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經濟，解封是必要的；但如果輕率由緊變鬆，極可能演變成失控，這是個兩難。近日本土案例多半發生在職場，諸如化工廠、科技廠和警局，聚餐、婚宴都成群聚熱區，基隆卡拉ＯＫ小吃店又與萬華的茶藝館有異曲同工之處。棘手的是，許多傳播鏈查不出源頭，而境外個案中不少是新移工所帶入，把關一疏失，就進入了工廠。

陳時中志在選舉，對長期繁複的防疫已露疲態。但在這節骨眼上，他若虎頭蛇尾，疫情一旦炸開，必定難以收拾，他便前功盡棄。目前我國接種三劑的比率才四成，七十五歲以上長者的兩劑覆蓋率僅七成，皆是防疫網弱點。尤其，肆虐歐洲的Omicron變種已傳至亞洲，台灣是否有能力接招，政府必須想清楚。

最近幾個防疫破口，都是陳時中惹的禍。國發會的「專案泡泡」出現三外賓確診，林右昌接觸確診者卻只要隔離三天，皆引發眾怒。急著放移工進廠工作，也讓東南亞移工帶入病毒在廠內傳播，成為新破口。陳時中的發條要上緊些！

習近平最近與拜登通話，引用中國老話「一個巴掌拍不響」和「解鈴還需繫鈴人」形容俄烏形勢，也暗喻美中之競爭。巧的是，邱太三也說，兩岸要有良好互動協商，一個巴掌拍不響。事實上，近年美中台關係已陷入「一個巴掌拍不響」的螺旋困境：民進黨借殼台獨，美國掏空一中，中共堅壁清野，共同推升了地緣政治風險與台海緊張情勢。

套句立委與邱太三詢答說法，蔡總統似乎跨過「台獨體系」，趨向用「中華民國體系」經營兩岸關係。但蔡總統建構的「中華民國台灣」論述，隱喻中華民國元年是一九四九年，現在只有七十幾歲。這個歷史與法統橫遭切斷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無關，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蔡英文的新國家論述，呼應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又切割兩岸連結；在北京眼裡，就是販賣兩國論。在此背景下，邱太三「維護中華民國主權不算台獨」之說，也被中共認為夾帶「私貨」。

邱太三倡議互相承認主權，意在打破兩岸僵局，卻有違背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關係條例之虞。憲法與兩岸條例是以「一國兩區」定位兩岸關係，法理上不可能存在兩個主權。蔡英文強調依據憲法和兩岸條例處理兩岸事務，陸委會主委卻提出有違憲法與兩岸條例的倡議，自然受到爭議。

邱太三的主張，若是蔡英文新國家論述的延伸，那麼互不隸屬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可能互相承認主權。然而，這不免令人懷疑意圖在法理上向新兩國論推進，因而被中共視為「製造釋放善意假象、行謀獨之實」。

要解開美中台間「一個巴掌拍不響」的上升螺旋困境，必須擺脫已經撞牆的台獨和危險的兩國論；而邱太三的論述略作調整，試圖創新兩岸思維。但關鍵有二：

首先，是互不否認主權。邱太三認為，前總統馬英九的「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不足，而要求「互相承認主權」；但他的倡議卻是輕率而莽撞的冒進之舉。如能小心翼翼朝「互不否認主權」與「主權相互含蘊」前進，已是巨大的政治工程，此外，還得兩岸重建政治互信才有可能。

更重要的，是兩個主權之上的頂層連結。兩個主權若缺乏連結，那就會變成改變現狀、踩踏中共紅線的「兩國論」或「一邊一國」。但如果維持某種頂層連結的兩個主權，不僅學理上有許多探討，國際上有許多實踐案例，兩岸間也可以有各種中程政治安排的想像。

重建政治互信，兩岸才可能互不否認主權；維持頂層連結，兩岸才有存在兩個主權的空間。事實上，邦聯、中華邦聯、大屋頂中國、一中三憲、大一中架構等都是類似探討，關鍵都在頂層連結。少了連結，走了岔路，就是紅線上的一邊一國或兩國論。

中共和台獨都想消滅中華民國，弔詭的是，台獨以中華民國為掩護，中共也以中華民國來檢驗台獨，皆維繫台灣在一中上的連結。台灣各界應誠懇提出國家論述，不能夾帶「私貨」，否則只會製造國家危難。中共也必須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否則一中在台灣失所附麗，形同協助台獨掏空中華民國，並為美國掏空一中創造機會。

自本波全球性高通膨現象確立以來，各界多關注在疫後供應鏈瓶頸與國際油價上漲所引發物價走高，較少留心到過去兩年農產品價格漲勢亦相當劇烈。2020年3月底至今，近月黃豆期貨價格漲了1.91倍、小麥漲了1.95倍、玉米漲幅更達到2.2倍。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資料顯示，今年2月份FAO全球食品價格指數創下歷史新高，甚至高於2011年糧食危機時的情形，加上有歐洲糧倉之稱的俄烏地區又深受戰事衝擊，供給必然受阻，使3月份價格持續上行。

FAO全球食品價格指數走升之所以令各國相當緊張，原因至少有四：首先，食物類物價占CPI比重高（台灣的食物類物價占CPI比重居首，達24.7%），食物價格走揚對拉升CPI效果甚大，讓各國政府不得不儘早推出因應措施；其次，食物為民生必需品、需求價格彈性低，食物價格失控將直接影響民眾福祉，對中低所得階層影響更鉅；第三，食物價格往往因菜單成本而有向下僵固性，也就是一旦漲價就幾乎不會再降價，不像能源或基本金屬等價格仍會隨著國際價格回跌而回落，是以對食物類價格上漲引發的通膨，更須及早抑制；第四，由於餐飲業菜單多以接近整數標價，極易過度反映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以台灣為例，食品或小吃漲價多以整數5或10元為單位調整，但在原本價格相對低的情況下，換算漲幅往往高於整體CPI的漲幅，因而出現嚴重的低估。

再者，過去兩年大宗商品雖呈現多頭格局，但相較原油與基本金屬價格的戲劇性起落，農產品價格上行態勢較不受注意，主要是食物為必需品，其需求彈性小、消費量相對穩定，並未因為疫情而有明顯波動，以致於在疫情爆發前後的價格波動亦相對不大。但隨後因供給面的負面影響慢慢浮現，加以農產品特有的保存期不長、生產過程有季節性因素等屬性（如疫情嚴峻時，若未能及時收成或銷售，產品可能因過期腐敗而無法進入市場），導致疫情趨緩後，農產品反而漸漸出現供不應求，甚至缺口擴大的情況。而這主要是因為需求面及供給面的錯位使然，因為需求端反映當下的需求，而供給面卻仍反應前一個生產週期不穩定的生產過程，導致產量下滑。

此外，俄烏戰事的高度不確定性，又全面引爆市場對糧食危機的疑慮，推升農產品價格飆升。因為若戰事延續，戰火下的烏克蘭難免會錯過小麥耕種階段，今年小麥供給勢必再度受影響，而俄、烏皆為小麥生產大國，合計占全球小麥出口近四分之一。要是再考量到俄羅斯亦是全球肥料最大的生產國，戰事拖延及對俄制裁將推升肥料價格，自2020年3月至今肥料平均漲幅達到驚人的390%，肥料價格居高不下遂成為今年農產品價格支撐力道之一。若未來肥料短缺影響農產品生產，只怕糧價漲勢會更加驚人。

綜上，過去市場相對較少關注的農產品價格走揚，或將成為今年全球經濟的風險之一。除了俄烏戰事影響外，農產品供需錯位特性所造成的供不應求，則需要時間來弭平，而南方震盪指數（SOI）卻又顯示，今年反聖嬰現象發生機率仍高，異常天候不利於目前處在耕種階段的拉美地區，尤其巴西、阿根廷等重要黃豆、玉米產地，徒增主要作物供給短缺的風險，均使農產品價格維持在高檔，並加大全球通膨壓力。在國際能源及基本金屬因產業關聯效果高，價格走揚已讓民眾產生萬物齊漲的焦慮，若加上糧價持續攀升，各國政府想單靠央行收緊貨幣政策拆解通膨危機與消除民怨，想必會難上加難。

近期在媒體輿論與官方之間討論甚多的「恢復徵兵制」議題，國防部為求周延，應趕緊解惑、配套、定案。

首先，當初在推動「全募兵制」時，並未考慮修憲，以致憲法第廿條「人民依法律服兵役」的法定義務並未改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九○號解釋且賦予推動「替代役」制度之根基與詮釋）。「全募兵制」推動初期，〈兵役法〉的修正，賦予了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士兵的服役級別，亦提供「募兵制」的兵力來源、待遇與相關配套。客觀上，我國並未廢止「徵兵制」，僅是將「義務役」改為「軍事訓練役」。

所以，嚴格來說，今日要檢討兵役制度，並無所謂「恢復徵兵制」的議題。

其次，我國「常備兵役」與「後備動員」是密切相關的制度扣連，不可脫鉤；尤其不可「頭重腳輕」或「兩套標準」。我國既考慮延長（回復）相當役期，就應以其他「中等國力」國家，例如以色列、新加坡的經驗做為借鏡。役期要延長、教召要嚴格，付出的社會成本就大，這是政府決心、社會共識與民心士氣的「連續性」成果；要做，就會有苦頭吃。

再者，國防部與內政部如今要將徵集流路、復徵年次、預判趨勢，以及營舍容納量、部隊訓練能量等整全思考、一體規畫。《中華民國一百年國防報告書》早預判，若繼續實施兵役徵集，到了一一四年的可徵兵員，將不到當年的一半。這只不過早就印證了月前立法院法制局提出的「十七年後可徵役男僅約五萬六千名」的窘境。如今，四個月役男實施經年，還有許多服完四月兵役的後備軍人，以及受完兩個月的軍事訓練役男，要如何轉軌、銜接？需有整體規劃。

報載，目前針對台灣年輕男子的普遍民調，竟有約七十％不願服役或上戰場。國防部此時要改弦更張、力圖精進，壓力何等沉重？何其不容易！盼主事者要加快腳步、集思廣益、抓對方向；這不僅是「民氣是否可用」的問題，也是「信賴保護原則」的問題。政策方向與輪廓清晰後，要運用一切國防與教育資源盡快去做。那麼，現今的改革機會，會比當初推動「全募兵制」要好；反之，情況可能更糟，不可不慎！

從市場經濟因素而言、俄烏戰爭推高了石油與黃金價格，大量資金轉往對美元相對強勢、價格相對穩定的人民幣避險。而較少被討論的國際政治因素則是，特定國家或政權領導人意圖規避美元霸權的制裁或制約。

近十年間，從北韓金正恩政權核爆、伊朗核武爭議，到克里米亞戰爭、反伊斯蘭國戰爭、伊拉克內戰、阿富汗內戰，到當前俄烏戰爭案例，我們可以觀察到、遭受歐美經濟制裁的國家或政權，為了保護國內金融穩定運行、除了仰賴地下金流外，也以加強與人民幣的匯兌合作來降低美元體系的制約。

戰亂造成的市場動盪與規避國際干涉，確實為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創造了新的機遇，人民幣也□然成為地緣政治風險下的避險貨幣。人民幣國際化雖在國際衝突中得到重要發展機遇，我們仍不宜輕易宣稱「人民幣即將稱王」。

首先，從國際金融體系來看，美元、歐元和英鎊依然占國際支付交易比重的八十％以上，相較於占比三點二％的人民幣，兩相差異依然懸殊。而中國目前在強國發展路徑上，其經貿體質對一籃子外匯亦有需求；因此即便人民幣全球交易比重來到十％，都不足以稱挑戰美元體系成功。

第二，從中國金融體制面而言：人民幣國際化之路，舉凡財政貨幣政策上的信用、金融監理制度上的信用、匯率調控制度上的信用及人民幣自由兌換等，皆是擴大人民幣國際化交易需要進一步克服的問題。

第三，從人民幣持有國層面言，對人民幣需求越高的國家，中國對該國或政權的干涉能力也越高。尤其人民幣並非自由匯率，非市場干涉因素仍多，任何持有大量人民幣的國家或政權必會對此有所顧慮。

短期內我們雖可預期，人民幣國際交易比重在戰爭衝突與油金價格上漲等避險考量下會一定程度上升。但人民幣要在短期內，甚至廿年內，成功挑戰歐美攜手打造的國際金融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若從國際政治的視角切入，更值得我們關心的議題應是，人民幣是否會成為中國和非民主國家之間更加緊密的黏著劑？或者成為一種「衝突貨幣」形成與歐美主流價值體系相對的另一陣營？

一如美國提倡的「韌性供應鏈」，強人專制政權間也需要「韌性金融」。不想依照國際主流價值進行政治改革的非民主、非市場經濟國家，或者受到制裁的軍事強人政權，都有誘因強化與人民幣的清算及匯兌機制。尤其在中國極力發展數位人民幣政策下，這些政權不用真正儲備實體鈔票，也能維持貨幣穩定與國際購買力。

而數位人民幣背後若連結起更多的原物料、糧食、黃金生產國，這些數位貨幣就越方便也越有價值，同時也強化了人民幣的市場地位。這就是為何當阿拉伯等產油國家宣布和中國交易改人民幣計價時，會引起美國為首的政治經濟學家重視的原因。若民主和非民主陣營的分立趨勢，擴大至金融體系分立的道路上，恐怕就不僅是俄烏戰爭規模的對立而已。

高雄橋頭地檢署上周大動作搜索廠內三名員工的住處及辦公處所，並朝「準放火」及「妨害公用事業」方向偵辦；高檢署檢察長更拉高規格，拋出「留意反社會分子藉此擾亂民心」的恐嚇性言詞。

國營事業員工的操作疏失過往並非罕見，例如二○一七年的八一五大停電，規模高達六百萬戶，直接肇因也確定是基層員工的人為疏失，中油董座當時因此下台，公司內部進行人事懲處，但未見檢調介入。

橋頭地檢署此番搜索興達員工住處及辦公室的時間點，落在經濟部專業調查報告公布之後，自然不可能衝著技術細節而來，而是明顯別有用心。一年內經歷四次大規模停電後，民眾對於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缺電保證其實已不具信心，每一次大停電事件的調查報告結論幾乎都是「人為操作疏失、無關缺電」，加上三○三大停電後次數頻繁且影響動輒超過數千戶的區域性跳電，對於蔡政府躁進的能源轉型政策猶如一記重擊。此時，考量經濟部調查報告已無實質說服力的窘境下，由檢調出手追究基層員工的刑事責任，不僅有利於高層從能源政策失當的責難中抽身，更可再度深植「人為疏失非缺電」的印象於民眾腦海中。

事實上，三○三大停電的關鍵並非發生爆炸意外的興達電廠，而是負責南部地區整體輸配電的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在興達意外發生後，該變電所緊接著出現故障跳脫，並導致南部所有發電機組接連跳機。受此影響的停電區域原可侷限於南部地區，因中部與北部電網在龍崎故障後，早早便切離，本可不受影響。

然而，中、北部後來也陸續停電，主因是中、北部自身發電量不足，且無實際可用的備轉容量，再加上南電無法北送後，供電電壓與頻率雙雙下降，各地電驛受到低頻衝擊而跳脫自保，最終擴大為全台停電。

中、北部缺電嚴重，南電北送行之有年，蔡政府在任近六年難道都不知情？現行能源政策「只思非核、不認缺電」，才是檢調該認真調查的重點。興達員工根本無從得知自家電廠故障，是否必然造成全台大停電；更何況專業人員怎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故意毀損設備？單一電廠的人為疏失由事業單位嚴懲並檢討因應措施，已然足夠。

至於大停電之後頻繁出現的局部區域跳電，則是因為各地變電設施在大停電事故的衝擊後，尚未有足夠時間接受徹底檢查與維護，便須上線進行電力輸配，饋線跳脫頻次因此增加，其實並不令人意外。究其原因，若非缺電，何以至此。

檢調追查全台大停電的罪魁禍首，一方面忽視缺電源頭是現行不當能源政策的事實，另一方面又將基層員工視為「反社會分子」，彷彿個個都有準放火、擾亂民心的意圖。真不知這樣的調查除了變相護航政府能源政策、凸顯政治辦案的算計外，對於國家社會到底能有什麼樣的實質貢獻？

台灣資通產業基礎穩健，主其事者若能把握城鄉數位轉型契機，將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並增強經濟成長動能。以民生交通而言，我們在街頭巷尾看到愈來愈多的智慧裝置，隨時隨地守護著外出者的行動需求。

例如各都會區新設的智慧停車柱，除可自動記錄停車格埋設的地磁所感應的停車時間外，還可偵測車牌、現場結帳及舉發違停，也無需任何紙本單據。本人因已申辦停車費自動代繳，不必結帳就能直接將車開走，可說極為便捷。惟目前智慧停車雖有優惠，但美中不足的是仍以半小時為計價單位。考量其計時的精準度，建議應改為以分鐘計價，將可吸引更多民眾使用，並強化停車格的換車率。這次展覽中，還看到兼具充電樁功能的智慧停車充電柱，一兼二顧，摸蛤仔兼洗褲，或將成為未來推廣電動車的重要支柱。

又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智慧路燈，也是一種智慧共桿（smart pole，或譯「智慧杆」）。它除了更機動節能外，還可附加行動通訊、智慧聯網、路況監視、交通管控、科技執法、環境感測、儲能充電、防災示警等功能。目前全球數億支路燈仍以傳統照明功用為主，值此電能與智能匯流的時機，智慧路燈的市場即將邁入春秋戰國時代，相信以台灣的資通實力，必能占有一席之地，為世界做出貢獻。另一方面，智慧路燈的資訊安全和個資保護格外重要，畢竟馬路如虎口，任何無心之過或駭客入侵，都可能造成無法彌補的災難。

回程路上，順道去大湖公園散步，觀賞近年因生態復育而回歸築巢的白鷺鷥，好不愜意！個人認為真正文明宜居的城市，不該全然以人為本，更應以友善萬物為宗。近日停電事故頻傳，究其原因，竟是鳥類築巢電線桿，或是松鼠誤觸電線等因素造成短路斷電，誇張的是類似事件幾乎天天發生。台電現階段除應優化電網穩定度外，也該通盤檢視供電設備的安全保護裝置。

或許有朝一日，智慧路燈和智慧電線桿都能成為禽鳥安全棲息的處所，展現都市叢林自在逍遙的新氣象。

（作者為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各級民意代表應本於扮演民間與政府間的橋梁，肩負為民喉舌的神聖使命；不是權利，是人民賦予的任務。既然志在擔任民意代表，要將此公職視為榮譽及使命；政府支給各項費用，維持與為民服務相關的開銷費用及應有的生活家計即可。

依據「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其政府支給包括研究費、出席費、交通費、膳食費、春節慰勞金、為民服務費、出國考察費、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等。此外，議長、副議長另有特別費。

上述各項費用林林總總合計，縣市議員約廿萬元，院轄市議員約四十萬元。政府支給費用，比起軍公教優渥許多，也足以養家及為民服務，鋌而走險觸法，何以面對地方支持的父老兄弟？

因此，政府對於民意代表聘請助理費用，宜規定在上述支給費用內勻支。如維持支給助理費用，其金額及如何審計、核銷、管理等，主管機關應徹底檢討，勿讓民意代表有詐領不當得利的機會。

顯然政府高房價施政方向應重新檢討。看到中央及地方首長只是以興建社會住宅作為高房價回應重點，完全無助解決此民怨之首！認清台灣房市是「大市場、小政府」結構，在絕大多數住房由民間市場所主導情況下，政府不可能透過極少數的出租社會住宅，達到「以量制價」效果。

政府首要關鍵應是健全市場機制。六都各行政鄰里地區，透過地理資訊系統，房市詳細資訊的供、需、價、量、質應完全即時透明公開，讓全民都能清楚掌握。目前房市資訊任由業者哄抬炒作，最近稽查竟仍有超過七成預售違規案件，政府應投入更多人力資源，整頓房市。建議房市銷售不實行為，不應只以「廣告不實」罰款了事，而應改以「詐欺」刑罰嚴懲，並公布不良業者名單，才能戳穿部分高房價的個案假象，不會造成高價定錨及全面擴散效果！

其次，政府應大力整頓「租屋黑市」，健全租屋市場。如此才能真正幫助弱勢租屋者。尤其當前政府提供的「包租代管」及「租金補貼」，都因租屋黑市使得弱勢家戶面臨看得到卻租不到的困境。

建議中央修訂《租賃條例》，建立租屋登錄制度，掌握租屋市場資訊。地方政府也應增加稽查租屋市場的人力，同時結合國稅局一起清查租屋黑市現況，並將增加租金稅收專款補助弱勢租屋族群。一旦租屋市場健全，租屋有保障，市民不需被迫購屋，需求減緩，高房價也會逐漸下滑。

地方政府應透過增加非自用房屋及土地的交易與持有成本，包括逐漸提高房地的稅基及其累進稅率，以降低房地的投資誘因。如此不但可以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改善地方公共建設；更重要的是促進房地有效利用，一旦投資房市無利可圖，房價自然下降。

猶記得我在二○一三年台北市副市長任內，上任四月初首要工作即訂定房屋銷售規範，整合地政、都計、建管、稅務及消保等單位，帶隊不定期執行聯合稽查房屋銷售狀況，強力執法並公布違規業者；同年又首創代租代管、愛心房東及老屋健檢政策；年底亦逐漸提高房屋及地價稅基；隔年四月更與財政部長研商立法，五月通過提高非自用房屋累進稅率，北市率先於七月實施囤房稅。

很明顯的看到台灣房價從二○一四年下半年即由台北市蛋黃區領先反轉下滑，然後逐漸向外擴散到新北及中南部地區。這現象與過去房價衰退都由新北蛋殼區開始才逐漸擴至台北蛋黃區的趨勢，大不相同。當然，後來房市政策逐漸鬆綁，房屋銷售稽查亦不積極，投資炒作風潮再起，再加上資金寬鬆、低利率，房價也就扶搖直上。

曾幾何時，台北市各項民調從首善之都變成吊車尾，這是對首長城市治理的警惕。市政建設涉及許多專業領域，避免「官大學問大」的階級治理文化，尊重且信任專業人才，將心比心的對待同仁，這是城市治理成功的絕對關鍵！

嘉義看守所筆者服務過，其戒護管理尚稱嚴謹，處遇亦稱得上法不外情。依監獄行刑法條規定，受刑人之祖父母、父母、配偶之父母、配偶、子女或兄弟姊妹喪亡時，「得」經監獄長官核准戒護返家探視，於廿四小時內回監。羈押法就此雖漏未規定，但法務部於民國七十六年函令看守所（副知司法院），偵查中羈押被告之父母、配偶、子女喪亡，準用監獄行刑法奔喪規定，看守所應即迅轉承辦檢察官就個案詳予審核，屬「核准制」，在外應加強安全戒護自不待言。

受刑人與被告返家探視屬監所特別戒護，前者報部核准、後者依收押機關陳院檢准駁。筆者曾戒護煙毒犯到高雄奔喪，來回馬不停蹄，讓人犯在極度尊嚴下送亡父最後一程，家屬連聲道謝並包給我等兩位戒護員各一千二百元紅包，婉拒無效只好悉數存入該犯戶頭奉還，只收紅包袋，故公門好修行，不是耀武揚威處，如何「法中情」事在人為。

按《法八三監字第二四五○四號》函示，戒護返家探視並非一律施用戒具，得由典獄長斟酌個案有無脫逃之虞決定，為順應民意，年齡逾七十歲及行動不便者應免用戒具，刑期未滿一年初犯之輕刑犯亦得免施用。

觀之本奔喪案，案主為女性，且為地方上有頭有臉的民意代表，戒護上危險顧慮相對低，名譽保護格外重要。因有罪無罪未定視同常人，況且她不是死刑犯或無期徒刑，將來還要回社會做人，既已派出五名戒護員，大可守住出口解開手銬腳鐐，畢竟在場有諸多親友，又在父親靈堂祭拜，戴戒具情何以堪。這種場合宜使用活動簡易腳鐐，俾打開及再上銬輕而易舉，施用戒具不得逾必要程度乃相關法所明訂。