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一月原訂訪台，因中共施壓臨時取消；這次倪約翰達陣，蔡政府又開始編撰「空前」突破。真是這樣嗎？五年前，美國駐APEC大使馬志修曾面見蔡總統；前年，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來，也見過小英。蔡政府把前人都當空氣，每回都是史上第一。

惠恕仁說，旅遊泡泡得力美國相助，取得疫苗參與快速防疫計畫，才能和台灣開展無菌廊道。此話令國人備感辛酸，我們至今一劑美國疫苗都沒拿到，旅遊泡泡替帛琉外匯創收，自家業者則苦撐待變。

帛琉屬美國聯繫邦，外交需與美協商。前年蔡總統訪帛，當時的美國大使哈亞特全程盯場。台、帛分居第一二島鏈，我與大陸有主權爭議，帛琉則是美國前託管地，均依賴美軍保護。倪約翰在北京門前與台帛手拉手，用意不言可喻。

尷尬的是，惠恕仁談到中共如何利用觀光客「逗弄」帛琉，還嘲諷北京「不該先打老婆，為了讓她愛你」。當著美國大使的面，這可是要蔡政府承諾更多「愛的代價」？

H&M拒用新疆棉的聲明，其實早在去年三月即發表，中國社群媒體卻至今才對它發動攻擊，時機點耐人尋味。究其原因，可能是美國正尋求加強與歐盟結盟以圍堵中國，中方先發制人，藉網民及電商的力量向歐盟發出警告訊息。無論如何，因大陸市場已成為許多歐美名牌的新興消費基地，跨國企業在人權議題上表態，雖可墊高自己的道德形象，卻可能要面對市場損失的風險。這次中共「以經制政」，利用它強大的民間消費力回應西方對新疆棉的控訴，顯然要比硬碰硬的外交譴責來得有效，有些跨國企業撤回了其原先聲明。

整體而言，「人權」議題一直是中共最脆弱的「阿基里斯之腱」。過去的病灶是在西藏和異議人士，近兩年的焦點轉至新疆和香港；北京若不設法改善，西方國家會一直拿人權做文章。換一個角度看，把維吾爾族人權受侵害的問題與「新疆棉」掛鉤，其實未必對位。以新疆棉花種植機械化的程度，用「強迫勞動」的框架來形容，說服力較弱，也無助解決問題。

追根究柢，跨國品牌之所以加入這場被陸方視為「辱華風波」，起火點是瑞士的「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去年三月起，新疆棉即未再獲得BCI的許可證；去年九月，BCI更跟進美國法案發表了抵制新疆棉的倡議，旗下成員陸續跟進。但BCI駐上海代表處近日卻澄清，他們向總部提交的報告，說明新疆「沒有強迫勞動」。陸媒則指控，BCI的重要金主之一，就是美國國際開發署。無論真相為何，這場大混戰已被此按鈕觸發。

關於新疆「強迫勞動」的維權調查，最早是去年三月由澳洲的「戰略政策研究所」提出。報告中說，一家青島的NIKE代工廠有維族人士被柵欄圈禁，生產作業存在高度監管。NIKE當時發表聲明，否認該智庫所指涉的業者跟該公司有任何生產或外包關係。但刻板印象一旦形成，洗刷就很困難。

國際品牌、全球製造的分工與互利，是柏林圍牆倒塌以來的世界經貿新常態。儘管這些年金融危機頻仍，全球的通貨膨脹仍保持在可控範圍，國際分工互利是一大關鍵。比較冷戰結束前後的各三十年，前三十年的累計通膨約上漲四倍；而後三十年雖遇到更多金融風暴，通膨卻只上漲二倍。可見，國際分工及貿易流動有助物價平衡，這套機制不應任意用政治力去破壞。

西方對新疆議題施壓，固出於人道關懷，也帶有大國角力作用。從川普到拜登的持續出招，激起了大陸人民「反辱華」的情緒，也讓新疆棉事件變得更為複雜。歐美廠商支持新疆人權本無可厚非，但捲入消費情緒及愛國主義後，便出現失控狀態。儘管有些大陸民眾的叫囂只是虛張聲勢，但北京也深知不能讓事件無限延燒，因此李克強才要去NIKE原料廠安撫外企。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曾主張，「去識別化」的市場競爭，才是避免種族歧視和加劇傷害的有效方式。不想新疆棉引發全球化大逆轉，必須咀嚼此話。

本月初歐洲議會通過決議，支持推動俗稱碳關稅的「碳邊境調整機制」，給了歐盟執委會今年6月正式提出法案、2023年實施的規劃亮起綠燈。除此之外，美國拜登政府也有更為積極的減少碳排放構想。對於始終踏不出碳定價第一步的台灣而言，很可能成為繼疫情後的下一個重大挑戰，政府必須改變旁觀者的心態，積極啟動因應。

溫室氣體排放是造成地球暖化主因，已成為國際共識。而在各類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又是主要的排放類型；以台灣為例，超過九成五的溫室氣體來自二氧化碳排放，因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亦成為國際各種協定倡議的重點。

在各種減少碳排放的方式中，「碳定價」（Carbon pricing）是主流。碳定價是指給原本無代價的二氧化碳排放行為，訂出一個單位排放費用，將原本「一家一國省錢汙染、全民全球一起負擔」的負外部性，轉換成按照排放量的高低決定企業╱該國應負擔的成本。在此制度下排碳等於燒錢，排得愈多燒得愈兇，進而促使排放大戶（工業、發電及運輸）減排的意願會提高。在全球化架構下生產製造甚至能源都能外移，因而若只有A國實施碳計價但Ｂ國未實施，就會發生高排放活動從A跑到B進行的現象，結果A國減排量還比不上B國增排量這種所謂「碳洩漏」（Carbon leakage）問題。因而碳計價往往會配發一定的基本免費排放額度，同時搭配有排放超量需求的企業可以向有多餘配額企業購買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一方面給予生產者彈性降低躲避義務情況，他方面因為多餘配額可以轉售賺錢並投入更多綠色施政，加大各國減排的誘因。

歐盟實施碳計價交易制度已經超過15年，領先全球。但同時間也因為其他國家未跟上腳步，內部一直有呼聲要求針對來自沒有實施碳定價的國家貨物課徵「碳關稅」（Carbon tariff），以進一步落實防治碳洩漏效果，同時還給歐盟企業公平競爭的地位，是歐盟預計實施「碳邊境調整措施」（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asure, CBAM）的主因。歐盟邏輯不難理解；對地球負責任的國家及企業負擔高，不負責任的國家及企業負擔低，不但扭曲了競爭關係，而且對減緩對地球傷害並無助益。

歐盟的CBAM目前有四種方案尚未確定。主流意見支持將歐盟碳定價及交易制度延伸適用於進口產品的構想，亦即未來出口到歐盟的企業，或須向歐盟申請或購買配額，或須在其母國取得排放配額。類似台灣這種沒有碳定價或交易制度的國家業者，就只剩向歐盟申請或購買一途。

歐盟單邊強迫各國業者購買配額或各國政府推動碳定價及交易制度，是否符合WTO等貿易規則當然有爭議，美、日目前也不贊同歐盟太早實施。但是歐盟占有永續發展的道德高地，加上中國、美國都已經或準備開始推動碳交易制度，碳定價及交易制度成為全球基準已是時間問題，也逼得WTO各國從去年開始討論建立一個全球性多邊碳交易制度的可能性。

免費排碳的日子已經過去。2018年時台灣人均排放量世界第19，可謂是排放大國，本就有義務一起加速減排。再者，在供應鏈劇變之際，有無碳定價機制甚至會成為判斷是否屬於「志同道合」供應鏈夥伴的基礎之一。因此政府不能再拖，必須立即啟動與國際接軌的碳定價與交易規劃。假設因成本差異導致台灣碳費較低，也能替企業未來出口歐美時取得抵減碳稅的優勢。對企業而言，要開始將碳價格算入成本公式。有專家計算，要達成巴黎協定減排目標，2020年每公噸碳費約在40~80美元間（歐盟費用目前就落在這個區間），2030年要提高至50-100美元。自行算算，排放大戶應該會發現投資減排技術比較划算。

大陸則早在一九九八年就有信息產業部，現在則由工信部負責推展數位戰略。這些年數位經濟在大陸GDP占比已經超過三成，貢獻經濟成長達到六成，數位經濟也是未來五年「十四五」計畫中的重點。

所以台灣也該有個數位發展部嗎？支持意見認為，數位業務分散在多個部會，容易產生部門化的本位傾向，集中同一部會能讓事權統一、效率提升。但這套說法正是過去成立科技部的理由，現在卻又以科技無所不在為由走了回頭路。要知道，無論新的數位發展部規模多大、目標說得多麼高大上，數位更是無所不在，一旦欠缺協調，另一種部門化—數位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仍可能發生。

更重要的，數位發展不是只有硬體和基礎建設，軟體—內容創作與服務創新更是關鍵。如果比喻成球賽，政府的責任除了打造更新更好的球場，還必須設定適應數位發展的好規則，讓球員能夠發揮，鼓勵競爭與創新。過去的經驗是，明明球員個個摩拳擦掌，想一展身手，但政府的比賽規則要嘛來得太慢，要嘛限制重重。一個OTT，到現在還在草案階段。

還有，雖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表現常讓人覺得不符獨立超然的期待，效率也可以改進，但真要一個數位專責單位，為何不能是NCC呢？NCC在設計和名稱上都仿效了美國的FCC，跨黨派的FCC可以作為美國數位戰略，如5G、寬頻普及、數位落差降低的重要推動者，為何NCC不行？也沒幾年以前，NCC之所以整合了新聞局和交通部的業務，既為了獨立超然，也是為了讓媒體和通訊、軟體和硬體的規畫管理能更有效整合，但這次調整又做了一次大切割，剩下的NCC成了個末端的監管單位了。

就以最近熱議的新聞付費議題為例，就是個跨越媒體、數位科技以及公平競爭的議題（澳洲主政的是類似美國FTC的競爭與消費委員會），以數位發展部現在的規畫似乎難以涵蓋。

還有種說法是，反正NCC根本不符合獨立超然的期待，那就不必寄希望了，但政府作為規則設定者，從硬體建置到軟體管理，其中充滿著有政府資金的參與者，球員兼裁判的問題難以避免。

更令人擔心的當然是政治介入。在政治介入下，球場不是只考慮場地品質，規則不是只考慮球員發揮，而是處處要搞起管制、審查、脫鉤、阻擋。有官員接受訪問時，說未來數位發展部的人會帶著「數位治理濾鏡」，怕就怕這個濾鏡是有顏色的。如果連原本希望獨立超然的NCC，都能讓人覺得有高度政治介入，何況一個直接指揮的行政部門呢？

對很多政治人物而言，搬動業務，設立一個新部門難度不高，至於原本設立NCC和科技部時說過的話，人民的記憶也似乎不深，但真要做到數位發展，鼓勵創新和創意，讓台灣很有優勢的產業和人才能有更好發揮，要換的是整個腦袋，而不是一個新招牌。

有關於新設數位專責機關應該如何設計，這是一個在接下來幾個月值得立法院進行妥善理性思辯的公共議題。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行政部門提出草案，送請由人民代表組成的立法院審議法案，正是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行政與立法分權的具體展現。而且未來新設機關若做出任何行政處分，最終也必定將受行政法院的審查與節制，這也正是行政、立法與司法彼此分離、分立並相互制衡的展現。由此觀之，所謂「數位集權」的批判，當屬無稽。

另外，有人稱未來的數位發展部乃「數位東廠」，這種批判更是缺乏歷史素養。詳言之，根據學者岳鵬舉〈宦官及東廠特務對明朝的影響〉一文研究，東廠是皇帝之下的特設機構，為垂直特設部門，不為任何機構所控制，僅聽命於皇上，只對皇上負責，這也說明其能夠獨立於司法系統之外，可以對任何人任何組織隨意羅織罪名，進行逮捕殘害，甚至干擾和影響正常的司法體系。

廿世紀的台灣，大概也只有昔日黨國威權統治下由國安局、警總、保密局、調查局乃至黨部系統所綿密交織層疊的情治機關，差可比擬。今日的數位發展部乃整合「電信、資訊、資安、網路與傳播」五大領域的新設機關，得以統籌基礎建設、環境整備及資源運用等，並可精進我國相關資通安全維護水準乃至於促進國家數位轉型，跟特務威權機關毫無瓜葛，一望即知。動輒貼標籤的無聊指控，無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

「燃料成本是影響電價的主要因素」這句話以前是正確的，但自從蔡政府大力推動再生能源後，這句話就要大打折扣。

怎麼□？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依賴風力及陽光發電，兩者都免費。所以依曾文生的邏輯，台灣大力發展再生能源後電價都不會上漲，人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風電及光電當然沒有燃料費用，但並不表示風電或光電很便宜，更不表示風電及光電免費。原因是兩者裝置成本奇貴無比。即使燃料免費，為攤提近兩兆元裝置成本，綠電每度成本約為火電兩倍，更是核電四倍。

經濟部曾以綠電沒有燃料費用所以價格穩定為理由鼓吹再生能源。這種說詞是將人民當傻瓜。不用說核電在正常運轉時每度電成本約一元，過去五年每度電成本煤電在一點一到一點六元內波動，氣電在二點一到二點七元內波動。經濟部大力推動的綠電一次簽約廿年，光電鎖定每度四點五元，風電鎖定每度平均五點八元，價格十分「穩定」，但保證高於會因燃料價格而波動的煤電及氣電。有任何正常人會因鎖定「保證穩定高價」為由而擁抱綠電嗎？抱歉，這種思維正凸顯了蔡政府的智商。很不幸，蔡政府竟然以為民眾智商一樣低落，妄圖以價格穩定為理由鼓吹綠電。

蔡政府二○二五年綠電廿％，煤電卅％及氣電五十％的配比，將使每年電價推升二千五百億元。去年風電光電占比不及五％，最貴的離岸風電占比為零。待二○二五年二千萬瓩光電及五七○萬瓩離岸風電裝置告成，每人每年要承擔一萬元的電費物價上漲壓力。蔡政府對此心知肚明，在其能源發展綱領之四大目標（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社會公平）中，完全不提各國最重視的「成本低廉」。

此次電價凍漲，蔡政府其實有個□不出口的理由：公投。不錯，八月核四公投對蔡政府而言如芒在背。有馬政府因油電雙漲焦頭爛額先例，蔡政府怎敢在公投前夕漲電價，引火燒身，使能源辯論聚焦電價，戳破蔡政府「能源轉型」爛帳？電價正是蔡政府能拖就拖，不敢明言的祕密。

歸根究柢，電價並非只與燃料價格掛鉤。曾文生敢立下軍令狀「國際燃料價格不漲，台灣電價不漲」嗎？

可是中美兩強似乎沒有要回頭的意思：

人民日報微博刊出一張「兩個辛丑年對比」圖片，引得大陸網民愛國心大噴發。然而，一句「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就能洗刷八國聯軍攻進北京的恥辱了嗎？其實那一張對比圖應該做為中國人的警惕—當前面對的何嘗比當年輕鬆？包括歐盟廿餘國都抵制「新疆人權問題」，無論實際情況如何，萬一反制歐洲的行動造成「中歐投資協定」因此而擱淺，對中國的傷害可能不只庚子賠款。而當年引來八國聯軍的，正是「義和團精神」—洋槍洋砲都不怕！

美國呢？這邊揪合歐盟猛攻新疆人權議題儼然盟主架勢再現，可是美國跟歐盟在新冠疫苗方面卻大失第三世界人心。包括輝瑞、莫德納、AZ、嬌生幾乎都給歐美國家包了，英國和美國每百人接種人數已超過五十、四十人，歐盟也多半超過十五人，可是第三世界國家還有很多仍在翹首企盼中。而中國卻在自己國內接種還不到八％的情況下，將疫苗輸出第三世界，且其中很大部分是援助。

春秋時，齊桓公九合諸侯有多次盟約規定「無障谷」，也就是河川上游國家不得障斷山谷—河水當為天下人共享。這跟當今新冠病毒威脅全人類，疫苗應為全人類共享，是同一道理。美國掌握全球主流媒體，大聲疾呼警告「中國施展疫苗外交」，但那對等不到疫苗的第三世界國家，其實沒有多少說服力。

兩強爭霸形勢已成，雙方都不肯也不能退後（其實退一步海闊天空，但是都不願被人視為退縮），那麼夾在兩強中間的台灣該當如何？

這次蘇伊士運河塞船事件，埃及政府的表現跟上世紀兩次運河危機時大不相同，差別就在這一次完全展現「運河主權國家」的態度。於是想到中華民國台灣既然有「扼南海與台海航運要道」的條件，而全世界都承受不起航運受阻，我們卻始終只能看著大國耀武揚威，想的是依靠大國討生存，實在可悲。

當家主政的和想要當家主政的，如果無謀自強而只求仰人鼻息，是最大的罪惡！

隨著5G電信、物聯網、雲端服務、電動車、AI人工智慧等產業的規模日漸壯大，未來小至日常民生，大至軍事國安，所有科技的應用發展都仰賴半導體技術來做後盾。因此各個先進國家都集中資源，想要建設發展自己的半導體產業。

美國過去一直掌握了半導體核心技術及設計，但製造方面卻仰賴台、韓等國的代工業者。最近英特爾宣布將成立晶圓代工事業，預備以二百億美元巨資，在亞利桑那州擴建二座晶圓廠，此舉符合了美國政府希望晶片製造業能根留國內的政策。再看對岸中國大陸，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市場，但是卻未掌握先進的技術及設備。在過去三年多來的中美貿易戰，川普在科技產業這一塊狠狠地箝制了中國的咽喉，讓深受制裁之苦的北京政府決心傾國家之力扶持本國半導體業，希望在二○二五晶片自給率達到七十％。

除了這兩大強權之外，日本及歐洲各國也不想落於人後，歐盟已宣布其十餘個會員國未來二、三年將投入一四五○億歐元（約五兆台幣）於半導體產業。一時之間半導體炙手可熱，已成為全球產業競爭的焦點。過去一向都說「得人才者得天下」，現在若說「得半導體者得天下」，我相信也不為過。

面對來自全球各大國的挑戰，我們的優勢還能維持多久？特別是老生長談的五缺問題未解，將是阻礙產業發展的絆腳石。就以用水來說，今年台灣面臨史上最大的乾旱，很多縣市已啟動了農業及民生的限水措施，工業用水也面臨不足，甚至科學園區還有意鑿井取水。

電力問題亦是隱憂，僅管政府信誓旦旦二○二五廢核之後，不會有缺電危機，然而在「以綠能取代核電，以天然氣取代燃煤發電」的能源政策下，台灣將大幅仰賴天然氣進口。目前興建中的中油天然氣第三接收站已引發了藻礁公投的爭議，是否能如期完成不得而知。更何況萬一天然氣進口發生問題，比如遭遇封鎖，或是如最近長榮貨櫃輪擱淺蘇伊士運河，造成全球石油運輸卡關一樣，使我們的天然氣庫存吃緊，那麼又如何保障穩定無虞的電力？

半導體業人才的斷層更是警訊，育才原本就不易，近年中國大陸又頻頻挖角，而我們原本的法令對於延攬外籍菁英又不夠友善，致使人才流失嚴重。再加上土地及勞動力上的缺失，五缺未解，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發展令人憂心。

台灣成為全球第二大半導體產值國，成績令人驕傲。我們已在「得半導體者得天下」的潮流下取得了先機，但更重要的是在面對來自全球的競爭，我們的榮面能長保萬世不朽。期盼政府能夠以更宏觀的角度，更積極的作為來改善五缺問題，讓包括半導體在內的台灣所有產業都能無後顧之憂，蓬勃發展。維持原先的優勢，更加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

未來實現level-5的自駕車，應該只是時間問題。我們應及早將法令和環境規畫好，有階段地引導大家往全自動的自駕車系統前進。因為未來在城市中發展共享自駕車，可減少停車位需求，避免道路壅塞，降低空汙，讓城市土地利用更有效率。

目前已經開始有飛行的自駕車原型推出，美國也開始試辦無人機送貨服務。如同電影中預言一般，道路不只在地面而已，以後連空中都會要規畫出好幾層的行進路線。因為都是電腦控制，所以比較不用怕駕駛的危險瘋狂行為。

發展自駕車的重要考量就是安全性的要求。如何讓人工智慧能夠正確地判斷出前面各種不同的障礙物將是一大挑戰。還有在車輛與環境的通訊系統上，如何防止被駭客入侵，搶奪自駕車的控制權，也將是重要的課題。

數十年來，軟體越發達漏洞越多，改不勝改。就算修正了，已經散在外面的機器也很少在維護補正，成為駭客的俎上肉。大家家裡常裝的監視器不就常被不明人士入侵偷窺，手機筆電攝影機也常成為監視工具。現在物聯網就已如此，日後車聯網成形，如何規畫出有效可行的安全法規將是重要課題。

電動車產業已被大家視為明日之星，近來鴻海MIH正積極邀請廠商協力發展電動車共用軟硬平台。政府也應加緊未來陸空電動自駕車與無人機法令規畫藍圖，以便讓廠商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所遵循。

據內政部統計，「僅老年居住者的住宅數」全國在十年中大幅增加近六成；其中，基隆市的比率是全國第一名（九點七六％），其次是台北市、台東市；另外，目前全國房屋屋齡大多集中在廿至四十年，這些房屋占總數的比率也是基隆最多（高達五十九點九九％），其次是台中市、台南市。基隆市這兩個第一名，幾乎就是「老人獨居老宅」的景象。

照理來說，如果貫徹高齡友善空間的政策目標，老人、老宅、獨居都不該是問題，但現實中因為早期建築法規不夠完善，造成「老人困老宅」的人權問題：室內外各種移動障礙與跌倒風險。

檢視內政部營建署公布「原有住宅改善無障礙設施申請補助作業要點」，就會發現雖然補助範圍包括傳統公寓與集合式社區，用以改善無障礙設施及增設升降機，但自一○八年起公告至今兩年，各縣市申請件數寥寥可數，遑論成功核定件數。

究其因，不外乎各種基地現況限制（如違章建築、出入口寬度不足），或是住戶意願難整合（如一樓住戶反對、民眾不願負擔費用）；其次則是升降機設置的相關規定門檻不易跨越等。無障礙設施補助的現況尚且困難重重，倘若走都市更新、危老重建的路徑只會更遙遠艱辛。

現有政策工具的局限需要長期推動變革，但緩不濟急，更凸顯「在地老化」除了政策修訂必須趕上老化速度外，更需要同步發展社區中社會照顧的基礎。

以筆者在基隆市基層社區發展的社會實驗「防跌互助工班」為例，係為了降低高齡者居家跌倒風險與跌倒後的照顧成本，組織社區志工無償進入家戶協助安裝浴室扶手、拆除門檻等簡易防滑工作，長者家戶再回饋社區（如短時間幼托、廚藝傳授、口述歷史等），從而形成社區內跨代的再生產系統。如此，老人不再只是被單向照顧的弱勢者，而是重新參與社區的有價值的人。

近年來「防跌互助工班」更以此為基礎，開始以「都市再生」為概念，以「社區營造」與「社區規劃師」為方法，嘗試組織老舊公寓住戶，改善公共空間隱藏性危險，如樓梯扶手鏽蝕鬆動、梯間燈光昏暗、樓梯濕滑易跌等。完成後同樣進行換工，循環延展下去成為社會照顧系統。

類似像「換工互助」、「時間銀行」這樣多元化的社會創新實驗，若與全台綿密的關懷據點結合，不僅可與政府協作面對「晚年囚居」的問題，也能落實在地老化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發展出互助的社會關係設計。

人，是被社會關係定義的；老，永遠不該是個社會問題，社會對待才是真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