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交通兩校聲譽卓著，各有專精，合併固可有多元發展之益，但過程中，各種產官學利益分配的質疑甚囂塵上，因而屢遭外界批評。從這次「陽明交通大學」校長的遴選看，顯然未能釐清外界猜疑。

其一，校長遴選委員名單，又出現與台大校長遴選時同樣的爭議人物。其二，遴選出線的林奇宏，與竭力推動併校卻因爭議過大，而不便參選的原陽明大學校長郭旭崧關係密切，亦非偶然。

除了陽交大校長遴選，還有北榮「誰來當院長」風波。北榮院長自去年七月即懸缺，遲遲未補並不是找不到人，而是相關人選「各有靠山」；一方和「府方」關係良好，一方和「重量級民進黨立委」有親戚關係。正因相持不下，才發生「代理院長代到退休」的現象。

榮總院長為何需要閣揆欽點？這就是民進黨的獨享風格，不管怎麼喬，反正必須是自己人才行。什麼尊重專業、大學自主都是其次。從陽交大到北榮，總看到這樣的斧鑿痕跡。

蔡政府很會選時機給國人驚喜，耶誕節前夕才通過「萊豬進口」，衛福部長陳時中更在跨年長假前夕宣布明年「健保保費雙漲」：一般保費從4.69%調高至5.17%，補充保費則從1.91%漲至2.11%。加上國民年金保費費率調升0.5個百分點至9.5%，勞保費率也由現行的11%調高至11.5%，今年就有三保三漲！

蔡政府刻意選擇時機突襲的作法，國人應該覺得屢見不鮮，就像衛福部的食藥署也刻意在深夜公布萊劑在豬隻的殘留容許值，而且不用國際標準的ppb，突然改用ppm。因為民眾在休假期間對公共議題比較不會注意，更無法即時反應。此外，當初大家把焦點放在一般保費，沒有討論到補充保費，衛福部將補充保費夾帶過關，也是出乎意料的突襲。因此，國人最好先有理性預期，蔡政府今年一定會選擇某個周五或長假的前夕突然宣布「勞保年金」的改革方案或是日本核災食品進口。

其次，健保雙漲其實充滿了政治考量，算準了今年沒有選舉；調幅只有10%，就是想先撐過明年底的地方選舉再說。但根據健保的精算報告，2024年前健保保費勢須調高30%；換言之，國人應有心理準備，明年選舉過後的下一年，健保保費勢必再調高20%，費率也一定會超過法定上限6.1%。

就在衛福部長宣布調漲保費的當晚，蔡英文總統表示，這是「集結大家的力量，就能確保健保財務平衡，給防疫和醫護人員最大的支持」，聽起來是要安撫民眾，卻是利用邀功的話術做不當的連結。因為，健保雖然對於防疫確實著有貢獻，但那是25年前成功建立的制度，並非現任政府的功勞；且去年疫情肆虐期間，民眾知道保持社交距離，減少看病，但健保支出因總額預算制度並未因而減少，政府不應誤導民眾以為是疫情導致健保支出增加，從而作為調漲保費的理由。

至於所謂的「給醫護人員最大的支持」，好像調漲保費全部都跑到醫護人員的薪資待遇上，則是陷醫護人員於不義。因為健保署署長李伯璋也說，門診醫療費用中，醫療人員勞務收入「診察費」占比逐年下降到低於18%，而「藥費」（27%）和「檢驗檢查」（13%）占比逐年上升已超過四成，顯然許多醫療資源被不用勞力與專業知識的機器及藥品賺走，這個生態正在惡性循環中，衛福部一直都沒有做有效的支付制度改革，讓醫護人員得到合理報酬和減少血汗、過勞之前，調漲保費豈不是更使情勢惡化，又來增加民眾的保費負擔？

陳時中部長在調漲保費的同時，所提出的三大改革方向，包括減少浪費（藉由雲端系統促進醫療資源分享，抑制不當耗用），負擔公平（檢討就醫部分負擔與檢討旅外國人權利義務）以及提升品質（整合公共衛生體系，涵蓋預防、醫療到生命末期的安寧照護），更顯得諷刺。每次調漲保費都說要減少浪費，就代表直到此次調漲保費時，衛福部在減少醫療浪費方面乏善可陳。台灣資通訊產業這麼先進發達，怎麼藉由雲端系統促進醫療資源分享還在光說不練的階段？自己都承認醫療資源仍在不當耗用，又怎好意思調整保費？

至於檢討就醫部分負擔方面，也是陳年老問題。既然知道「使用者付費」才是負擔公平，早就應以價制量來提高民眾的成本意識，則藥品、檢驗檢查或是其他重大支出，就應有「部分負擔」的設計，且要能讓民眾有感，才能減少浪費，為何遲遲不能把觀念化為實際行動？難道要到下次突襲調漲保費時，又再拿出來說。

總之，全民應盯緊衛福部，後年應該交出支出面的三大改革成績單。如果屆時還沒有具體成效，基於收支連動原則，政府以後年度還想調漲健保保費，應該門都沒有！

川粉能輕易闖入國會，主要是現場警力守備薄弱，華府沒料到兩百年來沒人敢闖的國會聖地竟會成為攻擊目標。台灣被太陽花攻占時，情況類似，加以有長年在立院門口埋鍋造飯的台獨組織掩護，而順利得逞。但美國暴徒在四小時後即遭驅逐，國會得以完成拜登當選的認證程序，並開始追捕暴徒。反觀台灣，太陽花占領國會廿四天，卻被當成英雄；其中第五天還發動占領行政院，彷彿政府全在他們的指掌之下。

回看當時亂象，朝野都有無可推卸的責任。馬政府未在第一時間排除國會的占領，主要是院長王金平以保護學生為由拒絕警察入內排除，形同擅將國會當私器提供學生使用。王金平當然是出於私心，一則報復「馬王政爭」中馬英九指控他幫柯建銘關說，二則藉此積累個人政治資產。但馬政府當時也躑躅不前，無法說明為何遲不採取行動，卻讓國家最高民意機構癱瘓。民進黨更是居心叵測，學運領袖其實是它一手栽培，抗爭期間更不斷提供火力和物資支援，目的就是為坐收成果。

直到三二三太陽花突襲行政院，馬政府才如夢初醒，連夜動用強勢警力排除入侵者。倘非如此，行政院次日也將癱瘓無法運作；台灣若落至那個地步，將變成無政府狀態，淪為全球笑柄。但更荒唐的是，行政院的驅離行動使用警棍和盾牌，卻遭在野黨指責是「血腥鎮壓」；受傷民眾更反控公權力施暴，將閣揆、警政署長、警分局長、警員全告上法庭。亦即，台灣先丟了民意機構，其後連法治也一起葬送在太陽花狂潮中。

美台占領國會事件的主體確實不同，美國是川粉，台灣是太陽花青年；但川粉是不滿大選結果，太陽花則是反對服貿協議，理由有更正當嗎？若因「反服貿」即可占領國會，那麼以目前民間「反萊豬」的情緒，不也可以如法炮製？拋開示威主體、抗爭議題等不論，國會之所以必須受到保護免於侵擾，因為它是依憲法分立及人民選舉產生的最高民意機構，代表的是全體民眾的意志，依法必須受到保護。無論民眾是以什麼身分抗爭，都不應任意入侵並破壞其正常運作；無論是總統下令或在野黨煽動，都不應以踐踏國會為目的，這是最基本的民主共識與素養。

也因此，川粉衝擊國會後，立刻遭到全國不分黨派譴責為「暴民」，各地民眾都在協助警方指認參與的暴民。一名西維吉尼亞州共和黨議員艾凡斯，因跟隨群眾衝入國會禁制區，被逮捕並起訴後，立刻表示後悔並宣布辭去議員職務，並可能面臨牢獄之災。反觀台灣，太陽花卻以「公民不服從」為藉口為自己辯白，且接受因此獲利的民進黨幫他們脫罪。事實上，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手段必須是和平非暴力，且以接受法律制裁為前提，而非當事人能隨口自我正當化。

民進黨面對川粉衝擊國會事件，一片靜默無聲。飛上枝頭的林飛帆則說，把美國國會和太陽花相提並論，是不當類比。他忘了，自己曾向激進派喊話，「你們若攻進總統府，我給你掌聲，並加入你們。」太陽花的神話如今被射穿，但台灣民主已傷痕累累。

不是要唱衰國家及汙衊當今的政府，就以2020年12月30日的「官媒」自由時報A18的投書標題「貧富差距，令人憂心」，其中述說「對照行政院主計總處近日公布的去年薪水統計，平均年薪為64.4萬元，年薪中位數為49.8萬，兩者相差14.6萬元。2009年，年薪平均43.8萬，中位數為38.4萬，兩者相差才5.4萬元。」近十年，薪資中位數與平均數相差越來越大，「多數貧民與少數大富兩族群的薪資平均，形成整體薪資連年富裕的假象」，「十個人當中，有將近七人的薪水低於所謂的平均薪資」。蔡政府大內宣經濟成長好棒棒，民眾不但無感，反而日子更加難過。

這是本人一再為文，蔡政府不要再吹噓經濟成長多麼亮麗，特別是在新冠疫情下，多數國家負成長，而台灣卻因撿到槍，如中美經濟惡鬥，轉單台灣及遠距辦公或教學，使得資訊及網路產品大賣。

財富邊際效用遞減，這是大一經濟學的入門，整體財富增加，但貧富差距加大，則整體財富帶給全民的福祉反而下降，蔡總統老是以經濟成長率自傲，但這也是為何不少人懷疑她博士學位真假的緣由。

由於缺乏社會支持，不婚、不育、不養、不活近六年來達到新高，2020年1-8月結婚對數77252對，較2019年少了近7千對，降了8.43%。這將促成在2021年更將少子化。在生育方面，2020年恐達不到16.6萬人，而為台灣最近二、三十年以來最低，且低於死亡人數，台灣人口將逐漸減少。郭台銘近日報上強調台灣不能只有台積電等二、三家護國神山，需要多幾家，因此需要提高生育率，增加年輕人，這恐要讓他大失所望了。

在不養方面，在少子化下，近年虐兒數反而不斷升高，2020將破紀錄以萬計。不活更令人怵目驚心，媒體上經常有令人落淚的虐兒悲慘情節。2019年15-19歲青少年自殺死亡達到10萬分之6.2，2020年至11月底自殺死亡青少年達78人，企圖自殺者更不知多少。本人在台大曾任系主任、所長、導師近三十年，從未聞台大學生自殺死亡有三人之多，而2020年11月台大學生5天內，就有三名「學霸」自殺身亡，全民自殺死亡人數在4000人以上，而全球自殺死亡率近年平均在下降，而台灣年增3%。

至於棄老、虐老、殺老，自從2010年王老先生以螺絲起子插死老妻，在法庭上直言國家害我殺人，「如果有安樂死，何必親手…」，不忍老伴長期受病痛折磨而痛下殺手。自此之後，親人殺害自己親人，案例如山，而原規劃之長照保險被蔡總統一手推翻，改由有限的遺贈稅及菸捐支應（因若實施，雇主需負擔大半，為討好資本家而做此決定），至於年輕人低薪買不起房子，各界多有論述，就此略過。

總而言之，台灣的社會支持體系在四不一沒有下幾乎崩潰，然另一方面1450及小編的內宣經費達到最高，因此政府的支持度與滿意度卻都是國人血汗稅金所堆砌。且又一再以有限的稅收建蚊子館，貪汙腐化並以之到處收買「人心」。簡單的說，現今政府就是刮你的錢，買你的票，做我的官，然後一再循環。

台灣不斷沉淪，是否有解方，答案是當然有，但一定做不到。一是政府廉能，但這是與虎謀皮，因為整個政府是控制在政客、財團手中。另一方法就是合理加稅，以之支持社會安全制度，而台灣稅收占GDP比率是先進國家中最低者，只13%，若以稅收占GDP比率，做為民主國家是否優良（即政府廉能，才能讓民眾情願交稅，稅收比率即是代表民主國家國民信任政府的程度，也就是國人交由政府以相互幫助的程度）。依此指標台灣稅收占GDP比率遠低於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更不能比西歐或北歐動輒30%起跳，甚至達50%。

因此台灣是最爛的國家之一。沈富雄大老曾在電視上公開宣稱，以他在台北的房子，如在資本主義的美國，房屋加地價稅（資產稅）最少要交50萬，但實際只交2萬，所以富人都在炒房，持有二房至四房者計257萬戶，占比24.3%，十房以上者有5305人。房子在西歐及北歐是給人住的，幾乎沒有人炒房，在台灣養車比養房貴，然台灣在財團政客掌握下，要調高資產稅，就如孫中山先生的漲價歸公根本行不通。

再如台灣工業區土地閒置當成炒地皮者不知凡幾，土地設土厝者，則違規使用農地，汙染及排放毒水，2018年有13萬5千家，占地1.4萬公頃，政府取締效果幾近為零，甚至還就地合法化。若工業區土地三年未建工廠使用，政府以原價收回，讓炒工業區土地者損失利息，但政府哪敢得罪政商緊密的勾結？保證行不通。

台灣怎麼辦？以選票換掉無良的政府？

但怎能對抗政府的大內宣？或者革命重新打造國家，血流成河？且是否新的政權一定比舊的優良？歷史證明大多更加腐敗，民眾更加痛苦，茉莉花革命結果就是如此。利比亞在美國支持下，幹掉格達費，利比亞人民有比在暴政下更幸福嗎？美國早就控制在軍工產業及華爾街的財團下，近250年的民主憲政，在貧富差距加大下，加以種族衝突，民粹興起，只要一個川普就可將整個體制打垮，富強安詳的美國再也回不去了，人民何時能覺醒，只有問蒼天了。

（作者為退休教授、前衛生署署長）

扁蔡當局對外交事務慣於以大內宣進行短線操作，龐培歐宣布取消美台官員交往限制，坊間評議分歧。近半世紀以來，北京對我的內外威脅使始終存在，中華民國的存在觸及中共最敏感的神經，我主權和國格並未因中共的打壓而妄自菲薄。其實早於雷根政府時期，當年的國務卿舒茲曾對我方透露，除了名分外，台北其他的需求，都可以商談。意即在國際大環境和台灣關係法的框架下，美國的行政部門及國會即使對我友善，也不會改以外交承認台灣。事隔數十年，龐培歐的宣布僅是下台前的臨去秋波。

上任五年的蔡政府，除了喊踏實外交、口罩外交、華航更名、護照改版外，苦無一個建交國，只得退而求其次，重啟扁政府時期關閉的辦事處，找出不受國際承認的索馬利蘭相濡以沫，並且宣稱「建交」是經美國安會的背書，令人匪夷所思。

時值美政府交接和過度之際，川普臨別動作的正當性、合法性、持續性也因此正備受各方質疑，設若發生於我政黨輪替之際，攻占國會的一頁恐將改寫。蔡政府內不乏精通法學之士，對毒樹果實理論應知之甚詳，一向以深化民主、公平正義自詡的團隊，開年撿到的大禮，上至院長下至涉外人員，忙不迭地屈意承歡，所謂的民主價值何足以觀？

根據財政部統計，房地合一稅實施後，二○一六年交易量為二七九○件，今年則增加至五八七八件，增幅達一倍；而房房地合一稅額從二○一七年的十一點九億元、二○一八年的廿七點九億元，二○一九年六十點五億元；二○二○年前十月房地合一稅稅額（個人）為八十三點八八億元，已超越二○一九年全年的稅額；但比起二○一七至二○一九三個年度的土地增值稅都超過九百億，根本無法相比，讓人看到財政部主導的房地合一稅是抓小放大，根本沒有效能，助長漲價歸私。

從房地合一稅交易案件量逐年增長與課稅金額遠不如土地增值稅減半金額，可看到房地合一稅政策失靈，遏止不了有資金人的炒房投資需求。建議財政部還是會同內政部共同修法回復土地增值稅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之稅率，方能做到漲價歸公，導正房屋是用來「住」而不是「炒」。

目前土地增值稅率為百分之廿、百分之卅、百分之四十，較舊制減少一半，民國九十一至一○九年十八年在如此低的土地增值稅下，讓土地增值漲價歸私，就是讓全民忙著炒房的元兇。十八年的土地增值稅稽徵一兆四五二○億元，由於減半等同國家少了一兆四五二○億元稅收，因此將土地增值稅稅率回復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一方面可以杜絕炒客炒翻天，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個人認為新版實價登錄制度，加上妥善運用大數據技術，非常有利推動漲價歸公。

前幾年中研院的租稅改革建議研究中提出，房屋持有稅比小客車牌照稅低不合理現象，引爆目前房屋稅與地價稅偏低，讓炒客與包租客橫行，欺壓經濟落勢族群。為遏制這種不義現象，個人認為房屋稅與地價稅合一成房地產稅，並規定最少稅額，可避免目前房屋因折舊而免徵，完全依實價登錄價格來計算房地產稅，持有一戶者其稅率為千分之二，持有第二戶則為百分之一，第三戶為百分之二，以此類推，超過第六戶以上都以百分之五計算房地產稅，如此將可增加炒客與包租客買房持有成本。

要落實居住正義，政府若不修改這些稅法，其他的措施只能治標不治本，馬政府的打房徒勞無功不就是一項明證，盼望財政部趁著實價登錄2.0新制上路，趕快會同內政部一起修法，導正民眾不當炒房。

果不其然，近日內政部發布統計數據，二○二○年台灣新生兒出生人數為十六萬五二四九人，死亡人數為十七萬三一五六人，死亡人數第一次大於出生人數，人口自然成長首度迎來「死亡交叉」。對比一九五九年台灣出生人口高峰為四十二點八萬人，二○○二年首度跌破廿五萬人開啟了少子化的浪潮，短短不到廿年，少子化問題真的變成國安危機。

出生人口變少，最大的影響就是人口結構變差。享受退休福利的老人變多，打拚奮鬥繳稅的年輕人太少，政府財政收支將嚴重短絀，年輕人的社會壓力滿載。

「撒錢鼓勵生育」成了各縣市的特效藥，紛紛調高第一胎、第二胎，甚至於第三胎的補助金額，但是，有用嗎？幾萬元的補助金額就要年輕人勇敢生孩子，佯裝看不見背後極度惱人的養育問題，這帖特效藥連短暫的療效都沒有。

曾有網站調查，六成六的勞工怕賺的錢不夠養小孩；四成二則覺得買不起房子，沒法給小孩一個家；不滿意台灣教育體制的人也有二成三。上班族認為，從出生到廿歲，為了小孩所準備的生養育基金，平均要存到五八○萬元！勞工朋友則認為，家庭總月收入要達十萬二千元以上，才有能力生養一個小孩。

日本社會學家藤田孝典提出「下流老人」的警訊！現在的日本有六百至七百萬人的老人生活過不下去，更有部分的「下流老人」迫於無奈，選擇犯些小偷竊罪的方式，以求得能到監獄裡吃牢飯，獲得基本的醫療照顧和人際關係。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下流老人」不乏年輕工作時年薪達四百萬日元（約一一二萬台幣）的中產階級。如果日本政府再不提出有效因應對策，未來可能出現「一億人的老後崩壞」，而目前日本的人口也不過才一億二千多萬。

政府如何讓產業結構轉型，減少勞動力支出，如何讓老年照護與生活得到基本滿足，考驗政府的執政力。

在美國獨立前，各地方為治安維持與自衛，籌組民兵乃屬理所當然，而在獨立戰爭爆發後，各州民兵部隊更成為對抗英國的最主要武力。故一七九一年所制訂的權利法案，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就明文，一支紀律良好的民兵，是自由州安全的最佳保障，而人民擁有槍枝的權利，也不容侵犯。

故如ＰＡＦＡ這類的民兵組織或團體，可以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來為其存立的正當化基礎。尤其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強調人民有推翻不義政府的天賦人權，則藉由憲法所賦予的組織民兵與擁槍權，正可使抵抗權具有實質效力，不致流於空言。

只是憲法規定的民兵，目的是賦予各州對抗聯邦之權力，能否涵蓋至私人的民兵團體，實有很大爭議。而在美國有二十幾州，就於刑法中明文禁止未經官方許可且擁有槍械的軍事訓練或結社之組織。尤其在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為防止恐怖主義的散布與破壞，更通過一系列維護國土安全之法案，聯邦政府對極端偏激的市民武裝團體，也採取高度警戒的態勢。

惟無論是州或聯邦，對於民兵組織的限制，就不免帶來憲法的挑戰。因既然組織民兵與擁槍乃是抵抗權的延伸，其目的就在反抗不義政府，何有先得官方許可之理？故若立法禁止，除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外，更侵害人民的結社與表現自由權。

故在民兵組織於憲法的定位，處於高度模糊與爭議下，州政府對私人軍事團體，並未採取一律禁絕的方式，而是在有意圖為暴力行為或者煽動他人為不法行為，致對公眾安全有生危險之虞者，才會進行取締與刑事訴追。只是以ＰＡＦＡ來說，其號召人民起義，以阻止所謂民主黨人的竊國，這到底是實現抵抗不義政府的天賦人權，抑或是拜登口中的煽動叛亂與暴民，就糾纏於結社自由與社會安全間的權衡。

有人批評這是美蘇冷戰期間的思維，台灣切勿在川普即將下台時入彀，在下一回合的美中博弈中，再被美國政府架在火上烤，充當拜登反中的馬前卒。

我以為國民黨目光短淺，手段拙劣，不知道立刻抓住此一良機，掙脫民進黨的去中化鎖鏈。

「自由中國」雖是舊詞，卻可以架枝新意，只要大聲強調「自由」只是台灣有別於大陸政治體制的內涵，它的正式和正確名稱叫「中華民國」，所以龐培歐所讚揚和擁護的，是完全有憲法依據、聯合國創始會員、「五常」之一的中華民國。

如果美國正視台灣的民主體制與戰略價值，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請美國新政府全力支持「自由的」中華民國，與美國傳統友邦「中華民國」復交並支持我重返聯合國。

而這正是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既符合美國利益，也不違反大陸要求「一中」的鐵律，只是這「一中」重新回到「各表」的戰略模糊，兩岸降溫，台海和平。豈不是美、中、台、國際的「四贏」？

六日剛發生震驚全世界的川普支持者闖入國會並大肆破壞的暴行，始作俑者就是川普，他對總統大選結果輸不起，惡質的煽風點火與踐踏民主。龐培歐不僅不懂得暫避風頭，安撫國家內亂，竟然利用軍售金額的多寡來打擊對手歐巴馬政府，實在是四年來美國政治衰敗之一環。

反觀美國對台軍售，歐巴馬時期的馬政府，兩岸關係緩和，海基海協兩會對等交流。兩岸軍事衝突為零的基礎上，降低軍售何以有錯？反倒是川普政府一直把台灣當作棋子，戰略性升高海峽兩岸緊張程度之後，再售台高額軍事防衛武器，並強迫我國進口萊豬，簡直把台灣人民的尊嚴與生命安全踩在腳底。不知道總統蔡英文看到川普及其支持者的惡言暴行之後，美國夢清醒了沒有？

川普在國會認證拜登為下任總統，以及國會山莊暴動平息之後，彷彿是泄了氣的皮球，終於表達和平轉移政權之意。但民主黨計畫提案彈劾川普，無論通過與否，川普都是美國歷史上最丟臉的領導人。希望現任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口中「精神失常」的川普，下台後能帶給台灣正面的未來。

學期結束前，邀請達魯瑪克民族實驗小學彭志宏校長到課堂分享經驗，讓同學認識原住民實驗教育現況。

位於台東市郊的達魯瑪克民族實驗小學有學生七十四人，其中五十九個為東魯凱族，其餘十五人也都有血緣關係，是一所道地的東魯凱族原住民學校。課程規畫完全以東魯凱文化內涵為核心，教授母語、傳唱歌謠、學習工藝及溯源文史外，也與當地耆老合作，指導學生就地取材實作，學習老祖宗智慧，傳承部落精神。

彭校長說，他推動原住民實驗教育，是基於「不能以漢人思維，去看待原住民教育」的理念，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則源於他在蘭嶼國小當校長時的經驗。初到蘭嶼，他看到那裡的男人沒事就坐在「發呆亭」裡望著海發呆，覺得他們是懶惰的男人。等真正了解蘭嶼「海洋文化」背景後，才汗顏自己的主觀、偏見及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也由此體悟到，應以原住民的「視角」，去推動原住民教育。

他說，原住民沒有文字，只有口述和實作的經驗傳承，強要以漢人的思維，要求原住民孩童跟平地小孩同樣表現，不但不公平，有時反壓抑他們的天賦。

他舉一位學生為例，因為成績不好，平常看起來一副怯弱畏縮模樣，可是在運動會上，他卻是睥睨群雄，顯得自信滿滿。他開玩笑說，從前在原住民社會，跑得最快的人是部落的勇士，可帶領族人打獵並指揮工作，但到了現在，跑得最快的人，卻是成績最差的那位。因此，「因材施教，適性揚才」便變得很重要。

達魯瑪克民族實驗小學所努力的，就是要為東魯凱族原住民小朋友打造專屬於他們的特色課程，讓學生都能依照自己的興趣主動學習，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校除積極推動母語教學，營造更貼近東魯凱族文化的學習模式外，也不忘國語、數學、英文等基本學科的加強，因為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學習基礎，等進入國、高中，就不致有學習失衡或落後的現象發生。

為深根族語，學校對幼兒園廿七位小朋友採沉浸式教學，教導對長輩稱呼問好及生活用語。因屬情境教學，幼兒園小朋友學得快又好，放學回家竟能跟祖父母對話，讓祖父母很驚喜，不但拉近祖孫感情，也讓母語更生活化。

彭校長精彩的經驗分享，讓未來將成為老師的教育系學生省思到，原住民其實並非弱勢，只是相對於主流社會的價值，常被誤解、忽視甚至邊緣化，但這是文化差異的結果。「實驗教育」致力的就是要改變這種不友善、不公平的差異，就如同不能要求魚爬樹、猴子游泳一樣。

偏鄉教育是值得關注，但更應思考，原住民學生需要的是幫助？還是另一種教育方式？這或許才是「實驗教育」要追求的理想。

就以螺絲來說，我相信大多數人認為這是傳統產業，可是如果國家不能生產螺絲，很多工業會因此受到損害。在航空界，螺絲是一種扣件，飛機裡面的零件常常需要用扣件來連結和固定。這種扣件都是相當精密的，製造螺絲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在我國，我們不僅可以生產螺絲，而且可以生產製造螺絲的機械。我還是要說，製造精密螺絲的機械是需要學識和經驗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以紡織業來說，我國的紡織業已經是生產紡織機了，而不是請幾位工人來使用紡織機或者縫紉機。這次新冠肺炎開始流行的時候，我國可以安全度過疫情，也應該歸功於我們有製造紡織機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傳統產業牽涉到很多技術，這些技術對國家的工業發展極為重要。比方說，研磨技術就是一個例子。小學生做木工時需要研磨，可是生產半導體也需要研磨。研磨技術絕對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高科技技術，其實研磨相當有學問，研磨液就是一種需要高科技才能做出來的液體，研磨液裡所用的顆粒也是相當講究的。除此以外，研磨有時會用到人造鑽石，使用這種人造鑽石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國有好幾家專門服務研磨的公司，他們的生意都非常好，顯示工業界是相當需要研磨技術的。

我國也不太重視化工產業，其實化學品對半導體的發展是絕對關鍵性的。生產半導體一定要用到各種不同的化學品，這些化學品都是高規格的，比方說，雜質要非常之少，甚至於要求絕對不能有某一種化合物，所以化學工業應該是國家的關鍵性工業。

希望政府官員知道，很多傳統產業都是高科技的，所謂高科技，就是很難的科技。傳統產業中的技術因此對國家而言是關鍵性的技術，傳統產業當然也是關鍵性產業，政府不能不重視。（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