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陳培哲五月底已請辭審委，因不滿政治力介入及憂心國民接種無著，才發表專業意見。可議的是，主事官員搶在解盲前借刀殺人，對吹哨者急於滅口。這種做法，還更像「東窗事發」。

指揮中心刁難民間引進疫苗，陳培哲抨擊政府傲慢，把權力放在人民生命之前。他直言，若依國際緊急授權準則，國產疫苗七月絕不可能做出來。院士專業之談獲得社會共鳴，名嘴理不如人就抹黑，反倒逼出陳培哲真心話：「審查最大困難，就是蔡總統。」

陳培哲質疑，上面已講七月底要打國產疫苗，「食藥署擋得住總統府壓力嗎？」審查既難維持獨立專業，只能自動求去。

除了總統「七月打國產」的軍令狀，AIT處長預告台灣疫苗將有成果、日本外相點出七月可以生產，前副總統陳建仁搶先背書省略三期實驗「符合科學」。有這麼多「政治解盲」加持，就算國產疫苗科學解盲不如意，好像也能強混過去。名嘴嗯哼兩聲，倒像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陳培哲說「疫苗最大困難是總統」，主要是蔡總統已公開宣布七月要打國產疫苗，食藥署不可能擋得住這個壓力，非要讓它過關不可。作為科學家，若已失去誠實把關的餘地，他只能選擇離開審委職務。對於陳培哲堅守專業的精神，我們表示敬佩。如果他的憂慮沒錯，食藥署可能在總統的壓力下讓國產疫苗加速過關，那麼無法經由誠實及嚴正程序審核的國產疫苗，若用來給民眾施打，豈非把國民當白老鼠？

陳培哲對國產疫苗的批評，不能視為「唱衰」，他只是根據自己身為科學家的專業提出誠實之見。其主要論點有二：其一，幾家國產疫苗研發的都是「蛋白質次單位」疫苗，都是技術上最難、保護效果最差；例如美國生技大廠諾瓦瓦克斯研發同一技術，即將完成三期臨床，仍無法獲得國際認可。其二，目前國產的兩劑疫苗都尚未完成二期試驗，總統就說七月要打，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會對僅完成二期試驗的疫苗給予緊急授權。

對於陳培哲的上述兩個觀點，若干醫界專家對第一項觀點略有不同意見。理由是，「蛋白質次單位」疫苗技術難度確實較高，但很難論斷其保護效果最差，只是劑量較不易拿捏，也許需要打到三劑；但它的保存方式更平易，不需要特殊冷藏。至於美國諾瓦瓦克斯公司研發的同類疫苗，最近即將完成數萬人的三期試驗，預計第三季可向美國和歐盟提出授權申請，有望開始施打。換言之，國產疫苗的開發，技術難度並非主要障礙；真正的問題，在缺乏第三期的大規模有效性試驗下，政府就想匆匆將它推上陣，這是讓科學家深感不安的事。

在台灣的政治氛圍下，陳培哲說出「最大困難在蔡總統」，需要很大的勇氣。果然，他立刻遭到綠營側翼鋪天蓋地的攻擊，連其親弟弟都被拉出來助陣反對。疫苗原是一道科學議題，在台灣卻變成非綠即藍、即紅的交戰；連科學都不尊重的社會，還有理性辯論的空間嗎？再說，審查委員名單應是機密，否則很容易受到關說，衛福部卻輕易洩漏陳培哲之名？又是誰把台灣變成如此網軍橫行、黑白莫辨的地方？

陳培哲擔心，疫苗審查委員在總統的壓力下沒有太多獨立自主的空間，其實並非杞人憂天。最經典的例子，是二○一七年的司改國是會議總結會議，為了最高法院法官遴選問題表決不如己意，擔任主席的蔡總統當面指責與會委員：「你們在搞什麼？」然後，自己修改提案內容，一直表決到她滿意為止。最後她還奚落大家：「這不就是我剛剛第一次要你們表決的情形嗎？你們繞了一大圈！」

試想，蔡總統對待司改委員都如此霸道，區區食藥署的疫苗審查委員能比司改委員更「硬頸」嗎？對此，我們難表樂觀。陳培哲院士只是誠實說出他的個人意見，即遭到綠營的群起圍剿；如果其他疫苗委員膽敢不讓國產疫苗順利過關，他們的下場將難逆料。要問的是：我們與疫苗的距離，是取決於總統或是科學家？如果總統的手伸那麼長，科學家還有多少忠於專業的餘地？

阻止氣候暖化，不僅是環保界的共識，也是全世界領袖的政治目標，部分先知先覺的企業更已在籌劃未來的方向，因應新的法規，現在這股風潮正在席捲最頑強抗拒的石化業者。

國際能源總署（IEA）日前才向全球示警，必須立即停止開發新的油氣田，方可阻止氣候災難，有些石化業者如英國石油（BP）沒有等到壓力來，去年8月就主動宣布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的具體方案，包括2030年減產40%石油與天然氣；但是有些石化業者卻遲遲不改，最後面臨法院判決與股東反彈的雙重衝擊。

5月26日，分別在歐洲與美洲，石化界的兩大巨頭—荷蘭皇家殼牌公司（Shell）與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分別受到重擊：海牙地方法院歷史性地判決殼牌敗訴，下令必須把集團總碳排放量，於2030年前減低45%；同時，美國最大的石油財團埃克森美孚，董事會改選中，也歷史性地由「減碳派投資基金」取得兩席董事。

環保團體之所以選擇海牙提告、而不是殼牌的註冊地英國，是因為殼牌公司的行政與策略總部設在荷蘭，荷蘭法院的判決才能對殼牌達到實質性的法律壓力。但是殼牌已經決定上訴，從上訴法院到最高法院預計還有四至六年的訴訟時間，而且還有可能轉至英國繼續訴訟。

法院判決，在執行上也有相當的難度，荷蘭法院判決殼牌在2030年要減碳45%，並不只限於企業生產過程，上游的採油供應與下游的石化產品使用，也都一併算在應減碳的「公眾責任」，這意味著殼牌甚至要管到汽車的排碳，這是不可能的，但法院並沒有規定殼牌應該如何達成減碳目標，也沒有說明荷蘭司法系統該如何監督。

雖然有這些不確定，但以地球之友為首的國際環團卻大為振奮，因為此一勝訴先例一出，各國的環團都可能藉此判例提起訴訟，影響所及不僅是各國的石油財團，其他高耗能工業、大型農業財團，都要當心了，不趕快設定減排目標不行了。

就在同一天，殼牌敗訴的幾個小時後，埃克森美孚舉行董事會選舉，從環保派來看，埃克森美孚更是石化業頭號汙染者，其溫室氣體排放量每年高達1.2億噸，是殼牌排放的兩倍，發動攻擊的是綠色投資基金「一號引擎」，希望能夠推舉出四名董事，徹底改變公司的營運方向。

而防守方則是公司派現任CEO伍德，雖然感到山雨欲來，今年稍早前，已經成立「低碳方案」的新部門，研究如何捕捉並將碳儲存在地下，並承諾在2025年前減碳15%~20%，但還是做得太少，而且太遲。

一號引擎主張，埃克森美孚不僅應該加快減碳步伐，既定的承諾加倍上修，除了製程減碳外，上下游的產品使用也應該減碳，甚至擴大再生能源投資，趁石油工業還沒有滅亡前分散風險、提早完成企業轉型：「最終目標是在2050年達到零碳排的『碳中和』標竿！」

主要支持一號引擎主張的有，加州公務員投資基金與加州教師投資基金，總額加起來高達7,000億，以及總額有3,000億的紐約州與紐約市公務員退休基金，雖然他們占埃克森美孚的股權僅1%，但是對市場卻有指標性的作用。

不少股市分析指南，開始在公司評估中，公開提倡董事會中應該要有改變，「以提供股民足夠的信心」，最後結果公司派損失至少兩席董事，由主張積極行動的避險基金拿下。

氣候變遷政治目前已是歐美各國的顯學，全球許多大企業正面臨到制定符合《巴黎氣候協定》減排目標的龐大壓力，台灣也不例外，像台積電等外資持股比率超高的企業，肯定會是國際環團鎖定的目標，這不僅是個別企業的生存必需，也是政府在疫情後的當務之急。

這個事件發生之後，許多倖存者都離開了土耳沙，而留下來的人則對此悲劇噤聲不語，使得此慘案長期未受關注。一直到一九九六年，七十五年後，才由跨黨派的州議會組成調查小組，後來公布報告指出當時市政府和白人攜手壓迫非裔美人，接著立法補償受難者家屬和倖存者，並設立紀念公園。

三位高齡皆超過百歲的倖存者在今年五月於國會作證時，回憶起兒時的慘烈記憶，說自己每一天都還感受到當時的恐懼。他們希望國家不但要正視歷史，也要採取更多措施來補償受害者遺屬，並盡力弭平種族之間的歧視和各項差距。

從來沒有現任總統為了紀念這個種族屠殺事件去造訪土耳沙，拜登總統是一百年來第一位。他在六月一日於土耳沙的演說中指出「儘管歷史保持沉默，不代表事情從未發生。」「有些不正義是如此令人髮指、如此可怕、令人悲痛，無論人們怎麼努力掩飾，都無法將其埋葬。」並且具體以新住房和小型企業支援計畫來降低不同種族間的貧富差距，以及大規模基礎建設計畫來協助類似格林伍德的弱勢社區發展。

歷史上會不斷地有人犯錯，後人要做的就是面對真相，盡力補正補償，並努力弭平傷痛。以土耳沙屠殺事件為例，以個人背景而言，拜登並不一定是最適合去撫平傷痛的總統人選，因為選舉中，絕大多數的非裔美人選民是支持他的。歐巴馬總統更是一樣的問題，本人就是非裔美人。試想，如果首位探視土耳沙來試圖弭平傷痛的是川普總統，白人會因而省思此事件的比例會更高，能夠達到的種族和諧效果也更好。

這樣說絕無否定拜登總統努力之意，只是希望舉例說明衝突對立的兩方，如何能夠盡速走向和解之路。一方誠心道歉，另一方願意能夠往前看。反過來說，如果道歉的一方只是行禮如儀、虛應故事，或是另一方只想擴大裂痕，獲取利益，則永無真正和解之日。

最後，我想以在拜登總統就職典禮上朗誦詩歌的桂冠詩人阿曼達高爾曼 (Amanda Gorman)之「峻嶺吾登」（The Hill We Climb）詩中的兩段話做結。

「所以我們凝望的不是彼此之間的距離，而是共同面對的挑戰 。我們放下分歧是因為知道要有未來，必須先放下歧異。」

「我們永遠結為一體，贏得勝利， 不是因為失敗不再來臨，而是因為我們再也不會散播分裂的種子。」（作者為雲品國際董事長）

年初全民聚焦萊豬，之後延燒藻礁，執政當局傾府院黨之力，降低負面傷害。但低估了疫情的殺傷力，坐令陳時中一再失職失當，結果可能一著錯滿盤輸。

台灣今日深受缺疫苗之禍，肇因於當初林全三千萬劑疫苗本可解燃眉之急，卻匪夷所思受到層層摧殘破壞，各種發國難財傳聞甚囂塵上，導致多少人家破離散，只換來陳時中冷眼搪塞以對。

空口白話終有破滅的一天，逐漸暴露出陳時中麻木不仁的一面，疫苗慢一天、一星期、一個月，受傷害最深的就是最無助、最悲憫的底層大眾，如果施政重點只在照顧少數利益，或照顧有餘裕炒作股票的上層社會，只能讓人感嘆冷血心腸莫此為甚！

人生而在世，基本上都應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慈悲胸懷，台灣人尤其具有這種善良特質，所以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大陸汶川大地震，台灣人都能慷慨解囊，溫暖了世界各地。陳時中仰承上意，戀棧官位，已是斯文掃地，沒有慈悲心的酷吏，國家前途命脈可以委之以大任嗎？

行政院八千四百億紓困金，點點滴滴都是民脂民膏。當初只要四百億疫苗經費，就能弭解一場滔天大禍，而今百業蕭條，哀鴻遍野，不知伊于胡底。若不能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縱算再撒上十倍、百倍紓困救濟金，也難解人民倒懸之困厄。

百密一疏，夜路走多了，終會碰上惡鬼。這次疫情爆發，已不是二級、三級，甚至四級警戒可能止血，釜底抽薪，還是要疫苗才能根本解決，若一再坐令利益糾葛，盤根錯節，置生民塗炭於水火中，而不必背負政治責任，只會離人民愈來愈遠！

八大工商團體向蔡總統請命，郭台銘挺身願捐五百萬劑疫苗，陳時中慢郎中又要扮演到幾時。請陳時中誠實告訴國人，幾時給我疫苗。

很多問題可以先由一支影片得到解答，這支影片目前仍在「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首頁上，名為「加速COVID 19疫苗開發量產策略-TFDA與CDE專訪」的YouTube連結，播出時間為去年七月廿九日，由某電視台專訪食藥署研究員祈若鳳及醫藥品查驗中心副執行長徐麗娟，主持人背景為食藥署「加速COVID 19疫苗開發量產策略」之投影片。

由投影片可知，政府為加速本土新冠疫苗的開發，在政策及行政上的確有相當幅度的行政程序修改，計畫在一年內讓國產疫苗上市。投影片上說明，預計做完一、二期後就準備上市，食藥署研究員也提到，是先上市再同時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從另一張投影片也可知道，政府積極協助本土新冠疫苗之開發：裡面有國衛院技術支援、醫事司、醫福會協助加速執行、疾管署提供經費補助等。可是過程中有一個嚴重問題：原本的審查單位、監督單位及出資單位（醫藥品查驗中心、食藥署及疾管署）也會跳下來「給廠商臨床試驗上的建議」？

高端疫苗公司四月廿八日發布的重大訊息新聞，提及「高端疫苗今日宣布，新冠肺炎疫苗MVC-COV1901二期臨床試驗已達成三千七百位受試者第二劑施打，符合試驗設計與法規所需樣本數。」尤其是最後一句話，藏有伏筆。

筆者為生物統計學教授，過去曾服務於國衛院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研究組，具有數年參與新藥開發過程及查驗登記過程（被審查者）之經驗，臨床試驗所需樣本數皆是由主要效標及次要效標之預期改善以及試驗設計，透過統計學估計而來。疫苗的臨床試驗，更是一項挑戰性工作，因為是要將疫苗施打在健康人身上，並觀察免疫反應，以及是否有效產生抗體。

高端所稱「符合試驗設計與法規所需樣本數」，是否為政府單位（食藥署、醫藥品查驗中心或疾管署）之「建議」？若是，廠商當然遵從；若是，就等於政府也是疫苗廠商團隊一員。萬一疫苗效果不如預期，或受試者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甚至死亡，食藥署或醫藥品查驗中心要法辦自己嗎？若是許多執行步驟是政府建議的，是否也該負連帶責任？我想這也是令人尊敬的陳培哲院士不願意繼續擔任疫苗審查委員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其實，正確做法應該是從一開始，食藥署或醫藥品查驗中心除協助疫苗廠商開發本土新冠疫苗外，也要協助成立「臨床試驗國家隊」。台灣其實有許多位資深的臨床試驗統計專家，食藥署或醫藥品查驗中心可邀請這些學者，協助疫苗廠商從臨床試驗規畫階段、設計等，擔任臨床試驗的統計方面主持人，提出兼具科學證據及台灣現況的新冠疫苗臨床試驗計畫，而食藥署或醫藥品查驗中心仍扮演審查者角色（臨床試驗本來就是廠商與藥審單位的攻防戰），這樣才是正確做法，也才是全民之福。

政府不應自己跳下來，成為開發團隊一員，變成「裁判兼球員」局面，如此除容易引起「圖利廠商」之嫌外，一旦有問題，問題皆指向政府，政府又要想盡辦法「自圓其說」，學術界只能看著政府「承受各方砲火猛攻」，卻無從協助，這樣實在是非常「毋湯」！

看到這個訊息，不覺悲從心起，原來每日在看那疫情記者會中所報告的死亡病例，不再只是一個會讓自己擔心恐慌的數字，而是其中會有一個和我生命交會有所牽繫的生命體。

前幾天因疫情關係，在家沒事就整理以前舊照片，剛好有一落大學時代舉辦迎新照片，其中就有這位學長以開朗的笑容在彈著吉他，沒想到隔不到幾天就收到不幸的訊息。

由於傳來的訊息是他獨自猝死在家，想了解其後事如何辦理，也想向其家人表達哀悼之意，特別去他臉書查看具體情形，只看到他的朋友都在其臉書表達不捨與驚訝。沒多久就看到學長女兒傳訊息表示，學長被隔離在家時，並未告知他遠在美國的家人自己被隔離，前一周還跟其父親互傳訊息要多保重，沒想到在她上班途中，就一通電話告知其父親因染疫獨自猝死在租屋處。

我學長才六十歲，平時身體健康狀況也不錯，這樣突如其來的噩耗誰也無法接受，現在有人以「快樂的缺氧」來形容染疫猝死者，這實在是沒有同理心的言詞。誰能接受這種猝死？當其自覺呼吸困難之時，他心理恐慌有多大，在那當下，是否想著很多事要做而無能力去做，即使拿起手機要跟最親近的人道別說聲再見，都相當困難，剎那間痛苦、恐慌和焦慮，誰能體會呢？

台灣的新冠致死率節節上升，相關單位以七十歲以上高齡者、有慢性病史者占九到八成來解釋這個數字，實令人覺得無奈與悲憤，我們的政府不能夠有更多的作為讓這些憾事不要再發生嗎？

這幾天來，都有超過二十個死亡病列，這些病逝者有多少人是無法跟家人說再見？更有多少人因本身也被隔離無法為病逝者好好辦後事，也未能見最後一面？亦有多少人在其被隔離後，無助的等待檢驗報告中就離世而無人知道，其中又有多少知其確診卻無法送醫而在每日擔心死神降臨的憂懼中過活呢？

昨天蘇貞昌院長和陳時中指揮官雙雙為三百多個死亡病例致歉，但，對這些往生者和其親友而言，來不及說再見，是任何人心中永遠的痛和遺憾，只希望政府在道歉之後能夠更積極想盡辦法讓國民及早施打疫苗，多打一個就會減少一個染疫的機率，更會減少因染疫而致死的病例。人命不是一個數字，他是活在他家人和朋友的生命體！

不知學長是否能夠因這遲來的道歉而安息！只希望政府莫讓我們因疫情道別離，更不要讓我們來不及說再見！

政府在緊急情況下做出決策，希望能幫助到有困難的人。尤其是針對自營業者、無一定雇主者或農、漁民等對象，在部分去年申請過的情況下，緩解了一定弱勢族群的燃眉之需。

但在商業服務業紓困補貼的政策上，要求申請的企業對象為有稅籍登記，二○二一年五、六、七月任一個月營收較二○一九年同月或二○二一年三至四月月平均減少五成以上，才能按本國全職員工數乘以四萬元發給定額補貼款，不但犯了跟去年一樣的錯誤，今年還可能造成更多中小企業撐不下去。

關鍵原因在於，用五、六月來跟三、四月比較營收，本身就不具備合理性。許多中小企業在去年就因為本來三四月是淡季，而營收就不高的情況下，未能申請到紓困。像有結婚淡旺季的婚宴會館、專門爭取計畫標案的管理顧問公司、寒暑假為主的培訓機構，營收的條件在淡季就不高，而真正失去的營業額甚至可能占整年度營收的三分之一以上。另外有的公司三、四月都在準備計畫爭取的提案，營收本來就不高，這時對應到之後的不確定性，卻又無法申請紓困。

而今年加入的五、六、七月比較條件，去年的比較值就是以二○一九年的營業情況，但現在才六月中，卻要中小企業業者去比較尚未發生的六月底或七月，不少中小企業現在就已經喘不過氣，若是本來的營收高峰是在六月以後，而五月的營收又未達減少五成以上，現在的紓困申請很有可能不會通過，那紓困到底可以怎麼幫助到這些企業？

在當下許多中小企業的員工可能為了配合政策，在減少排班或調整薪資下，已受到不少影響，若又沒小孩可申請補貼，也不符合個人申請的其他紓困，當這些中小企業撐不過去時，之後將是更大的倒閉潮與失業潮。政府紓困方案或許可以更接地氣一些，務實面對產業間的差異與淡旺季，才能讓紓困產生更大效益。

要仍處於學習摸索的高中生，邊上課邊建立檔案，明顯高估許多學生的學習能力與態度，結果不是敷衍應付，便是找人捉刀。問題是大學教授豈是吃素的，一瞄便知真假，形成高中端窮忙窮緊張，大學端不屑一顧的現象。

不否認，的確有很多認真的高中老師用心指導學生建立學習歷程檔案，自我要求高的學生也確能實在地建立學習檔案。可是對建檔沒把握，或不想把時間浪費在建檔上的學生及家長來說，「委託代工」最方便省事。

要高中生建學習歷程檔案，就像曾子要求學生「吾日三省吾身」，差別是曾子要學生真實面對自己，學習歷程檔案卻要學生如何膨風自己。高中階段，人生才起步，就要他們學習「不誠實」，是否很諷刺？

這些包裝精美的書審資料，擺在大學教授面前，有多少可信度、參考價值？真正的考驗是「面談」。有經驗的教授會旁敲側擊，隨機問些與學習相關，卻不出現在學習檔案裡的問題，看學生怎麼回答？否則單看結構完整、內容洋洋灑灑的學習歷程檔案，有時還真難辨真假。

有一年，我教進修部，學生都是在職進修公務員，一回要他們寫報告，其中有五位是同單位的，我一看報告，乖乖！以這種論文水準應都是博士班程度，找他們五位來直接說：「坦白從寬，自首無罪。」五人坦承因工作忙，便協商一人全權處理，哪知一眼就被我識穿。好笑的是，五人報告封面一樣，分明是一貫作業。

學習歷程檔案本意很好，可是對面臨學測的高中生來說，考試成績才是致勝關鍵。就像有家長說「堅強的家長不會讓小孩被新課綱拖累」。至於家境差的，就只能拿著內容欠缺美麗辭藻修飾的學習檔案「獻醜了」，怎說不是軍備競賽呢？

孫悟空打到龍宮強索兵器，打到冥府勾消生死簿，逞威海底與地下，距離天庭其實遠得很，可是太上老君要玉皇大帝「將他召來上界，籍名在錄，拘束此間」，才把妖猴引進了天庭—台灣本來已經成功的阻擋病毒於境外，卻因「三＋十一」造成社區感染，本土病歷陡增。

第一次鬧天宮，天兵天將收拾不了，只好宣召二郎神降妖，二郎神不是天庭仙官，一向在凡間享人間煙火—官僚體系沒招了，只好寄期望於民眾「自發性封城」能夠限制病毒擴散。

第二次大鬧天宮，打得「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這回只能「請佛老降妖」—西天佛祖是外國人、外教，跟日本援助疫苗、美國軍機飛來「說會送疫苗」，根本同一模式。

然而，真實狀況與小說畢竟不一樣。日本來了一百廿四萬劑疫苗，對當前疫情仍是杯水車薪，美國的七十五萬劑則還是口頭宣示，卻被大內宣講得好像已經甘霖普降、旱象豁然而解似的。

平心靜氣檢討這一波防疫工作荒腔走板的根源，很重要的一個心理因素，是怕死了中共：除了絕對不進口大陸疫苗之外，不許提「普篩」，不許建「方艙醫院」，聽到「封城」跟聽到「佛地魔」一樣噤若寒蟬。

中共是假想敵是一回事，北京政府從去年開始的防疫作為是全世界最好的，這一點無可否認。我們之前成功的拒病毒於境外，有條件不管大陸那一套，可是現在疫情難以收拾，為什麼不考慮「敵人」採用過，但卻實際有效的方法？

戰國時，趙武靈王面對強鄰環伺，還有北方的胡人入侵，在吃了幾次敗仗之後，他除了修築長城，更在國內推動「胡服」改革。穿胡人的服裝對華夏民族是很大的衝擊，可是趙武靈王說服他的叔叔（保守派貴族領袖）公子成「不進行國防改革勢將亡國」，最終以胡服騎射稱雄於諸侯。

事實上，端午節要北漂族不要回家、呼籲民眾不要跨縣市活動，豈不是「封城」？只是要民眾自發，且沒有罰則，其結果是…半吊子！此外，輕症者強制住進加強版防疫旅館，不就是方艙醫院將輕症者分流的概念，但防疫旅館的設備怎比醫院？…又是半吊子！

對假想敵懷抱戒心是應該的，可是怕死了敵人，自己作為又半吊子，要怎麼勝過敵人？

從一開始的應急，到思考長期常態的教學模式改變，有四件事愈發重要：

一、班經要有方：不少中小學反映遠距教學的難點就是點名不易、個別學生學習狀態無法掌握，甚至缺課情況無法改善。這當然有某部分原因來自學生家庭狀態或軟硬體的不可抗因素，這不僅存在於偏鄉學校，也不是班經就可處理的問題，但排除這些非學習因素，要有效掌握學生學習狀態，就必須高度仰賴線上軟體及點名策略。

二、教學要設計：筆者從實體課堂轉化為線上課堂幾乎沒有陣痛適應期，也幾乎沒有課程「想像與實施的落差」，關鍵就在於選擇配搭的線上平台與應用軟體。先釐清自身教學上的需求與教材複雜度，再去選擇對的數位平台，在教學上自然相對容易與直觀。

三、評量要多元：線上課堂為確保學習質量，必須配搭多元的即時評量；為防止學生不誠實面對學習成效的檢核，必須配搭多元的總結性評量；為避免學生及老師長時間面對同步線上課程產生的身心疲乏，必須配搭多元的非同步線下評量。若數位教學平台僅有上課視訊功能，對教師助益並不大，這時候選擇一個能將課堂管理、授課、評量等功能匯整的完整平台特別重要。

四、科技要跟上：筆者年資廿四年，以中小學現場而言，尚屬中生代。筆者和比筆者資深的教師完全沒有運用科技輔助教學的師培歷練，即便與筆者同年，或者再年輕五年、十年，在實體課堂運用科技的經驗恐怕也不是常態。面對全面停課需要運用科技輔助或進行教學，且要在不同平台、軟體、程式間切換，也讓不熟悉科技運用的教師哀號不斷。

上述四點是痛點，更是難點，除需要師生日常練功，也需要民間教學軟體業者，投入研發協助。筆者提出三個建議：

一、必須是專為教學現場開發：目前絕大多數教學同步平台或應用軟體，一開始都是為了商業需求，將其運用到教學現場，往往需要教師轉化或將就，甚至捨棄某些課堂需要操作的步驟。中小學現場需要專為教學量身訂做、與時俱進的平台、應用程式與工具列。

二、盡量做到一站式服務：不同平台、軟體、程式的切換，嚴重折磨許多科技能力不甚理想但有心學習的中小學老師，一站式服務是教學現場需求首選。

三、開放式互動平台更佳：教師在停課期間，透過社群媒體群組彼此分享協助。如能有一個開放式互動平台，讓教師可以上傳下載自製教學短片，甚或修改編輯成各自課堂單元或主題進度所需的媒材，對線上教學定有助益，這個部分可以參考英國橡樹國家學院的模式。

「停課不停學」理想的實現，需要解決「不停課卻停學」的根本問題，同時搭配官民協力投入線上資源開發與整合，方能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