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公營媒體主管，動不動就揚言要修理人，莊豐嘉好大的官威，卻毫無專業素養可言！如此囂張，他必然認為身為「綠朝的官」就要有夠大的架子，才足以匹配。然而，他的狂妄不僅激怒藍營，連綠營總召柯建銘都開罵，說要讓他「求仁得仁」；原來，他也修理過柯總召。

從民眾的角度看，莊豐嘉如此囂張，其實並不奇怪：整個蔡政府官員不都是這種格調嗎？蔡總統本人早就用傲慢抹掉了她一再標榜的「謙卑」，蘇揆在國會罵女性立委「不要臉」，陳吉仲決策紊亂卻拒絕接受質詢，並怒而拍桌離席，全都是這麼演出的。尤其陳時中，一路護航高端，被記者追問還嗆對方「態度不健康」；綠委高嘉瑜認為政府應為高端案道歉，他悍然反問「不然要怎樣？」

正是如此，囂張是在綠朝為官的「標準配備」，太溫雅的不可能雀屏中選，不夠強硬的則隨時可去。在「囂張才夠力」、「囂張才會紅」的集體氛圍下，蔡政府裡有誰要講理性，有誰願傾聽？

莊豐嘉的囂張，標示了蔡政府下沉的程度。

陳時中反對疫苗護照，理由是「對人身自由不宜強烈限制」；換言之，認為雙北的疫苗護照有「違反人權」之疑慮。此一理由出自陳時中之口，其實格外諷刺。兩年來，蔡政府以「防疫」為由限制民眾行動自由、違反人權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連「國際特赦組織」都曾指，蔡政府以防疫為由蒐集民眾隱私、卻未說明用途，有人權疑慮。

疫情爆發之初，陳時中不讓在武漢地區國人返台，大家記憶猶深。再如，限制外籍或大陸人士來台，根據的不是各國疫情控制的良莠，而是政治關係。其他，諸如設置形同「電子圍籬」的各種實名制、足跡紀錄、強制隔離政策等，無一不涉及妨害行動自由及侵犯人權。先前外界提出質疑，蔡政府皆以「控制疫情需要」作為回應；而過去毫不在乎的「人身自由」，如今卻拿來反對疫苗護照，殊不合理。

放眼世界，雙北並非率先實施疫苗護照的先行者。去年起，歐盟、以色列、英國、南韓都已採行疫苗施打認證，作為進出公共場所的依據。這些國家都是民主國家，儘管有些國家也發生民眾抗議事件，但若要說「違反人權」未免牽強。

雙北此時提出疫苗護照政策，並非無的放矢。原因是，這波Omicron疫情來勢洶洶，北台灣各縣市均出現不明感染源傳播鏈，春節期間勢必因人潮流動造成更大擴散。指揮中心若不想再走回封閉公共場所的老路，疫苗護照不失為一條可行的分流管理之路，以求在民眾如常生活、產業營運及防疫需要之間取得平衡。此外，去年十月下旬後國內疫苗接種率開始遭遇瓶頸，疫苗護照的實施應有助於提高民眾接種意願。

檢視雙北提議的疫苗護照政策，新北現階段僅要求進入校園者必須出示接種黃卡或健保卡；台北市則透過手機App以燈號顏色區別民眾接種疫苗數，要求在公共場所檢視。不論孰優孰劣，至少是「因地制宜」之計，可作為未來全國採行或其他地方政府參考的依據。

因此，指揮中心的消極甚至反對疫苗護照政策，則令人不解。是因為不想看到在野黨縣市長的部署超前？或者是想把控制權握在中央手中，以便隨時可作為政治操弄運用？目前雙北提議的疫苗護照，只是為了「國內」使用；至於涉及邊境管制的「國際」部分，更是中央必須及早規畫的工作。目前的癥結在，政府力推的高端疫苗尚未獲得國際認證，屆時可能變成國內、國外出現兩套標準，陳時中可能還沒想好要如何解套，因此現階段只能採「拖」字訣。

當疫情的發展來到一個新的轉捩點，陳時中恐怕得採取新的思維，才足以應對新的情勢。事實上，比起再將疫情警戒升高到三級，並繼續讓民眾不斷地在那裡實聯制掃描進入公共場所，疫苗護照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解方，可以兼顧效果及便利性。至於陳時中所謂的「人權」考量，不過是其藉口罷了。在控制疫情的迫切需求下，蔡政府不能再為面子問題，對疫苗護照之必要性視而不見。最低限度，應授權地方政府採取必要的因地制宜，畢竟南台灣和北台灣的染疫風險截然有別。

勞保關係到千萬勞工權益，是社會安全體制最重要的基石，實在不宜以見怪不怪的心態看待。行政院主計總處2010年曾估計勞保基金潛藏債務約5兆元，12年來竟增至11兆元，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一半。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面對20年後青壯人口與老人比例降至2比1的狀況。勞保基金顯然無法僅靠勞工繳納的保費來維持，基金破產必然成為社會的大災難。

改革之計始於心，政府紓解勞保基金財務壓力須先從改變觀念開始。以如何面對都會區房價的高不可攀為例，年輕家庭仍有可能置產，但前提是要有支付頭期款能力，要避開都會蛋黃區，還得負擔得起房貸。因此年輕人需要積極儲蓄、移居機能便利的郊區，延長貸款期限並有購屋低利率的配合。政府只想加速打落房價並無法解決問題，因為只有時間與空間才能化解房價負擔不起的現實。

同樣道理，對照於解決勞保基金財務問題，政府可以做的是用時間及投入資源來改善基金的營運。所以，基金儲備能量絕對需要擴大、勞工退休給付條件進行可接納程度的調整，更重要的則是積極改善基金投資績效表現。據此，政府面對勞保基金破產危機，必須要有以下四個堅持。

首先是不能再亂開勞保給付支票，並要堅持基金不能破產。行政院長曾提出「政府不倒、勞保絕不倒」的承諾，迄今卻未見總統表態。如果政院改組或是政黨輪替，導致維護勞保基金的政策易轍，政府誠信勢必率先破產，政府如不堅持勞保基金的安全，將造成退休勞工申請一次給付，加速基金的瓦解。

其次，政府必須以更強有力地具體行動強化基金的安全。必須盡全力充實勞保基金，就如同年輕家庭加速儲蓄購屋頭期款一樣。財政部近日公布去年全國稅收比預算規劃超徵4,034億元。被媒體詢問是否會「還稅於民」時，財政部僅表示要拿來還債。其實，兩者都未體認到勞保隱藏債務問題的嚴重性。如果政府要求超出既有預算的盈餘用以填補勞保基金，勞保基金才有逐漸恢復生機的可能。

第三，政府應逐年舉債挹注勞保基金投資台灣股市，透過利差操作贏取長期投資績效。政府最近兩次軍購特別預算超過4,700億元，絕大部分是舉債融資，舉債購買國外武器不手軟，卻對勞保基金吝嗇撥補二、三百億元。政府若能以同額舉債來挹注勞保基金，不僅可改善基金財務，更能穩定股市、促進經濟發展。

第四、現階段不要再想利用國是會議做為刪減勞工權益的政治手段。由於時近國內大選，刪減勞保權益已是政治自殺而不可行，然而仰賴當今政治領袖人性化的決策又幾已不可能，社會只好期待「勞保即將破產」會成為下屆總統大選的主題，總統參選人因此都應提出具體措施交付民意決定。最後如果連此途徑仍不可行，那麼搶救勞保基金剩下的手段就只能靠全民公投了。

勞保改革延宕造成社會安全網的危機，台灣當今缺乏政治領袖悲天憫人的關懷，已造成底層社會的不安。所以勞保即將破產才是台灣國安真正的核心，也是未來所有政治人物與政黨要面對的難題。我們期盼民主機制真能解決被延宕超過十年的勞保財務危機，畢竟我們已經沒有另外一個十年可再蹉跎。

很多約翰牛不喜歡BBC，新聞網路流量僅次於BBC的《每日郵報》總編輯達克雷（P. Dacre）「痛恨...都會政治圈的菁英」，指他們「勢利、虛偽、裝模作樣又不愛國」，而BBC「是主要象徵」。在他任內，從一九九二至二○一八年，該報有四千多則通常是負面的新聞以BBC入標，其中約五百則放在頭版。

高齡九十、擁有英國最大跨媒體集團的梅鐸，三年前資助BBC前編輯、後任教大學的人做研究，指BBC收音機頻道的新聞與時事內容僅四十五％，不符合政府規定的七十五％，輿論譁然，《金融時報》說梅鐸是「亂槍打BBC」。

現在，文化部長違反二○二五年才研擬BBC未來財政的協議，也許不無移轉視聽的用心。因為「英媒預測」她的上司，也就是首相強生「恐於兩周內下台」，強生在疫情期間參加酒會，群情激憤，溫和的《經濟學人》都已動怒，指「人民在死，領導人在狂歡」。

BBC即將百歲，政府要斷其銀根，未必能夠如願。BBC含其網站，至今仍是英國人最信任與使用的公共服務媒體，英國政府上一次（二○一五年）研擬BBC財政的諮詢，總計得到十九萬份民眾的書面意見，在各種政策的意見徵詢，這是次高的紀錄。

反觀華視比較讓人擔心。

華視與BBC都是黨政協議後，通過法案創設的非私人媒體，報導與評論新聞，理當遵守中道。針對BBC三萬多個新聞節目的研究，顯示雖有三成BBC內容，引述更多保守黨而不是工黨的意見，但將近七成確實平衡居中。

華視呢？我們欠缺相關報告，無法確知，但讓人擔心。一是華視總經理在否認「教訓」國民黨之說之後， 卻又「反控」國民黨團以預算要脅。這個應對並不恰當，更合適的作法，應該是溝通以誠，卸除誤會後，希望雙方就此釋懷。

二是擁有華視總經理任命權的公（華）視董事會，似乎與記者等員工的互動，並不理想，表現在一個多月前，「公視獨立特派員談共機擾台惹議 影片下架並檢討」；下架自己的節目，這很嚴重。何以觀眾抗議七位受訪者有兩位講了有些觀眾不認同的說法，就下架「息事寧人」？公視沒有善用機會，解釋中道的內涵，讓不同意見也能出頭，可能與公視董事會延任已兩年多，董事長無心經營吧！

倘若國民黨沒有惡意誣衊，那麼莊近似威脅民代行徑，如果沒有讓他「下台負責」的話，在野黨也就不用混了。華視製播節目連年出現標案瑕疵與經營不善等可能弊端，要求說明本來就是天公地道。理應接受立委監督的莊豐嘉，竟然還敢比立委更凶，「知所進退」已不是答案，而是一定要下台。

在台灣，NFT也是一陣快打旋風，知名區塊鏈公司奧丁丁推出小孩畫作和毛孩照片可以用一美元做成NFT；藝人黃明志為NFT創作的「GO NFT」全數作品在三小時內賣光，售出新台幣二千四百萬元；霹靂布袋戲、鹹酥雞、雞肉飯、鳳梨釋迦也紛紛追上NFT，除了藝術應用，NFT的火熱商機正虎虎生風。

NFT與比特幣不同，比特幣是枚枚等值、具可代替性和可分割性的同質化虛擬貨幣；NFT是藉由區塊鏈技術，使每一個NFT都有獨一無二的代碼，每次的轉手資訊都會自動寫入區塊鏈，一旦寫入就不能修改。它的不可分割性，也使每個NFT無法再分割成更小的單位。

運用NFT「不可替代、獨一無二、可以溯源」的特性，創作者可讓數位創作品的「限量稀有」被強調；買家可得到數位加密的認證，任何人都能透過區塊鏈追溯商品的交易紀錄，解決了數位資產真偽難辨的老問題。

然而一如許多新科技都會遇到的狀況題，技術和交易形式高速創新，法規卻跟不上。元宇宙和NFT全球火熱，NFT交易卻仍存在著法律風險。雖然NFT可將藝術資產數位化，「法律定性」卻不明確，是否能納進物權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傘仍有爭議，必須視個別設計和契約內容來尋求保障。

另外，當NFT應用從藝術品大步邁向虛擬房地產、遊戲加速工具，甚至當作貸款抵押品時，一結合到投資話題的炒作，NFT就會像新型金融商品，吸引大量投資人，卻並非所有人都能意識到它的投資風險。

目前許多國家會根據NFT的交易分類以現行法來規範，而非耗時另設專法。例如在新加坡，如果NFT交易符合證券契約的條件，可用證券交易法進行監管；若屬於數字支付代幣的服務，則會適用新加坡二○一九年的支付服務法。在英國，NFT也會依據交易性質分屬證券或電子貨幣進行法律監管。美國則以「Howey test」的判斷指標檢視投資契約，看NFT可否作為證券納入監管。至於歐盟則正在研議加密資產市場監管機制（MiCA），用以管理NFT及各種加密資產，也是依交易的分類來決定適用的法律。

面對金融科技及NFT的爆炸性發展，和元宇宙科技變化的新常態，政府應積極因應，一方面推動自律治理，同時也構思合宜的法律規範。尤其要協助消費者和投資人建立NFT交易的風險觀念。興利與防弊是一體兩面，必須同步進行，要有迎接創新的企圖心，也要為可預見的風險設下防線。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

身為大學聯考志願卡上清一色只填中文系，且以師大國文為第一志願、唯一志願的「怪咖」，要求大一國文作為所有同學的共同必修，似乎沒有客觀性，但即使是這樣的我，在大學時期如果被問「國文為什麼要必修？」我應該也答不出來。所以，請問，主張廢除大一國文的同學，你們真的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嗎？

作為從大學時期就安於當一個「非主流（理工）中的非主流（法商）中的非主流（外文）中的非主流」的邊緣人，國文只是我忠於自身興趣便勇於逆流而行，自然而當然的選擇罷了，然而在數十年教學的過程中，尤其因為無法依循體制內以成績來要求學生讀國文的痛苦，只能選擇逃到學術象牙塔中，而仍要面對「為什麼要學生必修國文」問題的不斷辯證下，如今我已可用數以萬字的文章來說明它。但現在，當然只能化繁為簡地說：

扣除語文學習、思辨訓練等功利目標，國文本質上是生命的學問，確實是「無用」的，你不會因為從一篇好文中忽然意識到母親對你的愛，你就賺得到錢，但你可能因此在親子衝突的困結中找到某種出口—其他請同理類推。

不論你讀古典或現代、文學或思想的經典，都可能碰觸到生命的某種情境而得到共鳴，從而獲得面對困境的力量。記得劇場導演黃致凱演講說的話：「沒有藝術不會死，但沒有藝術，你會生不如死。」思想與文學也是這樣的功能。

沒有人在大一時就能清楚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上了一年國文當然也不可能就知道，但「國文」是在眾多有明確功利取向科目中，唯一可以讓你靜下來與古今經典人物對話，從他們的智慧中叩問自己「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的一門課。你說，通識也可以，沒錯，但可修可不修，就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了。所以，也許你個人不需要，但每個升上大學的、未來的知識分子，不該都要有這樣的機會：使他從此開啟叩問生命意義的自覺嗎？

雖然給予機會，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把握，做為「生命的學問」，如果剛好遇到的老師、選擇的教材與你無共鳴，你就會生生錯過了，但如果能保持開放的心胸，不預設立場，焉知不會因此遇到你從未認識的經典人物，發現你生命中的「本命」（我女兒說是最喜歡的動漫角色），或許不是虛構人物，而是歷史中某個真實存在的偉大心靈？

孔子是我的「本命」，如果你不認識他，我替你遺憾。作為一個從沒跟上社會主流腳步的平凡人，今天能寫下這些感悟，我願意說，是他，讓我知道「為什麼」。

不似立陶宛充當反中急先鋒，對北京脅迫立陶宛不滿的斯洛維尼亞，則考慮以發展「經貿辦事處」為切入點，一來揚言有「主權」可在經貿範疇與台灣發展關係；二來順勢趕上台灣中東歐基金的發展列車，同時在經貿、科技與民主價值與台強化關係。眼見立陶宛抗中在歐盟引起軒然大波，斯國選擇呼應歐盟，在「一中」原則的架構下踏出外交步伐，倘若北京再恫嚇，是否歐盟已退無可退？斯國舉動可為其他中東歐國家外交摸底？

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且為中國—中東歐「十七＋一」一員的斯國，近來相當同情立陶宛與中的外交齟齬。或許同為中東歐國家、安全倚賴美國、「一帶一路」未蒙好處、面對大陸有大幅的貿易赤字，以及發現台灣的優勢等理由，讓其惺惺相惜。去年九月中旬，時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斯洛維尼亞致函歐盟成員國，呼籲各國領袖支持立陶宛抵擋中國壓力。

二○一七年中國即成為斯洛維尼亞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卻未因此蒙利。二千年至二○一九年，大陸對歐洲一二九○億美元的投資中，僅有不到一百億美元流入中東歐國家。斯國的轉向有跡可循：其一，二○一九年中國以投資斯國Capodistria-Divaccia鐵路為由，誘使斯國採用華為5G技術；不料美國殺出與斯洛維尼亞二○二○年八月簽署了5G安全聯合聲明。其次，去年二月線上「十七＋一」峰會，儘管習近平出席，斯洛維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僅派出部級官員與會。斯國的友台則可追溯到二○一○年該國盧布里安納大學成立巴爾幹半島國家第一個「台灣研究中心」，以及楊薩總理四度訪台。

台灣陸續在中東歐傳出外交捷報，很大部分得利於美國的「圍中」結盟，以及對「一帶一路」與「十七＋一」的失望。目前立陶宛與斯洛維尼亞的例子將考驗歐中雙方的角力，倘若北京對斯國「隔山打牛」，歐盟再噤不作聲，無疑將重傷威信。相反地，任由斯國踩底線強化友台舉動，或許招來更多的欲與台共榮的「義勇軍」。面對斯國「以退為進」的探底動作，北京該如何回應？

都畢業多久了？怎麼沒有人教導，盤查時要與被盤查車輛保持距離，頭不能伸入車廂、手在車外取證件，最好是讓對方熄火下車、一人盤查時另一名要擔任警戒，以免被發動的車輛拖行。

但最近普遍傳出一個期別的專科班，及另一個特考班行徑讓人難苟同。他們一到勤務單位就對所排勤務班別意見特別多，再來就是動不動就檢舉勤務不公，道盡自己都在吃苦，老警員都在納涼，臨時派遣工作如拿起掃帚，就公開向派出所長叫板，指著老警員：為什麼不叫他們掃……

美國杜威博士提倡「生活即教育」，一直是教育的最高理想，尤其警察各項勤務的執行，實務經驗占八成以上，學校的書本可能占不到兩成；小徒弟本來就應該先從灑掃應對進退學起，從生活中學著尊師重道、體驗執行勤務的要領，先有安全的執勤方式，始能進階謀求績效。

李小龍名言：「我不怕有一萬種招式的人，我怕的是一種招式練習一萬遍的人。」不要小看掛著一線三星的老警員，他們也許是顧守著家庭的老人，或懷才不遇得不到機會，就算少數在混日子，天天千篇一律一種招式練萬遍的人，絕對足夠當起指導老師，經驗的傳承端賴尊重、認同與否。

總統圖書館制度起源於美國第卅二任的羅斯福總統，以後建立了每屆總統卸任後，就由其民間友人捐助或募款成立基金會，在總統故鄉建紀念圖書館，但之後管理、營運則交由國家檔案局管轄，以公費維持運作。

台灣對總統圖書館之設立，並無定案，國史館只擁有一座小小的歷屆總統紀念文物館，國家檔案局大概也自身難保，沒辦法與蔣經國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財力相比，要維護七海文化園區，恐怕也力有未逮，反而應盡量將所存有關蔣經國檔案之數位資料，納入蔣經國紀念圖書館系統內。

亦有學者云，台灣如此小，蔣經國之後的總統，成大器者也鮮少，不必每位總統皆像美國設立紀念圖書館，但其文書、檔案應在卸任時，由總統府交國史館或檔案局專責、專區處理，成立歷任總統文獻中心，以免總統常將他任內的一些文件視為私人之物，任由其自己支配或攜帶回家。而這也是美國總統圖書館制度成立的原因之一。

此建言亦有道理。但蔣經國紀念圖書館及七海文化園區的設立，見證了經國先生對台灣的偉大貢獻，事實上，也讓我們知道一座理想總統圖書館是如何建立的。

這樣的變革除了落實司改國是會議外，當然也是多元法律人取才的趨勢，而對於法律系學子來說，可能不用一年到頭都在準備考試，應該也是修法下的反射利益。草案中最大的特色是讓通過考試者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下接受實務訓練，而且為期將近一年，學習內容由司法院、行政院、考試院及律師團體協力完成。

對於司法實務工作者來說，確實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立場跟視角。一個刑事案件，檢察官會去想辦法突破案件偵辦的困境，在起訴後也會想力守偵查成果，當然也會對被告有利不利部分一併注意；辯護人則是要替被告爭取最佳利益；法官則是在聆聽雙方的說法中，盡可能在證據呈現下還原真相；而法制人員就是政府公部門裡面的法律專家，對於各項行政機關的函示或行政作為給予法律上的提醒，或是各項法律意見的照會，都有各自不同的精彩。如果一位法律人可以在實務訓練時都能經歷，未來工作自然會有比較多元的視角。然而，法律人專業條例最迫在眉睫的問題，就是實務訓練的量能問題。

盤點目前的司法實務工作者的職前訓練，以通過國家考試來源的法官和檢察官是由司法官學院負責職前養成，並配合到各地法院和檢察署接受職前養成；而律師轉任法官則由法官學院負責；律師的部分則是為期一個月的統一基礎課程，以及在各律師事務所為期五個月的實習；法制人員是國家文官學院負責，之後就直接到各分發的行政機關內任職。

試想，每年的人數本來可以由這些單位分門別類消化，但在法律人專業條例的規畫下，全部要先一起歷經長達一年的職前養成，光是如何規畫這麼多人的職前養成就是一大問題。而最艱難的在於實務的實習，各地法院和檢察署可能還在原有的機關人力內接納這項業務，等於是像現在司法官學院在學員第二年養成期間在各地的學習司法官一樣；法制人員也有龐大的行政機關各部門可以安排去處。

燙手山芋還是在於律師的實習如何安排，第一是律師事務所的規模大小不一，即便是最具規模的國內律師事務所，恐怕也無法撥冗出人力跟物力來容納這麼多人的實習；打散到各律師事務所雖然可以化整為零，但小事務所大多校長兼撞鐘，會不會在業務接洽外就自顧不暇，這是人力物力上硬體的障礙。另外一個更棘手的就是律師的實務實習，非常依靠指導律師手把手的傳授，不同律師所給予的實習內容要如何畫定ＳＯＰ，這是一個大哉問。至於被戲稱全國最大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扶助基金會，直至今年已經由司法院編列超過十五億，是否能勇於任事大聲舉手說「我可以」，這應該是法律人專業條例日後立法完成後要密切觀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