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系和正國會聯手剿蘇，戰場遍地開花。黨鞭柯建銘力推政院修法讓新竹縣市合併，陳明文等人反對量身訂作；豈料新系黨秘書長林錫耀率員挺蘇，升高對立。林錫耀曾是蘇的班底，「新蘇聯軍」對抗「英正同盟」，讓後蔡時期派系對抗宛如軍閥割據，搶的是寸土寸金的地盤。

蔡蘇補貼台商資金回流，炒熱工業區土地，各地派系爭設科學園區，炒地歪風毫不受疫情影響。在科學園區發源地的新竹，政客乾脆圈地炒作升格，以便延續竹北重劃區光速飆漲的榮耀。宜蘭雖標榜無煙囪，也學西部利用高鐵設站炒地，希望將人口外流鄉鎮鍍金。

蔡總統談社會住宅，稱土地財源俱缺，致居住正義難伸張；她的同志卻利用政策大肆炒地。央行總裁楊金龍嘆說，房價要回到一般人買得起「太難」；國家隊則從高端疫苗炒到土地，攻無不克，央行如何擋得住黨國機器？

民進黨在野稱土地是「母親」，執政便把土地當「黃金」。大疫來時炒疫苗，景氣回溫炒土地，難怪蔡主席說，民進黨這塊招牌是有重量的。

這已非外交部首次在宣傳上出包。二○一六年的國慶酒會看板，要炫耀台灣夜市卻用了香港街景圖片，外交部也把責任推給包商。二○一七年新版晶片護照發行，則將桃園機場航廈誤植為美國華府杜勒斯機場圖像，被民眾發現，成為笑談。這些錯誤，一則反映了包商的草率與投機，二則反映了外交部官員不學無術及驗收粗疏。拿著別人的風景資產冒充成自己的招牌，這種低劣而不誠實的宣傳心態，「台灣有你」又如何？

這家誤植玉山的包商「阿賴耶電影公司」，是二○一八年十月成立，資本額僅一百萬元。該公司取得的第一個標案，是外交部招標的一個攝製虛擬實境案；耐人尋味的是，該公司是在招標截止前五天才正式設立。其後三年，阿賴耶電影公司更連續透過「限制性招標」，取得外交部四個標案。亦即，這些標案似乎是專為該公司量身打造。無論如何，阿賴耶公司任意剪輯阿彭策爾山的空拍影像，不僅顯示它缺乏敬業精神，更暴露它以侵犯他人著作權為家常。而外交部所貪圖的，究竟是該公司的虛擬影像處理能力，還是它侵權盜用影片之廉價？

從農委會的「一四五○」事件開始，到「春露」幫台鐵打造新形象，到「幫推」、「投石」兩公司透過文化總會四年拿下政府八千多萬元標案，再到「科學人」的萊豬廣告爭議，以迄阿賴耶的盜接影片，人們不斷看到新興行銷公司寄生在政府周邊吃香喝辣，以「宣傳」為名，不擇手段地混淆視聽，不惜造假。這個政府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不斷地花人民的錢、洗他們的腦，讓百姓相信政府很會做事，並藉此養肥綠營的網軍。

玉山被誤植為阿彭策爾山，影片仍被外交部堂堂推出在國際放送，可見所謂的「本土」或「愛台灣」，在蔡政府官員或那些賴此維生的承包商眼中都不是什麼珍貴不可或移的信念，只要影像足夠華麗炫目即可。深一層看，撇開大內宣行銷不談，這些年政府「無所不外包」的各種標案，還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專供政府官員卸責之用。只要是標案出了問題，一律推給包商，政府就兩手乾乾淨淨，一點責任都不必沾染。例如，四年前的八一五大停電，是中油外包商巨路公司因更換卡片不當，造成大潭電廠停止運轉；太魯閣號事故，是包商違規施工使卡車滑落軌道，造成四十九死；核二廠二號機則是清潔人員移動椅子，因誤觸開關而造成停機，都無從究責。

試想，當一個政府的「低級錯誤」頻率高到這種地步，人們會覺得這部國家機器能正常運作嗎？當政府上上下下都在外包業務，任何錯誤都能順手推給包商，民眾能期待官員負起責任嗎？

諷刺的是，太魯閣號肇事包商李義祥，被發現使用「小畫家」軟體剪貼兩張假的圍堰圖片當成工程紀錄照片，遭判刑六個月。然而，這是在出軌事故後的抓鬼補救，已無濟於事。那麼，盜用阿彭策爾山影片的阿賴耶公司，事發後只發表一紙聲明道歉了事；如此，外交部的失職責任就算結清了嗎？

至於台灣很早即表明加入CPTPP的高度意向，不過以往台灣主要是由內部建構符合CPTPP環境下，遊說各國支持，營造台灣加入CPTPP的良好氣氛。而此次由政府宣布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身分申請加入CPTPP，再加上兩岸申請入會時機相隔很近，自然格外受到關注。

未來台灣申請過程，除了必須做好市場開放準備外，還必須因應大陸阻撓。在過去兩岸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雖然當時WTO一再強調是兩個獨立個案，但最終也必須屈就於政治現實，達成台灣不能早於大陸入會的共識。

由於大陸不少經貿措施與CPTPP相抵觸，反觀台灣很早就在準備加入 ，經貿規範與CPTPP相容性較高。未來對台灣最理想狀況是台灣可以順利加入 ，而大陸則不得其門而入，由目前兩岸經貿體制之差異，確實是有其可能性。大陸在台灣提出申請後表示台灣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並強調台灣過去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身分加入WTO，並不構成先例。顯見在兩岸關係惡化下，大陸對於台灣國際參與空間更加打壓。所以未來大陸即使無法進入CPTPP，也會阻止台灣入會；更不太可能坐視台灣捷足先登，台灣早於大陸加入CPTPP的可能性大減。

回顧兩岸雙邊經貿開放，基本上大陸對台灣開放較多，而台灣對大陸限制較嚴。即使在兩岸加入WTO，大陸給予台灣最惠國待遇，台灣仍然維持對大陸的經貿限制。而後在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也是大陸台灣開放幅度較高的不對稱模式，例如大陸對台灣539項產品包括18項農產品免除關稅，但台灣只將大陸267項工業產品納入免稅範圍。

除了ECFA雙邊機制外，早期大陸也單方向將包括鳳梨、蓮霧及釋迦等15項農產品免關稅，利用契作採購台灣農產品，另外針對在大陸投資及創業的台灣人民也有一系列優惠政策。大陸的讓利政策，各方解讀不一，但動機當然不單純，主要是以經濟來籠絡台灣，並增加台灣對大陸的經貿依存度。當兩岸關係不佳時，大陸開始全面檢討讓利措施，也開始縮減規模，例如取消農產品契作，以及最近對蓮霧及釋迦的進口限制，均成為引發兩岸交鋒的焦點。

在兩岸都加入CPTPP，雙方必須一體適用CPTPP的優惠待遇。屆時台灣對大陸不開放，但對其他CPTPP成員開放，類似WTO雙軌模式將會行不通。台灣必須將現行對大陸的經貿措施，由低於WTO標準，大幅提升到超越WTO的CPTPP門檻。事實上ECFA開放範圍只侷限在項目不多的早期收穫清單，之後的服務貿易及貨品貿易協議因為台灣社會高度疑慮，以及反中情結下而觸礁。但是台灣未來在CPTPP下對大陸的開放，將遠高於服貿及貨貿的標準，例如台灣除了需全面或大幅解除目前對2,445項大陸貨品進口禁令，還要搭配CPTPP快速降稅時程；對於外資及陸資開放範圍以及審查機制必須一體適用。在其他領域例如金融及專業人士對大陸特有的限制，也需通盤檢討。

如此一來，加入CPTPP對台灣的衝擊，遠高於台灣對其他成員開放的影響。台灣在進行加入CPTPP影響評估時，如何面對在CPTPP架構下的兩岸經貿關係，也須未雨綢繆做好準備。

躺平族是指年輕人面對未來難以翻轉的人生，認命躺平了，不買房、不買車，也不願結婚生子。新冠疫情去年剛開始時，全台房價普遍下跌，他們對於買房燃起一絲希望；如今，六都房價不跌反漲，大部分人死心了，也躺平了。

「樓愈蓋愈高，我們卻離天堂愈來愈遠。」這是當下年輕人深沉的感嘆。全台平均房價已經是年家庭所得的九點零七倍，這是內政部用成屋交易算的，如果將預售屋納入，倍數將輕易超過十二倍，而台北的倍數將高達近廿倍。人的一生有幾個廿年可以去背那沉重的屋殼？何況那正值青壯的歲月。

每次選舉上自總統、行政院長，下至六都市長，都一定把所謂的居住正義掛在嘴上，也都許年輕人一個有屋可住的美夢。一屆四年，二任八年，蔡總統說的廿萬戶、柯市長說的五萬戶、侯市長說的四萬戶，這些政治明星開的支票全沒兌現。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他們都沒有做到？

房價飆漲的原因複雜，有市場、土地、稅制、貨幣、利息等等，而針對炒房，最為關鍵的是交易資訊的透明和價格的真假。這一現象長期存在，卻一直被忽視。

推助房價哄抬的主要元凶之一其實是預售代銷和房屋仲介。他們為了促進銷售，不論影音、文字和口頭都在銷售率和交易價格兩個關鍵數字上給了許多虛假、誇大不實的資訊，誤導消費大眾。而當房價看漲時，有些代銷和仲介業者還昧著職業倫理的道德良心，大賺不該賺的差價。內政部和公平會已經注意到上述的不法失德行徑，不少立法委員也重視到此一法律缺口，期待政府官員和立法委員們加油，趕緊拿出有效的制止良方。

我們這些在社會工作了約五年的碩博士生，年紀普遍在卅到卅五歲之間，表現都很傑出，大部分都已做到科長位階，年收入也約近新台幣百萬元，但居然一半未婚。問原因，他們都自嘲是負責任的男人，面對都會地區的高房價、育嬰費，實在不敢婚也不敢生。聽了，全班沉默了起來，做老師的我們則不禁心痛。

少子化已是國安的問題了，明年又要縣市長選舉了，中央政府和地方諸侯們，可以給他們一點結婚生小孩的勇氣嗎？

曾幾何時治國竟然要靠網紅！蔡總統先前不僅找館長、奧運國手、藝人等網紅蹭熱度，眼下竟乾脆自己扮起了網紅。

太魯閣號事故發生時，蔡總統關注的是臉書觸及率下降；在國政議題層出不窮，國事如麻的當前，蔡總統又宣傳其IG將破九十萬粉絲。

當年「小燈泡」遭當街殺害，蔡總統曾寫下「這個社會破了很多洞，我會盡全力把他們都補起來」的卡片。但二○一九年鐵路警察李承翰遭刺死，凶嫌因精神鑑定一審宣判無罪。近日屏東又發生超商女店員遭挖眼案。

社會安全網千瘡百孔，當年向小燈泡承諾要補破洞的蔡總統，五年多來做了什麼？破洞需要補的，又豈止是社會安全防護網？執政的民進黨與沉迷於網路世界的蔡總統，都應正視省思。

台灣是個健忘的社會，太魯閣號列車受難家屬，當著蔡總統的面哭著嗆聲「妳每次都說有聽到，但是妳都沒有改進」；總統幾度出席因公殉職警察、消防烈士告別式，信誓旦旦要改善裝備，確保第一線安全，您做到了嗎？

蔡政府利用國家資源豢養網軍，黨同伐異，出征政敵，明年度編列行政部門大內宣預算更高達十八億多，遭在野黨砲轟。

台灣政壇瘋搞網紅，當領導階層耽溺於網路世界的虛實夢幻，過度操作，並做為掩飾執政無能的護身符，遮蓋施政無方的萬靈丹，政治已淪為綜藝表演秀，小燈泡有靈，情何以堪？

我認為讓有攻擊傾向的病人「社區化」，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要社區民眾接納就已經很困難了，各種歧視、排斥，病友如何放心在這樣的環境生存呢？況且要長期接受治療，必須是出自病友願意；要讓他先了解治療的好處，真實且長期體驗病情控制住的良好感受，才能激勵他們願意長期治療的自主動力。

過去台灣曾有龍發堂，這並不是沒有正向意義的機構，要說精神復健去機構化、積極讓病人回到社區，對於一些腦部器質性病變、無法康復的病友來說，根本天方夜譚，只會加深民眾對精神病友的不解與恐懼。康復之家要花錢才能入住，一個月六千至一萬八，有些底層病友連看病費都出不起，怎麼可能有錢去住康復之家？

我曾經看過一份研究，是講如何讓吸毒者成功戒毒，關鍵在於要給予足夠的人際支持。查了一些關於吸毒體驗者的資訊，他們描述的感受，真的很像我們患病時的感受。思覺失調症跟躁鬱症會有症狀上的差異，但嚴重者出現的幻覺、妄想，跟吸毒、戒斷的狀況很像。我相信病友也很需要被支持，但這不是一般外界能給予的。

台灣需要一個能讓認知功能退化、具攻擊傾向且無經濟支援、無法妥善治療、癒後不佳，或腦部病變無法治癒者，可以永久居住的地方。這並不是消極的做法，而是對病友及大眾有好處的積極作為。需要完全與外界隔離的精神病友，比率應該不多，所以這樣的地方規模也不用很龐大，只要設置在人口非密集處即可。

有控制下來的病友，即便一生都住在這裡，對他們而言，或許都比「流放」到社區裡，或是回到一個沒有支持的家庭裡好。在這個地方，病友不需要對外界索求支持，也不需要奢求外界了解，他們可以互相支持。以我住院的經歷和辦病友線上互助社團的經驗，比起跟一般民眾相處，跟病友比較有相知相惜、同袍戰友的感覺。

這樣的地方也需要庇護工廠，讓他們按能力來分配工作，有收入，可以活得像個人。他們不是惡魔，很多病友心地比一般人還要天真單純，只是活在充滿噩夢、妄想纏身的日子裡。至於如何判定怎樣的精神病友可以入住，就是專家的事了。再怎樣都比關進司法精神病院六十天就放出來好。

沒有人喜歡用自己極為痛苦、悲慘、無法受控的一生，去換一個免死金牌。人人都可能在某個時刻得到這種病，可能發生在你，或你親愛的家人身上。我相信天地間存在慈悲心，會有促成這塊地方的一天。

作為中研院的基層研究人員，雖然人微言輕，對此「意義重大」之提議，想提出四點回應，廓清視聽，期待院方以學術為念，妥善應對，不陷入政治的泥淖，恪守理想。

中央研究院直屬總統府是中華民國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從南京、上海，經昆明、李莊而南港，不論任務或名稱都與中華民國的發展息息相關。中華民國國名未改，法統仍在，豈有所屬單位拋棄根本，擅自改名的道理？

自由學社提出改名之理由，基本遵循范雲的說法，認為Academia Sinica在國際上「常被誤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機構，困擾本院同仁許久」。雖然說這樣的誤識難免存在，但是台灣學者在國際上最大的困擾，其實不是誤識的問題，而是中國的施壓：要求或逼迫台灣學者在國際發表時在單位或台灣後面加註China字樣，這才是本院同仁困擾的根源。這樣的壓力不除，改成任何的名稱，也無法改善本院同仁在國際發表時的困擾。相反的，在現下的兩岸僵局中，改名，反而可能為本院同仁的國際發表增加不必要阻礙。而突破此難局的根本，如廖俊智院長所言，還在於把研究做好，而不是改名。

對研究人員來說，推動改名一事與研究本務無關，多數人對此未必有特別強烈的意見。但當前的政治氛圍給予改名某種正當性，這也使得不少研究同仁甚感壓迫，即令不甚同意，也不願表態，以免形成不必要的對立，因為對立會影響工作氣氛，反而阻礙了研究的進展，耽誤了本務。以過去幾年擾嚷一時的正名運動為鑑，不論是參加國際組織或是國際賽事，絕大多數沒有實質效果。改名所費不貲，資源有限，公帑更該花在有實益之處，壯大國家學術。

雖說學術本有政治的面向，但以蔡元培院長強調學術獨立的初衷來看，遠離政治，保留一方清淨的書桌，方是學術的正途。關懷社會國家理所應然，但將黨派之爭帶入學院，對學術之獨立，研究之卓越，並無實益。還望同仁三思，社會諒解。

有關「國有事業」（SOEs）及指定獨占事業的條文，也出現在大多數設有競爭規則的貿易協定裡，與國有事業相關條款也屬於實質意義的競爭規則，國際上有時被納為競爭政策章的一部分，有時則另起一章，CPTPP就是採後者，在第十七章特別予以明文。因此在CPTPP架構下討論貿易與競爭政策的連結與交錯，這兩個章次應併同考量。

貿易協定納入競爭規則主要目的，在避免私人的限制競爭行為弱化貿易談判的成效，影響經濟整合的落實。從貿易的觀點，競爭政策的效用，會依國家發展方針以及國內產業、產品競爭力的差異而有不同，當執行競爭法有助於維持市場開放的效果，貿易與競爭就有共同目標且作用互補；不過一旦國內的市場結構或競爭態勢成為貿易談判上的顧慮，就可能造成國內競爭政策與對外談判目標的不一致。因此談判過程中產業或經貿主管機關與競爭機關「斷鏈」欠缺溝通，是值得正視的□憂。

CPTPP是極少數區域協定在競爭政策專章中，未列舉違法的限制競爭行為類型者，只規定國家競爭法應適用於國內所有商業活動，並應禁止反競爭行為；此外該條文在解釋上不排除各國競爭法得適用於有害其國內市場競爭的域外行為。這意謂著加入CPTPP雖然開拓市場，但廠商也面臨各國競爭機關更廣泛活躍的執法作為，尤其是締約國中如澳洲、紐、日、星等競爭法發展程度較高，勢必充分利用競爭法為工具，維護其本國市場秩序，包括新型商業模式或數位市場等複雜且高度爭議的案件。

基於相同理由，我國競爭機關公平會應有充分認識，在面臨更多直接的外國廠商競爭時，肩負保障本國廠商利益、維持國內市場秩序的任務，應積極提升能力與作為，例如強化偵測國際卡特爾的存在或對域外結合實質審查的力道，與他國建立更實質密切的合作，實現與國際標準同步的執法效能。此外，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應優先適用公平法，目前散見於電信、金融、能源、交通等國內產業法規中的競爭規則，是否與公平法立法意旨一致而符合公平法第四十六條的要求，應由公平會與各產業主管機關共同檢視，必要時預先修正。

通常獨立在競爭政策章之外的「國有事業」及指定獨占事業條款，都定有較嚴格的規範義務，CPTPP即是如此；第十七章定義的國有事業範圍甚廣，除了為履行政府所賦予之義務而提供公共服務外，國有事業從事商業活動應於公平基礎上與其他私人企業競爭，因此國有事業在國內市場的採購與銷售，不得有差別待遇以符合不歧視原則。

理論上倘該國有事業在國內相關市場具有支配地位，其差別待遇行為應有公平法的適用，只是依CPTPP規定，有關國有事業或國家指定獨占事業的爭議，應適用其爭端解決程序，因此日後有具體個案發生時將如何處理，值得觀察。

首先，拜登政府希望透過對美中不公平競爭關係的「政策關切」，以要求中國大陸落實已承諾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基本上，拜登政府認為中國大陸政府在補貼國營企業、竊取智慧財產等問題並未改善；但美方也意識到，由於美中兩國對此議題認知差距頗大，且大陸短期內不可能改變。因此可以推斷，美方是以不公平競爭為由持續施壓，以迫使大陸持續對美採購。

其次，拜登政府認知到全面對大陸課徵關稅並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對陸全面課徵關稅以來，如果大陸生產商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則美國進口商會選擇和大陸生產商分攤關稅，並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以致造成物價上漲，損害美國消費者利益；而美國進口商若因關稅問題，選擇進口非大陸生產商品，則造成產品質量、供貨周期不確定等問題，影響美國製造業競爭力。因而戴琪才說，將啟動針對性程序，讓部分大陸商品恢復免徵懲罰性關稅。

最後，美國希望重塑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上個月，美中兩大國領袖進行了自今年二月以來的第二次通話，再加上華為公主孟晚舟的獲釋，稍稍緩解劍拔弩張的美中關係。雖然北京一再強調美中之間有三道不可逾越底線，但也認為中美應透過持續對話，推進多面向合作；同時，戴琪雖指出美方應思考中美「再掛鉤」的目標為何，但她也強調美方無意激化與大陸的貿易緊張局勢。由此可知，在美方認知到全球兩大經濟體停止貿易並不現實的前提下，拜登政府將透過國際合作及與陸談判的雙軌並進方式，重新塑造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

針對戴琪的講話，預料北京除了將重申持續對話、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的對美基調之外，將採取以下舉措：

首先，強化與非美地區經貿關係。雖然這兩年大陸對美出口屢創新高，但大陸也積極強化非美地區經貿關係，以避免出口市場過度集中美國而受到箝制。未來，大陸勢必更加強與東協、歐盟，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關係。

其次，將對美採購作為籌碼。在降低對美出口依賴的同時，大陸將以第一階段協議的落實，特別是對美採購部分作為籌碼，以換取美方不碰觸北京劃下的三道底線。

最後，北京將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參與國際經貿組織，例如RCEP的簽訂、CPTPP的申請，以及與他國雙邊多邊FTA的洽簽，從國際經貿規則的參與者，逐步成為制定者，以此建構具中國影響力的國際經貿環境。

戴琪的講話可說是為美中競合二部曲揭開了序幕。在美中各有堅持、各有盤算的前提下，美中雖鬥但難破。面對這樣的趨勢與發展，台灣應密切觀察並謹慎因應。

這則新聞令我非常感慨，國防部長應該是有判斷力的人，不能只聽一方之言，總應該問專家的看法。其實以這個例子而言，不需要聽專家的意見就可以發現這是相當難做到的事。問題是，一定有很多人希望國防部支持這種研究，從這則新聞可以看出，美國國防部是可能誤判的。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國防部長在一棵大樹下慎重地做出一個戲劇化的宣告，說國防部以後只用一個電腦語言，這個電腦語言是ＡＤＡ。其實這樣的說法當然是不對的，因為電腦語言有不同的用途，軍方絕對不可能用同個電腦語言，這正如美國的戰鬥機不可能同時是遠程轟炸機。

美國國防部有一陣子熱衷於利用人工智慧軟體來判斷程式是否能正確的解決問題，如果這個程式是很小的，這當然可行。可是真正需要偵錯的是複雜的程式，如作業系統。任何一個作業系統都可能有突發狀況，而這種情況幾乎是無法預測的，用人工智慧實在不可行的。美國國防部卻非常認真的鼓勵大家做這方面的研究，最後失敗。

日本曾經宣布第五代電腦計畫，主要的想法是根據人工智慧，可是對於這個計畫的成果卻含糊其辭，果真又是不了了之。當時李國鼎先生決定不會在國內推行這種研究，乃是因為他有極好的判斷力。

我國經費有限，政府對於新科技必須非常慎重，一定要請第三者對這種新科技有所評估。一個簡單的原則是要搞清楚所提議的新科技是根據什麼原理的，一旦搞清楚了新技術的原理，就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有可能判斷是這個新科技本身就有學理上的問題，不可能成功。也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種新科技的應用面並不廣，只能在少數的情形之下應用。

總而言之，政府官員不應該只對新科技有興趣，將舊的科技做得更加好，也是相當有價值的。如果有人要做齒輪的研究，政府應該知道這種研究可能是非常有價值的，有些精密的齒輪價值是相當高的。

（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