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例子，慈濟要跟進郭董和台積電的善心購捐五百萬劑BNT疫苗；原本人們以為政府會拍手叫好，誰料立刻被陳時中打槍，說太多人捐會「引發困擾」。是喔！疫苗不足，大家搶成一團，才比較沒困擾嗎？

直到慈濟忍不住公開發表聲明喊話，蔡總統才作體恤狀與證嚴法師視訊，稱會請指揮中心協助相關作業。難道說，陳時中的鐵臉傲慢，就是為了做球給蔡英文扮白臉？但且別高興太早，蔡英文又把球丟回給陳時中，請指揮中心「協助」；在蔡政府中，誰知道這樣一個御賜「協助」的承諾要折騰多久。

這並不是大哉問，眼前郭董和台積電就是現成的例子。兩個民間單位獲得蔡總統接見並親口承諾後，仍苦苦等了八天，才領到行政院核發的專案採購文件；這還沒算上郭董先前被冷眼對待的一個月。慈濟的遭遇如何，大家拭目以待。

蔡政府很會唱雙簧，我黑臉、你白臉地變來變去，終究不脫一個官僚嘴臉。台灣會敗給新冠病毒，就是會演戲的官太多。

新的變種病毒已在全球掀起一波新的疫情高峰，而國內防疫卻還停留在去年的龜速思維，令人扼腕。指揮官陳時中承認國內疫苗確實不足，導致有人特權偷打；矛盾的是，他卻一再阻撓民間購捐國外疫苗的行動，抱怨太多人申購會造成困擾。慈濟為此發表聲明，稱唯有蔡總統比照台積電及永齡基金會給予正式授權，其捐贈才能圓滿進行。這話說到了重點：外國政府可以捐疫苗，本國民間團體為何不能捐？

郭台銘喊話，才打開政府授權之門；慈濟喊話，證嚴才得總統親口保證。至於佛光山等其他民間捐贈，以及南投、花蓮、雲林及台東等地方政府採購申請，迄今仍無下文。政府疫苗政策錯誤，又消極面對民間捐助義舉，卻將短缺問題甩鍋給中共，企圖在美中疫苗外交戰中博取同情；如此，一則可掩飾失政，二則防止社會抗中意識鬆動。這些矛盾，暴露蔡政府施政一味考量特定利益和意識型態，即使大疫當前，也不惜站在人民對立面。

根據媒體揭露，衛福部食藥署去年十月就修訂緊急授權技術規範，在風險效益評估加入「初步療效得以免疫原性作科學的合理連結與推估」，為省略三期臨床試驗的審查提供指引。業者早就知道，可以輕鬆採用簡便的「推估」療效，不必三期臨床實證就能上市。衛福部原寄望美國研究出免疫力替代指標作推估依據，但事與願違，最後只能以國際尚無共識的「免疫橋接」替代。衛福部為國產疫苗大開綠燈，放寬審查標準之外，連審查委員都換上自己人。

疫苗研發政策，自始盤算的就是「偷吃步」。主事者聲稱，加速上市審查設計，是因應疫情發展與國外疫苗取得不易，此話很容易拆穿。事實上，國內去年僅有零星疫情，食藥署放水時，政府正授權東洋與BNT談判，指揮中心也才與COVAX簽約，如何能預知疫苗取得不易？巧的是，食藥署與業者談定新規後，東洋談判隨之破局，指揮中心更拖到今年二月才下訂莫德納疫苗。這些荒唐決策，才是疫苗短缺的禍首。

疫苗短缺造成社會不安，蔡政府不思迅即補缺，卻將民間購捐BNT扭曲成唱和中共認知作戰。上海復星取得BNT的大中華代理權是國際商業行為，政府若能務實考量，自當善用民間力量取得，及早強化全民免疫。但政府把郭台銘當成政治挑釁，不敵民怨就拉進台積電參與，還阻斷其他民間團體循例辦理。等到慈濟喊話，蔡總統才又急忙安排與證嚴視訊。如此翻來覆去，政府決策還有什麼一貫原則？

諷刺的是，政府購買的疫苗無法如時交貨，官員便稱中共作梗；而美日運來疫苗援台，蔡英文便高調宣稱這些是「民主疫苗」，來遮掩自己的無能醜態。試問，當多數民眾連施打疫苗及選擇疫苗的權利都沒有，甚至要爭搶一針「殘劑」也不可得，總統這「民主疫苗」一詞會不會太賤價？

政府只許自己化緣，不准民間購捐；舉國家之力護航特定業者，卻不見積極採購疫苗並應對變異株的次世代疫苗。執政者如此掌控疫苗採購與分配，剝奪民眾健康權，哪有一絲民主精神？

拜登在2月底發出的供應鏈檢討命令，一共列出十個關鍵產業。除了前述四個優先項目外，還包含資通訊、能源、運輸及國防等其他六個供應鏈，並要求需在一年後提出檢討。這十個供應鏈，不但是美國所認定對經濟、社會、科技具有重要性，攸關美國未來競爭力的「關鍵」供應鏈，而且普遍存在本土產能不足所引發的脆弱及受制於人的風險問題。

平心而論，美國所檢討擔憂的問題，始作俑者正是美國自己。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為了追求利潤極大化，將成本過高的生產製程移出美國，先是海外自製後來直接委託代工。如今時過境遷，當時的最佳布局竟成為現在的風險根源。無論如何，盤根糾結的全球供應鏈網絡，將進入漫長的重組改造階段，應該已成定局。

台灣必須謹慎面對這個新變局。平均而言，半導體加上資通訊，占了我國對美出口總值的一半以上；若再加上台商在中國大陸組裝、生產而輸美者，份額又不知要放大十幾倍。這個數字反映出的事實，就是累積40年努力而逐漸成形的台美電子供應鏈網絡，使得台灣早已成為美國海外代工最重要的夥伴與抬轎人。由於台美供應鏈的規模與衝擊將成正比，台灣當然要比其他國家更加謹慎。

台美產業供應關係雖非完美，但離最佳典範的距離也不遠，因而美方目前看來亦無意改變這個最佳夥伴關係。歸納美國這次的半導體供應鏈弱點偵測，主要在以下二個面向：美國欠缺生產先進製程的能量，以及92%邏輯晶片先進製程在台灣。欠缺先進製程，會影響與國防有關的量小、但科技層次先進的晶片取得，都在台灣，一旦斷鏈後果不堪設想。由於問題根源並非「都由台灣」生產，而是「都在台灣」生產的地點問題，因此一箭雙雕的解法，就是由台積電這個最佳夥伴在美國本土建立先進製程能量，既有助於技術取得，又有分散生產、提高韌性的效果。台美最佳夥伴關係，短期內應可繼續維持隊形。

但回顧美日、美中等高科技發展歷史，美國及美商對科技超車的國家或企業通常都不友善；若被超車的科技是美國認定的重要領域時尤然。輕則訴訟賠償伺候，重則扶植新人取代。台灣科技很強，但性質多屬於替美代工，穿的是美國隊服，沒有競爭關係，因此過去極少（但也有業者被智財權等大刀修理過）成為標靶。台積電赴美投資已不可逆，未來要有步入險境的警覺，投資加碼、資訊揭露甚至科技分享等壓力恐怕都會逐漸出現，必須處處提防。

台積電可謂是類似性質台灣企業的代名詞。美國製造回流的號角已經響起，後面還有更複雜、涉及美中台三方糾結的資通訊供應鏈要面對拆解重組的挑戰，同樣要有處處提防之心。特別是北京必然有所反應，將增加為難之處。

警覺之際也有機會。本次報告顯示未來美國不再容忍中國在先進電池、關鍵材料，甚至於醫藥產品與能源領域所占的比重。這裡的對抗不同，不僅要改變「都在中國生產」的集中，更要修正「都由中國生產」的結構。這種尋找替代供應來源及創建新夥伴的方向，對許多台商創造了新機會，當然同樣對在陸台商形成壓力。變局當前，政府與企業要一起再度發揮台灣化危機為轉機的長處。

台灣防疫的最大短板，當然還在有希望控制疫情的疫苗取得與施打嚴重落後；根據聯合報統計，除了美日捐贈給台灣的四七四萬劑疫苗以外，台灣還自行採購二九八一萬劑，但截至六月廿六日，自行採購加上美日捐贈的數量，總到貨量為四八五點六六萬劑。而國產疫苗部分，高端於EUA審查中，聯亞也才公布二期臨床期中報告。由於尚無確定完成三期實驗，遑論解盲日期，是否達標也有高度不確定性；雖然政府已向高端與聯亞各訂購五百萬劑，目前頂多只能當作無奈情境中救命之用。

因此到目前為止，扣除國產疫苗，台灣連外購與美日捐贈一共二四五五萬劑，如照一般估計，要脫離疫情，以台灣二三五○萬人七成每人二劑，共須三千三百萬劑，所以尚缺約一千萬劑；近日喜見鴻海集團、台積電與慈濟各擬捐贈五百萬劑，如果成真，可補不足。但不管政府採購或捐贈，到貨日期是關鍵，以政府年來幾度奢言，屢屢跳票，十月底前達成施打六成民眾目標，並不樂觀。

以簡單算數計算，指揮中心曾宣稱如有足夠疫苗規畫每周施打一百萬劑，到十月底也只足讓八百萬人打二劑，也就是加總只有約三分之一國人接種兩劑。如今破壞力更大，傳染力更強的Delta變異株已侵門踏戶，觀諸施打疫苗比率超高的英國與以色列都窮於應對此強大病毒，怎不讓人憂心忡忡。

如果台灣到十月底還不能解除三級警戒，整個社會將難以承受龐大的人命與生計損失。歐美生產疫苗，何時到貨是未定之天，最樂觀也是緩不濟急，現時我們必須嚴肅考慮經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的兩種大陸產製疫苗；根據公開資料，大陸在境內從去年底迄今已施打十一億劑，而目前更加速每天施打超過兩千萬劑，由於是利用以往世界公衛界熟悉的病毒滅活或減活技術，安全性較高，雖然一般認為有效率略遜於歐美生產疫苗，但確能有效控制疫期也是事實，同時所有經世衛認證的疫苗至少都足以救命。

如果拋開意識形態束縛，在國台辦已多次表達願協助台灣取得疫苗下，政府正好順水推舟，對岸口口聲聲「同文同種，血濃於水」，說不定可「震」出美、日為戰略部署提供足夠疫苗，也可藉此測試對岸誠意，緩解現在劍拔弩張的緊張情勢，或可成為兩岸關係否極泰來的契機；須知兵凶戰危，生命財產損失將為最不利疫情百十倍。

死生大事也，人命關天；所謂超前部屬就是要考慮最險惡的情況，凡事不如救命急，政府至少要以確保及時取得陸產疫苗為備案，在萬一疫情失控之緊急狀態，化解危機，才不負選民所託；否則誤國誤民，莫此為甚。

在新冠肺炎防疫上，蘇貞昌犯錯失職的情事很多！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去年一月二十日設立，先由疾管署長周志浩擔任指揮官，但不到四天，行政院將之改為二級開設，由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擔任指揮官。一個月後，蘇貞昌又將之改為一級開設，但未親自領軍。由此可見，蘇貞昌設立防疫組織，缺乏行政一體、專業全面的思維！

又新冠肺炎疫情在五月中旬惡化後，已是災害防救法第二條所規定之生物病原災害，但至今未見蘇貞昌依該法，設立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親自依該法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相關事項，導致中央、地方政府互別苗頭，爭功諉過，相互干擾的防疫亂象！

另外在諾富特防疫旅館事件擴大後，衍生萬華、宜蘭、苗栗、彰化等地區群聚破口，造成Alpha變異株病毒蔓延全台，以及屏東爆發Delta變種病毒的本土群聚感染事件時，蘇貞昌本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八條「主管機關於國內、外發生重大傳染病流行疫情，或於生物病原攻擊事件時，得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防疫措施」之規定，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整合內政部、教育部、衛福部、輔導會、國防部、勞動部等部會之防疫作為，徹底落實行政院一一○—一一一年度「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綱領」所規定之事項，以防止疫害，但至今在網路搜尋上，並未見蘇貞昌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七條所訂定，召開每年舉行會議三次之「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蘇貞昌若真是如此有法不遵守，怠忽職守的行為，難道也可免於監委的調查嗎？

更離譜的是，蘇貞昌領導的政府妄想以國產疫苗濫竽充數來防疫！這並不符合「藥事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八條之二規定之真實意旨，又對高端將以「免疫橋接」方式，通過緊急授權（EUA）審查一事，陳時中在立法院備詢時也坦承，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新冠肺炎疫苗是依此方法通過緊急授權的！因此，蘇貞昌領導的政府如要橫柴入灶的以國產疫苗來防疫，則有違行政程序法第七條，行政行為應依妥適、必要及合宜原則之規定！

防疫行政與經濟行政、交通行政和文化行政有本質上不同，後者或可採使用者付費原則，但防疫行政自古以來就是最根本的社會安全行政，但蘇貞昌主導下的行政院，防疫行政觀念自始錯誤，在使用鉅額防疫費用後，又向人民收取口罩、快篩劑及疫苗等費用，其中有無低價高報，圖利私人或甚至浮編、濫支預算等情事，監委也應依據憲法審計職權，秉公調查蘇貞昌！

本月廿三日慈濟也向食藥署遞件申請捐贈五百萬劑BNT疫苗，慈濟發表的聲明中提到：國內國、高中學生迫切需要回到校園接受教育，BNT疫苗為目前所知可供十二至十七歲青少年施打的疫苗，若在學學生全數施打疫苗，約需二百五十萬劑。此聲明一出，身為學生的我不禁對回歸實體上課燃起了一絲希望，但反觀政府的作為，這一絲希望立即被澆熄了！

政府應該了解，學生們是最被孤立的一群，喊線上上課，老師家長學生立即配合；三級警戒一延再延，復課遙遙無期，有些同學們不禁自嘲：直接開始一○四天的暑假！但我們是開心的嗎？我們是願意的嗎？我們真的有被關照到嗎？眼睜睜的看著時間流逝，大考倒數也一天天逼近，末代指考延期，然後呢？能不能辦得起來都還是未知數！

眾所皆知，線上上課並不能完全達到實體上課的功效，兩者的落差甚大，更別提弱勢家庭的軟硬體設備缺乏了！線上上課提高了學生們與家人在家的相處時間，但也減少了大多數同儕之間的互動，這也造成了許多學生開始感受到家庭內部摩擦的壓力，又沒有宣洩的出口，且缺少大量的人際互動，不少同學都好像得了一種疫情之下特有的憂鬱症，不算正式的醫學症狀，就是一種鬱悶煩躁、對未來不抱持任何希望、沒有動力的感覺。

政府在防疫的同時有注意到學生的權利嗎？按照目前各國研究，只有一款疫苗能提供十二到十七歲的青少年施打，那就是BNT疫苗啊！既然慈濟都願意發揮佛家人的大愛精神捐贈BNT疫苗了，聲明裡也提到了「學生」，政府應該要立即通過審查，盡速讓疫苗到貨，並且設立學生保障名額，讓符合資格的學生們盡快接種疫苗，應該讓九月一日開學成為一個實際可行的目標，而不是喊空話，與病毒打賭疫情。

現在台灣剛剛稍微壓下Alpha變種病毒，Delta變種病毒又來勢洶洶，其他國家也正與其他變種病毒在對抗，像Gamma、Beta、Lambda變種等等，目前唯有疫苗能夠作為疫情緩解的解方，既然政府也把群體免疫作為一項抗疫目標，請趕快讓各界的愛心疫苗到貨，並確保學生們能夠有保障名額。我們都知道規則是人訂的，也可以改的，希望政府能夠聽到我們學生們微弱但不過分的請求吧！

若讓史學家評斷中共黨史最偉大的領導人，非鄧小平莫屬。經歷三落三起，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領導地位，提出改革開放，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直至習近平二○一八年修憲改回，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

一九七八年中共推行改革開放，告別文革左傾政治動亂，擺脫姓社與姓資的路線鬥爭，奠定了中國社會穩定與經濟高成長的基礎，大幅改善中國人民生活。

中共稱鄧小平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政策影響了廿世紀後期的中國，也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贏得西方國家的普遍推崇。

然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以崛起大國之姿挑戰美國領導地位。對內更加極權，肯定文革、返祖馬列史毛，消滅異議聲音，打壓香港民主、毀諾一國兩制，迫害新疆維族人權；對外更加擴張，要將南海、東海、台海納入勢力範圍，藉一帶一路向世界推銷中國模式…與鄧小平路線背道而馳！

二○一六年川普單邊退群國際組織，讓中共產生誤判，以為美國國力與經濟將從此衰落；於是犯了冒進主義的錯誤，中國從仰視世界變成俯看天下，不再韜光養晦，戰狼外交四處出擊，激發歐美各國的集體反彈。拜登上任後，透過五眼聯盟、四方安全對話、印太戰略聯盟、Ｇ７、北約等關切中國威脅與台海穩定，「天下圍中」態勢形成。

至於兩岸關係，胡錦濤曾在熱線中向小布希說：「兩岸雙方…對於一中原則的內涵有不同的詮釋表述」，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穩定發展期。習近平在兩岸關係採取強勢的單邊主義，二○一九年元旦發表促統的「習五點」談話，提出兩制台灣方案，封殺了一中各表的空間，兩岸僵局更難化解。

香港反送中運動後，北京與港府拒絕港人民主普選訴求，並通過港版國安法，大肆逮捕民主派人士、關掉蘋果日報，等於向世人宣告：一國兩制是行不通的騙局！原本鄧小平希望用一國兩制垂範台灣，在習近平手上摧毀。習近平念茲在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殊不知當北京與港府粗暴扼殺香港民主，兩岸心靈距離只能是越拉越遠，台灣拒統的民意高漲！兩岸關係、港台關係與中美關係同時到達衝突矛盾的歷史高點。

社會主義國家往往與集權專制、個人崇拜、計畫經濟等詞彙連在一起。鄧小平帶領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束領導人職務終身制、去除個人崇拜。這，就是無私的領導胸襟與偉大的歷史格局。

習近平十年執政，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名，推翻了前任領導人鄧小平、胡錦濤的路線與承諾，中國從集體領導制轉向強人獨裁制，中國治理模式與西方民主國家制度價值的矛盾衝突白熱化到達高峰，對中國政局、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同時帶來不確定風險。中共建黨百年時刻，習近平應該深刻省思，好好緬懷鄧小平！

首先，對於今天中國政治體制與文化的性質需要釐清。大陸學者彭國翔在香港《二十一世紀評論》今年二月號刊上說：「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無論就政治還是文化而言，共產主義在中國形成的思想譜系始終扮演著主導性的角色。即便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仍然是共產中國而非儒教中國。那種所謂改革開放迄今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觀察，不能不說是似是而非的。」筆者認為彭國翔教授的論點是正確的。

筆者認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可以說是馬列文化浸潤下的中國。其中有利有弊，有利處是中國人普遍在性格上、在組織上被改造得更加積極和主動，弊處則在於過去中國社會中賴以維繫人群的仁義禮信價值觀被破壞過深，未來是否能夠有效地恢復，或者和馬列主義文化以及部分西方文明逐漸融合出一個新的中國文明，尚待相當的時日觀察。

其次，這些年來學術界和民間的走向，和官方正統的中共意識形態與政策執行，卻有著不一樣的路子。澳門《一國兩制研究》去年十月號刊上，大陸學者王進文發表〈實證法如何保障個人自由〉，其中所理解的概念與論述的方法和台灣與西方學者無異，說明中國中生代學者縱然曾深受中共政治宣傳與教育影響，而並不弱化其客觀思考與演繹能力，甚至可能由於長期之批判哲學與階級鬥爭實踐的薰陶反而強化其對於深刻理論的理解與分析能力。

另在同期號刊上，大陸學者劉志強、李松鋒發表〈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中間路線』治國思路考察〉，其中對於民國初年以來中國社會中既不跟隨國民黨，也不同意共產黨，傾向自由主義憲政文化的中間路線的發展脈絡，以及後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內戰中勝利而功虧一簣，有相當客觀與同理心的描述。

筆者舉以上三篇文章為例，其思想活潑與文字流暢，尤其值得注意的，他們對於在主題「一國兩制」刊物下的研究，明顯表達出憲政主義的觀點。其他在大陸上林林總總的社會學科刊物上，除了黨校和中宣部直接管理的刊物，以筆者的觀察，意識形態僵化的文章是越來越少了。除了敏感領域，大陸上一些方面的言論尺度似乎比預期的寬一些。預期未來中共能夠逐步撤離訊息流動的欄閘。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筆者主張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依憲法都是中國人組建的政權和政府，應包容不同政見，互相溝通與合作，並且展望未來有良性融合的契機。由此寄望兩岸有一個寬廣的、和平的世界讓大家都可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門子資助興起的希特勒，並協助德國的祕密戰備。日軍侵略中國，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間，進行南京的殺戮。當時德國西門子公司駐中國公司員工拉貝以納粹黨員的特權身分，在南京建立戰時安全區，保護中國平民。拉貝與南京居民有深厚情誼，他說：「…這是個道德問題…我不能背叛這些人對我的信任，看到他們如何信任我，令我感動。」他散發財產，資助六百五十名中國難民。

一九三八年拉貝被西門子公司召回後，於四月十五日在德國公開演說，揭發日本惡行，並寫信給希特勒，希望德國政府出面，向日本施加壓力，勸其放棄暴行。他的下場不妙，被蓋世太保逮捕，最後由西門子公司擔保，才逃過一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在蘇聯元帥朱可夫（Georgy Zhukov；1896－1974）證實他無罪後釋放。

二次大戰後拉貝生活極為貧苦，他的家庭也一度陷入困境。中國政府感激拉貝在南京大屠殺時的人道善行，按月資助拉貝的家庭，一直持續到國民政府撤離南京為止。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拉貝於西柏林中風逝世。一九九七年，拉貝的墓碑由柏林迎奉到南京安置，永久紀念。二○○九年，加倫柏格（Florian Gallenberger）將拉貝的故事拍成電影，由圖克爾（Ulrich Tukur）主演。

一九九六年底拉貝家人將他的日記出版，讓我們更了解其行誼。他為何幫助南京的中國人？拉貝說：「我不能背叛這些信任我的人，也不後悔。」拉貝的孫子於二○一五年底訪問台灣，我特別請駐德國的陳華玉大使安排，讓我和他見一面。很可惜，我錯過了會面的時機。

拉貝和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常被相提並論。辛德勒在納粹占領的波蘭拯救猶太人生命。這兩位都是納粹黨員，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保持著對納粹黨的忠誠。這兩位也都表現了巨大的勇氣，冒著生命危險營救其他人。如何可能忠於納粹黨這樣的組織並實施人道主義行為？這種明顯的矛盾對人類行為有什麼暗示？（作者為科技部前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