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明顯與年輕無關，洪申翰和林飛帆的共同背景，是都被民進黨收編的社運人士。洪申翰曾是「綠色公民聯盟」副秘書長，二年多前還站在「救藻礁反深澳」陣線；至於林飛帆，則是太陽花學運領袖。因此，洪申翰才自詡他和民團長期合作，不是刻意指派。

表面上看，執政黨是要兩人對老戰友「動之以情」，實際上作用並不止於此。首先，環團要不要與兩人溝通、怎麼溝通、接不接受溝通結果，環團內部可能因意見不一，立馬出現「分化」作用。如此一來，後續公投的力量必定大為削弱。

進一步看，林、洪兩人展示的是他們從體制外進入體制內，從此掌握權力、吃香喝辣。在「有為者亦若是」的氛圍中，若能吸引一些「有志之士」投靠，或在護藻礁團體內興風作浪，就算大功一件。

這類招式未必有用。從歷史看，明末洪承疇勸降朋友投清，卻被老友們羞辱，就很有「既視感」。洪申翰、林飛帆委身權力，屢屢與自己過去的信仰站在對立面，早就背叛了戰友；願意當下一個洪申翰、林飛帆的，未必多。

什麼樣的政府，會叫人民在「肺」和「藻礁」之間作出抉擇？王美花的發言，除顯露了政府的霸道，更暴露了政府能源政策的不合理與不務實。蔡英文的能源政策，是要在二○二五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建立一個安全無虞的無核環境。試問，如果「非核」追求的是安全和永續，保護千年藻礁不是同樣高尚的永續目標嗎？為何政府不苟同民眾保護藻礁，還威脅大家必須以「肺」為代價，賠上自己的健康？這樣的能源政策，沒問題嗎？

再說，提出「用肺換藻礁」的政府，不也提出過「不會缺電」的保證嗎？現在，僅僅因為「三接」可能出現變數，當初那些「不缺電」的保證立刻吹彈即破了嗎？原因無他，民進黨長期高舉「反核」大旗，目的只為妖魔化國民黨，它對於能源轉型的規劃和執行並未有精準的推估。也因此，蔡總統掌權後推動新能源的作為雖然風風火火，但實質的進展卻遠落後於預期。更糟的是，還不時為電力開發破壞國土環境，藻礁只是其中一端。

檢視一下蔡政府執政五年以來的台灣電力狀況，人們即不難了解，政府每天夸夸其談的能源轉型究竟有多少進展。根據台電的發購電統計，我國天然氣的發電比重，從二○一六年的卅六％到去年僅增加為四○﹒八％，距離蔡總統訂下的五十％目標仍極遙遠。燃氣比重的增加，主要是取代了三趴多的燃油。至於其他電力，則多半在原地踏步：再生能源從五﹒一％略增為五﹒八％，幾乎是無感變化；核能發電比重從十三﹒五％微降為十二﹒七％，同樣是無感變化。最糟的是，燃煤發電比重僅從四年前的卅六﹒九％減為卅六﹒四％，四年僅下移零點五趴。

從這些電力結構曲線的細微變化看，其實不必等到二○二五年，我們已可斷言：蔡政府訂下的「天然氣五成、燃煤三成、再生能源二成」的「五三二」目標，完全沒有達成的可能。就算允許中油的天然氣接收站強行建在藻礁上，牛步的天然氣發電增長，五年後不可能達到五十％。難度最高的是再生能源，儘管風機一根根在海邊豎起，太陽能電板粗暴地入侵山林和埤塘，但要達到兩成發電量，根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漫漫長路。

當上述的能源轉型目標一一跳票，人們不難想像，到最後可能被迫上場收拾殘局填補台灣電力空檔的，將是被民進黨妖魔化而迄今仍占一成二比重的核電。屆時，台灣將出現絕頂荒誕突梯的局面：蔡政府嚷嚷八年的「非核家園」目標跳票，而台灣的缺電危機，卻要靠它長年唾棄的核電來彌補與挽救。

這次護藻礁公投連署最大的意義，不只是人們開始懂得珍惜自然環境，而是透過這場連署，戳破了蔡政府能源轉型政策的氣球。民進黨利用「反核」宣傳推倒了國民黨，但它的能源政策並不是立足於務實的服務社會目標，而是透過不斷的發包將利益輸送給其親信企業。

□而今，這個一再保證「不缺電」的政府，卻以可能缺電為由，要求人民在「肺」和「藻礁」之間作出選擇，把國民健康和環境保護都拋在腦後。這樣的政府，你還敢相信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公布「北市後疫情時代產業數位轉型政策白皮書」，強調以市民為中心、透過數位基礎建設、數位人才培育及產業轉型輔導、宅經濟發展及零接觸服務等15項優先行動方案。

他說，中央提出防疫、紓困、振興三部曲，更正確的講法應該是防疫、紓困、轉型，因為世界經過疫情後，不可能回到跟過去一樣。台灣因防疫成功錯過數位轉型契機，剩下的任期要推動數位基礎建設，讓台灣更強韌。

不過有人提出質疑，柯市長宣布的15項優先行動方案，幾乎都是市府已在推動的政策，似無新意。柯市長回應，因為過去各局處並沒有上位指導原則，許多推動細節都是各局處各自執行，現在會有一個中央支持團隊，支持各局處發展E化，而且有明確計畫，並有市府中央支援團隊及專案小組，這將是他任期下半段的重點工作。同時，他也表示，過去花在E化的錢太少。

對於台北市政府帶頭提出數位轉型白皮書，並且做重要宣示，應給予肯定。而鑑於數位轉型對於產業發展與社會福祉的重要性，目前中央與各地方政府也都全力在推動，如何更有效的達成轉型的目標，仍有許多地方需要賦予必要的關注，分述如下：

首先，不管是振興還是轉型，都是希望產業能夠掌握經過疫情洗禮後轉變的新契機。由於新冠疫情對食衣住行育樂及生老病死，幾乎一、二、三級所有產業都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建議應全面盤點，在振興及轉型輔導上做廣度與深度上的規劃，才不會有所偏廢。

其次，誠如柯市長所言，「過去各局處並沒有上位指導原則，推動上許多細節都是各局處發展E化各自執行」，事實上這樣的狀況並非只有台北市，從中央各部會到各縣市都可以看到類似情境。為了各自的KPI及政績，幾乎都是關門埋頭努力，不僅資源常常重複，更無法產生綜效，殊為可惜。

建議中央政府及各部會都應該設立數位轉型長，負責規劃政府數位轉型的工作，除了從政府治理的角度思考如何建立一個以民眾為中心的數位化政府之外，更應該與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合作，協調與研議產業、教育、醫療，交通及社會各層面數位轉型的願景與藍圖，透過願景與藍圖等相關指導原則，作為各部會與地方政府往下思索各自目標與計畫的參考依據。

再者，在產業轉型輔導方面，建議應透過專家組織顧問輔導團，提供中小企業診斷與諮詢，分析各公司進行數位化之潛在機會和風險，釐清轉型方向，並提供員工相關之訓練課程，以及設備投資上的稅賦抵減及優惠。例如韓國有所謂的AI消費券（AI Voucher），有數位應用需求的廠商可提出申請，政府會媒合適當的廠商來協助，完成服務後兌換。

新加坡也有類似的機制，中小企業如只需基礎轉型需求，政府會提供所需要的轉型解決方案，並透過補助以協助其轉型。而對於追求更進階轉型服務的中小企業，政府將媒合專家或數位轉型專案經理人協助，一旦經理人認定中小企業所提出的新轉型解決方案需求是可推廣擴散，會將此新方案納入領航計畫，以滿足該產業的新需求，成為未來政府固定補助的政策。

最後，資源的投入應及時且足夠。柯市長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花在E化的錢太少了。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我們在數位化的投資的確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根據台北市產業轉型政策白皮書資料，未來首爾市將投入1.1萬億韓元（約10億美元），著重培育大數據、網絡和人工智慧等產業聚落發展。為了國家未來的競爭力，中央及各部會也應加大數位科技應用上的投資力度，才有機會讓轉型成真。

一九九一年的春天充滿處理兩岸關係的動能：元月廿八日承接「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成立，三月九日唯一政府授權處理兩岸事務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成立。海陸兩會如今已屆卅周年，然而此時此刻的兩岸互動，少了「中國」，缺了「善意」，剩下的只是極度限縮的「服務」。

過去卅年，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綜合力量快速拉近，迫使美國反省對中五十年的「交往」政策，演成現在「合作、競爭、對抗」三合一的兩強關係。受到強權對局深刻影響的兩岸關係，也形成了「兩變一不變」的狀況。

變的是，海峽兩岸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差距拉遠，大陸對台政策的軸心，也從「寄希望於國民黨當局」、「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轉成了「取決於大陸的自身發展」。從江澤民的周旋，胡錦濤的和諧，到習近平的強勢，中國大陸逐漸減少共同協商，轉向單方措施和立法定規，兩岸對等關係淪為表面，更難堅持。

另一個變，是兩岸從事務性、功能性協商，逐步由淺水區滑向深水區，政治性議題被端上檯面。台灣三次政黨輪替所造成大陸政策的斜槓演進，更使大陸當局憂慮兩岸政治關係的「終局」。大陸當局所言「兩岸的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拖延下去」與「兩制台灣方案」的提議，以及大陸一般民眾逐漸高張的「武統」聲浪，讓我們觀察到「戰略耐心」的耗蝕。

不變的是，自從一九八七年政府解除戒嚴，開放老兵返鄉探親，以及當時已經「超前部署」的少數台商，兩岸人民開始往來。早年有漁事糾紛、劫機、偷渡客遣返，其後則有旅遊、商貿、投資、三通，以及為解決問題的各式雙邊協議。卅年來，兩岸關係終究還是在處理「兩岸人民交流所衍生的問題」。

目前兩岸因新冠疫情而嚴重限制雙方的互通往來，因台灣對陸貿易依賴的持續擴大，亟需預見未來兩岸交流不可避免的協商。兩岸也因缺乏對話的政治共識基礎而形成的僵局，因強權對抗而壓縮的政策彈性，以及因中共軍機艦的頻繁侵擾而被國際社會認定為最有可能的軍事衝突地區，更必須盡早以對話緩和並加以預防。

海陸兩會早期有對大陸「步調緩急」之工作異見，如今則有大陸「已讀不回」的共同困境。陸委會主委甫接任履新，海基會董事長懸缺未補，兩會卅周年的生日趴雙雙喊停，處此艱難之局，確實不易。對於曾經披荊斬棘，任謗前行，戮力維持，周全大局的海陸兩會歷任領導與同仁，回首卅年之變遷，怎不唏噓。（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與會者建議，鄉鎮市長應改為官派，農會也應如農田水利會不再選舉，避免派系、黑金介入等弊端。對此，蔡英文表示，將交付行政院研議、按程序來辦理，似有要把當前的地方自治體制推翻，邁向黨國集權，倒置民主之意圖！

且不說農田水利會不再選舉，已經重傷經濟領域的民主，如果也如與會者建議農會也如農田水利會不再選舉，則將來漁會、工會、商會也按例比照不再選舉，則台灣的經濟民主，等於全盤崩潰，蔡英文能承擔這樣一個民主憲政罪責嗎？

再說，蔡英文若是將鄉鎮長由民選改為官派，那在現時里長仍要民選的情況下，則將發生里長權小要民選，鄉鎮長權大卻得官派的民主倒置現象，也將會發生學者所憂心的：「未來只剩下總統選舉及縣市長選舉，勢必造成權力過度集中的『贏者全拿』，當選者得以壟斷地方上大多數的行政資源，不僅會讓選舉廝殺更為激烈，社會分裂更加嚴重，日據時代台灣民主人士辛苦奔走爭取來的地方自治權，與民眾自行決定地方事務的權力，也會在現代選舉政治中化為烏有」！

蔡英文想把民主倒置，早在她二○一六年當選總統時！她曾經批評馬英九前總統兼任國民黨主席，甚至還說過：「只要國會過半，就不會總統兼任黨主席」，但在二○一六年當選總統、民進黨國會也過半的情況下，她卻仍決定要總統並兼任民進黨主席，這種黨國現象，也難怪亞洲週刊在去年底、今年初會登出4張「蔡英文龍袍照」，並以蔡英文總統為封面，專題報導台灣「民選獨裁」真相！

又蔡英文例置民主的作為，最明顯的是在大前年九合一地方選舉大敗後，任命蘇貞昌、陳其邁、林佳龍等在地方選舉大輸近百萬票的人，為行政院長、副院長及交通部部長，以致地方民主決定落選的人，轉瞬間成為中央行政機關首長，變成可以監督在地方民主選舉中大敗他們之勝選人的長官，此種民主倒置，實在是台灣民主的諷刺！

另在現時總統可以恣意任免行政院長的不良憲政體制下，行政院長已淪為蔡英文任免上萬部會首長、行政法人、公設社團法人、公設財團法人、農田水利管理處、駐外大使、副大使等首長之白手套，開展了一條「一人當選雞犬升天」的大道！蔡英文對這種不良憲政情勢，不思不求改正，如今又想把鄉鎮市首長改為官派，意圖敗壞七十多年來台灣地方自治民主的根基，難道是想要把國家變成黨國政治老鼠會啃食的對象嗎？

人大的決議顯示中共對港政策從「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到「愛國者治港，廿五年大轉變」。也表示中共這廿五年的治港成效並沒有進步，也沒有信心。中共這些年來在經濟、國力的大幅發展，以及社會日漸開放，也都沒有改變香港人對中共的整體印象，難道中共不應該對它的治港政策深切反省嗎？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原來的制度已經無法維持香港的穩定，而且社會上的抗爭有越演越烈的可能，採取新的政策，乃是不得不然的決定，國際上的一些批評，當然就不是中共的重要考量。

但是中共的政策大轉彎，由「港人治港」轉到「愛國者治港」，固然可以讓中共迴避掉香港現在的政治分歧，由北京直接管治香港，但是這樣的政策等於是將香港人畫分為愛國者與非愛國者。在七百萬的香港人中，支持中共的所謂「愛國者」，畢竟還不是多數。將多數香港人畫到「愛國者」的對立面，也就是列為「非愛國者」，這樣能夠得到更多香港人的認同與支持嗎？能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嗎？

當然從中共的角度看，要解決當前香港問題，這是不得不走的路。但是長期而言，還是應該從爭取香港人的民心著手，這廿多年來似乎做得不夠。

中共一再表示這次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是針對港獨而來，可是香港主張港獨與自決的不到百分之三，而且也有國安法足以處理，如今號稱為了港獨而修改選舉制度，損及大多數的香港市民的公民權利，完全違反比例原則。

現在政策已定，香港的未來可能不再會出現北京所謂的亂象，也不會選出北京所不屬意的特首，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也□對不會占多數。但是香港的民意依然會展現在為數有限的選舉當中。在立法會選舉中，由選民直選的議員比例，雖然將減少到無法影響法案與政策表決的程度，可是這些直選議員得到的選票，仍將會反映出真正的民意，並凸顯選舉制度的不合理。

現在令人關心的是，去年七月香港實施國安法，政治氣氛趨於冷冽，許多民主派人士被追訴或被捕，港人抗議聲浪增強，港府擔心影響預定在九月舉行的立法會議員選舉，乃決定以新冠肺炎疫情為理由，延後一年舉行。現在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港人巨大的反對聲音必將影響選舉結果，在這種氛圍下，今年九月是否能如期舉行，仍在未定之天。

另外，香港區議會的選舉似乎不在這次選舉制度改變之中，如果照常舉行的話，也可以反映香港的民心趨向。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高潮期，第六屆香港區議會選舉，民主派陣營在高投票率下，在十八個選區大獲全勝，取得全港百分之八十六的直選議席三八八席，而建制派則遭遇空前慘敗，僅得五十九席。未來香港區議會的選舉是否也會限縮，令人關注。

如今民進黨不斷在否定公投與罷免，所以當藻礁公投一開始時，民進黨用盡力量企圖掩飾，最後在民意介入之後，大量連署書湧入，不僅震驚中央，更讓農委會主委準備與環團溝通，但因為社會上認為是摸頭，所以破局，但勢必會透過其他管道繼續「溝通」。

而在罷免上，我們看到王浩宇的不被重視，沒想到一舉過關，所以在黃捷的個案上就傾全力協助，如今在陳柏惟的個案上，民進黨的全力介入也是可想而知。

民進黨態度令人反感。公投是民進黨大力推動的，原應協助讓案子成立才對，那有大力阻擋的呢？而罷免本來是民主的展現，政府不該有過多政治資源介入，怎麼會因為怕輸而有這麼多不當的動作呢？

民眾更希望所有政黨都能以此為鑑，千萬不要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而提出特定的口號，更不要為了一時的政治目的而做出特定的行動，因為民眾是睿智的。

民進黨已經原形畢露，並且正承受缺乏深思熟慮的苦果，就像二○二五非核家園講得震天價響，民進黨也享受到這個口號帶來的好處，但是隨著時間的接近，越發覺得目標無法達成，民眾的反彈也越大，所以才會連藻礁都想染指，但是這樣的做法，民眾怎麼可能接受呢？

網路霸凌，社交挫敗：國外學者研究，在網路世代，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是網路霸凌的受害者，霸凌者甚至無須顯示自己的真實身分，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侮辱受害者。而且霸凌透過網路會在短時間內擴及許多人。受害者所受的傷害可以從教室，迅速擴散到虛擬的私人生活領域。若無人制止網路霸凌，其後果對於受害者是非常可怕的，受害者可能會從自卑到憂鬱。若無人輔導，被霸凌者可能會絕望而萌生自殺念頭。因此學校應成立反網路霸凌心理輔導專責人員，但最主要的是如何讓學生願意表明自己受網路霸凌的事實。

虛實交錯，成就錯亂：電腦遊戲盛行，年輕學子只要玩一陣子順手之後就會逐漸有過關斬將的成就感，不僅讓其他玩家欽羨，甚至可在遊戲世界裡稱王。但關掉電腦回到現實世界卻又處處不順，不是作業沒交，就是考試不及格。虛擬世界可以提供的成就感，讓年輕人更喜歡也更願意留在（沉迷）虛擬的網路遊戲世界，誠如臨床心理師所說，那是他們的逃避空間，如迷幻藥般讓人暫時忘記升學考試的壓力與父母的期待。

若從實體現實層面來看，則：

量化表現，量度學習：我國的升學制度，從最早的一試定江山，到多元入學管道，再到現在的學習歷程檔案，不管如何改進，都脫離不了以成績表現或撰寫學習歷程內容當量尺判定學生的未來，因此中研院的研究證明台灣青少年的情緒明顯被升學制度牽著走。學生成績的表現更是家長在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證明孩子的成就之下，不得不參考的判定指標，因此家長及社會聯手將「追求完美」的壓力放在學生肩上。

教改窄化，量產憂鬱：台灣學生在十五歲（升高中）及十八歲（升大學）其憂鬱達到高峰。一○八課綱強調多元選修，對內向學子而言卻是另類壓力來源。中研院另一項研究也顯示，教改無助於緩解學生的升學重擔，當備審資料被學習歷程檔案取代後，準備的時間更長，範圍更廣，學生反映承受壓力更大。

台灣教育長期教大家追求標準答案和高成就，不能鑑定學生學習能力的都不是好的升學制度。家長的期待一直將學生推向升學的競技場，也是造成學生壓力的主要來源。但無論我們的教改如何地改，升學制度如何地調整，學生處理挫折和面對情緒的能力才是避免不幸事件的上策。

自殺，不能解決難題；求助，才是最好的路。求救請打1995 ( 要救救我 )

一般認為太陽能發電蓋在禽畜舍屋頂非常合宜，既可發電又有助於禽畜養殖，對農地也無害，但近幾年有些地區的農田，新蓋禽舍數量高得嚇人，農村樣貌產生很大變化，很多是為了屋頂可蓋太陽能而產生的。目前出現台十七線以西不利耕作區無法蓋大型太陽能發電，以東良田卻可藉由蓋禽舍來蓋太陽能發電的怪現象，對農地傷害更大。最近農委會編列大筆綠能補助預算，值得檢討對農地負面影響。

不含土地或屋頂租金，太陽能發電每度電成本已低到一點五至二元，當用電戶自發自用較向台電購電還便宜時，會改變發電營運模式，形成轉捩點。經濟部最近力推工廠屋頂的太陽能發電，這是很好的政策，建在房舍屋頂對環境及土地影響最小，但發電模式如果還是以躉購方式為主，雖可增加太陽能發電量，但電源平均成本必然更高。

工業用電戶蓋太陽能電廠自發自用，加上可販售綠電憑證，太陽能發電每度電價值不比躉售電價差。搭高鐵居高臨下可發現兩旁工廠屋頂蓋太陽能發電比例極低，可見工廠屋頂太陽能發電還有很大潛力，遠大於經濟部規畫的八百ＭＷ。

工廠自發自用未增加台電的電源單位成本，需量反應可應付偶發的電量供給短缺，彌補太陽能發電的不穩定性，政府可進一步採取措施獎勵，例如工廠若參與需量反應達到一定數量，可給予蓋太陽能發電所需資金無息貸款，利息補貼幾乎可以從上游廠商所增加營業額的稅收回收，政府花小錢省大錢，是全民多贏的做法。對於不適合自發自用的工廠，推廣綠電「轉供」同樣不會增加台電的電源單位成本。

太陽能發電應盡量優先獎勵採用台電自建、用電戶自發自用、綠電轉供、標購，才能降低電源成本，其次再採用躉購模式。

過去政府的太陽光電政策主要是針對太陽能光電業者，屋頂型太陽能與地面型特性不同，主控權在屋主，因此制度的設計要針對屋主的需求，才能開發更多的屋頂案場。

環境與環境的選擇意指不用天然氣只好燒更多煤，然真正理由是用天然氣只好犧牲生態環境，此說猶如燒天然氣不會排放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或其他汙染物，又此說讓燒天然氣一如放煙火，掩飾其他更嚴肅目的。又何謂環境「永續與選擇的對話」更是不知所云！

背後的嚴肅課題是，歐盟執行委員會於二○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在歐洲綠色協議下，提議邊境碳調整機制，預計今年第二季開始執行。理由是，歐盟自一九九○年至二○一八年已將碳排放減少百分之廿一，他們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但其他排放源不動或減少有限，歐盟覺得自己是做白工，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歐盟境內產業競爭力，同時避免其他減碳不力的國家成為歐盟努力的搭便車者。

歐盟提議的邊境調整機制，可以在歐盟邊境要求進口品達一定碳含量，進口品來源國對碳的管理與歐盟需對等，也可以在歐盟境內要求進口品標示歐盟可接受的碳足跡，甚至標示可反映生產過程占用土地及海域面積之生態足跡。此對每平方公里有六五○人之高人口密度的台灣，當能源相當比率來自排碳量相對低的天然氣、風力與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低碳足跡或許是高生態足跡換取而來。

雖然歐盟此舉遭質疑是綠色保護主義興起，然以環境保護作為非關稅貿易障礙，於情、於理、於法都是相對高明的作法，因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破壞環境人人譴責，少有人膽敢反對；實證亦多證明確實有碳洩漏的存在；至於以一國／區之標準要求他國比照辦理，與國際貿易規範似有若無的牴觸，事前一般難以認定，都需在事端發生仲裁後才算數。

此舉對貿易立國的台灣有何影響？以二○二○年台灣與世界各國的貿易總額，其中出口約為三四五○億美元、占了貿易總額約百分之五十五，如果縮小至歐盟國家，同年台灣出口至歐盟廿七國林林總總產值共二二九億美元，而歐盟首批欽點的九大潛在高碳排放貿易產品，台灣同年出口至歐盟約九十九億美元，占該年出口歐盟總值約百分之四十三，或許九十九億美元不足為奇。

然台灣同年出口至歐盟、中國、香港、日本及美國前五大國家／區域，高碳排放貿易產品總值為一四三七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百分之四十二，更占了這些產品出口至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美國新政府上台後，蓄勢待發擬搬出躺在國會多年對進口品「加料」的機制。日本早在二○一二年已開始課徵全國性碳稅，近日對此一機制亦蠢蠢欲動。至於中國二○一三年已執行八省市先導碳排放交易，今年則擬將此一機制擴及全國。當這些國家齊步施行此種「邊境」機制，台灣總值近一五○○億美元的相關產品何去何從？

未來台灣不論與歐盟或世界任一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因而引起的區域環境議題或全球性氣候變遷問題，已是盤根錯節難以切割的課題，不是二擇一的單選題。

首先，大家一定知道半導體和矽有關，但是純粹的矽是不能用的，總要使它變成很多特別的材料。生產這種非常特別的材料是相當不容易的，半導體製程與化工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去年南韓和日本交惡，日本忽然宣布不再供應南韓三種特用化學品，智慧手機與電視機ＯＬＥＤ面板零組件的「氟聚醯亞胺」、半導體製程使用的「光阻劑」以及半導體製程使用的「高純度氟化氫」。這些特用化學品都與半導體製程有密切的關係，日本在這方面的世界占有率是非常驚人的。對南韓而言，這個制裁相當可怕。

日本所禁運的特用化學品中，有兩個都與光學有關。半導體製程中需要波長非常短的光，但也同時需要化學品來配合這種特別的光。光阻劑並不是很難製作的，但是要做到半導體工廠所需要的光阻劑，就相當困難了。南韓雖然有不錯的半導體製程，但是這種非常精密的化學品仍然要依賴日本。

再講一個例子，晶片還是要有電線與外界聯絡的，可想而知，這些電線都是極細的，不能用普通的絕緣體保護它們。半導體的絕緣需要一種薄膜，這種薄膜也是特用化學品，日本又是這方面領先的。

我們都知道拋光是怎麼回事，但很少人知道半導體工業需要拋光。這也很容易懂，看過晶圓的人都會發現晶圓亮得像一面鏡子，這當然是用拋光得到的。半導體的拋光是非常精密的，所用的技術叫做化學機械拋光，這種技術牽涉到化學品、材料以及機械。據說是ＩＢＭ所發明的，大家都以為ＩＢＭ是電子公司，其實它們也是有化工和材料專家的。

我們國家一直認為電子工業是高科技工業，也對這種工業有種種優待和鼓勵。我在此呼籲朝野重視化工和材料工業。各位常常買ＬＧ的產品，相信大家都以為ＬＧ是一家電子公司，其實ＬＧ成立於一九四七年，一開始是一家化學公司，現在ＬＧ仍然注重化工。ＬＧ的化學園區非常之大，去過這個園區的人都會對它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國家沒有精密化工及材料園區，這種園區是值得政府考慮的。我們希望能夠提高自己的工業水準，這種園區絕對重要。

（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