大老。否則，只怕這支「德中合作」的疫苗早被鋪天蓋地罵成「黑心疫苗」，衛福部也會宣布絕不使用了吧？

正如昨天本報社論所言，「民進黨正一步步背棄自己的承諾」，美豬開放如此，南鐵東移強拆民宅如此，政府企圖以中天換照打壓言論自由亦復如此。政府草率開放美豬是罔顧全民健康，強拆民宅是行政暴力，而利用「關台」來威脅並否定一個新聞台的言論和存在價值，則是赤裸裸的反民主，背棄民進黨創黨數十年追求的民主與進步價值。

中天新聞若干節目的呈現或評論方式，從嚴格的標準檢視，確有可以檢討之處。問題是，誰有資格決定它應該因此關閉，不准再發出任何聲音？誰有資格決定它應該改變口徑，說一些更迎合主政者心意的話？是少數的NCC委員嗎？還是更高層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乃至蔡英文總統？如果大家的記憶沒有遺失，關閉報紙或沒收雜誌，是威權年代的飄搖時刻才會發生的事。但在台灣民主化數十年之後，為何今天的政府還想用政治鐵腕來決定一家媒體的生死？

換一個角度看，中天的言論也許讓主政者或綠營人士感到不悅，但它反映的卻是台灣社會一隅的聲音。這類聲音或許只是少數，但民進黨難道連容納這種少數意見的心胸，也已空間不足了嗎？更進一步說，在目前電視新聞台挺獨頌綠一面倒的生態下，中天的親中挺藍立場，不正是一個自詡民主多元國家所需要的不同光譜言論？如果連這點雜音都被消除，蔡政府每天聽到的都是歌頌奉承之聲，當它沈醉於自滿，還會想到如何提升自己的施政效能嗎？

在威權年代，只要警總的一道命令，或新聞局長的一通電話，就可以叫報紙雜誌停刊，甚至撤換媒體的人事。聽起來似乎是難以想像的事，但今天NCC和行政院的一些舉措，其實正做著同樣的事。蘇貞昌去年剛就任閣揆，即粗聲開罵，迫使NCC主委詹婷怡掛冠求去。今年三月台數科取得NCC核發的新聞台執照，蘇揆震怒責怪，NCC七天後即自打嘴巴收回執照。如此濫權霸道的閣揆令人不敢恭維，但如此看上級臉色的NCC，沒有「獨立機構」的腰桿，沒有獨立行使職權的本色，不怕把台灣的言論尺度帶回警總的「一言堂」時代嗎？

一個國家的民主，始於言論自由，這也是民進黨創黨的主要追求。而今，不過是第二度執政，蔡政府已將初衷忘得一乾二淨，以為自己可以任意關閉媒體，只有吹捧唱和者可以活命。這種心態，既可鄙，又可悲。正因如此，竟連陳水扁都覺得自己有資格跳出來「指正」蔡政府，豈不諷刺至極！

當年鄭南榕因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在遭民進黨冷落多年後，卻因為年輕世代的崇仰而被奉為烈士。蔡總統甚至將鄭南榕自焚之日訂為「言論自由日」，除強調這是他用生命留給台灣的遺產，並宣示「言論自由的社會，才有對假訊息免疫的能力」。現在，蔡政府卻正在做破壞社會免疫力的事。

我們也要提醒NCC委員：你們的責任在制訂良好的遊戲規則，並扮演客觀公正的監督者，切勿自以為是統一輿論口徑的中宣部，或負責行刑的劊子手。否則，這一刀下去，踩過鄭南榕的屍骨不說，民進黨的民主神話也將被劈成兩半。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政府多元目的考量下的政治性號召，想趁香港動蕩不安的局勢，吸引金融人才來台投效。但是純公股的台灣金控和土地銀行、輸出入銀行都沒有參與，高度配合的都是「泛公股」的金融機構，且迅速順利地經董事會通過獵才方案，可見得全是蔡政府強勢的行政主導。

政府高層透露的香港獵才專案動機，大多為「近年經歷洗錢防制與法遵、數位金融浪潮，乃至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等洗禮，公股金融機構獲利與競爭力相對民營業者，流露疲態。推出香港獵才專案，要打破公股事業傳統吃大鍋飯、薪資偏低等文化，希望重賞之下徵得勇夫」，對原本薪酬待遇偏低仍任勞任怨、全力投入泛公股金融機構經營的董監、經理人，乃至於基層人員，不知情何以堪。

目前純公股的金融機構，上自董總、下至基層，待遇都遠低於民營同業，主要是政府對他們的專業能力要求甚高，早期還透過國家考試覓才，但在待遇上卻把這些專家當公務員看待。難怪純公股銀行巴不得早點民營化，希望能少受約束發揮專業，也可擺脫低薪的桎梏。國際知名的人力資源機構，曾就泛公股銀行和純民營同業的績效與待遇對比分析，發現泛公股的績效在同業中屬於中間水準，表現勝過一半的民營銀行，但高階經理人所獲的待遇卻是在最低的25％，可見得泛公股銀行的董總們並未獲得合理應有的待遇，純公股金融機構的待遇更是「悲慘」兩字才能形容，這是政府一直對不起泛公股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地方。

再論績效，有民營化之名，卻無民營化之實的泛公股金融機構，因財政部是最大的股東，須隨時接受政府的命令，執行「政策性任務」，當然影響獲利表現，導致民眾誤以為泛公股金融機構的績效不如民營同業。以此次疫情紓困貸款而言，泛公股銀行只能配合，甚至有些董事長為拚紓困的政治業績「為貸而貸」，搞得各分行、基層人員忙到人仰馬翻，以至於整體國銀對企業紓困核貸金額約1.73兆元之中，公股行庫就占了1.5兆元（87％），讓政府有向民眾炫耀的政績可言，卻顯著影響泛公股銀行的績效。

因此，政府此時說引進香港人才是「要打破公股事業傳統吃大鍋飯、薪資偏低等文化，希望重賞徵得勇夫」，根本就是倒果為因，厚彼薄此，對泛公股金融機構極不公允的歧視，就像准許美國萊豬進口，卻不准國產豬肉使用瘦肉精一樣的雙重標準。甚至有公股金控董事長為長官和政策辯護，說這些香港人才，薪水福利會與一般行員不同，而是與績效掛勾，更是不可思議。

令人不解的是，難道泛公股銀行現行待遇和績效沒有掛勾？官派的董事長為何不向上級反映將政策任務納入績效？要打破低薪文化，何不從內部直接提高偏低的待遇開始？怎麼是對外來的高薪給予錦上添花？講重賞可徵得勇夫，不是侮辱在泛公股銀行就業的國人表現欠佳嗎？不幫國人設想就算了，還幫香港人才講話，政府官員何不從政務官層次以身作則，重金吸引香港行政方面的勇夫看看？

而國發會為了提高外國專業人才來台誘因，擬修法將相關租稅優惠延長至五年，則為何不把國內專業人才的稅負也一樣減輕，留住人才在台灣？胳臂老是往外彎，不經意就厚外薄內的政府，恐怕才是影響競爭力的最大障礙吧？

日前看電視播出，父母開車接送幼兒，臨停幼兒園門口網線引發衝突。至於小學門口，由於停車空間不足，上下學時造成道路壅塞及違停現象，更常見。君不見，特別在都會區，每到上下學，家長好似參加搶灘作戰，這是許多父母的噩夢。

首先，父母上下班時間難以配合接送孩子，即便夫妻分工可以接送，總會因偶發事件來不及，這時「心急如焚」四個字就是剛好。其次，就算是可以準時接送，開車家長怕找不到地方停，好不容易找到，擔心被拍照又怕小孩找不到；沒開車的，小孩須在車陣中穿梭，險象環生。

有哪個教育部長敢宣示，不論幼兒園或小學門口都不會成「戰場」？台灣少子化速度快，幼兒與小學生逐年減少，照理說，都會區接送亂象應有所改善才對；遑論實施學區制已有年，何以仍需接送呢？是治安惡化、交通混亂、還是家長不放心，因為只有一個寶貝，這些問題沒解決，年輕人哪敢生育？

想起半個多世紀前讀小學，上下學需走半小時。當年生育率高，兄弟姊妹可一起上學，加上鄰居一路浩浩蕩蕩，甚至在路上打鬧也是常有的事。進入五、六年級，為了補習延後放學，當時很少有路燈，尤其冬天，路上已是漆黑一片，每走一段路就會少幾個同伴，最後總是孤伶伶衝回家。當年父母生活上自顧不暇，能讓一組籃球隊孩子有飯吃已不容易了，接送孩子是很奢侈的。

光是生育率下降，就改變了整個教育生態。過去超過萬人小學，如老松與秀朗國小，如今剩下幾位學生呢？值得注意的，最近幾年生育率猛跌，今年確定「生不如死」，開啟人口負成長之路，出生數與結婚對數還會創歷史新低！

根據國發會最近人口推估，二○六○年人口總數為一八一四萬，四十年間將減少五百四十三萬人，這還不打緊，老人占比會從十六％升高到四十％。如果那時兩岸關係仍劍拔弩張，因年輕人不足，六十歲說不定也需教召。

最近蔡政府決定未來四年內，將現行每月兩千五百元育兒津貼提高到五千元，讓國家一起養；津貼加碼固可減輕部分父母經濟負擔，問題是這些父母是否會因此多生一個孩子呢？可以讓尚未婚育年輕人心動嗎？

筆者認為，如果要加碼，更應該增加第二胎的補助，但這只是社福效果，未必能帶動婚育。長期而言，生活環境的改善對婚育較有幫助。試想，住屋窗外有片綠地，老人有地方休憩，小孩可以開心奔跑，夫妻可以優閒步出屋外，還有守望相助的鄰里關係。在台灣，除了高級社區之外，大概只有大學校園符合此條件了。

政府應展現魄力，恢復社區的友善性與安全性，不要讓上下學成為家長負擔，成為孩童的風險！此外，也不妨思考從大學的閒置空間做起，增設廉價宿舍給已婚學生；只要夫妻一方是學生即可申請有眷宿舍，這不僅可減輕住宿負擔，也能享有優質的校園（生養）環境。（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反之，多數國家強調自由經濟市場體系，最常用兩種間接措施：一是對價格揭露透明化的要求，比如台灣的「實價登錄」制度，此又衍生「即時（反映當下市場行情）」與「真實（無造假或作價）」，甚至是近期立委舌戰部長「實虛坪」等問題。二是透過選擇性信用管制、財稅政策等，間接影響價格快速上漲。

即使我們同意「政府不應直接干預任何市場價格」，但在英美等國住宅政策，概設有房租管制的規定，雖其對房租管制方式並非都採最高額限制，而是要求「租賃期間房東不得任意提高租金與漲幅」等，德國規定除非房屋經過大修，否則三年內漲幅不能超過百分之廿。

我國根據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開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開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然而，行政機關從未據此發生強制減定租金的案例。

此外，二○一七年通過的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規定：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其立法意旨：為避免影響出租人提供租賃住宅之意願，尊重市場機制，爰予以排除適用。

整體來說，對政府「居住正義」的口惠與房價系統性監理的不一致，讓我們有以下六問：一是即便非人人有需求的股市，都設有漲跌幅限制，那人人都要住的房市，為何沒有相關機制？二問為何資本主義更強烈的美國等，都比台灣擁護住宅使用價格「租金」的自由機制？

三問去年「資金匯回專法」立法之初，即明訂「五年內不能投入不動產市場」，官方如何解釋「此波房市上漲原因之一係台商資金回流」與其對策？此外，在二○○九年遺贈稅大降後，部分台商將資金匯回投資台灣的不動產，助長房價後衍生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通稱「奢侈稅」）立法，難道相關監理機關沒有從中得到教訓或經驗嗎？

四問是對「內政部與財政部認為課徵囤房稅無法達到降低空屋效果」的辯證與質疑，央行近日不是表示「稅的作用最大」嗎；五問：如果「長期低利率的寬鬆資金環境是高房價禍首」說法對央行不盡公平，那「幫凶」的用詞呢？

最後：我們同意央行多次宣稱「健全房市有賴各部會通力合作」，但從結果論民眾可能無法全然了解政府的理論邏輯，卻能直指問題核心：如果上述已實施過的ＸＸ政策都無用，請問政府將有何有效具體措施？

居住正義不應只是選舉口號，如何落實到法律與政策執行，會是民眾日後檢驗的重點。

首先，針對性。台諜案宣布時機和內容針對意義濃厚。央視是大陸最重要官媒，報導特地延後至蔡英文總統國慶演講後，代表大陸對台決策高層認定演講未有新意甚或暗獨，故播放錄製好之台諜案報導。

其次，否決性。報導係對蔡英文總統雙十國慶講話提議「不滿意」的非正式回應。總統國慶談話：「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改善兩岸關係，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我們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許多媒體和學者專家也認為這是小英上任來，對對岸最「軟」的一次談話。

不過，央視仍報導台諜案，是對岸籌畫甚久的對台系列步驟之一，進退有序、擇時而出。連兩日揭發的台諜似均非「專業專職」諜報人員且被羈押已久，錄製認罪影片可在任何時間播放，選擇小英國慶談話後，可知就是對岸認定小英談話未符期望。

尤其國慶談話中引發「切割中華民國、拋棄一中原則」聯想的是：「願廿年後的台灣人，會想起正是這一年，讓他們有真正以自己的意志，選擇未來的機會」這些字句。中華民國被切割成只有七十一年，而且強調在台灣；廿年後的這一段話，有論者以為就是台獨的隱性宣示。這均有違對岸的九二共識底線，大陸當局當然不能毫無反制行動。

第三，提醒性。向大陸人民宣示台灣諜報人員不斷進入大陸，大陸民眾須提升警覺。此次最特殊的一點，就是由北京通告各大學，安排師生員工準時收看，還需組織學習相關文章。

台諜李孟居是在拍攝深圳體育場武警訓練情形後被捕，而鄭宇欽則是利用學者身分在捷克和中國進行諜報活動，鄭宇欽案在提醒師生，對於台灣或外國來的台灣老師，不能毫無戒心交往，縱使至國外留學仍要提高警覺。

最後，示警性。警告台灣諜報人員知所警惕，雖然台灣軍情局公開表示，已十餘年未直接派遣諜報人員進大陸，但其他情報機關亦有可能派遣。而央視揭露兩人案例，亦頗堪玩味：李孟居與香港反送中行動有關，鄭宇欽是在捷克組織其情報偵蒐；人員職業方面，一為商人、一為教授，兩者是最常進出大陸的台人身分。

從九月共機越境地域性（以往不越中線）、頻率性（較過往密集）、例行性（從偶爾任務變為「例行訓練」）的轉變分析：在戰略層次，對台總體策略已質變；戰術層次，有武嚇也有文攻否定海峽中線存在，再加上雙十後台諜報導，政府主事者絕不能視為單一事件，對岸下一波行動必將隨之而來，不得不慎！

依據水情燈號，目前僅桃竹苗中及新北、彰化部分地區黃燈，採第一階段夜間減壓供水的限水措施。顯然，決策者斟酌今年雨量及接下來半年枯水期，預測雨量又偏低，不敢賭一把，否則來個颱風，枯旱不就迎刃而解了？

停灌，水利署長說「這是痛苦、也是必要的決定」。雖每次用水緊張，就讓農業用水讓步，惹得農民不滿，但這是一種理性思考後的必然結果。農業用水量大，停灌後才有足夠水量而其損失還算比較小。只是這次停灌只省下約三千八百萬噸水，每噸水以自來水均價十元計算，也不過三億八千萬元，花費十多億元，除彰顯我國水價偏低，也顯示此次補償似乎太「從優」。

從民國八十九年災害防救法實施以來，此次不計，經濟部已有九年成立中央旱災災害應變中心，六次以停灌休耕、犧牲農業方式，讓全民共度旱災，而單單農業補償費用就超過一一○億元。記得以前也曾在稻作未全部成熟前停灌，當時是採「坪割補償」，計算停灌後稻作減產損失而做補償。

這次停灌相關補償辦法仍未公布，報載一點九萬公頃就補償十多億元，是以農家賺的百分之一○五加生產成本計算，此方式確實較單純，也更有利於農民；但以台灣農民勤勞節儉的個性，停灌後會看著農田凋萎？還是領了補助後，千方百計再找水源？只要再撐個幾十天，就可收成，是否誘使農民鑿井或抽取附近河溪水源，或只是等待局部降雨，再賭一把。

農水署成立，主要目標與效益是要將原灌區外卅八萬公頃農地納入灌區內。先不說農委會與農水署面子，想想，若這是農水署的關鍵指標，則未來有多少農地，會因此而不適當納入灌區？而一旦納入灌區，豐水期或許供水無虞，但每逢枯水期，這種旱災損失，未來又會增加多少？

農水署除了加強管理、減少滲漏外等節流措施外，也該考慮如何在不增加地層下陷等環境劣化的開源措施，要「以供定需」、謹慎增加灌區，否則，增加灌區將會造成來年持續停灌休耕補償的無底洞。

孫子兵法：「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從軍隊參謀四大支柱：人事、情報、作戰、後勤觀之，情報戰乃先戰之戰，開打之前，先情報戰，這也是為什麼最近大陸及美國偵蒐情報軍機，天天飛臨台海、南海；足證抓台諜絕非無的放矢，乃是知彼，不讓對方知己，這是標準中共抓武統的徵候。小英是否仍要一意孤行，或正視大陸人民日報十五日刊出的《告台灣情治部門書》一文；台灣老百姓或許真的只能聽天由妳？

「人本交通」的發展，起源於交通發展過程中對環境及使用者之省思，道路從以往「車輛」為主的規畫設計觀念，隨著社會進步，尊重弱勢及保護行人，逐漸轉變為以「人」為主的規畫設計思維，希望營造安全、友善、可靠、舒適、健康的永續交通環境。

只是台灣因車種多元，道路空間有限，造成混合人車流過於嚴重。要重新改變以「人」為主的規畫設計，以維護行人安全之路權，困難重重。如取消人行道設置機車停車格，不僅引發機車族反彈，朝野立委及地方政府都有疑慮。檢視目前台灣人口不斷減少，機車卻逆勢成長。根據交通部統計，目前機車已近一千四百萬輛，因使用方便與可及性高，使用範圍廣；加上近年來日益增多的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及不良於行的高齡者使用三輪或四輪電動代步車，跟行人混流衝突愈來愈多，因此要維護行人安全一定要循序漸進規畫實施先行之配套方案。

首先要先努力做到機車減量，以大台北地區為例，建議雙北合作，以減少新北市到台北市通勤的機車使用率二成為目標，作法是在雙北連接的各個跨市橋梁下的部分高灘地設機車轉乘免費停車場，以停車轉乘的方式（Park & Ride），讓新北機車族停車後免費搭接駁中巴到對岸最近捷運站，並使用特定更便宜的月票到台北市目的捷運站後再騎共享機車或共享自行車到公司或學校。當停車需求減少，再推動機車退出騎樓及人行道，將更能提高執行效率。

至於台北市區內的機車減量作法，則可善加運用各式共享運具作為捷運之二端起迄點接駁，如共享運具能更方便有效的使用，將可進而減少汽機車之持有率，達到交通減量之目標。

至於人行道之規畫設計，建議必須根據人行道之連貫性及一致性、人行道淨寬至少零點九公尺、行人專用空間的保護與步行環境無障礙設計等原則。其中行人專用空間的保護，建議目前廣設之綠底標線型人行道可以一般標線型人行道取代，將減少之成本加設回復型防撞桿，以防範車輛占用並保護行人安全。另外，人本交通之宣導教育及騎樓與人行道被違規占用之執法，建議可由社區協助執行，落實社區化交通管理目標。

（作者為消基會交通委員會副召集人）

一方面，政府大幅舉債及特別預算，動輒千億台幣買軍火，甚至沒有考慮到軍火採購不只是一次單筆支出，後續十餘年以倍數計增加的維修經費，才更驚人。這些預算在哪？

美國出售武器給台灣，壯大台獨信心，人民被一步步推向火線不自知。因為美中霸權競爭最利己損人的做法，就是打代理人戰爭，讓你民族分裂、人民自殘，「台灣堡壘」到底是做誰的堡壘？

更糟的是，當政治人物對兩岸關係提出警訊，馬上被綠營人士及1450貼上標籤「舔共」、「投降派」，沒有理性探討空間。在川普反中鼓動下，台灣傾獨勢力自以為有靠山，民意傾獨愈來愈高，甚至一廂情願認為美國一定會出兵保護台灣。但當被問到台獨引發戰爭，贊成恢復徵兵及教召延長民調時，不怕死的台灣人，馬上變少且反對。

還有若干綠營人士及西方別有用心者分析兩岸軍事態勢，普遍認為中共沒準備好、不敢打、不會打。但他們忘了歷史上，戰爭多半都是在人民不預期下發生。也忘了當仇恨民意被政客鼓動時，戰火更容易引爆。

且部分西方人士在做兩岸敵我攻擊報復能力分析時，更忘了計算台灣對大陸出口比重創新高，兩岸上百萬經商、通婚、留學人民及其家屬的心理。兩岸同胞人心都一樣，大家都在拚經濟，想買車買房，人人都希望過更好日子，他們不知為何要犧牲自我，為「台獨」及「美中霸權競爭」而戰？

敵意加乘能力，就構成威脅，化解僵局不能單靠軍事。在協商代替對抗的年代，兩岸要用智慧與政治化解敵意，而不是用軍備與戰爭製造更多矛盾仇恨。

有人不喜歡九二共識、一國兩制，何不用當年德國「一國兩府」模式取代；目前一個中國，卻存在兩個實質有效統治政府，雙方承認在這分治的現實基礎上，開展兩岸更密切的關係。兩岸領導人也可改變思維，雙方以「中華邦聯、共同市場」模式來定位發展現階段兩岸關係。總之，化解危機，增進人民福祉，是政治人物首要責任，也是兩岸人民最切要的盼望！

我是預官十九期□科，服兵役部隊是□兵九十三師，駐地馬祖南竿。服役期間、除了海防任務外，構工（北海坑道、天龍堡核心陣地、環島戰備道等工程），卸載（中字號運補船來，要將船上物資卸下），還要支援民防隊訓練等，現回憶起來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退伍後在學校任教職，六十一、二年奉命教育召集各一次，每次都是一個月。第一次在衛武營、第二次在仁武營。前十天是幹部集訓、後廿天應召員入伍，編成隊伍。在衛武營時，連長要我擔任第一梯次值星官，當我要集合隊伍時，感覺比馬祖民防隊動作還要慢，真是一群活老百姓。我動了無名火開始罵人了，並且交代班長我的要求，若犯者將受處罰。

休息時，輔導長問我是那個部隊退伍的，我回以「九十三師」；他回答說：「難怪了，前瞻師嘛，我們後備部隊將人找齊了就不錯了！」當頭一棒，敲醒夢中人，我還以為陸軍都是同一標準的。後有一位應召員偷偷對我說：「排Ａ！麥安呢，隴係老鳥嘛！」我又聽說有幹部要求嚴格，一解召出營門就被圍毆，為了趨吉避凶，只有調整我的標準。

第二次教召在仁武營，擔任營部連副連長。當時一個連只有一位連長但有兩個副連長，一位是常備連副連長，另一位是後備連副連長。營部連有三個排，搜索排是□兵排，都是野外科目，衛生排科目大都在營區內。士兵出操我們要去督導，一個連分好幾個地方出操，就靠兩條腿，真的是步兵啊！我們這衛生排排長自己在潮州開診所，休息一個月損失足足四十萬收入（以當時幣值言）。

說出自己的經驗，供決策參考，不是把人找齊了，編成隊伍就有戰鬥力了；沒那麼簡單，還要有許多配套措施，否則浪費人力、物力，白忙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