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通伯春風得意，把各方嚴肅以待的解放軍動態，視如風花雪月。他卻忘了，春寒料峭的東海岸才摔落兩架F5E戰機，英年飛官一死一失蹤。蔡政府仗著美國為靠山，外抗中共，內踏在野，毫不在乎舔美抗中的代價，視飛官的性命如金鑽鳳梨，再昂貴國家都賠得起。

當朝不只陳明通自我感覺良好，大內宣吹捧政績，打造台灣如天上人間，綠官無日不是四月天，誰還記得人命關天？

國防部表忠擁英，吹噓「勇鷹」高教機性能，豈在乎F5彈射椅奪命？交通部只在乎「門面」，豪撒兩百多億買電聯車廂，讓蔡總統為「最美區間車」風光開箱；但普悠瑪事件後大談改革，卻慳吝兩億多元邊坡預警系統，一路拖延。什麼樣的領導統御，才會讓眾政務官皆一副只知媚上、視民如蟻的醜態？

林佳龍趕在清明連假前安排總統車廂秀，蔡英文樂讚台鐵專業，一字不提運輸安全，豈料「謬語成讖」。太魯閣號慘案傳遍國際，蔡總統仍肯定林「負責任」。綠官的人間四月天，有權好逍遙，誰關心無辜五十冤魂？

調查局可謂司法警察界的「天之驕子」，除待遇優渥、設備先進，角色如美國聯邦調查局般備受重視。從中共對台活動、外籍人士不友好活動，到各種違憲違法或貪腐活動，乃至影響國家財經、金融、資訊、生化等事件，均可介入偵查。

調查局的局譽，主要是調查員頻頻偵破重大槍械、毒品、經濟犯罪等案所積累，包括偵辦官員民代貪汙不法、賄選等皆有成效。由於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隨著台灣社會民主化轉型，國人對於某些政治偵防漸生反感，有時也動輒得咎。無論如何，調查局及調查員長年以來建立的形象，在社會大眾眼中仍居於正面。其中原因，一則是調查員素質極佳，二則是歷年來局內貪腐涉案的調查官比率相對偏低，損及其能力與形象的事件確不多見。

損害調查局形象最嚴重的事件，發生在葉盛茂擔任局長期間。二○一一年葉盛茂因洩漏三棧溪弊案進度給立委柯建銘，遭判刑兩年六個月，入獄服刑。二○一三年他又因隱匿「艾格蒙反洗錢組織」通報陳水扁家族海外洗錢情資，甚至還向陳水扁通風報信，洩密加隱匿公文合計應執行三年八個月，又再度入獄。葉盛茂的行徑，不僅讓調查局的聲譽蒙羞，更使調查局變成總統「御用工具」的黑幕暴露在國人眼前。尤其後者，傷害甚大。

然而，調查局長甘當政治的「馬前卒」，與調查人員本身的操守正直，仍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這次調查局「丟失」龐大的送驗毒品，不僅顯示調查局整個證物保管ＳＯＰ嚴重短路，更暴露了調查員私生活素行的不良，甚至與罪犯勾結。徐宿良住處被查獲數百萬現金，加上查扣的名表、豪車、精品包及現金等，活脫如中國大陸「雙規」的貪官，輿論更以「台版無間道」形容。雖是個案，已壞了調查局整鍋粥。

調查局肩負肅貪重任，並不因廉政署成立而減損責任。調查局本身也設有廉政處、政風室等單位，這樣的情治機構，怎可能坐視屬下炫富且超乎所得的消費習慣而不加考核？徐宿良曾因卡債遭銀行強制執行，被記過調職還獲「素行不良」之封號；但他調任航基站卻「由黑轉紅」當上機動組長專責緝毒，還獲前法務部長邱太三頒□表揚為緝毒英雄。如此草率的用人任事，如何讓人相信調查局仍然是內控嚴謹的機構？

價值千萬的巨量毒品不翼而飛，堪稱史上頭一遭。調查局自行調查一年，卻查無所獲，真讓人難以相信這就是它素來為人稱道的辦案能力。先前新北警方在刑大備勤室天花板搜出扣案證物槍枝毒品，不僅立即查出是誰所為，市警局長黃宗仁立刻報請檢察官追查。兩相對照，調查局長呂文忠的道歉，真是「輕如鴻毛」！

□葉盛茂入獄後，外界一度以為調查局可脫離「御用工具」的宿命，成為國家的調查局。如今，卻連綠營人士都說調查局是「總統管得到、法務部長管不到」的地方，可見政治干預仍繼續腐蝕著調查局的專業與中立。如果政治的髒手不拿開，其沉淪將伊於胡底？

又到了上市櫃公司決定股利發放的季節，過去金融股被投資人視為存股的對象，因而在意其現金股利的金額。適逢去年金控、保險業、證券業的獲利大幅增加，因此投資人對於金融業的現金股利發放，當然有所期待。

然而金管會陸續對於金融業的現金股利發放，提出相關監理措施。首先，為瞭解低利率環境與疫情蔓延的影響，今年初金管會啟動對銀行與保險業的監理壓力測試，並於4月底前回報測試結果。就銀行業而言，將對壓力測試未過關者，個案考慮限制現金股利的發放額度。至於保險公司，如要發放現金股利，如同之前年度，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其次，金管會有鑑於去年銀行業獲利衰退約9%，對於一些大型銀行規劃要發放比之前年度高的現金股利，表示高度關注；特別對於資本適足率有較高要求的國內系統性重要銀行。此外，金管會日前表示，原則上不會禁止金控、銀行發放現金股利，不過對於有金融機構發完現金股利後還需現金增資者，建議審慎考慮。

因此，主管機關對於金融業現金股利發放的監理措施，尤其是壽險型金控，與把金融股視為存股對象的投資人，確實有不一致的地方。要解釋與評論此種現象，需要釐清四個問題。第一，銀行業在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後，為何還要進行壓力測試，才能決定發放現金股利的額度？由於銀行業有超過九成的資金來自債權人，因此需針對獲利提撥30%的法定盈餘公積保留在公司後，才能分配股利給股東，此規定是基於保護債權人（存款戶大眾）的權益。基本上，上述的規定是考量平均的風險，倘若有特殊的風險或不確定的衝擊，例如：低利差環境與疫情持續擴散，要求銀行先做壓力測試，再決定股利發放是可被接受的；英國、美國今年也有類似的作法。

第二，壽險業去年有很高的獲利，稅前盈餘增加約三成，為何僅有少數幾家保險公司向主管機關申請發放現金股利？壽險業與銀行業類似，有超過九成的資金來自債權人（保戶大眾）、且要針對獲利提撥30%的法定和特別盈餘公積。由於目前壽險業會計制度，本期淨利並非完全反映真正的獲利能力，還得觀察其他綜合損益，而且後者又變動甚大。同時，壽險業出售未到期的債券，基於過去利率持續下降與低利環境，目前主管機關要求此項獲利要提特別盈餘公積，（隨剩餘年限攤到未分配盈餘），使很多保險公司已沒有多大的能力發放股利。更有甚者，未來要採用IFRS 17號公報，保險合約的利差損要列為負債，壽險業更要把盈餘保留下來。綜合上述，壽險業要發放現金股利需主管機關同意，也是可被理解的作法。

第三，為何有些大型金控公司財報有很高的本期淨利，卻有可能需要對外籌集資金才能發放現金股利？這些金控旗下大都有大型壽險公司，因為無法將現金股利上繳給金控，而使金控要發放現金股利，通常要發行特別股增資；然而發行特別股就有特別股息的壓力，這並非財務穩健的作法。第四，同樣是金融業，為何股利發放的監理措施，並未擴及證券業？最主要的答案是證券業並不像銀行與保險業，向大眾吸收資金，可以比照一般公司。

因此，目前主管機關對於銀行、壽險業、金控公司之現金股利的監理措施，主要是考量未來重大風險與會計制度的重大變革，而採取必要審慎的監理措施。基於主管機關必須管理系統性風險，股市投資人在把金融股當成存股對象時，必須瞭解上述監理措施的影響。

之所以整個社會為此擾攘不休，只為一事：房市炒得太熱，房價迭迭升高，而薪資則十數年原地踏步，房價所得比已高達十六倍，使許多無屋的年輕人愈來愈買不起棲身之所；房價攀高，房租亦水漲船高，而許多個人與企業又手握多屋、待價而沽，不但房租難望降低，謀一可租房屋亦大不易。

因為囤房稅固在以更高的持有成本逼迫那些囤積居奇的投機客釋出空屋，以增加市場可供租購的數量，促使房價、房租下跌，或者緩和其漲勢；「房地合一稅2.0」將持有期間較短即出售房屋的交易所得稅大幅提高，所圖者亦如是。

然而不論支持任一方，都是隔靴搔癢，因為他們忘卻一個基本宗旨：與房屋相關的任何租稅、任何措施，都必須以維護人民的居住人權為依歸。每戶人家都應有一處負擔得起、可遮風蔽雨、安身立命之所。這本該是政府存在的基本使命，在我們這個奉仰民生主義的國家尤應如此。人民將其血汗錢繳給政府，有良知、有作為的政府即應還給人民更高價值的福祉，否則要它何用？

為了維護居住人權，一方面要運用公權力及從人民手中攫取的血汗錢導正市場供求，保持價格平穩，而令每戶人家藉以棲身的住屋都不虞匱乏；另一方面則要消弭投機炒作，抑制有錢有勢者濫用稀有的土地資源，擁有過多的稀有房屋。

我們政府數十年來兩者皆有過失。就前者而言，政府幾乎對房市的供求平衡未見任何努力，任令房價時而暴跌、時而暴漲。尤其多少年來房價所得比居高不下，遙遙領先許多先進國家而不以為意，讓辛勤工作者在割捨其血汗錢給政府揮霍之餘，還要不吃不喝十餘年方能謀一枝棲。主政者反而視房地產業為「火車頭產業」，在房價大漲、房市興旺時額手稱慶，為其政績興奮雀躍。

至於後者，眾所周知，台灣地狹人稠，二千三百萬人擠在西部沿海的狹長平原，土地本極稀有，再加上大量可用土地畫為農地，嚴禁建築房屋，可是雪上加霜。因而我們自應比他國加倍珍惜建築用地令其發揮更大效益。

如何善用、珍惜？無他，讓每個使用者都支付應有的代價，尤其都市建地最是珍稀，所付代價也要相對高昂。然而全球各國之中，台灣政府向居屋收取的使用成本卻幾乎最為低廉。因而富戶大賈即使在北市蛋黃區坐擁豪宅廣居，所需繳納的戔戔之數，乃美、日等國的數十倍以下。所以我們政府的所作所為實質上在鼓勵富人濫用珍稀的土地、房產，鼓勵投機者囤屋居奇，讓萬千辛勤工作者將其積蓄、泰半血汗錢奉上方可才可在偪狹的房舍中蝸居棲身。年輕人因而肩頭沉重、前途茫茫，不敢奢望成家、育兒！如此侵害人民的居住基本人權，讓少數人揮霍濫用、囤積居奇，大多數人望屋興嘆、終身做屋奴的國家，人民將忍受到幾時！（作者為經濟評論者）

一九九九年創建的歐元，被視為戰後最大經濟實驗，儘管如歐洲官員所言，很難將此一龐大複雜的工程歸因於單一個人因素，但孟岱爾的最適貨幣區理論，的確是當年歐盟規畫實踐歐洲單一貨幣時的理論參考依據。

根據此理論，如果不同國家間的貿易依存度高，景氣周期一致，那麼這些國家彼此間成立固定匯率制的貨幣聯盟就有經濟上的可欲性，因為此時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將大於失去貨幣主權的成本。如果景氣循環不一致或面臨不對稱的經濟震盪，這些國家彼此間只要具備三種條件的任一種：財政資源移轉、薪資的彈性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就能調節不一致的景氣循環與不對稱的經濟震盪造成的成本。

如果依照其理論，全球最適合進行單一貨幣實驗的地區不是歐盟，而是美加墨自貿區，因為後者的貿易依存度高達八成，前者是超過六成。東西德意外且快速統一提供了歐洲需要單一貨幣的政治可欲性，但歐元區並不符合最適貨幣區的條件：薪資的彈性因為多數歐盟國家有最低薪資保障不能彈性調整；勞動力因語言、文化、社福制度的差異而自由流動度低；財政移轉因為德國始終反對債務共同化而無法建立。半套的貨幣聯盟卻為孟岱爾所大力支持，他始終捍衛歐元儘管不完美，但會是一成功的計畫。

當歐債危機發生，英美主流媒體一致唱衰歐元時，他堅持必也正名乎：歐債危機不是歐元危機，它是美國次貸危機的第四階段，歐元不是危機原因，解決歐債危機必須回到他的理論：實施有財政資源移轉的財政聯盟。

領導歐元區度過歐債危機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卻走他的另一條理論路線：實施供給側的改革─在總體經濟層次上實施嚴格的財政撙節，以降低危機國政府赤字與債務；在個體經濟層次上實施解管制化的勞動市場自由化改革，以降低失業率。供給側改革為歐盟留下因撙節而資源與人員雙匱乏的醫療體系、低薪的零工經濟在勞動市場興起，與脆弱的經濟成長。歐債危機原有問題一項也未有效解決。多數歐債危機國家，至新冠疫情發生前，政府債務仍處於高檔，經濟則處於Ｌ型衰退而未能有效降低失業率。

資源匱乏的醫療體系與零工經濟，被稱為歐洲新冠疫情的「零號病人」，也是義大利與西班牙成為新冠疫情歐洲震央的主因之一。歐盟因應新冠危機決議發行新冠債券，則可被視作轉向邁入財政聯盟的事件性嘗試。

歐元廿年經驗證明了孟岱爾最適貨幣區的理論正確性，也反證了他所主張的供給側經濟學必須實施於合宜的經濟成長與勞動培訓政策中，正面效益始能大於負面效益的理論侷限性。

首先，本案涉及各方利益的權衡，難有皆大歡喜的結局。董事會改選本涉權力結構的調整與後續經營權的安排。事前就有公司和市場派的爭鬥對立，未料公司派一分為二，其一與市場派結盟，另一則獲原始創業家族的青睞與外資的支持；雙方各提董事和獨董名單；顯然不是五月廿五日改選後就可一錘定音，後續的經營方向與管理團隊之爭，短期內難以平息。

其次，企業面對一代不同一代的數位轉型之爭。所謂「一代不同於一代」，新冠肺炎發生後，數位轉型升級乃必然趨勢，更是生存之道，東元傳統營運模式必將有所調整，轉向電動車、半導體及數位電子科技，領導階層更迭更受矚目，加速升級轉型刻不容緩。

再者，東元集團面對加速接班傳承的壓力和要求。老一輩企業家使命感強烈，他們常有「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矩成灰淚始乾」的情懷，他們的「使命感」逼得其要「死命幹」，在這種價值觀下，代間的磨擦和爭議自是難解。

復次，印證企業家的魔障，企業家是有「企業」沒有「家」的少數族群。這類企業家除婚生子女外，他們常將自己創辦的企業，視為與自己猶如一體的子女，甚至親過自己的婚生子女，他不可能放棄企業。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甚傷腦筋，筆者以為：

第一，雙方在改選前，可透過協商管道（coordination)，各伸出手來溝通（communication)，從中找出矛盾，相互妥協忍讓（compromise)，從而找出難得的共識（consensus)，最後尋得合作的康莊大道（cooperation)。

第二，股東會和選舉後的董事會是裁決的權力機構，在這一個多月，也是雙方冷靜思考，找出上述五Ｃ的解決之道，股東大會和後續的董事會，將可協商出東元數位轉型的營運模式。

第三，創新專業管理是企業未來必走之路，「做什麼像什麼」的專業團隊，加上數位轉型的趨勢要求，兩者密切配合對未來領導階層是不可或缺，也是東元有未來前景的關鍵。

最後，永續發展的接班傳承，是台灣所有企業要思考的。創新接班是企業□延發展的大事，企業的永續發展是永遠要正視的課題。

原來，並非政府拿不出這筆錢，也非有明確的善款運用構想，而是一次精心設計、府城極深的「情緒收編」的高招。因為，你一旦被溫情所感動，捐了錢，你心理上就成了這件災難的一部分，對於也在災難中的政府就少了一份責難的動力，其對於事件本質的認知與究責的態度就傾向於接受政府的說詞，該負責任的官員與政府就比較容易脫身。

考察民進黨崛起的過程，可以說是一連串成功「收編」的過程：在第一階段，它利用部分台灣人對於國族認同的差異，極有效率的收編了為數眾多的對中華民國疏離、對台灣歷史具悲情意識、對中國大陸深懷敵意與貶意的人民，成就他今天的政治勢力。

第二階段則是高舉各種基本上源於西方進步國家的價值，收編了一群嚮往這些「進步」價值的環保人士、傾同團體、以及同情弱勢的左傾力量，雖然「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對這些進步價值始亂終棄，但畢竟已經鞏固了其政治板塊。

現在則是進化到利用社會不幸事件，借力使力，並利用其領導人性別優勢製造出來的溫情形象、以側翼與網軍壓制異議製造風向，不但閃躲其執政不力、弊案叢生的責任，甚至逆勢操作，最後竟屢屢能夠「化危機為轉機」，其躲閃騰挪的本事，實在令人不得不敬佩、敬畏，嘆為觀止。

這次事故發生之後，高層先是靜默一下子，評估已經捱過如同核彈的第一次攻擊的衝擊之後，再度展現其高超的求生本能，並且利用國人對於受難同胞的同體大悲的心情與愛心，竟在其「收編」的序列中，極有機巧地找到一個脫身的支點。

對於台灣人心靈動態掌握如此到位，全黨對外的黨派性格如此齊一、組織側翼鐵衛的效能如此純熟，這樣的政黨不能取得政權簡直沒有天理。但它的「認同收編」撕裂了台灣族群、燃起海峽的狼煙；它的「價值收編」摧毀傳統價值與道德倫理且未能有足夠的說服力建立新倫理；現在竟連台灣人的情緒也要收編，加深台灣社會的理盲與濫情。由這樣以「術」治國的政黨來治理國家，真是一件好事嗎，恐怕值得國人深思。

完整的安全體系，必須從設計、採購、施工、安裝、運轉、維護、巡檢等各環節，建構最嚴謹之架構並據以執行。台鐵台鐵組織涵蓋運務、工務、機務、電務及其他行政部門等，百年老店、組織龐大，一連串不幸事件之發生，不應苛責兢兢業業、守護企業價值的辛苦台鐵基層員工，畢竟體制內根深柢固之沉痾，不是他們有能力解決，任何事故皆非他們所樂見。

普悠瑪事件後，行政院曾成立台鐵大體檢專案小組，聘請學者專家分成「土木軌道與系統整合」、「機電」、「營運」與「組織管理」四大諮詢分組。各組專家歷時三個月，從「人」、「車」、「路」、「管理」及「財務」進行檢討，內容揭露許多令人膽顫心驚的數據及各項管理、安全漏洞。但台鐵體檢小組僅僅維持了八十五天，即「下放」台鐵自行成立體檢推動小組，台鐵往往只針對故障設備防制，缺乏宏觀與系統性思維，運務、工務、機務及電務各處缺乏橫向聯繫與整合，各行其是，重大的事故肇因未被阻斷，蹈常襲故，乃致重蹈覆轍。

常言「事出必有因」，其因不外乎：因循苟且、因陋就簡、因小失大。台灣長久以來便宜行事的營造文化與台鐵封閉本位、形式主義的醬缸文化，顯為病因。安全文化必須由：根植於內心的修養、無需被提醒的自覺、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去形塑，不立基於此，皆屬空談。依災害事故原因統計，百分之八十屬不安全行為，百分之十八為不安全環境，但不安全環境亦由人所造成，故可言百分之九十八皆為人的問題。

事故調查一般總不外乎人員、機械、材料、方法、環境等面向。本案初步大致歸責於工地管制不良、工程車停放不當且未置輪檔、未拉手剎車、邊坡無護欄及未設置監測預警系統…等，這些骨牌一一傾倒時，即一發不可收拾。而此皆屬包含承攬管理之安全文化。

其實，現在科技發達，安全監控技術、障礙辨識系統之軟體建置，主動式安全之自動減速、自動煞車、智慧行駛等設備安裝並不困難，硬體的鐵道、橋梁、隧道、站體、邊坡等安全防護，只要投入資源，有效推動，亦能剋期完成，癥結只在「決心」二字而已。

「風險是一種機率、安全是一種習慣。」其實，因應防範對策早在台鐵體檢小組報告中鉅細靡遺、清楚揭露。徹底改造體質，欲求治本當然吃力而不討好，重點是決策者有無勇氣，一步一腳印去落實改革？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落實是安全唯一的路！

由於初步認定台鐵的承包商涉重大疏失，已遭地檢署收押禁見；很多人也注意到承包商存在諸多工程瑕疵。固然承包括必須擔負重大疏失的直接責任，但委外的台鐵也不能置身事外，仍負監督施工品質之責。

若再詳細檢視，此案的投標過程可能存在許多檢討的空間；從標案形成、公告、招標、投標、開標、決標等過程與結果，都存在台鐵無法逃避的監督或疏失責任。

首先，媒體報導，該承包商過往承包台鐵諸多工程，理論上該承包商應有很好的工程品質，但卻出現這麼大的錯誤。依台鐵說法，類似的工程不容易找承包商，或可能因「最低標」考量，很多承包商承包意願不高。

若然，有兩種可能，第一，台鐵未適當提高標案費用，阻斷優質承包商投標願意；或者，台鐵可能選擇以「最低標」方式處理工作委外，讓很多廠商沒有意願，或讓單一廠商投票，在此情形下就可能狀況百出。第二，台鐵可能為了便宜行事，或不顧工程品質，加以可能存在人情關說問題，使得工程品質低落的廠商得標。或者，如果是不敷成本的標案，是台鐵必須解決的問題；而是否選擇「最有利標」，也是台鐵職權範圍，這些都是台鐵的責任。

其次，投標過程本來就是一門重要的學問，台鐵理應在標案形成之前，就做足功課；讓工程（安全）品質，能適當反映在成本上。而標案形成後，是否公開透明、能否讓口碑良好的廠商有意願投標，以及台鐵是否有事先整理或篩選不良廠商，都是台鐵可以努力的項目。

接下來，在領標、投標、開標過程，是否存在圍標、綁標、關說或其他問題，也都有檢討空間。過去有許多政府標案，在投開標過程曾出現不同的舞弊問題，甚至有委員或官員遭收押或判刑的案例。換言之，承包廠商問題的背後，就是台鐵的問題與責任。

若然，台鐵或所有政府委外工程都必須深刻檢討，是否仍存在類似問題；否則類似的公共安全或職場安全問題仍可能持續發生。因此有必要啟動廉政體系，全面診斷，把可能的標案問題找出來；同時提升標案的（工程）品質。廉政體系下的政風體系，多會參與（監督）標案的進行。前述標案流程或機制的問題不解決，或首長不關注，類似問題仍會重複發生。

政府應把這次承包廠商個案，標案形成、規畫、領標、招標、投標、決標等詳細過程，作清楚調查並予公開；這才代表政府有意願解決這次慘案凸顯的標案問題，也才是負責任政府應有的做法。

另一方面，造成五十幾萬美國民眾喪命的新冠肺炎，因為川普及保守派多次公開嘲諷指責北京是罪魁禍首，讓原本因貿易戰而陷入谷底的美中關係，更是雪上加霜，而亞裔（尤其是華裔）就成了當然的代罪羔羊，辱罵、攻擊事件頻傳，導致「停止仇恨亞裔」（Stop Asian American Hate, SAAH）抗爭遍地開花，抗議對特定族裔的歧視。從近期購買武器自衛的數字急速竄升，在在顯現亞裔民眾承受的壓力。

自一九七九年建交後，華府對北京態度一直是友善而開放的，鼓勵雙向交流，更期望北京會改變其政經體制，能夠有一天擁抱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等普世價值。但隨著中國國力全面提升，雙方也重新進行評估，而屢屢摩擦後的「質變」，讓雙邊關係有了截然不同的定位—從合作變成競爭，從競爭走向衝突。

在共產黨長期執政下，美國對「中國會改變」不再存有幻想，原先認為北京能有朝一日成為遵循國際規範的「負責任利益關係者」也只是一廂情願。去年新冠肺炎爆發更讓中國成了眾矢之的，相關資訊不透明、官員講不清楚源頭，加深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反感與不信任，也讓亞裔成了民怨的出口、咎責的代罪羔羊。

美籍亞裔感受到的壓力，其實就是美中關係持續緊張、衝突不斷的副產品，而族裔關係就是「連帶傷害」。礙於民意壓力，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近期內看不到調整的跡象，而在阿拉斯加雙邊外交高層會談時，美中官員公開互嗆、趾高氣昂的態勢，也讓人感受不到雙邊關係有緩和的契機。

在美中關係未能改善前，身在美國的亞裔民眾除了提高自身保護的意識，持續推動ＳＡＡＨ、各亞裔領袖繼續發聲，或許能讓族裔平權的爭議得到更多重視、緩和社會衝突，真正落實美國開國先賢「族裔大熔爐」的理想。

科學家們以驚人的速度解決了新冠肺炎病毒的奧秘，二○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國研究人員發表了該病毒的基因序列，莫德納的疫苗配方在大約四十八小時內就完成。到二月下旬，已將一批疫苗運送到馬里蘭州進行臨床試驗。川普政府的「曲速行動」加快了其發展，該行動向包括莫德納在內的幾種候選疫苗投資了數十億美元。

這其中的一個關鍵技術叫做ｍＲＮＡ（信使核醣核酸），人們幾乎每種身體的功能都依賴蛋白質，ｍＲＮＡ的功能就是指揮我們的細胞去製造各種蛋白質。借助人類編輯的ｍＲＮＡ，理論上我們可以命令我們的細胞機器去製造幾乎任何蛋白質。你可以大量生產體內天然存在的蛋白質，以修復器官。或者你可以要求我們的細胞製造非天然的蛋白質，這時我們的免疫系統會學會將其識別為入侵者並攻擊消滅它。

對於導致新冠肺炎的冠狀病毒，ｍＲＮＡ疫苗會向我們的細胞發出詳細的指令，以使其產生類似冠狀病毒的「有尖狀突出的蛋白質」（棘狀蛋白），這些產生的蛋白質不會量大到讓我們產生嚴重的反應，反而會讓我們的免疫系統看到了這種外來的入侵者，就會群起而攻之將這些蛋白質破壞。未來等到真正的病毒入侵，免疫系統會再次識別出「有尖狀突出的蛋白質」，並以有經驗且訓練有素的免疫大軍對其進行攻擊，讓病毒無法大量繁殖，從而降低了感染風險並阻止了嚴重的病毒反應。

既然ｍＲＮＡ可以驅動細胞製造出任何蛋白質，它的潛力應該遠遠超出解決新冠肺炎疫苗的問題，例如ｍＲＮＡ可產生與特定腫瘤相關的蛋白質，以指導人體免疫系統來對抗癌症。但ｍＲＮＡ，像許多科學突破一樣，感覺像是一夜成功，其實是政府和民間數十載持續投資研究的成果。

因為ｍＲＮＡ對人體來講也是外來蛋白質，所以可以想見這其中最困難的第一步就是讓免疫系統不會被發動來摧毀ｍＲＮＡ，為了使合成的ｍＲＮＡ越過細胞的防禦系統，科學家意識重點就是調整ｍＲＮＡ的分子組成，但從知道如何做到真正做成功也花費了許多功夫，絕對不容易。

研究無法在早期階段就知道自己是在做傻事還是在進行革命，即使是一場革命，你也不知道是哪種。但是這種不確定性的風險和其可能的重大突破，正是為什麼國家應該鼓勵更多的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原因。（作者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