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任內，媒體「綠化」的速度驚人，有線電視頻道十之八九無法倖免。民進黨「海派」的三立，早與壹電視、年代結盟，東森董事長也換上海派的林文淵。中天被下架後，換上政府掌控的華視，又找來海派主播當台長。眾多新聞台，幾僅剩「老綠」和「新綠」之別。

民進黨掌控媒體，有棒子與蘿蔔兩套駕馭法。棒子戰術，是以電視台換照要脅、政府結合網軍抹紅、抹黑，乃至狀告媒體。蘿蔔戰術，則給予新聞和廣告的特殊待遇，並籠絡、酬庸親綠媒體人。如此，民進黨早已超脫了「寄生媒體」，達到「與媒體共生」的境界。

「台北之音」電台挨批，不過是該台某節目頻繁找民眾黨人上節目，手段粗糙。被舉發後，柯文哲還自承不應該，說會處分相關人等。而民進黨的媒體共生，已發展成在黨內自成一大派系；這等能耐，柯文哲恐望塵莫及。

民進黨過去訴求「黨政軍退出三台」，如今看來，確有遠見。別人退出，自己才能染指。確保「黨指揮媒」足矣，何須軍、政？

丁怡銘的專長，並不是在獻策解決國家的實質問題，而是在宣傳造勢轉移焦點，把可議的國政包裝成美好假象，再發包給綠營網軍散播。這樣的官員愈多，政府的施政就愈扭曲，愈難監督，愈是只重浮面。何況，丁怡銘除了誇大宣傳，還為了掩飾萊豬進口政策之不當而刻意造假，顯示其官箴大有問題，哪裡還有資格再擔任政務官。

誰料，他去年十一月下台，今年三月一日閣揆蘇貞昌就悄悄將他聘回行政院擔任機要顧問，月領近十二萬元，還刻意對立委隱瞞。這種「前門離開，後門回來」的手法，就是對整個社會的瞞天過海，暴露了蘇貞昌的徇私與狡滑。更可議的是，一個自詡「會做事」的政府，只少了一名失職的宣傳官就彷彿頓失所依，要想方設法讓他從後門偷渡進來。難道，少了丁怡銘，蘇貞昌引以自豪的政績就會黯然無光？

太魯閣號事件奪走四十九條人命，竟只有幾名包商被追究過失責任，至於台鐵管理的粗疏大意、政府長期漠視問題的行政怠懶，乃至整個台灣施工文化習以為常的草率，卻被略而不提。這樣的政府，根本還停留在「開發中國家」的散漫官僚心態，缺乏檢討反省的嚴謹用心，災難當然會一再發生。諷刺的是，從普悠瑪號出軌到太魯閣號撞車，人們看到的都是蔡政府敏於善後、工於哀悼的演出；但這些善後處理的積極若拿來提升政府行政管理的效能，不是更能避免人命的無謂損失嗎？

然而，蘇揆更在意的，卻是政績的包裝與宣傳，而不是用心做實事。也因此，他拖延批核林佳龍的辭呈，唯恐林佳龍一下台，輿論怒火就會燒向自己。這種心態，和他遲遲不批核台鐵的總體檢報告，遲遲不批懸缺數月的台鐵局長人事，如出一轍。與此同時，蘇揆卻瞞著整個台灣社會，讓因過請辭的丁怡銘悄悄回鍋行政院，繼續操盤他的政績粉飾工程。

太魯閣號的四十九條人命，要推給區區幾名包商承擔，顯然完全不成比例；就算再賠進林佳龍加蘇貞昌的職位，都不足以打平。但蔡政府對於這類「賠不起」的災難，似乎就只會用「隆重的公祭」打發。太魯閣號事件被稱為「低級錯誤」，而台灣這類低級錯誤何其多；對於要如何避免重蹈覆轍，政府又有什麼檢討？

以上周發生在台南科學園區的斷電事件為例，起因是一家科技廠的外包商不慎挖斷廠區的台電電纜；為此，僅台積電一個廠即損失十億元以上，並衝擊車用晶片的供應。同是下游包商的粗疏作業，同樣造成肇事者賠不起的損失；但這次出事地點並不是隨便的工地，而是堂堂的南科園區重鎮。試問，南科管理局對這類「低級錯誤」，難道沒有任何防範設計？

□蘇貞昌自詡是「會做事的政府」，但從他處理太魯閣號事件的支支吾吾，對照他偷渡丁怡銘回鍋的取巧閃避，映現的是他喜好吹噓、內裡空洞的真相。蔡政府花八千多億大搞前瞻建設，卻連一個講究安全的施工文化都無法建立，這樣的國家會進步嗎？

中央銀行是銀行中的銀行，職掌可以左右利率、匯率等攸關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過去為避免引發市場不必要的猜疑，刻意保持神祕，向來有沉默是金的鐵律。然而時至今日，不僅各國央行貨幣政策架構、理論及操作都出現巨大變革，透過各種方式強化貨幣政策的透明性，以及不厭其煩地與社會各界充分溝通，更成為確保政策有效執行並達成目標的必要手段，沈默是金早非各方期待。

近來由三位央行前任與現任理事共同出版的《致富的特權─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策付出的代價》一書，引發不小爭議，尤其央行現任副總裁陳南光還為此書作序，更使坊間出現各種揣測，政壇間陰謀論也不絕於耳。央行迄今對此回應，只限於總裁楊金龍發表對央行員工的一封公開信，信中文字訴之以情，一方面安撫同仁心情，同時也間接地反駁新書中對央行過去政策的批評。

對照美國聯準會（Fed）主席鮑爾近日才接受《CBS》節目採訪，提及美國央行政策制定者認為，網路攻擊恐使金融機構追蹤付款的能力受阻，恐引發市場崩盤，類似於全球金融危機。我們看到全球央行楷模的Fed，主席不僅經常挺身主動在各種場合喊話，更不吝接受媒體的採訪，目的無非是充分說明央行的政策，從而取得有助達成政策目標的理性預期。

事實上，楊總裁也並非不知大勢所趨。央行近年來已在尋求政策更為透明化一事上做了些改變，例如定期公布央行理監事會議內容摘要、發布新聞澄清各方對政策誤解、記者會開闢直播來直接面對社會各界，乃至還跟上潮流開闢臉書（FB）粉絲團，以淺白的內容來與社會大眾對話。

甚至楊總裁上任之初也為文表示，央行面對全球五大憂慮的因應之道之一，就是「更有效的溝通及更具透明化的央行」。只是我們認為，這樣的思維還有待更多的落實，且不能只流於形式上而應著重實質的溝通，以及更積極地配合推動結構性的變革，方能奏效。

在此我們提出兩項建議，首先，在對內溝通方面。央行理監事會議是央行的最高決策單位，此一定位殆無疑義，但顯然沿襲已久的組織架構及運作模式，可以再重新思考並調整，例如相關部會首長為當然理事的安排是否還有意義，以及如何安排更多專業理事參與決策過程，決策不要掉入團體迷思的陷阱。我們不要害怕出現不同聲音，而應投注更多努力、積極地溝通來尋求內部共識，進而提升政策的決策品質。

其次，在對外溝通方面。一季一次的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有問必答、央行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詢答，乃至央行與學術界間的交流，仍不足以化解各方對政策可能的疑慮，重點不在於發聲頻率，而是要更積極地參與社會團體的活動，以及對經濟金融情勢最新的變化做出主動與即時回應，才能更接地氣。

最後，我們不認為一本書就可以論定央行20年來的功過，畢竟貨幣政策本來就是一把兩面刃，利率高低或匯率升貶都有受惠與受害一方。但是我們都應該理解，貨幣政策影響國家經濟民生甚鉅，本來就需要接受各方質疑並充分釋疑，我們鼓勵央行應該勇於利用更多管道為自己的政策辯護，當然也要有察納雅言的胸襟。央行加強對內與對外的溝通，並且讓理監事會議充分討論，形成良性循環的決策運作文化，對社會各界更不要吝於表達各項決策考量及提出更明確政策指引。

央行理事出書引發軒然大波，與其視為是異議者的挑釁，毋寧看成是央行進一步變革並邁向現代化央行的一個契機。更有效的溝通，才是建立各方對央行信任的基礎；這是對央行的期待，也是央行必須面對的挑戰。

去年蘇院長雲淡風輕地一句「年輕人難免犯錯」，強勢掩護發言人代表行政院胡亂指控的違法失職行為。丁怡銘當時是部長級特任官，雖受政治壓力辭職下台，但《公務員懲戒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離職之公務員於任職期間之行為，亦適用之」，何況沒多久他又有了公務員身分，監察院不能繼續「沉睡」，應調查行政院發言人胡亂指控，到底是「難免犯錯」？還是應查證、有能力查證卻不查證的違法失職行為？進而移送懲戒法院審理。

九十七年考試院函請立法院審議的《政務人員法草案》規定，「因決策錯誤，或主管政務發生重大失誤，對國家或人民造成重大損害者」或「對部屬執行政策疏於監督，嚴重影響人民權益者」或「因言行重大瑕疵，影響其聲譽及政府形象者」，均為政務人員「應辭職以示負責」的情事。上述將政務人員政治倫理的「自律」法律化成為「他律」，邏輯上看似矛盾，也是該草案的爭議所在。

然而，在草案的立法說明中指出，上級機關對這些情事雖可調查後送監察院審查，監察院亦得主動提出彈劾或糾舉，但政務人員「不待懲戒，應主動辭職，以示負責，展現政務人員風範」，故「宜採取自律、他律雙重併行，以求提升政務人員政治倫理之水準」。基於此，政務人員有上述情事應立即辭職下台以負政治責任，其真諦是表達願接受調查「以示清白」的政治倫理，但不表示辭職下台後，就無須負行政法上的公務員責任。

當前執政黨政務人員政治倫理低落，從蘇貞昌不顧社會觀感再任用行政院前「網軍頭」為機要，就可知政權鞏固要靠運用行政資源培養網軍。近來我們常聽到軍公對罹難同仁喊「任務結束」，丁怡銘為轉移政治責任才正「任務開始」。

教育部長看到這些數字，應該比誰都緊張，因為未來十八年各級學校的新生人口都已經生出來了。例如，今秋入學的大學生主要來自二○○二與二○○三年出生者，而近兩年嬰兒不就會在二○三六至二○三八年間入學嗎？別忘了淨在學率的天花板目前是七十二％，亦即，那段時間大學新生每年約為十二萬人，以當前大專院校一二○萬學生數規模觀之，到二○四○年應會減少約四成。

今年以來全球股市火紅，尤其是美國道瓊指數屢破新高，台北股市也不落人後，足足漲了二千四百點。如果觀察近一年趨勢，台北股市上漲了七、八成之多，換言之，今年的生育表現是在經濟狀況良好的情況下所生的，難道是因年輕人瘋股票而無暇結婚生育？

根據證交所統計，去年新增股民達六十七萬人，其中廿至卅九歲約四十萬人，占比高達六成。早期喜歡待在號子（證交所營業廳）盯著大螢幕看盤者，多為軍公教退休或家庭主婦，因為手上有點錢又擔心不夠用，在沒有工作收入下，投資股市似乎是一個出路。況且在號子中既可以結交朋友還可以經歷驚喜與挫折，人生不會過於無聊，每星期一至五的上午已成為許多長者生活的寄託。

當電視同步轉播股市，加上分析師解說行情撥弄股價，接著是智慧型手機逐漸普遍，看盤與下單更方便，於是近年來上班族與學生也紛紛透過網路加入戰局，在上班與上課的同時，驚喜連連，不再無聊。

然而，股市會一直長紅嗎？君不見，為了疫後復甦，各國比賽印鈔票，熱錢不但流入房市，更在股匯市中來回沖洗。許多專家擔心，全球性通膨及股市泡沫一定會來，問題是何時？

股市若平淡無奇，民眾的生活步調較能維持恆常，當股市活潑亂跳，吹皺了一池春水，特別是年輕人，豈可錯失賺錢的良機！去年加入的小資族當中，學生或許就有十萬人，他們若賺到錢，換新手機即更為頻繁；一旦股市崩盤，學生無心上課寫報告，政府則須擔心，傷了年輕人的心！至於上班族，若過度熱衷於股市，會想到結婚生育嗎？

去年此時新冠疫情爆發不久，當時有人認為在家上班人數驟增，或因自我管理在家時間較長，可能有助於生育。也有人認為，若疫情時間拉長，擔心懷孕期間會受到感染，反而會更重視避孕；因此許多疫情嚴重國家，正擔心今年的生育。

台灣去年十二月出生嬰兒，高出全年平均約四千人，這批嬰兒是疫情初期受孕的，所反映的是前者說法；今年前三個月生育量比去年同期少了五千嬰兒，似乎也符合後者的說法。

台灣疫情遠較世界各國為輕，疫情影響生育應較有限，且眾所周知，經濟、觀念、生活型態也都會影響婚育，但無法說明過去一年生育量的大幅滑落，難道是因年輕人瘋股市嗎？（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長年以來每遇乾旱，各界都只呼籲生活節水、管線減漏、水庫清淤、鑿井、海淡、產業節水再利用及調節水價等，以抑制用水量及在再生水上打轉，但成效有限。又因從小被灌輸台灣地形陡峭，河川流急，降雨多流入海洋，以致認為是水資源缺乏的宿命。

實際上，降於一般森林林地的雨水，其流出狀況分成三大項，首先是蒸發損失的，約占降雨量廿一％，與台灣狀況相近；其次是以地面地下貯留水，經長期間停留再流出為水庫水、川流水或地下水者，約占卅五％，但台灣卻僅利用十九％，其他全部流入海洋，顯示在台灣無效降雨量偏高，若能從這一方向加強森林水源林的保育經營，創增可用水資源，將大有可觀。

台灣已被畫定有一一○處的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其總涵蓋土地面積一一四五三平方公里，約占總面積卅一％，這些自來水水源集水區，除小部分屬於低海拔之土地有所利用也做些水土保持，更廣大屬於中高海拔山區，都是森林林地，更是重要的水源林。但水利主管機關卻未想過如何去保育經營這片水源林。

水源林的保育經營，可增進降雨時水源涵養，減少豪雨逕流直接流入海洋，而增加旱天滲出，它是旱天時的河川補充水源的來源或水庫水來源，可達到充裕水資源效果。

若能推動在水源保護區進行水源林保育經營，在長期持續努力下，預計將可增加達降雨量五％的滲透率，提升涵養水源，使其在旱天以中間水或地下水流出，將可增加約四十三億噸的可用水資源量，也即相當於增加年水資源利用總水量約四分之一，將為旱天缺水創增水資源效益至大。

日本各集水區也都屬森林地，推行水源林保育涵養水源之政策已歷數十年，並發展出完整制度，鼓勵各集水區內退休且也是該區用水人，以志工方式經講習後，依適當季節定期分批輪流接送至集水區林地，協助水源林保育，形成國民回饋水源林，參與保育的價值認定，同時也達到世代文化傳統的傳統，甚值我國借鏡。

水源林的保育，可與地區性的產業及國有林的國土保育相配合，選擇適當的人工林種植。在其育成過程的各階段，皆應做保育經營作業，多層次更新種植，包括植栽，對於超過六十年樹齡之樹木分批於其下新種樹苗，再予以砍除，為使種植的樹苗成長順利，定期清理其周邊雜草等。同時為使樹木能形成良好的木材，必須維持成長環境，不需要的樹枝定期截枝。另為使所植栽的樹木或自生的闊葉樹得以育成，對於生長不良的植栽樹枝加以間伐，以利有足夠陽光促使成長，裸露地隨即補植草，皆能增進涵養能力。

為增加未來各世代有更豐富的水資源可利用，並洗刷過去自認由於地形陡峭無法利用大量流入海洋之部分的無腦宿命，有賴從此次的乾旱缺水，檢討策畫長期推動保育經營水源林，將流失的大量無效降雨量轉變創增為新水資源量。

政府會說：社會安全網已建立，老幼暴力防治可撥打一一三保護專線，若有長照需求可撥打一九六六專線，問題是單有專線的設置有效嗎？倘若民眾無法從教育中學習什麼是「虐老、虐兒」，如何運用社會資源、學習知識與技能等避免發生「虐老、虐兒」，及政府有效提出服務輸送，協助家庭照護上困境，「虐老、虐兒」事件只會有增無減。

政府無法提供周全的支持及教育方案，無論家庭或機構的照護者欠缺對照護技巧的認識，尤其絕大部分家庭照護者欠缺對認知症的了解，仍視長者為認知功能尚未缺損前照護與溝通，勢必容易產生挫折、不滿及衝突，虐待老人的事件自然不自覺的產生。

為何民眾往往發生虐待言行並不自知，原因就在於教育。政府未將老人虐待完整納入學校或社會教育中，民眾僅能透過媒體報導略知一二。老人虐待主要可分成肢體虐待、性虐待、心理虐待、財務濫用、忽略、自我忽視、遺棄；如果生病不帶他就醫、或按時給藥，就是虐待。

最常見的是擔心認知症長者遊走而給予的身體約束，世界衛生組織早在四十年前，視為虐待老人的一種形式，無論是物理性約束，以約束帶捆綁，或是化學性約束，給予抗精神性藥物；二○○一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印製《零身體約束手冊》，明確界定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考慮採取身體約束必須符合三項要件及相關但書。

我國《老人福利法》規定老人有受虐時可申請保護或安置，並對施暴者提告。《長期照顧服務法》也對避免產生老人虐待行為做出明文規定。但仍有醫師將抗精神性藥物視為控制認知症長者精神行為症狀的主要或是唯一手段，卻未告知家屬藥物使用方式及副作用，未提供家屬非藥物照護的知識與技能，老人虐待如何能減少？

美國藥物食品管理局早於二○○五年提出警告，認知症患者若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會增加一點六至一點七倍的死亡率。日本東京順天堂大學於二○一六年發現，治療認知症精神行為症狀的抗精神藥物，在服藥前半年，患者死亡率會高達兩倍。遑論服用後意識不清、肢體無力等所造成的跌倒，導致長期臥床或死亡。

衛福部曾分析台灣家暴原因與高齡化及小家庭增加有關，家庭照護者壓力大、增加家暴風險；政府長照2.0服務若能提供照護者照護上的知識與技能、喘息服務，有效幫助降低照護壓力，家庭或是長照機構的支持網能有效建立，才能減少虐待老人的源頭。

澳洲成立皇家委員會、北歐國家設立監察官、日本則透過法規與教育，針對虐待老人進行調查與監督，但高齡社會急遽發展，虐待老人事件仍是有增無減。台灣倘若在基本的教育與制度建立均無法落實，如何期待社會安全網去補破網？

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新北巿長侯友宜宣布明年成立青年事務局。

二○二○年國發會指出：台灣一九九三年高齡化社會，二○一八年高齡社會、二○二五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乍看之下，這些數據風馬牛不相干，但是再過四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將占總人口比率廿％；換言之，每五人就有一人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高齡族。不得不呼籲二年後欲逐鹿天下的有志之士，必須正視台灣勞動參與率嚴重扭曲的現象。

有人會說：危言聳聽，因為政府已經三讀通過「中高齡者暨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且在二○二○年十二月四日正式上路，我們只要照表操課就可以處理「特定對象」的就業問題。

唯審思就業促進法：將中高齡者暨高齡者兩個就業弱勢中的弱勢，相提並論，試問四十五歲、五十五歲、六十五歲、六十五歲以上四個不同年齡層，各自不同的經濟負擔，絕不是光憑在職訓練、相關職業訓練可以一劑良方治百病。

再者，條文中提到銀髮人才，又是一個令我等難以釋懷的名詞。光是中高齡就業者在職場上遭遇到「年齡歧視」的種種情況，就夠令欲二度就業者難以招架，更遑論超過中高齡層，所謂的「銀□族」更是困難重重。

針對「年齡歧視」與否，其舉證之責任已明定由雇主負擔，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若是負責人力資源，早就想好對應技巧，面試過程中，通篇沒有任何涉及「年齡歧視」字眼，卻可以行「年齡歧視」的測試。

最後我想說：對於年輕族群求職者，一個人有三份工作機會可以選擇，反觀對於中高齡求職者，無論中小企業、財團，一般雇主，大多數都是盤點其可聘用殘餘年限，甚至錙銖必較。三個中高齡者爭一份僅存溫飽工作。

台灣就業市場，一向以買方需求為導向，甚至涉及跨部會相關業務暨法規，遠非一個勞動部就可以提出具體可行的就業政策，是故誠摯建議市長們不妨考量規畫成立老年事務局，直接從地方著手，讓底層社會生活之真實現狀，藉由各種不同的勞工行政措施完整的呈現在地方首長面前，進而促使中央正視目前從高齡化社會／高齡社會／超高齡社會，現實生活三個不同階段的轉變帶來的變局，謙卑接受，並且想方設法解決！

舉例來說，我們希望能夠製造奈米級的位移量測設備，懂得科技的人都知道，在目前這是不可能的事。要做出奈米級的量測設備，我們應該先做出比較低級的量測設備。這種研究在業界是有困難的，因為投下不少的經費和人力，卻又不可能有商業價值。因此，我建議由大學來做這種研究。大學通常不可能做出非常高級的工業產品，但是總可以有足夠的經費和人力做比較普通的工業產品。以位移量測設備來說，所需經費相當少，可是在研究過程中，學生可以得到相當多的寶貴經驗，知道如何克服很多困難。即使是普通的量測設備，也是不容易做出來的。

這種研究不能說有什麼創意，是屬於往下扎根的研究，其主要成果乃是在培養有經驗的工程師。他們離開大學以後，如果獲工業界重用，極有可能做出高規格的工業產品。如果大學生當初沒有做過這種研究，進入產業界時仍是一張白紙。

再舉一個例子，假設我們要發展一個高規格的放大器，這個放大器是要在半導體的晶片之中。晶片製造時可能會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所謂高規格的放大器，是可以克服這種問題的。這種放大器的製作就比較麻煩，但是工業界是需要這種放大器的，因此政府不妨鼓勵大學生製作普通規格的放大器。有了這種最基本的放大器知識，當然以後就可以進一步地設計高規格的放大器。

我們常羨慕先進國家能夠有機件在高速運動中可以精確定位，定位的精密度常常都可以到奈米級。這種能力不是一蹴可成的，必須慢慢養成。政府應該鼓勵大學做這一類的系統，雖然不可能到達奈米級，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會學會很多的基本技術。這種經驗當然是極為可貴的。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認清基礎科技的重要性。政府一定要了解，如果我們要能夠像先進國家一樣地製造極高級的工業產品，我們先要能夠製造普通的工業產品。換言之，我們可以有大志向，但必須往下扎根。大學是一個往下扎根的良好場所。（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去年數學過於簡單，頂尖校系超篩爆表；今年多科試題偏難，不惟頂大超篩難解，甚至蔓延中下校系。如清大電資學士班預計篩選五十一人，實際篩出一一七人；實踐休閒系規畫組原欲篩出四十八人，卻超篩至一○八人。各校系通過分數也出現異常起伏，如台大護理系飆升，醫學系公費卻大降；清大人文社會學院甚至篩選人數不足，顛覆社會原有的認知，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欲化解眼前弊端，除調整學測計分，亦應修改志願選填規定。

就學測計分來說，試題難易的穩定性攸關考試信度，級分訂定是否得當更為篩選效度關鍵。近年教團不斷呼籲增加學測級分量尺，招聯會不為所動，認為分分計較反而造成學習壓力，然而超篩卻始終無解。

近期國教盟屢倡議各科調為卅級分，雖是超篩解方之一，但如改變計分方式，不以前一％為基準，而依考生分數排序，平均切割卅等分，各級分人數相同，才不致因為試題難易讓部分級分糊成一團，超篩自然能降到最低。

再就志願選填而言，現在每生只能填六志願，只得參酌去年資料選擇級分較低校系，以致申請猶如博弈，悖離制度設計初衷。增加志願選填數或可解決此弊端，但優勢生重榜嚴重，弱勢生備受擠壓，校系缺額將加大，反衍生另一問題。若志願增為十二個，依優先順序選填，委員會再行配對，每生最多通過五系，不惟可依志趣選擇，減少高分低就，也可減少甄試撞期。

超篩之亂一再發生，申請入學淪為賭盤，始終未見改善，不惟考生受害，更重創考試公信力，實乃教育悲哀。招聯會置若罔聞，未見有效作為，教育當局還能默然？

公立高中教甄搶破頭在教育界早就是如此，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競爭有多激烈。

廿年前筆者報考公立高中教甄，一個正式老師缺，大概有將近一百個老師競爭，這些人大多有碩士學位，有博士學位的也不少，競爭之慘烈，比高考更甚。

近幾年教甄，僧多粥少的情況更為嚴重，甚至到了病態的狀況。

三年前本校徵選一位正式國文老師，有三○四位老師來報考。校內國文老師開玩笑說，三百個考一個，這已經不是比實力了，這要祖上有積德才有機會考上。

政府大量開放師資培育，又沒看到少子化的現象，再加上年金改革，很多老師為了生計不得不延後退休，舊人沒辦法走，新人當然也進不來。

政府政策的缺失，造成教育現場的亂象，可憐的是在這缺失政策下被影響的代課老師們，沒人為他們發聲，是教育界極弱勢的一群人。

每年教甄時，抱著希望報考，但大多以失望收場，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必然澆熄了他們的教育熱誠；對國家來說，也是人才的浪費！

這些可憐的代理教師們，年復一年地考試，不知道未來在哪裡？

當初那些大量開放師資培育的官員們，現在人又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