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黨批評三保齊漲，綠委鄭運鵬回稱，社會保險應該「自給自足」，健保「二○一八年就該漲，只是因為各種原因未漲」，反對的人是民粹。鄭運鵬為護航說出了真話，其實就是政權考量。當年應漲未漲，是為了九合一大選；這次蔡政府三漲，是吃定「今年沒選舉」。

蔡政府調漲費率的理由，是「入不敷出，連年虧損」。這說法大家並不陌生，當年的軍公教年金改革，用的也是同一理由。但一如當年只動軍公教卻不敢動虧損更大的勞保和國保，這次「三保齊漲」的同時，「農保」卻加碼開辦農退儲金，一年得多花一、二十億銀子，且逐年增加。吸人民的血，再挖另一個錢坑，天下有這種道理？

農保幾乎全由政府埋單，每年花掉五百億元以上，占農委會預算三分之一。對此，蔡政府從不說「入不敷出」，反而加碼辦農退。只能說，一旦攸關選票，社會保險「雙標」又何妨。

蔡政府劣政不少，卻總能找到話術來美化。但話術被看破手腳後，便只剩騙術。

說這是史上「最陰險的保費突襲事件」並不為過。第一，健保費率的升降攸關全民權益，當然必須要經過公開討論。尤其，萊豬開放剛引發莫大爭議，蔡政府嘴上還說著「謙卑」，卻立刻又做出專斷決策，顯示毫不在乎民意。第二，健保財務的盈虧，和政府管理的良莠與制度的合理與否有很大的關係；若完全不在制度上作任何改革，卻一味從民眾身上拔毛補漏，黑洞只會越補越大。第三，蔡政府算準年假期間輿論無法聚焦，且全民注意力都在萊豬身上，因而迅雷不及掩耳地調漲保費即期實施。如此機巧的操作，用心實在可議！

以衛福部的說詞，健保費率需要調漲，是因為健保財務連年虧損，今年底虧損將突破七七一億，安全準備金則低於一個月，已達調漲標準。問題是，對於健保虧損的原因，衛福部做過深層的總檢討嗎？對於備受詬病的部分人濫用健保現象，提出過什麼防堵之道嗎？對於外界一再呼籲收取「部分負擔」以抑制浪費的建言，衛福部提出過任何改革方案嗎？沒有！衛福部什麼都沒做，陳時中僅火速決定讓全民概括承受制度的不健全、少數人的濫用和政府的怠惰。

一味調漲保費，其實無助於健保的財務健全和永續經營。以剛結束的二○二○年為例，道理一說即明：因為受新冠疫情影響，許多人唯恐受到感染，因此避免前往醫院；僅前三季，就醫人數即減少了將近兩千萬人次。從積極面看，民眾節制自己不必要的就醫行為是好現象，可以減少健保醫療資源的浪費。但從消極面看，由於就診人數驟降，使得不少基層診所或區域醫院收入銳減，有些則因持續賠錢而必須縮編甚至向銀行借貸。

這些現象，顯然不是政府調漲保費就能解決。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去年就醫人數大幅下滑，政府必須向各級醫院、診所給付的醫療點數，整整下降了一百億多個點數；照理說，健保財務支出應該大幅下降才對，為何衛福部仍拿虧損的雞毛當令箭，調高全民保費？這是政府在刻意欺瞞百姓，或者健保費用被挪用於其他不當之處，才會有如此偌大的出入。對此，衛福部若不清楚說明，將難杜悠悠眾口。

事實上，這類的健保「黑數」經常被提及，但政府卻往往避重就輕，不願意誠實交代或務實改革。最近醫界即提出一項質疑：從二○○○到二○一七年間，整體就醫人數減少了○﹒三％，但醫療費用卻從平均每人八四二二元暴升至一萬六千四百元，近乎翻倍。由此可見，全民健保資源有越來越「集中化」的趨勢，少數的人集中花掉了全民的健保經費。如果衛福部不作任何改革，長此下去，健保財務黑洞越來越深，年輕世代還能享受健保的眷顧嗎？全民健保還能算「全民」的健保嗎？

陳時中說，保費調漲之後，受雇者平均每月保費只多繳六十三元。挑比較低的平均數說，這就是為政者的巧妙話術，藉此迴避了自己必須面對的所有議題。想想企業的負擔就好，目前保費的負擔比是企業七、政府二、勞工一，政府漲得輕鬆，但它想過企業的支出多沉重嗎？

日前立委質詢金管會，面對新冠疫情，是否要比照英國停止金融業發放現金股利？金管會回答已進行研議。此話一出，存股族哀嚎，金融類股價受挫，瞬間形成狂奔牛市中的一股逆流。金管會隨後公告要求銀行業者今年提前進行壓力測試，要在4月底前回復測試結果，並須考量「本次壓力情境之測試結果，審慎衡酌盈餘分派方式」。

金管會限制金融業者發放股利的做法已行之有年。最顯著的案例是壽險公司的股利發放。金管會這兩年便透過審核過程，不斷限縮壽險公司現金股利發放。過去兩年，只核准四家公司發放現金股利，預估今年壽險公司現金股利發放不太樂觀。

限制金融業現金股利發放，似已成為金管會管理金融業資本適足性的法寶，壓力測試則成為其超前部署的尚方寶劍。可是當金管會亮出寶劍，取代銀行及保險公司股東常會的決策權限，自己儼然成為「全國金融超級控股公司」的最高決策者。這樣的做法是否恰當實在值得斟酌。

近30餘年來，金融業走向資本為基礎的風險管理已是趨勢。12年前美國引發世界金融海嘯，更突顯適切資本比例的重要性。以銀行業為例，1989年修正銀行法就納入8%的資本適足率，而在2008年底更將資本分級管理的規定立法。至於保險業也在2001年修正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但到2015年才有分級管理的設計。

今日政府監理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常態是，當發現資本不足時，便可採取立即糾正措施，要求業者提出資本改善計畫，以維護財務的健全性。如果業者發放現金股利或實施庫藏股而危及資本適足性，金融相關法律也明文禁止。所以，政府限制盈餘分配，適法上似無疑義。

只是今天的問題在於政府金融監理有太大的行政裁量權，而法規中常見的「之虞」或「有礙健全經營」等規範就是明證。政府監理如果缺乏輕重緩急的執行次序，反而會影響金融機構的正常營運。譬如，金融機構想發新股增資，就可能因股利被限制，影響到股價而導致籌資成本增加；結果，金融機構資本結構只能靠盈餘累積來改善。政府改善金融機構資本適足性，理應以計畫優先，而不宜先限制盈餘分配，再要求交出資本提升計畫。

其實，以壓力測試來檢測金融機構承受衝擊能量是有前提的。壓力測試預設情境發生的機率往往極低，故只宜作為監理單位預警的施政參考。畢竟過於嚴苛的條件，很容易讓金融機構無法通過測試；反之卻又使測試結果形同具文。在疫情考慮下，去年5月國銀曾進行壓力測試，而無論設想情境輕微或嚴重，結果通通過關，這應與各家銀行體質健全有關，政府若特意設高難度卻極不可能的情境讓銀行不過關，反而顯得矯情。

政府把金融預警視為即將發生的事件，便限制現金股利發放，似乎是過度超前部署了。金融監理本來就有循序漸進的設計，監理機關應避免跳躍式措施，影響市場的正常運作。當銀行逾期放款比率惡化，政府可要求其提升備抵呆帳覆蓋率；當銀行資本惡化不足時，政府更可立即要其提出資本改善計畫。壓力測試只是預警，是監理單位與銀行溝通的依據。至於該採取何種措施，仍應尊重銀行的決策，政府該重視的是結果。

社會理解金管會審慎監理金融機構的用心，但方圓之間的拿捏需要特別注意。金融法規中「霸王條款」權宜性措施的權限太大，很容易讓監管單位直接扛起以天下為己任的重擔，卻忽略金融機構自身應有的決策，以及市場運作的基本原則。如果金融機構決策被弱智化，市場也不會買單，而金融產業的成長茁壯必將事倍功半。所以，金管會真要慎思以壓力測試直接限制現金股利的做法是否合適了。

從決定進口萊豬的決策過程，到面對大規模的民眾秋鬥抗議，以迄去年底在國會的強行表決，都是蔡政府應該並且有機會展現謙卑的時候。但是官員與執政黨民代，總是擺出拒人千里或是盛氣凌人之勢，對於民間的反彈或在野黨的大聲疾呼，不只一概視若無睹，蘇貞昌甚至揚言要向美國告狀。尤有甚者，並非民選產生、又非經國會同意而毫無民意基礎的閣揆，竟然在國會拍桌怒斥代表人民質詢萊豬的民意代表。

政務委員羅秉成更以「亂」來貶抑各縣市的自救之道，並越俎代庖的指斥地方自治條例規定萊劑「零檢出」違反憲法，甚至恫嚇地方公務員若執行自治條例，將送懲戒。而執政黨目前更是磨刀霍霍，研究如何懲處反對萊豬的黨籍立委。

如今萊豬進口大計已經實現，始終拒絕為了昨是今非與欺矇人民而道歉的蔡政府才打出謙卑牌，並故作姿態，籲請人民體諒。

此時的謙卑，儼然鱷魚的眼淚、玩弄夠了後的貓哭耗子。得了便宜還賣乖，莫非是此情此景的最佳寫照？

若拉大視野，可知蔡政府真正謙卑的對象，其實是美國。此所以當美國在台協會抨擊台中市長盧秀燕的萊豬立場、不當干涉我國內政時，蔡政府並未與國人站在一起，敦請美方體諒我國地方首長的自主權！

掌權者謙卑是對的，因為那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只是遲來的謙卑，不是謙卑，而是獨裁者的遮羞布，龍袍前的擋箭牌，政客的障眼法罷了。

本協會提供反操作的具體做法，希望眾志成城，用「民間隊」解決標示標章的混亂糾纏，同時也避免「拒吃豬肉」行動使無辜肉商遭殃。

首先，由消基會結合願意加入的各類團體，發動會員和志工組織萊豬標示「民間吹哨糾察隊」，超越「義警」的概念，在海關、倉儲、物流、加工廠、大賣場、傳統市場和超商、夜市等肉品處理流程中，號召從業人員擔任萊豬訊息的神祕吹哨使命，垂直和水平產生嚇阻功能。

其次，由消基會帶領民間隊呼籲豬肉相關進口、加工及販售的業者，若其產品不含萊劑，則自行在消費者能辨識的處所貼上標示宣告：一、產品不含萊劑，二、歡迎政府及民間查驗。

第三，消基會帶領民間隊在各官網上公布有張貼「不含」的肉商，並呼籲消費者拒絕購買沒有張貼「不含」標示的肉商肉品。

第四，由民間隊購置或募集獲認證的萊毒試劑（紙），由糾察隊員隨機攜至貼有「不含」萊毒標示的肉商進行檢驗。

第五，若經民間隊隨機抽檢結果確實未含萊毒成分，則頒發民間隊事先統一設計的認證標章，並公布在民間隊各官網上供消費者參考。

第六，若此家肉商雖張貼不含萊毒之標示，但經隨機抽檢結果卻含萊毒成分，除在各官網公告其惡行外，並提供地方食品衛生、標示主管機關查處，甚或以詐欺罪嫌向地檢署告發。

以上組織民間隊反操作的具體方式，跳脫現行紛亂標章疑惑，以肉商自律之切割，可解決政府怠惰不標示造成的混亂，讓廣大消費者攜手拒絕萊豬，護衛自己的健康，讓萊豬進口因消費者的抵制而自然絕跡。

此舉且能保護不含萊毒的肉商業者，尤其是台灣豬肉。最重要者，乃賦予民間參與公共治理權源之正當性，又能激勵民間參與公共治理的動能，讓披著民主外衣卻逐漸有專制化傾向的執政當局，知所警惕！

二○二○剛結束，對許多人來說，那真是迄今人生裡最糟的一年。

歷史學家卻不一定同意。

來自英國的菲利浦．帕克找來廿八位在耶魯、牛津、史丹福等名校執教的同儕，一起對歷史年代評分，結論是一三四八年全球被黑死病害死兩億人，才真是史上最糟；納粹德國在一九四四年大屠殺猶太裔排名第二，年屆八旬長者應該還記得當時慘況。美國在疫情籠罩之下愁雲慘霧，然而從歷史角度而言，光是近代的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與二○○一世貿恐攻都比去年還慘，更遑論西班牙流感、印第安大屠殺、經濟大蕭條，還有內戰了。

瑞典史學家約翰．諾伯格對二○二○更有完全不同看法，他在新書說去年是「人類史上面對瘟疫大流行最好的一年」──倘若新冠疫情發生在十五年前，信使核糖核酸（mRNA）科技尚未出現，當然就不會有使用此項科技之疫苗；一九九○年前網際網路不普及、一九七六年前沒有基因排序、甚至光是在疫情期間救命無數的呼吸器，都是在一九五○年後才正式問世，假使當今人類沒有這些科技輔助，後果實在不堪設想。另外過去幾十年全球識字率大幅提升，本世紀人類財富快速累積，都為這場疫戰打下基礎。

換句話說，歷史學家們認為事情很糟，但不是史上最糟，而且，事情本來可以更糟，還好我們已經走到二○二○，稍微有點本錢面對危機。而這一切，都只是觀點不同而已，退一步，換個角度，好像真的蠻有道理。

當然，二○二○不只有疫情，運動迷不會忘記小飛俠柯比．布萊恩直升機失事帶來的痛苦。然而這樁慘劇留下的不僅止於傷心回憶，更還有向未來勇敢前進，不浪費光陰的深刻教訓，那是布萊恩用生命帶給所有人的永恆力量；同樣在ＮＢＡ籃球場，去年在疫情與非裔民權爭議之下，球員仍然團結完成球季，成為防疫典範，並用自身號召力喚醒社會關注議題。

去年也是在右派政客鼓動下，近代全球種族主義最猖獗的一年。所幸物極必反，美式足球與大聯盟職棒都有球隊更換原本歧視隊名，大聯盟更進一步將黑人聯盟成績納入正式紀錄，彌補昔日隔離政策造成的遺憾，這些發展都是平權重要進程；小聯盟職棒球季因疫情消失，讓許多旅美球員失去機會，大量好手被迫返台，卻可能是台灣本土職棒難得契機。

此外，東京奧運延期，雖然造成不少經濟損失，卻也賦予本屆奧運對世人更重大的意義，如果今年賽事順利舉行，將會與原爆廿年東京奧運跟二戰後倫敦奧運一樣，成為全體人類在浩劫之餘，浴火重生的里程碑。

總而言之，最糟的年代，也可能是最好的年代。昨日之日不可留，新的一年已經來臨，值得掌握的，只有當下。

（作者為運動文學作家）

行政院所稱地方食安自治條例如有與中央食安法規命令不一致情形，即屬於違反憲法第一○七條「國際貿易政策」，「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的無效行政行為；亦有違反憲法第一○八條「公共衛生」，「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之」的「違憲行為」。此種論斷究係政治宣示抑或法制宣示？

基本上，行政院應無權宣告地方法規違憲；違憲與否之宣告，係屬司法院「司法審查」之職權範圍，行政院竟有此宣示，應屬「行政權之濫用」，甚至有「行政權之越權」虞慮。矧且省衛生、縣衛生本屬憲法第一○九條及第一一○條之省或縣自治事項，地方制度法因此憲法委託，乃於該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明定「衛生管理」為「直轄市或縣（市）自治事項」，公共衛生與省衛生、縣（市）衛生究竟含意上有否不同，如由食安法第二條「主管機關」言之，應係權力行使範圍之不同；或是法制位階上下有別而已，應無地方立法權即可限縮之意含。

行政院指出司法院釋字第七三八號解釋，係僅限於法律有「最低」或「至少」的條件下，始有其「更高」或「更嚴格」之自治條例規制餘地，此說法如就食安法第十五條規定，「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即「不得製造、運送、販賣」。此係禁制的規定，究竟「超過安全容許量」，是「最低」抑或「非最低」的條件，一眼即可看出。因之，地方自治條例以更嚴格的禁制，對人民是「授益行為」抑或「負擔行為」，應已相當明確，何有妨害營業自由之譏？

就商業行為在食安的限制規定，應屬「公益作為」，且與比例原則之旨意應無不符之處，豈可即謬指為不適用釋字第七三八號之解釋。至說對執行取締之地方公務員將移送懲戒，行政院應無此權限，為懲戒法所明定似不必贅言。

對於台中市既已核定有案之自治條例，在台中市未再以修正案報請核定前，行政院如何因其牴觸地方制度法第卅條而可函告無效？依憲法第一一七條、第一二五條，省法規或縣單行規章只在牴觸形式意義的「國家法律」始生「無效」情事，並不包含「基於法律授權的法規」。地制法該項規定，係起草時行政院執事者加入，本即有牴觸憲法之嫌。

行政院逕謂地方自治條例有違憲、不合法、不合理或不可行，前二者屬法律爭議，自必須盡速處理以為國人之遵循。至於不合理、不可行竟亦成為無效的理由之一，應已超越法律爭議的處理範疇，當非由政治手段處理不可。

唯今爭議不斷，即係政策政治化的惡果；設若行政院能以社會成本考量，將萊豬政策以最小成本設計執行機制；亦即明白標示產地而掌握源頭，並且逕予核定地方自治條例的因地制宜作為，相信可兼顧國際貿易的「最惠國」或「國民待遇」政策，而且食安亦可落實，何苦不為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去年ＡＰＥＣ峰會上，表示中國將積極考慮加入ＣＰＴＰＰ。一般認為ＣＰＴＰＰ對國有企業設有嚴格的限制，中國不可能進行符合ＣＰＴＰＰ規範的國企改革。中國尚有許多國企從事產品及服務的出口，若禁止對這些國企補貼，將會對其生存造成嚴重威脅。

在此情形下，習近平仍表示將積極考慮加入ＣＰＴＰＰ，會做這樣的取捨，主要是想突破美國在經貿上對中國的封鎖。北京當局應是認為，以國企改革換取國際經貿空間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事實上，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ＲＣＥＰ）簽訂、中歐投資協定的達成，到尋求加入ＣＰＴＰＰ，均是基於此一策略邏輯。

在中歐投資協定中，中國已做出第一份履行國有企業行為義務和全面透明補貼規則的協議。中國承諾未來國企行為將以商業考量為準，且在商品或服務的購買和銷售上，不會對歐盟企業造成歧視。此一承諾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國有企業條款第十七．四條相符。此外，在中歐投資協定中，中國也承諾將提供評估國企是否遵守協議的相關資訊，及透明化補貼相關訊息，這些承諾已部分符合ＴＰＰ第十七．十條款規定。

當然，在中歐協定中，中國並未做出撤銷國企補貼的承諾。這使得中國要符合ＣＰＴＰＰ規範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儘管如此，中國仍可援引越南、馬來西亞、汶萊、智利、墨西哥等案例，取得例外待遇或降低門檻。中國具有龐大的國企部門，給予較長的調適期間符合國際慣例，加上ＣＰＴＰＰ國家中沒有一個扮演像美國一樣規則制定者的角色，各國在極大化國家利益下，有可能會同意中國在有限條件下加入。

然而，從中歐協定談判過程可以發現，中國加入ＣＰＴＰＰ的最大阻礙是美國的反對。由美國態度可看出，美國將會阻撓中國從事國際經貿結盟的行動，即使尚未上任的拜登政府也是如此。即將擔任拜登國家安全顧問的蘇利文曾告誡歐洲各國政府，不要急於達成該協議。中歐之趕在拜登上任前達成協議，也是為了避開美國壓力。

以現有國際局勢來看，德國可以抗拒美國的壓力主導與中國簽訂投資協定，但是日本恐怕不能不顧美國反對而讓中國加入ＣＰＴＰＰ。日本可能會以中國自由化程度不足而婉拒中國入會。在美國壓力下，中國要加入ＣＰＴＰＰ將是困難重重。

若中國仍不放棄，持續積極推動加入，將可能促使美國提前重返ＣＰＴＰＰ。在美國重返後，中國要加入就無法獲得在國企及其他方面的優厚特殊待遇，入會程序將會陷入漫長談判，甚至將面對ＣＰＴＰＰ在美國主導下轉換成抗中聯盟。最後可能結果還是會回到中國主導ＲＣＥＰ，美國主導ＣＰＴＰＰ的相互制衡局面。

是人類知識不足嗎？是資訊封閉嗎？都不是！病毒核酸序列早在去年一月十日就發布給各國共享；目前以新冠肺炎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已經超過廿萬篇，網路上彈指可得。但是，隨著網路資訊快速流通，夾沙帶泥的有更多流言與謊言，有人混水摸魚，搞亂了政策與人心，殘害了生命。

我們從而知道，科學知識不等於力量，光靠科學不能救命，同一個病毒，在不同的社會釀成程度相異的災情；就如同一場考試，題目一樣，有人過關，有人死當。人類的病痛並非單由病毒所害，還有我們自身有關人性、制度、文化的毛病，像一座座三稜鏡，折射出相異的傷亡圖譜。

在美國，戴不戴口罩一度與勇氣、自由等抽象信念，或人格坦誠與否相連結，而成為政治圖騰，美國總統川普是始作俑者。去年三月間，他宣稱服用奎寧與鋅片有用，百毒不侵；一直到六月中旬，臨床數據證明奎寧無效，公衛當局才撤銷奎寧用藥指引。到了九月，美國每天有三到四萬人確診，川普還在調侃拜登戴口罩，笑他懦弱。九月廿二日，川普在聯合國大會演講，譴責中國釋出武漢病毒，讓全世界的人受「中國肺炎」之苦，明顯是在轉移焦點，找代罪羔羊。最戲劇性的轉折在十月初，川普中鏢，強制就診；出院後，他仍不戴口罩，數周間，他的親信、助理、官員紛紛就醫，白宮成了群聚感染與社區傳播的中心。狂人總統，不尊重科學，害人害己，害慘美國！

無數實證研究表明，傳染病傷害最重的是社會的貧窮底層。過去一年來新冠疫情也不例外，以美國而言，收入偏低的有色人種感染率與死亡率最高。然而，貧窮並非決定疫情危害的單一因素。瑞典極富有，社會福利良好，民主自由，人口不及台灣一半，卻有四十三萬人確診，八千七百人死亡，是北歐其他國家的五到十倍。問題來自於瑞典一開始走的是「群體免疫」路線，坐視社區感染，無須戴口罩，不管社交距離。當然，防疫成敗還有其他因素，例如社會信任、公民自覺、生活習慣以及民眾對於政府的信心等。

總結而言，從尊重科學、公共決策、公民服從，以及其他各項社會資本來看，台灣的表現一級棒！

（作者為台灣大學永續地球尖端科學研究中心兼任教授）

以上報導如屬實，則福山犯了兩大錯誤：

一是美式民主危機，並非二○二○爆發新冠病毒疫情才開始，早在十多年前小布希總統時代的二○○七年發生房貸危機，就是政府長期縱放的結果。金融機構將貸款證券化，當房貸危機爆發時，美國聯準會尚不知此危機有多廣有多深，一時措手不及，以致引爆金融海嘯，嚴重傷害全球經濟，致二○○九年全球經濟負成長百分一點七，尤其西方先進國家負成長百分之三點四，淪為二次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敗。而且金融海嘯後，至二○一九年全球經濟均淪為低度成長。

唯一例外的是中國大陸，當美國爆發金融海嘯時，中國當局當機立斷，提出人民幣四兆元的促進經濟振興計畫，在西方先進國家經濟負成長時，大陸還保持兩位數成長。雖二○一二年開始大陸經濟成長也下降，但相對西方國家仍屬高度成長。以致以美元計的中國ＧＤＰ與美國間的差距大幅縮減，自金融海嘯前二○○六年中國ＧＤＰ落後美國百分之八十，至二○一九年降為百分之三十三，有提前趕上美國的機會，使美國當局緊張、恐慌，而採取強烈打壓中國手段。

而福山是著名政治經濟學者，竟然未將金融海嘯嚴重傷害全球經濟，列入美式民主危機，令人震驚。

二是福山是國際級大學者，他的言論與主張，應以促進全世界進步為思維主軸。關於當前中美之爭，他應建議美國加強研究發展繼續領導全球前進才是正途。可是他竟然認同川普的打壓中國，阻止中國的進步。不僅維護不了美國的利益，而使全球停滯，甚至衰退，怎不令人惋惜！

當前中美之爭，不僅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更是「美式民主自由資本主義」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之爭，兩者雖各有優劣，但在「國家治理」與「經濟效率」兩方面而言，高下立分。至於長期誰能勝出，還難逆料，誠如凱恩斯所言，屆時我們都不在了。

羅秉成指「憲法一○八條規定，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包括公共衛生，也包括食品安全衛生」，故應「一致由中央的權限處理」。所謂「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應如公務人員的退休事項，係依據立法院通過的法律及僅由中央的銓敘部有權審定發給；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條明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卻有違羅秉成所引據的憲法規定。

再者，衛福部稱經科學研究證明，即使國人食用之牛肉、豬肉及其製品與內臟來源，皆為進口與均含有萊劑，且含量也達最高殘留容許量，但一般民眾及高暴露族群之萊劑暴露劑量，仍在我國訂定每日可接受攝取量以下。既然如此，為何農委會仍公告萊劑在我國屬禁藥？衛福部訂頒的《動物用藥殘留標準》為何僅容許進口肉品使用禁藥？

羅秉成說地方自治條例對萊劑零檢出的規定，「恣意」限制人民自由權利而違憲。難道吃萊豬也成了憲法保障人民免於受政府侵害的自由？還是屬政府應積極保障的生存權與健康權？而各主管機關紛紛要求學生、軍人、榮民和運動選手避吃萊豬，我國的豬農仍不得使用萊劑，豈不也限制了人民的自由權利？

德國學者G. Leibholz從憲法平等原則中導出的「體系正義」理論，已在多號大法官解釋中所援用，其強調法律體系必須是個無內在矛盾的價值秩序體系，始能順利運作並發揮規範效用，故用於禁止立法者恣意造成法律體系的破損，以免違反憲法的平等原則。上述事例顯示中央法令充斥著矛盾與衝突的價值，而法規範的體系正義遭破損的亂源，卻出自於中央政府的專斷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