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演三周的「松山分局之亂」，若不是警局內部有人看不下去，在「靠北警察」粉專發出不平之鳴，整起案件可能就被一堆長官吃案吃掉了。由於這次爆料成功吸引社會各界關注「松山之亂」，連帶使「北投之亂」黑道「寄身政黨」的醜事被攤在太陽底下；「靠北警察」這回為社會爭回正義，建功不小。

「靠北長官」是軍中弟兄的臉書社團，最近也揭露了外界被蒙在鼓裡的事。近日有人投稿，檢舉左營副食站供應部隊的里肌豬排，外包裝產地寫的是「台灣」，內包裝標示的卻是「美國」。這是典型的「掛羊頭，賣狗肉」，軍方發言人卻稱，這「符合衛福部標示規定」。言下之意，是衛福部容許內外標示不符？或者「雙標」就是政府的SOP？

政府先前信誓旦旦，保證國軍只吃台灣豬，不會吃進口萊豬；如今卻用美豬偽裝成台豬，這不是欺騙是什麼？即使那批美豬未驗出萊劑，為何要偽標成台豬？市面上的豬會不會也如此？

當一四五○變成「帶風向」及「遮掩」的代名詞，所幸還有自居「靠北」的團體，在角落說真話。

台股攻上一萬七千點，固反映了投資人的信心，也暴露了濃厚的投機心理，賭的就是這個「政府作莊」的賭場會一直提供誘因鼓勵民眾下注。台股上月廿二日爆出七六七五億的天量，交易量是過去股市平日交易量的七倍之多，即是一大警訊。尤其，當天的「當沖」交易量高達四八四七億，參與當沖的多達廿三萬戶。所謂「當沖」就是當日沖銷，投資人短線殺進殺出，迅速撈一票就跑；除了投機氣味濃厚，也是墊高股市交易量的主因。

當沖盛行，除了近一兩年的多頭市場有利可圖，主要原因是二○一七年四月蔡政府為促進股市熱絡，將當沖的證交稅率從千分之三減半，降為千分之一﹒五，使得投資人當沖成本大降。未實施當沖降稅前，台股當沖的占比約僅二至三％；當沖降稅後，第一年即升至十八％，去年更升至廿五％。若以上月廿二日天量的當沖金額看，比率高達卅七％，最高時還曾達到四十五％。可見，政府以降稅手法鼓勵投資人進場，雖達到熱絡股市的目的，但也助長了台股的短線投機，這會是正常的經濟運作嗎？

伴隨當沖的流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近兩年年輕世代爭相投入股市，許多人並積極操作當沖。據金管會統計，去年台股新開戶數為一四八萬戶，較前一年增加七成三；其中，廿至廿九歲占比為三成二，卅至卅九歲占比為兩成八。換言之，去年新加入股市的「新鮮人」，有六成是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成為台股成長的關鍵動能。

年輕人選擇股市作為投資標的，原是一件好事，不少人搭乘去年的股市順風車，可能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問題在，股市不可能天天風和日麗，順風車也不是年年有，這種「輕鬆錢」或許是人生難得一遇的小確幸，卻不可能是發財致富的長久依靠。何況，年輕世代握有的資金有限，若過度使用融資手段力求以小搏大，一旦股市泡泡吹破，資金雄厚的人還可以忍受套牢或認賠殺出，但多少年輕人將葬身股海，難以翻身？

也正因為股市當沖火熱的投機氛圍，加上許多是初入股市的年輕世代在操作，政府對這種滾燙現象更不能等閒視之。近日，包括前行政院長陳沖和多位股市名人都以「股市變賭場」的說法提出警告，認為「當沖降稅」措施於今年底到期後，政府即應該回歸正常機制，不得再延長。陳沖說，降稅是在對股市施打強心針，可以偶一為之；如果在急診室打了四年還不知收手，豈非如同安寧病房？

然而，對股市這種「加工榮景」上癮的蔡政府，會懂得見好就收的道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金管會日前已向財政部建議，希望當沖交易稅減半再「延長五年」；財政部也答覆，若稅務支出沒問題，「樂觀其成」。說穿了，蔡政府更擔心的是，一旦拿掉當沖降稅的優惠，股市可能潰敗得很難看吧！

□由此看，與其說是投資客當沖上癮，不如說是政府仰賴減稅製造股市奇蹟上癮。說來諷刺，「短期措施的長期化」正是蔡政府的一大特色，現在只顧討好年輕股民，一旦股市泡沫化，後果是誰在承擔？

無論是美國最近陸續公布的經濟數據，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的速度，加上拜登政府已實施及提出的多項擴張支出計畫，在在預示美國第2季景氣將異常熱絡，也為至少是「過渡性」的通膨上升創造了充分條件。但投資機構與經濟學者們目前關注的焦點，在於未來通膨升高究竟只是「過渡性」？還是會演變成「持久性」？由於通膨是指物價盤旋上漲，這就需要長期性的支撐力道，基本上可從「需求拉動（demand-pull）」與「成本推動（cost-push）」兩方面來探討。

先看需求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雖使消費受到壓制，但一部分需求只是在型態上有所改變，例如外食變為外送，血拚改成網購，娛樂轉到線上；疫情消退後，需求型態雖將部分還原，但由於此長彼消，總需求量其實變化不大；交通、娛樂需求雖增，但供給也會逐漸恢復正常；旅遊及觀光還要看國內外疫情變化，不確定性仍多。

需求面還存在其他的通膨因子。疫情期間美國民眾儲蓄激增，而擁有股票及房產的家庭財富更迅速增加，民眾消費能力強勁，但「報復性」消費的效果也將隨著時間而減弱。政府雖宣布4兆美元的基礎建設計畫及社會福利計畫，但分攤到八至十年實施，帶動需求的力道也將分散。深入觀察後，不難發現其實並沒有結構性的力道來支持「需求拉動型」通膨，因此今年內通膨上升的確可能只是「過渡性」，而人口老化、科技進步及全球化潮流等結構性因素，仍將在長期間持續壓抑通膨升勢。

地雷其實隱藏在供給面，亦即發生「成本推動型」通膨的機率相對較高。疫情期間許多小型企業倒閉，一旦經濟活動恢復正常，供給能力將不足以滿足突增的需求，從而使物價急漲。再者，疫情也導致資源配置脫序，許多企業改變營運方式，更多員工在家工作，一些企業也搬出大城市，使美國許多都會區的資源利用情況下降，而在疫情過後可能約束生產力成長，加重通膨壓力。

再者，美國多年來投資偏低，供給面動能不足，產業集中化又使競爭性下降，貿易保護主義及反全球化運動，都是結構性的通膨因子。疫情也造成供應鏈混亂，晶片供應短缺，企業庫存不足，銅、油、木材、穀物等商品原料同步飆漲，都導致企業生產成本升高，凡此都形成景氣循環性的通膨因子。拜登政府又主張拉高工資水準，一旦實現，企業勢必把新增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工資─物價循環上升的通膨漩渦便可能成型。

還有就是Fed目前對通膨惡化的風險太過忽視，主席鮑爾一再重申不急於取消寬鬆政策，甚至表示現在連「討論」寬鬆政策退場的時機都還沒到。Fed態度如此輕率，只會助長通膨預期，而目前市場的長期通膨預期已經明顯升破2%目標。預期一旦確立，將會產生火上澆油的效應。多家金融機構的調查也顯示，通膨升高並導致Fed提前緊縮，已經成為市場人士的頭號憂慮。

通膨客觀形勢如此，葉倫此番談話當非無的放矢。以她曾擔任Fed主席的資歷，自然不會輕易發表此種「撈過界」的言論。先發言，再澄清；強調並非預測，也不是建議，結果恐怕只會欲蓋彌彰。然而既然的確存在通膨升高的風險，而Fed又不能自己打臉，因此由葉倫出面下點寬鬆政策可能「退場」的毛毛雨，不僅不是侵犯Fed的獨立性，反而是在幫Fed一個大忙。

只是當我每一次聽到這些「成功」的故事時，過去學習的統計心魔就會跳出來提醒我，類似魯爾夫杜伯里在「思考的藝術」書中所提出的「存活者偏誤」（The Survivorship Bias）思考錯誤。

在日常生活中，由於成功者的能見度遠遠地高過失敗者。因此，人們總是會系統性地高估了「自己」獲得成功的希望。一個人或是一家新創公司的逆勢成功，背後同時可能有一百個失敗的案例同時發生。只是失敗的人不會被邀請去演講、出書或是接受媒體專訪，更無法到處宣揚自己失敗時的心路歷程讓人警惕。

大家都很熟悉的李安導演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為了追求電影夢，熬過了在紐約六年做全職家庭煮夫無緣發揮藝術專長的苦，滿腹的才華只能在劇組守夜看器材，做苦力。當然，在堅持之下，後來的成功故事大家都知道。只是一位成功的李安背後有多少位出不了頭的逐夢者，我們真的不知道。要小心不要無辜地淪為成功錯覺下的犧牲品。

另外一個例子，則是在一九九五年直接從高中跳到ＮＢＡ的凱文賈奈特。他的成功故事激勵了無數高中生仿效，但事實上，從一九七五年起迄今，也只有四十一位高中生達成此目標。但不知道有多少高中生因而放棄了申請大學的準備和機會，影響了自己後續的人生發展。

讀者請千萬不要誤會上述文字的意思是要大家不要追求熱情和夢想，而是要提醒築夢踏實的原則。除了機率之外，我們一定要考量的還有後果。在不同的機率組合下，自己能夠承擔的負面後果有多大。而面對不同的負面後果時，因應策略為何？當這些備案都想清楚了，就給自己一段時間去衝刺追逐自己的夢想，並在過程中不斷檢討評估如何調整作法。

因為有存活者偏誤的存在，所以我也想建議年輕朋友們，除了「擇其所愛」這個選項之外，還有「愛其所擇」。回到統計數據，我想真正能夠結合工作和興趣與熱情的人，在社會上還是屬於幸運的少數。但這並不表示其他人就必須在負面情緒下生活。事實上，每一份工作都有他的優缺點，我也看過一些報導ＮＢＡ球員本來熱愛籃球，但是一旦成為每天的工作壓力時，反而失去了熱情的故事。

反過來說，即使是原來沒有特別興趣的工作，一定也能找到正面有趣之處讓自己學習成長，在工作中迎接挑戰，營造成就感。這樣的心態轉換結果，不一定會比一心追求熱情來得差。畢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熱情所在，且熱情沒有正面心態的配套，也可能會消失。人生有夢，築夢踏實，擇其所愛，愛其所擇。（作者為雲品國際董事長）

在預防上，相關單位對機組人員的超高風險欠缺警覺，形成指揮中心與民航局雙不管地帶，不僅未積極鼓勵相關人員早早接種疫苗，在防堵上更形同打假球。三天檢疫與檢測到底怎麼訂出來的？明明發病中位值是五天、平均第三天開始具傳播力，卻在此時把人放出去，當然同事、家人、旅館人員乃至其他接觸者要倒大楣。檢驗也必須到第五至七天才能有六成以上的敏感度（檢出能力），卻在敏感度幾乎是零的第三天做檢測，難怪陰陰陽陽，根本驗錯時間。無效的假檢疫，造成機組人員感染卻未被發現，一堆隱性傳播鏈向外擴散，危及社區，也再次衝擊桃園經濟。

在早期發現上，旅館主管發病後竟延誤十二天才確診，而指揮官還怪罪給倒楣的基層醫師，更是誇張到難以置信。年初部桃第一個染疫醫師延誤三天確診，造成疫情擴大，當時我就指出，對於高風險健康監測，必須採取「主動」監測、而非僅是被動監測，也就是要有每日主動詢問的機制（可採電子方式），不論有無症狀都要回報，且一有症狀就應立刻檢測，否則當事人不敢講、不敢測，破口永遠在。部桃殷鑑未遠，延誤確診的問題，有獲正視、改成主動監測嗎？拖十二天，可以傳三波以上了，難怪規模馬上超出部桃，還需爭執有無社區感染嗎？

如果不肯改，至少自己訂的ＳＯＰ也該做吧！去年三月因應歐美返鄉潮，政府就訂了防疫旅宿設置及管理指引，規範五大面向，其中人員健康管理的第一條就明訂「工作人員應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並記錄」，倘有…症狀等，「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分工上明訂「地方政府督導防疫旅宿之管理」，並應依檢核表「至少每月進行一次抽核，檢核結果留存地方政府備查」。

請問，一年了，國門所在地的桃園市政府，抽核了幾次？有沒有確認旅館人員知道健康管理要落實、要通報？怎會連旅館主管都不遵守規範、自行就醫、在外流浪十二天？指揮中心呢？有沒有令各縣市提月報表，督導落實？一月浙江台商基因序列檢測已敲響檢疫旅館群聚警鐘，有沒有補強檢核？怎會出現有人向指揮中心檢舉諾富特違規，指揮中心與桃園市政府卻都聲稱不是自己管轄的狀況？中央不管，不就更該督促地方好好管嗎？搞半天，原來風險集中的檢疫旅館，沒有人在管？一級開設，等同行政院長層級，如果還可以不管，是要踢給總統府嗎？

防疫固難滴水不漏，然而，一連串錯誤政策與裝睡心態，卻是人為製造的系統性破口，不是偶發性漏失。大批機組人員形同沒有檢疫的來來去去，防疫旅館的督導管理又大唱空城計，境外移入已出現來自印度的病例了，我們不需要蘇院長所說的神仙，只需要一個謹守專業、拒絕關說、不互踢皮球、不愛說謊的政府，中央或地方都行。

報導政府基於人道精神，已將防疫物資火速送往印度，經過駐外人員冒著疫情危險，協助當地政府人民抗疫及救治，再次發揮台灣博愛精神。

我們國家駐外第一線尖兵，此時為服務國民與海外僑胞、留學生與留在當地的工作人員，不僅身處極度危險的工作環境之中，還要代表政府給予海外僑民、留學生與當地工作者最大的關懷照顧，政府應對駐外人員的健康與安危也給予最大的重視與關愛。當前印度醫療機構與防疫物資嚴重匱乏，自顧不暇，怎可能惠及我國人員？

據報導印度已有廿名台商確診，其中一位台幹不幸身亡，代表處也有六人確診，包括二名外交官。若還有僑民、留學生、工作人員不幸染疫，請問彼等何以自處，駐外人員勢必要出面處理，為其尋求醫療救治，坦白說以印度政府各階層辦事效率，恐很難盡如人意，萬一因當地政府及醫療機構處理怠慢，只怕駐外人員又要遭受家屬及各方責難。

不管是印度，還是其他駐外館處，如果連駐外人員也不幸確診，外館或代表處有何因應作為，後續照顧當地僑民、留學生、工作人員的工作何以推動，駐外人員承受巨大工作壓力，其家屬親人日夜擔憂，國家如何確保外館人員的性命與安全實屬當務之急。

為確保我國派駐印度及其他疫情嚴重國家之駐外人員與家屬健康安全，籲請政府儘速擬妥完善計畫，據報導ＡＺ疫苗對變種病毒或已無甚效果，政府應設法加速獲得其他疫苗緊急送往印度及需求殷切之各駐地供駐外人員施打；如疫情未能緩解，宜請考量比照他國派遣專機將僑胞、留學生、工作人員及駐外人員遷移至疫情控制較平穩的國家，或暫時疏散返國，待疫情紓緩穩定後再行返回駐地。僑胞、留學生、工作人員是命，駐外人員的命也是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政府應立即採取行動。

然而以世界各國的先例，尤其是亞洲的經驗顯示，政府提供的種種獎勵生育措施，幾乎都是徒勞無功，少子化恐已成為不可逆的人口趨勢。

為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子，新加坡每年預算高達廿億星幣（約四二二億台幣），不但讓夫妻擁有組屋優先購買權，中等收入家庭生一個孩子，七歲前也可獲得政府約十四萬星幣（約三百多萬台幣）津貼。然而在ＣＩＡ報告中，世界排名新加坡仍是倒數第三，僅微幅領先台灣，平均生育僅有一點一五。

「少子化」的焦慮與恐慌大致基於一種假定：出生率低將不利經濟、社會長期發展，包括勞動人力下降、年輕人負擔加重、醫療福利支出提升等。事實上，人口的成長率、數量，以及年齡結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至今仍缺乏一致認同的理論。

經濟學家克里寇夫（Laurence J. Kotlikoff）在其《世代風暴》（The Coming Generational Storm）書中指出，人口老化將使美國陷入財政危機，並面臨政治動盪、失業、罷工、犯罪率高升。管理學家彼得杜拉克也說，生育率極低國家正在進行的是「集體自殺」。有悲觀者甚至認為，人口減少趨勢若持續下去，將會導致「亡國滅種」。

然而，經濟學家克魯曼則認為，美國確實有健保支出膨脹和退休財政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和人口老化關係不大。人口學家麥凱勒（F. Landis MacKellar）也認為，人口老化不表示人力資本存量將會減少，也不意味著勞動生產力將滑落，更不代表總要素生產力的成長將減緩。

擔心生育率降低會影響經濟發展者，大致基於「人口紅利」的概念。在人口統計定義上，當社會的扶養比小於或等於五十％時，勞動力較高，有利於經濟生產。這種「人口紅利」概念又基於「勞動人口」和「扶養比」的年齡定義，將十五到六十四歲界定為勞動人口，認為他們是支撐經濟生產力的主要族群。生育率降低，會造成勞動人口不足、扶養比加重。

然而，人口不足的重點並不是人口實際數字。在後工業的時代，經濟總要素生產力大體由兩個因素決定：技術水準與生產效率。並非人多就代表紅利越多，人口素質比人口多寡更為重要。

其實，我們毋需過度擔心少子化問題。生育率降低不僅稀釋了人口密度，人口結構轉型也會導致經濟生產模式和社會行為的改變，包括加強高素質的人力培養、跨域生產，人工智慧的運用，降低人力的需求，以及高齡者勞動參與率提高等。此外，因少子化、預期壽命延長，導致「孤老死」的問題，也可透過個人儲蓄保險、養老伴老觀念的改變、單身老人共居政策的推廣，來減弱或抵銷人口結構改變的負向效果。

其一在《識鑒》篇：西晉時，齊王司馬冏任命張翰（字季鷹）為東曹掾（屬官），在洛陽見秋風吹起，思念故鄉吳地的菰菜（茭白）、蓴羹和鱸魚膾，說了一句「人生難得的是順遂己意，怎能為了求名位而羈留幾千里外當官（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於是即命僕人駕車回吳地。不久八王之亂，齊王捲入政爭被殺，當時的人都說張季鷹能夠預先看到徵兆。

張季鷹活在三國後剛統一的晉朝，作為吳國遺民，要當官會被當時當權者歧視，但是有才幹受徵召而不入仕有時也招來殺身之禍，所以號稱「江東步兵」的張季鷹當東曹掾的小官，可能滿肚子不屑與無奈，因此表面上是思念家鄉的美味，實則避禍的味道更濃。但時至今日，菰菜、蓴羹和鱸魚膾已經成為家鄉美味的代稱，「蓴鱸之思」則被用來比喻對家鄉的思念。

其二在《賢媛》篇：陶侃年輕時曾當過監管漁塘的小官，有一次派人送一罈醃魚（坩鮓）孝敬母親。他母親把醃魚封好交給來人送回，並附一封信責備陶侃說：「你做官吏，拿公家的東西送給我，這不僅沒有好處，反而增加我的憂慮。」

陶侃是陶淵明的曾祖父，也就是搬磚故事中的那位主角，出身寒微，母親的教導甚為嚴謹，後來出仕，平定蘇峻之亂，進位三公，在講究門第的晉朝，算是一個異數。我們不知道那罈醃魚好不好吃，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陶侃初當公務員，受到的當頭棒喝應可想而知，「封鮓付使」後來被用來指母親賢慧教子的意思。

一千多年後，有個跨國迴轉壽司連鎖店在台灣進行促銷活動，如姓名含有讀音與「鮭魚」兩字相同者可享折扣優惠，如有「鮭魚」兩字完全相同者則可免費用餐。此舉導致三三一人到戶政機關辦理改名叫「鮭魚」，以享受免費的鮭魚美食，主要是年輕朋友。據說甚至有人呼朋引伴去享用，或者招待朋友，有些則從中抽取折扣佣金。事後引起許多的社會討論，如：個人主義、浪費食品、貶低人格、不珍惜父母的命名，以及廣告的有效性等，這個事件媒體用「鮭魚之亂」來形容，成為一個新的歷史名詞。

「鮭魚之亂」代表一個新的社會現象，在老一代的眼中，似乎是荒謬而無法想像的鬧劇，年輕一代則多認為是新奇、好玩或有創意。有人說這就是代溝，但仔細想，年輕一代是老一代教育出來的，當老一代的人經過二戰後生活拮据及白色恐怖的洗禮，希望下一代不再受類似張季鷹「蓴鱸之思」的有苦難言，種下了「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因。當部分不肖的肉食者不再強調廉潔自持，士大夫競絲縷，上下交相利，「封鮓付使」反成了被嘲笑的對象。所以「鮭魚之亂」，乃就很自然而然的發生了。

目擊者看到，犯嫌在犯後還跑到超商內買啤酒喝，犯嫌酒精濃度為每公升零點四毫克。他澄清案發前沒喝酒，「很緊張才跑去買酒」，法官採信嗎？讀者好奇。如果是為掩飾酒駕行為而「去買酒喝」，更可證明他涉及酒駕致死，這將由法官裁判定奪。

新加坡酒駕罪罰是，酒駕初犯坐牢六個月，處五千美元罰金。二犯刑期加倍。酒駕致人傷亡刑期加倍，附帶鞭刑。台灣的酒駕在二○一九年修法，新修正法規，其中酒駕初犯若吐氣酒精濃度超過0.15mg/l，或血液酒精濃度達零點零三％以上，汽車駕駛開罰三至十二萬元，若致人重傷或死亡則吊銷駕照，並不得考領。但台灣「有錢人」實在太多，根本難阻擋這些「移動炸彈」！

酒駕修法重刑誰肯當領頭羊？上位者誰能不畏懼關說和壓力？蔡政府為黨員黑道背景惹事忙處理燙手山芋。調整酒駕量刑偏輕現狀，是棘手問題。法務部須進一步研究量刑基準，否則法官恐又輕判；司法院看到問題？蔡總統也應多盡點力！

當台灣酒駕罰則還停留在「遠古時代」罰錢辦事效率，這樣的改革，與失去至親的慟，令家屬何以對治安，甚至司法改革重拾信心？看著眾多酒駕諭令交保，在法律規定的最低刑度附近徘徊，蔡總統、法官們真的覺得合理嗎？

※ 提醒您：禁止酒駕 飲酒過量有礙健康

理論上，能考上校長的國中小主任，都有相當豐富教學經驗及行政歷練，教育素養當不在話下。以舊酒裝新瓶方式，刻意凸顯專業素養重要性，徒予人「為素養而素養」之感。

進一步說，已具校長資格的候用校長，在遴選派任前，必先借調至教育局（處）歷練一年，學習認識縣市政府的行政運作，熟悉和財主建管單位的聯繫溝通，了解經費核銷和工程發包程序；本務方面，必須參與課程研發、計畫擬訂、活動籌辦…等。校長應具備的專業素養與辦學能力，都在此期間訓練培養，人品操守也在此觀察考核。

各縣市對儲備校長養成，自有一套規範，如今校長協會提出「中小學校長專業素養」，彷彿打臉「不含素養成分」的培訓計畫不合時宜，更明示所有校長都需要「專業素養」的再教育。

在校長兼撞鐘的年代，校長只要管理好校務，不出狀況，基本上沒問題。可是現在校長角色丕變，不僅對內行政領導與學術領導才能要兼具，對外更要會「搏揉」，才能應對上級長官、民代及社區鄰里，也才能幫學校爭取更多資源。只是，校長職能究竟是什麼？就值得探討。

校長為校務發展，和校外人士「搏揉」應酬，多出於無奈。不但易被貼上「不務正業」標籤，也讓清高形象變成市儈化、里長化，甚至政治化。

中小學校長協會理應幫校長發聲、協助解決上述困境，而不是替教育部拿「素養高帽」給校長戴，更不是以為推動「證照化」，就能落實校長專業素養。

校長是職務非職業，專業也不是靠證照就能證明，要提升校長專業素養，拙見以為：一、相信並尊重校長專業，必能帶領學校走在教育的正軌上；二、政府應編列足夠預算，別再讓校長四處哈腰要錢；三、教育唯愛與榜樣，是感動的過程，不是ＫＰＩ指標所能量化評核；四、給校長更大的自主空間，讓他們秉持良知良能專心辦學；五、請教育部少下指導棋，專家學者少置喙吧！

這種股東權益優先的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所產生的自由市場經濟，是近代以來人們創造財富和改善生活質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一九六○年全球人均壽命為五十二點五歲，現在為七十二點六歲。而在非洲，自從他們的國家開始將經濟政策轉向更加以市場為導向的原則以來，預期壽命上升最快。同樣地在中國和印度，透過自由市場經濟，就有超過十二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

然而，這種趨勢正在轉變，在許多國家中，人們開始對股東權益優先的資本主義觀念和商業行為感到明顯的憤怒和不信任。這樣的指標之一是，即使在制度良好的民主國家中，政治兩極分化都在加劇，經濟問題通常是（也許一直是）這種分化和不滿的根源。一份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前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在對世界各國的三萬四千人進行調查，其中五十六％的人認為目前的資本主義弊大於利，在接受調查的廿八個國家中，有廿二個國家弊是占多數。在經過一年多的新冠肺炎肆虐之後，認為弊大於利的恐怕會更多。

作為經濟活動重要參與者，企業家不能站在舞台旁觀，而同一項調查也發現人們不希望他們這樣做。九十二％的受訪者表示，企業應該在人才培訓、自動化、貧富不均、高房價和移工等問題上展現立場，其中七十四％的受訪者指出，企業ＣＥＯ應起帶頭作用。越來越多的員工和客戶都在要求企業負起責任，那些反抗的企業不僅會發現自己處於歷史的錯誤一邊，而且還會處於競爭劣勢。

這就是關係人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已漸漸蔚為風潮，企業領導者應該擁抱這明顯的矛盾（人民對企業的低信任度和高期望），並做出選擇以表明他們認同企業的使命不僅只為股東服務，而且還要注意到客戶、供應商、員工、社區和一般大眾的利益。

關係人資本主義也符合現今企業經營的潮流，在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規範等等都需要面面俱到，這種公司也會有更高的績效和信用評級，營業額增長，成本降低，法律和法規干預減少，生產力提高以及投資和資產利用率得到優化等等表現。所以股東固然重要，但至關重要的是，企業在定義成功時也要考慮到員工、社區、環境等因素，尤其是因為這樣做不僅對社會有益，而且對企業的底線也有好處。（作者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