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廿周年前夕的拜習通話，尋求緩和雙方的緊張關係，殊難想像拜登會在掛上電話後，就向中南海丟出一顆九一一級的外交震撼彈。因此，這到底是兩面手法、試探氣球，或另有幕後的政治操作，值得關注。

但如果此事為真，若要問習近平此刻的感受，大概就是二千年「扁連會」後，連戰馬上被扁政府宣布停建核四公然打一記大耳光的那種火辣感覺吧。此後國民兩黨再無互信，為無止盡的藍綠惡鬥埋下火藥。

同樣，如果習近平應邀與拜登通話，拜登還親口保證美方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結果電話才掛，習近平就被華府公開搧了一記紅通通火辣辣的大巴掌，這要教美中關係如何柳暗花明？

台灣在美代表機構如成功改名「台灣代表處」，中共必有比對「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更強烈的反應，否則習近平的第三任可能就被拜登那一巴掌打掉了。但中共不一定能奈美國何，屆時倒楣的是台灣，台灣準備好了嗎？

菅義偉完成舉辦東京奧運的歷史使命之後，在國內疫情持續升高，以及地方選舉接連敗選下，雖有安倍及二階等自民黨派系大老的力挺，卻仍然決定不連任自民黨總裁，成為二○一二年自民黨重新執政後的首位短命日相；對民意支持度低迷的感受高於權位的戀棧，避免拖累選情的考量大於政治的算計，反映了菅義偉的自我「羞感」。

日本人的羞感，源自於「我慢」的傳統與避免「迷惑行為」的文化。「我慢」是為了達到最終目標，對於來自外界的批評與痛苦都必須忍耐；而「迷惑行為」則是自我的行為或存在，已經帶給他人極大的困擾與麻煩。在菅義偉不顧輿論反對，完成安倍交付的奧運使命後，意識到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已成為自民黨內的最大麻煩時，便以退位來自我了斷，這正是羞感使然。

當然，羞感的形成，除了自我的意識外，還要有內外環境的推波助瀾。外環境是自民黨總裁選舉與國會大選的連動。由於菅義偉的優柔寡斷，錯失多次解散國會的大好時機，結果九月廿九日自民黨總裁選舉後，緊接著就是十月的眾議院改選，導致自己的支持度與國會大選掛勾；而東奧叫好不叫座，加上第四波疫情再起，讓菅義偉的民調持續跌到廿六％的新低點，不支持度更創下六十六％的新高，已經進入下台的深水區了。自民黨內擔憂菅義偉的低支持度將會拖垮國會選情；被稱為安倍接班人的「令和大叔」，已成票房毒藥。

內環境則是自民黨內新生代議員的群起反彈。今年以來的地方補選，自民黨已連四敗；特別是八月的橫濱市長選舉，由於橫濱所在地的神奈川縣是菅義偉的大本營，橫濱市長的成敗被視為菅義偉政權的保衛戰，結果菅義偉力挺的政治老手小此木八郎，大敗給在野立憲民主黨推出的政治素人山中竹春。這讓自民黨年輕議員出現集體危機感，要求首相人選必須從過去的派閥支持者，轉為能夠勝選的黨內造王者；小泉進次郎一句「如果以現任首相身分敗選，將會顏面盡失」，讓菅義偉決定放棄連任，可見羞感心理是菅義偉不再參選的主因。

再把視角轉回國內，蘇貞昌上任後用丁怡銘成立網軍「中央廚房」，大量製作散播哏圖，一方面吹噓「有政府，會做事」、「防疫超前部署」，一方面攻擊在野黨和媒體。但「三加十一」破口後，五月疫情急遽升高；蘇揆又不顧要求普發現金的民意，執意推動民眾必須掏錢換領的五倍券，造成民怨沸騰，黨內派系串連造反，蔡英文也出手干預，迫使蘇貞昌政策轉彎，也撼動了閣揆寶座。

蘇內閣的民調持續滑落，並可能拖垮明年選情，外界也傳出內閣可能改組的聲音。但蘇貞昌積極展開閣揆保衛戰，拉攏派系與綠營地方首長，送上建設大禮；當一座嘉義科學園區，就讓英系掌門人陳明文樂得直呼「蔡蘇體制牢不可破」時，就表示蘇貞昌只要撒錢，不必自省，更無需愧疚。

從菅義偉急流勇退，對照蘇貞昌戀棧權位，可以看出，面對民意，菅義偉還有羞感，蘇貞昌完全無感。

基本工資審議會即將登場。今年的經濟狀況極為特殊-全年經濟成長率上看6%，若干內需服務業卻受疫情衝擊而顯艱困，這也使得基本工資如何調整備受關注。目前政府已宣示希望基本工資「往正向走」，工商團體則以內需產業受創反對調漲，可以預見基本工資審議會勢將有激烈的論爭。

過去幾年除了去年外，基本工資都有明顯的調幅，希望勞工也能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去年儘管全年經濟成長率仍有3.12% 的水準，但基本工資審議正逢第2季民間消費衰退5.21%、出口也衰退3.44% 的惡況，因此基本工資幾乎沒有調整，未能反映下半年經濟強勁復甦，也才有勞動部長「去年勞工已共體時艱」之說。面對今年更高的經濟成長率及去年幾乎未調的基本工資，連經濟部長都認為「不調很難」，因此應可預期基本工資會有較明顯的調幅。只是基本工資向來是折衝妥協而得，能不能回到去年之前每年3%到5%的調幅猶未可知。

訂定基本工資除了保障處於市場弱勢的勞工、維持勞工的基本生活所需等原始目的之外，更積極的用意是希望透過此一機制促使經濟成長果實能更合理地分配，改善企業盈餘與薪資所得占比差異日漸惡化的窘況。蔡總統也在今年勞動節明白宣示了「經濟成長果實應回饋辛苦勞工」，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基本工資調整必須隨著經濟成長幅度做為主要依據。

更進一步看，經濟成長率衡量的是扣除了物價上漲因素後的實質成長，如果包含物價上漲因素，則名目的經濟成長率還會更高，究此，以名目水準衡量的基本工資還應該有更大的調幅，才能反映維持基本所需和分享經濟成長果實的雙重目的。

當然，疫情下的現實是產業的K型走勢嚴重不均衡發展，明顯的基本工資調幅難免加重內需服務業的壓力，尤其許多內需服務業薪資水準偏低，實際薪資與基本工資相差無幾。但基本工資既然適用於各產業，也有基本的思維可為依據，實不宜每年遷就特定產業的狀況而有太多的妥協權宜，否則只會使多年以來一直想確定調整準則的基本工資審議治絲益棼，更陷紛亂。

根據經濟原理，解決經濟問題的最佳方式是就源解決。內需服務業現今面對的困境既來自於疫情下的消費不振，則包含振興券、融資紓困、減免稅負等措施都屬合宜可行，從業勞工的困境也可由直接紓困補助或鼓勵企業不裁員機制來處理。基本工資制度既有其設定的目的與意義，就不宜無限上綱地也納入紓困措施的一環，以避免治頭痛的藥也拿來治腸胃病。

反對基本工資調漲的最主要理由是在疫情中「協助企業存活最重要」。協助企業存活，藉以維持住就業，這兩年政府的各種紓困政策也的確以此為目標。然而，疫情也造成經濟結構的大改變，生產、消費、生活方式都產生永久性的變化，即使疫情過去，所有企業都必須隨之調整才能圖存獲利。市場經濟有誘導企業轉型發展、資源重新合理配置的功能，企業不能總是完全藉由政府力量來圖存。這兩年美國已有紓困反而保障了殭屍企業存活的疑慮，我們自也應小心避免。正如為因應氣候變遷所課徵的碳稅或為了解決汙染問題所課徵的汙染稅，合理調漲的基本工資應被視為經營企業必要的成本；能夠負擔合理成本的經濟才會是可走得長久的健康經濟。

話說回來，低薪向來是台灣經濟亟待解決的主要病徵之一，對於調高基本工資就難以存活的企業而言，應該很難期待他們為調高工資、解決低薪做出貢獻。對於短期陷入困境、長期仍有可圖的企業，政府已宣示基本工資若調漲，將兼顧受衝擊產業，這已是最好對策。既然如此，就讓基本工資依規律調整，除了追求分配公平，還可擴大內需購買力，促使經濟更健康地發展。

九月初，在東北和北方反神學士武裝勢力仍未無爭議的完全平定。八月中神學士企圖漂白九○年代暴力統治及貶抑女性形象，呼籲女性加入政府。九月四日，婦女在首都喀布爾要求女權遊行遭神學士部隊暴力驅趕。阿富汗未來似乎並不樂觀。

但是，一些被忽略因素指向阿富汗將逐漸穩定邁向經濟發展。

神學士拜失敗為師

○一年被美軍打敗後，曾統治阿富汗四年的神學士，調整做法吸引國內外支持。有些已落實，其他尚未。上下磨合需要時間。

●改善原先殘暴封閉的形象。今年七月Kandahar之役，神學士捉到三名政府軍領袖。人民如往昔等看公開槍決，卻沒發生。●由原先清一色普什圖民族組成擴大至全國各民族參與。●由原先忽略現代科技到積極應用手機、筆電、視頻、CDs等等於宣傳和作戰。於是，○七年「新神學士」一詞由倫敦政經學院教授Antonio Giustozzi創立。●由原先本土化走向國際化：參與會議、多方接觸等。

神學士仍然保留原來強項。它是阿富汗眾多勢力中最不貪錢的。它的法官公正。城市裡訴訟案件當事人都願下鄉找神學士法庭審判。它傳統上對女性雖不尊重，但不亂行，強於它對手伊斯蘭國對女性的蹂躪。

它運用從伊拉克學到的戰法：慢慢消磨占領者，不以殲滅為主。過去十年，神學士控制的鄉村和小城範圍持續增加。最後十二天，它幾乎沒動武就占領所有城市，走進首都喀布爾。它似乎學毛澤東戰法：威嚇利誘、和平談判、以錢收買、以官相許、不戰而勝。

至今多數阿富汗人民，雖非全部，支持神學士。因此反對勢力，不是它的對手。八月七日，神學士打下由前副總統也是惡名昭彰的軍閥A.R.Dostum控制的阿富汗大城Sheberghan。八月十三日，阿富汗活捉號稱Herat之獅的名將Ismail Khan並占領Herat城。伊斯蘭國由巴基斯坦的神學士支持，但後者為散軍，與有組織的阿富汗神學士無法相比。

八月廿四日，神學士宣布未來政府由十二人執政委員會組成。很聰明的，神學士人馬只占三名。其他由各方勢力代表組成，包括美軍占領後的舊政府總統卡扎伊，及前外長艾昆德和前甘尼政府的一些官員。有官做，有錢拿，造反意願打折扣了。

渴望和平的鄰居和豐富資源

有助於阿富汗重生的另一因素是渴望穩定的鄰居，包括接界的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和鄰近的俄羅斯。中國靜悄悄的協助阿富汗開採銅礦於○八年、石油一二年，都是以唯一或最大的外商投資的身分進行。一四年尾，北京已邀神學士訪問。無怪當今中國積極許諾協助神學士經濟發展建設。阿富汗多山，可耕地不及五趴。今年秋冬糧食短缺的危機應有鄰國協助可以度過。阿富汗資源極為豐富是他長期發展重要的條件。那包括金鐵鉛鉻稀土紅寶石等，總值一至三兆美元。經濟提升後，恐怖分子發展便受困。

屆時，目前已歷經四十三年戰火蹂躪的阿富汗人民終於可見國家浴火重生。（作者為前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

一、由於學生過著群體生活，也可能中午在學校用餐，加上只有ＢＮＴ疫苗可以使用於十八歲以下學生，所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決定第一批ＢＮＴ大部分都要施打十二歲到十七歲的學生。不過英國似乎不認同此做法，評估ＣＰ值不高。更重要的是，ＢＮＴ這類的ｍＲＮＡ疫苗注射後分布體內效果很好，但也會流經心臟，按照美國經驗，百萬分之十二注射後發生心肌炎的副作用，嚴重者需插管和葉克膜治療，依此比率台灣約十五位學生，家屬一定難以接受，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宜事先更慎重說明。

二、根據國外的文獻，如果這批ＢＮＴ疫苗使用於整天在外面奔波工作，貢獻台灣經濟比率最多的卅五（四十）歲以上，還沒有施打過疫苗的國民，施打第一劑預防重症，可達到最佳防疫效果，應是最合理的選項。

三、台灣六十五歲到七十四歲的長者，都在七月初施打莫德納第一劑，理論上四周後要施打第二劑，現已經超過十周，短期內台灣大概不容易取得大量的莫德納疫苗。根據加拿大的經驗，是可以第一劑莫德納之後，第二劑混打同類型的ＢＮＴ疫苗，指揮中心應該開會決定一個開始混打的最終日期，而不是無限期的延後，令長者焦慮不安。

四、為了防疫效果，以色列已經開始施打第三劑，許多國家也在研議，尤其是抵抗力不好的慢性病人、先天免疫疾病、洗腎、七十五歲以上長者。在疫苗不足的台灣，根本沒資格討論第三劑議題。萬一Delta變種病毒大規模社區傳播，許多長者塞爆醫院造成醫療崩潰，是台灣最需要預防的最壞情況。那是不是要嚴肅討論七十五歲長者第一劑已經都施打ＡＺ，在長者同意下第二劑混打ＢＮＴ，有研究如此中和抗體可以增加十倍以上濃度，對於變種病毒比較有抵抗力。混打有沒有類似施打第三劑的效果，這可能是疫苗不足的台灣，最大的冒險決定，但值得討論。

以上這四個方向，施打優先順序各有利弊，何者是最正確的，只能事後驗證。或許要擴大防疫共識會議，集思廣益，做出最佳選項。

特別怪異的是，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表示，新會期要優先處理一一○年度、一一一年度的國營事業預算。為什麼一一○年度的國營事業預算要急列優先處理案？原來預算法規定，一一○年度的國營事業預算早應於去年十一月底前由立院議決，但因民進黨主導的立院虛空化，讓比中央政府兩兆多元總預算多一倍的國營事業五兆多元預算，到一一○會計年度快要結束都還未議決，嚴重違反預算法規定。

自民進黨主導立法院後，國會已日益虛偽化！又如立法院未能依預算法所定，在去年十一月底議決一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直到加開臨時會，才在今年一月廿九日議決，足足比法定應審議通過時間，遲延近兩個月！更離譜的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會期內，只增訂、刪除、修正了一些法律條文，卻未有任何一個法律制定，充分顯示立委違法失職，正使國會權能陷入虛空、偽假的情境！

國會權能的日益虛空、偽假化，也因沒有建立藐視國會罪的課責法制，導致行政官員非法拒絕到立法院報告，而到立法院公聽會說明的行政官員、證人、鑑定人，也可以實問虛答的胡扯，都不用負刑責，導致國會失去尊嚴，經常無法獲得真實資訊，難以行使國會權能，保障人民權益！

民進黨前立委蔡同榮二○○八年曾提案在刑法第一六八條增列藐視國會應科處刑事罰。但自二○一六年民進黨主導國會以來，卻遲遲不建構「藐視國會罪」法制，造成政府官員、證人、鑑定人在立法院拒絕作答疫苗一劑多少，或虛偽陳述總統論文真假，卻不會被課刑責，也導致國會各種監督功能的行使日益虛假化！

立法院除應修正超短之會期規定，更應加速建構「藐視國會罪」法制，修正宣誓條例，改良虛而不實的預、決算及國會助理法制，將盍各言爾志的國會論壇形式，改為真刀實槍的國會政策辯論機制，才能遏止國會功能的日益虛偽化！

簡單來說，傳統（西方）財金理論認為：金融市場基礎工程必須透過官方法制監理、周邊單位輔助監理（比如會計師對財報的確實查核等），及自律（故近期有強調ＥＳＧ等企業社會責任等公司治理議題）這三大支柱並行；但是中國大陸卻是由政府（更精確的說法是「一黨」）制訂政策總方向，並主導後續的一切執行。

中國模式會成功嗎？此時就衍生兩種不同的「政治」看待態度。一是敵對思維的「破壞（既有價值）」論，比如若干財金媒體以「文革2.0」形容上述的改革；二是「（對既有價值理論不足處的）重構」說，君不見中國大陸靠著政府的高壓封城、強制採檢等，硬把新冠肺炎疫情壓下去，就結果論，西方輿論也不得不承認其有效性，而讓中國模式存在有較大思考（容忍）空間。

某些源自西方的金融操作理論，中國大陸確有其獨特的模式。比如常聽到我國央行透過重貼現等政策利率，美國聯準會透過ＦＦＲ（聯邦基本準備利率）來調節資金市場的寬鬆，但中國大陸卻有獨步全球的「差別化」的存款準備率（此為媒體標題常見的「降準」一詞）」。西方傳統金融教科書視存準率為一體適用的宏觀貨幣操作工具，但中國人民銀行卻把它當成微觀的金融監理工具。存準率雖非中國所創，但人行的執行確實是中國獨有的模式。

改革開放數十年後，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已有學者開始注意中國金融經濟模式的特色，並與世界各國廣泛設置的存款保險費率制度之作用來比較。然而，歸納這些研究結論仍多屬「中國特色道路」的論調。也就是說，中國選擇了適合自己的方式來實現（西方）普世的（市場運作）原則。簡單一句結論：（至少在金融運作）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

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美兩強最終是否會演變成「修昔底德陷阱」？從中國角度看，這套講述「如何成功」的威權模式，是如何（透過各種金融改革等）內化成一種政治成功學？而此迥異西方強調個人主義與自由市場機制運作的模式是否會在全球擴散？若是，它是破壞西方慣有價值觀的開始火苗（故應趁早撲滅），還是應試著學習承認（或容忍）獨裁制或寡頭領導的運作（有時在某些國家制度下真的）會比自主運作決定論來得更有效率，更快能解決問題？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這場改革大戲。

但在八日新北市宣布暫停開放內用，而台北市不跟進之後，筆者想到，對抗新冠肺炎的方式，究竟是要朝著與病毒共存，即當疫情在一定範圍內，篩檢圍堵住病毒使其不繼續擴散，同時正常的經濟活動、生活不受影響，又或者是要朝著清零目標努力呢？

因為即便發出百萬則簡訊，每天也都有許多民眾自主到快篩站篩檢，這波群聚除了八月廿九日來到單日本土病例十三例以外，每日確診數均未超過十例，並沒有疫情失控的現象，但社會仍有希望升級的呼聲。

在這個疫情蠢蠢欲動的時間，又看到雙北在面對疫情時的差異，讓我們好好思考在防堵疫情與經濟活動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點？

期待政府能夠真正超前部署，決定未來的防疫大方向，才能避免未來碰到新一波疫情時，縣市首長又要面臨防疫或經濟活動何者優先的困難抉擇，人民也因為各縣市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感到混亂與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