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揆交付任務後，國境每日新增確診數暴增到數十人。指揮中心唯一超前部署的，就是提前開放全民接種第三劑，並縮短二、三劑間隔為三個月，比美日還迅猛。更前瞻的，是陳時中又將效力未明的高端列入。比起國際間皆採mRNA疫苗當追加劑，阿中又讓世界跟不上台灣一回。

對照去年「守好邊境，不必急打疫苗」的戰術，阿中迎戰魔王級變種病毒，派出第三劑當先鋒。但對於邊境國門卻佛系以對，疫情蔓入社區仍遲不普篩桃機人員。直到綠營選戰奏凱歌，他才啟動長程航班落地篩檢。

指揮官誘敵深入，民眾隨即瘋搶第三劑，官宣「打疫苗過好年」立馬奏效，連預約平台都來不及重啟。諷刺的是，七十五歲以上高危群依然有三成拒打到底，而醫院、機場等高風險公共服務業卻得和民眾搶第三劑。該優先施打的不打，這算哪門放大絕？

阿中是個被做官耽誤的精明商人，去年AZ緩打潮和最近莫德納庫存，都被恐懼行銷順利去化。眼看BNT就快見底，春節後就輪滯銷的高端清倉了。

朱立倫出任主席，應該是抱著二○二二再造勝績、二○二四重返執政的大願而來；若果真如此，他就沒有切割戰場和戰役的理由，必須一路廝殺奮戰。然而，從公投到補選，外界看不到國民黨中央揭竿討伐的號召，看不到黨內諸侯響應聲援的氣象，只看到冷漠、散漫「自了漢」式的袖手旁觀。更糟的是，接連吃了敗仗，黨中央竟還推說這是前任遺留的攤子，與己無關。如此冰涼的發言，連號召同志團結都不可能，如何激發支持民眾熱情相挺？

當年從怯戰到換柱，朱立倫留下了迴避承擔及缺乏熱情的印象。七年後捲土重來，朱立倫如果依然如故，他就不太可能扭轉頹勢，為自己和黨締造勝利果實。這項懸念，恐怕是他必須首先設法克服的事。要做到這點，他必須拿出更多有效部署和積極行動來爭取信任，並非空泛的一句「一肩承擔」即可釋疑。

然而，國民黨中央目前的布局和運作，卻看不出這樣的宏圖及眼光。以黨務團隊的結構為例，秘書長黃健庭的角色少到幾乎看不見，組發會主委許宇甄完全名不見經傳，被委以重任的凌濤則發言有失分寸。這樣的布局，比較像是朱立倫「競選團隊」的概念，旨在為朱立倫鋪平總統大選之路；但對黨而言，卻缺乏內部整合、對外號召的力量。這樣的團隊架構，若不迅速調整，人們看不出國民黨的戰鬥能量將從何而來？

事實上，比較一下民進黨去年底通過的「二○二二選舉對策委員會」架構，藍綠陣營的企圖心和組織綿密，高下立判。蔡英文總統不僅以主席身分親任選對會召集人，將親自操盤大選提名督軍，其接班團隊的可能人選─包括賴清德、鄭文燦、林佳龍，以迄重量級黨政要員蘇貞昌、柯建銘、洪耀福、林錫耀均皆入列。這樣的陣仗，除了對外宣示聲勢，也在要求所有同志齊心效力，不再重演二○一八年黨內派系倒戈相殘的亂象。由於蔡英文已無連任之憂，她一則可藉此一手掌控局面，二則避免自己跛腳，三則全力追求民進黨的最大勝利。

蔡英文這種超級黨政動員的模式已用過兩回，雖備受批評，但顯然有效，她已然笑納二連勝。相形之下，朱立倫黨政團隊缺乏鬥志的新兵弱將，面對這樣的恐怖軍團，有多少抵擋的能力？試想，如果國民黨上下一心，都未必對付得了蔡氏黨政大軍，那國民黨還有什麼理由不團結？朱立倫又有什麼理由在那裡私心打自己的小算盤？

朱立倫唯有先放下自己參選二○二四大位的念頭，才有可能號召藍軍的團結，甚至結合其他在野力量，共同戳破民進黨的執政謊言，進而一鼓作氣締造二○二二的佳績。唯有如此，他才可能取得自己角逐大位的門票。目前放眼望去，國民黨的兩岸關係定位仍然不明，地方上有偏安困惑的諸侯，有耕耘已久卻苦等不到動員指令的同志，還有更多不滿綠營執政卻找不到憤怒出口的一般民眾。朱立倫必須想著他們，積極召喚他們，藍軍才能成為一支有戰力的藍軍，也才有機會擊敗蔡英文的神鬼兵團。

立法院去年12月28日三讀通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行政院下將新設數位發展部。三讀通過條文規定，數位發展部將掌理十大事項，包括國家數位發展政策的規劃、推動與法規擬訂及執行；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的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數位科技應用與創新發展環境的建構及人才培育，以及國家資通安全政策、法規與資源分配等的擬訂及監督等。

觀察數位發展部的設立，應與目前數位經濟的演進息息相關。在人工智慧、物聯網、區塊鏈、5G、雲端運算、大數據、甚至元宇宙等新興科技的快速進展下，資通訊技術被大量應用於社會的各個層面，衍生出許多新興的數位經濟活動。

國內各界對於新興的數位經濟產業發展機會，多數應有共識，業者也紛紛投入相關領域，包括發展新興科技與應用解決方案，或是利用新興資通訊技術進行數位轉型，如提升內部的運作效能或開創新的商業模式。

新設立的數位發展部，其定位之一，即為統籌管理國家數位產業的發展，因此，當肩負掌握數位經濟發展的契機、推動我國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之責。一方面應協助國內產業排除發展數位經濟的障礙，一方面應思考如何提升我國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排除障礙方面，數位經濟的發展常面臨法規、人才等基礎環境議題，未來數位發展部成立後，需全面盤點當前相關法規與人才缺口，並開始超前部署，構思未來新興科技導入的情境下，可能面臨的基礎環境議題。

在提升國際競爭力方面，由於數位經濟相關活動多與網路高度相關，因此數位經濟相關產業幾乎在發展初期就面臨國際產業競爭。發展數位經濟產業，不可避免地都要面臨國際產業競合的議題。如何提升我國數位經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亦為數位發展部需積極思考的策略。

舉例而言，在數位發展部管轄的產業範疇中，我國的數位內容、軟體、系統整合相關產業，過去多以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為主。但在雲端服務、跨國網路服務、跨境電商等的發展趨勢下，產業未來的成長契機在國際市場，也將面臨更多來自國際業者的競爭，許多相關領域的新創業者，已紛紛將目標放在國際市場。未來如何藉由數位經濟的創新，打造業者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應為當務之急。

數位發展部的另一定位，與建立平等包容的數位社會相關。數位經濟不只帶來產業機會，也同樣可能衝擊社會運作。除了法規調適、隱私權保護等問題外，也帶來社會與資訊安全相關議題。讓人記憶猶新的如日前Deepfake應用於色情產業帶來的科技濫用問題。此外，網軍運用新興科技製造的假新聞，科技普及度不一帶來的城鄉數位落差，及資料治理、隱私保護、萬物聯網下的資訊安全等議題，都可能是數位科技導入對國家與社會的衝擊，也是數位發展部的考驗。

各界對於數位發展部的成立或有不同的看法、期許與意見，包括組織分工與架構的設計、未來部長人選的考量等。惟從數位經濟的發展趨勢來看，未來的確因新興科技的發展帶來產業契機與衝擊，需從國家的高度進行整合，排除產業發展的障礙，增加國際競爭力，並減緩科技導入對社會的衝擊。

數位科技相關工作將需要大量跨部門的協調，尤其應用涵蓋當前政府各個部門的管轄範疇，甚至包括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因此，未來的數位發展部，若要能扮演整合、協調角色，更需要打破政府部門間的隔閡、本位主義，方能有效掌握我國在數位經濟中的發展機會。

依據空軍的記者會說明，針對發生事故的人為、機械、環境、組織管理等四大可能肇因，首先排除環境的天候因素，因為當時的能見度七哩，一千呎疏雲，符合執行對地攻擊課目的天氣標準。

其次是機械因素，該機雖曾發生起落架意外收起的事故，但所造成的機體損傷已完全修復。

另在一○九年十一月完成性能提升後，迄今已安全飛行超過四百小時。然而，在此次發生大角度俯衝姿態時，飛行員為何不修正而拉起機頭？有可能是操控系統發生故障；同時對靶場管制官與長機的提醒並未回答，自己也未發出任何呼叫，有可能是無線電故障？或是飛行員按著通話鍵不放？或是通話鍵搭□而未復原？

這些機械的可能肇因，都有待機體殘骸與「失事殘存飛行資料紀錄器」的撈獲後深入研判。

第三是人為因素，陳上尉的空勤體檢、航空生理、求生訓練等均合標準；飛行總時間三二一小時、本機種六十小時，符合僚機的培訓資格。但資淺人員在大動作的操控戰機時，比較有可能發生空間迷向、暈眩…等生理狀況，因此必須查證其對地攻擊課目的雙座帶飛架次，是否足夠與獲得教官認證。

最後是組織管理因素，任何最先進的戰機，都需要有飛行員在駕艙內妥當操控，才能發揮戰力；即使是無人戰機，也需要有人在地面指揮與遠距操控之，才能執行任務。因此，軍方的各層管理者，必須掌握組織內擁有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時間等國防資源，針對人為、機械、環境等各種可能肇因，統籌規畫加以失事預防，如此才能確保飛航安全，進而提升台海的空防戰力！

仔細分析各國公布的Omicron變種病毒全長序列，可發現不但有胺基酸的多處突變，另有被剔除胺基酸（deletion）的位點及新加入胺基酸（Insertion）的多種變異；較重要的是許多新冠疫苗的備製，是以病毒表面的棘蛋白（spike protein）為基礎，偏偏此蛋白的變異處最多，包括卅個點突變、三處胺基酸被剔除及一處新加入一胺基酸，較去年原橫行的Delta變種病毒在此蛋白僅有九個點突變和一個被剔除的胺基酸之總變異數，多了些新奇的變異，顯示Omicron並不是來自已知的Delta或曾流行的其他變種病毒直接演變而產生。值得注意的是，Omicron病毒可在人際傳播上較Delta變種病毒更見優勢，甚而取代Delta而異軍突起。

以全球流行病學來看，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的病例數已遠大於去年同期，且增兒童感染人數，所幸自南非至英國並未增重症與死亡人數。

換言之，感染Omicron變種病毒者多呈上呼吸道病癥，似類流感（influenza-like illness），而較少下呼吸道的肺炎等重症病例；重症病例又多為未接種疫苗者或未打滿三劑者。因此，強化個人的衛生習慣，諸如應隨身帶酒精洗手液，以降低環媒傳播（fomite transmission）；此外，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及麻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今年剛發表的研究，顯示過去打兩劑mＲＮＡ疫苗不足以中和Omicron病毒，三劑所致生的高中和抗體量才能抵抗Omicron病毒。

我國目前陽性者多為「境外移入病例」，致北區的急診病床已不堪負荷；若未來國內爆發群聚病例，而北部病人往南送，反增多重風險，所以可請在流行深重國的親友延緩來台日，共體時艱；當專責醫院病床滿時，宜考慮新冠病毒陽性病患入住通風設備加強版防疫旅館，並提供醫護人員，如台北去年五月作法。

又台灣年長者的新冠疫苗接種覆蓋率並不理想，其親友與照顧者最好打滿三劑疫苗，提升周遭人的群體免疫力，並降低訪客。

另方面，歐洲與台灣均有高致病性Ｈ５禽流感病毒流行，因此元月起，應新冠、人流感及禽流感三病毒一起嚴加防疫。當然，充足睡眠，補充維他命Ｂ、Ｃ及Ｄ３、每周運動及禁甜食與含糖飲料，均有助於提高個人抗病毒的免疫力。一旦病患數增，尤要嚴防社區傳播、院內感染及院內至社區的惡性循環。

顯然地，我國應提早投入改進新冠疫苗，研展免疫力持久的通用冠狀病毒疫苗(Universal Coronavirus Vaccine)。

顯然龐老師對於日前兩場立委補選與罷免的投票結果，還有去年底四大公投，原本應該還給人民一個公道，寄予非常深厚的期待，卻不想總統動員政黨全體上下、還有網軍，扭曲所有公義訴求，全面動員輾壓民意，為的當然還是保住民進黨的執政權。讓龐老師深痛感慨，如今的台灣顛倒是非、黑白不明，根本沒有公義可言，只有「騙到選票」第一優先！

上行下效，執政黨所有政策失誤，造成民眾死傷或權益受損，主事者全然沒事，口口聲聲喊著「我會承擔」，轉身之後什麼都沒有改變，好官我自為之，民生疾苦全不關心，只有口惠，其餘呢？什麼都沒有下文，美國萊豬人民得硬吞，日本核食也蠢蠢欲動；火力發電愈燒愈多，停電卻時有所聞；物價齊漲，民眾的薪水根本跟不上。

如今疫情愈燒愈烈，原因無他，就是指揮中心早就麻木，不在美國等疫區入境時就防堵，坐視Omicron長驅直入，民進黨靠的是民眾自愛自動維持疫情沒有爆開，但是沾沾自喜的執政黨指揮官可以不戴口罩喝酒高歌，總統還可以捲袖為未經三期人體實驗的高端疫苗護航…，完全不顧民眾健康，只關心股市是否上看兩萬點！

可惜有多少民眾竟相信蔡政府作為都是「正確」的「台灣價值」，卻不知道這些執政黨口中的台灣價值，早就是「悖離民意的民進黨價值」，而非真正來自地方的台灣價值！民間疾苦沒有被全體國人重視，只被部分民進黨人士挾持，中間人士的噤聲，縱容民進黨猖狂傲慢，結果就是害苦了大家。

二○二○韓國瑜總統大選敗選後，又遭罷免，高雄市議長許崑源在臉書留言「這一次，誰會是贏家？」後墜樓。以往再激烈的選戰，都會平靜與民主風度收場，然而這位總統上任迄今先後出現兩位政治人物選擇墜樓的激烈手段，對於選舉所造成的不公不義和對社會的撕裂表達了「抗議」，這絕非走向成熟民主的「常態」！口口聲聲稱社會很快在選後恢復正常的總統和民進黨，可曾認真面對這個讓人痛心的結果呢？

自殺，不能解決難題；求助，才是最好的路。求救請打1995 (要救救我)

根據人類歷史，顯示氣候極端變化，如長期寒冷或乾旱，就會擴大威脅效應，加速國家社會動盪、逼迫人民跨境遷移，引發資源爭奪，最終導致戰爭。

因此聯合國安理會分別於二○○七、一一、一八，和一九年舉行專門針對氣候變遷對全球和平發展造成威脅的公開辯論。

聯合國已經有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ＵＮＦＣＣＣ） 機制，為什麼許多海島及歐洲國家仍然想將氣候變遷納入安理會討論項目？

因為根據ＵＮＦＣＣＣ第二條，該氣候公約的最終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一個水平，防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沒有涉及到有關國際安全與和平的影響與因應。同時二○一五年《巴黎協定》要求各國減緩碳排放。但是由於排放差距，近年全球變暖加劇，造成高溫熱浪、超大豪雨、颶風、龍捲風、乾旱、沙漠化，北極冰層的融化等各種災變，明顯衝擊各脆弱海島及貧窮國家的生存，並嚴重威脅到區域和平。雖然在一三年十九屆氣候會議建立了華沙國際機制 （ＷＩＭ）來應對氣候損失和破壞，但實質上對脆弱國家提供幫助有限。

中國和俄羅斯一直反對安理會納入氣候暖化議題，主要是擔心安理會可能會根據《憲章》第七章採取措施，或藉口干涉其國內氣候政策對國際安全所產生的不利影響。

但支持聯合國安理會採取氣候行動的國家則認為，要整合氣候變遷在跨領域和多方面影響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整個聯合國系統結構內，使氣候變遷、和平與安全、發展和人道主義等議題的專家共同合作，才能真正維護全球氣候安全。

儘管中、俄擁有安理會否決權，短期內氣候變遷無法成為安理會的核心議題，但在本次安理會辯論時有六十位代表發言，認為受到氣候暖化影響的人民及國家，更容易受到恐怖分子招募、暴力的影響。

我國應對氣候變遷議題，多年來一直遵循氣候公約模式，只討論減緩及調適，從未把氣候暖化視為國家安全議題。為因應國際氣候情勢，建議國安會應成立氣候安全應對單位，除了要定期評估氣候變遷對我國軍事、政經安全影響以外，亦要關注周圍國家氣候衝擊，對我國安全之可能影響。（作者為退休教授）

其實，日本核災區食品輸台問題應是食安問題，原可以科學證據及國際標準妥善解決，不應成為台日自貿談判的障礙，但此問題在台灣藍綠的選舉競爭中被政治化，而日本亦理直氣壯的將之歸咎於台灣的政治干擾，不思在日本核災區食品安全上，重新建立台灣消費者的信心，以至於問題的解決延宕多年。

在馬政府時期，對解禁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基本上持正面態度，但在二○一五年三月，食藥署查獲二八三件日本輸台食品偽造產地標示，遂要求日本所有輸台食品需檢附官方產地證明或輻射檢驗報告。此舉，令積極尋求日本核災區食品重返國際市場的安倍內閣跳腳，認為我國的嚴格管制措施，缺乏科學依據，徒增非關稅貿易障礙，有違世貿組織（WTO）規範。但馬前總統在任內時指出，實施強化措施不意味日本食品是危險的，此非科學問題，而為法律問題。

綠營立委林淑芬在偽標事件之初即堅持為國人健康把關，不應為「友日」而屈服於日本的外交壓力。林淑芬抨擊行政院若不管制偽標的日本食品，即是「蓄意殺人」，此令馬政府有不得不對日輸台食品擴大行政管制的壓力。林委員在臉書中直指，日本侵門踏戶，傷害台日情誼，儘管台灣人對日友好，亦不能「吃我們夠夠」，呼籲不論執政權誰屬，日本輸台食品應出具產地及輻射檢驗雙證明，以確保國人健康。

在二○一六年民進黨執政後，藍綠攻守易位，時任國民黨副主席的郝龍斌於二○一七年發動「核災區食品公投」，以七七九萬票壓倒性的支持，使日本福島等核災區的食品、農產品不得其門而入，凸顯台灣人對食安的心理恐懼，此應非科學數據所能輕易說服。但日本政府卻一味以國民黨「反日」指責，而蔡政府更順勢藉口藍營反對，推諉執政應負起的責任，未積極與日本洽談建立邊境食安把關機制，有效化解台灣人對福島等五縣食品的安全疑慮。

在野黨嚴格監督政府落實食安監管本為天職，無關對日情感好惡，否則日本是否亦認為在野時期的民進黨反核災區食品輸台即為「反日」？何況執政後的民進黨仗立法院的壓倒性多數，在法案及政策推動上，何時因國民黨的反對而卻步？蔡政府只要有心，應該不難。

開放日本福島等五縣食品問題難解，岸田內閣應將矛頭指向民進黨，要求蔡政府具體提出規畫，端上談判桌。至於國民黨即堅持馬政府時期的政策立場，善盡監督責任即可，無須挨蔡政府悶棍，在選戰中無端被貼上「反日」標籤。

不出所料，媒體一旦報導，教育部即刻震怒，立即停止中州科大的招收境外生資格。在新聞熱度中，媒體都將箭頭指向處於後段班的淹水線大學。但是，台灣高教的崩潰是整體性的，不只後段班大學，前段班的所謂國立頂大，也早已半沉半浮。

整體高教敗壞的源頭，淹水線下的私立大學未必是唯一罪魁禍首，教育部平日的裝聾作啞，只要大小事件未引爆就置身事外（但有時又無端橫加干預），才是元凶。

試舉四例從前段班高教狀況說明教育部失格：

一、在少子化浪潮中，高教師生氣氛低迷，教研品質日益低落，但教育部仍仰承上意，急速成立半導體學院，快馬加鞭擴大招生。

二、提升國家創造未來遠景（如創造智慧經濟的能力）和面對及解決未來困境（如維持永續發展和面對極端氣候的能力）的宏偉課題，有賴於培養在精不在多的高端專業人才，但幾年來在教育部的有形無形箝制下，即使是頂大的博士班，也已經奄奄一息。

三、國立頂大校長遴選問題：最近台大管中閔校長已明白表示因當初教育部「卡管」，使得他喪失一年的時間，決定不再尋求續任。台大下任校長遴選作業即將展開，教育部的認知—校長的學養、器識、領導能力，和高教的目標等—準備好了嗎？

四、與淹水線下的中州科大外籍生淪為學工做為強烈對比，我們敢問教育部主辦的極高榮譽和待遇的「玉山學者」計畫，如今情況如何？成果何在？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執行的玉山學者計畫，與後段班私立大學的在生死線掙扎，兩者無疑形成天上與人間或地獄的對比。如果說後者是因師心自用，辦學無方，咎由自取；那麼前者由教育部主導，宣稱三年之內就能讓台灣高教脫胎換骨，並大幅度提升國際能見度的欽點許願呢？

以上只是當前高教困境盤根錯節的冰山一角，當媒體總把箭頭對準後段班的私立大學時，教育部對整體高教的現況豈不也常是上梁不正？

染疫非己之過，不能參加學測已屬無奈，不能補考，加上七月的分科測驗確定不考國文、英文及數乙，又有超過九成校系要採計學測成績，學測前一旦確診等於被宣判「重考」。

教育部允諾以「外加名額」等措施補救，招聯會則研議規畫於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三個管道提供補救措施。

攤開今年大學考招制度的期程，高三生若因為染疫無法參加學測，沒有學測成績如何在四月繁星推薦、五月申請入學中補救？七月初的分科測驗，沒有學測國文、英文成績，社會組用三科社會科成績、自然組學生用數甲與三科自然科的成績搶奪「外加名額」，美其名「補救」，其實「不公不義」。

外加名額的校系是否有所局限，讓學生失去更好的選擇？學生只因為染疫就要重新規畫、調整考試重點於分科測驗，抹煞學生用心，更違背教育平等權。

既然今年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的期程延後約莫一個月以上，學測補考何難之有？追根究柢思考，過去的指考為何不見了？取而代之的分科測驗不再考國文、英文與數乙，不正落入「一試定終身」的弊病嗎？分科測驗每科不採「百分制」、改採「六十級分制」，又是哪門子的教育理論，更違背了當初學測、指考的制度初衷。

輕率、不負責任的考試制度變革，正是這次學測不補考造成教學現場炸鍋的主因。難道孩子只能疲於奔命於反覆變動的制度中，提早接受真實社會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