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吉仲的最後通牒，是對岸須在九月底前恢復兩岸檢疫對話；國台辦廿九日隔空藉著記者會回應，算是給了回覆。國台辦拿出數據說，釋迦和蓮霧各有十三批、六批不合格，分別有大洋臀紋粉蚧等三種蟲害。會上還公布了照片，以示罪證確鑿，沒誣賴台灣。

國台辦並稱，這些問題台方都「未做任何反饋」。意思是，我方對此置之不理，他們只好直接下令禁止。接著，還訓了我方一頓，說不要再搞政治操弄。

若說老共純粹是照章辦事，沒耍政治陰謀，三歲小孩都不信；但人家拿出證據攤在眼前，陳吉仲也只能啞口無言。一根小辮子被人揪個正著，要怪別人，還是怪辮子？既然有圖有憑據，陳吉仲告到ＷＴＯ，能翻案嗎？

台灣一年從大陸賺取千億美元順差，如今想加入ＣＰＴＰＰ，恐還得看它臉色；為了幾十億元的水果去告狀，怎麼看都不划算。對岸禁令無非就是警告台灣：反中別太過火了。咱們告ＷＴＯ，則是為了卸責，兼收反中效應。但機關算盡太聰明，若惹來更激烈的報復，這個小算盤不知會誤誰性命！

拜登上任後，白宮已三度召開全球半導體峰會研商，但始終未能解決汽車及一般消費電子晶片缺貨的問題。上月廿三日雷蒙多在半導體峰會上大發雷霆，批評半導體市場的「透明度太低」，隨即要求與會業者在四十五天內提交庫存、訂單、客戶等供應鏈數據，以便釐清市場瓶頸所在。雷蒙多並稱，美國剛通過《晶片法案》，預計五年內投入二五○億美元發展半導體產業，此際她需要更多資訊來釐清投資方向。

簡言之，美國要求各國半導體業者提交營業數據，一則是想查出市場上是誰在囤貨，以解決供應斷鏈問題，二則要供作美國未來半導體投資指引。然而，商務部長採取這種威迫的手段對付外國民間企業，顯然與目的不成比例；畢竟，這些企業因產業運作部署而搶得先機，並未違法。何況，美國自己的半導體業技不如人，卻要強迫他人吐出營業機密，未免勝之不武，有損大國形象。

美國企圖引用冷戰時期的《國防生產法》來逼迫台積電等業者就範，正當性也頗有爭議。這部法令訂於一九五○年，主要是因應冷戰期間民間防衛和戰爭動員之用；七十年後看來，時空環境均已不符其初衷。但去年三月新冠疫情嚴峻時，川普政府曾引用這部法律，要求通用汽車協助政府製造醫療用呼吸器。拜登政府此刻「川規拜隨」，似乎很順手；但也有官員認為可行性不高，因為政府畢竟難以介入晶片的最終分配。

無論如何，美國政府此舉已對半導體業者構成威脅與干擾。對此，台積電還保持低調以對，倒是韓國的三星率先將問題曝光，認為美國的作法已過度干預市場。業者最擔心的是，一旦將庫存及供應鏈資料交出去，晶圓代工廠內的許多機密都會被看得一清二楚，不僅對方可以用來殺價、搶客戶，包括技術機密及產業布局都會落入他人手裡，那才是最大夢魘。

經濟部長王美花日昨在立法院被問到這個問題時答道，對於企業的營業秘密，國內和國際都設有「保護機制」，企業自己會考量什麼可以公開、什麼不能公開。言下之意，根據保護機制，台積電沒有必要交出自己的營業機密；至於台積電要交出什麼，由它自己決定。這樣的回應，顯得消極，與農委會因應對岸水果禁令立刻揚言要「告到ＷＴＯ」的強烈作法，有如天壤之別。

事實上，為了協助美國解決晶片缺貨問題，台積電已同意投資一百二十億美元在美設立晶圓廠，並盡可能增產以供應美國所需之車用晶片。美國國內一些產業所需的晶片不足，與其產業部署不足有關，如何可能用壓榨他國企業的方式來取得？何況，台積電、三星與美國的英特爾具有競爭關係，一旦送上自己的供應鏈機密，豈非形同向對手繳械？

光說台灣有《營業秘密法》是不夠的，要保衛「護國神山」不受侵犯，王美花必須拿出更積極的態度。尤其，在當前美台關係過度政治化的時刻，更不容政府高層拿台積電的自主權益去和美國作任何交換；不論是交換疫苗，或交換駐美代表處更名，都是短視的作法。

這項方案的三大策略包括：一、開放高資產（1億元）客戶的財富管理業務；二、開放多元化金融商品及投資管道，並培植財富管理人才；三、強化金融機構研發商品能力，提升我國金融機構國際競爭力，共有19項開放措施。這項政策的實施是希望台灣人的錢交由台灣人管理，同時吸引大中華區的有錢人、乃至於境外富人來台灣理財。

之後，為了吸引台商資金回流，金管會再於去年8月提出「財富管理新方案」2.0版，開放給具備「財務、業務建全性」和「一定規模財管業務基礎」的銀行申請，獲准銀行可以辦理外幣金融債得連結衍生性金融商品或為結構型債券、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得對高資產客戶逕行提供總行經核定的台股衍生性金融商品等八項業務。

目前除了去年第一階段核准的中信銀、兆豐銀及上海商銀三家銀行，今年5月再核發給國泰世華、一銀、合庫及瑞銀等四家銀行，已獲核准的銀行無不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擴展財富管理業務。但認真盤點金管會推出「財富管理新方案」至今，分別就產品多元、人才培育及攬才，以及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等三個構面來看，要建構與星港並駕齊驅的國際理財平台，似乎仍停留在整備階段，實績有限。

首先，就產品多元化而言，政府就應該更積極開放我國金融機構擅長並具比較優勢的商品，例如和台股及新台幣兌美元等匯率連結的相關商品，這一部分正面的進展是前述七家獲准銀行的OBU，得對高資產客戶逕行提供總行經核定的台股衍生性金融商品，但是目前還未開放槓桿交易商得提供涉及新台幣的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交易服務。

短期之間，金管會應說服央行開放和新台幣相關的匯率衍生性金融商品，中長期則應研議開放期交所推出新台幣兌美元等外匯期貨及選擇權。如此不但可以落實開放多元化金融商品及投資管道的政策，也讓亟需規避匯率風險的企業有更多元的避險工具可供選擇。

再就金融人才延攬來說，金管會非常積極地推動金融引才，國發會也大力推動就業金卡，延攬國際各種專業人才來台工作，原先高度期待在近兩、三年香港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國發會就業金卡政策有望吸引在港工作的眾多傑出國際金融人才。然而，近兩年半來就業金卡在金融業的累積件數只有244件，遠遠不如預期，政府相關單位實應儘速提出更積極的延攬國際人才措施。

再者，就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而言，金管會和央行在法規鬆綁上的確已有些進展，但香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主因，除了產品多元、國際金融人才濟濟及金融法規友善外，擁有較低稅負及高度國際化也是重要原因，因而政府相關單位應整體評估如何優化稅制，並配合政府2030雙語國家政策，引導金融業營造友善的雙語金融環境，以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

總之，金管會推出的「財富管理新方案」1.0及2.0版，方向大致正確，但要建構媲美星、港的國際理財平台，需要更積極開放我國金融機構擅長且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並提供多元的新台幣兌主要通貨的外匯避險工具。同時，要更積極鬆綁法規、優化稅制、營造友善的雙語金融環境，再輔以更積極的延攬國際人才措施，才可能加速建構出與星港並駕齊驅的國際理財平台，使此一政策不致淪為口號。

美國拜登總統就任的前半年，並未如外界預測而修正川普政府對中的強硬政策。雖然國安團隊口徑一致地將「合作、競爭、敵對」，列為三合一對中政策原則，但是在阿拉斯加以及天津兩度與中共高層交鋒之後，顯然已經認知北京文風不動，雙邊關係「重開機」的密碼，始終定錨在美國必須針對所謂的「糾錯清單」予以改正回應，再談其他。

美中兩強交手的第一回合，並未緩解雙方的競爭敵對狀態，而各自內部也都有大事要辦。拜登的國內戰場充滿挑戰：民主黨在國會的些微領先，時刻面臨共和黨的攻略掣肘；經濟與財政的困境，使得政策工具難有施展的餘裕；國會山莊遭民眾襲擊以及阿富汗撤軍的荒腔走板，使得軍文關係不佳浮上公眾版面。

黨管一切下的中國大陸，相對容易做到令行禁止，然而明年中共「廿大」人事安排的前置部署，電商及社群媒體平台、補教產業、演藝圈，以及電玩遊戲的「治理整頓」，高耗能地區及產業的「拉閘限電」，年輕世代普遍心累的「內捲躺平」，也足以讓「十個指頭彈鋼琴」。

綜合中美內外情勢，兩強戰略競爭的圖像，截至目前尚未完全顯影，但已可以看出大致輪廓：一、美國改善雙邊僵局之期盼，較中共急切也相對主動，二、美中在地緣戰略與尖端科技上不會輕言退讓，三、雙方在氣候減排、貿易關稅等方面，可能會有進展，四、美國「拉夥」軸線偏重軍事與安全，而中共「加群」標的偏向經濟與貿易。

美國八月底完成自阿富汗撤軍，拜登於九月九日主動致電習近平，交談九十分鐘。雙方事後的各別新聞發布，並無法窺探談話的全貌，但看之後：美英澳結成軍事安全夥伴，中共遞件申請加入ＣＰＴＰＰ，以及孟晚舟與兩名加拿大人同步獲釋的「三個突然」，印證了上述戰略圖像。

投射到台灣海峽，我們看到的是：一、美國不會改變在台海的戰略模糊，二、美國謹守「柯林頓三不」與對台非官方關係，三、美國挺台但不會降低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條件，四、美國強力要求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五、美國維持對台承諾，但鼓勵兩岸對話。

拜登政府持續美中對抗，係出於強權爭霸之結構，但以「安內」為施政重心，以「多邊」為外交原則的拜登總統，不會三不五時的打「台灣牌」刺激中共，也不會希望兩岸敵意成為美國的負擔。此外，美國對於盟邦，尤其印太地區國家承擔更大自我防衛以及區域和平責任的總要求，也不會忘記將台灣算上一份。

台海軍事威脅不斷增加，兩岸僵局一籌莫展，在強大低氣壓的籠罩下，因為一場在野黨的主席選舉，而有大陸領導人捎來賀函，也算是為兩岸敵意螺旋產生了暫時減速的效果。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美國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伍德華與柯斯塔所著新書「危急關頭」中，前言就引述密利說法，他所以要打這個電話，主要是因為「我們不了解中國」，「而且中方也不了解我們」，而這結果，可能就引發戰爭。密利的陳述其實是個悲慘事實；而這情況始自歐巴馬總統任內。

美國從歐巴馬時代希拉蕊柯林頓任國務卿後，國務院內資深或更高階官員中，就沒有傳統所謂的「中國通」，沒有能直接向高層進言的中國問題專家。這打破美國自尼克森時代起，迄布希為止七任總統的傳統。

從尼克森出任總統開始，國務院內，甚至是更高階官員中，必定有通曉中國問題的專家，或是更早期學者如施樂伯與費正清等；這些通曉中國事務／中國因素專家，的確對歷任政府提供重要意見。這些意見影響美國政府處理與中共相關問題時，有清晰認知，不致誤判；這大致也是美國七○年代與中共開始接觸，乃至最終建交的助力。同時在其後廿餘年間，在這些專家協助下，最終互解蘇聯贏得了冷戰因素之一。

冷戰結束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原在中國問題上不以為意，及至引發台海危機後，才了解中國問題的嚴重性，遂重新把何漢理等中國問題專家納入。

其後布希上台，新保守主義等戰略派人士出線，加上發生南海ＥＰ３撞機事件，中國政策擬改弦更張；唯稍晚發生的九一一事件；美方認定恐怖分子均在中國大陸邊界周遭，中共影響力自然凸顯，於是中國相關議題再成顯學。

歐巴馬上台後，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延聘坎伯出任亞太助卿。自此開始，國務院內及其上不再有中國問題專家。坎伯本人雖然號稱亞洲／日本問題專家，但是他原先研究的是亞美尼亞，與中國問題還是有點距離。無論如何，至此戰略派壓倒中國問題專家；甚至因中國的快速崛起，中國問題已是潛在威脅；對抗的需求大於了解。「亞太再平衡」就是這樣情境下的產物。

等到川普上台，中國政策完全缺乏專業；除了華府當時整體反中情結外，更因川普政府人事更迭。連美方人士都認為，馬英九執政的年代台海太穩定，「以致於華府沒有人覺得台海會是嚴重議題；而且會嚴重到讓雙方兵戎相見」。

同時，川普政府當時決策者沒有一個「經歷過九五到九六年三月台海危機」。他們有個戲謔的說法是，台海一旦出事，「這些人（川普政府）只能跑到牆角落堆滿灰塵的檔案中，找尋相關老檔案來看當年情景與處理過程」。

在這樣的情況下，密利能不打這個電話？蔡政府也該想想吧！

宏都拉斯已連續六年未為我執言，而是以致函聯合國祕書長方式支持，此現象值得推敲。

宏國與我有外交關係，也接受我政府援助，理當採取具體行動正面回應。然而宏國選擇以致函方式，必然是另有考量。因為致函聯合國祕書長不是在大庭廣眾下為之，與總辯論發言截然不同。此舉用意顯然是希望不落痕跡，也等於是向中共表達善意，預留伏筆。

宏國十一月將舉行總統選舉。在野左翼「自由重建黨」參選人前總統夫人卡斯楚曾表示，若勝選，會與中共建立外交及商貿關係。由此看，不論是現任政府或是在野黨，都有向中共靠攏意向。差別只是前者隱晦，後者明示。

為鞏固邦交，外交部次長俞大□九月十六至十八日訪問宏國，出席我國援助宏國風災重建計畫捐助儀式。唯此項風災援助計畫，是將既有雙邊合作架構部分資源，調整為優先投入宏國水資源等重建工作。這是典型的「拆東牆、補西牆」權宜作法。日後又要如何履行原先的承諾呢？

另一方面，此項援助計畫是協助宏國現任政府施政作為，我國協助現任政府，形同打擊在野黨。在宏國即將舉行大選之際，外交部向現任政府伸援手，等於無形中捲入政黨之爭。根據外媒報導，目前尚未有可信民調能夠指出，誰勝算較高。萬一在野黨獲勝，我與宏國邦交恐將回天乏術。

與中共建交顯然是在野黨競選重要政見之一。既然在野黨以此為政見，顯示確實有一股民意支持。如果此民意持續增長，即使在野黨未能在大選獲勝，恐怕也將成為我與宏國邦交的未爆彈。

此外，眼前還有一項風險，就是萬一在野黨選情不斷看漲，現任政府會不會搶先一步與中共建交，以搶占在野黨鋒頭，爭取勝選呢？

外交部除了要有鞏固邦交的長久之計，也須與宏國在野黨溝通，化解與中共建交的民意。此外，恐怕也要密切關注現任政府動向，提高警覺，預作防範。

反觀民進黨的優點，就在於關門互鬥求勝出，開門互助求勝選，國民黨已做到關門階段，現在端看開門後的表現。

選後，朱立倫立即拜訪其他競選者爭取支持，並提前接任黨主席，是另一個對的決定。因為「刪Ｑ」的罷免是上任後的第一場選戰，沒有多餘時間等待重整隊伍；如果刪Ｑ不成，是朱立倫的挫敗，更是國民黨的再衰。

到了年底的反萊豬公投，又不理想，國民黨就三而竭。明年縣市長及議員選舉，國民黨又交不出像樣成績，就算朱立倫不用下台負責，也已重挫其聲望，更遑論角逐下屆總統。

朱立倫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熱，此時接任黨主席會是國民黨遷台後的最大挑戰。因為民進黨全面執政，握有所有的國家資源，從上次縣市長選舉一敗塗地，孰料立即翻身繼續能在中央及國會大勝，即可看出民進黨厲害之處。朱立倫在接下來的每一場戰鬥中，必須步步為營，先安內才能全力攘外，這考驗著他整合內部的能力，和決戰千里的智慧，否則如何證明他有治國的能力？

一如立法院長游錫□所說，民進黨不可能永遠執政，而且政黨輪替是民主政治的常態，公平、公開、公正的政黨競爭，才能使國家更進步。執政是政黨的首要目的，而選舉就是一場無砲聲的戰爭，勝選是最大的考量，朱立倫這次的回鍋將決定他政治生命的未來，也關乎我國政黨政治的發展。

陳信宏／自由業（屏縣里港）

國民黨主席當選人朱立倫，選後拜會其他參選者，朱拜會張亞中後強調，此行目的在釋出善意爭取支持；朱表示兩人或許想法不同，但都是愛台灣、愛國民黨，會後張亞中相贈「依法不依人 依智不依識」，強調這是團結的基礎。

張會後贈與朱立倫的這十字，出於大乘佛教經論中「四依四不依」，其中的涵義在於提醒朱立倫，遵循法制莫陷於人云，而無所適從；再者以真正智慧行事，而不以自己心中喜惡和成見論斷，對當前國民黨在諸多政治領域缺乏論述及意見分歧，可謂一語中的。

國民黨勢不如前，不少表現亦讓黨員及支持者失望，然國家目前仍需要一個有力的在野黨制衡，是以該黨上下應求同存異，建立堅定的思想及因應當前環境的政策，事越辯越明，如此「對內要能同心，對外才能團結」。

甫上任的游院長即將有一次中南美國家正式訪問，這是游院長第一次出訪，因此極其重視更關切各方細節，行前曾召開過數次籌備會討論行程。政府首長出訪，除政策面外禮賓程序亦極為重要，因此外交部由藍智明次長率同拉丁美洲司司長及禮賓司長赴會。

第一次會議開始不久，游院長很自然地從國語切換成台語，而我因為父親是駐外外交人員，從小就跟著父親奔波列國，連國語都學得很吃力，更欠缺學習台語的機會與環境，所以游院長以台語發言時，我只好緊挨著藍次長請他幫忙提示。

隔不久，游院長突然回頭找秘書人員輕聲講了幾句話，然後這位秘書繞過會議桌走到我後方咬我耳朵，「是不是聽不懂台語？」然後再走回去向院長低聲回報。接著游院長對著我笑著點了一下頭，然後就開始使用他那不甚輪轉的國語繼續主持會議。

游院長這個私下的小動作，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位領導者的高度、風範及他的親和力。

民主政治的核心精神就是對「權力」不信任，因為「權力使人腐化」，所以「民主」的制度設計，就是為了「監督制衡」。在野黨的「監督」，使得執政黨不敢濫權；在制度上「權力分立」的設計，使得獨立的權力之間彼此制衡，不可能有人大權獨攬。

美國人民可以對政治冷漠，因為兩黨勢均力敵，在野黨有足夠力量監督執政黨；他們的權力不只「分」，也真正做到「立」，美國司法基本上相當獨立，可以和行政、立法彼此制衡。相對的，台灣的政治現狀是「一黨獨大」，在野黨的監督力量薄弱，執政黨幾乎可為所欲為。

至於制衡，我們的五權分立常被詬病，但問題不在五權，而是「分」而不「立」。大概很少人民相信，我們的司法是真正「獨立」的；至於用來監督公職人員的監察院，院長本人政黨派系利益涉入甚深，如何扮演「制衡」的角色？前陣子，陳菊院長的監察院宣布高雄氣爆案的陳菊市長沒事，這不但對民主政治本身是一大諷刺，也羞辱了以「民主進步」為名的政黨。

陳時中可以說：「全世界又不是只有美國」如此傲慢的話，就是因為民進黨已經大到有「獨裁」本錢，人民莫可奈何，這難道不是民主政治的隱憂？

「民主」沒有別的邏輯，就是要讓權力的擁有者，受到一定程度節制，否則濫權、腐化是人性之必然。因此「民主」意識強烈的人，應該關心在野黨是否足夠強大；社會多數人對國民黨主席選舉冷漠，只證明我們缺乏「民主」的自覺，我們的民主需要加油！

幾個月內，我見證一個年輕街友的誕生。當然，不是每個街友皆如此，曾在台北車站遇見一位在垃圾桶找食物和寶特瓶的大哥。我拍他肩膀說：「買個台鐵便當給你吃好嗎？」大哥婉謝，問我可不可以直接折現給他？他要繳健保費。

疫情肆虐，很多人失業了！連最基本的勞健保都繳不起，何況其他費用…。世界被設計成一個什麼都要錢的百貨商店，失業就等於失去登入社會這班列車的門票，只能眼巴巴看別人繼續前進，而你只能在沙漠自求多福。

以前社會工作種類多、階層也多，可以容納各色人等，駑鈍的、老實的都能找到位置；現在社會只要反應靈敏的菁英，企業不斷併購，單位太小、講人情味的公司最後幾乎難逃一劫。許多人都活在邊緣、許多人的情緒達臨界…有責任的，活得很辛苦！沒責任感的，不是讓身邊的人痛苦，就是自我沉淪。

那些不夠優秀的人，其實比任何族群更弱勢，沒有人會給他們同情與憐憫，只會怪他們不夠努力。

小燈泡、火車上被刺死的鐵警、那位不幸失去生命的牙醫…好多人用生命告訴大家，社會生病了，破了好多大洞！但政府可知，現在越進步，意味著淘汰更多人，有人成了暴發戶，同時很多人變得更窮困。

現在最關心市井小民的，大概只有詐騙集團，常接到各式各樣的虛擬「關心」。

五倍券可以繳勞健保嗎？可以繳房租嗎？如果可以，一定有很多人拿去繳，政客與百姓間的牆，實在太高了。台灣能說自己是個尊重人權的進步國家嗎？兒時，去某人家作客，晚宴正要開動時，忽然來了位陌生人，手裡拿著好大碗公。主人熱情招待，陌生人離開後，我問父親那是誰？父親說那是位乞丐。

當時的我，被主人慈悲和尊重弱勢的態度震驚許久！為何才過了四十年，同一個地方，卻讓很多人找不到立足之地？

從暴增的家暴和詐騙事件，和那些隨機殺人事件，便可知道很多無辜者，成為社會破洞的替死鬼。瘟疫讓西方世界反思，回到往昔互助；台灣口口聲聲說可以幫助他國，可曾想過，自己的百姓「苦不堪言」！

或許，台灣現在最缺的，應該是一種叫做「希望」的疫苗。

淺見認為，用台語質詢，是陳立委的抉擇；讓次長擔任翻譯，並把答詢翻成台語，是邱部長的抉擇。各有堅持，若彼此尊重，可相安無事。誰比較「鴨霸」？社會自有公論。

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在臉書發文說，部長在冷靜之後…或許會變得柔軟一點。「三Q哥」痛批邱部長霸道，管立委要邱部長柔軟一點，都在怪他人。「動了氣，誤會了…誤以為…或許誤以為…」都是他人不對。想問：若「三Q哥」都沒錯，為何事後要發文道歉？

故事引人入勝，卻也呼應全球都面對的問題。新冠肺炎已是「新常態」，跨國競爭、少子化，讓各國大學背負挑戰和危機相去不遠。如何透過全面性高教政策改革，是當務之急。

以美國為例，美國只有三分之一人有大學學歷，學費又高，拜登政府一上任就以減免特定學生族群學費學貸、發展社區與部落大學，搭配放寬綠卡申請吸引外籍生，及規範營利型大學等政策因應。

日本少子化狀況也與台灣類似，二○○七年起大學入學數和招生數接近，到一九年度有卅六．六％私大招生不足。對此，主要對策是國立大學法人化、高教無償化，並建立退場機制；同時也連結國家社會發展方向。在《二○四○年日本高等教育藍圖》中，提出配合全球永續發展目標，倡議高教應以「學習者」為本，去中心化（不再以老師教學和研究為核心），多元培育學生掌握知識、主動學習能力，好因應環境的快速變化。

在台灣，根據教育部預測，一一一學年起，大學一年級學生數將超越高中生生源，未來十六學年，大一生平均年減二千八百人或一．五％；二○二八年（一一七學年）預估剩十五萬人，部分私大勢必退場。

立法院正在審議私校退場轉型條例，私大如何退場轉型，同步保障教職員與學生權益，是高教工作者、家長學生和教育團體集體關注的重點政策。新生銳減已無法回頭，除退場外，政府對高等教育政策更要全面檢視，應與不同利益關係人對話，深度對焦高教功能與定位，配合國家發展與人才培育，提出願景藍圖。

台灣高教普及率高，大學功能可再延伸，扮演銜接求學到就業最後一哩路，減少學用落差。同時放寬優秀外國學生畢業後居留和工作限制，以利廣納國際人才，也有助大學國際招生。在追求包容性經濟新時代，大學也應善盡社會責任，啟發學生對社會永續的前瞻視野，成為改善貧富對立與環境惡化的新力量。

高教界擔心「一一七大限」轉眼到，政府必須掌握時間，透過政策引導，協助高教轉型；以法規適度鬆綁，在大學自治原則下良性競爭。「大限」才不致造成沉沒，而是無限提升開始。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