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不公布數據」前，陳時中暗埋伏筆；說公布與否，要和法務部研議「權利義務關係」。這是他慣用的操作手法，諸如採購BNT疫苗為何破局，為何以超高價採購國產疫苗，陳時中都推給「保密條款」，說公開會有法律問題。如今，又故技重施。

陳時中的黑箱法寶很多，「保密條款」只是其一。立委要求國產疫苗審查要比照美國全程公開，陳時中以「會有負面影響」堅拒。至於造成防疫破口的「三加十一」措施，民眾接種的順序如何決定，他直接以「沒有會議紀錄」就混過去了，連理由都懶得編。

陳時中如此肆無忌憚，主要是自恃有府院力挺，加上民進黨全力護航。在野黨要求公開決策會議紀錄、公開國產疫苗採購合約、和緊急授權審查等提案，在立法院全遭綠委封殺。當年極力「反黑箱」的覺青、民間團體，不是噤聲不語，就是變成側翼。就連監委，都誇陳時中「很辛苦」。

若非見不得光，何需黑箱作業？陳時中的黑箱癮，也正是蔡政府的黑箱癖：只要權力，不要負責。

這場新冠疫情，惡化了台灣的階級矛盾，富人和窮人的選擇迥然不同。對照最近發表的綜所稅高低差距，最高的五％族群平均所得五○七萬元，最低五％平均所得僅三﹒九萬，真是天堂與地獄之別。

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廣受全球讚譽，主要是健保制度對基本醫療需求具有「階級中立性」，對關係到基本健康及診療需求，幾乎全都涵蓋。任何投保的國民不分貧富，只要繳交少許掛號費，即不必擔心疾病拖垮全家。誰知，這張全民防護網，卻在新冠疫情侵襲下破功。

新冠肺炎危及國民健康，因此接種疫苗是重要的保護手段。政府雖宣布注射疫苗免費，但因疫苗數量嚴重不足，迄今到貨的疫苗僅六百多萬劑，遠不足以供政府公布的前九類人施打。再加上邊境管制疏漏、篩檢過度草率、藥物儀器不足，讓爭打疫苗成為全民的集體焦慮，從而衍生出「出國施打」的怪象。

台灣六十五歲以下的人口近兩千萬人，其中正當經濟主力的青壯族群將近千萬；他們如果規規矩矩地按順序排隊，大概要等到地老天荒，才有疫苗可打。就算等到了，也可能只剩未做三期試驗而不被國際承認的國產疫苗可打。也因此，出國打疫苗的「疫苗旅遊」，成為富人的當紅選項。對富有階級而言，二、三十萬元的旅費並不貴，只要有錢，就能早一步到美國、關島或大陸等地施打疫苗。如此，打疫苗就出現了「階級破口」：沒錢在家等國產，有錢人出國打合格的國際疫苗。

各國都觀察到，新冠疫情對中下階層的衝擊，遠較對上層富裕階級為大，台灣當然也不例外。三級警戒下，受衝擊最大的就是餐飲、攤商等面對面的服務業。這類從業人員，大多不屬富有的上層階級；他們居住的環境可能比較擁擠、多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常與不特定群眾接觸，染疫風險當然比政府官員、企業經理人或電子新貴為高。現在，他們只能眼巴巴看著有錢人出國做「疫苗旅遊」。尤其，疫情期間百業受創，唯獨股市繼續飆漲，有錢有閒、有內線的權貴持續獲利大發。如此點點滴滴積累的階級相對剝奪感，非常強烈。

如果疫苗是新冠肺炎的救贖，我們的全民健保制度原可彌補這種階級不公。但偏偏蔡總統、前副總統陳建仁把「扶植本土疫苗」當成使命，當成比人民生命還重要的信仰，硬要將一千萬劑美國不苟同的免疫橋接疫苗打在人民身上。就是這樣的「偉大」政策，讓台灣健保的「階級中立性」土崩瓦解。

民眾喜歡施打外國疫苗，而不願打國產疫苗，並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因為相信科學。但蔡政府的疫苗審查部門放棄專業，胡亂自創先進國家不認同的「免疫橋接」。抗體只能減少或阻斷病毒感染，但總會有病毒突破防線侵入細胞；這些被侵犯的細胞能否被清除，才是疫苗效度的關鍵。國產的棘蛋白疫苗能否做好上述清除工作，光靠抗體的數據並無法呈現。這些道理並不難理解，但衛福部卻無法釋疑，這才是國產疫苗不被信賴的主因。

辜負了弱勢群體的不是我們的健保制度，而是蔡英文、陳建仁與陳時中自私而愚昧的防疫政策。「苛政猛於病毒」，正是弱勢階級的深沉怨歎。

中國共產黨7月1日慶祝百年黨慶，海內外關注焦點，主要集中於中共及新中國在中華民族復興上的進展、中國重回世界舞台中心，以及14億人民生活基本達到小康社會，所有這一切，表面看都是中國巨大生產力 、創新力及組織力獲得充分釋放的結果，但深層次地看，都源自中共一路摸索過來、仍在不斷實驗中的政經體制──在中國，一般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套體制，其源頭當然一定要上溯到1867年馬克斯的《資本論》，這是1917年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及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共同的意識形態與理論基礎。至於馬克斯理論則是針對18世紀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下嚴重的分配不均與階級剝削的批判，因而高舉以公平及正義為核心理念的社會主義大旗，對資本主義的弊端撥亂反正。但為了追求資源配置的公平與正義，卻進入了一個邏輯上的誤區，訴諸於所有資源的公有與共產，並為此建構起一套高度的中央集權與計畫經濟體制；到此為止都是原版的蘇聯體制。

中共1949年建立新中國取得執政權之後，一開始照搬蘇聯體制，即百分之百的計畫經濟與公有體制，加上原本也屬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及當時特殊國際形勢下的閉關鎖國，成為中共在執政後的1.0版本。

1.0體制由於缺乏效率與積極性，又碰上了反右、大躍進與文革，嚴重破壞了生產力，元氣大傷，1978年大陸GDP占全球的比重降到了歷史最低的1.75%。形勢逼得再度掌權的鄧小平於1979年進行改革開放。把計畫經濟改為市場經濟，把百分之百公有體制改為混合所有制，同時，改閉關鎖國為與全球接軌，這是中共體制的2.0版本。這一改，原本被束縛的生產力和積極性都釋放出來，GDP快速提高，占全球的比重，30年內從1978年的第15位往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但與此同時，貧富差距拉大，環境生態破壞，社會矛盾激化，官員腐敗嚴重。

2012年中共18大上台的習近平乃展開全面深化改革，開展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態文明的五位一體總布局，及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變革。很明顯，這個可視為3.0版本的體制把長期以來高度側重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矯正過來，這個過程，由於面對各種利益團體的抗拒，難度甚大，但在習近平接近兩任任期的努力下，目前看來已有顯著成效。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體制的改革與演進中，勾勒出相關的關鍵要點，這或許是解讀當前中國現象的必要基礎：

一、中共體制局部修正了公有體制為混合所有體制，即保留了土地集體及部分（策略性）國企，其餘開放給民企。這樣的改革一方面釋放了生產力，二方面又保留國家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必須掌握的手段（國企與集體土地），也是當今各國稱羡中國能實現小康社會、全面脫貧及展現基建成果的主要法寶。此等去糟糠而保留精華的做法即所謂的「馬克斯主義中國化」。

二、在中共特有的政經體制下，再輔之以具有充沛創新力與活力的民企，就建構成了各種「舉國體制」，無論在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超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月球火星等太空計畫，及類如新冠疫情的高效率防控上，展現出發達國家都難以企及的表現。

三、最後，就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及其運作（亦即所謂的「黨建（黨的建設）」）。當今中國在經濟上的各種出色表現，少不了的是容易被一般忽略的組織力，這當然也算是中國特色，卻與中共的黨組織密不可分。

總之，當「中國崩潰論」已然式微，「必須將中共與中國分開面對」的老論調又甚囂塵上之際，各界是都該換一種心態換一種角度來認真地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了。

蔡英文跟一群滅國追隨者，高喊民進黨的基本價值—民主、自由、愛台灣，實際卻是拿民進黨招牌，全力消滅民進黨、消滅台灣。歷任黨主席、卸任總統副總統、創黨菁英，哪一位不是嚴批「蔡主席」，篡黨、濫權、分贓、腐敗。

蔡英文的毀台大計如下：

一、全面摧毀行政體系。凡是為選民唾棄者、對神明說謊者、行政敗壞被轟下台者，不數日即可回鍋任中央高官，毫無廉恥之心。導致今日公務員，投機者抱綠大腿為非做歹；若不幸被歸於藍營，升遷無望，遇事能拖就拖，有機會扯一下後腿，有良知者，「等因奉此」等退休，文官體系崩解，國家怎能不亡？

二、立委本應監督政府，綠委卻整日「監督在野」。對在野提案要求公開疫苗採購、檢討國產疫苗價格、公開三加十一會議紀錄、國產疫苗臨床三期再施打等八案，全數投下反對票，認為反正選民記憶有限，只要高舉反中大旗，選票就來。難怪呂前副總統說，立法院只是「行政院立法局」、蔡皇的隨扈而已。

三、綠媒網軍國庫通黨庫，各部會及公營事業編列內外宣、打擊異己及公民監督的預算，不知是一四五○的千百倍，非打到異見者及監督者體無完膚，跪地求饒不可。前有賴清德，現有侯友宜，公開懇求蔡英文「約束一下綠營，別攻擊我。」

蔡英文徹底分裂台灣社會，從國人普遍反對中共政權，甩成嫌惡「中國人」，導致兩岸華人網軍相互對罵，大陸年輕人強烈支持武統台灣。

四、防疫效法草船借箭，以時中為稻草人、箭靶。台灣的醫療科技水準世界第三、亞洲第一，健保全球數一數二。然新冠確診死亡率高達四點五％，是全球一倍以上。或因黑數太多，被蓋牌無數，成為全球連北韓都嘲笑的對象。

這是因為陳時中一意孤行，外行領導內行，對各國的經驗，如普篩、快篩、類方艙醫院等，嗤之以鼻，導致輕症在自家養病，隱形缺氧而死者就不知凡幾。編列巨額防疫經費，經一年半準備，結果卻是樣樣缺，讓醫護人員搏命救援。

購買疫苗及施打分配更是失誤連連，全民深陷恐慌痛苦。他國獎勵施打，我國處罰偷打，藍綠互批對方政治人物偷打，為了殘劑亂成一團，進一步分裂社會。各界要求撤換陳時中，呂前副總統甚至說出威權抗疫，「最好相信閻羅王會跟你算帳」的重話。

五、憲政敗壞。蔡英文除行政外，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一把抓，民眾對司法、監察、ＮＣＣ、促轉會、中選會等機關高度不信任。政府無能，且不買足夠世衛認可的疫苗，偏袒國產疫苗，郭台銘、佛光山、慈濟購買國際認可之疫苗捐贈國家，卻一再受阻，竟然需「懇求總統放行」，蔡英文根本把自己當皇帝而不是公僕。

六、蔡英文當年批萊豬、核四一定要建、藻礁永存、參加ＷＨＡ是主權淪喪，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不下二十件。然因有網軍、綠蛆委、無恥綠媒名嘴吹捧，民調居高不下，這與當年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史達林、毛澤東的萬民擁戴，有何不同？

魔鬼的對立者，不一定是天使，有時是撒旦。史達林的對頭是希特勒。習近平上台後，不斷對蔡英文送槍，讓她能打著反中大旗，分裂弱化台灣。台灣目前民不聊生，求生存是物種的本能，何況是人類，歷史上對暴政應如何，眾人何能不知！（作者為退休教授、前衛生署長）

面對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政府也迅速回防，提供紓困補助與紓困貸款等因應措施。但在稅捐政策上，目前的紓困方案多半僅侷限在稅捐程序上的緩解，例如提供所得稅的延期或分期繳納。至於與稅捐債務減免有關的實體面，卻僅寥若晨星，例如對符合特定條件的營利事業酌減擴大書審純益率，或對符合特定條件的執行業務者、私人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酌增費用率。

至於其他方案，例如允許營業收入驟減的營業人申請退還溢付營業稅額、依營業人實際情形覈實調降查定稅額、給予車輛停用期間免徵使用牌照稅、營利事業停業或營業面積縮減部分改按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及娛樂稅准予扣除未營業天數或未使用設施之查定稅額等，這些措施本屬納稅人在「量能課稅原則」下理應享有的合理對待，只是過去基於稽徵程序便利性的考量，因而在立法上給予納稅人諸多限制。目前的作法，充其量只是「還政於民」，對納稅人的實質幫助恐怕有限。

相較之下，德國與奧地利面對疫情席捲而來，立法者隨即採取迅速且廣泛的回應，除了在程序上提供延期與分期繳稅的緩解措施外，還有以下兩大特色值得注意：首先，針對受疫情波及較大的產業，立法者在一定期間內調降其營業稅負擔，例如德國在一定期間內，將營業稅的稅率，由原本的十九％調降為十六％（針對餐飲服務業，至二○二二年底為止，更調降至七％）；奧地利在一定期間內，也將飯店、餐飲業、文化業與出版業的營業稅稅率，由原本的廿％大舉調降為五％。

其次，則是允許納稅人適用「損失前抵」，亦即將損失與先前年度的收入相互扣抵。德國原本就允許納稅人適用「損失前抵」，在疫情期間，則又將與前一年收入相抵的額度，由原本的五百萬歐元調增為一千萬歐元；奧地利則允許納稅人將二○二○年發生的損失，在五百萬歐元的範圍內，與納稅人二○一八年及二○一九年的收入相互扣抵，未扣抵完的損失還可以適用「損失後抵」。

事實上，各國採取的稅捐政策不同，其中固有仁智之見（例如稅率的調降），但如果是涉及人民在政府課稅權行使上理應受到的公平對待，就應該有高度的參考價值。我國已有「損失後抵」，不妨藉此契機導入「損失前抵」。因為對於疫情前獲利卻嚴重受疫情影響的企業而言，給予其「損失前抵」的機會，確實有助於其現金流量的穩定；且允許損失與收入相互扣抵，在合憲性審查上本無疑慮。德奧兩國立法者在疫情期間積極介入，短期內大幅給予目標明確的稅捐緩解措施，讓兩國的經濟有機會迅速翻轉，值得吾人借鏡。也期盼我國立法者能責無旁貸，面對疫情，讓稅法也能微解封。

進入第三級警戒後，除了必要之場所，自幼兒園到大學均全採線上授課，而各類公共場所，包括社區公園之設施亦禁止使用。城市之運作機能平日尚有物流、行政服務、醫護、工程、警察維安人員等必須移動。但一到周末，街上、商場極盡安靜，大型公園綠地除少數單車族經過外，中小型社區公園幾乎淨空，宛若默城。

此期間百姓都宅在家嗎？以台灣都市化的人口密度而言，在鄉下尚可承載宅居禁足，但在都會區許多一家五口可能只居住在不到卅坪的公寓，如果尚有老人與寵物一起生活，且又沒有陽台、露台、庭院，其實這樣的生活久了確實會悶出病的。

一年前英國首相的佛系管理被罵翻，但後來逐漸調整步伐，政府也快速依各類場域及人力資源狀況訂了許多務實之「緊急命令與規範」。英國政府強調國民每天可以出去運動一次一小時，包括到公園散步、遛狗。但鼓勵應於就近公園綠地、水岸，不鼓勵開車遠行與過多的移動。許多公園只規範遊具設施禁用，但仍鼓勵民眾在社交安全距離內，以自律之原則利用各類開放空間與公園綠地。

此外，並非全國停課，對於關鍵必要工作者，如醫護、郵差、政府官員、行政人員、大眾運輸司機…等，其小孩仍可送托兒所或上學（學校會開設特殊課程，以因應無法照顧兒女者）。而為體恤高齡者之安全並鼓勵其出來運動散心，許多超市、藥房會開設上午七點至九點老人專區，避免排長隊，且有更安全之社交距離緩衝，爾後也陸續推出了外送餐食之公益行動。

都市中會封閉幾條街道成為外食區與休憩區，公園內、廣場中會以二點五公尺半徑為圈，只要在規定群聚人數內（四至五人）或同一家族（不超過六至八人），均可在公共開放空間活動；並提供遊民有清洗之簡易設施。這些規定看似瑣碎，但卻非常細膩精準，它兼顧了公共衛生安全以及對公民健康福祉之鼓勵與倡議。

誠然，無人能保證疫情零風險，但整個社會大機器仍需有序平穩前進。是以，無論是個人或決策者似應借鏡他國也反求諸己：是否，人人都盡到自律之責任？而政府也盡到無私保障全民健康福祉為優先之信諾！（作者為文化大學景觀系系主任）

疫情後，人類沒有再幸災樂禍的本錢，只有新生活才是防疫的資產。我們從這一次新冠肺炎的抗疫過程，應該學到教訓：

第一、中央可以做，如果不做或做不好，地方該怎麼辦？中央漫不經心，多次錯失防疫的好時機。比如：採購疫苗、普篩、ＰＣＲ新設備；尤其醫護人員防疫設施、方艙醫院等不一而足。中央掌控資源外，就是掌握公權力誓死不放，以致民間捐購疫苗不得其門而入。中央既然無能，地方真要坐以待斃？立法委員應修法，給予地方有法制沙盒可用如何？地方是自治團體，總要有自治的必要政策工具，才好自主管理。

第二、地方看到民苦，就要感同身受，務必盡到保護的責任。地方要做的事，有些可能限於財源；有些也可能是知能不夠。不過，像確診者足跡的追蹤，固然用電子設備才能在短時間找到蛛絲馬跡，但電子資訊卻不在地方操作範圍。這就說明疫後應該檢討，究竟有哪些屬於地方該有的資源和公權力，就爭取來，以利萬一碰到可以使用。

第三、中央一向政治凌駕專業，地方有可能專業凌駕政治嗎？由這次中央荒腔走板的防疫，其他紓困、振興經濟也是沒規畫好，一改再改，實在叫人受不了，那又能如何？簡單的說，就大家回到專業的作為，才是正辦。因之，地方的行政首長，不要也整天想到總統大位，應該要有人民至上的觀念。

儘管病毒可怕，但只要心存善念，將民眾的苦楚視為服務的核心，而且能多多參考國外治理經驗。甚至在計畫室、研考會聘幾位新出爐的新科博士，請他們研究研究一些治國之道，至少是治地方的方法，相信養兵千日，就是用兵一時也是值得；何況這些年輕人的培養，就是未來地方乃至國家人才的養成。

雖然地方的事地方負責，這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則，但國家的事，難道也只是國家負責嗎？其實，地方的事，固然地方要盡量負起責任，但國家絕不能就置身治外；國家應該視如己出，將地方的事也當做國家的事。

地方政府要有地方的幸福就在手裡實現，在手裡得到保障的心態。疫情希望放緩，變種病毒希望能夠控制。這些地方可能插不上手，但至少地方可以在社會服務方面做得更好。

這些建議，或許說不上建議，但至少是經過新冠肺炎入侵台灣所出現的問題和現象。希望大家想想，國家是我們的，地方治好了，國家不就也會好，甚至更好呢？

三級警戒從五月中就開始，又不知道到何時才會停止。因此我思考著，在這個非常時期，要怎麼做好防疫又兼顧身心健康呢？

首先，從飲食開始談起。剛開始我以為每天在家煮不要出門就是防疫。但是時間一拉長，不論是職業婦女或家庭主婦，都被準備一日三餐這件事，以及照顧小孩的網路課業，搞到快抓狂了！因此，我改變策略，除了一次採買較多生鮮外，也利用團購網購買熟食以減少烹飪及外出採買的次數。此外，最近確診數有下降的趨勢，我也會光顧一些餐廳外帶，希望他們生意好一點能維持夥計們的生計。

在衣的部分，不能出門逛街買衣服，對女性來說是一種痛，也減少了紓壓的管道。因此我就趁防疫期間斷捨離，也找出幾件壓箱底的美麗衣服讓它們重見天日。雖然居家上班可以穿著簡便，但也不能每天蓬頭垢面，要開會視訊的時候，我還是會穿著正式的服裝，也讓這種儀式感帶我重回辦公室的感覺。

在行的方面，要出門先想好採購物品及採買路線，務必讓停留時間越短、足跡越少越好。比較麻煩的是，我已經快三個月沒有回娘家看爸爸媽媽了！幸好現在利用視訊或電話聯絡都很方便，像我媽本來不太會用視訊，現在每天晚上七點多就會在手機前等我跟她視訊。

最後在育樂部分，台灣過去一年因為防疫做得好，雖然不能出國，國內旅遊還算興盛。但這波疫情爆發很快，剛開始大家都乖乖待在家裡，悶久了現在開始有出遊的趨勢。但疫苗還沒打好，一旦解封，在風景區群聚還是很危險，所以一定要有人流控管。我會選擇去人少的地方走走或開車出去遊車河。像我家附近有個公園，從高樓往下望，很少人的時候，我就去快走，快走讓心跳可以達到中度有氧訓練的程度，順便曬太陽增加維生素Ｄ，也是預防新冠的一個良方。

總之，安排好自己的防疫生活，維護身心健康，等到疫苗陸續施打，社區案例漸漸清零，我們就可以逐步解封，重回日常。

後來我知道不只我們這個里，市場周邊有八個里，翌日到了現場我發現來的人零零落落，沒想像踴躍。我不是來接受篩檢的，我是到現場觀察，里民為何不熱絡？個人分析：一是認為沒有症狀，沒必要篩。一是如篩出確診，輕症得住防疫旅館，但面臨急速轉重症，會不會就死在防疫旅館？何況住防疫旅館還可能面對如彰化喬友大樓大火的風險。而且一家人同時住防疫旅館數萬元費用，到底誰出？疫情中心一大堆改來改去複雜規定，人民早就厭煩，懶得注意，不想招惹。

再者，永春市場周遭出現疫情，難道去永春市場只有這個八個里居民嗎？非也！永春市場旁的虎林街是黃昏市場，主打黃昏價格，又位在捷運永春站出口，有太多婆婆媽媽打老遠坐捷運來採購，這些人都非這匡列的八個里，只做這八個里，是否會有太多漏網之魚？

這些都是問題，也非冷氣辦公室裡的公務員能考慮到的。台北市居住如此密集，一個里僅限額四百，明顯是抽樣，不是防疫應有態度，沒有全面普篩，如何能避免死灰復燃？難怪國外機場不時傳出確診的國人，不但讓國際懷疑台灣的疫檢不確實，也讓國人對防疫失去信心，這也是台灣疫情此起彼落的原因。覺得既然是應卯式篩檢，個人配不配合，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核二廠曾創造多項世界第一：圍阻體是馬克三型，核能機組是奇異公司全球第一個ＢＷＲ６機組，民國九十五年完成低壓汽機轉子更新，輸出常超過九十八點五萬瓩的額定發電量，達一百萬瓩以上！另其運轉績效在全球排名常列前茅！

核燃料貯滿後，世界各國大多將燃料採露天存放，先把在水中冷卻多年的用過核燃料，吊入不鏽鋼密封桶中，外加混凝土護箱和混凝土屏蔽，自一九八六年美國發給第一張使用執照以來，至今已逾卅年的安全貯存經驗，全球至少已超過一三○座貯存埸。

核二廠乾式貯存場水保計畫，於九十四年獲農委會核定，台電公司於同年底轉送新北市政府審查，但十二度被以「非技術因素」退回，所以至今遲遲無法動工，燃料退不出且無法實質除役，有點近似停機封存！

核二廠一號若停機不除役，保留以後缺電可再重□。國外核電廠運轉四十年後採延役的不乏先例，以美國為例，二○一三年就有半數電廠申請延役二十年，最近美國能源部更支持可延長至八十年，至少已有八機組申請自六十年許可再延長二十年。

核二廠自運轉以來，至少發生以下四件新聞：運轉初期釣客在排水渠道釣起體形彎曲的花身仔魚等，被環保人士指為輻射引起的秘雕魚，後經國科會成立專案小組調查，原因是溫排水造成的。另地震專家曾提出警告：廠址離第二類三角斷層太近恐有危險；另在二○一一年曾發現錨定螺栓裂痕，曾停機做肇因分析研究。另在一九九三年大修時，因操作人員違反作業程序，導致三名員工輻射超曝露！

民國一○七年九合一大選合併公投舉行，公投第十六案為以核養綠，投票結果為五十九．四九％多數通過，依公投內容核能機組可延役，且依公投案主文二○二五年非核家園條款，必在一○七年十二月三日直接失效，但執政黨違背民意，對公投結果不理不睬！

核二廠一號機正常運轉，每年平均提供八十億度電，每度成本約一元計，若以二○一一至二○一八年政府公布，離岸風電躉購價每度五點五至六元計算，每年購電成本達三六○至四百億元，若此機組可延役廿年，則改用風電將多花費全民七千二百至八千億元，巨額花費不只對經濟傷害很大，且風電不穩定也是項隱憂！

核二廠一號機提前除役，將對供電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應是國內檢討能源政策的時候了。

黃茂雄因娶東元的獨生女，這個半子在東元當然十分重要，職位升遷很快，閒雜人等常不去欣賞他的才華，反而說他是夫以妻為貴。這對一個有為的青年來說，當然會有些苦悶。

但認識黃茂雄的人，都認為他為人溫文爾雅，有遠見又有魄力。東元成立於一九五六年，現在電機業是台灣第一大，世界第五大。多角化經營後，年營業額超過五百億新台幣。黃茂雄的貢獻至大，功不可沒。

東元早年家族團隊，有一很大特點，皆為虔誠的基督徒。東元創辦人林和引畢業於台南神學院，曾任ＹＭＣＡ總幹事。另一創辦人是林的妻舅偕林波士。其姓前冠偕字，是為紀念加拿大在台傳教士馬偕博士，因林為馬偕在台首批受洗信徒。因此這個團隊，每天營業前皆先有感恩崇拜，這是很少有的現象。黃茂雄也是虔誠基督徒。在教會裡，男信徒，我們都彼此稱弟兄，所以在這篇建言裡，我稱他黃茂雄弟兄。我的建言有三點，也都圍繞著聖經神的話來作勉勵。

首先聖經特別講求寬恕與愛。我們寬恕別人，神才會寬恕我們。愛是一切力量的源頭，愛具有無艱不攻的力量。現在東元經營團隊的許多紛擾，大家只要多一點愛，多一些寬恕，退一步海闊天空，何至於鬧到父子對抗的窘境呢？

其次聖經告訴我們，世人都在世寄居，轉眼就要離世。我今年八十三歲，黃茂雄弟兄比我小一歲八十二歲。我們在世還能有多久呢？在世擁有的，轉眼成空。蘋果創辦人賈伯斯過世前，在病榻上說：世人羨慕的財富及好名聲，我都有，但是現在這一切對我都毫無意義了！

最後我想勉勵黃茂雄弟兄，出清手中所有東元及相關的股票，得款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慈善項目。這樣走到那裡都受人歡迎，心中永遠是快樂的。將來有一天見主面時，上帝會說：孩子，你做得很好，來享受這天堂永生之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