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一群韓國大學生在首爾的日本大使館門前示威。卅多名男女學生當場以電剪集體剃成光頭，並揚言在日本撤回決定前不會離開。韓國南部的五個臨海市道則組成共同應對小組，麗水、巨濟等地共有數百艘漁船在海上繞行示威。相形之下，台灣民眾不知是不在意或覺得距離遙遠，似乎沒有太強烈的情緒。

韓國大學生剃髮抗議，是因為不滿外長鄭義溶被美國總統氣候特使柯瑞摸頭後，突然說出「我們其實沒有立場反對」的風涼話，大學生憤而拉高抗爭態勢。但抗議果然有用，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馬上說，希望韓國專家參與國際監督日本排放核廢水的查核工作。台灣由於不吭一聲，所以也就沒人理睬，被當成沒意見。

日本排核廢水是兩年後的事，我們也許不必太急。但是，美豬已有千噸進關，大家對於要吃下肚的東西也都不在意，也未免太冷靜了些。難道陳吉仲說美豬都拿去做加工，美國豬肉就變得更安全、好吃嗎？

檢視丁怡銘開嗆游錫堃辦公室的過程，政府內部協調運作的紛亂，也赤裸裸攤在太陽下。此事曝光後，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第一時間否認傳聞，稱國會全力支持行政院，雙方幕僚交換意見相當平和，他還要求媒體報導「自律」。誰料，游錫堃隨後一段公開談話，即間接證實此事。游錫堃說，立法院和行政院都是「憲政機關」，應該互相尊重，有什麼事應該循「正常管道」，才能避免無謂紛擾。

游錫堃這段軟中帶硬的談話，說明了四件事：第一，丁怡銘確曾去電游錫堃辦公室興師問罪，且姿態甚高；第二，丁怡銘代表行政院去電，在游錫堃看來，不認為是兩院間溝通的正當方式；第三，游錫堃的談話無異打臉羅秉成，證實他稍早否認此事是在向公眾說謊。第四，游錫堃以「立法院、行政院都是憲政機關」，提醒蘇貞昌必須對等尊重立法機關，也暗示對方的做法太超過。

多虧游錫堃還記得「憲政」這件事，若非他重提，整個蔡政府恐怕早已忘記了它的存在。近幾年，蔡政府「黨政不分」的情況日趨嚴重，尤其政府機關和公營事業用人不僅「唯綠是問」，更到了民進黨派系輪流分贓的地步。民進黨除「寄生國家」，憲政的五權分立也不斷向黨傾斜；而民進黨立委在國會扮演的都是「護航」行政部門的角色，鮮少監督。區區一個丁怡銘，都敢隨便打電話到游錫堃辦公室開嗆，即可知，民進黨立院黨團把自己當成「橡皮圖章」有多久了。

再數一下最近發生的事：「促轉會」是兩年期的任務編組機構，行政院要一延再延，立法院只有在野黨表示反對，綠營立委何曾發過一語？獨立機構NCC關掉中天電視，還指定繼任電台，民進黨團也覺得只是剛好而已吧？嘉義一男子在路旁向總統車隊揮舞國旗，竟遭逮捕，並依「公共危險罪」送辦，民進黨立委為此表達過任何不妥的意見嗎？

無論如何，游錫堃還記得「憲政」，記得立法和行政是分立的機構。但對自傲自慢的蘇貞昌而言，除了緊抓手中權力，他還記得什麼？蘇貞昌的起心動念之間，如果還有什麼服務人民、貢獻國家的理想，為何身邊只少了一個網路文宣高手即惶惶不安，非要將他從後門偷渡進來以便貼身使喚？而如果丁怡銘在下台的三個月有任何反省，他怎會一回到政院就故態復萌，敢於跨院去向立法院長辦公室嗆聲？如果羅秉成還記得丁怡銘的前車之鑑，如果還知道政治品格的重要，政府發言人怎能信口向公眾說謊而面不改色？

蘇貞昌對丁怡銘的寵溺與包庇，乃至游錫堃此際的回槍反擊，都被外界放在「派系鬥爭」的框架下檢視，認為這與黨政人事拉扯和派系奪權有關。這種情況，對照游錫堃提到的「憲政」原則，更顯得格外諷刺。國家的憲政機構，被蔡總統依派系分贓打造成恐怖平衡的架構，只有派系失去平衡時，才又傳出回歸憲政的吶喊，這是多麼可悲！但無論如何，蘇貞昌的徇私、護短和霸道，至此也圖窮匕現了。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最近在芝加哥全球事務會議演說時支持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引發國際關注。隨後，美國財政部公布「美國製造租稅計畫」，充分展現運用租稅政策支持拜登總統2兆美元規模的基礎建設，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顯然是要防堵國內企業海外規避增稅的重要配套。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G20國家很早就關切稅基流失與利潤移轉的租稅套利現象，並且提出各種行動方案嘗試化解。不可諱言，仍有國家基於經濟發展考量，把租稅優惠做為獎勵企業投資的重要手段，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愛爾蘭以12.5%的低公司稅率，成功轉型成為進入歐盟的跳板國家。

國際組織要求受惠於租稅政策的國家，放棄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憑藉，需要細緻的談判與妥協，推動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預料會有相當阻力。不過，當OECD、G20及許多國家聚焦於促進經濟成長與增加稅收等相通利益時，推動同質性稅制仍有可能。美國拜登總統上任後對外關係採取多邊主義，顯然有助於國際租稅新制度的形成，例如2月葉倫在G20財長會議中放棄過去川普在全球數位稅規則制定中的「安全港」要求，就有利於今年中推出此稅制的共識。

我們要如何因應國際稅制可能的改變？政府財稅管理長期配合國際體制的要求，例如在租稅資訊交換部分，我們對有租稅協定夥伴國家會提供關係企業相關稅務資料，問題是簽定租稅協定的國家（地區）只有33國，但美國、中國大陸、菲律賓、柬埔寨等經貿投資重要國家卻未列於其中。沒有租稅協定自然影響政府的租稅行政，也引發企業海外避稅與雙重課稅等嚴肅議題。

我們無法與重要貿易投資夥伴國簽署貿易協定，固然是國際政治的現實，更有內部的意識形態作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兩岸租稅協議》。海基、海協兩會2015年8月在福州簽署協議後送入立法院審議，最後卻因朝野僵持無法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而告胎死腹中。

擱置《兩岸租稅協議》更傷害到政府租稅管理的全球布局。立法院在2017年7月通過俗稱海外避稅條款的《所得稅法》修正案，結果因為少了《兩岸租稅協議》而未能落實執行。立法院後來在2019年7月通過獎勵台商資金回台條例時做出附帶決議，要求施行期滿一年後，財政部須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海外避稅條款。坦白說，未來即使有了處理海外避稅的法律，但在欠缺重要投資貿易夥伴租稅協議的情況下，杜絕企業海外避稅是事倍功半、難收成效的。

美國重回國際租稅談判桌後，預期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度應會很快推出。根據租稅基金會統計，全球177個國家及地區的公司所得稅率平均為23.85%；OECD國家平均為23.51%。另外，拜登政府要調高公司所得稅率至28%，並對美國控制海外企業的「全球無形資產低稅賦所得」稅率大幅調升一倍至21%。這些稅率基準說明，國際未來設定全球企業最低稅負的稅率，很可能會遠高於台灣目前訂定12%的水準，我們有必要隨之向上調整，建議政府應與社會及早溝通，說明可能的因應措施，例如是否調降貨物稅率等做為配套。

國際管制調和化早已是全球趨勢，金融監理與防制洗錢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如今租稅政策也即將被納入，政府不僅要重視海外避稅現象，更要注意重複課稅的問題。目前台灣僅與有限國家簽署租稅協議，且缺漏重要的貿易及新興投資夥伴國家，這將是政府未來配合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推動租稅正義的最大障礙。我們誠摯地呼籲政府，應儘速重新審議《兩岸租稅協議》及配套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條文，並將推動與美國的租稅協定列為最優先的經貿外交工作。

近來，組織改造或改革議題，備受熱議。相較公部門，民間組織變革成功與否相對容易衡量，也更直接快速反應於組織存續上。或許政府常有「包袱」問題，推動變革不易，但我也觀察到許多政府改造，常僅止於組織法制化，或用「換張身分證」處理，以完成立法計畫來交卷，更以為完成組織改制就達成組改目的！

如果推動組改、實踐新體制只能如此，我認為，這就和所謂的「喊口號」沒有太大差別！推動組改並非易事，須要一個持續性、高度整合和推動共識的「工程」。

我觀察到，從一、二十年前至今，政府推動組改，每隔幾年，就會有一波或某個階段的計畫。以行政法人制度為例，二○○四年，它在當時政府推動組改浪潮推波下誕生，希望打造一個全新、充滿理想和前瞻性的創新體制，讓不適合公務體制、委外或民營化的組織，藉由人事、會計和採購制度鬆綁，使其跳脫政府公務行政機關僵化作為，藉以追求專業發展、提高競爭力。

行政法人制度設立十七年來，這一段長路上，我從推動、參與，到密切關注與觀察，再回到參與的角色，可以肯定的說，這個制度對藝文場館的經營幫助實在很大，它讓國家劇場走上專業治理之路，也因體制所賦予的彈性，讓它有別於公務行政單位，得以專心聚焦於表演藝術經營、劇場精進上。

然而，政府主事的各行政機關真正深入瞭解這個制度的創設理想、想透過這個體制來為台灣追求更好發展機會、體察專業發展所需彈性鬆綁的原因和做法者，真的太少太少！此情景，讓我難以釋懷！不禁感嘆政府當初的理想、熱情何在？雖然政府人事會因升遷離退而變動，但制度仍應續存、公文亦有跡可循！

對行政法人做「鬆綁」不等於沒有監督！在體制下，有其監督機制、強度和密度；法人本身的機制訂定和執行，均受各監督機關、董事會、監事會、專業稽核的嚴謹監督，絕不下於傳統公務體制。從永續、落實專業治理來看，更應著重的是各項治理機制有無失靈、有效發揮功能、確切達成設立宗旨，而非以保守、防弊思維來要求、框限、解釋法規，更做出與當時制度設立初衷背道而馳的說明，令人深感遺憾！

常有人以「工程」來形容組改，是因為牽連甚廣、環環相扣，尤其若牽涉到跨組織事務和權責，更須凝聚共識，避免相關部門或成員跑錯方向、定錯錨。願景與理念是各項配套設計的最重要牽引，只有回歸初衷，才不致脫離核心精神之脈絡，淪為各自解讀、擅為專奪，妨礙發展。

從最近政府相關單位所思所為中，行政法人已無異於口號，因為喊了一二十年，實現的只有外表，掀開表層，只有骨架，裡面卻沒有靈魂，有誰在意如何做才能幫助專業發展、達成實質內涵？如果做不到，到底是無心—沒有企圖、缺乏理念、不願用心；還是無力—欠執行力、缺能力，還是不願使出全力？

行政法人已瀕臨「核心理念被束之高閣」的莫大困境，政府若再不改變心態和作為，實則等同宣告行政法人立法精神蕩然無存！（作者為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暨藝術總監）

無論是兒少或長者的人身保護，已是家庭暴力防治的重要環節。但兒少與老人分屬不同受虐的狀態處境、問題診斷、需求評估、資源匯集和處遇計畫；單以十二歲為切割點的兒少，便是漠視基本權益保障，更遑論接軌國際兒童人權公約內涵。學齡前或學童期，更有不同的危險因子和風險係數；六歲前嬰幼兒多半是偏向家內照顧型態，任何通報、上報與見報，往往已是冰凍三尺了。長者則逐漸被邊緣化成為遭社會忽略之弱勢者。

兒童、長者、身障或其他弱勢人口，理當就各自生存環境、生活條件及生命期待，從權益保障到福利增進、從一般通報到責任通報、從緊短協助到中長期安置等，有不同的規畫；但回歸到個別家庭的量能，要如何被充權、培力才是重點；因此不應只聚焦於社區殘酷，而應正視家庭運作失能和國家機器制度失靈。在高齡少子化趨勢下，更須正視「照顧社會」的迫切事實，以及「照顧素養」的公民德行。

對於虐兒、虐老問題的探究，除有關受虐黑數、通報比率、個案來源、受虐類型或受害者屬性特徵等統計外，也應加入長照家庭生命周期的歷程，藉以找出從受虐前、受虐中到受虐後的演變關係。至於如何從家暴發生事後設置停損點的「防制」，向前延展到家暴發生前介入的「防治」，則要突破「法不入家門」和「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文化認知基模，否則社區殘酷將會是壓倒社會性謬誤的最後一根稻草。

無論個人或政府，一切作為都不能忘卻最初動機與最終目的。國際推動減碳的終極目的，主要是為避免大量二氧化碳造成的溫室效應，和它所引起的全球氣候變遷對人類以及眾多生物的重大傷害。政府推動減碳，除回應國際共同關切的焦點外，也擔心若未能有效減碳，恐遭碳關稅懲罰，對經濟造成衝擊。另外，許多工業及機動車輛除了是二氧化碳重要排放源外，也是PM2.5等空汙的重要來源，因此減少碳排也同時具有改善空汙的效益。

簡言之，減碳的初心是為了避免地球變得不適合人和眾多生物棲住（無法永續），為達成這目標才會有碳費、碳稅、碳關稅及碳排放交易等作為的倡議。政府及關切減碳的個人與團體在推動減碳排時，不能忘了初心與終極目標，否則就會患了見樹不見林，或者以保護環境為名進行破壞環境之實。

例如，如果深切了解推動光電減少碳排是為保護環境生態，那麼就應該規定，尋址時要避開生態敏感區以及對原住民部落或地區民眾有重要文化意義的地點；在施工及運轉時，就應採對生態衝擊最小的方式。以海上風機為例，施工時就要考量噪音對水下生物的影響，而不是以最低成本做為唯一考量。

同樣的，在體認非核、減碳、降低空汙是為維持安全美好環境，那麼在能源配置時程上就應在三者間進行最佳化選擇，而不是被單一個別目標羈絆。既不應為了減碳，而忽略核能對位處環太平洋火山帶的台灣的潛在巨大威脅，也不應該輕忽在替代能源尚未到位前廢核，而需火力全開增加PM2.5曝露的風險。換言之，要推動減碳邁向永續有很多種可能的路徑，不同的路徑對不同的目標有不同的影響，在取捨時應以減碳的終極目標—環境生態永續為主要考量，否則優化了短期單一的目標，可能反而不利長期的最終目標。

更重要的是，如果能把減少碳排、非核家園，以及降低空汙等，放在環境生態永續大圖像中思考，那麼在必須有所取捨時，例如改變部分生長狀況不良的人工林土地做為光電廠使用時，才能更完整的向大眾說明，這樣的作為雖非完美，但卻是目前能找到邁向永續的眾多途徑中，衝擊最低的方案。缺乏最初動機與最初目標的指引，就容易淪為了減碳而減碳，而輕忽過程中對其他永續目標的傷害，進而損及最終目標，更容易因而引發非議與抵抗，造成易速而不達。氣候危機雖然迫在眼前，應積極面對，但不應該莽撞，而是要更全面的檢視提出全方位系統性的解方。

首先，很贊成設立「台灣需要老年事務局」，而且中央與地方都應設立，讓老人得到妥善的照顧與協助。

其次，為何民眾往往發生虐待言行不自知，原因就在教育。學者麗莎．費德曼．巴瑞特在《情緒跟你以為的不一樣—科學證據揭露喜怒哀樂如何生成》一書提到：「有憂鬱傾向的人，會固著在自己的負面情緒，無法自拔。面對這些情緒所帶來的困擾，多數人要認定是外在環境造成的。但情緒可以通過建構、教育得到好情緒。」

不只是教育，更要真正付出愛心。「虐老不自知」，也可能是照服員工作繁重、人力不足，導致不好的情緒。

總之，照顧者需要投入愛心、耐心、恆心。期待政府、業者、家屬及家庭成員共同分擔責任、彼此支持與鼓勵。當台灣進入老人國家之林，應讓目前與未來長者都能得到妥善照顧和協助！

遙想二○○九年夏季才受苦旱肆虐，八月莫拉克颱風造成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當時廿四小時降雨量二二一五點五毫米直逼世界紀錄，超過二百年防洪頻率記憶猶新，學者推估氣候變遷防洪設施，和水資源政策需要全面檢討，類似極端降雨未來仍有可能發生。蔡政府上任推動前瞻計畫，其中水環境升級四大重點目標「不缺水、不淹水、喝好水、親近水」口號喊得響亮，兌現與否則打個大問號。

世界地球日前夕，聯合報系願景工程「碳鎖台灣」系列報導，為全球減碳和台灣崩壞的環境謀求對策。前幾年有「不願面對的真相」及「正負2度Ｃ」等探討全球氣候變遷紀錄片，或電影「明天過後」的災難場景，不僅是好萊塢製片特效，而是預測未來地球極可能發生的事實，氣候變化所衍生的諸多問題已漸浮現，如果將格陵蘭冰山崩解融化、北極熊無家可歸仍看作是天邊故事與己無關，那真是很可悲的事。

自一九九四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到一九九七年「京都議定書」，地球已繞太陽轉了好幾輪。歷年全球氣溫變化曲線到氣候改變對民生產業的衝擊已不容忽視，國內能源開發政策卻猶如逼進死胡同，環保署訂的「溫室氣體管理法」緩不濟急，未來缺水跳電恐指日可待，國際碳稅制裁又兵臨城下，政府超前部署實迫在眉睫。

溫度上升影響的不只是如此，人們貪圖舒適還可以往冷氣房裡躲，但野外動物和植物怎麼辦？蜜蜂可能消失，稻禾不結穗、樹木花期混亂、乳牛不泌乳、各種病蟲害可能增加，消費物價上漲，所有生活上熟悉的一切都在悄悄改變，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勢必要調整，就算不能力挽狂瀾，至少能減緩環境惡化速度。

鐵達尼號啟航時，豪華客輪在夕陽彩霞映襯下，是無限的浪漫壯闊，但整艘船卻是航向死亡盡頭；如果將輪船比擬為地球，台灣就是眾多客艙的其中一扇窗，每個人都要及時覺醒，設法改變船的方向才能避難。

寄望颱風帶來雨水勿釀災害；呼吸新鮮空氣喝乾淨的水只是庶民百姓卑微的盼望，政府低標則是讓百姓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反觀台灣，政府對碳排放、碳中和至今仍無明確標準，若再不採取措施，碳排量很可能不減反增。台電去年底預估二○三五年台灣用電量將成長二至三成，加上蔡政府二○二五非核家園計畫，勢必無法有效降低火力發電量，且目前再生能源只從四％提升至五％，距離目標的兩成仍有很大落差，若在二○二五前，蔡政府無法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又要強將核電歸零，勢必得用火力發電補缺，火力很有可能超越八成。

除能源配比問題，工業部門用電占比超過總量五成二，碳定價問題也是執政者必須面對的。據世界銀行「二○二○全球碳定價現況趨勢報告」，全球至少有六十一項碳定價措施，在台灣仍沒看到「超前部署」的政府提出碳定價方案，不論是因財團壓力或其他原因，政府都應排除障礙，藉由價格壓力，迫使吃電怪獸們節電，根本解決問題。

因應全球供應鏈減碳壓力，國內大廠串聯共組「台灣氣候聯盟」，再次凸顯政府在減碳工作上大大不足，才使得企業不得不自救，靠自己努力追上世界腳步。若政府再不推行減碳相關措施，未來企業必定會因為沒有達到減碳目標遭罰，甚至可能影響我國重要產業競爭力，畢竟韓國可是已開始準備。更重要的是，全球已落後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若再不趕緊採取行動，保護地球，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子孫將會承受代價。

在世界地球日這天，再次呼籲蔡總統、蘇院長執政團隊，趕緊回頭往減碳方向前進，不要為了民進黨的反核神主牌，硬把台灣往世界潮流的反方向拉。

有人會將這個節日與蔬食、環保，甚至能源議題一併討論，也有不少企業會搭上風潮，推出促銷活動或進行公益活動增加品牌形象，但大多數的企業或是一般人都還是對於這個活動印象模糊，或與「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世界關燈日搞混，好像只要一個動作就能改變什麼。

今年的主題選擇了「修復地球」，不僅關注疫情過後如何減少對地球的影響，並且針對盡自己的努力修復已造成的傷害，可以有更多的創新思維。而在推動這樣的議題上，真正的關鍵並非只是行動，而是從ＥＳＧ（永續投資）出發。

ＥＳＧ指投資人在選擇投資的企業時，除了關注財務指標外，還要針對企業在環境保護（Ｅ）、社會責任（Ｓ）、公司治理（Ｇ）三面向的表現一併評估。但就算今天企業不上市，也應該具備社會責任的品牌理念，才能獲得消費者與內部同仁的支持和信任。

食品業近年就發生了咖啡混豆、工業氣體混用、經營者道德問題，到過期改標、添加不適當成分等問題。當企業因不需要自我揭露資訊及利益導向時，不論造成消費者健康受損還是恐慌，都可說是源於企業對道德和品牌理念產生問題。

也有少數企業，每逢世界地球日及其他環保節日，會要求同仁參與淨灘、山上撿垃圾或是節約能源，但可能在製造生產的過程，就造成了更大量的汙染。而同仁的參與活動，更不見得是自發性的樂意，可能只是受公司的壓力而為。

筆者曾遇到某企業在世界地球日要求全公司暫停開冷氣，那時氣候較熱，大家不是自備電扇、叫冷飲外賣，就是刻意藉口外出。最後更發現，老闆因為整天都在外面開會，其實並沒有受到影響。

就像這幾年大家開始重視剩食的問題，有的品牌願意讓消費者以更優惠的方式幫忙消化、也有的是捐給慈善機構，但還是有企業生產過度，卻又不願意影響品牌價值而寧可撒漂白水後丟掉，這就是ＥＳＧ的觀念還有待推廣提升的例證。

當企業希望結合像是世界地球日這樣的環保節日來提升品牌形象時，應該真正反思的是怎麼從ＥＳＧ開始，改變企業體質與提升品牌理念，讓公司同仁更樂意支持公司的提升，以及為環境帶來的改變，同時再針對特定節日活動來結合推廣。

在二○二○年十一月的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祖克柏也強調了臉書做的一些關鍵步驟，如打擊「選民的壓制」和「錯誤信息」，與選舉官員合作消除了有關可能導致不公平選舉的虛假消息，與路透和全國選舉單位合作，以提供有關選舉結果的可靠信息等等。

在非常具體的領域，例如阻止俄國的虛假宣傳運動，臉書可能有所貢獻，但是當人們看到臉書上更普遍的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時，心裡不禁懷疑臉書到底做了那些努力？這個全球最大的社交媒體的核心存在著巨大的透明度問題，臉書僅公開其想要公開的數據，並根據自己的指標來評估自己的表現。換言之，臉書自己出考題，自己填答案並打分數，這絕對是有問題的。

一個全球性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Avaaz.org，關注的議題包括人權、氣候變化、環境保護、貪腐及貧困等，在今年三月發表一份長達七十幾頁的報告，標題就是「臉書：從選舉到暴動，臉書如何讓選民失望並幾乎摧毀民主」。該報告估計說如果臉書多用點心力，可以讓假消息少了約一○一億次的被觀看。

更糟糕的是，臉書現在已經取消了在選舉期間制定的許多緊急政策，恢復了以前頁面顯示的演算法，這使得QAnon（Ｑ匿名者）和Stop Steal（停止偷竊選舉）等陰謀運動得以蓬勃發展。

二○二○年十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有四十四％的美國註冊選民（相當於大約九千一百萬人）報告說在臉書上看到有關郵寄選票欺詐的錯誤信息，其中約有七千二百萬人相信這一虛假主張。另外與二○二○年大選相關的臉書上最流行的一百個錯誤或誤導性消息，估計獲得了一點六二億次觀看。數以百萬計的用戶在消息被貼上虛假消息的標籤之前就看到了這些錯誤的信息，他們從未得到過追溯性的改正，以告知他們所看到的不是事實。

不僅美國，台灣大選時臉書的公正性和角色也應該被檢討，很多頁面無端地被停權和很多粉專突然消失不見。所以臉書運作的透明度、如何遏止假消息的傳遞、如何維持一個公正的平台，這些都是值得大家重視和必須努力促其實現的。

（作者為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