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混血的谷愛凌兼具運動明星、模特與學霸多重身分，圈粉無數。她為爭取奪金資格，三年前「換籍」加入中國隊，在美遭批辜負栽培。外媒從美中衝突的視角批判，將她描繪成以沉默交換利益的精明少女；至此，運動員的技能及國籍選擇權，已被大國烽火燒得面目全非。

投效北京的歸化選手，其實還有來自美加韓數十人。平昌冬奧時，地主韓國隊即循此捷徑，速成應戰。易籍是國際體壇常見的快速煉金手法，大陸礙於民族主義，近年才讓華裔、外國菁英選手加入國家隊。本屆冬奧男女冰球隊，洋面孔占去一半。

大陸社會對五眼聯盟懷抱敵意，但對美加入籍選手卻極包容，官民避談「雙重國籍」。日本在桌球賽利用大陸選手制中，中國也學著從敵營找幫手，克服陌生的冰雪運動，建立相關產業。

中國積極在運動經濟中擴大影響力，歐美選手則苦尋戰場發揮優勢，兩者相互為用。早在美中衝突前，大陸已藉「換國籍」布局運動政治；而台灣拿「換隊服」炒作政治運動，彷彿還停頓在遙遠的歷史時區。

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已過去近十一年，當地災區經過重建及復原，人們對於福島食品自無必要再一味拒斥，也算是對福島居民的支持。因此，政府將對「特定地區」的禁止，改為對「特定產品」的管制，確實更合乎自由貿易精神，也可避免「偽造產地」的情事發生。問題是，政府一再強調福島食品「安全無虞」的說法，與其提出的「三原則」、「三配套」政策，卻顯得心口不一，也毫不對應。

原因很簡單，以蔡政府開放「萊豬」的霸王硬上弓姿態，許多檢驗除了草率粗略，甚至極不透明，外界完全難以相信政府提供的數據是否真實。因此，當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宣稱，政府將以「比國際標準更嚴的規範」為國人的食安把關，誰會相信此話為真？這個政府如果夠真誠，嚴格執行國際規範的標準即可，但它卻偏偏要誇稱「比國際標準更嚴」；如此一來，這項政策即變質成「修辭矯飾法」，嗅不出誠懇的氣味。

更糟的是，和上次蔡總統片面宣布萊豬開放一樣，這次福島食品的開放，也未經過任何協商、徵詢的程序，包括未與在野黨和民間團體溝通，即由行政部門逕自拍板決定。但別忘了，「反核食」是二○一八年經七七九萬人在公投中投下贊成票通過的；如此高標的民意表達，蔡政府卻利用公投法的設計漏洞，在兩年後直接將它否定。這樣的政府，你能說它不傲慢嗎？

民進黨可以藐視在野黨，算準他們對這項開放政策無計可施；但執政者對民意的藐視和無視，毋寧是更令人反感的事。因此，當政府發言人說出「無法迴避日本的合理訴求」時，他完全沒意識到自己正在踐踏本國民意吧？蔡政府又把台灣民眾的訴求置於何地？尤其可憎的，是官員的不誠實。蔡政府一直強調，開放福島食品勢在必行，因為全球只剩大陸和台灣尚未開放；事實上，韓國迄今仍未開放福島水產品，行政院卻刻意略而不提。

進一步說，兩岸和韓國迄未全面開放福島食品，主要是這幾國和日本不僅在地理上鄰近，飲食習性又極相似，當然有必要保持更高戒心。行政院卻把我們和其他不相干的地區相提並論，甚至誇稱此舉可取得台灣加入CPTPP的門票；這點，我們倒要請閣揆蘇貞昌說明一下：這張門票何時可以到手？

當行政院官員一字排開，在那裡拍胸脯保證政府會嚴格把關時，許多民眾一定很好奇：政府將如何嚴格把關？衛福部食藥署長吳秀梅說，對於特定「風險品項」會要求「雙證明」，可以在原廠貼好，也可以來台再貼。試問，只要貼上雙證明，就真能確保安全無虞嗎？事實上，台灣一些日本料理店已開始向客人提供禁止進口的福島「千葉海產」；以這樣荏弱的把關能力，政府的保證要說給誰聽？何況，民眾又不是沒看過吳秀梅在處理高端疫苗緊急授權時，如何厚顏放水。

蔡政府高調迎接福島食品，卻踐踏反核食的七百多萬民意，再度證明了民進黨無可救藥的霸道。民進黨極力扼殺國內核電廠，卻反身擁抱福島核汙疑慮食品，令人懷疑它究竟有什麼真誠信仰？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事故，台灣及其他各國立即緊急管制進口。當時因汙染情況及嚴重程度不明，因而各國的食品管制大多是按照地理區塊決定強度；以福島為核心，距離愈近管制愈嚴。當時台灣是將福島以及周邊的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四縣列為紅區全面禁止進口，其他地區則以無輻射及產地二個證明，搭配邊境針對蔬果、水產品等九大類高風險產品進行碘-131、銫-134及、銫-137之輻射殘留查驗，作為因應。

這次所謂解禁，是指解除福島周邊五縣全部產品的進口禁令，回歸針對日本產品的風險分類進行管制的制度。依據行政院預計實施的新措施，未來福島周邊五縣在日本本地就禁止流通的產品，再加上野生鳥獸肉、菇類及漉油菜等三種高風險產品，仍然維持禁止進口，同時前述九大類高風險產品也需要比照其他日本地區，檢附無輻射及產地雙證明，以及入境時的輻射檢驗。

嚴格而言，即便在解禁後回歸所謂常態，事實上我國對日本全國各地食品所採取的管制，仍然是將其視為高風險管理地區對待的「非常態」，因為例如來自歐盟或美國的蔬果水產品，並不需要檢附無輻射證明，也不需要標示「都道府縣」這種地方層級的產地。因而本次解禁，只是調整「高風險、非常態」下的管制分類，而非解除對日本的高風險管理制度。

假設日本食安管制完全解禁還需要時間，則從食安的角度，這次的解禁改變做法有其正面意義。首先過去一刀切封鎖紅區的做法，容易產生被扭曲的安全感，反而可能降低了對其他地區高風險產品的監管。第二，食品產地具有流動性，非但加工食品成分複雜，魚類產品本身更會到處洄游遷徙，用行政區域作為風險管理基礎，效果會受影響。台灣最常參考的食安標竿歐盟，也是在去年9月宣布改按照風險分級，對日本食品按產品要求檢附無輻射證明、產地證明及無需任何證明三類。

從國際經貿規則義務的落實角度，本次解禁意義更明顯。對於食安的緊急管制，世貿組織（WTO）的規則是應定期檢視科學證據，檢討風險及管制程度。CPTPP更一步規定，所謂「定期」指的是實施六個月後。過去11年，藍綠政府都曾依據最新科學數據嘗試調整，但因政治對抗而放棄。如今台灣正式申請加入CPTPP，福島禁令遂成為是否能突破內部政治阻力、落實CPTPP義務的試金石。更何況，CPTPP加入程序的第一步，就是台灣要跟所有成員國針對「現有關切問題」取得解決方案，而日本對福島禁令的關切舉世皆知，是難以迴避的一關。

不過解禁只是政府更大責任的開始。風險管理不是只有科學評估，還有讓社會「聽得懂」的風險溝通，以及「做得到」的風險管理。日本仍然是高風險區，開放後嚴格把關，確保食安，政府責無旁貸。此外，政治反彈無可避免，如何進行有效、聽得懂的風險溝通，建立社會民眾信心，也是關鍵。最後，台灣遵守國際義務，不是為了當模範生，而是要改變國際政治對台灣不利的風險，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爭取日本及更多CPTPP成員支持；福食解禁後，政府有更大的責任及壓力，得到加入CPTPP的門票。

事實上，不管反萊豬或是反核食，都不是民族主義作祟，只是市井小民想要安心吃頓飯的小心願罷了！在沒有安全疑慮的前提下，解除千葉等地食品進口禁令，無可厚非。但是要所有民眾張開雙臂「迎福食」就有點超過！

去年底，有人說是豬的保健食品，以便為開放進口使用萊克多巴胺飼養的豬肉建立正當性。如今，將「核食」改稱「福食」，以合理化解除禁令，但是吃到可能被輻射汙染地區生產的食品會有福氣，一樣令人費解。執政者為了推行政策，刻意扭曲庶民的語言，才是民怨的由來。

八日，行政院召開的「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記者會中，明白表示「我們無可迴避日本提出的合理訴求」而必須負責面對與解決問題。具體的作法是從「禁止特定地區進口」改為「禁止特定產品進口」，因此千葉、福島、茨城、□木與群馬等縣市的部分產品可以解除進口禁令，確定有高風險的產品，如野生鳥獸肉、菇類、漉油菜一樣禁止進口。其中「漉油菜」是一種日本的生野菜，在當地炸成天婦羅食用。為什麼要強調該項產品？地震之前我們也進口嗎？聽完記者會，越發覺得還有很多沒有說清楚的事實，可能會在將來一一浮現。但是非常確定，政府不會回避外國政府的「合理」訴求。只是民眾的合理訴求，政府也一樣不會回避而且積極解決嗎？

就台灣外在情勢而言，親美、拉日或者爭取加入CPTPP都該做，政府也講了：解除千葉等縣市的食品進口，不是加入CPTPP的充分條件，難不成是必要條件？外交談判桌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上得了，但是吃萊豬、迎福食真的可以為國家未來換到什麼？若現在不便說，將來務必要給百姓一個說法。這個訴求應該很合理！

我國要站上國際舞台，開放國內市場是必然的選項，現今解禁日本特定地區產品已是既定政策，在野黨若仍持反對言論徒增紛擾，也無濟於事。吾人姑且相信政府會用最嚴格的標準逐批檢驗，以回應社會大眾不安的情緒。唯消費者必須自主健康管理才是王道。當務之急，應該監督政府確實要求業者誠實標示產地，並且提供第三方檢驗文件，以便作出最合理的選擇。

蔡政府要如此討好美日，明顯地還是為了對抗中國，然而，事實上卻是因為從總統大選到公投與立委補選、反罷免立委等選舉，民進黨之所以能夠一路勝出，當然都是拜「抗中保台」紅利所賜。換言之，若是要繼續執政下去，保命丹就是隨時搬出「抗中保台」大旗，而且一定管用，因為這是國民黨被套上緊箍咒一樣無法翻滾，因此即便執政黨施政再爛，用人再差，只要使出此招，在野黨再怎樣有理，再怎樣義正辭嚴，結果都會變成「其奈我何」！

有這樣的保命符、續命丹，蔡政府接下來就是要讓所有她推出的政策，特別是抗中政策，能夠全面執行下去，未來執政再怎麼爛都沒關係，只要勝選，在野黨與共產黨再怎樣跳腳，都拿民進黨沒辦法。

因此，想要這招管用，對外就得結合美日，特別是從川普到拜登的美國政府，因為這兩任總統從頭到尾就在搞「對抗北京」的新冷戰政策，蔡政府和這個新冷戰步調若合符節，為此，討好白宮成了再自然不過的戰略布局。反萊豬被蔡政府打成「反美豬」就是這個戰略的戰術應用，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孫曉雅也願配合演出，結果呢？就是反萊豬公投沒過關。

既有這勝利方程式，那麼接下來就是拉攏日本，開放核食就成蔡政府最迫切任務。行政院發言人竟說是「因應日本合理的要求」，同時聲稱：台灣要航向世界還要用力划，開放福食後加入CPTPP更有望。誰都知道，加入CPTPP根本沒有執政黨所說這麼簡單，後面談判過程更是繁複，而且還會影響到國內相關產業。

然而，蔡政府根本不敢提這些細節與未來可能影響，以及我方必須考慮的因應對策。原因無他，只要扣緊我們不能比中國更慢加入CPTPP來「威脅」國人，不少國人吃這一套，執政黨的政治操作達目的就算成功；至於是否「喪權辱國」反正隨時都可用「合理化」理由來塞給國人，國人再反彈最後也會不了了之！在野黨當然更沒辦法翻轉這個情勢。

一切都打抗中牌，那麼拒絕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來台訪問；還有洪秀柱與汪洋談民主協商；還有北京冬奧和平鴿表演出「一鴿都不能少」……都可成為民進黨認定的中國統戰，而無意用對等交流化解「敵意」，結果呢？就是人民承擔一切苦果，民進黨則享受一切政治利益！

多數民眾不希望福島食品進口，因這不僅是食安疑慮，更是政府對民眾健康把關的態度問題；尤其開放福島食品沒有急迫感，政府更沒理由在沒有與民眾充分溝通的情況下，就開放福島食品進口。

進口食品要符合檢驗標準，但民眾有疑慮，政府要全力釋疑才對，而不是用這種強硬態度面對，就像萊豬一樣，政府認為先進口再說，反正民眾不要吃就好了，請問，這是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態度嗎？

此外，政府一直將開放福島食品與加入CPTPP做出強烈連結，這又是一種政治幻術，甚至是一種高明騙術，因為從沒看到任何國家對此做出正面表態，一切都只是政府一廂情願的說法。

負責任政府應該要說實話，即使不能說實話，也不該編謊話偷渡背後的政治企圖，因為這是民眾最無法接受的。更何況，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當多數民眾還持反對意見時，政府應反躬自省問題關鍵所在，而不該用強硬手段來挑戰民意，否則民意反噬將來得又急又快，到時候事實將證明，成也民意，敗也民意！

來看看日本在二○一九年底推動GIGA school的規畫。日本當局誓言要在五年內完成：一、每位學童都有一部電腦或平板；二、學童有適當的教材和評量工具；三、對教師提供完整友善的培訓機制和教案；四、透過學習環境彙整更多的資訊作為教育現場改進的依據。日本文部省體認未來是網路空間與實體世界交織的社會，透過更多的數位接觸，能讓下一代的國民，提早適應高速網路傳輸世代的生活方式。

日本主管當局有著縝密的規畫。對於使用的硬體設備，除準備預算外（公私校學生一體補助），也對透過業界統合載具規格（如Win／Chrome／iOS跨平台共用、機體重量等），降低教案、評量設計的門檻。對於教學媒體，除既有教材的數位化外，也考量現行教材數位化的可行性。未能數位化的教材，仍以混同教學維持教育或教學的目標。至於教師的培訓和教學法的構思，更是重點。從種子教師到研習會，都有計畫性的規畫。在管理端的設計更是考慮到評量、學習成效反饋蒐集、資料庫管理、大數據分析等多元層次的整合。

台灣目前教學現場是群體教學、個別學習、同儕互動等複式學習模式。群體教學多為老師講、學生聽，當一人一機的情境下，老師的角色為何？個別學習就是過去講的「自修」，以往寫寫習題讓老師批改。當一人一機的情境下，作業的型式多樣化了（文字、影音），老師有沒有能力及時批改或回饋？

同儕互動學習就是過去的分組活動，以往可以有分組報告、同儕評分。當一人一機的情境下，同儕學習可能是實體現場，也可能是虛擬遠距。同學的互動模式迥異於過去，同儕學習成果的展現也相對多樣複雜，同儕「互動」是否還存在？老師怎樣在這種虛實具存的學習模式中，扮演指導者或觀察員的角色？數位學習還有多少潛在的未知，倡議數位教學的專家想過沒有？

臆想四年後，小學教室的教學情形，不禁讓人擔憂。如果沒有好的設計和構思，數位化可能僅僅是買個載具，還要衍生每年都要採購更新數位設備的壓力。至於學生學習成效有沒有變好、生活素養有沒有提升？殊足堪慮。老師憑藉著四年的養成教育要面對年年多變的教育改革，有沒有辦法應對？還有沒有初任教師的信心與熱誠？

在推動教育改革的進程中，希望策略規畫的官員、學者多了解教育現場的實況，不是不能改，而是要有層次、有構想、有中心思想的改。開春的揠苗助長只能得到短暫喜悅，卻看不到秋收的黃金果實。進步一定會有的，耐心緩慢養成的果實更堅實甜美。

首先，要知道國家的安全需要各種技術。新冠肺炎剛發生時，幸虧我國有相當優良的紡織業，才使我們能夠生產高規格的口罩。最近政府要造潛艦，潛艦需要各種知識，可以想見潛艦需要相當特殊的焊接技術，普通的焊接絕對是不夠的。相信大家也知道通訊對國家的重要性，通訊牽涉到很多理論和技術，我們需要大批懂得電磁學的工程師，也需要懂得電磁波收發技術的工程師以及懂通訊的軟體工程師。以國家安全來說，我們就不能獨尊某一個產業。

我們又應該知道自己要發展的是精密工業，一個精密設備往往需要大量的精密零組件。一架噴射客機的精密零組件高達五十萬種。所有先進國家都有能力製造各種精密零組件，否則他們不可能有精密工業的。瑞士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們的精密工業在全世界領先，就以昂貴的錶來說，內部的零組件絕對是瑞士自有的。義大利的高價跑車，也是有一些特殊的零組件，多數也都是自己製造的。零組件當然包含特用化學品和材料，日本在這方面就表現得非常傑出。即使國家只注意半導體產業，也要因此而注意半導體以外的各行各業。半導體產業需要非常精密的機械和非常特殊的化學品。

假如我國只重視半導體產業，不僅國家的安全會有問題，我們的工業很難進入更高的境界，還會有薪資嚴重差距的問題。從事半導體產業的人，都有比較好的薪資，可是這種高薪資也帶動了房價和房租大漲，這不是一個好現象。政府實在應該注意我國薪資差距的問題。

薪資差距當然也造成貧富差距，我個人反對用政治的手段來解決貧富不均問題。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提高各種產業的競爭力，薪資差距就會減少。要提高各種產業的競爭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很冷靜的思考。有了冷靜的思考，才可能會有完善的策略。

國家實在不能再不重視產業的畸形問題，希望政府能夠重視如何提升所有產業的競爭力。這種競爭力的提升有助於國家的安全，能夠使我們的工業產品更加精良，薪資差距也會因此而縮小。如果我們不注意這個現象，國家安全可能出問題，工業不會進步，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撇開「公開穿著他國隊服，有失身為國家隊的國格和隊格」這個表面理由不談，那些遍布在相關報導下面的留言，諸如主張她「身著敵國隊服」而要求取消其出賽資格，或是認為她「缺乏政治敏感度」的緩頰說法，其實已隱而不宣指出問題核心。

台灣社會主流共識是，代表國家出賽的中華隊運動員，沒有所謂「政治和體育分開」的個人立場，而是體育不可避免受政治干擾，甚至必要時，體育還得為集體的政治目標服務。換言之，穿著「錯誤的隊服」、進行「錯誤的表態」，牴觸「抗中保台」的政治正確，才是黃郁婷引發眾怒的真正原因。

兩岸關係惡化以來，對「抗中保台」政治正確的堅持，及隨之而來對異議者的壓迫，早已滲入社會各層面，就連原本應講求科學、客觀的防疫、能源、食安、經貿和學術等領域，都未能倖免，更遑論國家投入資源、政治人物蹭熱度，激發民眾政治狂熱的國際運動賽事。

且看去年東京奧運，部分綠營政客、親綠媒體和網軍側翼將之視為絕佳「反中舞台」，他們把選手當成「抗中工具」，藉由不斷吹捧賽場上擊敗大陸對手的台灣選手，來強化兩岸對抗氛圍。與此相呼應的，則是不斷傳播各種外媒對大陸選手「非人化」和「妖魔化」的負面敘事，以及台灣選手如何和外國選手惺惺相惜的美化報導。

這些大內宣的操作，在台灣成功塑造出一波大陸遭到國際社會排擠、而台灣受全世界喜愛的輿論，不但間接支撐「抗中保台」路線，也提振民進黨政府執政聲勢。樂此不疲的執政黨和食髓知味的群眾，或許期待有機會能重溫舊夢。

然而，台灣社會對北京冬奧缺乏關注，甚至累積疏離情緒，最終演變成一股摧毀自己選手的衝動；這當然不只是因為參賽選手稀少、奪牌希望不高而已。更深層原因是，自從美國放棄抵制決定讓運動員參加後，民進黨就陷入進退兩難局面，在國際奧委會「溝通」後才改變立場決定參加開幕，更是顏面盡失。

現在連身為掌旗官的選手，居然追隨眾多外國選手傳遞大陸正面的形象，這讓北京冬奧作為「反中舞台」、選手作為「抗中工具」的政治價值不復存在；所謂「不管她得第幾名，都當作不存在」、「我不關心也不會看」的粗暴言語，反映的就是這種「得不到就摧毀」的挫敗感。

台灣無條件追隨美國「反中」，如今當西方政客和選手集體華麗轉身，才赫然發現，原來既沒有困住中國、也沒有鎖住美國，反而是自己被遺棄在空蕩舞台上。既然困不住中國，就困住自己；如果連自己都困不住，乾脆自我摧毀。

黃郁婷的遭遇，表面上看是她個人挫敗，實際上卻象徵台灣社會集體的失敗。她不是第一個充當宣洩集體失敗感的替罪羊，也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

法律規定有違反比例原則、明確性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等，即屬違憲；若有逸脫或牴觸憲法文本者，亦屬違憲。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的有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監察院審計長；總統並有任命行政院院長之權。總統與立法院的憲定人事權也僅限於此，不得以法律規定外擴該等憲定權力，因為憲法是用來限制國家機關權力的，如果以下位階的法律來擴大國家機關權力，就與憲法文本明顯牴觸。

以上的理論依據是來自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洛克的主張，他認為政府的權力是基於人民的同意，視權力的授與為「委託」性質，人民仍是最高權力者，這就是主宰現代憲法的限權思想。簡單的說，憲法除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外，最重要的就是限制國家機關的權力，由限權思想迤邐而下制定限權憲法，成立限權政府。總統與立法院的權力自是受到憲法的限制，如果容許以下位階的法律來擴大總統與立法院被限制的憲法權力，則立法院恐淪為毫無限制從側門、旁門、後門迎入擴大國家權力機關的立法，與憲法文本之規定大相牴觸明顯殊甚。

因此，如果要就檢察總長的任命擴大總統與立法院的憲法權必須修憲，而修憲的方式，參考各國的不同憲制，有規定檢察機關者，如俄羅斯、越南憲法；有規定檢察總長者，如新加坡、印度憲法；比較特殊的是瑞典憲法規定檢察總長隸屬內閣。

日本憲法第六章規定「司法」（第七十六條至第八十二條），其中第七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檢察官應服從最高裁判所制定之規則。」將檢察官規定於司法（權）章而不規定於內閣（行政）章。一如義大利憲法第一○七條所定，檢察官與法官為同享身分與職務獨立性保障的司法官；基於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所稱「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司法機關』，自非僅指同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之司法機關而言，而係包括檢察機關在內之廣義司法機關。」使憲法上檢察權的潛在性權力成為顯在性權力。

如要擴大總統與立法院對檢察總長的提名權與同意權，最簡便方式是仿襲日本立憲例，將前述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第二項的規定移置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規定司法權的條文）第七項，修憲簡易又無爭議。

檢察權與審判權實為司法權的內部分工，檢察官又為法治國的守護者，此一修憲方式，將檢察總長的任用憲法化，使檢察追訴與司法審判同受憲法第八條正當法律程序的限制，合於限權憲法的思維，也完備了法治國的完整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